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理性的世纪碰撞

一、情感与理智的世纪碰撞（论文文献综述）

林孝斌^[1]（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指出《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刘婷^[2]（2021）在《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文中认为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也是当时少数职业批评家之一。他一方面浸染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方面又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感情的批评主义”,从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即兼容理性的情感批评。“情感”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及实践中的高频词,李长之将情感体验视为批评信仰,将情感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情感批评”是他树立的一种文学批评范式。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有很多抽象的理论概念,“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其文学批评的标准,这一核心概念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延续性,又能看到李长之对西方文化、文论思想的吸纳与借鉴。“理智的硬性”是李长之批评理论逐渐深化的标志性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他文学批评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向,也是其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追求。“批评精神”是李长之对批评家的品格要求,这一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反奴性与独立求真的精神,强调的是批评家的独立品格,这些核心概念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体现了严谨的理论结构。李长之的批评文章较多,并且能够抓住文艺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发出异于流俗的批评见解,将自己批评主张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去,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文风。李长之正是以自己热情洋溢的批评文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独树一帜。本文拟从李长之批评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出发结合其批评实践,意图进一步探讨其文学批评的理论立场、科学性追求,文化构想,分析其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局限性,由此透析李长之文学批评对今后中国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构和文艺理论发展的借鉴与启发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概括了本论文的选题价值与意义、论文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本论文创新点等内容。第一章主要分析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理论立场。“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理论立场,这一核心概念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与理论渊源,既扎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悠久传统,也得到了王国维“境界说”与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理论的启示。第二章论述李长之情感批评的科学性追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部分批评家虽积极吸纳西方文论中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是浅尝辄止。此外,李长之极力反对当时批评界存在的随感式批评、盲目跟随世风的批评。故在四十年代,李长之在其文艺批评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智的硬性”这一核心概念作为“感情的型”的理论补充,同时也以此作为他的文学批评原则。“理智的硬性”要求文学批评应当从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出发,反对功利主义和阶级立场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李长之站在批评家的坚定立场上,极力使文学批评摆脱社会时代框架、文学功用性以及政治理性的束缚,从而回到精神活动领域。这一原则的理论内涵主要是指李长之文学批评中极力张扬的批评精神与文艺批评整体性思想。第三章则结合李长之的批评专着探讨其文学批评实践。李长之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极力调和理智与情感,用“感情的型”作为核心要素以此检验文艺作品是否体现根本性的情感形式,用“理智的硬性”鞭策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品格要求。李长之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都写下了许多批评专着,不论是他的文论着作还是其批评专着,对他批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有所体现。他的古典文学批评主要运用人格—风格论以及传记批评的模式,现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作家论和书评。第四章将李长之的情感批评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语境中,简要分析李长之情感批评的价值与局限性。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性概括,对李长之的情感批评作一个总体评价,作为一位有着坚定批评信念的批评家,李长之不应被忽视。

郑艳艳^[3]（2020）在《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并在技术实践中给人、自然与社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那么,我们能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是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给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是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哲学诠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历史与现在、自我与他者、陌生与熟悉的汇合或融通,其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实践智慧”等基本范畴的阐释为人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即在效果历史中反思前见,对前见进行一次再启蒙,形成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完满性”的前把握。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形成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前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开启了实现理解之可能性。在既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境遇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可以过滤和筛选掉招致误解的关于现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假的前见”,在新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空间距离”可以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澄明,就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从“人—技术—世界—历史”的关系统一体出发,建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情境的、健康和谐的人—技术关系。“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即通过在更广阔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技术实践中不同的视域,构建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视域互构共生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开始的情感动因,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进行的有效途径,三者彼此渗透,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展开,历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以使技术伦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各类视域中不断的融合与扬弃,发展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共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的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以促进相关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直接效果是技术和伦理的视域都得到了扩大和拓展,不但凸显了技术的伦理功能,也开拓了伦理的物转向,但其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以引导人们创新并负责任地应用技术,以构建一种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实践智慧以理论指向与情境分析的沟通与交融为进路,既消解了理论与现实、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张力,又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并扩充了自身的内容。其次,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表现为明辨度量分界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实践智慧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对于技术活动的实践主体而言,实践智慧有助于使科学技术活动的合伦理性内化为其伦理意识的自觉,这既符合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融伦理价值于科技工作者行为之中的重要诉求。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进行诠释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健康发展的实质。

王英娜^[4]（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马强^[5]（2020）在《论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文中指出杜亚泉作为民初着名的启蒙思想家,曾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五四之后渐渐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又被再认识和再估价,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他的沉浮与其折中的文化观有着必不可少的关联。中华民族文化很少遇到重大困惑和严重危机,直至近代中国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才开始真正陷入困境。为了救国、强国,举国上下开始了大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探索。在国人探索的过程中,中西文化进行激烈碰撞,引起了地位之争与价值之战。伴随着这种文化冲突,救国思潮在中国蔚然成风。这些思潮有些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有些是外来文化移植的结果,中国面临着文化选择与救亡图存的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他折中的文化观包括信仰层面的新旧融合、文明层面的动静互补、道德层面的体常用变以及人生价值层面的改善主义。在信仰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融合时代,由传统转变为多元的调和,主张新旧思想的折中。在文明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通过对东西文明的内涵的探寻,强调两种文明的互补,提倡用中国固有文明统整西方文明从而变为一种新的文明。在道德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挺立道德本位,坚持道德的本体地位以及道德的变易与承续。在人生价值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主张人辩证地用情感与理智实现价值,提倡厌世观与乐天观的综合。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的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着缺陷。其合理性在于冷峻的文化审视与兼容以及道德的永恒价值。其缺陷在于对西学的认识具有片面性、融合的主观性以及其与当时的精神相背离。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虽然无法解决当时的文化困境,也无法成为当时的主流,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代的潮流有时并不等于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五四时期社会普遍追求彻底的激进时代。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经过历史的洗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它不仅弥补了新文化派的偏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作为重要思想,推动了中西文化论战。同时,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我们准确地定位“传统”与“现代”,理性地对待中西文化。

武昕^[6]（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人民正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进行持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正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国优秀青年代表的大学生,对于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否自信?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对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对“能担当”的价值观认知和认同程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肯担当”的价值观践行驱动力和意志力的要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是建立在对价值观高度认知、坚定信仰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标准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大学生担当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并不是“四个自信”之外的第五个自信,而是“四个自信”的价值内核。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针对大学生这一关键群体,对“何为自信”“因何自信”“如何自信”“是否自信”“怎样实现自信”等问题进行追问,是充实大学生精神世界、应对西方价值扩张的现实需要,也是巩固“四个自信”,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亟待解决的前沿命题。全文除导论、结语以外,共包含以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章,前提阐释。围绕“何为自信”的问题,从基本概念、主要维度、核心标准和思想资源四个方面,着重探寻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本质规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从价值观的基本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研究的具体语境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在性质维度体现为政治自信、在主体维度体现为一种集体自信、在客体维度体现为价值标准自信、在作用维度体现为动力机制。在内容结构方面,从主体、内容、发展和比较四个维度,厘清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主要内容。在核心标准上,突出价值观自信的实践指向,在认知和践行双重维度,以大学生“能担当”“肯担当”的具体表现为切入,以坚定信仰、模范践行、积极传播三个向度界定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在理论基础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社会共识对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基础作用。第二章,逻辑依据。围绕大学生价值观“因何自信”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文化互动和实践指向三重维度,回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必要性问题。在历史依据方面,从社会心态变迁和核心价值观凝练过程入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逻辑演绎,着重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与价值格局变迁、核心价值观凝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文化依据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的互动中得以发生、发展和巩固。在实践依据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要求出发,聚焦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指向,并以“知”“行”转化的动力为切入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践依据。第三章,要素与机制。聚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过程,对其要素、机制和生成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在生成性上,从认知、认同和实践三个大类,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基础要素;并从认知、动机、情感和选择的四维机制出发,阐释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发挥作用的主要原理。在此基础上,从群体与个体的价值互动、认知与认同的动态关系、内化与外化的践行推动、自我与他者的价值比较四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生成的过程特点。第四章,现状考察。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回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与否”的问题。从全球化语境、市场化背景和信息化时代三个主要趋势入手,研究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时代语境。并依托当前学界丰富的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研究,比照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研究等方式,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认知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以典型性案例和现象级事件为抓手,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五种实然样态。最后,结合现状的整体把握,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问题的成因,为解决具体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第五章,培育策略。围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怎样实现”的问题,从主要任务和关键点位上,探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提升策略。指出要把握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以“四个引导”为契机明晰大学生价值观自信培育的基本任务;要通过对关键队伍、重要环节、重点领域和主要路径的把握,筑牢人才价值引领的协同阵地,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黄诗敏^[7]（2020）在《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

韩泽宇^[8]（2020）在《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与改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兴起,传统的美学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转向中直接塑造了一批反对者们,虽然他们在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观点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对实证主义和传统美学观展开了质疑、甚至攻击的姿态。以叔本华、伯格森为代表的生命本体论美学开始了对生命本体追问,浪漫主义美学正逐渐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过渡,表现主义美学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本文论题“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与改造”意在从两个方向展开论述:一方面,笔者梳理克罗齐表现论美学中关于直觉、情感、表现的论述,从而说明克罗齐思想对科林伍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整合科林伍德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同时关注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中的直觉、情感等方面的改造,本文的切入点为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美学思想。本论题在第一部分分别论述克罗齐以“直觉”为核心的直觉表现主义与科林伍德以“想象”为核心的表现论美学,意在将两者关于表现、情感的探讨形成一个交汇点,着重探讨两人提到的“想象”、“直觉”概念同表现之间的联系,这一部分为本文之“序幕”。第二部分围绕克罗齐与科林伍德的关系展开论述,重点论述青年科林伍德是如何接受克罗齐美学的,又是怎样对克罗齐的影响做出回应,力图对科林伍德美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做一个完整和清晰的呈现,进而为他后来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改造打下坚实基础。第三部分论述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突破与改造,将论述哲学与逻辑学上的突破而达到“情感”、“想象”、“语言”等核心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具体艺术问题上的改造详细论述之。最后在结语部分将表现论美学置于历史的长河,正视表现论美学的意义,并从直觉与想象两个角度做到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改造进行总结与反思。本文的价值在于,梳理清楚科林伍德是如何对克罗齐美学思想进行接受和改造,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克罗齐思想中的局限性,也能重新理解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接受与改造的深层涵义,还原真实具体的学术发展脉络。至此,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对科林伍德美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科林伍德后期美学思想上,而是应该结合他的前后期美学思想,重点考察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与改造的内涵。

开薪悦^[9]（2020）在《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的更迭之中,理性主义以绝对优势宰制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确定性真理与探索终极奥义的有力法宝。纵观舆论观念的历史沿革,亦是如此。在西方,深受哲学风尚的传统影响,舆论观的几次革新都建立在人们对待理性主义的态度转折之上。在启蒙运动强调“天赋人权”的背景下,理性被视作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理性的过度崇拜使得舆论被美化成绝对真理的象征;而到了李普曼时期,传统的真理观以及它所依附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饱受质疑,理性主义的思想演变成工具理性的规则;而随着“理性的吊诡”被发现,理性主义被“合理性”理论所重构,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将舆论视作交往理性之下的“话语共识”,罗尔斯把舆论看成公共理性下的“重叠共识”。而放眼中国,自梁启超将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引进本土语境,它便被涂抹上了启蒙主义的理性色彩,精英知识分子将其视作变法图强的“救国良方”,寄托着建立民主社会的殷切期待;而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新闻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实践与学理层面更多地关注舆论对实现社会控制的可能性探讨。在漫长的历史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舆论无益于召唤并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公民,更无法促成舆论的良性演化。然而,从内生性视角来看,“情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种典型而特殊的中国式“情感”——“朴素正义感”在当下互联网舆论中的频繁展演,对西方“情感”与“理性”的二元论观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它既保留着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价值秩序,又被赋予了当下转型时期的社会焦虑,并且饱含着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通过对典型案件的选择与分析,本文发现,“朴素正义感”的唤起往往基于公众对原型的历史认知所产生的情感共鸣。正如公众对于欢和张扣扣的“孝子”认同带来了对“孝义”的捆绑,为母复仇便拥有了“天经地义”之伦理义务性;对邓玉娇和于海明的“侠客”想象带了对“侠义”的赋魅,个人抗暴便具备了“惩奸除恶”之道德合理性;对唐慧和江歌母亲的“悲母”塑造带来了对“公义”的简化,为女儿伸冤之下请求罪犯死刑的诉求便被赋予了“杀人偿命”的历史合法性。这种朴素的正义与司法审判的走向或许存在偏差,但与纯粹的情感体验不同,它被赋予了时代的价值取向,预设了某些特定形态的知识或概念,深深嵌入在社会和历史的结构背景之中。更进一步来说,“朴素正义感”不仅与法律及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同频共振”的表现,还能够与多元社会规范力量之间产生互相建构的可能。在实践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凝聚的“人心所向”倒逼着人们重新思考当代司法审判的标准,既要“依之于法”,也要“考之于情”;在观念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流露的复仇思想形塑着人们在不同时代对待公平正义的认知方式,无论“私力复仇”,亦或“公力救济”,未尝不是对特定环境下正义制度的拷问与纠偏;在行动层面,“朴素正义感”背后的“感同身受”提供了“行知合一”的社会力量,促使着“公众同情”与“公共说理”之间的相互转化。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公众在面对经验世界时,所诉诸的一种解决问题和诠释意义的新范式。从传统礼法社会到现代法理文明,“情感”不仅被证明无法通过理性的控制手段所根除与遏制,相反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面对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历史沉淀与当下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现实矛盾,西方的理论经验似乎已经无力解释当代中国实践里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情感”的媒介实践,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路径——“可见性”,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证来反思传统舆论观的理性主义教条,并充分关注“情感”对于互联网的重构性力量。在“可见性”的维度之下,舆论主体的情感化、客体的重叠化以及本体的多元化成为现实,那么与其执念于“舆论是否可能”的永恒命题,不如转变立足点,在新的维度里重新认识“何为舆论”,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之中给予情感与理性更多成长的空间。或许,这种成长并不是阶梯式的,也并非一蹴而就,但未来可期。本文以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情感——“朴素正义感”为核心考察对象,将抽象空洞的“情感”概念具象为公众舆论里的“情感”展演,希望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微薄贡献:在实践层面,为舆论与司法的良好互动提供丰富多元的个案经验,促成现代法律理性与传统公序良俗的隔空对话;在学理层面,重新书写关于舆论的内涵与外延,为情感重返当下的公共讨论提供可能的理由与途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试图改变过去相对静态、孤立的表象主义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为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实践与中国问题的探讨开辟一个有意义的多维空间。

张纪群^[10]（2019）在《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形式主义之父”、“现代艺术批评之父”的罗杰·弗莱通过为“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家”的辩护,在反对自然主义专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形式主义的概念体系,并奠基了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是现代主义批评的开端,使得艺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关注艺术自身,而且以客观主义为主要特征成为现代主义大旗之下的批评理论的一极,呈现为表现主义绘画艺术的一个注重形式的路向。以罗杰·弗莱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主张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情感、文学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上,也不在于现实生活的模仿之上,而在于线条、颜色、体积等及它们的关系统一性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性,即通过线条、颜色、体积的排列,把秩序与多样性结合在一起,构成“有意味的形式”和“有表现力的形式”,力求艺术作品以原始艺术杰作的那种形式以获得表达思想情感的力量,进而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以达到知性快乐之目的。弗莱的技巧不是在当代艺术中寻找现代艺术的线索,而是从古典主义艺术中发现了久违的形式问题,并接纳德国形式传统和前人对于形式的思考,即重新关注绘画媒介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对于纯粹的自身的关注正是现代主义艺术自律特征的表现,为此,弗莱还创造了大量的批评术语并把它们带进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史。在两次后印象派画展期间,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是坚定的,但在其他时间一直是含混的、游移的,不彻底的,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甚至在其晚年是否定的,这也就形成了其批评思想的模糊地带。这些模糊地带,即弗莱批评思想的二重性,是指弗莱关于艺术自身所固有的对偶出现的属性,这些属性孤立地看呈现矛盾的一面,整体地看统一于艺术一身。弗莱批评思想作为意识的产物,其二重性的根源必然与弗莱主观意识当中的二重性是分不开的,欲真正读懂弗莱,必须搞清楚弗莱的思考方式,因为弗莱总是在艺术之左右两种属性之间寻求某种张力,而正是这种思考的张力赋予弗莱美学思想以价值。弗莱美学思想总是在左和右的中间地带徘徊,在两极的中间紧紧抓住由此所激发的张力,并能够准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其理论具体游走在生活与艺术、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表现主义（原始主义）、抽象与具体、平面与三维、秩序与混乱、理性与感性、模仿与表现,甚至画家与批评家等等术语之间,弗莱总是在两者之间试图寻找到某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或者张力。追根溯源,弗莱美学思想的二重性的根源是建立在其既理性又感性的思考方式之上的,是理性主义与感觉主义的碰撞的结果。弗莱思考二重性思考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论文摘取了三对主要的概念来论述弗莱思考的张力问题。首先,表现为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对立和平衡。写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再现,而表现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赋形,弗莱在反对模仿而又离不开模仿的思考中竖起了弗莱形式主义的旗帜。其次,弗莱放弃了艺术是对生活的反应的命题,认为艺术是自给自足的,决定于内部的力量——结构设计。接着,弗莱认为艺术是想象生活,所以人们可以出离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反应而专注于对经验的理解及感情意识,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艺术中收获与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及理解力。第三,表现为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和统一。弗莱从古典主义艺术中寻找到了现代主义的种子——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艺术,特别是从乔万尼·贝利尼、乔托的艺术中,发现了“建设性的设计”、“结构”等现代主义的特征——并把它们放大,带来了新艺术运动,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历程。艺术史可以说是一个再现与表现交替的历史,只是每一个循环或者周期都添加了不同的质料而已。弗莱在开启现代主义的大门的时候,间歇地从原始艺术、拜占庭艺术以及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中寻找依据就是艺术循环性的明证。20世纪初,现代艺术批评回到理性批评为主流的时期,批评的核心是非写实主义艺术自身的问题,弗莱正是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了恰当的位置,其批评理论是在批驳过去以拉斯金为代表的社会批评以及反对佩特为代表的诗性批评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进步的美学思想。全文分八章和结语,共九部分,以下是各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对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梳理和总结。首先,通过“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家”展览以及弗莱为展览的辩护性文章,搞清形式主义美学与印象派的关系的同时,厘清了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是如何在辩护中奠基的,并特别对于表现性赋形、知性化的感性力量、发现想象力的视觉语言等等表述给予了重点阐释。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作为客观批评范式的典范,在20世纪初叶占据了批评史的重要位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从形式到“有意味的形式”的演变过程。特别论述了康德之形式论之传统对弗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现代意义上的。接着,就弗莱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缘起和内涵进行了追根溯源,本章不单发现了弗莱为什么没有走向彻底抽象,并且还原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趣味如何演变到以“有意味的形式”为特征的现代审美趣味。第三、四、五、六章主要论述了罗杰·弗莱批评思想的二重性问题。具体是,第三章整体性就罗杰·弗莱批评思想的二重性进行了论证,第四、五章和第六章则侧重于二重性问题具体内容的挖掘。第三章的主要观点是弗莱批评思想的二重性是在寻找两个极端之间的张力以及弗莱思考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形成的,当然也由于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自身所陷入的困境,也可以说,弗莱的批评思想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调和的结果。弗莱批评思想出现二重性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弗莱思考中的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的较量,其次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影响。第四、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就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与生活、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三组对偶出现的术语或者概念之间的模糊地带进行论述,以阐述清楚弗莱思考的张力问题。第四章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这组概念的论述主要论证清楚形式主义的反写实主义的模仿与返原始主义的表现的特征,还特别论述了形式主义与原始主义的关系;第五章主要涉及艺术与生活、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这一弗莱思考的元问题,在这一章里基本弄清了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追问,让我们知道了弗莱的现代主义的思想来源是老大师们（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并且了知弗莱所开启的现代主义的自律和纯粹性问题。第七章试探性探讨了直觉与弗莱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关系问题。作为客观批评为主要特征的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离开直觉和本能,特别在弗莱的晚年,直接把感性和生命力作为了其艺术批评的坐标,甚至抛弃了其形式主义的立场。第八章则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艺术批评全局出发,定位了作为一极的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从约翰·拉斯金到赫伯特·里德这一段批评史中的小循环入手,我们得知了弗莱所受的前人的影响以及后人对他的总结,进而获知弗莱形式主义批评在艺术批评的循环中的确切位置,当然也明了了其周期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等特征。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的概括性总结,以及对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研究的展望。

二、情感与理智的世纪碰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情感与理智的世纪碰撞（论文提纲范文）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2）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与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情感与理智的世纪碰撞（论文参考文献）

•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2]李长之情感批评研究[D]. 刘婷.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D]. 郑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5]论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D]. 马强. 湘潭大学, 2020(02)
• [6]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D]. 武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D]. 黄诗敏.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接受与改造研究[D]. 韩泽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公众舆论的“情感”展演 ——以“朴素正义感”为中心的考察[D]. 开薪悦. 安徽大学, 2020(07)
• [10]罗杰·弗莱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研究[D]. 张纪群. 山东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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