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可用货币交“公粮”（论文文献综述）
张丽[1]（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提出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邢伟[2]（2020）在《“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集体资产股权流转过程中权利边界模糊、交叉,影响部分权能实现;所有权缺位、虚化、弱化,行使主体不明确,造成集体资产流失;部分权能流转范围受限,流转市场不完整,有偿退出难,抵押担保难;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财产性权能流动性低,财产性权益难以充分实现,与改革目标相违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范围不明,行权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畅,导致合作制性质不明,股份制作用发挥不畅;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缺失,公益性功能发挥不充分,存在管理空白。以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改革进程,阻碍着产权各要素权能的充分实现,影响着农村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重点阐释本文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综述、研究框架与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论述农村所有权、承包权（资格权）、经营权（使用权）、经营性资源资产产权、公益性资源资产产权等相关概念,结合建国后各个时期农村产权制度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依托河北省部分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状,结合全国各地改革情况,深入剖析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第四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探索建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分别负责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公益性资源资产和经营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权能。第五部分“‘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构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第六部分“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进行全面剖析。第七部分“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以期实现细化各项权能、明晰产权归属、严格产权保护、顺畅产权流转目标。第八部分“结论”,回答了在导论部分提出的、本文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资源资产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不同资源资产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产权构成、行权模式,将其划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和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四种类型。在坚持农村集体制度不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底线不变、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固定不变基础上,剥离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经营性资源资产股东权、公益性资源资产管理权中所包含的身份性权能,在分权基础上将包含身份属性的权能（成员权）统一归位于所有权,形成所有权权利组织体,即“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根据不同资源资产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分别搭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农村承包权人集体”“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和“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分别行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经营性资源资产和公益性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权能和身份权权能。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在农村集体所有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转换过程中,严把“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三大环节,统筹宏观设计与微观运行,找寻出一条可以最大限度明晰产权界限、充分发挥产权权能、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运行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效能。
吴昊[3]（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温铁军,刘亚慧,唐溧,董筱丹[4]（2019）在《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文中认为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之际,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直至谢幕。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初期通胀严重;但通过土改,仅用1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其中的关键机制是,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货币折实、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实物本位"和"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特征,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之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不仅显着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投机吸纳货币",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骆雪[5]（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赵沛[6]（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史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而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则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及其成效的研究,更是一个前人不太深入的领域。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即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从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的顶层设计与适时调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基层实践与经验、政策取得的经济效益以及对今天发展经济启迪的角度,进行比较全面的考查和分析。这样做,是采用了与以往陕甘宁边区史研究中重“史”轻“论”或“以史带论”不同的视域,突出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以体现陕甘宁边区史研究方法中的“史论并重”。从以上的视域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史实和历史过程只是分析的必要前提和资料准备。本文所做的工作是:侧重于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政策提出和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经济效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知。譬如,对于大生产运动,提出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所领导的一次成功的举国体制优势的初次展示”的观点;对于“减租减息”政策,提出它是“一项灵活的土地革命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通过调节租佃双方的投入产出比,以达到调解双方利益分配和政治认知的目的,具有时代适应性的特点”的观点;对于“开荒垦殖”,从比较成本、人力要素和制度约束的角度,分析了边区前期无人开荒的原因和开展“开荒垦殖”的举措,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从成本差异、技术水平的角度,阐释了边区优先发展手工业的理性政策选择;从“政企分开”的角度,审视公营工业管理以及对私营工业采取“有条件的鼓励和扶持”政策的成效;从边区与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比较优势,论述了边区选择“利用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出口土产的商业贸易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从货币流通规律和法币的稀缺性论述了加强边币管理政策的必要性等。最后,依照经济学方法,对边区的经济増长速度进行了测算,得出:边区“农业年均增速为59.98%,工业年均增速118.44%,全面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平均增速为71.67%”的数据,说明“仅仅八年的时间,边区从一个极端贫困的地区发展为一个粮食基本自给,工业体系初具,军民生活明显改善的示范区,与这样的增速是匹配”的结论。全面抗战的八年,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经济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边区的经济建设留给今天的启示是,任何时候要秉持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伟大理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等等。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与澎湃的历史潮流一道永远前行。这些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一些粗浅的体会,今后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精细和精准的经济学分析。
何帅波[7]（2017）在《1950年代前半期滑县粮食机构的统一》文中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中财委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大调运,以解决各大城市的粮食危机。但是不少地方政府禁止粮食出境。为了将粮食管理权收归中央,中财委决定建立各级粮食公司和粮食局,分属贸易口和财政口。上述两机构合作时有脱节,各级粮食公司与粮食局只好合并。供销合作社是粮食部门重要的依靠对象,但是两部门的合作矛盾不断,并逐步激化。粮食部门于1955年初接收供销社所属的粮食业务。另一方面,因自身力量薄弱,粮食部门不得一度允许私营粮商代购代销并允许粮食商贩继续经营。滑县粮食局在统购统销实施前夜将私营粮商一举取消。中共中央希望国家粮食市场能够发挥出弥补统购统销不足的作用,但是农民把它当成交易周转粮的场所。由于允许场外交易,就给黑市交易提供空间。1957年9月,滑县宣布取消国家粮食市场,同时禁止农民之间的自由粮食调剂。至此,滑县粮食局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实现在粮食交易领域“一统江湖”。然而,在粮食机构内部,粮食局和粮管所因意气之争和立场不同,在工作中矛盾重重。而且,由于对粮食的高度垄断,基层粮食干部在吃粮方面形成特权。粮食机构的集中过程及其效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及其实践的限度。
张波[8]（2017）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地位之重要程度,毋庸多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边区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多领域的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不仅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障,而且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有益尝试,同时也获得了执政的重要经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的信心正是来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时期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制度资源。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经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边区的法制传统。因此,研究边区的经济法律制度,深入挖掘中国法制建设的本土资源,对认识新中国的经济法制及其法制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有追根溯源之效,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作者在本章中对选题的意义以及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评析,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难点、重点、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进行了总结,对与本文写作紧密相关的概念予以说明。本部分的重点在于对研究现状进行阐释与分析,为本文的写作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理论渊源、指导思想与制度借鉴”。本章对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有关经济法制的思想、列宁和毛泽东的相关经济法制思想,以及中央苏区、国民政府颁布实施的与本主题写作相关的土地问题、金融问题、财政税收问题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整理,对边区经济法制创制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与阶段划分进行了简要概述。第三章“陕甘宁边区土地法律制度”。本章以边区经济法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土地法制为研究对象,从边区土地立法的价值取向、具体制度中的权利构成、以及边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的视角,对边区土地法制的建设成就进行了全方位解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理论,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继承与创新,较好的解决了土地这一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才最终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取得了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第四章“陕甘宁边区金融法律制度”。本章以边区的金融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对金融法制的立法轨迹、特质以及主体制度予以分析。笔者认为,边区的金融立法以皖南事变为转折点,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三个主要特质:即在金融机构的设置上,官民互动相结合;金融工具类型多样化;金融制度服务于产业政策。最后,对银行、货币、外汇、信用合作社、金银管理等具体制度分别予以详实分析。第五章“陕甘宁边区财政税收法律制度”。本章以边区的财税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边区财政的发展阶段,具体财政法律制度及其评价,各税种及税收法律制度整体评价的视角,对边区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分析。第六章“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的现实意义”。本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边区经济法制的现实启示,以及土地法制、金融法制、财政税收法制对当下相关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的视角,对边区的经济法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理论评析。最后,笔者从政治以及法律视角,对边区经济法制的历史作用予以客观评价。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一,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亦或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动摇,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第二,坚决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可宝贵的经验。在阶层利益多元繁复的当下,立法者对此经验应更加珍视;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非单向与唯一,在坚守终极理想与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必须依据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利益诉求,创造性的塑造具有社会实效性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制度。
李柏杉[9]（2016）在《宁夏盐池经贸及金融活动研究（1936-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地理区域的“前线”和个别领袖人物的身上,而忽视边缘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发展中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在中国近代漫长的历史上,边区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它的区位特征那样边缘,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它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三边地区曾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理学研究上最为被忽略的一部分,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针对三边地区的专门研究还很缺乏,主流学界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挖掘和整理基本还处在缺位的状态。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三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近代革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位于宁夏地区的盐池县作为三边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在后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盐池的盐业发展帮助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帮助边区政府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它也是平衡物价和稳定金融的重要物资,是战时经济的支柱;作为“三边三宝”的羊、甘草和皮毛是边区政府赖以战胜旱灾,促使人民生活不断改进的主要物资,同时远销外地,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除了依靠自然资源发展外,还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和行为来支持边区发展,通过推销和发行救国公债,发行边币等措施,不仅募集了战争所需资金,更形成了与法币的对抗,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有效支持了抗日。以盐池县为主的三边地区在中国近现代的经济活动中,不仅保障了区域内人民的基本生活,同时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力的后勤支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抗战的后方变为战斗的前线,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内忧外患的中国能够走出困境,赢得自身解放的最终胜利。时至今日,盐池县人民继续保持着这个优良传统,活跃在整个宁夏地区的金融和商业领域。对三边经济历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对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旨在以盐池县为三边研究的代表性地理区位,通过大量的报刊资料和史料,尝试描绘以盐池为中心的革命年代的三边经济活动,探讨其对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并为区域经济史研究补充新的资料。
韩丹丹,刘峰搏[10]（2014）在《陈云与上海财经会议》文中指出上海财经会议是建国前夕由陈云主持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财经会议。上海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一个标志性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农民可用货币交“公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可用货币交“公粮”（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理论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 |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
| 二、法与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构成 |
|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权能分析 |
| 四、国外土地产权构成及权能分析 |
|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概况 |
| 一、第一阶段(1949 年—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期 |
| 二、第二阶段(1956 年—1978 年):人民公社时期 |
| 三、第三阶段(1978 年—2012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
| 四、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三权分置”改革实施期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 |
| 一、演化博弈理论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二、对各个阶段产权变革的演化博弈分析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 |
| 第一节 河北省个别地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情况 |
| 一、邢台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二、定州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基本现状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农村集体资产难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难确定、集体资产股权难设定 |
|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难、抵押担保难和有偿退出难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权能规则不完善 |
| 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三权分置”中权属杂糅 |
| 五、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界定不明、权属不清 |
| 六、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范围不明、改革不畅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
| 二、统分结合经营体制长期失衡,制约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影响集体产权改革进程 |
| 第三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概念界定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性质与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作用 |
| 一、明晰产权结构、释放产权权能 |
| 二、实化农村所有权 |
| 三、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优化乡村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治理路径 |
| 一、提升农村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性 |
| 二、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科学性 |
| 三、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保障性 |
| 四、提升农村治理主体及体系的合法性 |
| 第四节 农村产权现行模式向“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转换路径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架构的静态设计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动态运行 |
| 第四章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四大行权主体 |
| 一、“农村承包权人集体”——承包地所有权 |
| 二、“农村资格权人集体”——宅基地所有权 |
| 三、“农村股东成员集体”——农村集体经营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四、“农村全体农户集体”——农村集体公益性资源资产所有权 |
| 第二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行权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架构 |
| 第四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实施主体的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五章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科斯定理及成本—效益分析 |
| 第二节 科斯定理视角下“农村所有权人集体”运行审视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决策事项与程序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的科斯定理审视 |
| 第三节 “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架构的成本——效益分析 |
| 一、“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前提 |
| 二、“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 |
| 三、“农村所有权人集体”模型成本效益SWOT分析 |
| 第四节 经济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一、绩效管理与“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 |
| 二、“农村集体产权行权模式”绩效管理剖析 |
| 第六章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
| 第一节 产权归属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化 |
| 一、构建流程规范、账实清晰、公开公正的清产核资大格局 |
| 二、构建设置科学、动静结合、权能完整的股权管理模式 |
| 三、构建主体明确、范围清晰、分配合理、渠道科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产权流转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市场化 |
| 一、基础——由“确权确地”向“确权确股不确地”转变 |
| 二、关键——由“政府干预”向“市场运作”转变 |
| 三、核心——由“单一形式”向“协调联动”转变 |
| 四、支撑——由“重流转轻保障”向“流转保障并重”转变 |
| 五、突破——由“权能杂糅”向“赋权明责”转变 |
| 第三节 产权保护与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化 |
| 一、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
| 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相关规定 |
| 三、成立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智慧产权与农村集体产权的科技化 |
| 一、区块链技术作为关键支撑 |
| 二、构建“区块链+农村土地确权及流转”模型体系 |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与农村集体产权的公开化 |
| 一、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原则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内容、标准与方式 |
| 三、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风险 |
| 四、农村集体产权信息披露结果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白银危机、法币危机与人民币危机:2 0 世纪30—50年代恶性通胀的产生与延续 |
| (一) 白银危机打断民国“黄金增长” (8) |
| (二) 法币危机导致民国政权覆亡 |
| (三) 人民币逆境问世“继承”危机 |
| 三、用实物物资抑制商品投机:上海“多空大战”与全国城市“三折实” |
| (一) 上海“多空大战” |
| 1.上海“多空”决策:疏散外迁还是“必须维持”? |
| 2.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通过“做实”支撑“做多” |
| (二)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
|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
|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
| 3.折实工资:在城市确立“劳动吸纳货币”的人民币币制内涵 |
| 四、财政增支+农村土改才能“以多做多” |
| (一) 主权货币增发转化为财政做多, 逆周期调控改善基础经济环境 |
| (二) 通过土改动员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产出 |
| (三) 通过土改以较低成本维持了农村较高的剩余输出率 |
| (四) 货币下乡沉淀, 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
| 五、总结 |
| (一) 民国“依附性”币制改革的教训及对当前的启示 |
| 第一, 外汇为锚的局限性。 |
| 第二, 依附地位的制约性。 |
| 第三, 微观调控的不可控性。 |
| (二) 新中国建立“去依附”主权货币体系的经验及对当前的启示 |
| 第一, 中华历史传统是新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体系的深厚历史基础。 |
| 第二, 土改后的农村成为人民币的强大后盾和重要吸纳场, 是人民币跳出发展陷阱、通胀陷阱的重要保障。 |
| 第三, “劳动吸纳货币”内涵是人民币持续“去依附”的重要制度保障。 |
（5）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和研究对象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全面抗战时期 |
| 1.3.2 陕甘宁边区 |
| 1.3.3 经济政策 |
| 1.3.4 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 |
| 1.4 研究难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与今后努力的方向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状况与发展经济的总方针 |
| 2.1 陕北的经济概况 |
| 2.2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的经济状况 |
| 2.2.1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经济状况 |
| 2.2.2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经济困难 |
| 2.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的总方针 |
| 2.3.1 总方针的提出 |
| 2.3.2 总方针提出的必然性 |
| 2.4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总方针的确立意义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 |
| 3.1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土改 |
| 3.2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的土地政策 |
| 3.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情况 |
| 3.3.1 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并存 |
| 3.3.2 土地所有权的确立 |
| 3.4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践 |
| 3.4.1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 |
| 3.4.2 减租减息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 3.4.3 减租减息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
| 3.5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成效与历史意义 |
| 第四章 全面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政策 |
| 4.1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供应与管理政策 |
| 4.1.1 粮食供应 |
| 4.1.2 粮食管理 |
| 4.2 全面抗战时期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与实践过程 |
| 4.2.1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原因 |
| 4.2.2 大生产运动的实践过程 |
| 4.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成效及其经济学分析 |
| 4.3.1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成效 |
| 4.3.2 大生产运动效能的经济学分析 |
| 4.3.3 大生产运动的历史特殊性及其经济学分析 |
| 4.4 全面抗战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展开及其实践过程 |
| 4.4.1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展的原因及其经济学分析 |
| 4.4.2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及其经济学分析 |
| 4.4.3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成效及其经济学分析 |
| 4.5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的成就与历史意义 |
| 第五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政策 |
| 5.1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的工业概况 |
| 5.1.1 工业的基本情况 |
| 5.1.2 发展工业的条件 |
| 5.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与工业政策 |
| 5.2.1 发展工业任务的提出 |
| 5.2.2 工业政策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成就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3.1 公营工业的发展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3.2 私营工业的发展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3.3 手工业和合作社的发展及其经济学分析 |
| 5.4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的历史意义 |
| 第六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业贸易政策 |
| 6.1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的商业状况 |
| 6.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商业贸易政策及其实践 |
| 6.2.1 商业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 |
| 6.2.2 商业贸易政策的发展阶段 |
| 6.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发展的成效及其经济学分析 |
| 6.3.1 边区内部市场的发展及经济学分析 |
| 6.3.2 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经济学分析 |
| 6.4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分析 |
| 6.5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
| 第七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政策 |
| 7.1 陕甘宁边区成立前的金融状况 |
| 7.1.1 边区成立前的金融机构 |
| 7.1.2 边区成立前的货币流通情况 |
| 7.1.3 西北分行的其他业务 |
| 7.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体系的建立与金融管理政策 |
| 7.2.1 银行体系的建立及其业务 |
| 7.2.2 货币的发行与管理 |
| 7.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
| 7.3.1 通货膨胀及其经济学分析 |
| 7.3.2 通货膨胀的应对及其经济学分析 |
| 7.4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建设的历史意义 |
| 第八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政策 |
| 8.1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政策演进 |
| 8.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政策 |
| 8.2.1 经常性财政收入政策 |
| 8.2.2 非经常性财政收入政策 |
| 8.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出政策 |
| 8.3.1 财政支出方针 |
| 8.3.2 经常性财政支出 |
| 8.3.3 非经常性财政支出 |
| 8.3.4 财政供给制度 |
| 8.4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与节约运动 |
| 8.4.1 精兵简政运动的开展 |
| 8.4.2 节约运动的开展 |
| 8.4.3 精兵简政与节约运动的经济学分析 |
| 8.5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政策的成效与历史意义 |
| 第九章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总结 |
| 9.1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总结 |
| 9.1.1 经济政策综述 |
| 9.1.2 经济政策体系 |
| 9.2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速度核算尝试 |
| 9.3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与伟大实践 |
| 9.4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当代启示 |
| 9.4.1 坚持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 9.4.2 体现了共产党不忘初心的伟大理想 |
| 9.4.3 体现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9.4.4 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9.4.5 认识了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经济规律 |
| 9.5 小结：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7）1950年代前半期滑县粮食机构的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二、国家粮食机构的初次整合 |
| (一) 新中国建立前后滑县粮食机构概况 |
| (二) 粮食局与粮食公司的合并 |
| (三) “三反”运动与合并背景下的粮食工作 |
| 三、粮食局接收供销社粮食业务 |
| (一) 粮食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局与供销社 |
| (二) 统购统销实施之后的粮食局与供销社 |
| (二) 粮食局接收供销社所属粮食业务 |
| 四、取消私人粮食交易 |
| (一) 先行一步:取消私营粮商 |
| (二) 国家粮食市场内的周转粮交易 |
| (三) 自由调剂、黑市交易与国家粮食市场的取消 |
| 五、事与愿违:粮食局与粮管所 |
| (一) 福兮祸之所伏:粮管所的建立 |
| (二) 意气之争、立场不同:粮食局与粮管所的矛盾 |
| (三) 基层粮食干部的吃粮特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理论渊源、指导思想与制度借鉴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法律思想 |
| 2.1.1 关于土地权利与制度的论述 |
| 2.1.2 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 |
| 2.1.3 关于财税问题的论述 |
| 2.2 列宁的经济法律思想 |
| 2.2.1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述 |
| 2.2.2 关于银行货币问题的论述 |
| 2.2.3 关于财政税收问题的论述 |
| 2.3 毛泽东的经济法律思想 |
| 2.3.1 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 |
| 2.3.2 关于金融问题的论述 |
| 2.3.3 关于财政税收问题的论述 |
| 2.4 中央苏区的经济法制 |
| 2.4.1 关于土地的相关法制 |
| 2.4.2 关于金融的相关立法 |
| 2.4.3 关于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
| 2.5 国民政府的相关制度 |
| 2.5.1 土地制度 |
| 2.5.2 金融法制 |
| 2.5.3 财税制度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法律制度 |
| 3.1 边区土地立法的理念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 |
| 3.1.1 陕甘宁边区土地立法的理念性目标 |
| 3.1.2 陕甘宁边区土地立法的阶段性目标 |
| 3.2 边区土地法律制度评析 |
| 3.2.1 土地所有权制度 |
| 3.2.2 土地使用权制度 |
| 3.3 边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
| 3.3.1 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 |
| 3.3.2 纠纷解决中习惯的灵活运用 |
| 3.3.3 土地纠纷中民间调解的广泛应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法律制度 |
| 4.1 边区金融立法的发展轨迹 |
| 4.2 边区金融法制的特质 |
| 4.2.1 金融机构的设置上,官民互动相结合 |
| 4.2.2 金融工具多样化 |
| 4.2.3 金融制度服务于产业政策 |
| 4.3 边区金融法制的制度构成 |
| 4.3.1 边区银行法律制度 |
| 4.3.2 边区货币法律制度 |
| 4.3.2.1 边区颁布、实施的通货法 |
| 4.3.2.2 边区的外汇管理法律制度 |
| 4.3.2.3 边区的金银管理法律制度 |
| 4.3.3 边区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 |
| 4.3.3.1 边区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
| 4.3.3.2 边区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效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
| 5.1 边区财政法律制度及其评析 |
| 5.1.1 边区财政的发展阶段 |
| 5.1.2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法律制度 |
| 5.1.2.1 边区的预、决算法律制度 |
| 5.1.2.2 财政审计法律制度 |
| 5.1.2.3 公债法律制度 |
| 5.1.3 边区财政法律制度评析 |
| 5.2 边区税收法律制度及其评析 |
| 5.2.1 农业税 |
| 5.2.1.1 征收救国公粮、公草 |
| 5.2.1.2 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与征收救国公粮、公草并行 |
| 5.2.1.3 农业税由统一累进税则过渡到比例税制 |
| 5.2.2 货物税 |
| 5.2.3 营业税 |
| 5.2.4 盐税及公盐、公盐代金 |
| 5.2.5 其它税种 |
| 5.2.6 边区税收法律制度评析 |
| 第六章 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的现实意义 |
| 6.1 边区经济法制的现实启示 |
| 6.1.1 从立法理念到制度设计上,经济法必须体现公平原则 |
| 6.1.2 从干预措施上,国家必须灵活运用多种方式与手段 |
| 6.2 边区具体经济法律制度对当前的借鉴意义 |
| 6.2.1 边区土地法制对完善我国当前土地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
| 6.2.2 边区金融法制对构建我国当前金融公平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
| 6.2.3 边区财政税收法制对完善我国当前财税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宁夏盐池经贸及金融活动研究（193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主题及选题缘由 |
| 二、对已有研究及相关文献的回顾 |
| 三、本项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区域界定与时间断限 |
| 五、文本结构 |
| 第一章 微“盐”大义 |
| 第一节 盐池的历史称谓 |
| 第二节 红白双旗下的盐池 |
| 第三节 三边政府时期中的盐池 |
| 第四节 盐池——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 |
| 第二章 盐业生产与盐池经济 |
| 第一节1936年以前的盐池盐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与制定政策 |
| 第三节 革命性盐业生产 |
| 第四节 食盐运销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盐池金融 |
| 第一节 毛泽民——近代盐池金融的缔造者 |
| 第二节 合作社与股份制 |
| 第三节 货币、银行与生产贷款 |
| 第四节 购买救国公债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盐池商业 |
| 第一节1936年以前的盐池商业 |
| 第二节 1936-1945年的盐池商业 |
| 第三节 合作社商业——边区商业的模板 |
| 第四节 元华工厂——抗战时期边区个体企业的代表 |
| 第五节 骡马会——三边贸易交流的平台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盐池纺织业、甘草及皮毛贸易 |
| 第一节 纺织业 |
| 第二节 皮毛业 |
| 第三节 甘草业 |
|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论文发表情况 |
（10）陈云与上海财经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上海财经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陈云与上海财经会议的召开 |
四、农民可用货币交“公粮”（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
- [2]“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 邢伟.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3]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4]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J]. 温铁军,刘亚慧,唐溧,董筱丹.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04)
- [5]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6]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研究[D]. 赵沛. 西北大学, 2019(01)
- [7]1950年代前半期滑县粮食机构的统一[D]. 何帅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7)
- [8]陕甘宁边区经济法制研究[D]. 张波. 西北大学, 2017(03)
- [9]宁夏盐池经贸及金融活动研究（1936-1945）[D]. 李柏杉. 宁夏大学, 2016(03)
- [10]陈云与上海财经会议[J]. 韩丹丹,刘峰搏. 兰台世界,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