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会计向全球化方向迈进的历史政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姜雪[1]（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马越[2]（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认为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李天惠[3]（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张晨[4]（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赵梦瑶[5]（2020）在《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研究》文中指出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源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不断发展和推进,企业在国内的市场竞争愈发的激烈,而国家也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向海外寻求企业发展,这样不但能够学习他人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还能开拓海外的市场资源,减少国内的竞争压力,而此时跨国并购就成了一个实现企业开拓发展的很重要的手段。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十分积极的参与此项交易活动,交易数量不断的上升。但是,我国的企业是近几十年才开始逐步的向海外进行并购投资这一类型的活动的,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可以参考的同类型交易也不是很多,这就使得我们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并不是太高。究其原因,还是我国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控制不到位,并购活动中风险是无处不在的,特别是财务风险的发生,这显而易见会导致交易的失败,稍有不慎也很有可能会使企业的经营陷入危机。所以企业一定要提高自己对于财务风险的识别能力,并且还要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控制防范,必要时及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企业能够真正从并购中得到发展的机遇。这就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以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为例,通过对相关文献,基础理论的阅读和研究分析,针对海尔集团在并购活动中的财务风险控制进行论文的书写。首先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对案例中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进行识别以及评估,然后分析海尔集团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控制其财务风险的,最后提出自己关于如何防范跨国并购中财务风险的建议。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此次交易的结果来看,海尔集团在此次并购交易中,对财务风险控制把握较好,控制措施也比较有效,最终使这次交易得以圆满完成。本人经过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完成了此篇论文,希望可以为我国将要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
陈鸿竹[6]（2020）在《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实施效果分析与优化研究 ——以A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向全球化趋势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迎接全球化经济挑战,开拓市场争夺资源,开始扩大自身的经营范围,甚至将业务板块延伸至海外。伴随着不断扩张的企业规模,不断升级的信息化程度,传统模式下的财务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企业集团化发展的需求,正因如此,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财务共享服务逐渐为各大企业所用。房地产企业由于自身地域跨度大、项目众多的特点,因此企业下属的区域公司、项目公司越来越多,这给集团总部的财务管控带来了一定难度,客观上降低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效率。虽然财务共享服务作为一种新的财务管理模式正在被许多大公司运用和推广,但房地产企业对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起步较晚,实施财务共享中心的房地产企业较少,研究房地产企业的财务共享中心可以对其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共享服务以及财务共享中心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入手,通过分析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发展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现状,并在进一步分析房地产行业业财务共享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了在房地产行业排名前列且正在处于财务共享建设中期的有代表性的A集团,对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由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动因为起点,首先对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框架进行剖析,其次从应收账款流程、应付账款流程、费用报销流程、资金管理流程、总账管理流程和信息系统六个方面梳理了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运行流程,从构建框架和运行流程中分析得出,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在建立后,具有提升效率、降低风险、助力决策的运行成效,同时也发现共享中心在员工管理、业务流程、信息系统和组织架构方面有待完善,最后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了优化措施。本文不仅站在财务共享中心的角度,分析了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在员工管理、业务流程以及信息系统方面的不足,并进一步站在集团总部的层面,立足长远发展的目标,在财务共享中心的组织架构上寻找进步空间。经过对该财务共享中心的实施效果分析和优化措施研究得出,企业构建财务共享中心是把许多操作重复单一的财务工作聚集处理,使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规避风险、助力决策的作用。企业在财务共享中心运行中,应该不断完善其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建立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体系,以便其稳定发展。企业在改进财务共享流程的同时,还应注意员工管理的问题,注重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的关系磨合,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使人员管理更加全面;此外,企业还应不断调整升级组织架构,使财务共享的职能从数据收集向数据处理、决策靠近,以适应财务共享智能化、虚拟化、全球化以及业财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于淼[7]（2019）在《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企业高管薪酬属于现代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我国国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公有制企业,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企通过上市而进入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国企来说,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若高管薪酬不合理或过高,势必会引起民众热议。因此需要对国企高管薪酬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基于市场自治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站在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至关重要。股权激励是现代企业的一项主要激励手段,在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并引起了国企高管薪酬的攀升,这种模式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在该背景下,部分国企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启动限制性股票计划,试图代替股权激励手段,但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产生异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相关设计,通常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推动薪酬代理问题的解决。但在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包括银行利率变化、股票价格上涨等,都可能会导致国企高管获取不少意料之外的财富,进而大幅增加他们薪酬的额度。如果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或者行业规则自定薪酬,还有可能损害到国有企业以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国企高管薪酬必须要趋向合理化,才能促进国有企业及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国企高管薪酬规制,核心在于如何妥善结合公司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围绕薪酬决定权、薪酬设计和制定、信息披露、司法介入等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国有企业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必须要遵守金融市场的法律规制做法。从国际常用做法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做法。该做法的思路是将公司治理看成单层式结构,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提高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使薪酬委员会成为公司高管薪酬的计划制定者,突出程序公证和独立性,有着详细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由此形成司法实践的三大标准和商事判断原则。对于法院来说,一般会拒绝高管薪酬合理性审查,而税收及会计部门则倾向于通过调节手段进行干预,尽管效果并不好,但能够表明政府干预公司高管薪酬的态度。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做法,提倡高管薪酬决定者需要担负起注意义务,促进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在这当中,监事发挥出重要作用,并且要综合考虑公司的业绩和经营状况,以确定高管薪酬是否合理,进而对公司高管薪酬的涨幅进行提前遏制。这种标准的主观性较强,但能够有效协助法院审查。对于我国来说,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有一定程度的异化,天价薪酬频频出现,引起民众的热议,但国企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步伐不能因为高管薪酬问题而停滞,因此国家相关部门推出了不少管理办法,包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限薪令等,尽量使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趋向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英美国家有所不同,并不提倡独立性,而是以双层制为主,独立董事的作用并不突出,加上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国企改革还处于深水区,经济转型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不够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企的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还有外部监管环境等,都有着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美国和德国的两种典型做法相差甚远,难以做到唯程序正义,也不能对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提前调控。因此本文提出观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可以对日韩做法进行借鉴,即高管薪酬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共同决定,其中股东大会决定国企高管薪酬的额度与形式,董事会决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分配方案等具体实施计划。同时还可以考虑适当引入行政力量,通过政府的合法干预,促进国企高管薪酬趋向合理。在整个法律规制过程中,薪酬决定权、薪酬设计和制定、信息披露、司法介入是国企高管薪酬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分成了以下七个部分,正文为五章,前后分别为绪论和结论: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在我国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提出国企高管薪酬法律相关问题,以国有企业为研究主体,充分考虑到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现实性要求,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形成文献综述,包括高管薪酬的合理性研究和法律规制研究等现状,同时介绍了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及本文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的基础理论”,本章主要界定了国企高管、国企高管薪酬及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概念,国企高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但本质是从西方国家的公司高管这一概念引出的,国企高管薪酬同样如此。此外还分析了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相关理论,包括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动因、正当性、价值与目标、法律干预等相关理论。文章还介绍了国企高管薪酬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整体来看,我国公司治理的董事独立性不足,国企的运营对管理层的依赖性很强,而其高管通常会借助股权激励方式得到高薪,或者自行定薪,从而导致薪酬激励机制产生异化,出现了负激励。这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一个主要动因。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必须要体现出一定的正当性,有明确的价值与目标,才能进行更加合理的法律干预。第三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问题”,本章首先以公司法为基础,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主体进行明确,指出国企有别于其它公司的特别之处,也同时剖析了国外的决定主体。主体确定后,文章主要对保证决策权的决策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两个重点问题,第一是法律赋予股东的话语权问题,第二个是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国企高管薪酬属于日常经营中的一项管理事务,应在董事会的引导下强化股东的话语权,使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处在股东的监督之下,同时还要注意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中间介绍了国外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经验启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公司法的干预现状,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规制对策,包括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立法现状及权力分配、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评价及完善。第四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标准及设计问题”,本章主要分析了国企高管薪酬标准设计的相关理论,提出薪酬标准参照点问题,对国企高管薪酬标准进行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果。高管薪酬标准一直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问题,如何衡量企业高管薪酬成为诸多学者的讨论对象。企业高管薪酬标准主要是找一个参照点,即通过横向比较,判断企业高管薪酬是否超出市场预期,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效应。参照点主要分为外部参照点、内部参照点、个人参照点,通过这些参照点的影响分析,分别检验提出的假设。最后给出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和薪酬标准设计流程,并介绍了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第五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法律规制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和优先权问题。从立法方面看,信息披露有助于信息对称,使国企高管薪酬有更多的监督,有助于相关问题的借鉴,提高法律规制的力度。从优先权来看,信息披露应在诸多权利中具备一定的优先权。随后介绍了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美国对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较为苛刻,这方面的信息应详细披露,以增强事后监督的可靠性。美国公司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主要是表格披露,其次是叙述性披露。欧盟国家对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要求从简单发展成严格,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对策。第六部分为“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问题”,本章开篇列出我国国企高管司法介入的薪酬及相关主体的确定问题、不当高管薪酬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损害问题、司法审查的程序公正性问题,然后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必要性。从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经验启示看,美国关于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实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强调正当性审查方面的三大标准,并且严格遵循商事判断原则。西方国家还有一种新的司法介入途径:薪酬取回权制度。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经验值得我国国企借鉴,有助于完善对策的制定。本章最后提出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对策,包括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的司法介入基础,国际通用的三大标准、商事判断规则与薪酬合理性,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司法介入存在的问题,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合理性判断司法介入措施。第七部分为“结论”,本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成果,指出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有着较多的内外部因素,而且解决也比较困难。文章按照总分的统一脉络,基础理论项下提出高管薪酬存在的四个问题,从决定权到薪酬标准设计,再到信息披露制度,之后是司法介入问题。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确定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有助于国企高管薪酬趋向于合理化。以这两点为基础,司法介入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进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
稂建中[8]（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张立学[9]（2019）在《以文化人：大学文化育人研究》文中提出以文化人,是文化固有的功能与使命,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视域和路径。大学文化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所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通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创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体现了全体大学人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等内容,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的个性化表达和集中体现。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开展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话,大学文化育人则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教育人、培养人,为学生打下了深刻的具有大学个性化的价值烙印,其方法和途径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和认可。因此,以文化为切入点,坚持以文化人,发挥大学文化的育人作用,以促进受教育者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社会化、个性化和文明化水平,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理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大学文化及其育人为研究对象,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为目的,理论联系实际,从宏观的大学文化走向微观的、具体的、实践的大学文化育人,围绕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种育人功能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内容:第一,阐释了大学文化育人的基本问题。重点阐释了文化的概念、大学文化的内涵、以文化人的意蕴,阐明了大学文化育人的概念及重要意义。大学文化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性和无形性、渗透性、持久性、多样性的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密切而特殊,所体现的价值认同、行为导向、情感激励、心灵陶冶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域和载体。第二,探究了大学文化育人的理论之源。大学文化育人背后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追根溯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列宁文化观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大学文化育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这也是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最具根本性的理论基石;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思想,则为大学文化育人奠定了思想基础;西方文化理论中的组织文化理论、文化分层理论、文化选择理论则从不同的维度,为大学文化育人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参考。第三,考察了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育人的个案与共性。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已有800多年的办学历史,短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走过了 300多年的办学历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大学文化并在育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崇尚学术自由、遵从通识教育、发挥校长作用、注重个人价值等共性之处,给中国大学带来许多启发,必须批判地加以学习借鉴。第四,梳理了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以太学和书院为代表的承担高等教育职能的教育机构,积累了丰厚的大学文化育人经验;近代大学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校长,很好地将效仿西方与继承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那一时期的大学文化育人模式,也为今天大学文化育人积淀了历史底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理念逐步受到重视,大学文化建设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大学文化育人的途径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育人之路已初步形成。第五,分析了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现实困境。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之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看到成绩与基础的同时,现实困境同样不容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唤中国大学承担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而新形势、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使得大学以文化人面临着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大学文化育人的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大学文化育人的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大学文化育人的内涵建设还不够丰富、大学文化育人的方法与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大学文化育人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对策措施。第六,提出了全方位推进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对策措施。针对中国大学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以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为指导和借鉴,当代中国大学必须在理念、主体、内容、方法、途径、机制等方面发力,形成全方位的大学文化育人立体格局。一是要坚持正确的大学文化育人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的统一,实现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统一,推动中国大学文化健康发展和育人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强化大学文化育人的主体,发挥好领导者、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等大学主体在育人过程中的各自作用,达到“化人”与“人化”的统一。三是要丰富大学文化育人的内容,推动大学精神文化育人、大学制度文化育人、大学物质文化育人和大学行为文化育人进一步具体化、深入化。四是要完善大学文化育人的方法,充分发挥言传身教、经典阅读、实践体验、环境濡染等文化育人之法作用。五是要优化大学文化育人的各种途径,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教育课和专业教育课等课堂主渠道作用,切实增强宣传工作、校园网络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育人实效性。六是在组织领导、运行保障、效果评价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大学文化育人机制。理性深入的研究来自实践的呼唤。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大学文化育人的研究与实践必将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学校风格的大学文化必将成长起来,在育人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会引领人类精神和文化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迈进。
薛明芳[10]（2014）在《论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文中认为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实,有利于解决企业高估利润、高估资产、虚盈实亏的短期行为,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但是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资产减值的相关概念,其次,分析了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同时,从对价格、信息等市场机制进一步健全,切断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与资产减值准备二者之间的联系,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会计向全球化方向迈进的历史政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会计向全球化方向迈进的历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发端奠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与早期发展(1963—1982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的背景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创立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逐步扩展与完善 |
| 二、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
| 五、争取国际援助为学科发展提供硬件与资金支持 |
| 六、开展学科治理体制建设,为学科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
| 七、积极开展计算机社会咨询服务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早期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一流: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崛起(1983—1991 年)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背景 |
| 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 |
| 二、“计算机总理”拉吉夫·甘地带领印度迈向信息时代的决心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的专业化发展 |
| 二、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实践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不断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
| 六、完善五级管理体制确保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 |
| 七、实施学校计算机素养与学习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取得的成效 |
| 二、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崛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际知名: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稳步提升(199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背景 |
| 一、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 |
| 二、印度领导人建立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举措 |
| 一、计算机学科学术平台及设施的现代化更新 |
| 二、构建以探索学科核心领域为目标的传承性学术团队 |
| 三、确立以计算机前沿领域研究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 |
| 四、以创新性复合型计算机人才培养为中心 |
| 五、积极提升计算机学科国际学术交流话语权 |
| 六、实施旨在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本科学术项目审查评估 |
| 七、承担国家级计算机系统和程序研发项目,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取得的成效 |
| 二、计算机学科稳步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的省思 |
| 第一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 |
| 一、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 |
| 二、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科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
| 三、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计算机学科可持续发展 |
| 四、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
| 五、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
| 第二节 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
| 一、学科发展后期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了学术自治权 |
| 二、学科发展后期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 |
| 三、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
| 附录1 专有名词简称、全称及中译表 |
| 附录2 信息技术领域印度理工学院知名校友代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综述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并购和跨国并购 |
| 2.2 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 |
| 2.2.1 获取先进技术 |
| 2.2.2 确保资源供应 |
| 2.2.3 利用品牌效应 |
| 2.2.4 开阔海外市场 |
| 2.3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相关理论 |
| 2.3.1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概念 |
| 2.3.2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特征 |
| 2.3.3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类型 |
| 2.3.4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方法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3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的案例介绍 |
| 3.1 并购企业基本介绍 |
| 3.1.1 海尔集团 |
| 3.1.2 通用家电 |
| 3.2 并购动因分析 |
| 3.2.1 海尔集团动因 |
| 3.2.2 通用家电动因 |
| 3.3 并购的实施过程 |
| 4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识别与评估 |
| 4.1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识别 |
| 4.1.1 定价风险 |
| 4.1.2 融资风险 |
| 4.1.3 偿债风险 |
| 4.1.4 整合风险 |
| 4.2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评估 |
| 4.2.1 层次分析法 |
| 4.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5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及防范建议 |
| 5.1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 |
| 5.1.1 定价风险控制 |
| 5.1.2 融资风险控制 |
| 5.1.3 偿债风险控制 |
| 5.1.4 整合风险控制 |
| 5.2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评价 |
| 5.2.1 定价风险控制评价 |
| 5.2.2 融资风险及偿债风险评价 |
| 5.2.3 整合风险评价 |
| 5.3 跨国并购财务风险防范建议 |
| 5.3.1 定价风险防范建议 |
| 5.3.2 融资风险防范建议 |
| 5.3.3 偿债风险防范建议 |
| 5.3.4 整合风险防范建议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实施效果分析与优化研究 ——以A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评述 |
| 一、共享服务的概念研究 |
| 二、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动因研究 |
| 三、财务共享中心的组织模式研究 |
| 四、财务共享中心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成果和贡献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共享服务 |
| 二、财务共享中心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业务流程再造理论 |
| 二、组织结构理论 |
| 三、规模经济理论 |
| 四、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概况 |
| 第一节 我国房地产行业概况 |
|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 |
| 二、我国房地产行业特点分析 |
| 三、我国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
| 第二节 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现状 |
| 一、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现状概况 |
| 二、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构建概况 |
| 三、案例选取理由 |
| 第四章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实施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分析 |
| 一、A集团简介 |
| 二、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动因 |
| 第二节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构建框架 |
| 一、财务共享中心的战略定位 |
| 二、财务共享中心的总体规划 |
| 三、财务共享中心的运作模式 |
| 第三节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运行流程 |
| 一、应收账款流程 |
| 二、应付账款流程 |
| 三、费用报销流程 |
| 四、资金管理流程 |
| 五、总账管理流程 |
| 六、信息系统 |
| 第四节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运行成效 |
| 一、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效率 |
| 二、强化流程管控,降低风险 |
| 三、提高数据质量,助力决策 |
| 第五节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不足之处 |
| 一、员工管理有待改进 |
| 二、业务流程存在缺陷 |
| 三、信息系统尚有不足 |
| 四、组织架构有待完善 |
| 第五章 A集团财务共享中心的优化措施 |
| 第一节 员工管理优化措施 |
| 一、加强业财人员融合深度 |
| 二、完善人员培养体系 |
| 第二节 业务流程优化措施 |
| 一、增加可用资金额度,优化资金管控流程 |
| 二、完善预算控制流程,加强全面预算认识 |
| 第三节 信息系统优化措施 |
| 一、完善信息化平台,加强新旧信息系统整合 |
| 二、信息系统进行安全管理,保障数据安全 |
| 第四节 组织架构优化措施 |
| 一、组织架构升级,顺应发展目标 |
| 二、增设内部控制机构,加强风险管控 |
| 三、构建专业税务团队,避免涉税风险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问题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及薪酬法律规制概念界定 |
| 一、国企高管及高管薪酬的概念界定 |
| (一)高管及国企高管的概念界定 |
| (二)高管薪酬及国企高管薪酬的概念界定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概念及规制边界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动因分析 |
| 一、新型代理问题的动因分析 |
| 二、市场失灵状态下的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正当性研究 |
| 一、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正当性研究 |
| 二、基于中国国情的正当性研究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价值与目标 |
| (一)效率优先的目标 |
| (二)维护秩序的目标 |
| (三)实现公平的目标 |
| (四)达到激励的目标 |
| 第二章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主体 |
| 一、英美决定主体之薪酬委员会 |
| (一)薪酬委员会的来源 |
| (二)薪酬委员会的构成 |
| (三)薪酬委员会的问题积弊 |
| 二、德国决定主体之监事会 |
| 三、我国国企决定主体之国资委向下薪酬委员会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原则 |
| 一、公平合适性原则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薪酬可变更原则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股东话语权和薪酬委员会独立性问题透析 |
| 一、法律赋予股东的话语权问题 |
| (一)各国重拾股东话语权 |
| (二)股东薪酬话语权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二、法律框架下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问题透析 |
| 第四节 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分配的法律对策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立法现状及权力分配 |
| 二、国外关于薪酬决定权的经验借鉴 |
| (一)英、美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二)德国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三)日本公司法的干预现状 |
| 三、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的评价及完善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决策主体特殊性评价 |
| (二)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权问题完善 |
| (三)国企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完善 |
| 第三章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及设计问题 |
| 第一节 企业高管薪酬标准的问题提出及理论分析 |
| 一、企业高管薪酬标准问题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三、高管薪酬标准参照点的识别方法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实证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及设计流程 |
| 一、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原则性建议 |
| 二、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的设计流程 |
| (一)国企高管的定位 |
| (二)国企高管的水平 |
| (三)薪酬的构成 |
| (四)薪酬各部分的比例 |
| (五)薪酬激励的目标 |
| 第四节 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 |
| 一、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原则 |
| (一)相对业绩原则 |
| (二)社会公平原则 |
| (三)目标整合原则 |
| (四)长短期激励相结合原则 |
| (五)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 |
| (六)实用性原则 |
| 二、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架构 |
| (一)控制目标 |
| (二)控制主体 |
| (三)控制方法 |
| (四)控制流程 |
| 三、国企高管薪酬标准确定后的控制体系设计 |
| (一)薪酬标准管理控制体系 |
| (二)信息反馈管理控制体系 |
| (三)监督管理控制体系 |
| 第四章 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和优先权问题 |
| 一、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问题 |
| 二、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的优先权问题 |
| 第二节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立法和优先权问题的国外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 |
| 二、其他国家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验启示 |
| 第三节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对策 |
| 一、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展望 |
| 二、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重视程度不够 |
| (二)信息披露内容分散 |
| (三)信息披露缺少可操作性 |
| (四)信息披露的工具单 |
| (五)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低 |
| (六)相关责任不到位 |
| 三、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解决方法 |
| (一)重视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立法 |
| (二)提供高管薪酬信息了解路径 |
| (三)完善信息披露工具 |
| (四)强化股权激励相关信息的披露 |
| (五)完善违规披露责任体系 |
| 第五章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问题 |
| 第一节 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关键问题 |
| 一、国企高管薪酬及相关主体的确定问题 |
| 二、不当高管薪酬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损害问题 |
| 三、司法审查的程序公正性问题 |
| 第二节 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必要性分析 |
| 一、国企高管薪酬自律的义务与责任 |
| (一)薪酬合理性信义义务 |
| (二)薪酬合理性注意义务 |
| (三)高管责任 |
| 二、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必要性 |
| (一)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论争 |
| (二)高管薪酬司法介入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国外关于企业高管薪酬不当司法介入经验启示 |
| 一、美国关于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实践 |
| (一)高管薪酬正当性审查的三个标准 |
| (二)商事判断规则 |
| 二、其他国家关于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实践 |
| 第四节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对策 |
| 一、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基础 |
| 二、国际通用的三大标准与商事判断规则 |
| 三、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存在的问题 |
|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门槛过高导致诉讼难以提起 |
| (二)前置程序的设置不合理 |
| (三)诉讼费用负担沉重 |
| (四)国企高管股权激励的司法介入问题 |
| 四、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当的司法介入措施 |
| (一)改变诉讼现状之降低原告资格的门槛 |
| (二)完善程序之前置程序设置 |
| (三)降低原告负担之改善诉讼费用体制 |
| (四)落实司法介入路径之完善薪酬取回权制度 |
| (五)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薪酬委员会、监事会的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英语史和英国英语教育研究 |
| 二、影响英国语言教育的要素研究 |
| 三、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 一、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现代英语 |
| 二、语言与语言教育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六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一、话语理论 |
| 二、英国语言教育话语分析 |
| 第二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 |
| 一、从族群到民族王国 |
| 二、从民族王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文学的发展 |
| 一、民族文学的发端 |
| 二、民族文学的奠基 |
| 第三节 民族语言的形成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 |
| 二、中世纪英语 |
| 三、现代英语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 |
| 一、文艺复兴的影响 |
| 二、宗教改革的驱动 |
| 三、语言学家的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 |
| 第一节 作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格兰的英语教育政策 |
| 二、英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威尔士和苏格兰通用语的英语教育 |
| 一、威尔士的英语教育 |
| 二、苏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三节 作为英国移民第二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国移民的主要来源 |
| 二、英国移民的语言规划 |
| 三、英国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民族特性的体现 |
| 一、英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 |
| 二、威尔士和苏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同化 |
| 三、英国移民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身份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本族语教育的冲击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社会语境 |
| 一、基于话语理论的英语教育要素分析 |
| 二、影响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主体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秩序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政策调整 |
| 一、民族同化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二、文化融合的语言宽容政策 |
| 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多语政策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文化转向 |
| 一、文化概念与英国文化的特质 |
| 二、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使命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重与轻 |
| 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特性 |
| 二、“现代英语”教育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功能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反思 |
| 第二节 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得与失 |
| 一、语言文化与身份建构的关系 |
| 二、英国本土“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建构 |
| 三、英国殖民地“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重构 |
| 四、“现代英语”教育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反思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与败 |
| 一、语言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英国的发展战略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以文化人：大学文化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大学文化育人基本问题概述 |
| 2.1 大学文化育人相关概念 |
| 2.1.1 文化概念探源及界定 |
| 2.1.2 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涵 |
| 2.1.3 中国大学文化的特征 |
| 2.2 大学文化育人的内涵 |
| 2.2.1 以文化人的意蕴解读 |
| 2.2.2 大学文化育人的概念 |
| 2.3 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 |
| 2.3.1 宏观意义: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
| 2.3.2 中观意义: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
| 2.3.3 微观意义: 适应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的需要 |
| 2.4 大学文化育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2.4.1 差异性 |
| 2.4.2 一致性 |
| 2.4.3 互动性 |
| 3 大学文化育人理论溯源 |
| 3.1 指导: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 |
| 3.1.2 列宁主义文化观 |
| 3.1.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 3.2 基础: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 |
| 3.2.1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 |
| 3.2.2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思想 |
| 3.2.3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思想 |
| 3.2.4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
| 3.3 借鉴:西方相关文化理论 |
| 3.3.1 组织文化理论 |
| 3.3.2 文化分层理论 |
| 3.3.3 文化选择理论 |
| 4 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育人的个案考察与共性分析 |
| 4.1 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育人个案举隅 |
| 4.1.1 哈佛大学文化育人 |
| 4.1.2 耶鲁大学文化育人 |
| 4.1.3 牛津大学文化育人 |
| 4.1.4 剑桥大学文化育人 |
| 4.2 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育人的共性 |
| 4.2.1 崇尚学术自由 |
| 4.2.2 遵从通识教育 |
| 4.2.3 发挥校长作用 |
| 4.2.4 注重个人价值 |
| 4.3 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育人的主要启示 |
| 4.3.1 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 |
| 4.3.2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
| 4.3.3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
| 4.3.4 校园环境与教育资源的并重 |
| 4.3.5 大学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一致 |
| 5 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历史省察及其启示 |
| 5.1 萌芽: 中国古代大学文化及其育人 |
| 5.1.1 中国古代大学发展历程概述 |
| 5.1.2 中国古代太学文化育人 |
| 5.1.3 中国古代书院文化育人 |
| 5.1.4 中国古代大学文化育人的启示 |
| 5.2 嬗变: 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及其育人 |
| 5.2.1 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发展历程概述 |
| 5.2.2 蔡元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 5.2.3 梅贻琦: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 |
| 5.2.4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
| 5.2.5 中国近代大学文化育人的启示 |
| 5.3 重构: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及其育人 |
| 5.3.1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发展历程概述 |
| 5.3.2 大学文化育人理念逐步受到重视 |
| 5.3.3 大学文化建设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
| 5.3.4 大学文化育人途径呈现多样趋势 |
| 5.3.5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育人的启示 |
| 6 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现实困境 |
| 6.1 大学文化育人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
| 6.1.1 新时代呼唤中国大学承担新使命 |
| 6.1.2 新媒体环境以文化人面临新挑战 |
| 6.1.3 新形势学生思想行为呈现新特点 |
| 6.2 大学文化育人存在的突出问题 |
| 6.2.1 大学文化育人的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 |
| 6.2.2 大学文化育人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
| 6.2.3 大学文化育人的内涵建设还不够丰富 |
| 6.2.4 大学文化育人的方法和途径还需拓展 |
| 6.2.5 大学文化育人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
| 6.3 大学文化育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3.1 大学的功利化色彩:消解大学使命 |
| 6.3.2 大学的市场化影响: 削弱人文精神 |
| 6.3.3 大学的行政化倾向: 淡化学术氛围 |
| 6.3.4 大学的趋同化状况: 缺乏文化特色 |
| 7 加强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对策思考 |
| 7.1 明确大学文化育人的理念 |
| 7.1.1 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
| 7.1.2 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
| 7.1.3 加强以人为本与以文化人 |
| 7.1.4 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 |
| 7.2 强化大学文化育人的主体 |
| 7.2.1 领导者 |
| 7.2.2 教师 |
| 7.2.3 管理者 |
| 7.2.4 学生 |
| 7.3 丰富大学文化育人的内容 |
| 7.3.1 大学精神文化育人 |
| 7.3.2 大学制度文化育人 |
| 7.3.3 大学物质文化育人 |
| 7.3.4 大学行为文化育人 |
| 7.4 探索大学文化育人的方法 |
| 7.4.1 注重言传身教 |
| 7.4.2 推进经典阅读 |
| 7.4.3 突出实践体验 |
| 7.4.4 强化环境濡染 |
| 7.5 优化大学文化育人的途径 |
| 7.5.1 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 |
| 7.5.2 增强宣传工作的实效性 |
| 7.5.3 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
| 7.5.4 统筹多元文化育人作用 |
| 7.6 健全大学文化育人的机制 |
| 7.6.1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 |
| 7.6.2 健全运行保障机制 |
| 7.6.3 健全效果评价机制 |
| 8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论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产减值的相关概念 |
| 二、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 计提被滥用 |
| 1. 上市公司操纵盈利的手段之一就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 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逃废债务的措施就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 (二) 计量与确认的难度较大 |
| (三) 外部监管难度大 |
| 三、完善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措施 |
| (一) 对价格、信息等市场机制进一步健全 |
| (二) 切断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与资产减值准备二者之间的联系 |
| (三) 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
四、中国会计向全球化方向迈进的历史政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2]《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4]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5]海尔集团并购通用家电财务风险控制研究[D]. 赵梦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6]房地产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实施效果分析与优化研究 ——以A集团为例[D]. 陈鸿竹.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7]国企高管薪酬法律问题研究[D]. 于淼. 吉林大学, 2019(02)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9]以文化人：大学文化育人研究[D]. 张立学.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5)
- [10]论企业资产减值会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J]. 薛明芳. 中国总会计师,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