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赵梅兰[1](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海波[2](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陆刚[3](2021)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以精美独特的“野兽纹”着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类青铜器大量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整理,导致大量珍品流失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得到了有效的整理和保护,我国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系统。然而截至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很少有从艺术学与民族学视角所做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便是笔者特别关注并确立本选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缘起,意在探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夏商至两汉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演变、生态环境、经济模式乃至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还原”。结合上述“背景”,分别研究(饰有动物纹造型或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兵器与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乃起源于农耕社会而成熟于游牧社会,它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中气候“干冷化”使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加剧,间接导致铜刀造型的成熟先于动物纹饰件,而北方地区铜锡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早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规格与形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可分为浮雕与圆雕两类。笔者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浮雕主要有五种构成样式:1.表现动物头部或全身侧面特征的、属“原初形态”的单体动物纹样式;2.由单体动物纹沿着虚拟中轴“镜像”生成的轴对称构成样式;3.单体动物纹围绕底端中心点旋转而生成的中心旋转构成样式;4.单体动物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生成的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5.借助视知觉的“完形”倾向表现视知觉动力的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由1-4可视为单体向复合纹样的演进过程,体现对装饰意味的追求。第5种是从现实动物咬斗情景中抽取出来的、以“合”的图像表现“分”的力量的构成样式,体现对武力与坚韧意志的崇尚。鄂尔多斯式动物主题圆雕分为双兽组合与群兽组合。双兽组合多对称设置、重心后移、重力前倾营造恭谨肃穆的氛围,用作辕饰或竿头饰妆点仪仗;群兽组合以不同姿态动物造型营造自然生活气息,用作明器服务灵魂。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着不同的组合形态与情感表达。对应北方族群的信仰,可以发现动物纹饰件主要作为“神灵”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其主题的意义比造型和形式更重要。早期的造型简练而粗犷,代表先民们虔诚信奉的神灵、寄托着生之祈盼,在审美形态上体现出一种“纯朴之美”;战国晚期匈奴强盛,族群精神影响造型艺术风格。虎、野猪、“怪兽”等主题通过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展现力量、制衡、坚韧、悲壮,在美学形态上体现为一种“崇高之美”;游牧经济形成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的法律制度、节约务实的规约习俗无不与游牧生业模式紧密契合。动物纹饰件单纯的主题、简洁的形式、精巧的形制、便携的特点均适宜以节约、务实为“生存原则”的游牧生活,在审美形态上体现为轻松、便捷、适宜的“简约之美”。匈奴衰落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北方草原为鲜卑人所继承,但主题、风格、材质、工艺均有所改变;向南,其已传至江苏及两广地区;向西,流传至天山、阿尔泰山脉以及乌拉尔地区。但是,随着北匈奴在“西迁”路上与异族文化不断融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也逐渐容纳新“成份”、汇入新文化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仅具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
张丹[4](2021)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初于乾隆十二年(1747)修成满文本,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谕令译为汉文并编入《四库全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由普年编纂后形成《满洲跳神还愿典例》;民国年间又有金九经的新版本。该《典礼》因其为官方唯一萨满教典籍,历来受学界重视,是研究清代萨满教的重要参考文献。本论文以人类学、语言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该文献。绪论部分交代论文的研究价值、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并做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一章探讨《典礼》的版本及文字翻译情况。《典礼》的刊行一向被主流学术界认为出于对满洲祭祀礼仪全体的规范,然而从其版本的情况看,其所规范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多;在《典礼》满文原本及几个不同的汉文文本之间,就"祭祀"、祭祀仪式及神灵的表述方面,存在显着的差异。第二章分析研究《典礼》"上谕"部分。阐明《典礼》在宫廷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典礼》是对经口耳相传的业已存在的觉罗家族祭祀仪式的文字化整理。该浩大工程之所以建立,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觉罗家族祭祀地位的提高,构建满族统治的正统地位。同时,通过对"上谕"满文的解读,也发现《典礼》原有的意义在翻译成汉文过程中发生变化,从涉及超自然存在及人的行为方面的关键词汇中,似可发现满族文化对于这些概念的精细理解。第三章对比分析《典礼》与民间版本之间的关系。本章选择相对齐全的民间交罗哈拉的版本,从祭前准备、祭祀中的仪式过程、祭仪结束后剩余物的处理等环节,与《典礼》加以比较。发现在宫廷与民间祭祀之间,虽然在祭祀条件上存在云泥之差,但其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宫廷的祭祀豪华而繁杂,民间的祭祀粗糙而简陋,然而在关键的程序上,二者完全重合,并不存在多余或被省却的部分。因而可以看出,《典礼》对于宫廷祭祀礼仪的规范,至多止于其细节的重新确认及文字化,而其本质内容并未发生改变。而从深层上看,民间祭祀的粗糙及简陋与《典礼》的豪华及繁杂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对立,说明存在一个祭祀仪式从具象性到象征性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很可能是在祭祀过程中,对原有祭祀行为的象征化处理中产生的。该转变同时也从逻辑上说明,《典礼》并没有对民间的祭祀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韩敏[5](2020)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作家创作的萨满题材汉语小说在创作理念、主题意蕴、文本内涵、人物塑造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不同特质,以一股绵延不绝的强劲创作潮流进入大众视野。本文通过对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文本的细致阐释,试图厘清萨满文化对作家艺术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分析萨满题材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回顾了蒙古族萨满教信仰的历史渊源,阐述了萨满题材小说的含义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的创作概况。此外,还分析了论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对萨满文化书写这一总主题进行分析。认为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对“万物有灵”主题进行了诗性构筑;在生态主题方面主要表现了敬畏心理与和谐愿望;仪式作为文化符号昭示着作家的萨满文化书写倾向。第二章主要分析小说中萨满人物形象。认为超凡能力、刚毅精神、保护生态、传承文化是萨满形象的主要特质。并指出萨满形象塑造直接参与到了当代蒙古族民族形象建构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第三章分析了小说的艺术风格。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通过梦境和幻境的书写以及神秘叙事手法的运用,总体呈现出魔幻色彩和泛神倾向两大艺术特色。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具有重要文学贡献。一是其提供了崭新的文学经验;二是成为重构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三是成为蒙古族作家建构民族认同的话语实践成果。
王思淇[6](2020)在《明末佛阿拉城人居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佛阿拉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所建七座城墙聚落中第一座大型山地聚落。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佛阿拉城作为建州女真的中心聚落长达16年。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立法制”,经济上和周边地区互市交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外交上远交近攻,统治规模不断扩大,为建州女真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结合历史文献的记录,以近现代学者的考察纪实和文物普查报告为依据,以田野调查、现场测绘和实景三维建模为方法,综合分析了明末佛阿拉城在区域尺度、城市尺度和建筑尺度下的人居空间特征,并对佛阿拉时期女真人的方位文化观念进行了探讨:(1)在区域尺度下,从贸易经济、军事防御和农业经济三个角度,分析了佛阿拉时期建州女真聚落体系的构成方式;(2)在城市尺度下,探究了佛阿拉城的城郭结构,分析了佛阿拉城的城市空间,并从社会发展特征角度总结了清前都城空间的演化规律;(3)在建筑尺度下,考证了萨满祭祀堂子的位置及其空间特点,分析了城中各萨满教祭祀建筑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后来清宫萨满教祭祀空间的影响;分析了努尔哈赤兄弟各自所居宫室的空间特征并尝试性考证其遗址位置;(4)在空间方位文化观念分析中,通过分析女真语和满语方位词来探究满族空间方位观念,并对历史演进中的满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进而发现佛阿拉城的空间方位(观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本文意图通过分析表明,佛阿拉城不仅在清前开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清前聚落发展史中的价值也不容忽视——佛阿拉可视为清前至清中心聚落在空间发展上的原型。由佛阿拉引发的对满族空间方位观念的探讨,则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了探寻满族人居空间的文化特质上,这让本文最终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建筑史学领域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对现代满族民族性和地域性建筑设计也具有参考意义。
葛毓宸[7](2020)在《论当代东北作家的萨满小说》文中研究指明萨满文化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为信仰核心,相应地产生出了诸如跳神、祭祀、占卜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萨满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表现形态最为典型和完整,自古以来就对生活在该地的各族人民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萨满教的研究,在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中呈现出较为丰富和充分的状态,而在文学领域,有关二者间关系的论着却相对欠缺。在有限的研究论着中,逄增玉《黑土地与东北作家群》、闫秋红《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以及崔荣的《论当代萨满题材小说的多元意识和独异风格》等文章从整体上把握萨满文化与东北作家的关系,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本文将以萨满文化作为切口,对当代东北各民族作家笔下以萨满或萨满文化为题材内容、情节线索或精神内蕴,并展现独特美学特质的小说展开研究,探究萨满文化在丰富文学作品主题,提供别具一格的审美选择和独特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作用。第一章从萨满文化与东北地域的关系、萨满文化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核心的宗教观念以及当代萨满小说的复杂性特征,确定研究对象及范围,对萨满小说进行界定。第二章从东北萨满形象塑造的现代资源、当代萨满小说中萨满和其他人物形象三方面,分析萨满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第三章从自然崇拜与生态批判、灵魂不死与宗教大爱以及族群认同与文化记忆重构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萨满小说主题书写的主要面向。第四章从象征性、抒情性、民族性三个方面总结萨满小说的美学特质,并分析三种特质在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意义。
张凌山[8](2020)在《失衡与整合:河西走廊东台村“马角”及其仪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角是人与神、鬼、祖先沟通的信仰媒介。本文以民间信仰职能人物马角及其仪式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河西走廊东部村庄中的宗教文化景观。笔者利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采借功能主义与仪式分析理论,围绕失衡与整合两大主题,通过具体的参与观察与文化体验,理解马角仪式活动的特征、意义、象征与作用。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马角作为底层性、隐秘性的仪式操作人,了解其由普通人经过奇特经历拥有法力,逆转地位,获得人神两义的双重身份,揭示其所在社会的民俗观念世界;二是对马角诸多的仪式活动进行具体表述和深入分析,力图全面客观地呈现出马角仪式活动的全貌,进行分析以理解背后的深刻含义,深描当地具有融合性、弥散性且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文化现象。在分析仪式时,笔者根据仪式性质与目的归类,按照身体的失衡、生命机会的失衡与空间的失衡进行划分。失衡是对正常、均衡状态的偏离与错位,而和谐、平衡则是日常生活中的理想类型。其中,治疗身体失衡的仪式有叫魄仪式、驱邪仪式、疗愈仪式,扭转生命机会失衡的仪式有转运仪式、问婚姻仪式、栓娃娃仪式,调整空间失衡的仪式有谢土仪式、收煞仪式及村庄禳解仪式。马角进行仪式便是要扭转、纠正和调整失衡,重建秩序,实现平衡。同时,借助仪式活动,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秘世界之间以及宏观世界秩序三个层面加以整合,使多个主体顺应规范约束的世界,各自守持自身位置与界限,以期实现从失序到秩序的象征转化。另外,笔者尝试探索在河西走廊多元宗教并存融合的环境中,马角如何整合不同宗教文化资源,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体现民间社会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也意图总结延伸特纳的仪式分析理论,以“失衡”这一集约性和文化性的概念指代仪式活动发生的诸多原因,作为仪式分析的有力工具。
梁燕理[9](2020)在《泰国铜鼓文化研究》文中指出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流传至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直到今天,铜鼓仍广泛使用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国家部分民族中,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泰国是重要的铜鼓分布区,目前在泰国境内已发现近80面铜鼓。按照黑格尔铜鼓分类法,泰国铜鼓可分为3个类型,分别是先黑格尔Ⅰ型(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黑格尔Ⅰ型(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和黑格尔Ⅲ型(约公元3世纪至今)。先黑格尔Ⅰ型铜鼓发现于泰国东北部,黑格尔Ⅰ型主要分布于泰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黑格尔Ⅲ型多见于泰国东北部和中部。泰国古代铜鼓的形制、纹饰和功能等文化内涵体现了萨满教的宇宙观和灵魂观。首先,铜鼓“树”状和“柱”状形制体现了萨满教宇宙观中对于宇宙中心的崇拜;铜鼓鼓面的栉纹、青蛙立体装饰反映了萨满教宇宙观中通天通神的文化内涵;铜鼓作为乐器,其鼓声体现了沟通人神的功能。其次,铜鼓上的“太阳纹”、鸟纹、羽人纹、羽人划船纹以及田螺立体装饰等都反映了萨满教的灵魂观,包括灵魂的形态和灵魂升天观念;铜鼓作为葬具,也与灵魂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泰国铜鼓文化传承到了今天成为“活态”铜鼓文化,近现代泰国王室和民间都还在使用铜鼓,但主要是王室在用,现今使用的铜鼓在形制、纹饰、功能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演变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泰国本地物质文化、外来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以及近现代泰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邱冬梅[10](2017)在《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及功能进行研究。在原始宗教的理论基础上,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萨满教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功能的研究成果,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考察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传统信仰情况,分析《辽史》中与萨满教有关的内容,并对其进行形态内容上的划分,总结出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形态内容和特征,及其与其他草原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传统之间的关系,分析出辽代契丹萨满教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以及对辽代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五章。按照行文顺序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论点概述如下。第一部分,绪论。梳理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论文创新点及难点。第二部分,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萨满教性质的界定。首先,梳理国内外对萨满教性质的界定,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进行界定。辽代契丹萨满教具有原始宗教性质。其次,梳理国内外对萨满教形态、特征和功能的界定。萨满教基本形态内容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辽代建国后的契丹萨满教形态内容是建国前契丹萨满教形态内容的承继和体现,形态内容中的崇拜对象因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一定变异。第二章,辽以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对古代匈奴、乌桓、突厥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及功能进行考察,各民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和功能有同有异,原因与各民族间的交错复杂关系、社会经济方式、所处社会形态及与中原汉族的关系等因素有关。第三章,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形态内容及特征。认为契丹萨满教的传统形态内容是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形态。首先从天地崇拜、日月崇拜、山崇拜和动物崇拜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契丹萨满教自然崇拜的主要形态内容及特征。其次从拜祖陵、祖庙和拜金像、赤娘子像、八子像两方面,论述了契丹萨满教祖先崇拜形态内容及特征。认为辽代契丹萨满-巫师在契丹社会地位较高,起到人神沟通的中介作用,主持契丹萨满教的祭祀仪式,参与契丹人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活动。第四章,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功能。辽代契丹萨满教是契丹人史前社会萨满教传统在辽代社会的遗存,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形态部分在辽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有承继和体现,对辽代契丹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方面是辽代政治理论观念中具有“君权神授、天赋王权”观及“替天行道”思想。第五章,辽代契丹萨满教变迁衰落的原因分析。契丹人萨满教,从始至终伴随着契丹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演绎着内在形态内容上的变异和外在宗教形式上的兴衰,萨满教在辽代的衰落成为历史必然,其原因,一是由于辽代契丹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导致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二是萨满教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冲突,不利于巩固契丹皇权统治。三是由于他族文化及佛教观念等对辽代契丹萨满教带来的冲击所致。契丹萨满教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一直随着辽代契丹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进行。第三部分,结语。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性质、形态内容、特征及功能。基本形态内容随着辽代社会经济生活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异,与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传统萨满教相比,具有契丹人特色。
二、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对象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
第一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 |
一、多民族的融合 |
二、宗教的多元化 |
三、国家治理的需要 |
第二节 大蒙古国政权与萨满教的关系 |
一、“汗权天授”的天命论 |
二、“神权汗授”的改革 |
三、萨满教与政权的矛盾 |
第三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政策传承 |
一、政策的制定 |
二、政策的目的 |
三、政策的传承 |
小结 |
第二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
第一节 成吉思汗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一、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 |
二、成吉思汗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一、阔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二、窝阔台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一、贵由汗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 |
二、贵由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一、蒙哥汗时期的佛道大辩论 |
二、蒙哥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
第一节 帝师制度 |
一、帝师制度的历史背景 |
二、历任帝师 |
三、帝师的地位和职责 |
第二节 宗教管理机构 |
一、宣政院 |
二、集贤院 |
三、崇福司 |
四、哈的司 |
小结 |
第四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
第一节 《十善福经白史》其书 |
一、《白史》版本研究 |
二、《白史》核心内容 |
三、《白史》成书年代之争 |
四、《白史》与忽必烈汗的关系 |
第二节 “政教并行”制度 |
一、“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 |
二、“政教并行”制度的理论结构 |
三、“政教并行”制度的实质 |
第三节、教权系统与政权系统 |
一、等级与职责 |
二、可汗的职责 |
三、赏罚的法规 |
小结 |
结语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
一、多层路径 |
(一) 国家政权治理路径 |
(二) 宗教组织治理路径 |
二、历史作用 |
(一) 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 |
(二) 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三) 过度尊崇佛教带来历史教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一、选题缘由 |
二、问题意识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一、大众疾病观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结论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参考文献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1.1 研究对象 |
1.1.1 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概念 |
1.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1.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2 选题缘起 |
2.研究现状 |
2.1 国外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2.2 国内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 |
3.研究思路及问题聚焦 |
3.1 研究思路 |
3.2 问题聚焦 |
4.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生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 |
1.1 生态环境与经济形态 |
1.1.1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气候状况 |
1.1.2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早期的经济形态 |
1.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现的物质与技术前提 |
1.2.1 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 |
1.2.2 成型工艺与技术水平 |
1.3 “创作”族群与形成过程 |
1.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创作”族群 |
1.3.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形成过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发展与演变 |
2.1 兵器与工具造型的演变 |
2.1.1 早商时期铜刀与短剑的造型 |
2.1.2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1.3 春秋时期的铜刀与短剑 |
2.2 动物纹饰件造型的演变 |
2.2.1 西周时期的“双珠兽头饰” |
2.2.2 春秋晚期:动物纹饰件的滥觞 |
2.2.3 战国时期:动物纹饰件的繁盛 |
2.2.4 两汉时期:动物纹饰件的衰落 |
2.3 生活用具与车马具造型的演变 |
2.3.1 从晚商到春秋的实用器具 |
2.3.2 车马具造型的“鼎盛时期” |
2.3.3 “轮状节约”体现的衰败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 浮雕(透雕)饰件的构成样式 |
3.1.1 单体动物纹饰件 |
3.1.2 轴对称构成样式 |
3.1.3 中心旋转的构成样式 |
3.1.4 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 |
3.1.5 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 |
3.2 圆雕的组合形式 |
3.2.1 双兽组合形式 |
3.2.2 群兽组合形式 |
3.3 装饰纹样的类别与“衍生”规律 |
3.3.1 装饰纹样的类别 |
3.3.2 装饰纹样的“衍生”规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的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 |
4.1 “神性”主题与北方民族的宗教观 |
4.1.1 古代北方民族的宗教信仰 |
4.1.2 动物主题所蕴藏的“神性” |
4.1.3 游牧民族的“护身符” |
4.1.4 “宗教信仰”与动物纹饰件的“纯朴之美” |
4.2 造型风格与族群文化精神 |
4.2.1 生存条件与族群文化 |
4.2.2 游牧文明与族群审美 |
4.2.3 民族精神与动物纹饰件的“崇高之美” |
4.3 青铜器形制与游牧生业模式 |
4.3.1 生活方式与行为规约的内在“原则” |
4.3.2 实用功能与规格形制 |
4.3.3 游牧生业模式与动物纹饰件的“简约之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流传 |
5.1 动物纹造型在北方地区的流传 |
5.1.1 动物纹主题的延续 |
5.1.2 动物纹风格的演变 |
5.1.3 贵重的材质与“西来”的工艺 |
5.2 “西迁”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
5.2.1 与斯基泰、卡拉苏克青铜器的关系 |
5.2.2 “西迁”之路上的造型演变 |
5.3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中原地区的流传 |
5.3.1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直接”流传 |
5.3.2 纹饰主题与造型风格的流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价值 |
三、国内研究状况 |
四、国外研究状况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的版本及其影响 |
第一节 《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的流传及影响 |
第二节 《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不同版本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满文解读——以“上谕”为中心 |
第一节 有关《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的编撰理由 |
第二节 从满文解读“上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与民间文本的比较 |
第一节 仪式准备过程的比较 |
一、祭祀的场所 |
二、神杆的摆设 |
第二节 仪式过程的比较 |
一、省猪 |
二、立杆 |
三、祭品的会食 |
四、祭祀剩余物的处理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祭祀附表 |
坤宁宫萨满祭祀的类型与仪式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一、萨满文化书写与多元主题构成 |
(一)万物有灵的诗性构筑 |
(二)和谐敬畏的生态主题 |
(三)再现萨满仪式 |
二、演绎生命神性的萨满形象 |
(一)超凡能力的拥有者 |
(二)刚毅精神的代言人 |
(三)孤独的生态保护者 |
(四)落寞的文化传承者 |
三、魔幻色彩与泛神倾向 |
(一)梦境和幻境书写 |
1.描述萨满经验 |
2.表现生存困境 |
(二)神秘叙事 |
1.生存环境的魔幻化 |
2.再现萨满信仰世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明末佛阿拉城人居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建立对佛阿拉城的立体分析方法 |
1.1 研究对象简述与概念界定 |
1.1.1 佛阿拉城 |
1.1.2 人居空间 |
1.2 已有研究的评述 |
1.2.1 佛阿拉城的相关研究 |
1.2.2 其他明代女真聚落的相关研究 |
1.2.3 综合评述 |
1.3 和佛阿拉城有关的历史文献的梳理 |
1.3.1 纪实笔记 |
1.3.2 官修体实录 |
1.3.3 地方志 |
1.3.4 综合评述 |
1.4 田野调查的展开 |
1.5 立体分析方法的形成 |
1.6 创新成果简述 |
2 区域尺度下的空间分析 |
2.1 贸易经济视角下中心聚落的选址原因 |
2.1.1 明代女真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 |
2.1.2 女真贸易兴起与辽东地缘格局的转变 |
2.1.3 辽东沿边女真部落中心聚落选址与其崛起 |
2.1.4 佛阿拉城的选址特殊性 |
2.2 军事防御视角下建州女真聚落体系的形成 |
2.2.1 佛阿拉时期建州女真与周边势力的攻防态势分析 |
2.2.2 建州女真与周边势力的军事要道分析 |
2.2.3 时年建州女真的军事防御体系 |
2.3 农业经济视角下建州女真聚落体系的形成 |
2.3.1 明代女真农业的发展 |
2.3.2 明末佛阿拉时期建州女真的农业发展水平 |
2.3.3 佛阿拉时期以“农幕”与“族寨屯田”构建的聚落体系 |
3 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分析 |
3.1 佛阿拉城的城郭结构 |
3.1.1 历史文献中的城郭结构 |
3.1.2 已有研究中的城郭结构 |
3.1.3 田野调查中的城郭结构 |
3.1.4 史料与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 |
3.2 基于城郭结构的空间分析 |
3.2.1 以佛阿拉时期社会发展特征为视角 |
3.2.2 以佛阿拉之后社会发展特征为视角 |
4 建筑尺度下的空间分析 |
4.1 佛阿拉城堂子考 |
4.1.1 历史文献中的佛阿拉城堂子 |
4.1.2 各都城堂子的空间特征归纳 |
4.1.3 佛阿拉城堂子遗址位置考证 |
4.2 佛阿拉城宫室考 |
4.2.1 历史文献中的佛阿拉城宫室 |
4.2.2 已有研究对佛阿拉宫室遗址位置的辨析 |
4.2.3 基于现场调查对佛阿拉宫室位置的辨析 |
5 空间方位文化观念分析 |
5.1 方位词中的满族空间方位观念 |
5.1.1 女真语方位词中的空间观念 |
5.1.2 满语方位词基本义中的空间观念 |
5.1.3 满语方位词引申义中的空间观念 |
5.2 历史演进中的满族空间方位(观念) |
5.2.1 地穴式时期“以深为贵” |
5.2.2 辽金时期“以东为尊” |
5.2.3 清代多元化的方位观念 |
5.2.4 建国后方位观念地域性差异的增强 |
5.5 从空间方位观念的发展中看佛阿拉城 |
5.5.1 城市尺度下的空间方位 |
5.5.2 建筑尺度下的空间方位 |
6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 测绘图录 |
作者简介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论当代东北作家的萨满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当代东北萨满小说的界定 |
第一节 萨满文化的地域特征——以“火”、“熊”崇拜为例 |
第二节 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核心的萨满教观念 |
第三节 当代萨满小说的复杂性 |
第二章 当代萨满小说人物形象塑造 |
第一节 东北萨满形象塑造的现代资源 |
第二节 当代萨满形象特征 |
第三节 “老人”与“青年”——当代萨满小说其他人物形象 |
第三章 当代萨满小说主题 |
第一节 崇尚自然与文化批判 |
第二节 灵魂不死与宗教大爱 |
第三节 族群认同与文化记忆重构 |
第四章 萨满小说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文化象征 |
第二节 诗性抒情 |
第三节 民族风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失衡与整合:河西走廊东台村“马角”及其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 |
(二)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研究 |
(三)马角相关研究 |
三、理论视角 |
(一)理论采借 |
(二)概念辨析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资料法 |
(二)参与观察法 |
(三)访谈法 |
第一章 马角及其仪式传承的生态人文空间 |
第一节 河西走廊:马角及其仪式传承的地理空间 |
第二节 共生交融:河西走廊的历史与特点 |
一、政治沿革 |
二、生计方式与族群变换 |
三、语言与文字 |
四、宗教信仰 |
第三节 作为田野的东台村 |
一、东台一瞥:沙漠边缘的新兴小村 |
二、进入田野的本土陌生人 |
第二章 人神两义:马角及其民俗观念世界 |
第一节 马角其人 |
第二节 成为马角 |
一、获得马角身份 |
二、人称转换中看“人神两义” |
三、马角身份的退出 |
第三节 马角所在的观念世界 |
一、神鬼世界观 |
二、身体观 |
小结 |
第三章 燎病仪式:身体失衡与恢复 |
第一节 叫魄仪式 |
一、叫魄仪式 |
二、叫魄仪式之分析 |
第二节 驱邪仪式 |
一、驱邪仪式 |
一、驱邪仪式之分析 |
第三节 疗愈仪式 |
一、疗愈仪式 |
二、疗愈仪式之分析 |
小结 |
第四章 解困济厄仪式:生命机会失衡与扭转 |
第一节 转运仪式 |
一、“宝”与愿:对神灵的奉献与祈求 |
二、文昌与考学转运仪式 |
三、路神与出行求平安仪式 |
四、财神与求财赐福仪式 |
第二节 问婚姻仪式 |
一、问婚姻仪式 |
二、问婚姻仪式之分析 |
第三节 栓娃娃仪式 |
一、“闯姓”:民俗性质的拴娃娃 |
二、向神求子的栓娃娃 |
三、寄子于神的栓娃娃 |
小结 |
第五章 匡正扶危仪式:空间失衡与调整 |
第一节 谢土仪式 |
一、谢土仪式 |
二、谢土仪式之分析 |
第二节 收煞仪式 |
一、收煞仪式 |
二、收煞仪式之分析 |
三、谢土与收煞仪式中失衡#整合之对比 |
第三节 村庄禳解仪式 |
一、村庄禳解仪式之背景 |
二、村庄禳解仪式 |
三、村庄禳解仪式之分析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泰国铜鼓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
一、国内泰国铜鼓研究 |
二、国外泰国铜鼓研究 |
第三节 研究主题界定和解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资料搜集阶段 |
二、资料分析和写作阶段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泰国铜鼓概况 |
第一节 泰国铜鼓的分布和数量 |
第二节 泰国铜鼓的类型和年代 |
一、先黑格尔Ⅰ型 |
二、黑格尔Ⅰ型 |
三、黑格尔Ⅲ型 |
第二章 泰国古代铜鼓文化 |
第一节 萨满教及其相关观念 |
一、萨满教及铜鼓研究理论 |
二、泰国萨满教及其研究情况 |
第二节 泰国铜鼓反映的萨满教宇宙观和通天意识 |
一、形制 |
二、纹饰 |
三、功能 |
第三节 泰国铜鼓反映的萨满教灵魂观 |
一、纹饰 |
二、功能 |
第三章 泰国活态铜鼓文化 |
第一节 活态铜鼓文化定义 |
第二节 泰国活态铜鼓文化面貌 |
一、王室铜鼓 |
二、民间铜鼓 |
第四章 泰国铜鼓文化的演变及原因 |
第一节 泰国铜鼓文化的演变 |
一、形制的演变 |
二、纹饰的演变 |
三、功能的演变 |
第二节 泰国铜鼓文化演变原因 |
一、本地物质文化影响铜鼓纹饰 |
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铜鼓纹饰和使用习俗 |
三、近现代政治文化影响铜鼓的象征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萨满教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节 萨满教性质的讨论和界定 |
一、相关概念 |
二、国外对萨满教性质的讨论和界定 |
三、国内对萨满教性质的讨论和界定 |
四、辽代契丹萨满教性质的界定 |
第二节 萨满教形态特征的界定 |
一、国外对萨满教特征讨论和界定 |
二、国内对萨满教特征的讨论和界定 |
第三节 萨满及萨满教功能的界定 |
一、国外对萨满及萨满教功能的讨论和界定 |
二、国内对萨满及萨满教功能的讨论和界定 |
第二章 辽以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萨满教信仰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 |
第一节 古代匈奴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 |
第二节 古代乌桓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 |
第三节 古代突厥族萨满教信仰的传统形态内容与功能 |
第三章 辽代契丹萨满教传统形态内容及特征 |
第一节 自然崇拜的内容及特征 |
一、天、地崇拜及特征 |
二、日、月崇拜及特征 |
三、山崇拜及特征 |
四、动物崇拜及特征 |
第二节 祖先崇拜的内容及特征 |
一、拜谒祖陵、祖庙及特征 |
二、拜赤娘子像、金像与八子像及特征 |
第三节 辽代契丹“萨满”及功能 |
第四章 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功能及影响 |
第一节 辽代契丹萨满教的政治整合功能及影响 |
一、辽建国前后政治活动中萨满教的功能 |
二、辽代契丹萨满教在国家礼制中的体现 |
第二节 辽代契丹萨满教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一、辽代契丹萨满教与丧葬习俗 |
二、辽代契丹萨满教与契丹节日 |
三、辽代契丹萨满教与疾病医治 |
四、辽代契丹萨满教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
第三节 辽代契丹萨满教形态内容与辽代政治观念 |
一、契丹萨满教基本形态与“君权神授、天赋王权”观 |
二、契丹萨满教基本形态与“替天行道”思想 |
第五章 辽代契丹萨满教变迁与衰落的原因 |
第一节 辽代契丹社会经济生活与萨满教 |
一、辽代契丹社会经济生活情况 |
二、辽代契丹社会经济生活与萨满教形态内容 |
三、辽代契丹社会经济生活与萨满教的外部变迁 |
第二节 辽代契丹政治生活与萨满教 |
一、辽代契丹政治关系与萨满教 |
二、辽代契丹萨满教不利于巩固皇权 |
第三节 辽代契丹的文化生活与萨满教 |
一、辽代契丹人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
二、辽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与萨满教 |
三、佛教文化对辽代契丹萨满教的冲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世纪之交的萨满教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3]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D]. 陆刚. 内蒙古大学, 2021(10)
- [4]《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本研究[D]. 张丹.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萨满题材汉语小说研究[D]. 韩敏.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6]明末佛阿拉城人居空间研究[D]. 王思淇. 沈阳建筑大学, 2020(04)
- [7]论当代东北作家的萨满小说[D]. 葛毓宸.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失衡与整合:河西走廊东台村“马角”及其仪式研究[D]. 张凌山. 兰州大学, 2020(01)
- [9]泰国铜鼓文化研究[D]. 梁燕理.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10]辽代契丹萨满教研究[D]. 邱冬梅. 吉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