一、建构的圆满与乌托邦:无名氏的文化反思品格(论文文献综述)
王佑安[1](2021)在《“新浪漫派”小说中的家国意识》文中研究指明“新浪漫派”作家的成长年代正值“五四”大浪后的余波,他们深受祖辈父辈传统教育的影响与西方文化思潮浸染,试图去贴近时代脉搏、担负社会责任,出走留洋的亲身经历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反差令他们对传统民族国家产生反思,甚而产生逾越种族与国界的人类共同幻想。其在传统言情的基础上,以疏离的姿态平静地返观人生与时代,从“小家”到“大国”,当宏大的家国主题落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故事,附着于一幕幕的生活场景时,其向内开掘的力量也就格外有力,这也是40年代“新浪漫派”小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文第一章简要梳理“新浪漫派”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对其家国意识形成的影响。少年孤寂,人生浮沉,中外思想融合,他们执着于探索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沟壑。第二章主要探讨“新浪漫派”异域情调小说中的家国意识。通过描绘异族生命的精神灼伤,表现出其对家国的深浓感情;从容穿梭与游走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涌现出对改造家国现实环境的诸多联想;在“别的世界”呼唤家国的情感认同与勇担责任、坚守理想的信念的回归。第三章着重探讨“新浪漫派”于时代漩流中所表露出的家国意识。多次辗转于战乱的生活,他们将对家国的眷恋都融化在对静谧河山的思念中;关注穿行于艰难时世的每个个体,在被浩荡的历史推动间始终存着最坚定的选择。第四章主要阐释“新浪漫派”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构建理想。在铺张扬厉、怪异繁复的文字间,审视解剖时代风暴,改造追寻新“星球”;赞美向善融洽的人际关系,并希冀将这种关系推向广泛的“乌托邦”世界。第五章分析梳理现代市民文学中的家国意识。在“新浪漫派”之前,现代市民文学作家已试图将小说从怡情向传播自身观念靠近,表现出对家国命运的潜在焦虑;“新浪漫派”在此基础上渗透入新观念,用个人化的疏离姿态更新对于理想人性与家国的探索。
葛天逸[2](2021)在《无名氏创作主题论》文中指出本文以无名氏的创作主题为研究对象,选择无名氏文学创作中内容最为丰富而又相互联系的六大主题即革命、救亡、情爱、罪恶、死亡、宗教进行解读、诠释和总结。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每一主题书写中所着重刻画的艺术形象、所呈现的艺术风格,阐析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中所包含的作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构想,探讨了无名氏创作中多主题交融互见的叙事特点,同时采取文本考辩的研究方法梳理和描述了无名氏文学主题表现上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文学史的意义上阐发了无名氏创作对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六章。绪论部分评述了前人对无名氏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无名氏研究历史的发展轨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阐析了本论题的研究目标与学术意义。第一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革命主题。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在无名氏的精神探索中始终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呈现出复杂而多层面的意义结构。本章从“叛逆与救赎”的五四新文学书写模式出发,分析了无名氏文学创作中的叛逆青年形象,剖析了无名氏笔下的叛逆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阐释了救赎背后的哲学依据。本章还从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人道主义、革命中的牺牲、革命与诗歌的关系、革命者的个性以及个人权利、革命信仰等等问题。此外,此章还分析了无名氏对国际革命者形象的塑造特点,从政党中的派系斗争等角度分析了无名氏革命叙事中的国际主义问题。第二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救亡主题。无名氏是在抗战时代崭露头角的现代作家,但其救亡叙事有其独特的关注重点和情节发展动力。无名氏小说的救亡书写中“原生空间”与“殖民空间”并存的城市、家园构型,寓含着无名氏个人的生命体验,无名氏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如救亡战争中的直接参与者、同情者乃至汉奸形象的塑造,都呈现出作者独特的文化思考。尤其是无名氏创作中对牺牲问题的理解,对民族“退化”问题的思考,都表现出无名氏的救亡书写在抗战时代的思想特点。无名氏聚焦于文化精神层面的救亡思考,显现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性意义和民族性特征。第三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情爱主题。无名氏是现代作家中的写情圣手,情爱、革命与救亡等主题的叙事往往融合在一起。本章抓住若干重点人物形象,分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因素,考察了无名氏以情爱为线索贯穿其他重要主题的基本特征,同时从重点作品的重要版本的比照辨析出发,阐析了无名氏情爱叙事方式的文学史意义,探究了无名氏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品的传播历程。第四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罪恶主题。罪恶是无名氏创作探讨人性深度与文化差异性的重要角度。无名氏的创作从嫉妒和背叛两大人性特点的揭示出发,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抽象的思考,从囚徒和劳改犯的经历、烧毛党和日军对平民的恶行等等出发,对人性之恶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描写。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婚恋悲剧和堕落生活的叙写方面,无名氏深入地探索了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的“知识之恶”。无名氏笔下的“恶之花”形象,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出了无名氏对处于时代苦难中的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思考。第五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死亡主题。无名氏在其各种主题的叙事中都刻意安排了人物的死亡结局,细致描写了不同死因的人物在面临死亡时的挣扎状态,通过这些不幸命运和场景描写,无名氏表达了自己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无名氏的死亡观是辩证式的,死亡对于生命而言,虽然是恐惧的,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体现出死亡的必要性,对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无名氏做出了肯定性评价。无名氏创作中对于生死转化中的死亡赋值问题的思考,也使得他的死亡主题书写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探讨,而具有一种别致的思想史意义。第六章阐析无名氏创作中的宗教主题。本章从重点人物皈依宗教的历程、原因出发分析了无名氏笔下起信叙事的文学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无名氏对于宗教起源问题的思考、对宗教美学蕴含的体认、对宗教本质的人性化理解等方面解读了无名氏对宗教生活的美学思考,从对于宗教神圣性和原则性的理解、对腐败的宗教徒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的角度阐释了无名氏的宗教批判理念的生成,从确立健康的人神互动关系、宗教崇拜方式的自由化理想等方面剖析了无名氏的宗教理想中的自由原则。结语部分剖析了无名氏创作中各种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总结了无名氏创作中六大主题叙事的各自特点,并将无名氏的创作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了它在文化精神上的独异性,指出无名氏是一个有着鲜明的自觉的文化构想的作家,他的所有创作都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对他的文化构想进行形象或象征、历史或现实的说明,这些作品,虽然创作的时代不同,体现的主题类型有别,甚至创作的构思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现出了无名氏的创作才能与他宏大的文化构想之间的完整对应与契合。
胡贝克[3](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认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张海艳[5](2020)在《无名氏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存在有些特别。上世纪40年代初他出版发行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使他变成海内外学者知晓的人物,获得极高荣誉。但由于环境等种种原因,他完成《无名书初稿》后,逐渐消失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又开始了对他的研究,无名氏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他的创作也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和肯定,研究者日益增多。查看与整理研究资料,笔者发现学界对于无名氏的研究,主要从无名氏的流派归属,以及从文化、文学史等角度对他的创作进行评论,也有对单部作品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无名书》等几部作品。但是,在无名氏的众多小说作品中,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对于很多读者都很陌生,而对于研究者们来说,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书名,目前学界对这部小说的整体研究还存在空白部分,因此本论文试图从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等几方面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一个整体的综合研究,理清这部小说的真实面貌,探究它与无名氏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使学界对于这部小说对于无名氏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试图回答一些研究者对无名氏及这部小说的一些疑点。本论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是绪论部分。对本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论述,学术界对于无名氏及其相关作品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然后对本文所要研究的《荒漠里的人》从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本论文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文本细读兼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荒漠里的人》的主题研究。这部小说主要写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后,韩国革命者金耀东由于战败从吉林宁古塔流浪逃亡到黑龙江西北部期间发生的故事。小说既有对民族革命者反抗的赞美,对个体生命与自然的探索,还有着通过对神与宗教问题的探讨来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第三部分是《荒漠里的人》人物形象的塑造,这部小说以韩国革命者李范奭的事迹为原型,是一部描写韩国和韩国人题材的长篇小说。本部分主要从小说中韩人形象的塑造、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形成的他者与自我的互相关照几方面来论述。第四部分是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主要从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及小说的语言艺术几方面来论述。《荒漠里的人》有着独特的叙事视角,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运用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采用了顺叙,非情节化的叙事结构;运用了华丽而诗意的语言风格,抒情兼哲理的表达方式,同时运用了丰富的意象和修辞手法,《荒漠里的人》既有后期浪漫派小说的语言特色,也有着自己的创新。总体来看,《荒漠里的人》是无名氏创作过渡时期的一部作品,无论是其创作内容、叙事方式还是语言风格方面,既有对以往风格的继承,也有新的突破和创新,文字方面也更具个人特色。这些风格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在无名氏的整体创作和在中国文坛中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孙琳[6](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袁婷婷[7](2018)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尤其民粹主义愈发灼人,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一般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推崇“人民”、拒斥精英,其以“人民”的现实关照为起点,并脱离实际极力夸大“人民”的社会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它有民主内涵,却容易走向专制;有爱国情怀,却常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有后现代主义素材,却将“解构权威”推向“大众狂欢”的激进路向。就一般特征而言,民粹主义具有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群体集聚的非理性。民粹主义变化多端、形式各异,探讨民粹主义必须结合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而展开。聚焦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人所谈论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语境中的狭义民粹主义,即企图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农村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推进,人们所探讨的民粹主义演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即推崇“人民”并批判精英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调整,政治制度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在此形势下,民粹主义在我国逐渐滋生并裂变,成为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公民意识、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就表现形式而言,当前我国民粹主义碎片化的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或在政治领域通过“广场狂欢”彰显大众权利,或在文化领域产出崇尚大众审美并拒斥高雅文化的文艺内容,或是在民族精神层面渗透极端民族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当代我国民粹主义坚持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秉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遵循以上哲学方法论,当代我国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出以下具体特征: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文化取向上的拒绝高雅、主体构成上的草根性、存在形式上的碎片化与依附性。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我国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实质上却具有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因“人民”“民主”口号的迷惑性,我国民粹主义更具潜在威胁性。由于使用人民、公平、民主等词汇,民粹主义很容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歪曲与渗透。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势必会遭遇民粹主义的挑战。当前民粹主义主要通过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秩序、政治认同、民族精神等层面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反思如何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自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为我们审视如何应对当前民粹主义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力、在经济层面强化人民的获得感、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在西方民粹主义集中迸发的形势下,我们也亟需汲取西方民粹主义生发的教训,着力在全球化时代下维护社会公平、夯实党的认同基础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探寻和对民粹主义西方镜鉴的审视,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现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在理论层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粹主义的能力,又要审慎调合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我国所暴露出的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同在、政治转型与公民意识不成熟、全民用网与网络治理不到位等深层次矛盾。本研究从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夯实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多轮驱动地疏导民粹主义,尝试分析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能路径。
王莉莎[8](2017)在《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名氏是一位颇具宗教情怀的作家,他试图从宗教的角度对人类生命意义进行形而上的探索和追问,把宗教关怀的目光投向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对基督教和佛教相关宗教理念的吸收和借鉴,又有对东西方宗教思想的融合和反思。这种糅合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叙事与“五四”时期大多数作家的写作风格有所不同,形成了无名氏独具个人特色的宗教观。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基督教色彩。无名氏在他的小说中使用了极具基督教色彩的文学语言,采用拟《圣经》文体进行创作,在其中大量使用《圣经》语汇,并在一些作品中直接引用了《圣经》原文,以此来表现小说人物、丰富叙事内容,表达个人情感、增强审美意识,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与此同时,他也在小说中塑造了多位生动形象的女性人物,根据她们所表现出的性格、行为特征,可以从中归纳出基督教中“圣母”、“天使”和“魔鬼”三个宗教原型,带有较为明显的宗教寓意。本文第二章主要探讨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佛教色彩。无名氏对佛教文化表现出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的小说中既有对佛教思想的吸纳和借鉴,表现出一种空苦无常的悲剧情怀;又有对佛教美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表现出一种超脱、空灵的审美旨趣。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十分肯定并欣赏佛陀的追求进取精神,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对人生真理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其最高理想目标即是要获得生命的圆全,实现人生的圆满。本文第三章着重探讨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宗教反思。无名氏非常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想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深入探求解决现实问题和人类信仰危机的办法,进而将探索的目光转向人类深层精神世界。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对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宗教的反思,又有对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思考,他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建构起他的“大宗教”写作理想。无名氏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和文化理想,他不单立足于现实社会,更是着眼于未来,时刻保持昂扬的精神斗志,在苦难和困境中不断探索人生的自由之路。
杨云飞[9](2016)在《论无名氏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文化内涵》文中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名氏无疑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曾以《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部言情小说蜚声文坛,获得极高的声誉。而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一度消失在文学史的视野中。20世纪80年代随着海外汉学的兴起,无名氏同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系列作家一起回到大众的视线当中。独特的命运遭际、坎坷的爱情经历、对文学的不懈坚持和追求、留下的极具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学遗产,都使这位传奇作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纵观众多的研究文章,笔者发现对于无名氏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存在主义主题、艺术(特色、文体风格、美学格调等)、叙事特征、浪漫传奇、韩人小说、爱情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等方面,虽然在已有的研究资料中对无名氏作品的文化内涵有所提及(例如文化反思、文化理想),但是对无名氏小说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文试图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石,同时借鉴、吸收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并试图打破已有的研究视域,通过与40年代主流文学的对比,从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联系入手,探索无名氏40年代作品的文化内涵,以期能有新的发现。本论文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无名氏40年代作品对主流文学的超越性。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主流的中国文学的梳理,阐述主流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再将无名氏的作品按题材分为爱情小说和哲理小说,并与同时代的同题材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比较,显现无名氏作品的独特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性。第二章:无名氏40年代作品与世界文学思潮。这里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学思潮。20世纪40年代整个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和硝烟中,战争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和精神的寄托,空虚无助的人类不知道未来该走向何处。于是,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然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消退,一定程度上仍然占据主流。中国现代文学受现实主义影响颇深,但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也感受到来自于现实主义的制约,而现代主义独特的、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新颖的文学形式,强大而细腻的心理分析功能,独特的感受生活的角度逐渐受到作家们的青睐。无名氏曾大量阅读西方的现代主义经典着作,对现代主义也颇为喜爱,并在不自觉中影响了他的创作。从《金色的蛇夜》中可以看出无名氏对现代主义的偏爱,对经典的现代主义着作的引入也标志了中国文学较早的与世界文学潮流的接轨。第三章:“乌托邦”式的新文化蓝图的构建。无名氏的《无名书》是一部探索心灵的大书,在寻找生命的过程中也为人们建构了一幅极具“乌托邦”意味的新文化蓝图。“乌托邦”的概念来自于西方,然而,“乌托邦”在我国也是早已有之,老子的“理想国”就是一种对“乌托邦”的想象。清末,处于动荡时局中的中国人再一次对“乌托邦”产生了兴趣。晚清的文人名士们创作出了许多带有人文幻想性质的作品,甚至到现代文学时期,这种对于理想“乌托邦”的构建也没有停止。无名氏要建立一种融合的大文化的“乌托邦”,使全人类的精神得到寄托,最终获得永久的幸福。这种“乌托邦”建立在儒、释、耶即全球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很明显这种文化观念的产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融汇了中西,也超越了中西的文化观念,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见的,也是极具世界意义的。因此,本章将详细介绍乌托邦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演变、乌托邦的文化价值以及具体到无名氏在《无名书》中构建的乌托邦文化蓝图的文化价值。
任传印[10](2014)在《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义重构和终极关切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命题,现代中国的宗教界和文学界都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予以回应,其中宗教界作者和文学界作家皆塑造出大量的“宗教人物形象”,以此彰显其意义建构和终极关切旨趣,并体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理想。因此,从意义重构的角度探讨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历史存在,考量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在收集整理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相关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现代意义重构的语境,主要运用文化学理论、意义理论、终极关切理论、现代性理论、形象诗学理论、人格学理论、文艺美学等多学科资源展开研究,坚持“双领域、多维度、分类别、系统化”的总体原则;同时,综合运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历史爬梳与理论透视、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梳理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宗教人物形象”的丰富涵义、艺术特色及典型个案。论文首先对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进行宏观层面的认知。首先,从中国历史背景、宗教渊源、文学背景三方面,把握“宗教人物形象”的生成动力和缘起特点。其次,论文对不同宗教类别的“宗教人物形象”及作家作品进行分类梳理,结合宗教渊源和作家文化立场对“宗教人物形象”塑造进行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论文归纳出“宗教人物形象”意义诉求的三种类型,即以宗教信仰为导向的宗教性书写、彰显现代人文诉求和价值重估的批判式塑造、参与文学审美价值创构的艺术化运思。本文指出,这是“宗教人物形象”意义创构的三足鼎立形态,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人物形象相比,既有某些共性,亦有其特殊性与丰富性。在对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塑造予以类型归纳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探讨每种类型在意义重构方面的主导意蕴,同时也充分考量其艺术特征及达到的艺术成就。本文认为,“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能够充分传达其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感,同时也兼有审美价值,艺术上则体现为宗教传播与审美创造的张力,此类型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宗教资源、宗教信仰者形象及特定的书写样式,强化了其先天不足的宗教性终极关切。“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能够彰显现代人文诉求和理性精神,艺术上则体现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交织,此类型与现代文学总体的发展轨迹高度同步,同时创构出现代理性与传统宗教的对话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中的人神对话主题及艺术探索。“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化运思,能够不同程度地借用宗教符号潜在的文化影响和审美价值,运用程度高者强化了文学的终极关切,不仅承接古典文学传统,而且借鉴西方基督教文学成就,开创、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风貌。三种模式在文学史上各有其历史意义。在宏观认知和综合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还从专题研究的角度进行案例聚焦,同时与前文的类型梳理与模式分析相呼应。首先,现代文学“弘一法师形象”与“耶稣形象”都是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形象”,充分表现出宗教圣贤人物的终极关切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两者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异同,并探讨其多种成因与历史价值。其次,宗教皈依是现实宗教人物的重要转捩点,也是研究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的关键点,因此论文结合前述塑造类型,深入集中地探讨宗教皈依过程中的文化意蕴、审美价值及艺术特色,结穴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最后,现代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重要内容,武侠小说家塑造出大量“宗教人物形象”,本文亦结合上述背景予以专题研究,同时对此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现代武侠小说“宗教人物形象”较多地承接传统,整个通俗文学亦呈现此特征。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意义重构的背景下出现的,作家的宗教背景与文学造诣是决定“宗教人物形象”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最核心因素,三足鼎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在意义重构方面各有不同侧重,艺术方面也自有其优长与不足,案例分析亦从微观层面予以证实和呈现。“宗教人物形象”强化了现代文学的意义创构能力与思想性,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长廊、性格塑造与艺术探索,体现出现代作家的人文视野与宗教文学的生命力。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涉及人物形象塑造、世俗与超越、求真与向善、文学与宗教、信仰与审美等若干重要人文议题,可以展开多方面、更深入的后续研究。
二、建构的圆满与乌托邦:无名氏的文化反思品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构的圆满与乌托邦:无名氏的文化反思品格(论文提纲范文)
(1)“新浪漫派”小说中的家国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时代与个人的混响 |
第一节 生命起点:家国意识的奠基 |
第二节 时代精神熏陶:人类命运的思考 |
第三节 “新浪漫派”家国意识的异同 |
第二章 异域书写中的家国情怀 |
第一节 “流浪人”与“亡国奴” |
第二节 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反思 |
第三节 “祖国”与“别的世界” |
第三章 时代漩流里的家国书写 |
第一节 惊险畏惧下的静谧故梦 |
第二节 动乱飘零下的个体选择 |
第四章 “浪漫星球”中的家国想象 |
第一节 改造与突围的信念 |
第二节 “乌托邦”式的世界之梦 |
第五章 在“自我”与“家国”间徘徊 |
第一节 “新浪漫派”与现代市民文学的现实向度 |
第二节 “新浪漫派”的个人化色彩及其与时代的疏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无名氏创作主题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无名氏研究综述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第一章 革命:“一种伟大神圣的感情” |
第一节 叛逆与救赎:投奔革命的前奏 |
第二节 人道、生命与革命诗学 |
第三节 回归家园时的观念争辩与路径选择 |
第二章 救亡:“用躯体来喂养祖国的黎明” |
第一节 救亡书写中的城市记忆 |
第二节 救亡战争中的人物刻画 |
第三节 救亡叙事中的理性沉思 |
第三章 情爱:“比一切高峰还高的高峰” |
第一节 恋爱人物的性别叙事 |
第二节 叙述方式的承袭与超越 |
第三节 版本修改与叙事完善 |
第四章 罪恶:人类的“永恒黑暗本体” |
第一节 抽象的罪恶:人性之恶 |
第二节 具体的罪恶 |
第三节 知识之恶 |
第五章 死亡:“生命被嘲笑的时刻” |
第一节 在恐惧中反抗死亡 |
第二节 死亡是对生命的一种肯定 |
第三节 生死转化中的死亡赋值 |
第六章 宗教:“追寻一种伟大的虔诚” |
第一节 皈依宗教的起信叙事 |
第二节 宗教生活的美学思考 |
第三节 宗教批判的理念生成 |
第四节 宗教理想中的自由原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无名氏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荒漠里的人》的主题意蕴 |
2.1 对悲剧性反抗的赞美 |
2.2 对个体生命与自然的探索 |
2.3 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 |
第三章 《荒漠里的人》的人物形象 |
3.1 韩人形象的塑造 |
3.1.1 以李范奭为原型的主人公形象 |
3.1.2 充满斗争与反抗意志的革命者形象 |
3.1.3 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者形象 |
3.2 中国人形象的塑造 |
3.2.1 韩人精神上的共鸣者 |
3.2.2 韩人现实生活中的协从者 |
3.3 “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照 |
3.3.1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冲突 |
3.3.2 “他者”关照下的“自我”反思 |
第四章 《荒漠里的人》的艺术特色 |
4.1 小说的叙事方式 |
4.1.1 独特的叙事视角 |
4.1.2 抒情与叙事相结合 |
4.1.3 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 |
4.2 小说的叙事结构 |
4.2.1 顺叙结构的运用 |
4.2.2 非情节化结构的采用 |
4.3 小说的语言特色 |
4.3.1 华丽而诗意的语言风格 |
4.3.2 抒情兼哲理的表达方式 |
4.3.3 丰富的意象与修辞手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6)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二、擅权的奸佞 |
三、滥权的胥吏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小结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一、原典文献类 |
二、研究着作类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民粹主义的学理考究与理论内涵 |
第一节 民、民粹及民粹主义 |
一、民、民粹 |
二、民粹主义 |
三、基本概念辨析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
一、民粹主义之于西方演进 |
二、民粹主义之于中国流变 |
三、中西方民粹主义沿革之启示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及其一般特征 |
一、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 |
二、表达不满的批判性 |
三、群体集聚的非理性 |
第二章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存在样态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流变 |
一、“改革潮”的到来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发酵(1978-1992)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成(1992-2000) |
三、社会矛盾的集聚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频发(2000 至今)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背景 |
一、改革深水区中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爆发的重要诱因 |
二、民主政治发展中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是其形成的政治土壤 |
三、市场经济中价值取向的多元所导致的精神迷失是其酿发的价值因素 |
四、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兴起的媒介条件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样态 |
一、政治民粹主义 |
二、文化民粹主义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第四节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相关概念辨析 |
一、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新左派思潮 |
二、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群体性事件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与实质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考辩 |
一、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 |
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
三、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 |
一、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 |
二、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 |
三、文化取向上的拒斥高雅 |
四、主体构成的草根性 |
五、存在形式的碎片化与依附性 |
第三节 民粹主义的实质 |
一、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 |
二、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 |
三、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判定标准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功能 |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 |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判定标准探析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
一、“人民”的名义曲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二、“民主”口号歪曲了民主理念 |
三、个体权利的过分张扬遮蔽了健康的公民意识 |
四、绝对平均的利益诉求扭曲了公平正义原则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
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冲击 |
三、对道德秩序的破坏 |
四、对政治认同的解构 |
五、对民族精神的悖离 |
第五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学理思考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
一、对盲目推崇农民的指摘 |
二、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批驳 |
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 |
一、推进民生建设从而预防群体性事件及其向民粹主义的衍化 |
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防范民主政治倒向民粹主义 |
三、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从而防止弱势群体滋生民粹主义 |
第三节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
一、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
二、在经济层面强化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的获得感 |
三、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 |
第六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域外镜鉴 |
第一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考察——以“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获胜”为例 |
一、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及其民粹主义表征 |
二、对民粹主义影响的理性审视 |
第二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
一、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经济根源 |
二、代议民主的政治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政治诱因 |
三、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价值因素 |
四、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重要温床 |
第三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
一、以维护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平为基本方向 |
二、以夯实党的认同基础为主要定位 |
三、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途径 |
第七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统领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 |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以及时澄明民粹主义的文字陷阱 |
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立体呈现民粹主义的真实面相 |
三、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扬弃以充分发挥对民粹主义的价值引领 |
第二节 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核心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 |
一、落实机会公平以保证共建 |
二、改善民生以促进共享 |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富 |
第三节 以强化广泛深入的公民政治参与为保障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 |
一、增强党的执政权威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领导助力 |
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依托 |
三、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法治保障 |
第四节 以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为手段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 |
一、发挥新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导向功能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教化作用 |
三、优化外部场域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环境氛围 |
第五节 以互联网治理为重点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 |
一、以心系网民为导向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
二、以队伍建设为依托强化网络正能量 |
三、以法治化治理为手段规范网民行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基督教色彩 |
一、《圣经》语言——叙述方式的择取和语言化用 |
(一) 拟《圣经》文体——话语方式的借鉴与抒情文体的运用 |
(二) 《圣经》语汇——词汇的移植与意义的转化 |
(三) 《圣经》原文引用——丰富文本与表达情感 |
二、“塔里的女人”们——仿圣经式的人物形象 |
(一) 慈爱的“圣母”形象——郑蕴如 |
(二) 灵动的“天使”形象——瞿萦 |
(三) 堕落的“魔鬼”形象——莎卡罗 |
第二章 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佛教色彩 |
一、不圆满的爱情——空苦无常的悲剧情怀 |
二、“空灵”格调——浑然天成的浪漫禅境 |
三、在困顿中寻求“圆全”——生命本相的多重拷问 |
第三章 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宗教反思 |
一、走向西方到回归东方——无名氏对基督教和佛教的反思 |
二、融于自然的“悟道”——“道”的精神指引 |
三、“大宗教”理想的建构——信仰的升华与文化的新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论无名氏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文化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无名氏40年代作品的独特性及其对主流文学的超越 |
第一节 40年代主流文学概况 |
1. 何谓“主流文学” |
2. 主流文学的创作 |
第二节 无名氏40年代作品与主流文学相比的独特意义 |
1. 无名氏的文学道路 |
2. 无名氏作品的时代超越性 |
第二章 无名氏40年代作品的世界文化内涵 |
第一节 40年代西方文学思潮 |
1. 理性的衰落和非理性的蔓延 |
2. 现实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及重要作品 |
第二节 无名氏《无名书》的世界文学思潮的观照与继承 |
1. 《无名书》与西方文化的互相观照 |
2. 《无名书》与西方文学潮流的接轨 |
第三章“乌托邦”式的新文化蓝图的构建及其价值 |
第一节 “乌托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
1. 西方以及中国“乌托邦”的产生与演变 |
2. 乌托邦的文化意义 |
第二节 无名氏建构的“乌托邦”新文化蓝图 |
1.“星球农场”与“星球哲学” |
2. 无名氏新文化蓝图——“星球哲学”的乌托邦属性及其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1.2 范畴厘定与研究综述 |
1.3 理论方法与框架结构 |
上编 大变革时代“宗教人物形象”的生成与认知 |
2 立象言意:“宗教人物形象”的背景分析 |
2.1 价值基点:“宗教人物形象”的历史透视 |
2.2 源头追溯:“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渊源 |
2.3 语境探幽:“宗教人物形象”的文学动力 |
3 多维审视:“宗教人物形象”的类别梳理 |
3.1 现代作家与“佛教人物形象” |
3.2 现代作家与“基督教人物形象” |
3.3 现代作家与“道教人物形象” |
3.4 现代作家与“伊斯兰教人物形象” |
中编 意义重构中“宗教人物形象”的意蕴与特征 |
4 信仰承继与现代创构:“宗教人物形象”的宗教性书写 |
4.1 彰显宗教终极关切 |
4.2 信仰与审美的张力 |
5 人文诉求与价值重估:“宗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 |
5.1 复古取今,别立新宗 |
5.2 宗教资源,艺术扬弃 |
6 审美建构与意义传达:“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化运思 |
6.1 参与审美价值与意义的创构 |
6.2 宗教人物形象的艺术性转化 |
下编 焦点透视中“宗教人物形象”的交集与探寻 |
7 千江映月:“宗教人物形象”的典型分析与专题研讨 |
7.1 圣贤气象:“耶稣形象”与“弘一法师形象”比较 |
7.2 殊“图”同“皈”:现代文学“宗教皈依”书写研究 |
7.3 佛踪道影在江湖:现代武侠小说“宗教人物形象”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四、建构的圆满与乌托邦:无名氏的文化反思品格(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浪漫派”小说中的家国意识[D]. 王佑安.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无名氏创作主题论[D]. 葛天逸.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无名氏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研究[D]. 张海艳. 延边大学, 2020(05)
- [6]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7]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袁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8]无名氏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意识[D]. 王莉莎. 吉林大学, 2017(08)
- [9]论无名氏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文化内涵[D]. 杨云飞.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10]形象·意义·审美—中国现代文学“宗教人物形象”研究[D]. 任传印. 浙江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