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的病理学界(论文文献综述)
杨洋[1](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研究指明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任慈[2](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满百举[3](2020)在《民国时期翁文灏的国营工矿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翁文灏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位地质学博士。他学贯中西,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更为重要的是,他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负责人,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工矿业建设的决策者与实践者。因此,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的工矿业建设思想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研究价值,更能给现实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从中国近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入手,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翁文灏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战时、战后的国营工矿业思想。孙中山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主张是翁文灏国营工矿业思想的直接来源。作为地质学家,翁文灏很早就意识到发展矿产事业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大力主张开发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这是他工矿业思想的独特特点之一。执掌资源委员会后,他的国营工矿业建设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从工业区位选择上看,战前他根据对战争形势的预判和工业发展的条件,主张将湘、鄂、赣作为战时的工业中心。随着战火迅速逼近上述地区,他将目光转向了川、黔、桂等大后方地区。抗战结束后,他计划重点发展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台湾地区,并形成三大重工业核心区域。可以说,翁文灏的工业区位思想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统筹设计,也显示出其建设思想的被动性和阶段性。在翁文灏的领导下,抗战时期后方国营工矿业建设取得辉煌成就,这也更加坚定了翁文灏以国营方式进行经济建设的理念。战后的敌伪资产接收使得国营事业急速膨胀,除传统划定为国营的重工业部门外,国民政府将国营的范围逐步扩展到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同时,翁文灏也开始思考国营厂矿事业的组织方式问题,他坚持以现代公司制的企业组织形式管理战后国营工矿企业。这不仅顺应当时世界企业发展的大潮,更体现了翁文灏对企业经营管理及二战后世界工业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考。不可否认,在翁文灏的国营工矿业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战时工矿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更要看到,其国营思想是在战争威胁特殊背景下的被动选择。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不仅存在效率低下、创新乏力等种种弊端,过分扩张的国营事业也会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窒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如何平衡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只有在整体主义中有机融入个人主义,才能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李梦晓[4](2020)在《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炮火的猛烈摧残下,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相继沦陷,各区教育机关受到严重毁坏,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迎来莫大的灾难。各高校为躲避战火、保存文脉相继南迁。随着1938年济南、徐州战事吃紧,开封情势愈发严重,已没有一片土地可以安放大学的课桌。位于省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水利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三所学校自此也开始了流亡生涯。河南省政府为应对危机局势,做出“凡已受袭击或易受袭击区域之学校,一律向安全地带转移”的决定。河南大学就在此时踏上流亡办学的征途,河南大学的学生在流亡途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怎样困顿,都始终保持乐观向上、坚韧奋发的精神品质,不仅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以各种形式保家卫国。河南大学自1937年12月开始流亡,至1945年12月底返汴,流亡办学之路前后凡八年历六次搬迁。其先后深入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嵩县潭头、荆紫关、陕西宝鸡和汉中等地区。每搬迁一次,河南大学的办学条件就更加恶劣一次。设备不足、住宿简陋、伙食单一、经济恶化、师资紧缺,随时随地躲避日军战火的攻击,是他们自始至终面临的困境。但河南大学仍然坚持办学,力求维持“战时的平常化”,这一时期河南大学除文学院编辑国防教材、增设战时经济、文化讨论课程,理学院增设国防化课程,以适应战时需要外,其他课程努力维持战前的状况,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河南大学的学生们砥砺求学,无论白天、黑夜竭力利用一切可以学习的条件进行学习,图书馆、学术讲座、河滩边、深山里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在完成个人求学目标的同时,为更好地应对战时环境,努力上好体育课,以强身健体。与此同时,还要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化规训,摆脱其思想控制。为救国救亡,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踊跃投身于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活动中去,创办剧社、表演话剧、创作吟唱抗战歌曲、张贴壁报、组织参加救亡团体、兴办社会教育等丰富的形式是他们宣传救国救亡思想的主要阵地。有些学生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还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号召,争先恐后选择投笔从戎踏上战场,为国效力。河南大学的学生怀抱爱国强国报国的信念,以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追寻新知、探求真理,以积极乐观、同心协力的心态克服一切磨难,乐观生活。其精神激励着我辈青年学生坚定的追随其步伐,发扬光大其精神,发奋践行其思想,拼搏向前,在新时代为国家繁荣和民族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
朱一峰[5](2020)在《近代苏南基督新教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合法化,大批基督新教传教士涌入苏南地区布道。基督新教较早传入苏州、南京等苏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城市,并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向周围中小城市扩散。至1926年,基督新教已传遍苏南全境。基督新教在苏南的传播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传教之初,受太平天国战争及民众反教情绪影响,苏南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传教士及时调整传教策略,在苏南大力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逐渐摆脱了传教困境。迈入民国时期,民国历届政府对基督新教大体持开明态度。苏南政治、经济优势明显,民国至抗战前夕,是基督新教在苏南发展的黄金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基督新教在苏南的传教事业遭到了巨大打击,多数教会学校、医院被迫内迁。许多留守苏南的传教士积极救助伤兵、难民。日本宣布投降后,苏南传教事业逐步恢复。新中国成立不久,因诸多政治原因,外国传教士陆续回国,外国教会在苏南近百年的传教事业由此结束。中国基督新教真正迈入独立发展的道路。本文还对苏南基督新教时空分布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差会、教堂、教徒、学校、医院的分布。并对影响时空传播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探寻基督新教在苏南传播分布的内在规律。通过对近代苏南基督新教传播相关问题的探究,应能对当下中国基督新教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王松[6](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指出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伟[7](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郑瑶[8](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提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鑫[9](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指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凌梦月[10](2019)在《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38年5月2日,保田与重郎经新日本文化会的派遣,与佐藤春夫、佐藤龙儿三人从山口县下关市乘坐关釜联络船“金刚丸”,次日到达釜山,在朝鲜半岛游历釜山、庆州、扶余等地后前往中国大陆。在大陆游历“满洲”、北京、“蒙疆”等地,6月9日乘坐大阪商船“乌苏里丸”从大连返回神户港。本次东亚之行,前后历时四十余天。保田在此期间及回国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后这些文章一道被收录进单行本游记《蒙疆》(1938年)之中,该游记亦成为其唯一的一部东亚纪行杂文集。毋庸置疑,这一着作会是我们探索“保田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绝佳材料。如果说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是其探索东亚之旅的“手电筒”,那么本论尝试探究的“东亚之旅”,也就是保田的朝鲜、“满洲”、北京、“蒙疆”之旅将是一段独特的“景观”。我们遵循保田的“手电筒”所照射出来的“光束”,通过阐述各个不同区域的“景观”,不仅能认识到“光束”照射下的东亚,同时亦能发现“光束”所折射出来的暗影,从而勾勒出保田心中的中国形象。尤为关键的是,我们亦可以由此来认识始终蛰伏在“手电筒”之背后的日本这一最大的“暗影”。换言之,透过保田的中国形象乃至东亚的形象,我们可以反过来确认与确证保田的日本式思维,进而针对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展开反思与批判。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就保田与重郎的生平及社会评价进行概述。因此,本章在一开始阐述了保田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思想者、文学家的阅历与活动;梳理了日本学界对保田的评价,即大多集中在对其个人的历史行动与价值判断上,间或穿插针对其文学评论的学术评价,且大致经历纯粹否定批判—否定批判与肯定赞美并存的历程;其次,围绕保田着作的出版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保田的相关前期研究,本章进行了详实的陈述与具体的评价,尝试指出保田研究的问题与缺憾;第三,围绕本论的研究对象——《蒙疆》,本章就保田旅行的始末、目的等进行了阐述,并就该书的形成与出版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提出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以保田的朝鲜之旅为中心,通过梳理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往朝鲜旅行的、具有不同身份的三位代表性日本知识分子的朝鲜认识,采用横向比较、多点测量的方法论述研究了保田在1938年的朝鲜之旅。保田的朝鲜之旅带有“怀旧”与“新鲜”的双重内涵:一方面,采取“怀旧”的态度来追溯历史,渲染日本与朝鲜的渊源与情谊;一方面,通过“新鲜”的体验,强调朝鲜人之中“日本主义者”的重要性,突出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就这样,保田通过朝鲜之旅论证了“日本精神”的创造力与有效性。第三章以保田的“满洲”之旅为中心,首先围绕新闻记者小林爱雄、政论思想家德富苏峰、小说家林芙美子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满洲”纪行,尝试回到1908年、1917年、1940年这三个不同时代,构筑起在保田前后经历满洲旅行,并留下独特记载的日本人的“满洲印象”;而后,通过回溯保田的“满洲”体验,即追寻近代日本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所留下的所谓“圣迹”,来追索近代日本是如何通过一次次战争从而实现自一个东亚一隅之地的小国向东亚霸主、乃至世界“一等国”的跨越的“日本精神”,从而构筑起自身的“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第四章以保田的北京(北平)之旅为中心,以保田与重郎在历史空间视域下的北京考察为着眼点,切入其现实空间视域下的北京文化体验,最后聚焦对话空间视域下的保田一行与中国文人的一场晚宴,由此探讨保田之所以对北京抱有一种“灰色与失望”的情绪之缘由。在如此情绪下,保田借助颓废不堪的古迹、无法共鸣的艺术、麻木的庶民、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搭建起一个看似了无生趣、毫无生机的北京形象。面对这样的北京,保田意识到“日本精神”难以改变它,由此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望”。第五章以保田的“蒙疆”之旅为中心,首先探讨了“蒙疆”这一概念的多样性,而后就保田在蒙疆的城市掠影与人物掠影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提示保田何以将“希望”落实于蒙疆的问题。具体而言,保田对蒙疆的考察始终在一个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的视野下,他通过构建“十九世纪”与“昭和精神”这一对立、对抗的空间结构,突出蒙疆的“原始”和“野蛮”之性格,从而呼吁“昭和变革”,以树立浪漫主义式的“昭和精神”。第六章作为结论,首先就保田的东亚之旅进行了概述总结。保田在朝鲜通过渲染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从而论证“日本精神”的创造力;在“满洲”通过朝圣战争遗迹从而印证“日本精神”的成型;在北京由于遭遇冷漠麻木的北京民众和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而把对“日本精神”的宣扬转为对北京的巨大失望;最后在蒙疆认识到具有未来性的“原始”和“野蛮”而重拾希望,进而大力宣扬他所谓的“昭和精神”。事实上,这样的精神带有近代的传承,即源自“明治精神”;亦带有时代感,即通过扩张与殖民而走向“世界史的创造”的“昭和精神”。保田的东亚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昭和精神”。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的病理学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的病理学界(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文献综述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研究的价值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七、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1874—1911) |
一、清末特殊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动荡政局为开办特殊教育提供宽松土壤 |
(二)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创造条件 |
(三)新教育发展为特殊教育移植创设宽容氛围 |
二、清末特殊教育的嚆矢 |
(一)清末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 |
(二)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的兴起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启蒙 |
(一)盲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二)聋哑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 |
(一)确立“识字明道”的培养目标 |
(二)尊西仿新的课程体系初具 |
(三)教学方法的移植与改进 |
五、特殊教育经费对西国的依附 |
(一)教会慈善人士的联合募捐 |
(二)国内教会组织的支持资助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办学的零星尝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1912-1926) |
一、民初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军权至上的政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边缘化 |
(二)城市社会变动改变残疾人的救助观念 |
(三)教育热潮迭起为特殊教育发展创设民主氛围 |
二、民初特殊教育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
(一)民初特殊教育宗旨的流变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初定 |
(三)特殊学校确立地位与规范管理 |
三、特殊教育师资来源的自给自足 |
(一)特殊学校毕业生扩充师资队伍 |
(二)特殊学校附设短期师资训练班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变革与课程教学完善 |
(一)确立“塑造独立国民”的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丰富充实 |
(三)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与调试 |
(四)上海盲童学校的个案考察 |
五、广源众筹的多渠道经费来源 |
(一)特殊学校的外源性筹资 |
(二)特殊学校的内源性筹资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办学增加,国人积极仿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的“中国化”渐变(1927-1936)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教育行政渐趋稳定与教育秩序规范 |
(二)国内预防残疾意识逐渐增强 |
(三)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促使国人关注残疾儿童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
(一)特殊教育宗旨的核心确立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 |
(三)私立特殊学校的管理权过渡 |
(四)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变通政策 |
(五)卫生教育与慈善救济的强化实施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一)确立职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二)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设置 |
(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经验积累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革新与课程教学的本土探索 |
(一)确立“盲哑教育职业化”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宗教性弱化 |
(三)国人对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突破 |
五、西方母国经费来源缩减 |
(一)国内捐款与政府补助增加 |
(二)制定学费标准,补充学校经费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与国人办学数量的此消彼长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1937-1949) |
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致使特殊教育重心南移 |
(二)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兴起助力 |
(三)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特殊教育生存举步维艰 |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完善 |
(一)战时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时调整 |
(二)战后特殊教育政策的完善性规划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性增强 |
(一)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二)注重系统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 |
(三)延聘专业教师开展培训 |
(四)战后拟定专业师资培养方案 |
四、特殊教育办学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
(一)确立“培养社会有用公民”的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规范设置 |
(三)特色教学法的形成 |
五、经费来源渐趋稳定 |
(一)社团组织的经费补助 |
(二)政府经费投入渐增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学校数量扩充,残疾人渐成办学主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
一、特殊教育发展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
(一)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
(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新生与生产力的客观需求 |
(三)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强势推进 |
二、特殊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影响因素 |
(一)特殊教育自身的功能转换 |
(二)特殊教育的人本价值逐渐突显 |
(三)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 |
三、特殊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结 |
(一)教育观念由“养”到“教”不断明晰 |
(二)教育监管由“放”到“收”的集权化 |
(三)特教师资培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
(四)课程教学体系杂糅走向融合的本土化适应 |
(五)经费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开放化集资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评析与启示 |
一、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 |
(一)特殊教育本质功能的表达与强化 |
(二)政府主权意识觉醒加强特殊教育整顿规范 |
(三)特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教学经验积累 |
(四)西式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植入与改造 |
(五)多方支援加强特殊教育根基巩固 |
二、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困境 |
(一)角色定位摇摆不定,教育观念难转变 |
(二)政策法规零散不健全影响特殊教育规范管理 |
(三)师资培养体系欠缺阻碍教学工作进展 |
(四)课程教学过度依赖制约特殊教育独立发展 |
(五)经费支出基础薄弱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缓慢 |
三、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
(一)拓展融合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 |
(二)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
(三)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 |
(四)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 |
(五)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题旨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一、“华人问题”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小结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小结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二、争夺人才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小结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二、选择留学生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小结 |
余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民国时期翁文灏的国营工矿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三)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第二章 翁文灏的早期学者生涯 |
第一节 年少经历 |
第二节 地质调查所之工作 |
第三章 全面抗战爆发前翁文灏国营工矿业思想 |
第一节 思想背景 |
(一)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思想 |
(二)实业计划中的矿产开发思想 |
(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
第二节 翁文灏的矿产调查与开发思想 |
第三节 工业建设思想:以国防工业为中心 |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 |
(二)与其他建设计划的思想区别 |
第四节 以湘鄂赣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区位思想 |
第四章 全面抗战时期翁文灏国营工矿业思想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思想背景:统制经济思潮 |
(一)20世纪30年代的统制经济思潮 |
(二)对统制经济概念的探讨 |
(三)政商界对于统制经济的看法 |
(四)翁文灏对于统制经济的思考 |
第二节 国营工矿业发展思想:以重工业为中心、以特种矿产为抓手 |
(一)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 |
(二)开发玉门油矿 |
(三)易货贸易 |
(四)钨锑矿统制 |
第三节 以川、桂、黔为重心的大后方工业区位发展思想 |
(一)钢铁产业 |
(二)其他产业 |
第四节 大后方国营工矿业的成效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前后翁文灏国营工矿业思想 |
第一节 关于战后经济制度的思考:国营与民营之争 |
(一)学界关于战后经济制度的争论 |
(二)翁文灏战后接收敌伪资产之主张 |
第二节 战后工业中心与国营工业区位发展战略:从大后方到三大中心区域 |
(一)奋勇挽回东北华北 |
(二)加力经营华中华南 |
(三)发展增进台湾实业 |
第三节 国营企业公司制思想 |
(一)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 |
(二)财务压力导致国营工厂的市场化改革 |
(三)促进国营、民营事业共同发展 |
(四)国营企业的公司制趋势 |
第四节 国营工矿业发展中的战略思考 |
(一)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
(二)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判断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专着 |
(二)期刊 |
(三)学位论文 |
附录 |
后记 |
(4)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主旨及论文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内迁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中国高校流亡办学 |
第二节 河南大学的内迁及历程 |
第三节 “留省”还是迁省:屡次内迁究为何 |
第二章 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学习状况 |
第一节 河南大学的课程设置 |
第二节 院系设置、教学概况及学生学习情况 |
第三章 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物质生活 |
第一节 伙食 |
第二节 住宿生活 |
第三节 经济状况 |
第四章 从校园到社会: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课外活动 |
第一节 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体育与军事化生活 |
第二节 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社团活动 |
第三节 提高民智的社会文化教育 |
第四节 战时河南大学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近代苏南基督新教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范围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基督新教在苏南的开教 |
第一节 基督新教传入苏南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基督新教传入苏南各市县时间 |
第三节 基督新教苏南初传路线 |
第二章 基督新教在苏南的传播历程 |
第一节 基督新教的开拓时期(1858-1912年) |
第二节 基督新教的快速发展时期(1912-1937年) |
第三节 基督新教的衰退时期(1937-1945年) |
第四节 基督新教的短暂恢复时期(1945-1949年) |
第三章 基督新教在苏南的空间分布 |
第一节 教派的分布 |
第二节 教堂及教徒的分布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医院的分布 |
第四章 苏南基督新教时空传播的驱动因素 |
一、便利的交通 |
二、发达的经济 |
三、开放的民众思想 |
四、灵活的宣教手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一)学术价值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作用 |
三、学术史综述 |
(一)史料出版 |
(二)馆藏档案 |
(三)学术成果 |
(四)其它方面 |
四、学术要点 |
(一)选题切入点 |
(二)重点 |
(三)难点 |
(四)学术创新点 |
五、相关界定 |
(一)时间界定 |
(二)主体界定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小结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小结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二、赈济工作 |
三、农业活动 |
四、成就与局限 |
小结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小结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三、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小结 |
总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一)路数选择 |
(二)研究方法 |
(三)结构安排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一)晚清时期 |
(二)民国时期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一)科研准备 |
(二)科研活动 |
(三)科研成果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关于保田与重郎 |
1.1.1 保田与重郎的生平 |
1.1.2 保田与重郎的社会评价 |
1.2 前期研究 |
1.2.1 保田与重郎着作出版概况 |
1.2.2 研究着作 |
1.2.3 研究论文 |
1.2.4 《蒙疆》研究 |
1.3 保田与重郎与《蒙疆》 |
1.3.1 《蒙疆》的成立 |
1.3.2 旅行目的 |
1.4 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与基本框架 |
1.4.1 研究主旨 |
1.4.2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1.4.3 基本框架 |
第二章 “怀旧与新鲜”的朝鲜之旅 |
2.1 近代日本的朝鲜考察 |
2.1.1 股野琢 |
2.1.2 德富苏峰 |
2.1.3 藤山雷太 |
2.1.4 小结 |
2.2 保田的第一次朝鲜之旅 |
2.2.1 寺庙、城址 |
2.2.2 朝鲜人 |
2.2.3 小结 |
2.3 1938年的朝鲜之旅 |
2.3.1 怀旧与新鲜交织的朝鲜之旅 |
2.3.2 历史与现实呼应的镜像 |
2.3.3 小结 |
2.4 本章结论 |
第三章 “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 |
3.1 “满洲”的近代书写 |
3.1.1 小林爱雄的“满洲”之行 |
3.1.2 德富苏峰的“满洲”印象 |
3.1.3 林芙美子的“满洲”之行 |
3.1.4 小结 |
3.2 保田的“满洲”之旅 |
3.2.1 旅行目的 |
3.2.2 保田的“精神”之旅 |
3.2.3 保田的“朝圣”之旅 |
3.2.4 小结 |
3.3 本章结论 |
第四章 “灰色与失望”的北京(北平)之旅 |
4.1 保田眼中的中华古都 |
4.1.1 紫禁城 |
4.1.2 万寿山 |
4.1.3 卢沟桥 |
4.1.4 天坛 |
4.1.5 小结 |
4.2 北京的民众文化 |
4.2.1 市井文化 |
4.2.2 戏剧文化 |
4.2.3 小结 |
4.3 北京文人 |
4.3.1 竹内好与北京文人 |
4.3.2 佐藤春夫与北京文人 |
4.3.3 保田与重郎与中国文人 |
4.3.4 小结 |
第五章 “希望与重生”的“蒙疆”之旅 |
5.1 何谓“蒙疆” |
5.1.1 历史语境下的“蒙疆” |
5.1.2 日本想象空间下的“蒙疆” |
5.2 “蒙疆”之行的“浮光掠影” |
5.2.1 城市掠影 |
5.2.2 人物掠影 |
5.2.3 小结 |
5.3 “蒙疆”何以成为希望 |
5.3.1 诀别十九世纪 |
5.3.2 昭和的“变革” |
5.3.3 何以是“蒙疆” |
小结 |
5.4 本章结论 |
第六章 结论 |
6.1 保田的东亚之旅 |
6.1.1 朝鲜之旅 |
6.1.2 “满洲”之旅 |
6.1.3 北京之旅 |
6.1.4 “蒙疆”之旅 |
6.2 从“明治精神”到“昭和精神” |
6.2.1 “明治精神”的火炬 |
6.2.2 保田的“明治精神” |
6.2.3 保田的“昭和精神” |
6.3 结论 |
附录1: 保田与重郎年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论文成果 |
四、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的病理学界(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民国时期翁文灏的国营工矿业建设思想研究[D]. 满百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4]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D]. 李梦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近代苏南基督新教传播研究[D]. 朱一峰.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0)
- [6]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D]. 凌梦月.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