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黎育生[1](2021)在《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而且是一项典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然而,当我们回顾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70年来的历史时发现,人们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中国首创性历史地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缺少历史知识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史实表明,前苏联并没有高校辅导员制度。不过,前苏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且业已成为事实。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被默认为从清华大学开始,但最早建立实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高校并不是清华大学。对这些观点进行学理爷正,这绝非件小事易事,因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不但是一项历史科学工作,而且一项科学历史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证明,高校辅导员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工作队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探索者、勇敢创新者和坚强奋斗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在推动伟大工程稳步前行时,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认识到站起来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的重要性,至少目前实践探索层和学术研究界是这样。尽管当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进入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快车道,但对于一个具有近70年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仍然难说是一个满意的交代,更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忽略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经验总结和价值发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研究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不管从历史角度说还是从现实视角看,不管是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角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文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1949-1978)”为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政策制度和具体史料为依据,坚持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1949到1978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力图从史学角度揭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客观规律,总结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获得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有效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文章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阐明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分析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现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明确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为深入开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问题,主要探索了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流变,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确证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我国之历史地位,介绍了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初创时期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二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问题,主要透视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历史背景,通过分析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和局限性,探索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制度化建设的曲折历程,考察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治挂帅”倾向,分析了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三章论述的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问题,主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的曲折发展,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缺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析了挫折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第四章论述的是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不过,受“左倾”错误思想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遭遇曲折发展,教训十分深刻,主要表现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重要启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实现持续新发展,就要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要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要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要坚持老新、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要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要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理路、主要内容、创新观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点拨。选择“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这样一个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作为论题,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简称为“选题新”。没有前人研究可借鉴,新研究就显得非常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对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把握难,学界之所以避而让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而本研究能克难而成是因为充分占有了1949到1978年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高校校史和地方年鉴等,大量文献史料的占有与引用使文章内容丰新,这简称为“内容新”。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从我国开始的,而并不是从原苏联传入;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被大众默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开始,但最早开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高校却并不是清华大学,等等,这简称为“观点新”。新选题的完成所带来的新内容和新观点,必将使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带来新认识,从而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新发展。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姚锐敏[3](2020)在《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与实现方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行政机制总体呈现政治化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农村行政在执政党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运行以及国家行政与农村政治整合过程的高度融合。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其具体实现方式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基础之上的动员、任务和命令。政治化行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促进了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使执政党、国家、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价,并且为国家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不少隐患。
林苗[4](2018)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内蒙古经验》文中指出人类社会是个民族的大千世界,民族问题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当今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模式多种多样。这些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本国国情、能否解决本国民族问题之别。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依据国情、尊重历史、顺应民意的正确制度选择,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大支柱。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其中不乏对我国有关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争论和非议。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立场和观点出发,回顾和总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历程,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实践总结和理论梳理,不仅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需要,也是生动实践“四个自信”,坚定中国道路、迈向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聚焦于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发展实践,在历时性地分析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区成立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以及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以整体关照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视角解读“内蒙古经验”;立足于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现实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性思考中,为未来中国民族区域制度的发展贡献“内蒙古模式”,从而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四个自信”。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论启示三个部分。导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主要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资料。正文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八个主要历史动因进行深入分析,这是探讨内蒙古民族区域的历史基础,也是正确评价和认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起点。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光辉历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按照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分四个阶段对初创期(1947年-1956年)、曲折发展期(1957年-1978年)、跨越前进期(1978年-2012年)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总体把握每个阶段社会发展背景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勾勒不同阶段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状况和进程,从而科学把握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内在发展特点和规律。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在具体章节研究和论述过程中,史论结合,旨在回应不同时期重大理论热点和现实关切。比如,第二章充分地挖掘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创性工作,围绕“良好榜样”,将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贡献和意义进行了总结。第三章在概括总结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社会和民族工作曲折发展的基础上,就“如何看待曲折中前进的内蒙古民族关系”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第四章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跨越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展开。第五章在概括总结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取得成就和新发展的基础上,对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辉煌成就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理论思考。作为本文重要经验借鉴部分,第六章总结过去、直面现在、展望未来,阐述了内蒙古七十年的生动实践对中国民族工作九个方面的价值贡献,总结了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九条主要历史经验。结论启示部分是本文要义所在。笔者认为,面对世界民族问题的纷繁复杂的态势,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光辉实践和巨大成就,已充分说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是被证明了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宝贵经验是解读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所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路径方向。基于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分析,面对各种发展机遇和挑战,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实现创新发展。与他人研究相比,本文历时性地论述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而整体把握70年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史论结合,在对每个阶段发展历程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在对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经验进行总结时,关照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实践;在国际比较中,对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进行了启示性思考。
赵亚男[5](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腐败,不仅关系到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腐败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博弈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如何通过在党内外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终战胜全社会范围的腐败亚文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成熟。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也要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历史、现状及经验教训进行梳理研究,以期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论文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思想源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及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做了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借助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系列反腐运动等方式,不断从思想上肃清封建社会的腐败文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宗旨信念,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改善了社会风俗习惯,铸造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三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历史做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在领导体制机制上,廉政文化建设由各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等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非官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对象上,既面向全党,通过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的形式将廉政文化普及到全社会。在手段和方式上,既加强教育引导,又加强舆论宣传,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第四章主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廉政文化建设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去规划、去布局。将教育引导、理论宣传、文化熏陶作为廉政文件建设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党风政风与民风社风良性互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五章,基于前文的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经过建国六十多年的探索,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层出不穷。全面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已成基本社会共识,节约务实重新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风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人民性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坚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相统一;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重视党风廉政宣传: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第六章,分析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应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强化思想建党,坚持文化强党,不断务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同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廉政知识,改变群众“腐败与我无关”的观念,加强党风廉政宣传,增强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健全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同时不断拓展领域,创新载体,增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效果。
迟道华[6](2016)在《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文中提出甘肃省“大跃进”运动以农业领域1957年冬与1958年春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造林运动为肇始,在工业领域主要表现为大炼钢铁和大办地方工业,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则以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代表。《甘肃日报》对省内“大跃进”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这场运动以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改变新中国落后面貌为初衷,但却造成了之后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甘肃省作为当时比较激进的省份之一,当时的情况亦比较严重,很多问题在运动过程中已有所显现。但是《甘肃日报》里的“大跃进”却是一派繁荣景象,群情激昂,成就辉煌。论文以《甘肃日报》——一份省级党报的视角呈现报纸上的“大跃进”景观,试图通过有重点的梳理和解析,总结出以报纸为代表当时甘肃省内舆论宣传的一些特点,并探讨党报在“喉舌”定位与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间如何以自身的示范作用更好引领舆论方向。以下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绪论分为四节,即“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主旨,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概述明确研究方向。并在这个过程中理顺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分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甘肃日报》概述”两节。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宣传”和“舆论”作出界定,并对《甘肃日报》从创刊至“大跃进”这段历史的概况作一简要梳理,以为下面的论述作背景铺垫。第二章是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对农业大跃进的报道”、“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对工业大跃进的报道”和“关于教育、文艺、卫生等方面的报道”等四节。其中前三节是报纸报道的主要内容,论文根据每一节内报道内容的不同分别予以归类概括,并力图在这种分条梳理中体现报纸的宣传策略和技巧、报道上的一些特点和倾向,挖掘出隐藏在报道背后的思想认识、情感表达和目的意图等。第三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对“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报道特点作出总结,分为“铺天盖地密集报道”、“树立典型明确是非”、“舆论一律宁左勿右”、“社论与报道并重增强传播效果”等四节。第四章反思《甘肃日报》在“大跃进”时期的报道,主要总结为“坚守‘实事求是’原则”、“强化政策考察职能”、“充分发挥‘纽带作用’”等三个方面。结语对全文的论述作出总结,提炼出主要观点,探讨以《甘肃日报》为代表的省级党报以及新闻媒体在“大跃进”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日后努力方向。
贾艳敏,朱进[7](2015)在《国内学者“大饥荒”问题研究述评》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饥荒"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如对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大饥荒的应对措施以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等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纠正了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错误说法,理清了史实,匡正了历史观念。档案资料、新修地方志及口述资料等材料以及统计学、数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些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
李梅[8](2014)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立距今已半个世纪有余了。时光已逝,而这场运动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却永远不容忽视。众所周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8年8月这场运动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在农村高速度地实现了公社化,如此超短期,超高速发展的一种反常现象,为这颗“毒瘤”最终在1984年宣告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它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违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艰难,甚至倒退。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说,其教训也是弥足珍贵。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更好地认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走群众路线,并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行动的准则。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农村改革作了全面部署,解决好“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人民公社是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关键,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而这场运动既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20多年之久,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需要追朔到上世纪50年代末,多方位多视角地探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以史为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研究本课题的依据和意义,回顾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的难点问题和拟突破之处,还介绍了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展开阐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特点,从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背景入手,自然过渡到此运动的发生、普及和整个发展历程,进而阐释它的四大特点,这一部分讲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概况和知识,有助于对此全面和深入了解。第三部分探析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多层面原因,揭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此的影响和多方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第四部分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对它造成的对农村生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进行阐述,另一方面,对它的历史功绩及借鉴性的意义和价值分别论述。最后一部分,总结和归纳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及经验,对我们党今后有效执政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还阐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现实的启示,包括“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深刻启示。
蔡清伟[9](2014)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文中提出本论文以上、中、下三篇为结构叙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通过对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是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本论文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论述认为: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根本保证。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是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行使自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根本。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村民当家作主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中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和谐农村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广大村民共同遵循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通过村民的民主监督方能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依法治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根本途经,也是中国共产党6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证村民各项民主权利,实行依法治村。这就是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60多年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的主旨。具体三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篇是党的领导篇,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后分为两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党组织对于“三农”领导机制、体制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总的看来,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广泛展开,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是党的“左”倾指导思想恶性循环的20年。这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既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严重失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一次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强调坚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的同时,逐渐改变党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权力结构模式的比较成功的转变。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并不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党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这种主导性的力量的发挥不应依赖于对农村社会的直接管控来实现的,而要通过改变其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自治”制度必须以不断提升“自治”功能为根本。“自治”功能提高的出发点应是构建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也应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篇以“村民当家作主”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村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共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社会管控模式,虽然从理论上一直讲权力的人民性,但权力运行方式上一直是不断升级的高度集中的“代民作主”的管理体制。从农民协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民当家作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政治委托权利”的成分则逐渐增多。1978年对中国农村来说,是新中国以来乡村治理模式一次范典的转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次转换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创新的内源和动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是乡村经济管理革命的里程碑。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诱发了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的诞生。1980年村民委员会在广西乡村诞生。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象征。村民自治标志着村民真正逐渐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下篇以“依法治村”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共“依法治村”的曲折探索。任何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定应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法制的瘫痪,但也正是“无法无天”的十年使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公民更加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理念指导下,中国法制一步步更加完备,“法治”理念也逐渐彰显,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下,中国底层农村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
桂家友[10](2011)在《中国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研究(1949-2010)》文中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公民权利问题逐渐成为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而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门问题。中国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涉及的方面较多,也比较复杂,从经济结构理论视角探讨是较新的尝试和努力。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反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结构演变轨迹以及经济结构演变对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产生影响的程度,文章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结构演变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阐述。新中国成立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国家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制定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为了解决从分散的小农生产中获取最大剩余的问题,逐步实行了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生产合作社等制度和政策,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逐步形成。国民经济结构重工业偏向和城乡不平等关系形成导致了城乡公民权利之间巨大差距和不平等关系的产生。为了进一步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继续维持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国家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长期沉淀。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是基于户籍身份地位,但在城市和农村内部表现为相对的平等。因而,经济结构落后是中国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产生的主要经济根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形成的关键原因。改革开放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是国家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放弃,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等制度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城乡关系转型起步;从经济体制发展来看,改革开放是国家改变了指令性计划经济,引进市场要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基础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改变过于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要求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鉴于粮食和生活用品的缺乏,市场选择将资源配置到农业和轻工业领域。政策和市场共同促进了农业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表现为农村经济地位上升,促进了农民权利发展,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逐步转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恰好是经济全球化新浪潮兴起之际。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和国家开发开放政策引导下,国际资本和产业结构转移逐步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积聚,国内政策优惠和财政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从而推进了沿海经济发展极的快速形成。与此同时,立体化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形成,内地的大中城市也享受开放的政策优惠,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样国民经济结构再次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城市,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却是双重的。由于农业是国家一直扶持的基础产业,因而农村的农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萎缩,导致农民大量跨地区外出务工。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呈现了双向性特征。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基础彻底瓦解,而且二元结构成为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社会凸显的各种矛盾,实现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快速发展,国家在新时期提出了统筹发展战略。在统筹发展战略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协调、优化和升级,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经济结构有利于农村经济地位提升,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演变与公民权利发展关系揭示了经济结构对城乡公民权利地位关系起着基础和决定性作用,国家提出的各种战略以及为此制定和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导致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结构变化,从而引起了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产生和变化。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最重要的特征是城乡公民权利(地位关系)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公民权利结构的基础,城乡公民权利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部分和重要保障,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是渐进的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基本适应,这种模式有利于政治稳定,是由于公民权利发展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战略目标和紧迫任务基本保持一致;是由于公民权利发展建立在足够的物质保障基础之上;是由于公民权利发展适时推进并获得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基本认同,发展成本较低。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政府根据时代主题和国家发展基础条件,从民族和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最重要的目标、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等方面出发,利用掌握的各种资源制定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导致经济结构演变,从而形成了中国公民权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政治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作用体现为问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即政府通过制定重大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公民权利发展变化和通过制定有关政策直接影响公民权利发展变化。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关于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
(三)关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
(四)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历史经验问题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开端(1949-1956)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孕育萌芽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逻辑起点 |
(二)萌芽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流变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辅导员的呼唤 |
(一)主渠道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
(二)主阵地的开辟:高校党团学干部队伍建设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与落实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提出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落实 |
(三)“双肩挑”: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
四、开端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实行“双肩挑”,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二)示范典型突出,借鉴创新一脉相承 |
(三)多重角色并存,工作任务指向统一 |
第二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艰辛探索(1956-1966)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艰辛探索的历史背景 |
(一)思想政治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
(二)经济技术革命:重视知识分子和高举“三面红旗” |
(三)文化教育革命:“双百”方针和“教育大革命”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 |
(一)“双肩挑”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命力与局限性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历史演进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专职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三、“政治挂帅”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影响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首要性地位的重申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批判定性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政治挂帅”的实践分析 |
四、艰辛探索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唯政治”倾向出现 |
(二)“专职化”模式初显 |
(三)“大众化”状态显现 |
第三章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透析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指导思想出现错误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组织机构瘫痪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被宣传队取代 |
(四)高校辅导员身份角色发生颠倒 |
(五)高校辅导员队伍工作成绩遭否定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失造成的严重影响 |
(一)严重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
(二)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
(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三、曲折发展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队伍建设遭受环境影响 |
(二)队伍建设一度停滞中断 |
(三)队伍建设缺失影响很大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启示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最重要的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
(三)最基本的是坚持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判断标准 |
(四)最主要的是坚持了服务中心工作的发展逻辑 |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教训 |
(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三、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启示 |
(一)坚持历史、现实和将来相结合的发展定位 |
(二)坚持选拔、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发展价值 |
(三)坚持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相结合的发展目标 |
(四)坚持新老、专兼和红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五)坚持以点为先、由点及面和点面相结合的发展程序 |
(六)坚持顶层设计、分类实施和健全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后记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与实现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一、动员:现代国家转型的群众路线 |
二、任务:国家政治意志的行政表达 |
三、命令:内部行政机制的外部扩张 |
四、对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反思 |
(4)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内蒙古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六、本文的贡献及不足 |
第一章 光辉起点: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
第一节 近代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
一、清朝对内蒙古的统治策略 |
二、近代内蒙古社会与民族问题 |
三、民国时期的内蒙古民族运动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历程 |
一、中共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 |
二、中共领导的内蒙古抗日救亡活动 |
三、中共与内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 |
四、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
第三节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动因 |
一、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
二、理论准备和经验借鉴 |
三、周边国际环境的影响 |
四、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 |
五、坚实的民意基础 |
六、坚强的政治保障 |
七、强大的军事保障 |
八、有力的人才保障 |
第二章 良好榜样: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创(1947-1956年) |
第一节 内蒙古全境的解放与解放初的主要形势 |
一、内蒙古全境解放的实现 |
二、解放初期内蒙古的主要形势与任务 |
第二节 建国前后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与发展 |
一、内蒙古治政府成立后的政策实践 |
二、建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 |
三、过渡阶段内蒙古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
第三节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民族区域地方的良好榜样 |
一、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
二、为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树立了榜样 |
三、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化创造了条件 |
四、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经验 |
第三章 艰难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曲折发展(1957—1978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的曲折发展 |
一、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地干扰 |
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曲折发展 |
第二节 内蒙古曲折发展中的民族工作 |
一、政治环境变化中的内蒙古民族工作 |
二、“十年浩劫”对内蒙古的民族工作的破坏 |
第三节 正确认识曲折中前进的内蒙古民族关系 |
一、民族关系遭受巨大破坏 |
二、民族团结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
第四章 光辉典范: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跨越前进(1978-2012年)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内蒙古自治区的辉煌成就 |
一、政治建设的开启与发展 |
二、经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三、社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
四、文化建设的全面繁荣 |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
第二节 开创内蒙古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
一、民族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
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谱写新篇章 |
三、民族关系的阶段性特点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实践与发展 |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
二、少数民族自治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 |
三、民族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
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 |
五、初步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体系 |
第五章 守望相助: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发展(2012-2017) |
第一节 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 |
一、内蒙古自治区七十年发展的辉煌成就 |
二、打造北疆靓丽风景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第二节 新时代内蒙古民族工作的创新发展 |
一、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
二、提高城市民族工作科学化水平 |
三、促进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区经济发展 |
四、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
五、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进步 |
六、不断加强民族法制建设 |
七、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
第三节 新时代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坚持和完善 |
一、深刻把握“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涵 |
二、守望相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 |
三、守望相助是新时代做好内蒙古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
第六章 继往开来: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贡献及经验 |
第一节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对中国民族工作的贡献 |
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表率 |
二、开创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
三、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树立了良好榜样 |
四、为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供了重要参照 |
五、为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发挥了示范作用 |
六、为民族地区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供了提供了宝贵经验 |
七、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提供了“中国经验”的范例 |
八、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路径坐标 |
九、为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
第二节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七十年的主要经验 |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三、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
四、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
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
六、守好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
七、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
八、优先发展民族教育 |
九、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依据和意义 |
(一) 选题依据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对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述评 |
(一) 国内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二) 国内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 |
(三) 境外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现状 |
(四) 总体研究述评 |
三、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 廉政建设 |
(二) 廉政文化建设 |
四、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本文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据 |
一、中国古代优良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一) 中国古人“廉之思” |
(二)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特点及现代借鉴 |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一) 毛泽东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二) 邓小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三) 江泽民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三) 胡锦涛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五) 习近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与曲折发展(1949—1976) |
一、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一) 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 |
(二)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务实其思想基础 |
(三)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 |
(四) 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发展(1956—1966)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二) 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勤俭节约教育 |
(三)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 |
(四)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教育 |
(五)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抵制贪污腐化变质 |
(六)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大挫折(1966—1976) |
(一) “文化大革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曲折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全面开展(1976—2012 ) |
一、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展开(1976—1982) |
(一) 整顿班子,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奠定组织基础 |
(二)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为廉政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
(三)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四) 进行爱祖国、反走私教育,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
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1982——1987) |
(一) 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二) 全面开展整党运动,实现党风的好转 |
(三) 开展各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1987—1992) |
(一)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
(二) 积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化(1992—2002)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
(二) 制定实施廉政自律准则,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 |
(三)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2002—2012) |
(一) 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
(二)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 |
(三) 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展开(2012—至今)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
二、教育引导,坚定信念 |
(一)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内思想教育 |
(二) 明确党员干部教育重点,增强教育实效性 |
三、宣传引导,营造氛围 |
(一) 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二)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宣传 |
(三) 重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工作,澄清各种不正当言论 |
四、文化熏陶,涵养心灵 |
(一) 依靠文化自信,强基固本 |
(二)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 |
(三)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土壤 |
(四) 以优秀的廉政文艺作品,传播廉洁价值观念 |
五、拓宽领域,做细做实 |
(一) 廉政文化进家庭 |
(二) 廉政文化进校园 |
(三) 廉政文化进农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总结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和成效 |
(一) 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 |
(二) 党风社风明显好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 |
(三)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一)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一般经验 |
(二)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
一、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一) 廉政文化建设主体多元,未能形成整体合力 |
(二) 基层单位部门廉政文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三) 不少地区、部门廉政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容 |
(四) 廉政文化建设针对性不强 |
(五) 廉政文化建设评估工作存在问题 |
二、新形势下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 |
(一) 明确主体和责任,发挥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
(二) 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 |
(三 )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
(四) 拓宽领域,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
(五) 创新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后记 |
(6)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甘肃日报》与舆论宣传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宣传 |
二、舆论 |
第二节《甘肃日报》概述(1949—1960年) |
一、创建初期 |
二、“大跃进”时期 (1957年10月—1960年10月) |
第二章“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宣传报道 |
第一节 对农业大跃进的报道 |
一、关于兴修农田水利的报道 |
二、关于积肥运动的报道 |
三、关于造林运动的报道 |
四、对粮食产量的报道 |
第二节 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 |
一、普遍建立公社阶段的报道 |
二、整社阶段的报道 |
第三节 对工业大跃进的报道 |
一、关于大炼钢铁运动的报道 |
二、关于大办地方工业的报道 |
三、关于煤炭生产、交通运输方面的报道 |
第四节 关于教育、文艺、卫生等方面的报道 |
一、对教育领域的报道 |
二、对文艺方面的报道 |
三、对卫生领域的报道 |
第三章“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的报道特点 |
第一节 铺天盖地密集报道 |
第二节 树立典型明确是非 |
第三节 舆论一律宁左勿右 |
第四节 社论与报道并重增强传播效果 |
第四章 对“大跃进”时期《甘肃日报》宣传的反思 |
第一节 坚守“实事求是”原则 |
第二节 强化政策考察职能 |
第三节 充分发挥“纽带”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甘肃日报》(1957年10月—1960年7月)缺页统计表 |
硕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8)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和选题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1.2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课题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1.2.1 课题研究现状 |
1.2.2 课题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1.3 研究方法 |
2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及特点 |
2.1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 |
2.1.1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背景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
2.1.2 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和迅速普及 |
2.2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程 |
2.2.1 萌芽阶段(1956—1958 年春) |
2.2.2 建立阶段(1958.7——1958.11) |
2.2.3 调整阶段(1958.11—1962.9) |
2.2.4 稳定阶段(1962.9—1978.12) |
2.2.5 解体阶段(1978.12—1984 年底) |
2.3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 |
2.3.1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与“三级管理” |
2.3.2 自我封闭,自给和农民缺乏生产经营权 |
2.3.3 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
2.3.4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
3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 |
3.1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党和人民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 |
3.2 理论失误和政策失误 |
3.3 苏联的影响 |
3.3.1 中苏关系瓦解,两国之间进行了非理性竞争 |
3.3.2 寻求比苏联更快的发展 |
3.3.3 对苏联集体农庄的效仿 |
3.4 毛泽东个人的原因 |
3.4.1 对毛泽东的崇拜 |
3.4.2 毛泽东的赶超思想 |
3.5 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 |
4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 |
4.1 消极影响 |
4.1.1 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
4.1.2 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使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 |
4.1.3 “共产风”蔓延 |
4.1.4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
4.1.5 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由 |
4.2 积极影响 |
4.2.1 人民公社化运动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
4.2.2 人民公社会运动为农业基本建设提供了可能 |
4.2.3 人民公社是实现“工占农利”的重要保障 |
5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和对现实的启示 |
5.1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 |
5.1.1 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
5.1.2 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
5.1.3 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践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 |
5.2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现实的启示 |
5.2.1 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
5.2.2 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5.2.3 对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1.2.2 国内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1.2.3 研究综述评析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上篇:党的领导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 |
2.1 1949-195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探索 |
2.1.1 公开建党:建党方式的新选择 |
2.1.2 从限制发展到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政策演变 |
2.1.3 “集体化”语境:农村整党和“三反”教育 |
2.1.4 新部署新任务: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 |
2.1.5 中共八大: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总结 |
2.2 1957-197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曲折道路 |
2.2.1 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
2.2.2 主题转换: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建设 |
2.2.3 犯“左”与纠“左”:“大跃进”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2.2.4 从整风整社到四清运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2.2.5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畸形化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3.1 政党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 |
3.1.1 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政党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取向 |
3.1.2 党的治理转型: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逻辑起点 |
3.1.3 “顶层设计”效应:农村党组织功能的重构 |
3.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3.2.1 党的领导:村民自治良性运行发展的政治核心 |
3.2.2 一致与冲突: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两委”关系 |
3.2.3 建构与创新:健全村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作用 |
3.3 本章小结 |
中篇:村民当家作主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村民当家作主的演变 |
4.1 重建乡村基层政权:村民当家作主的新探索 |
4.1.1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重建 |
4.1.2 民主建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4.1.3 土地改革: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 |
4.2 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当家作主探索的转向 |
4.2.1 新的话语: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
4.2.2 四次农业合作会议:强制性参与的文件解读 |
4.2.3 小脚女人效应:合作社升级扩社 |
4.2.4 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
4.3 人民公社:代民作主的乡村管理模式 |
4.3.1 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
4.3.2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
4.3.3 二元的户籍管理:难以流动的农民 |
4.3.4 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的呐喊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变迁 |
5.1 经济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 |
5.1.1 主体明晰:首抓农业这一环 |
5.1.2 破土而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5.1.3 从争论到国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正名 |
5.1.4 从定心丸到长效丸:不断创新完善的乡村家庭承包制度 |
5.2 村民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模式 |
5.2.1 一个历史分析:村民自治的渊源 |
5.2.2 庄稼汉的政治壮举:村民委员会的诞生 |
5.3 提升与健全: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境地 |
5.3.1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营造村民自治发展的新环境 |
5.3.2 组织与参与:农村基层自治功能的提升 |
5.4 本章小结 |
下篇:依法治村 |
第6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回眸 |
6.1 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初建阶段 |
6.1.1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法制的新纪元 |
6.1.2 土地改革法:农民获取土地的法律保障 |
6.1.3 人民法庭:土地改革的审判机关 |
6.1.4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土改农民协会运作的法制保障 |
6.1.5 “一化三改”的立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指南 |
6.2 1957-1976年农村法制建设的踯躅与滑坡 |
6.2.1 1957-1965年:法制突变的岁月 |
6.2.2 1966-1976年:法制悲剧的十年 |
6.2.3 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时期治村的“灵丹” |
6.2.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的教训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革开放后依法治村的新探索 |
7.1 农村法制化建设的新征程 |
7.1.1 依法治国: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 |
7.1.2 农村政策的基石:乡村家庭承包的法制化 |
7.1.3 从实践到规范的进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 |
7.2 村民依法治村活动的新实践 |
7.2.1 历史跨越十年: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 |
7.2.2 从选举型到参与型:村民自治功能提升的法治化个案分析 |
7.2.3 特点与启示:村民自治发展的内在轨迹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中国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一) 基本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综述 |
三、理论基础 |
(一) 公民权利理论 |
(二) 经济结构理论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 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二) 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的贡献 |
(一) 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
(二) 可能存在的理论贡献 |
第二章 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格局的形成(1949-1957)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民权利发展的条件与基本状况 |
(一) 新中国成立对公民权利发展的意义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民权利发展的基本状况 |
二、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的格局 |
(一) 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
(二) 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格局逐步形成 |
三、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的形成 |
(一)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分析 |
(二)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的制度体现 |
小结 |
第三章 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的沉淀(1958-1978) |
一、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沉淀的主要原因 |
(一)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持续 |
(二) 为继续推行战略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 |
(三) 城乡分割体制强化 |
二、城乡不平衡发展加深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 |
(一) 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 |
(二) 城乡社会不平衡发展的影响 |
三、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沉淀 |
(一)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固化与扩大分析 |
(二)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扩大的制度体现 |
小结 |
第四章 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转型的起步(1979—1991) |
一、城乡公民权利平等的新需求 |
(一) 公民权利平等 |
(二) 国际社会的影响 |
(三) 公民权利意识教育与平等的内在需求 |
二、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关系转型 |
(一)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不平等关系转型 |
(二) 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不平等关系转型 |
三、改革中的农民公民权利发展:从承包上地到外出务工 |
(一) 农村改革与农民公民权利发展 |
(二) 村民自治与农民公民权利发展 |
(三) 外出务工与农民公民权利发展 |
(四) 农民公民权利发展的制度体现 |
小结 |
第五章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中的反复(1992-2002) |
一、市场经济与公民权利发展 |
(一) 市场经济对公民权利发展的影响 |
(二) 市场中的阻力与动力 |
二、经济结构调整新趋势对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的影响 |
(一) 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 |
(二) 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
三、城乡公民权利变化的双向性 |
(一)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变化分析 |
(二)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变化的制度体现 |
小结 |
第六章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趋势的增强(2003—2010) |
一、经济结构优化与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 |
(一) 城乡分治基础的瓦解 |
(二) 经济结构优化战略与举措 |
(三)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平等化发展 |
二、新时期有利于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的政治社会条件 |
(一) 有利的政治条件 |
(二) 有利的文化条件 |
(三) 有利的社会条件 |
三、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的新趋势 |
(一) 城乡公民权利差距进一步缩小分析 |
(二) 平等化发展趋势下的差距鸿沟 |
(三)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的制度体现 |
小结 |
第七章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与公民权利发展模式分析 |
一、政治权力与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 |
(一) 政治权力作用下的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 |
(二) 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
二、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模式 |
(一) 公民权利发展模式 |
(二)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模式的特征 |
三、公民权利发展模式与政治稳定 |
(一) 公民权利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
(二)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模式对"亨廷顿铁律"的超越 |
(三)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模式有利于政治稳定 |
小结 |
总结与讨论 |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
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三、余论:城乡公民权利平等的必然与对策思路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利发动的几个因素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研究(1949-1978)[D]. 黎育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生成背景与实现方式[J]. 姚锐敏.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0(02)
- [4]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内蒙古经验[D]. 林苗.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 赵亚男. 武汉大学, 2017(06)
- [6]甘肃省“大跃进”时期舆论宣传研究 ——以《甘肃日报》为考察对象[D]. 迟道华.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8)
- [7]国内学者“大饥荒”问题研究述评[J]. 贾艳敏,朱进.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 [8]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因及影响研究[D]. 李梅.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2014(03)
- [9]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 蔡清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1)
- [10]中国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问题研究(1949-2010)[D]. 桂家友.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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