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养不必时时叮咛（论文文献综述）
王冬妮[1]（2021）在《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文中指出家训是一个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治家从业的教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观,它以家范、家规、家诫、家书等多种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家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形成已久,周初的王室家训开创了家训的先河,秦汉时期家训数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多,名家名训的教育对象已然扩大,影响范围愈来愈广,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魏晋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将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推向了高潮,隋唐家训异彩纷呈,中国古代家训文化至宋元时期已经发展成一定规模,明清两代在前代的积累和指引下再攀高峰,中国传统家训终迎来了其鼎盛时期。经过历朝历代的洗礼与冲刷,传统家训之珍贵日益显现,不论是对个人修养的塑造还是对社会价值观的确立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两代是中国家训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颇具特色与影响力的经典家训着作,如明清帝王家训《圣学心法》、《寄从子希哲》、《圣谕广训》;学者家训《许云邨贻谋》、《庞氏家训》、《朱子家训》、《聪训斋语》,等等。明清家训着作中充盈着丰富的教育观,蕴含着修身养性、齐家有道、出仕为官的教育目的观;在教育功能观方面,既体现了教育对个人的影响,也展示出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涵盖了道德教育、治家教育、读书教育等教育内容观;点明了蒙以养正、因材施教、严慈相济、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观。明清家训教育观存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其固有的特色与优缺点,在深入挖掘明清家训教育观时,我们应带着辩证的眼光,取精去粗,去伪存真,为当代社会教育观的革新与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明清家训的一手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教育史的角度对明清家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观。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在引言中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明晰相关概念界定,回顾梳理学界关于家训的研究。第二部分详细地论述明代家训和清代家训的发展演进,明代初期帝训的引领,明代中后期家训的昌盛,清代初期家训的繁荣,清代中后期家训的转型,并论述相应时期家训的主要内容。此部分对明清两代家训的梳理,为下文更好地提取其中所蕴含的教育观做基础。第三部分为论文的核心部分,本部分着重论述明清家训中的教育观,共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从内外兼修的教育目的观、发展为主的教育功能观、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观、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观进行深入探析,以厘清明清家训中所蕴含的教育观。第四部分探析明清家训教育观的基本特点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基本特点主要有志德兼修、安身立业;内容平实、情感真挚;以身作则、方法多样。影响因素包括前代家训的积累、文化教育的传统、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废除、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第五部分对明清家训所蕴含的教育观进行评价,古为今用,进一步探究其对当代教育观的启示。
张炬[2]（2021）在《《歧路灯》家政文化研究》文中指出
王岩[3]（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孟荣[4]（2020）在《《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三鱼堂文集》包括陆陇其的《三鱼堂文集》与《三鱼堂外集》,整体分为研究与校注两部分,研究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为陆陇其生平与人物形象研究。陆陇其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少时以坐馆家教为生,四十六岁开始做官,几经沉浮,历官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监查御史,尤以在灵寿待的时间最长,也充分展现了他为官理政的才华,五十四到六十一岁为官灵寿期间,也是他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写作了大量的优秀文章。陆陇其少时学习王阳明,“三十以来,始沉潜反覆乎朱子之书”,后专宗朱熹,排斥陆王。陆陇其是一位着名的循吏和理学家,他一生清廉、敢于为民请命、施行德政、重视教育及地方文化建设,在学术上,独尊程朱理学,有理学家的务实精神;同时品德高尚,他善良真实、一心为他人、知恩图报,为了感念三条鱼对曾祖的救命之恩,遂名其居为“三鱼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非完人,他没有同理心,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一直在以己度人,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尊程朱,还可怜佛祖“生西土”,“未听尼山讲五伦”。第二章为《三鱼堂文集》版本研究。《三鱼堂文集》版本众多,《清人别集总目》着录有15个,《中国古籍总目》着录有7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情况,学界少有研究。今对其进行考辨,认为琴川书屋刻本、嘉会堂本与老扫叶山房刻本为同一版本;仅存在光绪版陆子全书刻本;《三鱼堂文集》（包括其选本《陆稼书集》）共有12个版本,包括刻本、稿本、抄本、石印本和排印本:琴川书屋刻本、四库全书本、同治七年杨昌濬武林刻本、柏经正堂刻本、光绪陆子全书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康熙正谊堂刻本、同治正谊堂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乾隆间平河赵氏清稿本、重庆抄本和日本抄本;《三鱼堂文集》包括文集12卷,外集6卷,附录1卷。第三章为《三鱼堂文集》诗歌研究。陆陇其《三鱼堂外集》6卷,包括诗歌1卷,32首。诗歌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实用性的赠答诗,从体裁上来看,大都是古体诗。诗歌的风格为浅白务实。孙奇逢与陆陇其都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家,他们都有诗歌传世,其中赠答诗所占的比例都很大。赠答的对象主要有亲人、朋友和方外人士三类,主题涉及赞赏、自述、安慰、告诫、明志等多个方面。他们都很注重赠答诗的交际功能而轻视其审美功能,都有说理的赠答诗,都有一定的慕陶情结,但由于所处环境及自身性格的差异,他们的赠答诗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第四章为《三鱼堂文集》散文研究。《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全都是散文,《三鱼堂外集》六卷中有五卷是散文,可见所占分量之重。其中《三鱼堂文集》有杂着68篇,书信125篇,序43篇,记11篇,墓志铭、祭文27篇。《外集》有奏疏、议、条陈8篇,表、策32篇,申请、公移31篇。共有散文345篇。诗歌的功能偏重于个人抒情,故陆陇其很少作诗,散文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故所作较多。作为政治家,他要用散文来议政;作为理学家,他要用散文来论学;作为普通文人,他要用散文来交际。陆陇其的散文大都为论说文,少有记叙文和抒情文。陆陇其虽写作了类型不同的散文,但都以实用为主,语言朴实无华,理胜于情,因陆陇其不屑学习文艺,也造成了他不擅长表达与书写情感。总体看来,陆陇其的散文有两个特点:一是周密严谨,很有逻辑;二是质胜于文,表情不足。此次校注以琴川书屋初印本（即嘉会堂本,下同）为底本,通校以光绪陆子全书本,并参校其他众本及相关文献。校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题解,包括写作时地、历史背景和题中涉及的人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二是注释,包括地名、诗文中涉及的人物、典故、僻词、持论措语之所自出等;三是校记。
李佩瑜[5]（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王聪[6]（2020）在《李念慈及其诗文研究》文中指出李念慈作为清初关中诗人代表之一,才情人品俱佳,学识渊博,诗艺高超。一生创作颇丰,不仅有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更有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且诗学造诣颇高。本文通过对李念慈及其诗文创作进行分析,搜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力图了解明末清初特殊政治环境下底层文人的生活状态,掌握清初关中诗坛概貌。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概述李念慈研究现状,分类梳理相关研究资料,整理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选题内容及研究意义。正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通过分析李念慈诗文,考索其生平经历。第二章着重探讨李念慈交游情况,将其交游对象分为同乡亲友、遗民寒士、朝官之友三类,选取部分代表进行探讨,通过解读双方交游创作,从而展现李念慈性格特征以及心路历程。第三章论析李念慈的诗学主张,李念慈诗学观念是在对关中诗坛的继承中沉淀形成,其诗学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清初唐宋诗之争中,立场坚定,推尊唐音;二是提倡诗文要尚情贵真;三是强调诗文的社会作用,要有为而发,明道辅时;四是诗人要借“江山之助”,开阔视野,勃发情思。第四章探讨李念慈诗歌的题材内容,将其归纳为六大类:即以家国之思、黎元之忧为主要内容的纪事感时诗;以歌颂英贤形象、记录战争实况为主要内容的军旅诗;以描摹山形水质,记录沿途风光为主要内容的山水纪游诗;以寄赠送别、雅集酬唱、庆贺哀挽为主要内容的酬赠唱和诗;以借物言志、书写性情为主要内容的咏物诗;以描绘画中景物,诗意入画,画意传情为主要内容的题画诗。第五章概述李念慈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从形式、诗风、手法、语言四方面进行鉴赏,众体兼备,形式多样;诗风多元,浑雅古朴,沉郁慷慨;用典丰富,意象鲜明,增加了诗歌的内涵与艺术性;语言于工稳中见真情,于平淡中见奇巧。第六章论述李念慈的散文创作,将其分为序跋、书牍、记传、哀祭、行述碑铭五大类进行赏析,文风平畅质朴、叙事简洁传神、语言自然本色。结语部分归纳李念慈诗文创作成就,从而肯定其文学价值。附录包括李念慈诗文集外作品和年表简编,将其人生行迹清晰呈现。
马伊名[7]（2020）在《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所藏的中国清与民国时代的时调小曲。这些小曲,原属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双红堂’旧藏。论文共分六部分:其一,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的版本形态、出版刊刻者与刊刻情况。按版本形态,唱本可分为总集、合集与单行本。清代藏本多总集、合集,至清末民初,单行本盛行,民国后又有书坊开始出版多册合集。唱本之刊刻,清末民初多旧式书坊的钞本、木刻本,民国后渐被新式书局出版之石印本、铅印本替代。由于雕版成本较高,民间书坊多受资金限制,因此翻刻、转让、互换雕版的情况层出不穷。其二,论述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文库所藏稀见曲牌唱调,多集中于《霓裳续谱》、牌子曲和莲花落,其曲牌有源自小曲者,有源自民间曲艺、小戏者,也有的仅是常见曲牌的异名。其三,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的内容。文库藏清代曲集、唱本,收录内容多男女之情、人伦事理、民俗生活等传统题材,且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清末民初,北方唱本出版时间大体早于南方唱本,多木刻本,出版地集中于北京,内容大多承袭清代小曲余绪;南方唱本出版时间稍晚,多铅印本,出版地基本在上海,增加了许多时代内容;南北方小曲之间有明显的交互和影响。其四,研究文库藏时调小曲的艺术手法。艺术手法方面的主要特征,在于曲辞由清代之以短小抒情为主逐渐转变为铺排叙事。其五,从文库藏时调小曲曲集、唱本中选择三例进行专门研究,三个个案分别代表清代北方小曲、民国南方时调和南北方时调小曲的交融现象。永发菜园钞本中之《茨儿山》可能来自河北,后传入北方各省,其词格与《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所收录者不尽相同,具体调名可能是[补缸调]。上海唱本中《蒋老五殉情记》及相关小曲,取材自民国上海社会新闻,表现出时调小曲与时俱进的特征。《新小曲大观》三册,收录南北小曲,每一册大体按照地域和题材分类,可见南北小曲交融的大致情况。其六,分析文库藏时调小曲之价值。文库藏时调小曲唱本中有部分稀见本、稀见小曲和稀见曲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可补国内唱本之缺;小曲体现当时民众的思想情感、兴趣爱好、观念思考、价值取向,更兼活泼巧妙的艺术修辞,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时调小曲可补史载之不足,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境况,体现社会风尚和时代变迁,记录民间生活、节庆习俗和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贺鹏飞[8]（2019）在《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永新人,明末副榜贡生。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卒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江西“豫章社”成员,与万时华（1590-1639）、徐世溥（1608-1657）、陈弘绪（1597-1665）、艾南英（1583-1646）等人交谊颇深。明亡,隐匿不出。顺治七年（1650）,学使樊缵前素慕其名,特列贡榜,不应。顺治十四年（1657）,御史笪重光以博学宏词特荐,贺贻孙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遂入禾山隐居。康熙朝之初,犹屡获征辟,然绝意仕进,拒不应征。晚年家益落,布衣蔬食无愠色,惟日以着述自娱。着作颇丰,有《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激书》《诗筏》《骚筏》《诗触》《易触》等,以《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激书》三种最为重要,集中反映了贺氏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其《水田居文集》因未注明刊刻时间,故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刻本、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刻本三种观点。笔者采用避讳原则,以及贺氏其他着作的序跋、地方志的相关记载,认为《水田居文集》初刻于乾隆年间,且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前。同时,笔者结合各大图书馆所藏《水田居文集》的收文数量及个别文章的刻迹差异,对《水田居文集》的增刻、翻刻时间做了推测。并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作了详细校注。校注以江西省图书馆藏《水田居全集》本《水田居文集》和《水田居存诗》为底本。《水田居文集》凡五卷,分史论、序、策、记、传、颂、赋、启、疏、书、辨、字说、祭文、墓铭、行述、纪事十六种文体,共215篇文章;《水田居存诗》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凡三卷,附有《诗余》及贺稚圭《眠云馆诗集》。康熙初年,随着大规模反清运动的结束,清廷的统治得以加强,社会由乱而治,遗民渐趋分化。延至三藩之乱后,在康熙帝的文治武功下,清朝初具繁荣之象,遗民社会趋于解体,遗民大多由反清变为附清。贺氏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作为社会大环境下的个体,其对清廷态度的渐次软化在所难免。在校注贺氏诗文集的基础上,笔者充分利用方志、贺氏亲友的诗文集,对其入清后遗民心态作了研究:国变后,贺氏大致经历了从“遗民”到“遗隐”——兼具“遗”“隐”两重身份者,再从“遗隐”到“隐士”的心理嬗变,其最初强烈的遗民意识,最终极大程度地淡化,并基本承认了清王朝的统治。三藩之乱时,其遗民意识虽有所悸动,但终于在三藩殄破之际再次熄灭。
张健旺[9]（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叶舟[10]（2018）在《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之敦煌本纪（第一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留下了日月,草留下了根;人留下了子孙,佛留下了经。——敦煌民谣卷一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一个猎户在三危山迷失,误入了一座世外山坳,惊见几户人家过着桃园生计,耕读有序,一切如素。
二、教养不必时时叮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养不必时时叮咛（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1.中国传统家训蕴含丰富的教育观 |
| 2.国家重视家庭教育,传统家训可资借鉴 |
| (二)研究综述 |
| 1.有关家训的研究 |
| 2.有关明清家训的研究 |
| 3.有关明清家训教育观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家训 |
| 2.教育观 |
|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明清家训的发展演进 |
| (一)明代家训的发展演进 |
| 1.明初期帝训的引领(1368-1435) |
| 2.明中后期家训的昌盛(1436-1644) |
| (二)清代家训的发展演进 |
| 1.清初期家训的繁荣(1644-1839) |
| 2.清中后期家训的转型(1840-1912) |
| 二、明清家训中的教育观 |
| (一)内外兼修的教育目的观 |
| 1.修身养性 |
| 2.齐家有道 |
| 3.出仕为官 |
| (二)发展为主的教育功能观 |
| 1.教育的社会功能观 |
| 2.教育的个体功能观 |
| (三)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观 |
| 1.道德教育 |
| 2.治家教育 |
| 3.读书教育 |
| (四)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观 |
| 1.蒙以养正 |
| 2.因材施教 |
| 3.严慈相济 |
| 4.言传身教 |
| 三、明清家训教育观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
| (一)明清家训教育观的基本特点 |
| 1.志德兼修、安身立业 |
| 2.内容平实、情感真挚 |
| 3.以身作则、方法多样 |
| (二)影响明清家训教育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
| 1.前代家训的积累 |
| 2.文化教育的传统 |
| 3.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废除 |
| 4.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
| 四、明清家训教育观之评价及启示 |
| (一)明清家训教育观之评价 |
| 1.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途径 |
| 2.维系家族团结的重要法宝 |
| 3.引领社会风气的强劲力量 |
| 4.存在历史、时代等局限性 |
| (二)明清家训教育观之启示 |
| 1.个人:夯实立德树人根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 2.家庭:传承优秀家庭教育,巩固家庭教育支柱 |
| 3.社会:提升家庭文明建设水平,构建和谐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陆陇其 |
| (二)关于《三鱼堂文集》的版本 |
| (三)关于理学家的文学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陆陇其的生平、思想与品行 |
| 第一节 陆陇其的生平 |
| 第二节 陆陇其的思想与品行 |
| 第二章 《三鱼堂文集》版本考述 |
| 第一节 《三鱼堂文集》的版本着录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部分版本辨析 |
| 第三节 四库本、柏经正堂本、稿本、抄本 |
| 第三章 《三鱼堂文集》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总体内容及风格 |
| 第二节 孙奇逢与陆陇其赠答诗之比较 |
| 第四章 《三鱼堂文集》散文内容及艺术风格 |
| 第一节 散文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周密质实的散文风格 |
| 结语 |
| 《三鱼堂文集》校注 |
| 参考文献 |
| 附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价值 |
| 第一章 《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缘起 |
| 第一节 杭郡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官方政策对民间的影响 |
| 二、地域意识日渐凸显 |
| 三、乡邦文献的需要 |
| 第二节 丁丙的编纂机缘 |
| 一、不忍文献纸毁帙散 |
| 二、藏书、刊刻、编者的身份优势 |
| 三、契机出现:《武林耆旧集》 |
| 小结 |
| 第二章 《历朝杭郡诗辑》基本体例 |
| 第一节 文本体例 |
| 一、文本形式 |
| 二、编排次序 |
| 第二节 收録体例 |
| 一、诗人收録范围 |
| 二、诗歌收録标准 |
| 三、小传遴选原则 |
| 小结 |
| 第三章 《历朝杭郡诗辑》内容概述 |
| 第一节 《诗辑》收诗情况 |
| 一、诗作来源 |
| 二、内容题材 |
| 第二节 《诗辑》选传情况 |
| 一、小传来源 |
| 二、小传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朝杭郡诗辑》价值 |
| 第一节 《诗辑》的文献与校勘价值 |
| 第二节 《诗辑》的文学价值 |
| 第三节 《诗辑》的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诗辑》的地域文化特色 |
| 小结 |
| 结语 |
| 文献编 |
| 《历朝杭郡诗辑》点校凡例 |
| 《历朝杭郡诗辑》 |
| 附録 《历朝杭郡诗辑》存録诗集诗稿 |
| 徵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李念慈及其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李念慈研究综述 |
| 二、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李念慈生平概述 |
| 第一节 读书求仕,从军生涯 |
| 第二节 进士及第,初涉宦海 |
| 第三节 仕宦不达,困顿坎坷 |
| 第四节 入幕之宾,闲游终老 |
| 第二章 李念慈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同乡亲友 |
| 一、孙枝蔚 |
| 二、杨素蕴 |
| 三、杜恒灿 |
| 第二节 遗民寒士 |
| 一、计东 |
| 二、顾梦游 |
| 三、方文 |
| 第三节 朝官之友 |
| 一、秦松龄 |
| 二、施闰章 |
| 三、汪琬 |
| 第三章 李念慈诗学思想诠说 |
| 第一节 李念慈与关中诗坛 |
| 第二节 李念慈的诗学思想 |
| 一、推崇唐音 |
| 二、尚情贵真 |
| 三、明道辅时 |
| 四、江山之助 |
| 第四章 李念慈诗歌的题材内容 |
| 第一节 纪事感时诗 |
| 第二节 军旅诗 |
| 第三节 山水纪游诗 |
| 第四节 酬赠唱和诗 |
| 第五节 咏物诗 |
| 第六节 题画诗 |
| 第五章 李念慈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众体兼备,形式多样 |
| 第二节 浑雅古朴,沉郁慷慨 |
| 第三节 用典丰富,意象鲜明 |
| 第四节 凝练工稳,言浅意深 |
| 第六章 李念慈的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李念慈散文的题材内容 |
| 一、序跋 |
| 二、书牍 |
| 三、记传 |
| 四、哀祭 |
| 五、行述碑铭 |
| 第二节 李念慈散文的艺术特色 |
| 一、文风平畅质朴 |
| 二、叙事简洁传神 |
| 三、语言自然本色 |
| 结语 |
| 附录一 李念慈集外诗文辑佚 |
| 附录二 李念慈年表简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厘定 |
| 第四节 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曲集唱本类别与抄刻特点 |
| 第一节 时调小曲唱本的分类与分布 |
| 第二节 时调小曲唱本的抄刻与排印 |
| 第二章 双红堂文库藏稀见曲牌唱调 |
| 第一节 清代小曲中的稀见曲牌唱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曲中的稀见曲牌唱调 |
| 第三章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的内容研究 |
| 第一节 双红堂文库藏清代时调小曲 |
| 第二节 双红堂文库藏清末民初时调小曲 |
| 第四章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艺术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人物塑造手法 |
| 第二节 情感表达技巧 |
| 第三节 艺术修辞技巧 |
| 第五章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小曲——《茨儿山》 |
| 第二节 民国时调——《蒋老五殉情记》 |
| 第三节 南北交融——《新小曲大观》 |
| 第六章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的价值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第二节 文学价值 |
| 第三节 社会价值 |
| 余论 |
| 附录 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细目 |
| 凡例 |
| 清代时调小曲曲集唱本 |
| 清末民初时调小曲曲集唱本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上篇:《水田居文集》版本考及叙例 |
| 一、《水田居文集》版本考 |
| (一)《水田居文集》之汇编 |
| (二)《水田居文集》的初刻 |
| (三)《水田居文集》的增刻与翻刻 |
| (四)小结 |
| 二、叙例 |
| 中篇:《水田居诗文集》校注 |
| 一、《水田居文集》校注 |
| 文集自序 |
| 《水田居文集》目录【计五卷】 |
| 水田居文集一卷 |
| 水田居文集二卷 |
| 水田居文集三卷 |
| 水田居文集四卷 |
| 水田居文集五卷 |
| 二、《水田居存诗》校注 |
| 序 |
| 永新贺子翼先生诗集序 |
| 水田居存诗目录【文水李谦庵先生选】 |
| 水田居存诗卷一 |
| 水田居存诗卷二 |
| 水田居存诗卷三 |
| 下篇:贺贻孙遗民心态研究 |
| 一、子翼遗民观 |
| 二、从“遗民”到“遗隐” |
| (一)甲申写怨,流寇为忧 |
| (二)心系故国,志存恢复 |
| (三)复明无望,超然远遁 |
| (四)追思明亡,罪究食肉 |
| 三、从“遗隐”到“隐士” |
| (一)“遗隐”之持,因穷而动 |
| (二)遗民意识淡化,基本认同清廷 |
| (三)恢复之心,悸而复息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9）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推证“读书种子”名义 |
| 第一节 “廉耻之道”与“有耻之士” |
| 第二节 “躬行君子”与“读书君子” |
| 第三节 “六艺之学”与“读书种子” |
| 第四节 “士之典范”与“读书种子” |
| 第五节 “古今仁圣”与“读书种子” |
| 第六节 “习气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七节 “知识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一章 “劲节不同群”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
| 第一节 “优美门风”与“自立其志” |
| 第二节 “善学君子”与“六艺之学” |
| 第三节 “不寻俗好”与“独契前贤” |
| 第四节 “勇于自治”与“修身为本” |
| 第五节 “纷纭野鸟”与“圣学真凤” |
| 第二章 “狷介独行”的“读书种子”宋濂 |
| 第一节 “文章知己”与“文章种子” |
| 第二节 “逢缘遇境”与“一变至道” |
| 第三节 “素狷之士”与“狷者一狂” |
| 第三章 “独行违俗”的“读书种子”王阳明 |
| 第一节 “遭遇患难”与“返之六经” |
| 第二节 “媚世乡愿”与“乡愿意思” |
| 第三节 “素狂之士”与“素刚之士” |
| 第四节 “有道学问”与“圣贤血脉” |
| 第五节 “忠信之道”与“良知之学” |
| 第四章 “宏览博物”的“读书种子”方以智 |
| 第一节 “世家子弟”与“故家旧味” |
| 第二节 “读书之士”与“博学君子” |
| 第三节 “娟而狂者”与“旷达之士” |
| 第四节 “破家之子”与“异类中行” |
| 第五节 “孝悌之道”与“天地孝子” |
| 第五章 “行己有耻”的“读书种子”顾炎武 |
| 第一节 “读书世家”与“奇质嘉种” |
| 第二节 “诗文种子”与“学问种子” |
| 第三节 “立人大节”与“行己有耻” |
| 第四节 “博学于文”与“临文主敬” |
| 第五节 “典型未往”与“树式后辈” |
| 第六章 “不随众狂”的“读书种子”王夫之 |
| 第一节 “弘道之人”与“豪杰之士” |
| 第二节 “正学醇儒”与“读书种子” |
| 第三节 “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 |
| 第四节 “观其所恒”与“依然故旧” |
| 第五节 “天地元气”与“圣贤学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之敦煌本纪（第一部）（论文提纲范文）
| 卷一 |
| 卷二 |
| 卷三 |
| 卷四 |
| 卷五 |
| 卷六 |
| 卷七 |
| 卷八 |
| 卷九 |
| 卷十 |
| 卷十一 |
| 卷十二 |
| 卷十三 |
四、教养不必时时叮咛（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家训的教育观研究[D]. 王冬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歧路灯》家政文化研究[D]. 张炬. 渤海大学, 2021
- [3]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4]《三鱼堂文集》校注及研究[D]. 孟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李念慈及其诗文研究[D]. 王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日本双红堂文库藏时调小曲研究[D]. 马伊名.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8]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D]. 贺鹏飞.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10]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之敦煌本纪（第一部）[J]. 叶舟. 芳草,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