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李玉洁[2](2021)在《文化社会组织的功能研究 ——以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为例》文中认为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链接政府与公民的桥梁,文化社会组织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有重要作用。文化社会组织通过外在社会环境和自身属性,组织参与各类实践活动,满足了人民在精神文化上的需要,也通过相关活动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本文以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为案例,主要运用民族学的相关理论与田野调查资料,对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文章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创新点、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为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正文第一章从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现状、分类以及田野案例的选择进行论述,阐明文化社会组织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空间;第二章对田野案例进行分析,说明该组织是如何实践的,并总结其特点;第三章结合田野调查结果和民族学相关理论,对文化社会组织协同民族文化发展的功能、发挥功能的启示以及文化社会组织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进行分析。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总结。笔者的主要观点在于:首先,文化社会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点在于“文化”的不同,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种优秀文化都值得扬弃地继承,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其次,文化社会组织的内部运行和对外发展方式与组织的人员构成类型密不可分,其人员本身的价值和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组织的运行和发展;第三,文化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参与相关文化活动,成为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协同政府进行文化治理,弥补了政府在文化保护与发展上的不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后,文化社会组织通过搭建民族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彦[3](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昝瑞语[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张晓容[5](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党建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当前城市社区党建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不突出,社区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区党员队伍能力素质不强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共加强基层党建中需要破解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要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就必须强化城市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在推动城市治理中展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要面对的新问题,需要结合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从理论解析和实践探索层面上进行探究。伴随居委会到社区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也从居委会党建进入社区党建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许多新情况,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分化,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利益矛盾逐渐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要随之扩大等等。这些问题考验着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能力水平,给城市社区党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更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有鉴于此,我们需从理论溯源、探索历程、经验总结和路径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在理论溯源方面,在厘清社区、社区组织、城市社区组织、城市社区党建、城市社区党组织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奠定理论根基。同时,对不同时期中共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汲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历史经验。在现状分析方面,以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导引,全面介绍福州“133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和现场访谈,对存在的困境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以前瞻性视角探索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路径方法。研究基于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既注重对中共在不同时期加强基层党建经验得失的历史梳理,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展开理论分析,试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相统一,旨在探寻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路径,实现城市社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相融合,引领社区善治。提升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政治意义上,以历史思维审视在探索城市建设历程中的曲折与成就,必然能够自觉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感。在实践层面,这一工程需要以建构城市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新格局为目标,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为核心,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重点,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为基础,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根基,进而为中共城市社区党建提供创新思路与合力效应。
林怀策[6](2020)在《强宗族社会语境下乡村发展机制与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城乡转型和乡村发展是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实际问题。二十一世纪以来,如何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长期高度关注,2018年乡村振兴更是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作为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我国各地的乡村发展背景差异悬殊,这决定了乡村振兴中不同地域的实施路径差异。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治理结构是探究不同地域间乡村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如何根据各地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及治理结构而因地制宜地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是乡村振兴实现分地域、分类型推进的制度保障和前置条件。当下,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的指引下,各地已如火如荼的开展乡村振兴实践,在此背景下聚焦特定地域、特定类型的乡村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显得更为紧迫。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关注宗族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在当下中国乡村的治理图景是怎样的?及其如何利用宗族的组织优势推动乡村的发展?针对上述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索,研究对象聚焦宗族传统浓厚的汕头南部地区的典型村庄。首先,文章从文献综述着手,对宗族、乡村治理、乡村发展机制等研究内容进行回顾,反思当前乡村普遍面临的“原子化”、“治理内卷化”等困境的成因,肯定了宗族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的当代价值。进而,梳理了宗族在我国三个时期的乡村治理中的发展脉络,并引入了网络治理理论作为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选取宗族传统浓厚的汕头南部地区(潮南区、潮阳区)和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东仙村作为两个层级的实证分析对象。从对汕头市南部地区乡村发展整体情况的特征解读和针对东仙村这一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揭示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乡村发展的特征。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共时比较等多维视角,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下的乡村发展特征展开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对典型案例所呈现的特征展开辨证分析,揭示不同社会组织形式、治理结构所引致的乡村发展特征差异。立足当下,研究落脚于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乡村发展的优势与不足,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基于网络治理理论建构以乡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驱动、依托国家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宗族乡村制度化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汕头南部地区的乡村呈现出鲜明的宗族聚居特点,村庄普遍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群,村落格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修缮一新的宗祠家庙等宗族社会所独有的公共产品依然在村庄格局和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物质景观直观地反映了宗族在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进而,研究基于宗族社会关系网络视角,进一步对东仙村这一典型个案的深入研究发现,在宗族乡村以村庄党支部书记、宗族宗长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的“原子化”趋向,乡村发展呈现出显着的地域特点:?宗族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用地获取和资金筹措等关键环节支撑了乡土企业的发展;?宗族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规范了乡村建设,并承担组织和协调功能;?宗族社会关系网络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形成了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的乡村社会呈现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乡村发展体现了“超稳定结构”的特征,这与一般乡村和公司化乡村比较而言,均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宗族乡村也存在如工业化缺乏管制、法治建设不足、宗族等级观念等对乡村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基于上述对宗族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所呈现特征的辨证认识,研究建构了由乡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驱动、依托国家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等制度化治理体系的宗族乡村治理框架,以呼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最后,研究指出,国家的干预政策应当尊重和利用宗族这一“地方性”治理资源,从而更精准、更经济地实现乡村振兴。文章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介绍以及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文献综述主要对国内外对宗族问题的研究、乡村治理的研究以及乡村发展机制的研究等进行分析总结与评述。第二章,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历史演进的脉络梳理与研究理论基础的引入。通过对宗族在农耕社会及民国时期、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治理中的变迁进行回顾,进而引入网络治理理论并对其应用于宗族乡村社会治理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第三章,对汕头市南部地区乡村发展的整体特征的总结和针对典型个案—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东仙村的深入剖析。本章是研究的实证观察部分,分成两大块内容,一是从区域视角探究宗族地区乡村发展的整体特征;二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对宗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典型个案着手,深入剖析当下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乡村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这三个维度的运作机制。第四章,共时性的比较总结以及对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乡村发展的反思。本章对宗族乡村、公司化乡村和一般乡村这三种不同乡村社会组织形式下的乡村在三个维度的发展绩效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同时对宗族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五章,宗族乡村发展的治理应对。基于网络治理理论,在借鉴海内外宗族乡村社会治理经验以及乡村振兴对乡村治理的目标与要求的基础上,研究构建驱动宗族乡村良性发展的治理框架。第六章,结论与讨论。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对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本文正文共约50 000字,图表36幅。
阳斌[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杨四海[8](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冯秀玲[9](2019)在《治理现代化中的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是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当前新疆社会治理既面临着与内地其他省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类似的社会矛盾,同时也面临着特殊反分裂形势的考验,加之民族与宗教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社会治理形势趋向复杂,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因此,新疆作为边疆地区的典型代表需要积极探索现代化治理的可行路径。本文从新疆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基本情况出发,全面认识新疆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通过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贡献。本文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以及访谈等方法,从梳理社会组织的国内外研究概况为出发点,侧重对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借助于网络、书籍以及实地调研等方式来了解新疆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状况、发展的特点以及在参与新疆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等,通过分析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新疆社会组织的良好发展提供相关的对策及建议。研究结论如下:近年来,新疆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社会组织在援助教育发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参与脱贫攻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新疆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自身发育迟缓、对政府依赖程度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发挥不足等方面。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二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三是新疆特殊的环境制约社会组织的发展,四是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笔者就促进新疆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从政府层面看,应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保障机制,一是要更新政府对新疆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二是要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政策扶持,三是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四是要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从优化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一是要加快科学发展,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二是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主动性,三是营造良好氛围,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度;从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方面来看,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制度,二是要加强对外宣传,增强资金筹措能力,三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张克兵[10](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我国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是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头羊和主心骨。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农民的安居乐业和利益福祉,党在农村长期执政地位的稳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等等,都在考验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有关组织理论,以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状况为背景,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展开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很大价值。从理论的维度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在农村特定场域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基础的农村党基层组织对其内部和外部进行影响、控制、整合和改变的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主要由政治领导力、经济发展力、文化繁荣力、社会治理力和自身建设力等五种能力构成。这五种能力的强弱关乎党组织的生死存亡和党领导的农村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因素很多,从党组织内部来看主要包括组织理念、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生态、组织纪律、组织资源等八个方面,从党组织外部来看主要包括村民思想观念、村民构成状况、村庄经济状况、社会治理体制等四个方面。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路径。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党在九十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当中,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探索党对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方法,在提升组织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经验主要有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加强局部政权建设、加强群众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党主要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和构建全能型的政治体制来强化组织力;在改革开放后党根据农村社会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主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领导农村政治、发展农村经济、繁荣农村文化、加强农村治理等方式来提升组织力。从现实的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推进,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但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以198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村民自治普遍建立也已三十多年,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今情况既不同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这些变化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带来了不少难题。在领导农村政治方面,主要面临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农村政治权威分散化、党群联系纽带薄弱化、农村基层民主变异化等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主要面临农业生产经营小农化、农村社会空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薄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等问题;在繁荣农村文化方面,主要面临农村精神文化衰败化、农村物质文化匮乏化、农村文化人才短缺化等问题;在治理农村社会方面,主要面临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单元过疏化、治理内容复杂化等问题;在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主要面临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需要加强、组织运行机制不畅、组织设置方式不合理、组织资源不足等问题。从对策的维度来看,“打铁必须自身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敢于正视和承认在领导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增强党的组织力,让党组织和党员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高强的各项本领,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牢记政治使命责任、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增强政治工作本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式,提升政治领导能力;通过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政策,合理整合农村分散的土地、资金、涉农服务平台等资源,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等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能力;通过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物质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文化繁荣能力;通过优化农村治理单元、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等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通过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环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等方式提升自身建设能力。
二、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文化社会组织的功能研究 ——以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创新点 |
1.选题缘由 |
2.选题意义 |
3.创新点 |
(二)文献综述 |
1.国外学者对文化社会组织的研究 |
2.国内学者对文化社会组织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1.田野调查法 |
2.文献研究法 |
一、内蒙古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一)我国社会组织与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 |
1.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 |
2.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的脉络 |
(二)我国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
1.我国文化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
2.内蒙古文化社会组织发展情况 |
(三)内蒙古的文化社会组织 |
1.文化社会团体 |
2.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 |
3.文化基金会 |
(四)案例选择 |
二、内蒙古文化社会组织个案分析 |
(一)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概况 |
1.基金会的萌芽 |
2.基金会的成立 |
(二)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的组织运行 |
1.基金会组织架构 |
2.基金会运行机制 |
3.基金会资金来源 |
(三)实践个案:参与《海林都》电影拍摄 |
1.“三千孤儿入内蒙” |
2.基金会的组织参与 |
3.作品呈现及其效果 |
(四)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取得的成就 |
1.创办刊物 |
2.举办会议 |
3.其他活动 |
(五)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征分析 |
1.基于萨拉蒙文化社会组织特征归纳的分析 |
2.文化社会组织的地域性特征 |
3.文化社会组织的学术性特征 |
三、内蒙古文化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其发展思考 |
(一)民族地区文化社会组织多重功能分析 |
1.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
2.助力草原生态文化保护与建设 |
3.促进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 |
4.协同创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5.推动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二)影响文化社会组织发挥功能的启示 |
1.社会文化精英的推动力量 |
2.士商合流的人际关系网络 |
3.与政府的利益契合关系 |
(三)文化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瓶颈与高质量发展建议 |
1.高质量发展下的文化社会组织生存空间 |
2.文化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问题 |
3.文化社会组织合理化发展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文献述评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不足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重点难点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五)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一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 |
(二)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三)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 |
(四)单位/单位制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阐释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 |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治理思想 |
(三)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
(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五)江泽民的社会治理思想 |
(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思想 |
(七)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第二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实践路径(1949-1977)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际背景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内背景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一)单位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主要路径 |
(二)街居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辅助路径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一)互助组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初级形式 |
(二)合作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中级形式 |
(三)人民公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高级形式 |
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成就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弊端 |
(三)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反思 |
第三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实践路径(1978-2012)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一)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 |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 |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一)经济自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革 |
(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三)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社会治理下移到基层 |
四、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成就 |
(二)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模式的弊端 |
(三)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反思 |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2012-2020)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 |
(二)社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 |
(一)社区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主要力量 |
(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实践路径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再组织化 |
(二)农村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力量 |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
四、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评价与思考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优势 |
(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面临的阻力 |
(三)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思考 |
第五章 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经验总结 |
一、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
(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与国情紧密结合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要根据国情变化适时转变 |
(二)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启示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创新 |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久之计策 |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 |
四、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制度保障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 |
五、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 |
(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二)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框架及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2.1.1 社会组织 |
2.1.2 对外援助 |
2.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客观背景 |
2.2.1 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2.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
2.2.3 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转型 |
2.2.4 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
2.2.5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2.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历程 |
2.3.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起步阶段 |
2.3.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发展阶段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国际合作理论 |
3.1.2 社会共同体理论 |
3.1.3 经济全球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对外援助理论 |
3.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
3.2.3 公益慈善理论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3.3.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3.3.2 西方现代慈善理论 |
3.3.3 第三部门理论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 |
4.1 人道主义救援 |
4.1.1 紧急救援 |
4.1.2 日常援助 |
4.2 医疗卫生援助 |
4.2.1 基建与物资援助 |
4.2.2 义诊活动 |
4.2.3 防艾宣传和抗击疫病 |
4.2.4 医疗技能培训 |
4.3 教育援助 |
4.3.1 援助教育基础设施 |
4.3.2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 |
4.4 能力培养 |
4.4.1 社会组织能力培养 |
4.4.2 个人发展能力培养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与影响 |
5.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 |
5.1.1 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 |
5.1.2 参与国际机构对非援助模式 |
5.1.3 与中资企业合作援非模式 |
5.1.4 独立运作援非模式 |
5.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影响 |
5.2.1 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 |
5.2.2 深化了中非合作内容 |
5.2.3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5.2.4 改善了受援地区教育和医疗状况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6.1 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
6.1.1 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 |
6.1.2 中国社会组织海外行动能力不强 |
6.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国内外环境约束 |
6.2.1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 |
6.2.2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 |
6.2.3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 |
6.2.4 受援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 |
6.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对策建议 |
6.3.1 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 |
6.3.2 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 |
6.3.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
6.3.4 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舆论环境 |
6.3.5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资助网络 |
6.3.6 强化受援国国情研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社区党建的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节 城市社区组织的内涵界定 |
一、城市社区的概念及其类型 |
二、城市社区组织的概念及其类型 |
第二节 城市社区党建的内涵界定 |
一、城市社区党建的概念诠释 |
二、城市社区党建的逻辑边界 |
三、城市社区党建的功能定位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阐释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阐述 |
一、党的基层组织的组织设置 |
二、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方式 |
三、党的基层组织的队伍建设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实践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新场域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摸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曲折发展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实践 |
一、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实践 |
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城市社区党建的探索尝试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城市社区党建的新阶段 |
第三节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新进展新挑战 |
一、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创新推进 |
二、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特征 |
三、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挑战与存在问题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经验 |
一、必须始终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巩固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 |
二、必须强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不断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 |
三、必须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破解党组织“三化”问题 |
四、必须适应社会结构阶层变迁,持续创新组织设置方式 |
五、必须以社区党建为基础,构建城市大党建格局 |
六、必须突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提高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
第四章 城市社区党建的福州实践 |
第一节 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
一、完善党的组织设置 |
二、强化党支部堡垒作用 |
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
四、加强党组织班子建设 |
五、加强党内制度建设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前的实践探索:福州市鼓楼区“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 |
一、强化一个领导 |
二、建设三支队伍 |
三、健全五项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的实践探索:“13335”军门社区工作法 |
一、坚持党建引领 |
二、健全三项机制 |
三、搭建三个平台 |
四、强化三项保障 |
五、打造“五在社区” |
第四节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的实证调查 |
一、设计思路与样本分析 |
二、调查现状 |
三、成因分析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党建的对策思考 |
第一节 以城市基层治理基层党建新格局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从破解城市基层治理新难题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二、从扩大城市基层党建覆盖面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三、从增强城市基层党建系统性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
第二节 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
二、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自治作用 |
三、提升社区工作服务站专业水平 |
四、增强社会组织参与主体性 |
五、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 |
第三节 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正确认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定位 |
二、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党员职责 |
三、严肃社区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 |
四、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
第四节 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进社区党建新发展 |
一、区域化统筹整合服务资源 |
二、精细化项目拓展服务内涵 |
三、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效能 |
四、系统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
结语 |
附录1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问卷调查(社区居民) |
附录2 福州市鼓楼区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强宗族社会语境下乡村发展机制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衰落的普遍趋势 |
1.1.2 乡村振兴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
1.1.3 宗族复兴现象及宗族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争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宗族及其社会关系网络 |
1.3.2 治理和乡村治理 |
1.3.3 乡村公共产品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6 相关研究综述 |
1.6.1 关于宗族的研究综述 |
1.6.2 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综述 |
1.6.3 关于乡村发展机制的研究综述 |
1.6.4 研究综述总结与评述 |
第二章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历史演进与网络治理理论 |
2.1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历史演进 |
2.1.1 农耕社会及民国时期:宗族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全面主导 |
2.1.2 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乡村宗族治理体系的全面瓦解 |
2.1.3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复兴及其作为乡村的非正式治理者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2.2.1 理论引入:网络治理理论 |
2.2.2 网络治理理论在宗族乡村治理中的适用性 |
第三章 宗族社会组织形式下的乡村发展特征 |
3.1 汕头南部乡村的基本情况与特征 |
3.1.1 汕头南部乡村的基本情况 |
3.1.2 汕头南部乡村的整体特征 |
3.2 东仙村的基本情况 |
3.2.1 实证研究个案的选择依据 |
3.2.2 东仙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3.2.3 东仙村的历史发展脉络 |
3.2.4 东仙村的治理参与主体分析 |
3.3 产业发展:宗族网络的支撑与串联 |
3.3.1 有机社会的经济资本动员 |
3.3.2 宗族网络的社会资本动员 |
3.4 乡村建设:宗族力量发挥组织、协调与规范作用 |
3.4.1 宗族力量建构了多元的保障结构 |
3.4.2 宗族文化发挥乡村规划的作用 |
3.5 公共产品供给:宗族力量的全过程参与 |
3.5.1 村治权威与热心乡贤的积极参与 |
3.5.2 宗族力量支持下的可持续治理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宗族乡村发展的绩效剖析与反思 |
4.1 宗族乡村的发展绩效分析 |
4.2 公司化乡村的发展绩效分析 |
4.3 一般乡村的发展绩效分析 |
4.4 三种类型乡村的发展绩效比较分析 |
4.5 强宗族社会语境下乡村发展的反思 |
4.5.1 亟需推动乡村的法治化进程 |
4.5.2 乡村工业化的负外部性 |
4.5.3 亟待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乡村 |
第五章 宗族乡村发展的治理应对 |
5.1 宗族乡村社会治理的海内外经验借鉴 |
5.1.1 台湾地区的宗族乡村社会治理 |
5.1.2 香港地区的宗族乡村社会治理 |
5.2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对乡村治理的要求 |
5.2.1 乡村“治理有效”的工作要求 |
5.2.2 “自治、法治、德治”并举的乡村治理体系 |
5.3 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作用辨析 |
5.3.1 农村基层党组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力量 |
5.3.2 村民委员会:乡村基层自治的主要依托 |
5.4 基于网络治理的宗族乡村治理框架建构 |
5.4.1 网络治理目标:宗族乡村善治 |
5.4.2 网络治理结构:动态调整的稳定结构 |
5.4.3 网络治理机制:充分信任与平等协商 |
5.4.4 政府角色: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 |
5.4.5 宗族乡村网络治理的制度框架构建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6.3 讨论和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 |
致谢 |
主要参考文献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3.4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治理 |
1.4.2 乡村治理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个体化 |
1.4.2 公民精神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9)治理现代化中的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 研究创新 |
(二) 存在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一、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研究概要 |
(一) 治理现代化的内容 |
(二) 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途径 |
二、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 |
(一) 社会组织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
(二) 社会组织的分类 |
(三) 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概念 |
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 |
(一)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
(二) 治理现代化理论 |
(三)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
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价值 |
(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二)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需要 |
(三) 复杂性社会治理的需要 |
第二章 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个案研究 |
一、新疆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概况 |
(一) 新疆社会组织发展历程 |
(二) 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
(三) 新疆社会组织的发展特点 |
二、乌鲁木齐市社会组织发展调查 |
(一) 乌鲁木齐市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情况 |
(二) 乌鲁木齐市社会组织个案分析 |
三、喀什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调查 |
(一) 喀什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情况 |
(二) 喀什地区社会组织个案分析 |
四、石河子市社会组织发展调查 |
(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情况 |
(二) 石河子市社会组织个案分析 |
五、社会组织在新疆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
(一) 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 |
(二)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
第三章 新疆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一、当前新疆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 社会组织总体发展缓慢 |
(二)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功能发挥不足 |
(三)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 |
二、新疆社会组织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
(二)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三) 新疆特殊环境制约社会组织发展 |
(四)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 |
第四章 治理现代化中新疆社会组织发展优化策略 |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保障机制 |
(一) 更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 |
(二) 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政策扶持 |
(三) 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 |
(四) 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
二、优化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 |
(一) 加快科学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物质保障 |
(二) 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主动性 |
(三) 营造良好氛围,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度 |
三、加强新疆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
(一)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制度 |
(二) 加强对外宣传,增强资金筹措能力 |
(三) 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件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三、论文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一般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相关概念 |
一、组织力 |
二、政党组织力 |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力 |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构成 |
一、政治领导力 |
二、经济发展力 |
三、文化繁荣力 |
四、社会治理力 |
五、自身建设力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党组织内部因素 |
二、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党组织外部因素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一、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二、通过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提升组织力 |
三、通过加强政权建设提升组织力 |
四、通过建立群众组织提升组织力 |
五、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提升组织力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期间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一、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二、通过构建全能型政治体制提升组织力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主要经验 |
一、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组织力 |
二、通过加强政治建设提升组织力 |
三、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升组织力 |
四、通过繁荣农村文化提升组织力 |
五、通过领导农村治理提升组织力 |
第三章 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党组织外部问题 |
一、领导农村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
二、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
三、繁荣农村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
四、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党组织内部问题 |
一、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
二、组织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
三、组织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
四、组织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不断提高政治领导力 |
一、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保证农村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
二、牢记政治使命责任,不忘以人民为中心的建党初心 |
三、强化政治担当意识,始终成为农村各项事业的主心骨 |
四、增强政治工作本领,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
第二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功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力 |
一、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政策,为本地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子 |
二、合理整合农村分散资源,集中统一提供公共品保障 |
三、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社组织,带领农户共同发展致富 |
四、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村集体收入 |
五、积极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生力军 |
第三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功能,不断提高文化繁荣力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 |
二、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不断加强农村物质文化建设 |
三、以打造文化生力军为目标,不断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
第四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功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力 |
一、在优化治理单元中提升组织力 |
二、在理顺主体关系中提升组织力 |
第五节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不断提高自身建设力 |
一、推进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不断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
二、优化农村党组织内部环境,不断提高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
三、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不断造就一支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生力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文化社会组织的功能研究 ——以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为例[D]. 李玉洁.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D]. 张晓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强宗族社会语境下乡村发展机制与治理研究[D]. 林怀策. 南京大学, 2020(04)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9]治理现代化中的新疆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冯秀玲. 石河子大学, 2019(01)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研究[D]. 张克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