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徐国祯传》补编

一、《元史·许国祯传》增补（论文文献综述）

鞠芳凝^[1]（2021）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文中提出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可谓极为热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金元士人的文集中有着大量为医者书籍写序作跋、立传撰铭的文字。本研究即以医者与士人的交游为切入点,将其纳入金元时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通过梳理相关医学着作、史部典籍、文学作品、碑刻墓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展现一些典型医者与士人交往的活动,进而探寻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交游为中医学带来的影响。首先,选取张子和、李杲、罗天益、窦默、朱震亨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与相关士人交游活动进行详尽爬梳和深度解析,力图梳理出前人未曾涉及的医士关系,并理清和更正之前或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认知。其次,通过对部分个案的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医者与士人的交往记录,全面分析金元时期医士交游过从密切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以及现实因素,从而为本时期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鲜明时代特点寻找较为合理的答案。最后,探讨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背后所透射出的试图建立医学统绪的政治诉求,以及对医者地位与中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往来密切,一些具有儒学背景的医者开始积极向儒士阶层靠拢,医者的素质有了显着提高,并越来越迎合士人为之打造的标准,“儒医”逐渐成为主流;医者与士人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为医者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在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医官的操作下,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医疗祭祀。三皇庙祭祀医者,或是元代涉政医官与儒臣试图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寻找依据,客观上也为医者奢望攀附儒学以抬高自己声誉和社会地位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并最终为明清时期医学统绪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求芝蓉^[2]（2020）在《元代医籍中的西域药物“南乳香”考》文中研究指明蒙元时期欧亚交通空前顺畅,许多前所未见的西域物产得以进入中原,"南乳香"也因此出现在元代中医典籍中。其中使用南乳香最早也是最多的医籍,是至元四年（1267）太医院提点许国祯修订的《御药院方》。而其他出现南乳香之名的医书作者也基本能够接触到蒙古统治者上层。南乳香是基本只供应元朝宫廷和上层贵族的西域药物。通过分析南乳香的药性,可以判断其当即今日所谓的洋乳香（Mastic）,是一种产自地中海沿岸的树脂。元明时期,这味香药也以音译名"马思答吉""麻思他其"以及"母思忒欺"出现在汉文文献中。这些译名均译自波斯—阿拉伯语■。元末以后,由于中西交通隔绝,汉文文献中几乎不再有南乳香之名,而关于马思答吉的介绍也谬之千里。

刘兰花^[3]（2019）在《明代官员习医探研》文中提出自古皆有士大夫从医的现象,但由于医人、医术一直备受贬低,医疗知识传播范围狭窄等原因,从医人数十分有限。自宋代,政府大力支持医疗事业,及此时出现的印刷术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观念,使得医疗卫生书籍得以大规模的刊印出版,从而扩大知识的传播,再加上人们认识到医术治人之功效,与儒家济世惠民的原则十分契合,士人阶层便依据自身需要主动投入岐黄之书的研究之中。金元两代士人对习医风尚传承延续,特别是元代曾出现过废除科举的情况,虽又恢复,但废止期间读书士子进阶无门,而元代设立地方医学,士人便凭医入仕。至明代,在思想观念上,习医不再是纠结之选,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面上医疗书颇为丰富,而现实中医疗卫生条件不能满足当时所需,且疫病繁多,官员们依据自身善于学习以及同医生交往的条件,使得研习医术成为可行之举。出于不同的习医动机,官员们根据不同需求研究卢扁之术。有人出于对医学学术的探索,旨在促进医学理论优化升级。有人是出于对养生的追求,以求将身体状态达到最佳,不至罹患恶疾,从而延年益寿。还有人出于孝道,为免除父母亲友疾病之苦,进而习医。由于良医难寻,除为亲属疗疾进而通医之外,为治愈自身疾病亦是官员们涉猎医术的动力之一。古语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亦有官员涉猎歧黄之术只为济世惠民,为官期间凭借医术,行利民之事。但官员们在出任职官与具备医术、施医救人这两种状态并非平行,分为先医后官、先官后医、医官兼并三种状态。有人任官之前就研习医术,用以救治,之后入仕为官;有人不再担任职官之后开始精研岐黄,用以着述、行医等;还有则是在任官期间开始研习医术,或任期利用自身医术治疗民疾。而官员得以研习医学的途径则以家学、师学、自学及复合形式为主。在对各类习医官员进行统计对比后发现,官员基本为儒士出身或者拥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亦有武官身影,但人数有限。官员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兼具医术只是其中一项技能,还有多项才能。从官员医学着作可知,着重于对医疗理论的探究,既有综合性医学研究,亦有不同医学分科理论。但须指出的是,官员喜学医术,愿同医人交往,乐善好施,却不愿被定义为医生。

韩二帅^[4]（2014）在《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文中研究表明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雷震^[5]（2013）在《元初曲沃名士许国祯》文中认为元朝初期,山西曲沃县高显镇的许氏家族,是晋南地区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许氏家族显耀四代,以许国祯为代表,亦医亦官,曾对元初社会的政治、医学产生影响。笔者主要是通过叙述许国祯在为官方面的才能和在医药方面的着述,从其家学渊源、个人品质和忽必烈维护统治的需要三个角度来分析探讨许国祯亦医亦官受到元代统治者重用的原因。

陈明^[6]（2012）在《“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文中认为"三勒浆"是唐代从波斯传入的一种果品饮料,本出自印度,由"三果"（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配制而成。三勒浆成为唐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饮品;宋代南方与之相关的诃子汤、余甘子汤则声名北被;元代许国祯更使三勒浆重现短暂的风光;明清以降,尽管三勒浆已几乎不再酿制,但相关知识在文献中代有传递,人们仍然试图保持对唐代风物的历史记忆。三果在古代印度的医疗与饮食中占据重要位置,且有相关的神话式描述相匹配。波斯、阿拉伯医学文献及《回回药方》多处记载了"三勒"的入药与入饮,说明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是比较流行的,这与"三勒"在中土的流传颇有差异,原因在于波斯、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的不同。作为文化的中转站,波斯不仅为印度这一饮食习俗的向外传播提供了二度契机,而且使这一习俗在中土"披上"了波斯风物的美妙"外衣"。因此,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体现的是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黄凯文^[7]（2008）在《二十四史针灸史料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针灸学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是我国医学家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结晶。针灸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运用针刺和艾灸作用于人体一定穴位上,用以调整脏腑、经络、气血的功能,以防治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史作为古代众多文献的一部分,是中国历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二十四史记载了明末以前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医学、文化、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大量史料,它是研究我国历史的宝贵资料。近年来关于针灸医学史的研究,涉及经络与腧穴、技法、处方与取穴、临床、医家、医典古籍、教育、中外交流等方面。以上研究基本上是通过医学文献开展的,而通过非医学文献的开展针灸医学史研究仍相对薄弱。本课题以二十四史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相结合方法,搜集、挖掘二十四史中有关针灸医学的史料,运用历史学、目录学、文献学、教育学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二十四史中有关经络、腧穴、针灸临床、针灸医学人物、针灸教育、针灸书目等方面的史料展开分析、研究。从二十四史针灸医学史料可见春秋战国时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汉代时,经络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古今经络学存在一定的差异;元末明初时,首次将任督脉二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反映出春秋末期已有了腧穴的概念。在针灸临床方面,二十四史记载收录春秋时代到明末的大量历代针灸医案,既有常见病,也有疑难杂症,并有误刺灸之教训;通过对这些针灸临床史料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前人的经验,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针灸医学,对针灸的临床、科研和教学起到借鉴作用。针灸医学人物方面,二十四史收录了春秋战国至明末针灸医学人物的活动、成就、代表性的着作,对了解各时期针灸医学人物的从医动机,学术思想的形成、高尚的医德、及保健养生提供丰富的史料。古代的针灸医学教育体制与中医教育体制一样,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系统,即民间医学教育系统和官办医学教育系统,两系统互学并进,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针灸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古代的针灸教育对今天的针灸教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二十四史史志目录为后人提供了历代针灸医籍及其流传、存佚的情况。

曹泳兰^[8]（2006）在《钱大昕和元史研究——以石刻资料作为考据材料进行文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文中研究说明钱大昕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尤其于《元史》,费力尤极,曾着《元史纪传稿》、《元史氏族表》等书。钱氏除广泛钩沉文献史料疏证《元史》外,还把注意力转向地下出土的、极富史料价值的元代各种碑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能与典籍互证相佐的部分,从而为后世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本文从补《元史》记事之缺漏、纠《元史》史事之错误、释《元史》记事之疑团等方面,分别探讨了钱大昕运用石刻资料在《元史》等文献的补阙、订讹和释疑方面的成就与影响。

蔡春娟^[9]（2005）在《2004年蒙元史研究概述》文中研究说明

赵琦^[10]（2004）在《《元史·许国祯传》增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许国祯是蒙元初年忽必烈潜藩中的一位汉人儒医。忽必烈即位后,他历任提点太医院事（宣差,掌银印）、礼部尚书（正三品）、翰林集贤大学士（从二品）等职,颇受重用。以医官身份获致高位在蒙元初期并非特例,而许国祯由于受到皇帝的信任,对国家政权的建设颇多建言,故《元史》专门

二、《元史·许国祯传》增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史·许国祯传》增补（论文提纲范文）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元代医籍中的西域药物“南乳香”考（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官员习医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4）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5）元初曲沃名士许国祯（论文提纲范文）

（6）“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四史针灸史料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钱大昕和元史研究——以石刻资料作为考据材料进行文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元史·许国祯传》增补（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元时期医者与士人的交游及其影响[D]. 鞠芳凝.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2]元代医籍中的西域药物“南乳香”考[J]. 求芝蓉. 西域研究, 2020(02)
• [3]明代官员习医探研[D]. 刘兰花. 河南大学, 2019(01)
• [4]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J]. 韩二帅.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4)
• [5]元初曲沃名士许国祯[J]. 雷震. 沧桑, 2013(02)
• [6]“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J]. 陈明. 历史研究, 2012(01)
• [7]二十四史针灸史料的研究[D]. 黄凯文.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8(09)
• [8]钱大昕和元史研究——以石刻资料作为考据材料进行文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J]. 曹泳兰.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6(01)
• [9]2004年蒙元史研究概述[J]. 蔡春娟.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5(08)
• [10]《元史·许国祯传》增补[J]. 赵琦.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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