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灵魂发展”

一、关注“灵魂发育”（论文文献综述）

成家桢^[1]（2021）在《生命的未来——从形而上学到生物学哲学》文中研究说明新近法国哲学家卡特琳娜·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在一篇于2016年发表的以唯物主义为主题的论文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的坐标系:关于相遇的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e la rencontre）-筛选（la sélection）-可塑性（la plasticité）。这一坐标系背后的意图是:通过对阿尔都塞和达尔文的解说,马拉布试图将自己的"可塑性"概念和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

尹璐^[2]（2020）在《“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伊拉斯谟被誉为16世纪教育史上最为伟大的人。伊拉斯谟所提出的儿童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的影响力远超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教育思想,尤其是儿童教育思想也成为认识伊拉斯谟真正价值的重要视角之一。本研究力图拓展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探寻其经典文本字里行间所承载思想信息的显与微,找寻伊拉斯谟思想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乃至欧洲社会变迁中的应有地位与价值,并找寻可资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借鉴之处。本文第一章探讨教育观念之生发。本文将在整个人文主义教育的视域下透视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哲学与观念,探索其人文主义儿童教育的特质。从其时代的宗教、社会思想背景叙说伊拉斯谟一生的主要经历,偏重于对其学术和教育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那些人生经历。随后,从共时与历时维度,探讨了古典教育思想与时代思潮对伊拉斯谟教育观的成形,了解构成他思想观念的古代传统或思想脉络的基础。第二章主要从人性、宗教、美德、政治与社会等方面探讨伊拉斯谟对儿童教育目的论的深度思考。伊拉斯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予以重塑,凸显出伊拉斯谟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可教性的肯定以及对人的身心和谐统一的重视,进而探讨了伊拉斯谟的宗教人的终极目标,以及他对美德的追求、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追求。本章中,笔者探讨了伊拉斯谟重新发现儿童教育的价值,系统阐释了其试图以儿童教育为手段实现人类进步、社会改造的宏伟理想。第三章探讨伊拉斯谟基于儿童性别的教育内容论。首先,针对伊拉斯谟儿童教育的主要教育对象——精英阶层的男童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进而讨论伊拉斯谟儿童教育,尤其是男童教育所倡导的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知识上以语言和文学训练为主轴的文雅教育和重视外在举止行为的礼仪教育等。尤其是他以礼仪教育为核心,提出了“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的儿童礼仪教育,对后世教育思想和主张对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欧洲人文明化和礼仪规范的标准化。此外,本章还就伊拉斯谟在性别教育方面针对女孩的一些划时代教育内容进行了专题讨论,揭示出其女孩教育的实质和价值。第四章探讨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方法论。本章具体总结分析了伊拉斯谟主要阐述的数条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如早教与循序教育,游戏教学与寓教于乐,团体竞争、奖惩等,以此了解其儿童教育精神。第五章探讨伊拉斯谟所倡导的儿童教育环境论。这是一个特殊专题式探究,也是伊拉斯谟儿童教育思想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主题。本章分别从伊拉斯谟揭示出的教育活动中的几个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身边人:父母、教师、同伴等主要角色入手,展示几者之间相对的关系与责任,并将人的活动带入到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观念中。天性与教养共同雕琢儿童的“成形”。对照中古时代的教育方法,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整体教学状况,伊拉斯谟的儿童教育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开启了那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契机。

牛艳莉^[3]（2020）在《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坛被誉为女性诗歌的“领头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诗歌创造力,在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诗歌作品。论文以翟永明近40年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文本、诗学衍变轨迹、独异的诗学主题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全面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她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的深层关系。论文共四章。绪论从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入手,进而对已有的翟永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研究发现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尚存的不足及研究盲点,并就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术预期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聚焦翟永明的人生道路与诗歌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可分为:诗歌写作“喷涌期”（1984-1990）,诗歌写作“裂变期”（1991-1999）,诗歌写作“整合期”（2000-2020）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童年强烈的“创伤经验”的喷涌。在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积累和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诱发下,翟永明以独具个性的“黑夜”、“死亡”意识、以结构精致完整的组诗形式出现在诗坛。这一时期她的写作具有明显的“独白呓语”的特点,其女性视角主要集中在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及其在男权世界中的苦闷与抗争。第二个阶段贯穿整个1990年代。在时代的急剧转型中,翟永明不断寻求诗歌写作的新变,她告别了相对单一的自我经验,而扩展至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与交流。翟永明这一阶段的诗歌有明显的“向外转”的倾向,在广泛涉猎“公共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个人化”的经验甄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复杂现实对话的新方式。这一阶段为翟永明诗歌写作的“裂变期”,在“无用”而“沉潜”中不断调整诗歌的书写策略,重新释放出诗歌的活力。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从“白夜”开始,翟永明的写作开始变得更为自由和开阔,不断地与现实、传统进行对话,甚至与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式批评,体现了诗人此时期交流诗学的特色。可以说这一时期,翟永明进入到更自如、更综合的诗歌写作时期,回应现实、回归传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书写内容;此时期她的诗歌形式也变化多端,诗歌语言趋于质朴,更加注重诗歌的节奏和语感。翟永明这三个阶段的诗歌既与时代语境的转型密切相关,更是其遵循内心、不断追求诗歌艺术精进的体现。第二章对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群像进行解读,研究其诗歌对女性经验的挖掘与书写。第一节首先从身体、生育等女性的性别经验入手,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身体经验。在此基础上,考察她在诗歌中与西方女性（以普拉斯、弗里达·卡洛为主）的对话,这是其精神症候的典型体现。最后,翟永明在诗歌中从“倾听和注视”出发,在对世界的体认中建构起女性主体形象。第二节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母亲形象,以及抒情主体与“母亲”的精神交流。与母亲的对话和交流,是翟永明诗歌女性经验书写的贯穿性主题,这在从《母亲》到《十四首素歌》的诗歌文本中有所体现。翟永明对母亲的书写,经历了情感表达上的从独白到对话的方式演变,通过母女之间女性经验的重合与冲突,彰显女性生存的共同悲剧。第三节分析翟永明诗歌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书写。通过时空并置、灵魂对话和文化透视的多元艺术形式,翟永明对鱼玄机、李清照、杨玉环、虞姬等展开书写,由此敞开了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并由历史返观当下的女性诗歌。翟永明对女性的书写由自我隐秘经验出发,题材范围逐渐扩展,写作手法也不断调整,建构了时间跨度大、空间涉猎广的女性群像。她的女性经验不仅在其女性群像中得以表达,而且她也籍此建构了自身独特的女性观、诗歌观。第三章通过色彩诗学、空间诗学、时间诗学、戏剧性诗学等关键词对翟永明的诗歌及诗学特征进行解读,借此发掘翟永明诗歌的内在肌理和文本建构方式,这也是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关键入口。第一节为翟永明的“色彩诗学”,以《女人》为例,对翟永明诗歌中的色彩运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黑色、白色、红色在其诗歌中的意蕴。翟永明的诗歌书写有效调动了颜色的暗示功能与隐喻意味,在诗歌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色彩诗学”。第二节为翟永明的“空间诗学”,以法国思想家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为参照,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多重空间书写。从早期的幽闭空间如“黑房间”、“静安庄”,到消费时代的开放空间如“咖啡馆”、“酒吧”,翟永明的诗歌空间书写有明显的转向。而对“建筑”的兴趣与书写,则使得翟永明以“纸上建筑”的视野重铸诗歌观,深刻地影响了她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第三节为翟永明的“时间诗学”,通过对作为时间意识的“黑夜”的考察,辨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时间观念。翟永明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经历了由紧张而至舒展的过程,由“性别化”的时间感知到“超性别”的时间感知方式,建构了基于自身经验而又极具包容性的“时间诗学”。第四节为“戏剧性诗学”,旨在考察翟永明诗歌的文体探索与结构意识。对其诗歌内部的“用典”、“复调”等进行解读与分析,考察翟永明组诗、长诗的结构技巧。翟永明自幼喜爱戏剧,她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将之发展、改造,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戏剧性诗学”。第四章为“当代诗歌史中的翟永明”,尝试阐释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位置与价值。第一节分析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参与及贡献。自“黑夜意识”提出以来,翟永明一直是女性诗歌的理论支撑者和反思者,她对女性诗歌的真知灼见,影响了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除此之外,翟永明对中国传统女性颇有研究,她有多本散文集涉及古代女诗人,这其实是在对女性诗歌的历史进行溯源,对女性诗学的建构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节考察翟永明与当代诗歌场的关系。40年来,翟永明一直随时代而变,不断矫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价值立场和审美立场。与此同时,翟永明对绘画、建筑、电影等艺术领域多有研究,她也一直致力于诗歌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融合,这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翟永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她既融入了特定的地域（四川）与代际（第三代诗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游离而出。翟永明相对于特定代际和地域的“溢出”与“飞翔”,使其成为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诗人。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也是对诗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特殊地位与价值进行了总结。翟永明开启了当代诗歌的女性写作源头,之后以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作品持续参与女性写作,在新世纪又将其引向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超越女性自身,实现诗意升华,为女性写作在新诗史留下浓墨重彩。诗歌创作之外,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高度参与和重大贡献,对当代女性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翟永明艺术涉猎广泛,其诗歌中其他艺术元素的渗透与融合,及其在戏剧、绘画、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的跨界建构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相当意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翟永明都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审美和价值立场,以女人的细腻感知和女诗人的独特视角,用诗歌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其诗歌创建了文学史意义!“完成之后又怎样”?让我们期待翟永明在未来的语境中为我们呈现更多的欣喜与奇迹!

向玲玲^[4]（2020）在《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创作了大量与死亡、复活、永恒、不朽、上帝、乐园等主题相关的诗歌。本文将它们统称为永恒主题诗歌,并从诗人面临的形而上学的困境出发,探讨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狄金森的永恒观形成于19世纪新英格兰的宗教转型期,即从正统的清教思想和新教加尔文宗教义向多元化杂糅思想的转变时期。这些多元杂糅思想包括:一)、强调原罪、天谴、预定、有限救赎等的“正统派”基督教思想;二)、强调爱、仁慈、人类自由意志、个人向善的力量与救赎的关系等的“自由派”基督教思想;三)、以科学理性证明教义与经书真实性的“科学主义神学”思想;四)、浪漫主义文学及有机论诗学;五)、通俗文化,如悼亡诗歌、死亡审美化潮流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一个特色,是对基督教观念作“过滤”与“筛选”。她在诗歌中摒弃了“罪”与“罚”的宗教训诫模式,选择较为温暖、人性的神学话语,并以戏仿、归谬、夸张的方式反讽基督教排他的、否定个体意义的观念,如“基督（徒）的得胜”、“天国赐名”、“灵性的身体”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二个特色,是对永恒外在于认知的清醒认识与不懈的描绘。一方面,她认识到永恒是一个“安静的谜”,即当代理论家所谓不可进入的“绝对他者”;另一方面,她又试图对永恒主题进行不可言说的言说。这种不可说之说,体现在狄金森大量使用的隐喻语言、“美满结局”式的诗歌结构、“天国非家”的命题转移、“地下村镇”的诗意构建等。她以隐喻书写永恒中的身体和意识,创作出一系列独特的身体隐喻和矛盾的意识隐喻,如处境化的金石身体、变态昆虫与球茎植物的重生隐喻、天国中的微粒身体、矛盾冲突的“天国中的我”（天国语境中的自我意识）等,借助隐喻的超越性思维实现从日常语言到永恒这一未知领域的概念映射,同时又对这种书写的有效性保持质疑。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三个特色,是以“家园”理念为线索,将尘世、死亡、天国三种语境串联在一起。与形而上传统背道而驰的是,她将尘世称为“家园”或“故园”,将永恒天国视作“异乡”或“非家”,将地下墓园描绘为“地下村镇”、“地下都城”等尘世家园的仿制品,在揭示“天国家园”理念的内在矛盾与虚假性的同时,以“尘世天堂”、“死亡家园”的隐喻来重建自己的家园理念。面对信仰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对彼岸未知深渊的恐惧,狄金森首先以反讽姿态解构了形而上的、基督教传统中的永恒观,同时又试图以诗歌语言的方式再次接近永恒、感知永恒、重建永恒。虽然她未能冲破认知的局限性而破解这个“安静的谜”,却在永恒的观照下赋予生命、死亡、人类的经历以独特的连续性与意义。

刘红梅^[5]（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李岩^[6]（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陈莉^[7]（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提出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丁燕燕^[8]（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认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袁殷婷^[9]（2020）在《古典希腊身体美的认知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对身体美的推崇是古希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古希腊人对他们拥有的美貌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对人体美带来的令人自豪的狂喜有着非凡的感受力。古代希腊人将人的外在物质形态和内在精神形态合为一体,对身体的认识更为全面,这与现代人更多局限于物质形态的机体不同。按通常的用法,身体是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词汇。但是,在古希腊文化中所理解的身体并非是纯碎的生理概念,还牵涉到无形的灵魂、心灵,在这个结构中尤为强调灵魂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肉体是灵魂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肉身的实践运动有赖灵魂为之做主。肉体与灵魂虽然各自功能不同,但并不截然对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人的身体。基于此,古希腊人对身体美的认知包括了外在美和内在美两个部分。古代希腊人对身体外在美的认识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强调符合自然本性地发展身体的机能。健壮的男性在生存、战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意味着强大的生存能力,因而无论是在文学作品抑或是艺术作品中,男性的力量备受推崇;健康、丰满的女性所具备的生理优势,被视为具有良好的生育能力,成为女性身体美的象征。这些身体形象反映了古希腊人推崇特定身体形象的历史景观,身体美表现为身体的健康强壮、发育良好,对身体美的发展与塑造符合人自然的生理规律,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具备积极意义的身体美观念。身体美不仅仅是形体意义上的,更是由形体包裹着的灵魂之美,古希腊人对身体美的认知与实践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于身心和谐发展的追求。从荷马时代开始,古希腊人就欣赏拥有美貌且道德高尚之人,这种理想之美集中体现在一个词汇Kalokagathia里,所表达的就是外在的健美和灵魂的卓越的结合,这在人身上不可分割地整体存在着,它反映了古希腊人和谐统一的理想,体貌之美与灵魂之美合一是身体美的最高理想,外表美与内在品质的结合,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总的来说,古希腊发展了一种自然的、全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身体美文化,循着“美”的探索与指引,把对美的研究带入到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去。古希腊人的身体美观念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反过来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实践了他们特有的身体美的观念,或曰是身体美的观念的实践。它们形塑着古希腊的身体,规约着古希腊对身体的艺术展现。这种实践呈现出灵与肉、情感与体魄和谐发展的特性。古典时期古希腊人对身体美的塑造强调均衡,尤其是内外均衡,文武兼修。古希腊人看来,人的肉体与灵魂紧密相连,身体上的美与精神上的善是不可分割的,精神的美在外在的美上得到体现和认证。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身心俱美,理想的人物不仅在形体上要发育良好、健壮匀称,而且需具备出众的理性、高尚的品行。古希腊人将这种对身体内在美的训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体育训练成为孩童教育和常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训练在孩童教育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戏剧表演、祭神仪式则成为道德宣教的特殊场域。由此,体育馆、竞技场、剧场、健壮阳光的人体塑像等等则成为古希腊特殊的生活景观。

孙玉红^[10]（2020）在《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境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实现道德与美好生活即幸福的关涉。关于如何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关涉乃至统一,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优秀的思想资源之一。论文旨在透过对亚里士多德（下文简称“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明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论文分三部分。从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相关智慧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境遇观照的视角出发,批判借鉴亚氏关于公民、德性、正义、公民教育、幸福等思想资源,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分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从公民道德资源供给不足即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实践资源供给不足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论文展开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指向、自然进路、生成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批判挖掘:亚氏公民教育思想围绕“什么是优良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生活”展开。他认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德性是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是事物的潜在功能。人的独特功能在于人的理性,因此,人的目的就在于灵魂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与实现,在于理性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最高善,是人的一生中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样,亚氏就把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幸福就在于德性的实践。城邦的起源与目的也在于幸福。因此,在合目的性意义上,城邦幸福就应该相同于个人幸福;而在现实可能性上,只有在理想的“轮番为治”的宪政政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统一。公民教育是弥合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最佳途径,是公民德性养成和城邦善治的最佳途径。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备善德的过幸福生活的好公民,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由此,公民教育是支持公民德性功能逐步展开、实现的过程,是公民的理性或自由意志在过城邦幸福生活中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亚氏的公民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既然幸福在于人一生中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公民教育的内容就其指向而言,就应该指向完满德性。论文探讨了完满德性的本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从公民教育内容的角度去诠释好人、好公民的德性。完满德性包含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伦理德性是合于实践智慧的品质,因此,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即德性与德行,德性养成于实现活动即德行中。理论智慧虽是自足的、完满的理论理性的实现活动,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沉思生活是只有神才可以过的生活,因此,亚氏强调城邦现实生活中、人的可实践的理论智慧的沉思活动而非沉思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实现也是需要沉思活动或反思活动的。由此,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德性德行即道德的生活,在于人的一生中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公民教育指向完满德性及其实现。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德性的养成要经过公民教育习惯化训练的过程,同时,要效法自然,即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自然教育。论文遵循亚氏所言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教育的自然教育过程,透过对亚氏理想城邦中不同阶段切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阐释,清晰地呈现了不同阶段德智体美等全面的教育,这些内容的教育即使有实用的功效也是为了培养善德,都指向道德及其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明晰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德性养成为指向和内容的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即为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德性的养成要在城邦生活实践中实现。城邦需要为公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即城邦要以正义的制度和法治为公民教育提供硬环境,以公民友爱为公民教育提供软环境,让公民既得到理性的指导与约束,又获得情感的浸润与陶冶,从而实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生活教育。论文最后批判借鉴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揭示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可以批判借鉴的思想启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于德福一致;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自由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公民身心成长的自然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指向公民德性养成的全面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训导的全过程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现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而成的全员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过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实现,在公民尊崇善德善行的德行有用的正义、友爱、法治的优良城邦、优良政体、优良生活中得以实现。

二、关注“灵魂发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注“灵魂发育”（论文提纲范文）

（1）生命的未来——从形而上学到生物学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2）“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古典希腊身体美的认知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注“灵魂发育”（论文参考文献）

• [1]生命的未来——从形而上学到生物学哲学[J]. 成家桢. 法国哲学研究, 2021(00)
• [2]“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教育观研究[D]. 尹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D]. 牛艳莉. 山东大学, 2020(04)
• [4]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D]. 向玲玲. 浙江大学, 2020(08)
• [5]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8]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古典希腊身体美的认知与实践[D]. 袁殷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孙玉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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