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苛的生活禁忌与绮靡的精神放纵——李贺创作心态论(论文文献综述)
韩少春[1](2020)在《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现当代学者对苏舜钦的研究状况,指出其得失,阐发本论文的撰写理念和学术价值。第二部分为前两章,主要探讨苏舜钦的家族世系,揭示其对苏舜钦的双重影响。阐析苏舜钦的生平行状,对苏舜钦在“庆历新政”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对“进奏院事件”的实质以及苏舜钦的心态变化进行再度反思,剖释皇权专制与它们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为三四五章,主要探析苏舜钦的文学主张,对苏舜钦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界定。紧扣苏舜钦的诗文创作,阐析其诗风变化与文风变化的一致性,并探索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指出它们与苏舜钦心态变化的联系。第四部分为六章,主要揭示苏舜钦与北宋中期作家心态变化与文风变化的相似性,彰显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意义与引领作用。本论文主要有以下突破:第一,填补了苏舜钦研究的一些空白。如对苏易简、苏耆、苏舜元仕履的编年,对苏氏家族姻亲关系的考论,对苏舜钦的家族背景对于他的双重影响的揭示,对苏舜钦应试历程、三到长安、八旅淮楚的论证,对苏舜钦交游对象的分类,对苏舜钦诗风演化进程的剖析等。第二,纠正或深化了前人的一些思想认识。如探讨了“铜山”对苏舜钦家族的特殊意义,指出了“盐泉说”存在的不足。揭示了专制皇权才是“进奏院事件”的真凶,贪污、党争都是表象。论证了苏舜钦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急先锋,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行者。辨明了《石曼卿诗集序》的真正作者乃是苏舜钦而非石介等。第三,彰显了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地位。无论是苏舜钦的尴尬处境、心态变化,还是诗风变化、文风变化在北宋都很有代表性。由讲求“气格”到讲求“韵度”,这不仅是苏舜钦个人的创作轨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走向。第四,明确了“唐宋之变”的核心及其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认为要对宋代文学有一准确认识,必须紧紧抓住“唐宋之变”的核心,也即皇权统治的高度专制。君臣共治只是假象,“异论相搅”“分权相制”才是本质。正因皇权专制的特色极为突出,君臣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因此才使广大文人虽满怀理想,奋力拼争,可是却一无所为,动辄得咎。北宋文人所以会由北宋中期的慷慨兼济、崇尚“气格”一变而为中期之后的独善自适、崇尚“韵度”,北宋中期文人所以均有这样一个前后变化,可以说与北宋君臣关系的巨变都有深切的联系。
高媛[2](2020)在《论清代“词史”理论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清代词体逐渐摆脱了自五代以来形成的“艳科”“小道”的固有观念,词体地位不断提高,并彻底脱离了唐宋时作为俗文学配乐歌唱的属性,最终完成了文人化进程,成为了案头之辞。清词号称“中兴”,词学理论亦有集大成之势,其中“词史”理论可称为最富有现实主义光辉的词学成果之一。本文沿着“词史”意识的出现、“词史”理论的确立和“词史”理论的完善这一发展顺序对“词史”理论形成的内外因素、理论内涵、词学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词史”理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背景。从词体发展角度而言,清代词体的推尊是“词史”理论形成的内部推动力;从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看,清初时儒家经世学风的重新苏醒和大批遗民文人抒发复杂情感的需要是呼唤“词史”出现的外部助力。此时的陈维崧敏锐地体察到了历史和现实的需求,他提出的“存词”以“存经存史”的词学理念成为了“词史”理论的雏形。而在实际创作中,清初广大词人已经将身世际遇和哀怨情思寄寓词中,创作出了大量可堪为“词史”的作品。理论与实践的双维互动促使着“词史”理论不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探索中迈向成熟。此外,诗教传统向词学领域的渗透亦是影响“词史”理论前行的重要理论因素。“词史”理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集团对词学领域监管力度的加强而滞步于康乾盛世,最终形成于常州词派的周济。在这一时期,词学理论与诗教传统经过常州词派的大力助推,达到了空前程度的结合。周济“词史”理论内涵的构建即受到常派创始人张惠言重立意、以风骚传统为本的词学观的直接影响。首先,他从作品的内在意蕴出发,指出词当超脱个人遭遇和一己之私的狭隘情感,而应寄托有关时代盛衰的感慨,达到史事、时事与主体情感的统一。其次,他对创作主体人格与词格的统一、所发情感的真实性以及发挥词反映时代环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要求,并指出了“可为后人论世之资”的目标。再次,周济结合兴寄传统与词的特殊体性相融合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寄托出入”说,可视为阐释“词史”创作手法的理论。自周济后,词论家不断对“词史”理论进行发展完善。常州词派后继谭献以文学与政教相通的社会功能为基本视点,以诗教大义入于词的品评中,是对周济“词史”理论的有力推衍。谢章铤更是以诗词同体为基点,超越了门派的限制,以“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对“词史”的内容和立意提出了更宏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了“词史”理论的格局。“词史”理论开辟了词学与史学传统的结合,不仅在展现时代风貌和词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上有积极作用,还揭示了中国传统追求欲说还休、隐而不显的美学特征。但常州词派过分强调比兴寄托不仅极易造成词作的主旨模糊,还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
付晓彤[3](2019)在《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妖”是明代文献中对造物活动过于“增益”的一种指称,且“物妖”概念又勾勒出明人追求时尚之物的迷恋,以至迷幻。这种由“增益”而越显离奇的造物状态,在审视古代中国造物活动过程中,值得特别关注。将造物冠以“妖”名的提法,从字面语义分析来看,就是指称奇怪反常、靡丽美艳的物品。事实上,就历史发生来说,自两汉以来,记载灾异的《五行志》中已有专门列目注出“服妖”,将服饰、车马器、玩具、居室等日用之物与国家兴亡、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以达到某种政治意图。由之言说,“物妖”提法对此有所沿袭,又在明朝新的语境中有所变化,内涵丰富。从历史角度纵观而言,“物妖”并非指某一种物或某一类物,而是关于物的评价概念,其中隐匿着礼制文化语境中,儒学之士对物的评价标准,评价立场和评价态度。尤其是中晚明以来,奢靡之风盛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笔记小说、地方志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描写以两都、苏州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物质文化崛起的盛景:百工呈能献技,精美奇巧服饰器用日有所增,文人士大夫一掷千金活跃文化市场,追求奇装异服引领社会风尚,商人掌握着丰厚的财富,通过使用高级别的服饰器用转换社会身份,庶民百姓不惜借贷享用奢华、奇异之物。尤其是从奇装异服、“苏意”与“苏样”、物带人号等“物妖”类型分析来看,将物冠以“妖”名的说法传递着时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沉浸、享受于物质文化的矛盾:一方面,人性使然令他们对靡丽精巧之物多有迷恋;另一方面,传统道德的训诫令他们对新奇之物充满不安。之所以将物冠以“妖”名与物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有重要关系,物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而“妖”字则表达了儒学之士对社会变迁的复杂情绪。本文论述,重点阐明物作为社会表征较为直接地、明显地反映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古已成制的礼俗文化产生的极大冲击,儒学之士以“物妖”评说新社会风尚。立足于语境分析,“物妖”说法是对“人人侈用”“其心好异”“人心不古”的批判与控诉,暗含着礼制扞卫者对奢靡风气、欲望膨胀的不安与无奈,明代儒学之士借助这个古老的词汇表达着对身处时代社会问题、历史走向的忧虑。从设计学视阈来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物妖”在现象层面为我们留下的是设计艺术史的知识,在思想层面则为我们留下了设计批评的思考。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指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岳佳[5](2019)在《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袁宏道的诗学思想产生于晚明文学革新的复杂场域系统中,其六朝诗学观念自然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独特的个体小传统对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风度与“适”“狂”处世态度的影响,劲质楚风与绮丽吴风的交叉影响,前代诗论家诗学观念的启发等等,分别从历史文化场域、地域文学场域及诗学场域三方面建构起袁宏道的六朝诗学观念,并使之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袁宏道对六朝诗学的接受主要是从诗人、诗史、诗学术语三个维度把握的。于六朝诗人之中,惟推举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以“诗趣”“淡”评陶,以“诗料”论谢,并将陶渊明奉为最高审美典范“真性灵之宗”。从诗歌发展史角度来看,为摆脱传统的影响,他提出了“六朝无诗”说与“乐府不相袭”论两个特殊命题,在明代诗坛可谓独树一帜。基于文学革新观,他指斥六朝诗歌为“恶诗”“无诗”;基于通变诗史观,又认同六朝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草创之功,袁氏对六朝诗歌的态度十分复杂矛盾。在诗学术语上,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多有借鉴和承续,主要有“趣”“淡”“奇”“韵”“真”“性灵”“通变”等等,其中“趣”“淡”“奇”“韵”“真”是袁氏对诗歌审美特质的把握,“性灵”是对诗歌本质的认知,“通变”是对诗学发展的体悟。袁宏道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利于迅速廓清拟古导致诗道寝弱的颓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直露俚俗的流弊。在与复古派、六朝派的六朝诗学观念对读中,展现革新语境下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新变与偏狭。虽然袁氏对六朝诗歌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从接受美学来讲,亦勾勒出六朝诗歌在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下的接受情况。本文深入探讨袁宏道对六朝诗人、诗史地位的评价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诗学观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分析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对前人的扬弃与继承,同时也探讨袁氏在性灵诗论观照下对六朝诗歌评价的局限性与偏颇性。
杨黎红[6](2019)在《中西作家创作中的自恋心态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创作往往出自作家对自我的痴迷,但中西作家由于文化传统的迥异,其自恋心态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矛盾冲突、创作方式,以及在当代不同的表现和变化,等等。从分析中西作家创作中自恋心态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入手,结合个案分析,通过比较探讨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其对中西文学创作具有的不同影响及其各自的优势与问题,从而确立看待中西作家不同自恋心态的正确态度,相互取长补短,裨益创作。
杨惠云[7](2019)在《唐诗中的窥视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窥视”,是一种独特的视觉方式,是内心潜藏情结的外在表现,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窥视行为不是一种纯粹为看而看的活动,而是一种寻求快感的活动,目的是释放压抑的情绪与满足潜在的欲望。这种窥视欲望主要包括三种诉求:窥性诉求、窥私诉求以及违禁诉求。“窥视叙事”是对窥视故事的叙述方式或以偷窥角度呈现故事的叙事方式,旨在审视人类潜藏的欲望诉求,揭露和反映社会现实,它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特殊而便捷的剖析心理、审视人性的表现形式。故唐诗中的窥视叙事指的是诗人书写诱惑引发偷窥想象和欲望满足的叙事方式。结合唐诗的题材内容,窥视叙事书写诱惑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四类:唐初宫体诗的情爱启蒙、闺怨爱情诗的情感认同、狎妓冶游诗的性爱欢娱以及香奁艳秾诗的色情凝视。诗人在这些窥视题材诗中,基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情感经历,借助于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手法,建构出对女性种种生活细节的窥视画面,呈现出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窥视。从浮动而短暂的视线逗留到细腻而深入的心理窥探,到真实而大胆的艳情再现,再到轻艳而色情的感官沉溺,窥视叙事集中表现出四个叙事特征,即诱惑化、抒情化、世俗化以及情欲化。唐诗中的窥视叙事都是将女性视为身体或心理上的愉悦对象而有意展现其容貌、形体、才华、谈吐和亲密关系等,其目的并非为了物化女性,而是以一种积极健康的书写方式来合理呈现和满足心理上的审美快感和欲望诉求。因此,唐诗中的窥视叙事是一种产生快感的过程,通过身体书写的情欲呈现,诗人实现了窥性的诉求,产生了诱惑书写的视觉快感;通过窥浴故事的私密解构,诗人实现了窥私的诉求,迎合了暴露隐私的猎奇心理;通过违禁书写的情感表达,诗人实现了违禁的诉求,满足了违背禁忌的表达欲望。窥视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书写欲望、表达情感的叙事方式,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为唐人以诗歌书写窥视提供了根本可能。基于唐人较高的文学素养、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男性的寄托意识等社会文化动力,窥视叙事在唐代从发展走向成熟,窥视叙事题材诗也表现出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叙事特征。而在诗人寻求他者的身份认同和寻求自我的自恋快感的建构过程中,窥视叙事的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因此,唐诗中的窥视叙事不仅是对女性题材诗歌叙事的一种创新,而且是对唐诗的主题叙事和阐释空间的丰富,在成就诗人主观的情感欲望的同时,也不断刷新了读者的阅读想象和审美体验。
傅根生[8](2018)在《唐诗语言艺术研究》文中认为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关于其语言艺术的讨论历来是传统文论关注的焦点,古典诗学研究一直带有“拈花一笑”、“妙不可言”的意味,其朦胧开放性阐释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的可解读性。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阐释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阐释框架成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唐代诗歌文本为基础,力求系统地对唐诗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把握唐诗语言与艺术生成之间的关系,构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的基本框架,分析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与风格特征,进一步深化唐诗艺术的理解,丰富和拓展唐诗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并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诗歌语言的基本质素出发,围绕声律、词法、句法、章法等四个方面,考察诗人如何建构一个文本,在建构过程中,何以选择某种语言策略、表达技巧与部署安排。二是在分析唐诗语言的各个质素过程中,梳理相关的批评理论,这是唐代诗人创作的基本场域与环境,决定了诗歌的基本语言形式框架,直接影响诗歌的语言风格。三整体把握唐代诗歌语言艺术风格特征与成就,考察诗歌创作的产生路径,总结其利弊得失与核心特质,以期对现代汉诗创作有所启发。文章首先界定了语言、诗歌语言以及语言艺术的概念,总结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的三个维度,即诗歌语言能否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诗歌语言的特质和风格问题,围绕唐诗语言的文本特征,提出本研究的逻辑框架是声律、词法、句法、章法和风格,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唐诗语言美的审视,即通过诗歌语言的研究来发现唐诗的美,同时挖掘唐诗的美如何通过语言的策略来实现的。声律是古典诗歌的基础,近体诗最终成熟于唐代,唐初的诗歌声律理论非常丰富,文章在总结唐代诗歌声律理论基础上,从形式的意义、秩序的力量、情感的增殖三个角度分析了诗歌声律的艺术功能,特别声律对于诗歌审美情感呈现的内在机理与力量。同时,以唐代近体诗为例,分析了诗歌的用韵选择与变化,韵脚作为诗歌语言创作的前提条件,呈现了一定的规律特质和主题偏好,但是进入中晚唐,韵脚的固化已经成为近体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为后代新文体的出现和诗文革新提供了可能。语词是诗歌的建筑材料,文章从整体上总结了唐诗中比较有特点的构词手法,即象饰构词、情饰构词、拼接构词、意接构词。同时在比较基础上,发现唐诗词语的选择整体上呈现具象性和隐喻性特点,在诗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唐诗词语选择呈现趋俗和趋虚的特征。类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文章以唐初《初学记》、《艺文类聚》为例,详细考察了类书与唐诗语词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类书所确立的经典,推动了古典诗歌词语的典型化进程。从本质上而言,用典是一种创作手法,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艺术,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特殊成分,文章认为,唐代诗人整体对于用典的态度是积极的,唐代诗歌用典的艺术取向是形式上追求“水中着盐”不着痕迹,情感上追求有所寄托“意至为工”。在诗歌句法的讨论过程中,文章首先辨析了诗歌批评中“句法”概念,文章认为,作为诗学批评术语的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并提出诗歌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问题。接着分析了唐诗中对仗的特点,总结了对仗句法的范式演变与审美取向,文章认为唐诗中的对仗意义结构由单一型向立体型演变、观察视角由境象向事象转变、审美取向从形式美学走向情境美学,进而提出对仗是唐诗句法艺术呈现的核心载体。同时,本章就唐诗中两种常见的句法变异现象:语序错综和成分阙略进行了分析。以杜甫“香稻”联为例,分析了唐诗句法中语序错综的产生原因与艺术表现。以名词句为主,分析了唐诗句法中的成分阙略问题,总结不同结构名词句的表达效果。章法体现了诗歌整体上的组织模式与思绪走向,文章分析了唐诗章法组织的内在机理,从初唐的惯性选择、盛唐的“以气运诗”到中晚唐的“以意导思”,从被动的选择走向主体内在的控制。同时,考察了诗歌章法“起承转合”论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唐代的律诗创作,认为诗歌“起承转合”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以五言律诗为例,分析了唐诗其章法意义结构的演进轨迹,从龙朔体的应制三部式、神龙体中的两分式、开天体中的直置式到大历体的四部式。风格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诗歌的语言风格是创作个性在诗歌艺术整体上体现的语言特色。唐代关于诗歌风格的讨论多以“体”或“品”予以呈现,唐代诗歌风格理论更关注于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与特色。唐代诗人风格多样,唐诗语言的整体风格追求是“语近情遥”,语言表述自然天成,情感呈现含蓄隽永。唐代禅宗对唐诗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诗的语言风格的形成,唐诗语言“无迹可求”、“唯在妙悟”的风格特征与禅宗所倡导的“无相为体”、“即心即佛”的修行法门有着一定的关联。总结唐代的诗歌语言批评理论可以发现,初唐诗学语言意识的自觉推进了唐诗语言形式的成熟,唐初确立的“发诸情性,谐于律吕”诗体观,为后代诗歌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元兢的“直置为本”到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反应了唐代诗歌语言批评观念的变迁。“直置为本”体现了诗歌创作对于语言的极大关注和信任,“立言见志”的诗歌语言观反应了对诗歌改革的预期。盛唐“兴象”的诗歌语言追求,成为后代评价唐诗的核心范畴,而皎然的“作用”论,则突出对于诗歌语言的主动改造。刘禹锡提出“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的诗歌语言创作观,突破了“以象见意”的局限,强调主体的参与,成为古典诗歌语言批评“意境”说的源头,而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言意之辩提供了较好的解决路径。“才”与“法”反应了诗歌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才”是主体的能力,“法”是客观的法式。“才”与“法”的辩证关系,构成诗歌语言创作的两极。文章认为历代关于李杜优劣的讨论,本质上是“才”“法”之争。唐代诗人推崇才学,但不废弃准则,唐代诗人对于法式的尊重,很多通过语言的锤炼予以体现。“敛才于法”成为唐诗语言的内在法式。语言是诗歌最重要的形式,形式是诗歌美学的物质载体。诗歌的形式不仅具有表现内容的功能,还有塑造内容的作用。唐代所建立的形式规范直接影响了诗歌的情感呈现与美学观照。从唐初的形式规范到盛唐的形式美学,杜甫达到诗歌语言形式美学的巅峰。而中唐对于诗歌形式的困惑与挣扎以及晚唐诗歌形式的陷阱,为诗歌形式避免流入形式主义提出了警醒。文章最后从诗歌形式、汉语诗性、诗歌意象三个方面总结了唐诗语言艺术生成的核心元素,并结合现代汉诗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现代汉诗发展的建议和思考,文章认为在现代汉诗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问题依然是诗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充分发掘和尊重汉语的诗性是现代汉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意象必须始终是诗歌语言组织的中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文章从系统的角度初步构建了唐诗语言研究的宏观体系、从发展的角度尽可能把握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从分析的视角探讨唐诗语言策略的艺术功能、从借鉴的角度总结唐诗语言艺术的得失。研究唐诗语言的艺术,就是分析唐诗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的内在机理与规律,抽取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进而指导现代汉诗的理论与创作。
杨柳[9](2017)在《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是涉及新诗合法性、新诗本体、新诗评价标准与新诗未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传统是一个被延传的“变体链”,它不是单线的、稳定的、被动的,而是复杂多线的、变动不居的,并且作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当下语言和思想的构建。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基于对晚唐诗歌绮丽含蓄、幽深婉美风格的喜爱,对温庭筠、李商隐诗词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进行了集体性的讨论与借鉴,为新诗学习古典传统做出了良好示范。此现象后来被学界称为现代派的“晚唐诗热”。以往的“晚唐诗热”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三十年代新诗观念的变革,新诗本质的探寻,以及古典传统、现代诗歌与西方资源三者关系等基本问题。晚唐诗歌流派众多,或承袭元白一派,描写民生疾苦;或如温李一派,表现艳情声色;或延续贾姚一派,作避世苦吟。其中,温李诗词属于中国诗歌流脉中非功利、非理性倾向的一派,强调文学的艺术性、独立性,注重自由想象和内心表现,追求语言艺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晚唐诗风的特征主要有:一、偏离“诗教”传统,社会担当意识削弱,文学功利性降低,主体性增强,注重表现丰富的“内宇宙”。二、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在情感表现上具有情韵缠绵、感伤忧郁、纵情声色、颓然自放的特征。三、在意象使用和象征手法上超越了感物吟志的比兴传统,以心灵主观化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组合诗歌意象,诗意因此晦涩朦胧,远离盛唐平易近人的诗歌传统。四、雕琢文字,锻炼音韵,注重对仗和典事的使用,语言因此典丽精工,具有密丽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追求视觉美感和感官刺激。西方现代主义象征派诗学在三十年代中国新诗诗坛被广泛接受。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有着内在联系。它们都属于追求纯艺术的文学潮流;都致力于创造以意象体系为核心的、以朦胧晦涩为外形的新型诗歌表意模式;都具有颓废、唯美的审美特征;都注重诗歌的色彩、视觉化和装饰性,崇尚精致、炫丽的语言美。北平现代派群体与京派文人群多有重合、互有交流。他们都要求诗歌与现实保持距离,排斥诗歌文学的“工具性”,反对浪漫主义式的滥情宣泄,强调更节制、更敏锐的诗的“感觉”,注重诗歌表现的“情趣”。他们推崇诗歌的含蓄朦胧美,强调诗歌与“谐隐”的关系,重视诗歌想象、象征和梦幻手法的运用。他们都具有“唯美”倾向,相对于意义领悟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诗歌欣赏和批评中的美感体验更为重要。有关现代派诗歌创作与晚唐诗风的联系,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或自白,其中以废名诗论最有代表性。对晚唐“温李”的讨论是废名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废名在晚唐温李的再阐释中发现了新诗“诗的内容”,他推崇晚唐温李诗词中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温李诗词中的诗意幻想和典事想象手法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倡晚唐温李诗词中哀伤缠绵的非功利审美形态。晚唐诗风对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表层的意象、典故和具体诗句的化用;中层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的类似;深层的内在精神、审美和诗歌观念上的相通。戴望舒被看做现代派“诗坛的首领”。他能够较好地将法国象征主义诗风与民族传统相融合,表现出与晚唐诗风深刻的联系。戴诗以象征主义手法打破即景抒情的传统表达方式,以感觉创造幻境,组织起一个相对单纯完整、精致艳丽的古典意象世界;其意象使用具有跳跃性、多重修饰、感觉敏锐和迷离惝恍的特点。戴望舒偏爱使用冷艳凄迷的自然意象、感官化强烈的女性身体意象和琐碎晦暗的人工意象。其诗歌中多表现情爱感伤中的痴情缠绵和自伤自悼,并同时有着商业化影响下从“爱情”通向“情爱”欲望化倾向。卞之琳写诗尤其注重技巧和语言,他从晚唐五代诗风中袭取的也是技巧和语言方面的资源。卞诗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工具,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的、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具有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他和晚唐诗人一样,注重诗歌语言和音韵的精雕细琢,致力于打造精美细巧、色彩斑斓的诗歌意象。他还注重诗歌典故的使用,在新诗中融入古典典事,形成了一种古今交错、情感沟通的诗语风格。何其芳身上的晚唐色彩更为浓厚。他改造古典思妇诗,直接承袭温词,在新诗中塑造了富丽多姿的古典女性形象,又根据自身经历,创造了明丽忧伤的纯洁少女形象。其女性书写中充满了密丽冶艳、脂粉香泽的阴柔美。何其芳还以“梦幻”方式带动诗歌想象,以梦幻逻辑串联诗歌意象、铺陈典事,借鉴李商隐和艾略特诗歌用典的“互文性”方式,创造出了新诗用典的奇观。现代派借鉴晚唐传统可以从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和接受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晚唐与民国三十年代都属于思想较为自由开放、社会动荡不安,但仍能继续维持基本稳定的特殊时期。晚唐是古典诗歌经历高峰过后的转轨期,诸多前近代-现代性因素在此时破土而出;而三十年代新诗艺术发展过程中对精工雅丽、朦胧蕴藉的诗质的寻求,决定了新诗探索者选择晚唐诗歌作为参照。三十年代年轻诗人们获得了重新审视传统的空间,能够辩证地、平等地面对传统,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传统。他们在关注晚唐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学理、自由化、多面向的特征。现代派受晚唐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典与西方的互动、感觉与诗质的关系、技巧与语言的探索、接受与审美的转向四个方面。现代派能够在中西诗歌中发现共同点,以东方品格为本,接纳西方影响,在融通中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们注重“诗的感觉”的书写,开掘人的内心世界,善于表现敏锐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细微感情;在诗歌中多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细小的事物,力图从平淡中见新奇,诗歌境界由此愈加狭窄化、精致化。现代派对晚唐诗艺术的继承,是对初期白话诗观的全面反思,也是新诗试图从古典传统中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诗歌梦幻想象手法的运用,独特的意象塑造和组织,含蓄晦涩的传达方式以及精致典雅、绮艳华丽的语言特征是现代派学习晚唐诗歌技巧的具体表现。现代派在学习晚唐的过程中还就诗歌语言的朦胧晦涩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读者的诗歌接受观,更新读者的审美思维定式。传统是新诗存在的必然基础,新诗却建立在反叛传统的前提之上,新诗的价值正体现在继承传统与反叛传统之间。新诗从其产生、存在和评价三个方面,都与古典传统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现代派借鉴传统有得也有失: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拟古,散发出某种陈腐、空洞、华而不实的气息;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注重词藻的锤炼雕饰、细节的刻画描绘,导致部分与整体的失衡;还有些诗作意象过于跳脱、意脉过于隐藏而使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丧失了晦涩诗美应该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我们在新诗借鉴传统之路上应该吸取的教训。
杨群[10](2015)在《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言诗在魏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魏晋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就诗体演变而言,魏晋文人通过对五言诗诗体的全面接受和改造,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人诗的基本语言范式,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不过,相比魏晋文学整体研究的热度,有关魏晋五言诗的专门性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大多未能深入到诗歌文本的语言层面,也未能对魏晋五言诗的整体演变历程进行综合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这一综合性论题,尝试以文化批评为研究视阈、以魏晋五言诗语体为研究对象,兼顾文化批评的理念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努力打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隔阂,从而梳理出魏晋五言诗语言形式的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语体概念最初源自语言学,依照童庆炳和郭英德等先生的阐释,文学领域内的语体是体现作品的体裁并与特定体裁相匹配的文学语言体式。从中国历代文论来看,古代学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体意识,但是其表述话语过于依托主观印象,缺乏理性和客观的系统论述。本文在魏晋五言诗研究中引入语体分析,对此时五言诗的语汇、句法、修辞手段等具体语言形式的演变进行切实而深入的剖析,从而有别于传统的印象观感式的诗歌批评。正是通过这一研究路径,西晋五言诗的形式主义、东晋五言诗的“淡乎寡味”、陶渊明五言诗的平淡自然风格等一系列抽象命题得到了具体的诠释。文学创作包括文本的语言组织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文学自身发展尚不成熟的魏晋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为显着。借助本文所采用的文化批评视阈可以看出,魏晋五言诗的语体演变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受到了当时代历史文化因素的浸染和推动。因此,本文除了致力于对魏晋五言诗语体特征进行静态描述之外,更注重紧密结合具体文化元素在语体发展各阶段中的实际作用,尝试还原诗歌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诗歌形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将文化批评视阈与语言学研究方法融于一体,从而动态性地梳理出魏晋五言诗语体特征的具体生成过程。再者,根据文化批评的整体性研究理念,本文将魏晋五言诗的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历程来加以考察。从建安诗人正式开启五言诗语体文人化的进程到陶渊明对五言诗语体的个性化拓展,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五言诗语体特征几经变迁,历来论者多侧重于其差异性。而本文透过魏晋五言诗各发展阶段的语体差异,探究其内在的源流关系和演进规律,初步还原出魏晋诗人不断发掘五言诗本身的形式美、不断完善和丰富五言诗文人化特性的语体探索总体态势。从静态描述与动态阐释相结合、特殊性和整体性相兼顾的原则出发,本文将魏晋五言诗语体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分别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汉末文化转型过程中,文人对五言诗语体的接受缘起。汉末的文化转型促成了文人在抒情言志的主观需求中开始了对五言诗语体的自觉接受,而文人的主体自觉又反过来引发他们对五言诗这一源自民间的诗体进行语体改造,由此启动了魏晋五言诗语体文人化的历史进程。第二章论述曹魏时期“歌”“诗”分离进程中,五言诗书面语体形式的确立和完善过程。随着诗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发生剧变,文人五言诗逐渐体现出纯正的书面语体特色。作为魏晋文人对之前文化成果的整合,互文性写作在建安、正始诗人建构书面语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由此确立了用典和对偶等艺术手法在古代文人诗中的应用传统。第三章论述西晋社会浮华士风影响下,五言诗语体全面文人化的演变过程。西晋文人五言诗因其形式考究、内容肤浅的普遍创作倾向而受到古今论者的诟病。本文规避了结论式的批判,而是据根西晋五言诗的主要作者即庶族文人的社会地位,剖析了浮华士风对其五言诗创作的文化导向,具体阐释了西晋五言诗形式主义和仿拟风气的文化成因。通过这一阐释过程,本文揭示了西晋文人的语体自觉意识,辩证分析了他们在五言诗语体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第四章论述东晋玄言语境中五言诗语体的异变走向。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玄风炽盛,玄学话语大量进入五言诗创作。本文跳脱了“玄言诗”这一较为模糊的诗类界定,而是从“以理代情”和“山水悟道”的角度阐释了五言诗在东晋玄学语境中的全面玄言化。同时,对于后世有关东晋五言诗“淡乎寡味”等评价,本文从语体角度进行了辨析,指出了东晋五言诗在语体异变中的积极贡献。第五章论述陶渊明在其自然思想主导下对于五言诗语体的个性化拓展。作为魏晋时期最后一位重要诗人,陶渊明既是魏晋自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魏晋五言诗语体文人化探索的集大成者。本文避免了印象式的泛泛而谈,而是围绕陶诗的语体范型,对陶诗平淡自然的审美境界进行了具象式的语言学阐释,从而揭示出陶诗“质而实绮,淡而实美”的语体实质。从建安时期的“五言腾踊”到公元427年陶渊明逝世,魏晋五言诗语体朝着文人化的总体目标不断演进和完善,为后世近体诗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形式基础。借助于文化批评视域和语体范畴可以清楚地看出,五言诗语言形态的演变历程最为生动地诠释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本质内涵。
二、严苛的生活禁忌与绮靡的精神放纵——李贺创作心态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严苛的生活禁忌与绮靡的精神放纵——李贺创作心态论(论文提纲范文)
(1)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苏舜钦家族世系考辨 |
第一节 苏舜钦祖籍家世考辨 |
一、“铜山说”的提出及依据 |
二、“盐泉说”的提出及依据 |
三、从家族世系看铜山对苏氏家族的意义 |
四、苏氏祖籍应为“铜山”而非“盐泉” |
第二节 苏舜钦之祖苏易简考辨 |
一、苏易简仕履编年 |
二、苏易简着作考 |
第三节 苏舜钦之父苏耆考辨 |
一、苏耆仕履编年 |
二、苏耆着作考 |
第四节 苏舜钦之兄苏舜元考辨 |
一、苏舜元仕履编年 |
二、苏舜元着作考 |
三、苏舜元名胜遗迹考 |
第五节 苏舜钦祖孙三代之姻亲支属考 |
一、苏舜钦家族成员考 |
二、苏耆岳父王旦家族考 |
三、苏舜钦岳父郑希甫、杜衍家族考 |
四、苏舜宾岳父韩亿家族考 |
五、苏舜钦祖孙三代主要姻亲关系示意图 |
第六节 苏氏家族的壮大及对苏舜钦的影响 |
一、宋代门阀的生态变化 |
二、苏氏家族壮大的原因 |
三、苏舜钦的家族背景对其人生轨迹的影响 |
第二章 苏舜钦生平行迹考辨 |
第一节 苏舜钦生平三考 |
一、苏舜钦应试之路考 |
二、苏舜钦三到长安考 |
三、苏舜钦八旅淮楚考 |
第二节 苏舜钦交游考 |
一、苏舜钦与王益柔等“进奏院案”官员 |
二、苏舜钦与范仲淹等“政治革新”官员 |
三、苏舜钦与穆修等“诗文革新”官员 |
四、苏舜钦与韩综等“亲族友朋”官员 |
第三节 苏舜钦在庆历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一、觉醒较早,率先呼吁 |
二、出谋划策,督导引领 |
三、改革激切,态度鲜明 |
四、措施得力,更合实际 |
五、“庆历新政”时期苏氏家族与苏舜钦的呼应 |
第四节 进奏院事件新考 |
一、进奏院事件的发生背景 |
二、进奏院事件的内在本质 |
三、宋仁宗所以拿苏舜钦开刀的真实原因 |
四、前人有关“进奏院事件”的认识及局限 |
第五节 苏舜钦的晚年心态 |
一、怡然自得,独善其身 |
二、埋首治学,崇尚内圣 |
三、沧浪精神,千秋旗帜 |
第三章 苏舜钦与北宋诗文革新理论的发展 |
第一节 苏舜钦之前的诗文革新思想 |
一、力倡孔孟荀扬韩柳之文,以古为师 |
二、以仁义为道,高度强调“道”的重要性 |
三、道以文传,对“文”“道”关系的再发明 |
四、重视言教,崇尚文学的教化功能 |
五、抒写真情实理,反对人为造作 |
第二节 《石曼卿诗集序》作者考辨 |
一、从苏石文集的成书看序文的作者 |
二、宋代人有关序文归属的记载不可信 |
三、从具体交游看序文的作者 |
四、从序文内容看序文的作者 |
第三节 苏舜钦对杜集的整理及先驱意义 |
一、北宋初期杜诗的沉沦 |
二、苏舜钦对杜集的发现与整理 |
三、两宋杜集编纂第一人 |
四、苏舜钦辑杜对宋代学杜浪潮的先驱意义 |
第四节 苏舜钦的诗文革新思想对前人的突破 |
一、对石尹欧地位的再审视 |
二、苏舜钦在文、道、物关系的认识上对前人的突破 |
三、对发愤着书、诗穷而工现象的再发明 |
四、强调对社会人生的真切感知与情感的诚挚 |
五、对豪迈壮大诗风的积极提倡、热切呼吁 |
第四章 苏舜钦的诗歌创作及诗风变化 |
第一节 苏舜钦前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 |
一、反映百姓的贫穷与苦难生活 |
二、对西北战事的挂怀与焦虑 |
三、忧念国家安危,批评朝廷过失 |
四、渴望建功立业,慨叹有才难展 |
五、对立身原则的思索与感悟 |
六、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咏赞 |
第二节 苏舜钦前期诗歌的艺术追求 |
一、重情任气,崇尚气格的抒情特征 |
二、讥时论政,崇尚辩议的议论化特征 |
三、锐意开拓,志越前人的才学化特征 |
四、以文为诗,形式自由的散文化特征 |
五、豪健沉挚,变中有定的风格特征 |
第三节 苏舜钦后期诗歌内容的转换 |
一、对现实世界的不平与愤懑 |
二、对知心朋友的感念与眷恋 |
三、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陶醉 |
四、对隐逸生活的渴慕与咏歌 |
五、对家乡功业的想望与牵挂 |
第四节 苏舜钦后期诗歌艺术的变化 |
一、从重气格到讲韵度 |
二、由长于议政到善说物理 |
三、议论化、才学化与散文化对律诗的浸染 |
四、从豪健豪犷到豪逸超逸 |
第五章 苏舜钦的散文创作及艺术成就 |
第一节 针贬时弊,有感而作的政论 |
一、规劝皇帝要心存危机,勤于政务,广纳贤言 |
二、主张皇帝要疏远凡近,放权臣下,信用贤才 |
三、呼吁皇家要率先垂范,国家敛财应先官后民 |
四、希望朝廷严格赏罚,使赏不滥出,罚不妄加 |
五、力陈防边要内外兼顾,反对贪冒,以守为主 |
六、极言群臣要奋发有为,忠鲠敢言,匡君之失 |
七、敦促执政要大胆用人,引贤自助,奖拔后进 |
第二节 功德并重,褒贬鲜明的碑传 |
一、对不畏于俗的独立节操的高度赞誉 |
二、对不惧威权的抗争精神的大力揄扬 |
三、对惩恶扬善的正义情怀的热情歌颂 |
四、对勤政多才的朝廷能吏的由衷肯认 |
五、对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的真诚仰慕 |
六、对鄙财轻利的好义之行的挚切激赏 |
七、对孝友仁爱的人伦道德的反复咏叹 |
第三节 前重兼济,后倡独善的杂文 |
一、借土木兴建阐治国理念 |
二、借临别赠言述立身原则 |
三、借致书报谢明待上之道 |
四、对奏邸之狱的悲情陈诉 |
五、对内圣之理的剖辩阐说 |
六、对独善之乐的讴歌陶醉 |
第四节 苏舜钦的散文艺术及风格变化 |
一、夹叙夹议,重情尚气的政论 |
二、注重剪裁,偏爱述奇的碑传 |
三、巧于立意,理胜识远的杂文 |
四、长于铺陈,引经据典的才学化特征 |
五、引骈入散,骈散结合的节奏美追求 |
六、苏舜钦的文风与诗风变化的相似性 |
第六章 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意义 |
第一节 苏舜钦与宋代文人的政治困境 |
一、前人有关“唐宋变革”的论述及不足 |
二、宋代科举改革与官僚队伍的构成及身份变化 |
三、宋代言官权力的强化及其对宰执百官的监察 |
四、宋代党争的实质及专制皇权对它的操纵利用 |
五、叠床架屋彼此制约的宋代官制及其利弊得失 |
六、苏舜钦政治悲剧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苏舜钦与宋代文人的心路历程 |
一、宋代文人的出身变化对其政治心态的影响 |
二、宋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与皇权专制的关系 |
三、宋代文人的心态变化与宋代理学追求内圣的思想情怀 |
四、苏舜钦的心态变化对于认识宋代文人心路历程的意义 |
第三节 从苏舜钦看北宋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 |
一、梅尧臣的诗风变化 |
二、欧阳修的诗风变化 |
三、王安石的诗风变化 |
四、苏东坡的诗风变化 |
五、苏舜钦的诗风变化在北宋中期的代表性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论清代“词史”理论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清代“词史”理论的产生背景 |
第一节 词体地位的演变:从“小道”到尊体 |
一、囿于“艳科”牢笼的小道末技 |
二、诗化理论的发展:为抬高词体的不懈努力 |
三、上攀风骚的尊体路径 |
第二节 时代环境与文化背景 |
一、清代政治文化政策的张弛 |
二、气运人心与时代风会 |
三、词体文人化进程的完成 |
第二章 清代“词史”意识的形成与诗教传统的融入 |
第一节 “词史”意识的形成 |
一、清初学术风尚的转变与“史”“词”的结合 |
二、陈维崧的“词史”说 |
三、理论与实践的双维互动 |
第二节 诗教传统向词学领域的渗透 |
一、复古思潮影响下的词学理论 |
二、张惠言的词学观 |
三、“词言志”命题的提出 |
第三节 “词史”意识理论化的中断 |
第三章 周济的“词史”理论 |
第一节 “事”与“意”的统一 |
一、重立意:对张惠言词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
二、身世之感与衰世之慨的结合 |
第二节 “由衷之言”引出的创作要求 |
一、重视个人学问修养对词格的影响 |
二、“真”的多重涵义 |
第三节 “词史”的表现手法:“比兴寄托”与词体性的融合 |
一、关于词体性的探讨 |
二、周济的寄托出入说 |
三、“寄托出入”与词体性的融合 |
第四章 “词史”理论的发展、价值及其局限性 |
第一节 “词史”理论的发展 |
一、谭献对“词史”理论的推衍:以“词史”品词 |
二、谢章铤对“词史”理论的发展:“拈大题目,出大意义” |
第二节 “词史”理论的价值 |
一、词史理论生命力的展现:顺世性和顺心性 |
二、“词史”理论的美学意义 |
第三节 “词史”理论的局限性 |
一、对“比兴寄托”的过度强调造成了主旨模糊 |
二、理论与创作的脱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3)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第一章 物之现象:古代中国的“物妖”传奇 |
第一节 汉废帝刘贺好作非常之冠 |
第二节 唐安乐公主喜服百鸟裙 |
第三节 宋妇女尚作高髻 |
第二章 “妖”之观念:物被冠以“妖”名的可能性 |
第一节 灾异学说中的“服妖” |
一、“妖”与人事征兆 |
二、人弃常,则妖兴 |
三、《汉书·五行志》与“服妖” |
第二节 作为文化概念的“物妖” |
一、“服妖”说的政治意图 |
二、维护礼俗的说辞 |
第三节 作为评价概念的“物妖” |
一、主观选择为“妖” |
二、牵合附会为“妖” |
三、古人对待“服妖”的态度 |
第三章 “物妖”增益:明代的时尚之物 |
第一节 胡风胡俗 |
一、诏复汉唐衣冠之制 |
二、胡风胡俗议为“服妖” |
三、“别夷夏”的政治话语 |
第二节 奇装异服 |
一、不分贵贱的马尾裙 |
二、变动不居的男子巾服 |
三、好尚奢华的女子服饰 |
第三节 “苏样”与“苏意” |
一、“苏样”为何样 |
二、“苏意”为何意 |
三、时尚的代名词 |
第四节 物带人号 |
一、能工巧匠声名鹊起 |
二、能工巧匠所作之物 |
三、品味、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
第四章 物之评价:“物妖”观念在消费社会的显现 |
第一节 世风变幻的大明王朝 |
一、“人遵画一之法”的光景 |
二、奢俗蔓延全国 |
三、文化商品化 |
第二节 奢靡语境中的“物妖” |
一、奢靡令物成“妖” |
二、奢靡与消费社会的形成 |
三、奢靡的去道德化 |
第三节 审美语境中的“物妖” |
一、感官愉悦令物成“妖” |
二、装饰显示奢靡 |
三、喜奢华,乐奇异 |
第四节 书写语境中的“物妖” |
一、《五行志》中“服妖”的书写方式 |
二、笔记小说中“物妖”的书写方式 |
三、笔记小说中“物妖”的书写心态 |
第五章 “物妖”之祛魅:物欲的审思 |
第一节 欲望彰显的表征 |
一、“弘俭约,戒嗜欲”的训诫 |
二、“欲”是人之自然本性 |
三、物欲导致“礼仪不行” |
第二节 “妖由人兴”的自觉 |
一、百工为财呈能献技 |
二、技艺的商业开展与竞争 |
三、文人雅士一掷千金 |
第三节 时尚观念的萌兴 |
一、“物妖”是时尚的表征 |
二、炫耀性消费与阶级变动 |
三、上行下效与身份模糊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历代“服妖”“物妖”条目一览表 |
附录二: 研究“服妖”的期刊文章目录 |
附录三: 图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一、文学夫妻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二、汪佑南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二、张定鋆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结语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1章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场域系统 |
1.1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文化场域 |
1.1.1 魏晋风度与经典解构 |
1.1.2 “适”“狂”的处世哲学与“吏隐”心态 |
1.2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地域文学场域 |
1.2.1 荆楚文化的熏陶 |
1.2.2 吴中文化的浸染 |
1.3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诗学场域 |
1.3.1 七子派对袁宏道文学革新的促动 |
1.3.2 徐渭、汤显祖对袁宏道性灵文艺观的发引 |
第2章 袁宏道六朝诗人论 |
2.1 陶诗乃真性灵之宗 |
2.1.1 “陶公有诗趣” |
2.1.2 “唯淡不可造” |
2.1.3 崇陶是否为崇苏的延续 |
2.1.4 崇陶的文学史意义 |
2.2 “谢公有诗料” |
2.2.1 “诗料”之内涵 |
2.2.2 情景论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2.2.3 以“诗料”论谢之旨趣 |
第3章 袁宏道六朝诗史观 |
3.1 “六朝无诗”说辨析 |
3.1.1 “六朝无诗”说提出的理论生态 |
3.1.2 “六朝无诗”说及其与袁氏诗学观的离合 |
3.1.3 “六朝无诗”说的意义与影响 |
3.2 “乐府不相袭”论考察 |
3.2.1 魏晋乐府的变体意识 |
3.2.2 对复古派拟古乐府的评议 |
3.2.3 袁宏道的拟古乐府创作 |
第4章 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的接受与发展 |
4.1 诗歌本质论:“性灵”说 |
4.1.1 “性灵”的六朝溯源 |
4.1.2 “独抒性灵”对六朝“性灵”说的承续与发展 |
4.1.3 袁宏道与复古派“性灵”说的异同 |
4.2 文学发展观:“通变”论 |
4.2.1 “通变”的六朝溯源 |
4.2.2 “穷新极变”对六朝“通变”论的承续与发展 |
4.2.3 袁宏道与复古派论“变”的异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中西作家创作中的自恋心态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身份意识与人本意识 |
(一) 中国作家的身份意识 |
(二) 西方作家的人本意识 |
二、仕隐矛盾与人神对立 |
(一) 中国作家的仕隐矛盾 |
(二) 西方作家的人神对立 |
三、曲笔含蓄与坦率张扬 |
(一) 中国作家的曲笔含蓄 |
(二) 西方作家的坦率张扬 |
四、叙事自恋的深化与身体自恋的盛行 |
(一) 西方作家叙事自恋的深化 |
(二) 中国作家身体自恋的盛行 |
结 语 |
(7)唐诗中的窥视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内容和意义 |
第一章 窥视与窥视叙事 |
第一节 何为窥视 |
第二节 窥视叙事的界定 |
第三节 唐诗中窥视叙事的嬗变 |
第二章 窥视叙事的表现形态 |
第一节 唐初宫体诗的情爱启蒙——诱惑化的窥视叙事 |
第二节 闺怨爱情诗的情感认同——抒情化的窥视叙事 |
第三节 狎妓冶游诗的性爱欢娱——世俗化的窥视叙事 |
第四节 香奁艳秾诗的色情凝视——情欲化的窥视叙事 |
第三章 窥视叙事的欲望书写 |
第一节 身体书写的视觉快感 |
第二节 窥浴书写的私密解构 |
第三节 违禁书写的情感表达 |
第四章 窥视叙事的文化意蕴 |
第一节 窥视叙事的社会文化动力 |
第二节 窥视叙事诗的时代分期特征 |
第三节 窥视叙事的文化内涵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8)唐诗语言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考虑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简述 |
一、关于唐诗语言的研究 |
二、唐代单个诗人的诗歌语言艺术研究 |
三、某种诗歌语言艺术手段及其功能的研究 |
四、唐诗艺术综合研究中涉及语言艺术方面的研究 |
五、诗歌语言艺术的综合研究 |
第三节 唐诗语言艺术研究的逻辑起点 |
一、语言、文学语言艺术与诗歌语言艺术 |
二、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的主要维度 |
三、美的审视:唐诗语言艺术研究的逻辑起点 |
第一章 唐诗的声律 |
第一节 唐代诗歌声律理论 |
一、唐前的诗歌声律理论 |
二、初唐奠定了近体诗声律的基本范式 |
三、近体诗声律理论的深化与新变 |
四、唐代诗人对待诗歌声律的态度 |
第二节 唐代近体诗声律的艺术功能 |
一、形式的意义 |
二、秩序的力量 |
三、情感的增殖 |
第三节 唐代近体诗的用韵选择 |
一、唐代用韵与韵书 |
二、唐代近体诗用韵的选择 |
三、唐代近体诗用韵选择的主题偏好 |
四、唐代近体诗韵脚的固化 |
第二章 唐诗的词法 |
第一节 唐代诗歌词法理论 |
第二节 唐诗语词的构造 |
一、意合与诗歌构词 |
二、唐诗的四种构词手法 |
第三节 唐诗语词的选择 |
一、唐诗语词选择的特点 |
二、唐诗语词选择角度的变化 |
第四节 类书与唐诗语汇的经典化 |
一、唐代类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二、类书与唐诗语汇的选择 |
三、类书与唐诗语汇的经典化 |
第五节 唐诗的用典 |
一、典故与用典 |
二、唐人对于诗歌用典的态度 |
三、唐代诗歌用典的艺术取向 |
第三章 唐代的句法 |
第一节 句法的概念和唐代的诗歌句法理论 |
一、句法概念及诗歌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 |
二、唐代诗歌句法理论 |
第二节 对仗是唐诗句法艺术呈现的核心载体 |
一、对仗的演进及唐诗对仗的特点 |
二、唐诗对仗句法的范式演变与审美取向 |
第三节 句法变异与唐诗的艺术呈现 |
一、语序错综 |
二、成分阙略 |
第四章 唐诗的章法 |
第一节 唐代的诗歌章法理论 |
一、开头 |
二、布局 |
三、结尾 |
第二节 唐诗章法组织的内在机理 |
一、初唐的惯例 |
二、以气运诗:关于盛唐经典的形成 |
三、以意导思:走向宋诗的章法 |
第三节 “起承转合”的唐代溯源 |
一、“起承转合”论 |
二、“起承转合”源于唐代的诗歌理论 |
三、“起承转合”与唐代律诗创作 |
第四节 唐代五言律诗意义结构的演进 |
一、龙朔体 |
二、神龙体 |
三、开天体 |
四、大历体 |
第五节 “血脉”——关于唐诗章法的理论总结 |
一、王叡的“血脉”说 |
二、“血脉”是唐诗章法理论的总结 |
第五章 唐诗的语言风格 |
第一节 诗歌语言风格与唐代诗歌语言风格理论 |
一、诗歌语言风格 |
二、唐代诗歌语言风格理论 |
第二节 语近情遥:唐诗语言的风格特质 |
一、语言表述自然天成 |
二、情感呈现含蓄隽永 |
第三节 唐代禅学与诗歌语言风格 |
一、“无相为体”与唐代诗歌语言的“无迹可求” |
二、“即心即佛”与唐代诗歌语言的“唯在妙悟” |
第六章 唐代的诗歌语言批评 |
第一节 初唐诗学语言意识的自觉 |
一、语言视域的诗体阐释 |
二、诗歌语言规律的总结 |
三、基于语言的诗歌发展史构建 |
第二节 唐代诗歌语言批评观念的变迁 |
一、“直置为本”与“立言见志” |
二、“兴象”与“作用” |
三、“片言可以明百意”与“不着一字” |
第七章 才与法:关于唐诗语言的辩证思考 |
第一节 才与法:诗歌语言的两极 |
一、“才”与“法” |
二、“才”“法”之争——关于李杜优劣论 |
第二节 敛才于法:唐诗的语言哲学 |
一、“工生于才”:唐人对于才学的推崇 |
二、“良工用心”:关于唐诗语言的锤炼 |
三、“敛才于法”:唐诗语言的内在法式 |
第八章 当“形式”成为“主义” ——关于唐诗语言发展的一种思考 |
第一节 形式与诗歌形式美学 |
一、诗歌语言形式 |
二、诗歌形式美学 |
第二节 唐代诗歌形式的实践 |
一、初唐诗歌的形式规范 |
二、盛唐诗歌的形式美学 |
三、杜甫既是诗歌形式美学的巅峰,也是诗歌形式主义的滥觞 |
四、中唐诗歌形式的挣扎 |
五、晚唐诗歌形式的陷阱 |
第九章 唐诗语言艺术的现代启示 |
第一节 形式问题依然是诗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第二节 充分发掘和尊重汉语的诗性 |
第三节 意象是诗歌语言组织的中心 |
结语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诗歌终究是语言的艺术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传统 |
第二节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群体 |
第三节 现代派“晚唐诗热”研究综述 |
第一章 晚唐诗歌传统溯源 |
第一节 晚唐概念的历史流变 |
一、晚唐政治历史概况 |
二、晚唐文学概念的形成与分期 |
三、晚唐诗坛概况与诗歌流派 |
第二节 晚唐诗风的代表:李商隐与温庭筠 |
一、独辟宇宙的李商隐 |
二、开启词派的温庭筠 |
第三节 晚唐诗风的评价与特征 |
一、晚唐诗歌的历代评价 |
二、晚唐诗风的特征 |
三、晚唐诗歌传统的功能 |
第二章 现代派诗歌理论与晚唐诗风 |
第一节 接受背景:三十年代新诗理论建构 |
一、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的契合 |
二、北平诗坛理论建设的共鸣 |
第二节 共同关注:现代派对晚唐诗风的接受 |
第三节 理论阐释:废名诗论与晚唐诗风 |
一、超越诗形的“诗的内容” |
二、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 |
三、诗意幻想与典事想象 |
四、哀伤缠绵的审美形态 |
第三章 现代派诗人与晚唐诗风(上篇) |
第一节 戴望舒:感伤爱情书写与晚唐诗情 |
一、清丽流美的古典象征 |
二、精致哀艳的意象世界 |
三、忧伤寂寥的爱情苦痛 |
第二节 卞之琳:古典语言意识与晚唐诗语 |
一、融通古今的现代诗语构建 |
二、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 |
三、典丽精工的晚唐诗语品格 |
第三节 何其芳:绮丽梦幻想象与晚唐诗美 |
一、女性塑造中的阴柔美 |
二、孤寂心灵的梦幻抒情 |
三、铺陈典事的互文写作 |
第四章 现代派诗人与晚唐诗风(下篇)(待完成) |
第一节 废名:直觉写作中的禅意诗美与晚唐禅诗 |
一、朴讷浑然的直觉写作方式 |
二、禅悟思维中构造禅意诗美 |
三、禅理意象系统的典事想象 |
第二节 林庚:从自由到格律的“晚唐的美丽” |
一、自然静美的展现 |
二、清丽疏朗的格调 |
三、寂寞迷茫的抒情 |
第三节 朱英诞:“真诗无题”追求中的晚唐风调 |
一、沉静气质中的渊奥诗思 |
二、纤丽物象中的冲淡诗境 |
三、“天真”表达中的自然诗美 |
第五章 现代派对晚唐诗风的借鉴与融合 |
第一节 现代派接受晚唐传统的原因与机制 |
一、时代背景 |
二、主体特征 |
三、接受机制 |
第二节 现代派接受晚唐传统的表现与特征 |
一、在与西方诗学的互动中选择传统 |
二、在感觉世界的书写中寻找诗质 |
三、现代性表现手法与语言艺术的探索 |
四、接受方式的转向与多元审美的提倡 |
第三节 现代派“晚唐诗热”的启示 |
一、新诗与传统的对立统一关系 |
二、新诗传统观的形成与更新 |
三、现代派借鉴传统的得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后记 |
(10)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魏晋五言诗的历史地位和研究现状 |
二、“语体”及“文化批评”概念的辨析与梳理 |
三、“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的论题意义 |
四、“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第一章 文化转型背景下汉末文人对五言诗语体的接受──魏晋文人五言诗语体发展之缘起 |
第一节 五言诗之滥觞──从民间谣谚、乐府歌诗到文人五言诗 |
第二节 文化转型与语体接受:汉末文人五言诗兴起的双重因子 |
第三节 汉末文人五言诗语体的探索轨迹 |
第二章 曹魏时期的“歌”“诗”分离进程与五言诗书面语体的建构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礼乐文化背景中的“歌”“诗”关系演变 |
第二节 从建安到正始的“歌”“诗”分离进程及其诗体意义 |
第三节“歌”“诗”分离与曹魏时期五言诗的相关语体演变 |
第四节 互文性写作与曹魏时期五言诗书面语体的建构 |
第三章 西晋社会的浮华士风与五言诗语体文人化的全面推进 |
第一节 西晋浮华士风的文化导向与文人的创作心态 |
第二节 西晋士风文化导向下五言诗语体文人化的动态演进 |
第三节 西晋五言诗语体全面文人化的主要表征 |
第四章 玄学语境与东晋五言诗的语体异变 |
第一节 东晋玄学语境的形成背景与构成要素 |
第二节 东晋玄学语境下五言诗的玄言化进程 |
第三节 玄言化进程中的东晋五言诗语体异变 |
第五章 陶渊明的自然思想与五言诗的语体拓展 |
第一节 陶渊明自然思想主导下的五言诗创作倾向与审美境界 |
第二节 陶渊明五言诗的语体创新──平淡自然之境的语言学阐释 |
第三节“质而实绮”“淡而实美”──陶渊明对魏晋五言诗语体文人化进程的整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严苛的生活禁忌与绮靡的精神放纵——李贺创作心态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D]. 韩少春.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2]论清代“词史”理论的建构[D]. 高媛. 喀什大学, 2020(07)
- [3]物欲迷幻:古代中国“物妖”研究[D]. 付晓彤.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岳佳. 河北大学, 2019(08)
- [6]中西作家创作中的自恋心态比较研究[J]. 杨黎红. 东岳论丛, 2019(04)
- [7]唐诗中的窥视叙事研究[D]. 杨惠云. 西南大学, 2019(01)
- [8]唐诗语言艺术研究[D]. 傅根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8(12)
- [9]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D]. 杨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10]文化批评视阈下的魏晋五言诗语体研究[D]. 杨群. 江西师范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