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周秋实[1]（2021）在《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及机制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文中认为
刘淼[2]（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王沁[3]（2020）在《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资源,中国以“占补平衡”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制度,实际操作中存在“总量动态平衡”的本质目标未实现而导致耕地质量、生态失衡的现象,亟待调整。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理念为新时代耕地保护指明了方向,而健全耕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途径。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开展耕地生态补偿和分区研究,是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工作,从而促进区际公平、协调发展。本文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价值出发,先后回顾梳理了国内外对于生态足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理论的概念变迁与研究进展,构建了跨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靶区,选取41个地级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采用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范式评价研究区耕地生态状况,运用生态盈余/赤字指标来判断区域耕地资源生态状况,并引入足迹深度概念表征人类对耕地存量的占用。基于耕地自然属性,核算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选取恩格尔系数、人均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进行系数调整,从而测度各地级市的耕地生态补偿总量与补偿优先级,从时空维度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长三角为例,开展了生态补偿分区研究,研究发现:（1）生态足迹研究可反映区域自然资源的供需差异,为缓解地区间生态利用与发展权利不平衡现象而进行的生态补偿提供理论依据,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反映了各地实际消耗的耕地生态生产力,足迹深度概念将视野由流量拓展到了存量维度;（2）长三角耕地生态整体呈小幅盈余,苏皖优于沪浙,各地级市承载状态分布不均衡,但耕地生态差异趋于缩小,承载状况有一定改善;（3）苏皖为耕地主要“生态受偿区”,沪浙则为“生态补偿区”,安徽省内部异质性显着,区域内受偿与补偿总额均呈增长态势,整体存在生态消费转为生态服务之趋势。最后,根据耕地生态补偿分区提出相应启示:一是要内部调剂,对口合作,缩小地区差距;二是鼓励多主体参与,探索市场化补偿运作机制;三是补偿方式的多元化,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四是以一体化区域为推手,多点带动,拼图式形成覆盖全国的市场化、多元化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朱恒超[4]（2020）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扩展及其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研究》文中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亦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位置,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发展逐渐加快,城镇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本文以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七期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用地信息。在遥感及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分析了近30年城镇扩展时空演变,具体包括面积变化特征、扩展强度及差异、方向性特征、热度分布和空间格局特征等;并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以因子分析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为技术手段,分析影响城镇扩展的驱动因素,并建立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TOPSIS的多分段函数模型对城镇发展质量进行多角度分析。本研究为长江三角洲城镇的扩展、驱动力和时空响应等研究提供城镇发展质量基础数据,为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并期望促进长江三角洲城镇发展质量的基础研究。主要结论为:（1）1990-201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用地面积增加明显,城镇扩展具有显着的空间特征,总体呈现连片一体化扩展趋势。扩展方向上具有阶段差异性,2010年之前西北-东南方向城镇扩展剧烈,2010年以后东北-西南方向城镇扩展逐渐剧烈;扩展热度的空间分布随时间推移而高热度区域逐渐发展为连片格局,其中以长江三角洲中部区域为典型,其不仅具有极高热度分布,且辐射周边地区,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一体化发展。（2）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扩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与投资因素、人口与劳动力因素、社会发展与教育因素、市政与医疗因素和服务与运输因素。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扩展受政策、社会和经济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驱动因素差异化明显,但作用强度变化最为剧烈的是经济与投资驱动因素和人口与劳动力驱动因素。（3）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在科学性、综合性和可行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融入遥感可监测指标,具体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构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TOPSIS思想,建立了多分段函数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分别对城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空间生态质量进行评断,综合体现城镇发展质量。（4）1990-2017年期间长三角西北部区域城镇发展质量偏低,长三角东部沿海区域城镇发展质量较高,区域差异化较大。从市域尺度看,长三角城镇发展质量最高的地区是上海,紧随其后的是杭州、南京、苏州和合肥等地区,而城镇发展质量较低的地区是阜阳、六安等地区。在城镇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绿地等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且为缩小城镇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化,需以上海发展为核心,各个省会及重要城市为节点,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城镇高质量发展。
杨喜[5]（2020）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ULGUE）是城市上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生产要素投入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产出系统在城市空间上的综合映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投入利用过程中急需摆脱传统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方式转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适度集约、低污染、高效率的方式。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赋予了城市土地利用绿色效率新的时代内涵,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成为缓解城市土地供需矛盾、释放经济增长空间压力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途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正是当今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核心要求和关键实现路径,也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同时,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新旧动能要素流动过程中将不同的城市串联在一起,城市之间空间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城市土地绿色开发利用并非“各自为政”或“孤军奋战”,而是存在空间溢出的外部性,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会与其他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空间关联。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加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研究,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城市上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促进城市之间合作联动发展、推动城市社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在借鉴和吸收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首先,在明晰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概念内涵基础上,构建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上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借助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7年283座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其次,综合应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来刻画和识别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再次,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全国尺度以及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的偏微分分解方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根据全文理论分析与量化实证研究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新动能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自身可以带来较高质量的土地产出效率,传统动能要素也可以通过嫁接新动能要素进行现代化升级发展,重新换发新生机,提升城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在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引向绿色化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路径。（2）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提升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对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治理,补齐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短板。在地理空间上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性特征。高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地区的城市以及生态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的城市,低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及省际交界地区。（3）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非“彼此孤立”随机分布,而是“彼此相依”空间关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不仅会影响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也会受周围邻近城市的影响。在局域空间格局上,呈现出高值集聚型（HH）、低值塌陷型（LH）、低值集聚型（LL）、高值凸起型（HL）四种空间集聚类型,数量上特征上以HH和LL为主,以HL和LH为辅,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环京津低值带”,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集群化高值集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冷热点区也呈现出“集群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地理空间呈现为“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并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空间邻近同伴效应。（4）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全国尺度和分区尺度下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空间上相互关联影响,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会对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带动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共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区域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性。（5）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外商投资、政府干预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人口集聚、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6）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城市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和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7）根据全文理论与量化实证分析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一是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二是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三是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四是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五是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六是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朱天琦[6]（2019）在《基于强弱可持续概念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多尺度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是判断土地利用水平,制定科学土地管理政策和规划方案的关键步骤。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大背景下,已有的对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综合评价方法已经无法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和必要性,并且得出土地利用朝着越来越可持续的趋势发展的结论,这与我国土壤质量下降、土地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很多实际情况不符,究其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将生态因子作为限制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同时,我国逐步完善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不同区域进行功能定位,这也对地区实施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做出了要求。因此,在界定不同的空间尺度的强弱可持续后进行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可以得出更为科学的评价结果,为不同层级政府提供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明确不同空间尺度的发展目标和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对其进行强弱可持续界定;基于PSR框架,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方面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维度来挑选最能反应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的17个指标,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应用基于过程导向的方法在不同尺度（主体功能区、地级市和区县）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中选择最适用的评价方法;最终得到不同尺度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然后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等级进行划分,绘制土地利用可持续状态的空间格局图,分析比较不同尺度之间土地利用水平的差异与特点,为主体功能区内有关政府和地级市、区县政府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差别化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管制措施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基于弱可持续的评价方法适用于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基于强可持续的方法适用于限制开发区域。基于地级市及县域土地利用的目标,本研究认为基于强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更适合地级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基于弱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适合于县级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2）在界定强弱可持续的基础上,应用基于过程导向四步法,即:①确定可持续评价的目标;②明确研究的空间和时间尺度;③确定可持续概念（强弱可持续）;④根据以上三个步骤挑选最适合的指标赋权和聚合方法,来确定最终在主体功能区、地级市和区县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中最适用的方法,这种方式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有效。（3）不同尺度（主体功能区、地级市和区县）评价结果表明,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均处于较强可持续状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中度可持续而农产品主产区处于轻度可持续状态。强可持续条件下,16个地级市在生态因素限制内,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差异不大,大多数处于临界可持续状态。地级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比县级评价结果低了一个可持续评价等级,由较强、轻度、中度的可持续转变为了轻度和临界可持续状态。弱可持续条件下,各区县均处于土地可持续利用较为可持续的状态。83个研究区县中,有9个区县处于轻度可持续状态,13个区县处于较强可持续状态,其余各区县均处于中度可持续水平。（4）不同主体功能区内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优化开发区内政府部门应在做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质量;疏散本区域主城区人口规模,减轻土地利用压力。重点开发区内的相关政府及管理部门应当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维护土地交易市场秩序。农产品主产区内的相关政府应当注重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相关政府部门应鼓励发展绿色农业,发展不影响生态环境的适宜产业。地级市政府做好调控工作,帮助各区县明确土地利用的未来发展主要方向,协助省级政府指导整个地级市层面的城市发展。区县政府土地可持续利用状态处于中度可持续和较强可持续水平的区县,应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找到短板适当提升。而处于轻度可持续的区县,应当找到土地利用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高土地利用水平。
李昕[7]（2019）在《劳耕关系变化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耕地和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农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优化劳耕要素配置,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利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本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1995年-2015年间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尺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耕地和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劳耕关系变化及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基于“推一拉”理论分析了乡村发展和城镇扩张对劳耕关系变化的“推力”和“拉力”,构建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劳均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识别。为了进一步探究劳耕关系变化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区域劳耕要素优化配置,以劳均耕地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5年-2015年间,长三角地区耕地减少了 16.2%,农业劳动力减少了 67.2%,农业劳动力和耕地要素均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是导致长三角地区耕地流失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但在我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实施落实下,201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耕地流失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从其供需两方面来看,分别是农村生养观念变化下自然增长缓慢和非农转移下机械流失迅速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而由于耕地资源减少,以及技术和资金等要素的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等,农业生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少。（2）长三角地区劳均耕地持续增加,区域特征和阶段特征差异明显,长三角地区2015年劳耕弹性系数中位数为4.66,参考值为3.13,总体呈耕地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更快的增长性特征。受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区域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影响,长三角地区劳均耕地变化时空差异明显,具体表现为2000年-2010年变化速度和幅度最明显,苏南地区劳均耕地面积高于浙北地区。但长三角地区总体呈相对良性的增长特征下,2015年仍有13.1%的县域劳耕弹性系数值异常偏高或偏低,在耕地增加或略微减少的变化下,农业劳动力快速减少,二者相对变化失衡,这可能降低劳耕要素配置效率。（3）基于“推一拉”理论,长三角地区劳均耕地的增加是乡村发展“推力”和城镇扩张“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产业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为主的城镇“拉力”,对于长三角地区劳均耕地增加的作用更显着。劳均耕地的变化是农业劳动力要素和耕地要素其中至少一个发生变化引起的,乡村的“推力”包括农业生产机械、资金等其他要素投入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城镇的“拉力”表现为城镇扩张通过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价格效应导致劳耕关系变化。面板数据的结果表明,对于劳耕关系的变化,乡村发展“推力”作用不显着,反映出长三角地区当前农业生产中机械投入和资金投入可能不足,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和补充不够显着。此外,增加农业财政投入有利于劳均耕地增加,而劳均供养人口的增加不利于劳均耕地的增加。（4）“增长型”劳耕关系变化下,长三角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增加,以及农业机械、资金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贡献显着度较高。结合已有研究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增长型”劳耕变化过程中劳均耕地的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中机械、资金等现代要素的投入增加,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善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农业发展规模化。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达到了较高水平,快于我国其他地区,由此,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增长型”劳均耕地变化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现状。在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向资金密集型技术进步转变过程中,增加包括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等在内的资金要素投入,对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具有显着作用。针对长三角在城镇化进程中劳耕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相关要求,本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应当以“继续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适度转移,促进劳均耕地面积增加”作为相关政策制定的总体目标和思路,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劳耕要素的相对变化情况,促进劳均耕地的增加,具体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同时,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积极补充耕地面积;增加农业财政投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适度转移;因地制宜促进耕地利用转型,创新农业生产组织经营模式,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盘活农村“人”、“地”、“钱”资源。
张玉龙[8]（2019）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使得全球生态系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其中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耕地资源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普及,我国耕地数量、质量以及耕地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虽然我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仍不容乐观。我国耕地资源减少及其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耕地资源的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其比较效益低下主要是因为耕地的生态价值一直被当作一种外部价值。由于耕地生态价值评估缺乏相对成熟的评估方法,耕地生态价值无法通过交易来议价。因此,在农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过程中,仅考虑到了耕地的经济价值,其生态效益不能体现到耕地经营者身上,生态价值未计入非农化成本。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实现,有将效益低下的耕地向效益较高的非农建设用地转换的冲动,耕地的非农化成本低,极易导致耕地资源的减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实施以政府财政转移为主、市场机制为辅的耕地生态补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激励耕地经营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均衡耕地生态保护相关者的利益,使得农业生产所产出的外部成本（收益）内部化,充分体现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调动人们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基于此,本研究以外部性、公共物品、机会成本等理论为基础,试图从我国耕地资源利用现状和耕地生态补偿工作的实施两个方面来总结归纳其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和不足之处,尝试以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和机会成本为上下限标准构建我国不同地区耕地生态补偿综合模型,分别测算我国31个省市地区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构建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本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数据的整理,可以发现我国在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分布不均、耕地资源利用效益低下、后备资源开发难度大、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都对我国耕地生态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量增加,导致耕地资源数量的不断减少,耕地生态环境整体质量遭到破坏。当前,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践当中所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社会群体对耕地生态价值认识不足,针对耕地生态保护的专项法律的缺失,以及在地区耕地生态补偿实践当中受多方面影响,导致耕地生态补偿工作效率低下等。（2）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测算得出了我国不同区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范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下限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993万元/公顷增加到了2016年3.464万元/公顷;从地区分布来看,以2016年为例,上海、北京、天津三地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标准较低的地区为甘肃、云南、山西。就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上限而言,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从2004年的6.263万元/公顷增加到了2012年12.391万元/公顷,然后又下降到2016年10.332万元/公顷;同样的,以2016年为例,福建、江西、湖南三地补偿标准较高;较低的地区主要是西藏、甘肃、青海地区。（3）本研究所构建的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框架主要包括了专门负责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工作的管理平台和相对独立的专职于补偿资金运营的补偿基金委员会两个关键点,同时,从平台机构的组成、机构运作程序的制定等方面来明确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践当中相关部门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从相关法律的完善、补偿方式和补偿资金的多元化、监督机制的完善、社会群体环保认知的提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推动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工作的发展、进步。
杨晶晶[9]（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认为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冯梦青[10]（2018）在《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各类复杂的、相互纠葛的公共事务超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成为区域性议题,原有的行政区划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尤以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为重。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环境污染边界与行政边界产生偏差,日益频发的跨行政区环境污染事件反映了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区域环境生态恶化非理性结果之间的矛盾。不同区域间污染问题的高度渗透性与不可分割性为单一行政区污染治理模式带来极大挑战。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导致地区间财政能力的不同进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非均衡。因此,在环境问题的空间性、整体性与复杂性背景下,地方政府间需要从“分而治之”走向多元化的伙伴协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方政府间财政合作在财税政策、资金筹措和资金分配方面具有较强的调节和支配能力,对于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协调地区间环境治理行为、维持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然而各辖区基于个体价值与利益诉求,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加剧了地区间的资源竞争与财政竞争,致使地区间财政合作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被削弱。故如何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转变地区间竞争观念,形成合作竞争的理念以及制度化的跨区域财政合作,从而有效发挥财政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与合作破局问题,促使相关主体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对话与合作,成为本文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沿着“理论研究——现实考察——实证分析——经验借鉴——对策研究”的技术路线,对跨区域财政合作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理论上明确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必要性,根据相关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而在归纳总结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以“联合预算”、“协同收支体系”、“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为核心的跨区域财政合作制度化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理论基础。以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内涵界定为起点,阐述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理论基础。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区域公共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博弈论、政府间关系理论、环境治理事权与支出责任理论五个方面论证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必要性。从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动力、模式、体系以及跨区域财政合作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四方面深入剖析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框架与要素。第二,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现状。以京津冀、泛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从区域环境污染现状、污染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以及合作现状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现状。专门的协调机构、共同的行动规范准则、透明的信息管理平台有效推动了合作的达成。第三,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问题分析。虽然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相应的机制构建已初具模型,但运动式治理失灵、碎片化问题严重、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松散等问题仍不容忽视,这些问题构成了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现实困境。本部分从地方政府合作理念、分割型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财政合作保障机制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合作理念主要受到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追求、政治晋升的激励机制和环保领域硬性指标的影响;分割性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协作的限制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环境管理体制的局限和现有协调机构权威性不足三方面;除此之外,分权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约束、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法规标准缺位和不协调各监督与惩罚机制缺失等保障机制的不足也影响了地方政府间财政合作的实现。第四,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模拟运算。环境治理是政府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本部分基于公众环境需求、政府能力范围以及相关关系协调三方面划分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中央财政负责从宏观全局的层面主导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如防范未知环境风险、处理应对突发性生态环境事件、建设具有较强外溢性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地方政府承担本辖区的环境责任,与此同时依托生态功能区规划界定政府间环境事权,基于“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平衡地区间差异,推动区域合作。在确定了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着重分析了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增大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偏好,导致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不断减少。紧接着从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建立依据、资金来源归属和可行性四方面深入分析了基于生态补偿的环境治理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该制度建立的原则是受益者补偿（破坏者付费）、权利与责任对等、公平性与差异性。资金来源归属上,从受益角度、公平发展角度提出完善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财政生态补偿资金共担机制,建立以横向转移支付为主、纵向转移支付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最后,基于排污权交易和成本法分别测算了长江流域和京津冀地区生态补偿额度,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提供参考。第五,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国际经验。在对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美国、巴西、欧洲和东北亚地区在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中的先进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治理跨域合作的共同特征。主要有重视政府间合作、拥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建立权威的协调机构、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借助先进的技术支持,为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提供环境治理理念、机构设置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经验借鉴。第六,提出构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建议。科学归纳出“生态优先、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作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的总体原则;提出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横向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定位:提出通过转变竞争观念、增进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共容利益、增强府际社会资本三方面培育地方政府间合作理念;通过构建整体性组织系统、促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利益平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政府考核体系、建立健全一体化生态问责机制五方面推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为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从构建区域财政合作预算体系、协调区域财政合作支出体系、完善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五个方面建构制度化的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生态足迹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3 生态补偿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3.1 国外研究进展 |
| 2.3.2 国内研究进展 |
| 3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的耕地生态补偿测度模型 |
| 3.1 耕地生态足迹相关概念及测度模型 |
| 3.1.1 生态足迹与耕地生态足迹 |
| 3.1.2 生态承载力 |
| 3.1.3 生态赤字与生态盈余 |
| 3.1.4 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与足迹深度 |
| 3.2 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概念及测度模型 |
| 3.2.1 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 |
| 3.2.2 耕地生态系统经济调整系数 |
| 3.3 基于生态足迹的耕地生态补偿相关概念及测度模型 |
| 3.3.1 以生态足迹为基础的耕地生态补偿逻辑 |
| 3.3.2 耕地生态补偿总量 |
| 3.3.3 耕地生态补偿优先级 |
| 4 实证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自然地理概况 |
| 4.1.2 社会经济概况 |
| 4.1.3 土地利用情况 |
| 4.2 数据来源 |
| 4.2.1 产量数据 |
| 4.2.2 面积数据 |
| 4.2.3 人口数据 |
| 4.2.4 经济数据 |
| 4.3 耕地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计算与分析 |
| 4.3.1 耕地生态足迹分析 |
| 4.3.2 耕地生态承载力分析 |
| 4.3.3 耕地生态足迹广度分析 |
| 4.3.4 耕地生态足迹深度分析 |
| 4.3.5 长三角耕地生态承载力综合分析 |
| 4.4 耕地生态补偿计算与分析 |
| 4.4.1 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与分析 |
| 4.4.2 耕地生态补偿总量计算与分析 |
| 4.4.3 耕地生态补偿优先级计算与分析 |
| 4.4.4 长三角耕地生态补偿综合分析 |
| 5 长三角地区耕地生态补偿分区与启示 |
| 5.1 耕地生态补偿综合优先级分区 |
| 5.1.1 耕地生态补偿综合优先级分区理念的逻辑 |
| 5.1.2 耕地生态补偿综合优先级分区的原理及程序 |
| 5.1.3 长三角地区耕地生态补偿五区图分析 |
| 5.2 基于耕地生态补偿五区图的耕地生态补偿启示 |
| 5.2.1 内部调剂,对口合作,绿色共保,缩小地区差距 |
| 5.2.2 多主体参与,探索市场化补偿运作机制 |
| 5.2.3 补偿方式多元化,促进一体化区域内要素流动 |
| 5.2.4 以一体化区域为推手,拼图式逐渐覆盖全国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4）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扩展及其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城镇信息提取技术 |
| 1.2.2 城镇扩展遥感监测与驱动力研究 |
| 1.2.3 城镇自身发展质量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2 数据源 |
| 2.3 数据处理 |
| 2.3.1 数据预处理 |
| 2.3.2 城镇信息提取 |
| 第三章 长江三角洲城镇扩展时空演变研究 |
| 3.1 城镇扩展时序演变研究 |
| 3.1.1 城镇扩展时序研究方法 |
| 3.1.2 城镇扩展面积与速度分析 |
| 3.1.3 城镇扩展强度分析 |
| 3.1.4 城镇扩展贡献率分析 |
| 3.2 城镇扩展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
| 3.2.1 城镇扩展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 3.2.2 城镇用地增长差异分析 |
| 3.2.3 城镇标准差椭圆分析 |
| 3.2.4 城镇扩展八方位分析 |
| 3.2.5 城镇扩展热度分析 |
| 3.2.6 城镇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长江三角洲城镇扩展驱动力分析 |
| 4.1 城镇扩展驱动力分析方法 |
| 4.1.1 因子分析 |
| 4.1.2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 4.2 城镇扩展驱动力分析 |
| 4.2.1 单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分析 |
| 4.2.2 多驱动因子区域分析 |
| 4.3 城镇扩展阶段主要驱动力 |
| 第五章 基于TOPSIS的长江三角洲城镇发展质量研究 |
| 5.1 城镇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城镇发展质量指标 |
| 5.2 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模型 |
| 5.2.1 TOPSIS核心思想 |
| 5.2.2 基于TOPSIS的多分段函数模型计算过程 |
| 5.3 城镇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研究 |
| 5.3.1 城镇经济发展质量分析 |
| 5.3.2 城镇社会发展质量分析 |
| 5.3.3 城镇空间生态质量分析 |
| 5.3.4 城镇发展质量综合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展望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5）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述评 |
| 1.2.1 关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文献回顾 |
| 1.2.2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文献回顾 |
| 1.2.3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在土地利用领域文献回顾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新旧动能转换 |
| 2.1.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2.1.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 2.1.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 |
| 2.1.5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 2.2.1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2.2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2.3 土地供给理论 |
| 2.2.4 空间区位理论 |
| 2.2.5 “两山”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新旧动能的ULGUE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 |
| 3.1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 |
| 3.2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 3.2.1 科学性与客观性原则 |
| 3.2.2 可操作与可量化原则 |
| 3.2.3 系统性与精简性原则 |
| 3.3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投入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产出指标体系构建 |
| 3.4 测度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
| 3.4.1 测度方法选择 |
| 3.4.2 测度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1.1 研究样本与说明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1.3 研究区土地投入 |
| 4.2 研究方法选择与说明 |
| 4.2.1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
| 4.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结果比较分析 |
| 4.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4.4.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走势特征分析 |
| 4.4.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 4.5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现实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热点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 5.1.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5.1.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说明 |
| 5.2.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3 空间杜宾偏微分分解 |
| 5.2.4 模型检验与选择路径 |
| 5.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4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 5.4.1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 5.4.2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5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 5.5.1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5.2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 5.5.3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ULGUE提升路径选择 |
| 6.1 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 |
| 6.2 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 |
| 6.3 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 |
| 6.3.1 东部地区 |
| 6.3.2 中部地区 |
| 6.3.3 西部地区 |
| 6.4 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 |
| 6.5 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 |
| 6.6 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基于强弱可持续概念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多尺度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土地可持续利用内涵 |
| 1.2.2 土地利用可持续利用评价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主要概念与理论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可持续发展 |
| 2.1.2 强可持续 |
| 2.1.3 弱可持续 |
| 2.1.4 土地可持续利用 |
| 2.1.5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土地区位理论 |
| 2.2.3 人地关系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条件 |
| 3.1.2 社会经济 |
| 3.1.3 土地利用现状 |
| 3.1.4 主体功能区划分 |
| 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四章 不同尺度可持续利用目标与强弱可持续界定 |
| 4.1 不同尺度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 |
| 4.1.1 主体功能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 |
| 4.1.2 地级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 |
| 4.1.3 县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 |
| 4.2 不同尺度的强弱可持续界定 |
| 4.2.1 主体功能区强弱可持续界定 |
| 4.2.2 地市级尺度强弱可持续界定 |
| 4.2.3 县级尺度强弱可持续界定 |
| 第五章 基于PSR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5.1 PSR模型逻辑框架 |
| 5.2 PSR框架下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压力指标 |
| 5.2.2 状态指标 |
| 5.2.3 响应指标 |
| 5.3 指标的标准化 |
| 第六章 基于过程导向指标赋权和聚合方法选择 |
| 6.1 确定可持续评价目标 |
| 6.2 明确研究空间和时间尺度 |
| 6.3 界定强弱可持续概念 |
| 6.4 基于过程导向的指标赋权和聚合方法的选择 |
| 第七章 长三角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及差别化管控政策 |
| 7.1 长三角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分析 |
| 7.1.1 压力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7.1.2 状态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7.1.3 响应系统评价结果分析 |
| 7.1.4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
| 7.2 区域差别化的土地管控政策建议 |
| 7.2.1 主体功能区差别化土地管控政策建议 |
| 7.2.2 地市级差别化土地管控政策建议 |
| 7.2.3 县级差别化土地管控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劳耕关系变化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城镇化 |
| 2.1.2 农业经济增长 |
| 2.1.3 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理论 |
| 2.2.2 生产要素理论 |
| 2.2.3 “推—拉”理论 |
| 2.2.4 现代农业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劳耕关系变化研究 |
| 2.3.2 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研究 |
| 2.3.3 城镇化进程中的劳耕要素变化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长三角地区耕地和农业劳动力变化分析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自然条件 |
| 3.1.3 社会经济环境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 长三角地区耕地要素变化 |
| 3.3.1 耕地面积变化现状 |
| 3.3.2 耕地面积变化原因分析 |
| 3.4 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力要素变化 |
| 3.4.1 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现状 |
| 3.4.2 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长三角地区劳耕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长三角地区劳耕关系变化 |
| 4.1.1 劳耕关系现状及变化 |
| 4.1.2 县域劳耕弹性系数测算 |
| 4.1.3 劳耕关系变化分析 |
| 4.2 长三角地区劳耕关系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劳耕关系变化的“推力”和“拉力” |
| 4.2.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三角地区劳耕关系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分析 |
| 5.1.1 劳耕要素是农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2 “增长型”劳均耕地变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
| 5.1.3 劳均耕地适度增加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
| 5.2 生产函数模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
| 5.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 |
| 2.1.2 耕地生态补偿 |
| 2.1.3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3 机会成本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我国耕地资源利用及生态补偿现状分析 |
| 3.1 耕地资源总体状况 |
| 3.1.1 我国耕地资源现状 |
| 3.1.2 我国耕地后备资源现状 |
| 3.2 耕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耕地资源质量的下降 |
| 3.2.2 耕地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 |
| 3.3 现行耕地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不足 |
| 3.3.1 耕地生态价值补偿认识不足 |
| 3.3.2 耕地生态保护立法存在问题 |
| 3.3.3 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实践的缺失 |
| 4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框架构建 |
| 4.1 我国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思路 |
| 4.2 机制创建应遵循的原则 |
| 4.3 耕地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及补偿方式的选择 |
| 4.3.1 耕地生态补偿主客体分析 |
| 4.3.2 耕地生态补偿方式选择 |
| 4.4 补偿模式的选择 |
| 5 基于PES框架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
| 5.1 测算思路 |
| 5.1.1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 |
| 5.1.2 PES的作用机理 |
| 5.1.3 基于PES框架下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的构建 |
| 5.2 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上限模型 |
| 5.2.1 上限模型计算方法 |
| 5.2.2 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的确定 |
| 5.3 耕地生态补偿标准下限模型 |
| 5.4 数据来源 |
| 5.5 测算结果分析 |
| 5.5.1 基于价值当量因子法的测算结果分析 |
| 5.5.2 基于机会成本法的测算结果分析 |
| 5.5.3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耕地生态补偿修正系数结果分析 |
| 5.5.4 修正后的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结果分析 |
| 5.5.5 综合(上下限)模型分析 |
| 6 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对策及保障措施 |
| 6.1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
| 6.1.1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思路 |
| 6.1.2 机构运作程序的制定 |
| 6.2 耕地生态补偿保障措施 |
| 6.2.1 完善法律制度 |
| 6.2.2 补偿资金多元化 |
| 6.2.3 补偿方式多元化 |
| 6.2.4 耕地生态补偿监督机制完善 |
| 6.2.5 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提高社会公众意识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展望 |
| 7.2.1 创新之处 |
| 7.2.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相关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四、研究的断限与分期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概况 |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 |
| 一、第一阶段:秦汉时期 |
| 二、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 |
| 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至1949年 |
| 第二节 1949-1978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
| 一、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治理情况 |
| 二、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三、长江流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保体系初步构建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1979—1991)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情况 |
|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 |
| 三、环保理念与政策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初步发展 |
|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
| 二、区域空间产业布局的变动 |
| 第三节 区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治理 |
| 一、区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及成因分析 |
| 二、环保政策的出台及治理 |
| 第四节 水环境的逐步恶化 |
| 一、水土流失的加重与治理 |
| 二、水体污染程度与变化特征 |
| 三、洪涝灾害的发生频次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保区域分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1992—2001) |
| 第一节 转轨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况 |
|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
|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
| 三、环保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
| 一、经济加速发展概况 |
| 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 三、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
| 二、乡镇企业生产环境问题突出 |
| 三、经济开发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
| 四、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投入 |
| 第四节 水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加重 |
| 二、水污染局部特征明显 |
| 三、洪涝灾害频发及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保多元共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演变(2002—2015)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规模化区域规划与环境保护 |
| 二、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转变 |
|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推进 |
| 第二节 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 |
| 一、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
|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
| 三、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 四、环境问题全面凸显 |
| 第三节 水环境快速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情况严峻 |
| 二、水污染流域恶化明显 |
| 三、洪涝干旱灾害加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
| 一、生态环境变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修复带来的现实阻碍 |
| 三、对长江经济带地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
| 一、区域管理缺乏统一制度安排 |
| 二、区域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 |
| 三、区域管理中环保投入不足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
|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治理 |
| 三、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特征 |
| 一、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反思 |
|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演变历程 |
| 第二节 国外大河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 一、国外大河流域的开发模式 |
| 二、国外大河流域的发展模式 |
| 三、长江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选择 |
| 第三节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 |
| 一、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对策 |
| 二、内涵的转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环境 |
| 二、环境治理 |
| 三、跨区域财政合作 |
| 四、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理论依据 |
| 一、区域公共品供给理论与环境治理 |
| 二、外部性理论与环境治理 |
| 三、博弈论与环境治理 |
| 四、政府间关系理论与环境治理 |
| 五、环境治理事权与支出责任 |
| 第三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框架与要素分析 |
| 一、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动力 |
| 二、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模式 |
| 三、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体系 |
| 四、跨区域财政合作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 |
| 第二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现状 |
| 第一节 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 |
| 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现状 |
| 二、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驱动力 |
| 三、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现状 |
| 第二节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 |
| 一、泛珠三角区域污染现状 |
| 二、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 |
| 三、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现状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环保联盟” |
| 一、长江三角洲区域环境污染现状 |
| 二、长江三角洲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顶层设计 |
| 三、长江三角洲环境治理政府间合作现状 |
| 第三章 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困境 |
| 一、运动式治理失灵 |
| 二、碎片化问题严重 |
| 三、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不完善 |
| 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松散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影响因素 |
| 一、压力型体制对地方政府合作理念的影响 |
| 二、分割型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协作的限制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合作保障机制的不足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财政合作模拟运算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 一、政府环境责任 |
| 二、政府环境责任划分依据 |
| 三、中央政府的环境支出责任 |
| 四、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责任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财政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指标设定与样本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三节 基于生态补偿的环境治理横向转移支付 |
| 一、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功能 |
| 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的依据 |
| 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归属 |
| 四、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可行性 |
| 第四节 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长江流域为例 |
| 一、生态补偿测算方法 |
| 二、生态补偿标准系数的测算 |
| 三、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 |
| 四、生态补偿额的测算 |
| 第五节 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京津冀为例 |
| 一、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
| 二、生态补偿标准系数测算 |
| 三、生态补偿额测算 |
| 第五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行动 |
| 一、世界气候变化大会 |
|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文本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实现 |
| 第二节 国际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 一、美国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 二、巴西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 三、欧洲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 四、东北亚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实践 |
| 第三节 国际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启示 |
| 一、重视政府间的合作 |
| 二、拥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
| 三、建立权威的协调机构 |
| 四、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 |
| 五、借助先进的技术支持 |
| 第六章 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总体原则与功能定位 |
| 一、总体原则 |
| 二、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培育合作理念 |
| 一、转变竞争观念 |
| 二、增进环境治理跨区域合作共容利益 |
| 三、增强府际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推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 |
| 一、构建整体性组织系统 |
| 二、促进环境治理地方政府间利益平衡 |
|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四、健全政府考核体系 |
| 五、建立健全一体化生态问责机制 |
| 第四节 深化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运行机制 |
| 一、加强区域财政合作预算体系建设 |
| 二、构建区域财政合作支出体系 |
| 三、完善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
| 四、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
| 五、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及机制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D]. 周秋实.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耕地生态补偿测度和分区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王沁. 浙江大学, 2020(01)
- [4]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扩展及其发展质量时空演变研究[D]. 朱恒超.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杨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12)
- [6]基于强弱可持续概念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多尺度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为例[D]. 朱天琦.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劳耕关系变化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李昕.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8]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张玉龙. 河南大学, 2019(01)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我国环境治理跨区域财政合作机制研究[D]. 冯梦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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