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封来信引出的话题 土地承包:要让农民作主（论文文献综述）
周庆智[1]（2021）在《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文中提出信访的本源和实质是一个权利问题,但其权利概念及其主张,却不能置于个人权利和公民权范畴上来理解。从权利观念史的角度看,信访不仅以历史文化传统为价值基础,也以现代政党国家体制为制度条件。信访的文化解释则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连贯性上把制度（结构）与文化（价值）关联起来,关注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后面的权利观念的根据和意义,一方面要证明信访所揭示的传统权利观念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而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要辨识信访制度或信访过程后面的权利观念的历史文化特性、理论基础和现代制度意义。
老藤[2]（2021）在《北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谷穗回顾根部,不仅仅是致谢大地。——题记第一章引子榻上呓语:我是一条快要风干的鱼,躺在龟裂的湖底,能听到地下河哗哗的响声,我和流水间隔着板结的大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鱼将改写历史。不可否认,有些名垂青史的思想家竟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许一个人健康时所有的言论都不足为奇,甚至废话连篇,当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且病入膏肓时却语出惊人,能道出许多离奇的观点,这种人应该是大器晚成的哲学家。
胡伟斌[3]（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高鲜花[4]（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指出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徐洁[5]（2019）在《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文中认为人民司法传统是中国共产党自陕甘宁边区1创建司法制度以来,所形成的司法理念、技术与实践的总称。它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改变,自身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作为一种司法形态,人民司法传统是国家司法职能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其一方面是执政党合法性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因而需要体现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有效性的需求,以实现司法领域的社会整合。在这层意义上,人民司法传统暗含的政法逻辑与国家体制运作的原理是同构的。具体来说,人民司法传统的形成与嬗变伴随着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革命叙事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叙事,这一过程以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并开启现代性为宏观背景。换句话说,对人民司法传统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中国现代性发生与建设特点的认知,后者嵌入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社会系统两个层面变迁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中。基于此,为了对人民司法传统在当下的定位有更为准确的判断,在中国现代性的视域下对人民司法传统历时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加以阐释便是较为恰切的路径。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一部由革命谱写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的实践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再到五四运动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道路,以及在此背景下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到共产党建立起新政权,中国最终以人民民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政权选择过程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平等价值,又承继了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泛道德主义的深层特性。建国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人民民主的理念与以其为核心的制度性建构和相关话语形塑着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人民司法传统便是这一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人民司法传统从陕甘宁边区大众司法的确立到建国后日益成熟的实践,与政权的形成到完善同步,并始终贯穿着人民民主的要求,具体体现为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与法律面相的依附性。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决定了中共领导下人民司法传统的终极目标是善,法官不仅是法律的适用者,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布道者。在司法的体制建制中,体现在对司法审判人员选任与管理的要求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个方面。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依附性与其政治面相的教化性是一体两面,其法律面相更注重可操作性层面的相关制度规定,具体体现在服从党的领导和为中心工作服务两个方面。在革命的主旋律以及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社会改造的背景下,人民司法传统走向道德评价的极端,最终自我消解。中央吸取建国初三十年国家建设的教训,及时将国家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微观领域扩大经济主体经营自主权、中观层面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和宏观政策环境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即日益理性化。经济社会的理性化体现为个体的自主性和趋利性、交互关系的抽象性以及通过知识的制度化维系的社会秩序。法律是最主要的制度形态,它代表国家意志,将社会各个系统纳入制度的轨道,通过作为抽象机制的专家系统对社会进行技术型治理。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不再以先验的价值认同为纽带,而是建立在以深度自我和欲望生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之上。司法系统是理性化的经济社会中作为专家系统存在的抽象机制,它以社会信任为运作基础,具有抽象机制的“脱域”特征。在经济社会理性化的驱动下,人民司法传统发生嬗变。在政-法关系的视角下,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体现为:一是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司法专业性的提升,具体通过法官资格与晋升标准对专业性的考量和审判方式的形式理性化两方面体现出来;二是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由对政治的依附性逐渐变得具有自主性,这从服从党领导司法以及司法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内容与方式两方面体现出来。尽管在经济社会理性化的驱动下,人民司法传统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推进,但历史多维度的演进并没有使得人民司法传统彻底褪去自身的特性从而变成一个全新的司法形态,而是在中国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相反相成的关系下逐渐形塑出道法二元的司法格局:一方面,通过司法的常规化途径进行的社会整合体现了司法覆盖的广度与延伸的深度,但司法的基础能力较为薄弱,其无力整合转型时期多重性质交织的社会秩序,这集中体现为实践中司法供需失衡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常规化的司法“无力”处,由司法至高的道义性与国家专断权力发动的“继续革命”以司法动员的形式试图集中有限的资源克服常规化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司法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往复之间,司法道义性与合法性的冲突不时显现,并成为当下道法二元结构下司法运作的深层困境。当下道法二元结构下司法运作的深层困境追根究底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困境,这一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进一步放大。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点是信仰的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理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并通过孕育出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耦合。非西方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为解决可能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通过重塑一元化价值与一体化整合模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以经济社会的加速重建为表,以实现民族复兴为核心的文化政治诉求为终极关怀,这使得其仍未摆脱建立在道德一元论基础上的一体化整合模式。在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与价值冲突愈发激烈,这一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在扞卫国族利益、实现公民的身份认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各有利弊。综合权衡国内外秩序特点,人民司法传统的定位应当区分对外以民族认同为核心的主权逻辑与对内以宪法为中心的治理逻辑。
吕翼[6]（2016）在《寒门》文中研究说明一群寒门孩子的苦难张望一曲高考学子的爱恨挽歌一碓房村是茫茫无边的乌蒙山区里一个小小村落,虽然隔酒州县城有五十多里,略显偏僻,周围是山,交通曲折,但怀抱着上千亩的良田沃土。那土层至少是上万年的堆积,黑得发亮,黑得发臭,一锄下去,只听"滋"的一声,一团黑泥就起来了,随手拾起,掰开一看,里面全是植物腐朽的根叶,湿湿的,软软的,绵绵的,松松的。村里人夸耀土地出种,不说能产
乔惠波[7]（2015）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蔡清伟[8]（2014）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上、中、下三篇为结构叙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通过对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是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本论文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论述认为：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根本保证。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是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行使自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根本。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村民当家作主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中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和谐农村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广大村民共同遵循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通过村民的民主监督方能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依法治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根本途经,也是中国共产党6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证村民各项民主权利,实行依法治村。这就是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60多年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的主旨。具体三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篇是党的领导篇,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后分为两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党组织对于“三农”领导机制、体制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总的看来,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广泛展开,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是党的“左”倾指导思想恶性循环的20年。这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既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严重失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一次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强调坚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的同时,逐渐改变党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权力结构模式的比较成功的转变。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并不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党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这种主导性的力量的发挥不应依赖于对农村社会的直接管控来实现的,而要通过改变其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自治”制度必须以不断提升“自治”功能为根本。“自治”功能提高的出发点应是构建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也应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篇以“村民当家作主”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村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共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社会管控模式,虽然从理论上一直讲权力的人民性,但权力运行方式上一直是不断升级的高度集中的“代民作主”的管理体制。从农民协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民当家作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政治委托权利”的成分则逐渐增多。1978年对中国农村来说,是新中国以来乡村治理模式一次范典的转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次转换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创新的内源和动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是乡村经济管理革命的里程碑。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诱发了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的诞生。1980年村民委员会在广西乡村诞生。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象征。村民自治标志着村民真正逐渐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下篇以“依法治村”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共“依法治村”的曲折探索。任何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定应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法制的瘫痪,但也正是“无法无天”的十年使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公民更加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理念指导下,中国法制一步步更加完备,“法治”理念也逐渐彰显,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下,中国底层农村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
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9]（2013）在《70年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王扬[10]（2010）在《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本书根据安徽省绩溪县善庄镇择塘村近八个月的“林权”田野调查所完成。本书的研究主题属于“林权”范畴。但问题的核心不是“林权”的语义分析,也不是“林权”的法理建构,而是开展“林权”之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实践研究。本书采用“整体生存伦理”作为研究策略,努力把“国家视角”和“民间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在场式”田野工作,以“事件束”为切入点,把“林权”置于宗族、村落、信仰、法律、村治、市场、水利等整体历史—文化纬度,积极挖掘“在地范畴”,全面审视徽州文化场境下“林权”实践及其再生产。调查结果表明,“林权”的国家法“表达”和民间法“实践”的发生背离,这既是“整体生存伦理”考察的背景,也是“整体生存伦理”实践的结果。当然,本书研究宗旨不在于揭示“表达”和“实践”的二元化,而在于考察“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法律内卷化”,即由于国家法的规则理性与民间法的秩序逻辑之间的文化区隔,造成有法律而少秩序的制度性事实。其具体表现为：催生山林独联体,激发林权纠纷、引起械斗上访、灰色势力镶嵌村庄、林权集中少数能人、冲击村庄治理、影响法律权威、恶化生态环境等等。本书尝试着呈现“林权”研究新发现：其一,林权证还是一种形式性财产,充其量只是林权的“象征资本”；其二,“山林独联体”无法实现西方产权形态,反倒造成林业经济迟缓和生态效益下降；其三,外来资本“镶嵌”村族共同体,正在冲击农村治理及其稳定：其四,中国“身份性”林权尚未（甚至难以）让渡于“契约性”林权,“祖山”仍是农民“道义经济”的生存依赖；其五,“整体生存伦理”场境下“林权”实践还会导致“邻接性”权利（例如水权、矿权）的再生产。其六,“法律内卷化”是转型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嵌合”实践的结果,也将有效推进中国“回应型”法治建设。
二、一封来信引出的话题 土地承包:要让农民作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封来信引出的话题 土地承包:要让农民作主（论文提纲范文）
（1）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信访的文化解释：既是立场，也是方法 |
| 二、传统权利观释义：民本观念及其制度文化 |
| 三、传统权利观的结构要素：官与民、公与私之范畴及定义 |
| 四、传统权利观的流变：政党国家观、群众路线与合法性张力 |
| 五、权利观的私人化：信访与政治庇护主义 |
| 六、信访困境：基本生存权观念的逻辑悖论 |
| 七、结 语 |
（2）北地（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引子 |
| 第二章格拉秋山 |
| 第三章红花尔基 |
| 第四章墨尔根 |
| 第五章八里桥·五间房 |
| 第六章奇克 |
| 第七章无名一寒村 |
| 第八章五大连池 |
| 第九章锦河 |
| 第十章卧虎山 |
| 第十一章麦海 |
| 第十二章双泉 |
| 第十三章小临沂 |
| 第十四章朝元鼎 |
| 第十五章马路弯 |
| 第十六章伊林密 |
| 第十七章铁西 |
| 第十八章凤鸣街 |
| 第十九章西瓦窑 |
| 第二十章老鳖湾 |
| 第二十一章文化街14号 |
| 尾声 |
（3）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经济 |
| 2.1.2 股份合作制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 2.1.4 村庄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 2.3.2 村庄治理 |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 3.4 本章结论 |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 4.5 本章结论 |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 |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 5.8 本章结论 |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3 描述性统计 |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 7.8 本章结论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 国外研究动态 |
| (二) 国内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目的 |
| 四、选题意义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涉及的主要理论 |
| 第一章 励志与颓废的传奇—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
| 一、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世渊源 |
| 二、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创作与生活轨迹 |
| (一) 蹒跚登台(1930—1944) |
| (二) 炫目表演(1944—1962) |
| (三) 暗淡落幕(1963—1969) |
| (四) 孤寂谢幕(1970—1983)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的本色书写 |
| 一、威廉斯剧作之逐性 |
| (一) 同性恋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同性恋书写 |
| (三) 威廉斯同性恋书写之渊源 |
| 二、威廉斯剧作之疾病 |
| (一) 疾病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疾病书写 |
| (三) 威廉斯疾病书写之渊源 |
| 三、威廉斯剧作之孤独 |
| (一) 孤独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孤独书写 |
| (三) 威廉斯孤独书写之渊源 |
| 四、威廉斯剧作之漂泊 |
| (一) 漂泊与文学 |
| (二) 威廉斯剧作之漂泊书写 |
| (三) 威廉斯漂泊书写之渊源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中国形象 |
| 一、欧、美文学及泛文学文本中的中国形象 |
| (一) 欧洲的中国形象 |
| (二) 美国的中国形象 |
| 二、威廉斯剧作之中国形象 |
| (一) 中国形象的书写 |
| (二) 中国形象书写之溯源 |
| (三) 中国形象书写之目的 |
| 第四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的艺术贡献 |
| 一、借鉴古希腊戏剧的经典结构 |
| (一) 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结构 |
| (二) 跌宕有致的开放式结构 |
| 二、借鉴中国戏曲的写意性表现手法 |
| (一) 高度神似的虚拟动作设定 |
| (二) 虚拟时空的设置 |
| 三、化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 |
| (一) 神话故事的有机嵌入 |
| (二) 历史典故的生动融入 |
| 四、设置“隐而不露”的潜台人物 |
| (一) 潜台人物掌控出场人物的“现时”命运 |
| (二) 潜台人物暗示出场人物的将来命运 |
| 五、运用物象丰富的象征手法 |
| (一) 一花一世界 |
| (二) 一林一社会 |
| (三) 一虫一人生 |
| (四) 一物一世间 |
| (五) 一色一身份 |
| (六) 一音一情绪 |
| 第二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第一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语境 |
| 一、美国文学的译介之旅 |
| (一) 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
| (二) 美国戏剧在中国的译介 |
| 二、丰富多元的翻译与译介理论语境 |
| (一) 中国本土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二) 西方翻译与译介理论 |
| 三、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
| 第二节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
| 一、大陆译介:“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 |
| (一) 第一阶段(“十七年”时期) :政治挂帅、一枝独秀 |
| (二) 第二阶段(1978— ) :聚焦三剧、各抒译见 |
| 二、港、台译介:共谋中抵抗 |
| (一) 译介背景:不同政治力量在文学中的角逐竞技 |
| (二) 港、台地区译介概况 |
| (三) 译介特点:数量少,重视艺术性 |
| 第三节 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威廉斯剧作中译版本比较 |
| 一、“译彩纷呈”的《欲望号街车》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四大译本中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二、译味悠长的《玻璃动物园》四大译本 |
| (一) 四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四大译本呈现的雅俗之别与情感倾向 |
| (三) 四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四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三、译见不一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两大译本 |
| (一) 两大译本各自基本特点 |
| (二) 两大译本呈现的情感倾向性 |
| (三) 两大译本各具特色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
| (四) 两大译本对文化缺省的处理方法 |
| 第三章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第一节 永不停歇的“欲望号街车”—《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搬演与改编演出 |
| 一、《欲望号街车》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多姿多彩的大陆演出 |
| (二) 异彩纷呈的港台演出 |
| 二、“野蛮战胜优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欲望号街车》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生动唯美的舞台呈现 |
| 三、中西合璧的剧坛明珠—北京铁皮屋版《纸牌夜布鲁斯》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中西合璧的舞台呈现 |
| 第二节 脆弱的玻璃动物之旅—《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玻璃动物园》在中国的演出历程 |
| (一) 沉寂—爆发的大陆演出 |
| (二) 持续—稳步的港、澳、台的演出 |
| 二、“生活总是要继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玻璃动物园》 |
| (一) 演出概况 |
| (二) 导演构思 |
| (三) 忠实原剧的舞台呈现 |
| 第三节 田纳西·威廉斯其他剧作在中国的搬演 |
| 一、《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演出概况 |
| 二、《夏与烟》《请爱我一小时》的演出 |
| 第四章 田纳西·威廉斯及其戏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
| 第一节 同宗异支—田纳西·威廉斯及其他剧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整体影响 |
| 一、新现实主义与精神悲剧的内在影响 |
| (一) 聚焦社会底层生活 |
| (二) 高扬人道主义大旗 |
| (三) 挖掘复杂的人性 |
| (四) 再现残酷、惨烈的现实 |
| (五) 凸显小人物的精神悲剧 |
| 二、多姿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的影响 |
| (一) 以外化的方式展现内心 |
| (二) 借鉴象征手法 |
| (三) 哀婉浓郁的诗意营造 |
| (四) “造型戏剧”的中国化实践 |
| 第二节 独怆然而涕下—田纳西·威廉斯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跨越时空的“相遇” |
| (一) 身世境遇的暗合 |
| (二) 姐弟情深的追思 |
| (三) 爱荷华大学的杰出校友 |
| (四) 同性恋的性态取向 |
| (五) 浓厚的明星崇拜情结 |
| 二、追怀幽思—威廉斯及其剧作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
| (一) 西比尔之哀—对美人迟暮的哀悼 |
| (二) 阿都尼斯之魅—对同性之爱的赞赏 |
| (三) 阿瑞斯之怒—对残酷暴力的展示 |
| (四) 美杜莎之惑—对恶与美的女性的书写 |
| 三、多元归一—威廉斯剧作表现手法对白先勇的影响 |
| (一) 以心理回忆手法展现百态人生 |
| (二) 以象征手法展现世态万象 |
| 第三节 哀婉、感伤的记忆—《玻璃动物园》对赵耀民《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代变迁对美好事物的碾压 |
| (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好事物渐趋消逝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奋力挽留美好事物 |
|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对美的怀念与希冀 |
| (四) 四顾茫茫已惘然—两剧弥漫的悲剧性 |
| 二、乱花渐入迷人眼—《玻璃动物园》表现形式和技巧、手法对《良辰美景》的影响 |
| (一) 两剧“演出说明”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借鉴关系 |
| (二) 两剧均设置叙述者 |
| (三) 心理外化手法的借鉴 |
| (四) 人物设置方面的影响 |
| (五) 象征运用的类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5）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一、为什么以人民司法传统为研究对象？ |
| 二、为什么以现代性为视角？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布局 |
| 第一章 革命范式与人民司法传统的演绎 |
| 第一节 中国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诉求与政权选择 |
| 一、共和国实践与新文化运动 |
| (一)共和国幻象 |
| (二)新文化运动：启蒙及其两歧性 |
| 二、马列主义的重构与人民民主的缔造 |
| (一)马列主义中国化 |
| (二)人民民主的缔造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政法逻辑 |
| 一、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 |
| (一)政治教化性与司法的终极目标 |
| (二)通过司法实现政治教化的路径 |
| 二、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依附性 |
| (一)服从党的领导 |
| (二)为中心工作服务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理性化范式与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的理性化 |
| 一、“经济-社会”的重建 |
| (一)微观：扩大经济主体经营自主权 |
| (二)中观：建立健全金融体系 |
| (三)宏观：调整价格政策 |
| 二、“经济-社会”理性特质之阐释 |
| (一)个体的自主性与趋利性 |
| (二)主体交互关系的抽象性 |
| (三)知识的类型化与普遍化 |
| 三、“经济-社会”中的司法系统 |
| (一)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司法系统 |
| (二)作为脱域机制的司法系统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 |
| 一、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去政治化 |
| (一)强化司法人员录用与晋升的专业考量 |
| (二)审判方式的形式理性化 |
| 二、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自主性 |
| (一)党对司法的领导：领导方式的改变 |
| (二)为中心工作服务：内容与方式的转变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道法二元结构下人民司法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司法供需失衡 |
| 一、人案矛盾加剧 |
| (一)案件数量持续增加 |
| (二)解纷劳动力时间相对缩减 |
| 二、司法能力薄弱 |
| 第二节 司法道义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 |
| 一、多元目标的实现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以曹某上访为例 |
| (一)曹某上访案简述 |
| (二)曹某上访案分析 |
| 二、民意与司法合法性对立的内卷化：以彭宇案为例 |
| (一)彭宇案事件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分析 |
| (二)彭宇案事件的负面效应 |
| 三、司法动员的国家意志与功能实现的矛盾：以大调解为例 |
| (一)大调解机制的产生与性质 |
| (二)大调解机制的异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人民司法传统的功能审视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现代革命及其现代性再思 |
|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及启示 |
|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民族复兴 |
|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现的政治观 |
|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困境 |
| (一)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
|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再定位 |
| 一、对外：维系司法主权的民族认同 |
| 二、对内：辅助司法理性化的培育 |
| (一)对内定位的认知前提和路径 |
| (二)助力司法理性化的具体方面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所有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2.1 制度和经济制度 |
| 2.1.1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 |
| 2.1.2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
| 2.1.3 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分层 |
| 2.2 产权概念 |
| 2.2.1 马克思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2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3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概念的异同 |
| 2.3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1 所有制的内涵 |
| 2.3.2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3.3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4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个人所有制 |
| 2.4 所有制、产权和基本经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
| 第3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演变及启示 |
| 3.1 苏联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 |
| 3.1.1 列宁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
| 3.1.2 斯大林时期单一公有制的形成及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
| 3.1.3 苏联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及苏联解体的原因 |
| 3.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 |
| 3.2.1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过程 |
| 3.2.2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原因 |
| 3.2.3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影响 |
| 3.3 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启示 |
| 第4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理论分析 |
| 4.1 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 |
| 4.1.1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 |
| 4.1.2 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结构 |
| 4.1.3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 |
| 4.2 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及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2.1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的原因 |
| 4.2.2 八大前后对所有制结构新的认识 |
| 4.2.3 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3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 |
| 4.3.1 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4.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改变 |
| 4.3.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起步及进展 |
| 4.3.4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阶段划分 |
| 4.4 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理论分析 |
| 4.4.1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 |
| 4.4.2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 |
| 4.4.3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发展线索 |
| 4.4.4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 |
| 第5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
| 5.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 5.1.1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 5.1.2 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争论 |
| 5.1.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基本经济制度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
| 5.2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
| 5.2.1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分析 |
| 5.2.2 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 5.2.3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
| 5.3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5.3.1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5.3.2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理论依据 |
| 5.3.3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第6章 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分析 |
| 6.1 政治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1.1 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内在关系 |
| 6.1.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决定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方向 |
| 6.1.3 政治体制改革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作用 |
| 6.1.4 政府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影响 |
| 6.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作用 |
| 6.2.1 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的互动关系 |
| 6.2.2 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统一性 |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协调发展 |
| 6.3 非正式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
| 6.3.1 意识形态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3.2 传统文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第7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路径 |
| 7.1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1.1 混合所有制的涵义及其发展过程 |
| 7.1.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 |
| 7.1.3 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2 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7.2.1 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属性 |
| 7.2.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难题 |
| 7.2.3 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相应的对策 |
| 7.3 完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 |
| 7.3.1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简述 |
| 7.3.2 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分析 |
| 7.3.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比较 |
| 7.3.4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3 研究综述评析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上篇：党的领导 |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 |
| 2.1 1949-195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探索 |
| 2.1.1 公开建党：建党方式的新选择 |
| 2.1.2 从限制发展到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政策演变 |
| 2.1.3 “集体化”语境：农村整党和“三反”教育 |
| 2.1.4 新部署新任务：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 |
| 2.1.5 中共八大：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总结 |
| 2.2 1957-197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曲折道路 |
| 2.2.1 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
| 2.2.2 主题转换：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建设 |
| 2.2.3 犯“左”与纠“左”：“大跃进”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4 从整风整社到四清运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5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畸形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3.1 政党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 |
| 3.1.1 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政党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取向 |
| 3.1.2 党的治理转型：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逻辑起点 |
| 3.1.3 “顶层设计”效应：农村党组织功能的重构 |
| 3.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 3.2.1 党的领导：村民自治良性运行发展的政治核心 |
| 3.2.2 一致与冲突：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两委”关系 |
| 3.2.3 建构与创新：健全村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中篇：村民当家作主 |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村民当家作主的演变 |
| 4.1 重建乡村基层政权：村民当家作主的新探索 |
| 4.1.1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重建 |
| 4.1.2 民主建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 4.1.3 土地改革：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 |
| 4.2 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当家作主探索的转向 |
| 4.2.1 新的话语：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
| 4.2.2 四次农业合作会议：强制性参与的文件解读 |
| 4.2.3 小脚女人效应：合作社升级扩社 |
| 4.2.4 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
| 4.3 人民公社：代民作主的乡村管理模式 |
| 4.3.1 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
| 4.3.2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
| 4.3.3 二元的户籍管理：难以流动的农民 |
| 4.3.4 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的呐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变迁 |
| 5.1 经济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 |
| 5.1.1 主体明晰：首抓农业这一环 |
| 5.1.2 破土而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5.1.3 从争论到国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正名 |
| 5.1.4 从定心丸到长效丸：不断创新完善的乡村家庭承包制度 |
| 5.2 村民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模式 |
| 5.2.1 一个历史分析：村民自治的渊源 |
| 5.2.2 庄稼汉的政治壮举：村民委员会的诞生 |
| 5.3 提升与健全：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境地 |
| 5.3.1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营造村民自治发展的新环境 |
| 5.3.2 组织与参与：农村基层自治功能的提升 |
| 5.4 本章小结 |
| 下篇：依法治村 |
| 第6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回眸 |
| 6.1 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初建阶段 |
| 6.1.1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法制的新纪元 |
| 6.1.2 土地改革法：农民获取土地的法律保障 |
| 6.1.3 人民法庭：土地改革的审判机关 |
| 6.1.4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土改农民协会运作的法制保障 |
| 6.1.5 “一化三改”的立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指南 |
| 6.2 1957-1976年农村法制建设的踯躅与滑坡 |
| 6.2.1 1957-1965年：法制突变的岁月 |
| 6.2.2 1966-1976年：法制悲剧的十年 |
| 6.2.3 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时期治村的“灵丹” |
| 6.2.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的教训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革开放后依法治村的新探索 |
| 7.1 农村法制化建设的新征程 |
| 7.1.1 依法治国：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 |
| 7.1.2 农村政策的基石：乡村家庭承包的法制化 |
| 7.1.3 从实践到规范的进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 |
| 7.2 村民依法治村活动的新实践 |
| 7.2.1 历史跨越十年：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 |
| 7.2.2 从选举型到参与型：村民自治功能提升的法治化个案分析 |
| 7.2.3 特点与启示：村民自治发展的内在轨迹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70年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
|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
| 三、70年代的伦理记忆与日常生活 |
| 四、70年代的制度遗产 |
| 五、70年代与“三农”问题 |
| 七、“文革”结束及“新时期”开始的历史—观念意涵 |
（10）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什么是你的贡献" |
| 1.1 "山还是那座山":问题意识 |
| 1.2 "整体生存伦理":研究策略 |
| 1.3 "走进历史田野":调查区域 |
| 第二章 "有女莫嫁择塘村,舂碓磨麦请社公" |
| 2.1 "木本天地,人本祖宗":亲逊堂 |
| 2.2 "十户之室,不废诵读":桂枝书院 |
| 2.3 "话不说不明,家不分不发":婚姻家庭 |
| 2.4 "四水归明堂,财富不外流":建筑逻辑 |
| 2.5 "道迎四方往来客,堤避八面之吹劫":交通网络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开尽山尖地,饿煞世间人" |
| 3.1 "人欺地皮,地欺肚皮":家户经济 |
| 3.2 "死人跟活人抢山":坟山逻辑 |
| 3.3 "向空中发展,占天不占地":山地实践 |
| 3.4 "捧着银山要饭吃":生存伦理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依法治林,利国利民" |
| 4.1 "祖上传下来的山":同族共财 |
| 4.2 "耕者有其山":私产发育 |
| 4.3 "山林折价入社":合作实践 |
| 4.4 "队队大办林场":集体逻辑 |
| 4.5 "山坡上的大包干":林业三定 |
| 4.6 "催生山林独联体":林权改革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山就摆那里,谁也拿不走" |
| 5.1 "难以直接管理":圳山纠纷 |
| 5.2 "没有文字的界线":祈龙山官司 |
| 5.3 "一场村际飞山械斗":树杈山事件 |
| 5.4 "不能卖给外地人":宝宅山纠纷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
| 6.1 "制造证据智取水权":水碓官司 |
| 6.2 "光绪时代有产权":善圳诉讼 |
| 6.3 "不在他们地盘上":昌溪纠纷 |
| 6.4 "远水解不了近渴":水务工程 |
| 6.5 小结 |
| 第七 "城里锣鼓城里敲,乡下锣鼓乡下敲" |
| 7.1 "明晰产权,依法流转":社会工程 |
| 7.2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地方知识 |
| 7.3 "国有神仙法,民有鬼画符":法律内卷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附录 |
| 致谢 |
四、一封来信引出的话题 土地承包:要让农民作主（论文参考文献）
- [1]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J]. 周庆智.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北地[J]. 老藤.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1(02)
- [3]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D]. 胡伟斌. 浙江大学, 2020(01)
- [4]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D]. 徐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寒门[J]. 吕翼. 雨花, 2016(12)
- [7]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08)
- [8]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 蔡清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1)
- [9]70年代中国[J]. 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 开放时代, 2013(01)
- [10]差序的法律——林权制度的历史实践[D]. 王扬. 上海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