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田野归园归家——上篇》接受史研究

一、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1]（2021）在《统编本中学语文教材陶渊明作品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唐国胜^[2]（2021）在《陶谢诗歌的文化价值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文中指出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和谢灵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陶渊明归隐田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田园作品,被称为田园诗派的“鼻祖”;谢灵运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还开创了山水诗派。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陶谢所创作的诗歌在当时都或多或少的打破了玄言诗的束缚,拨正了误入迷途文学航船的航向。发展到唐代,他们的诗歌风格被王维、孟浩然等人所继承并发展,形成了以反映田园生活、描写山水美景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山水田园诗派。由此可见陶谢诗歌在我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从选题缘由出发,分析了陶谢诗歌的文化价值及其在当代传播的必要性,并对研究思路进行了大致说明。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通过对于陶渊明与谢灵运生平的梳理,以及影响二人诗歌风格因素的探讨,来分析陶谢在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诗歌创作以及田园诗与山水诗当中的韵味。第二章,把陶谢置身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通过分析历朝历代文人作品中陶谢并称的语例,并对并称的语义进行归纳划分,以期能更好的解读陶谢诗歌的韵味。第三章,结合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从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人生选择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出发,并结合具体的诗歌作品,希望能够为当下生活节奏异化中的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释放压力、寻找心灵的栖息地。第四章,通过对于国内外现有的陶渊明与谢灵运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来说明陶谢诗歌当中的文化价值已经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同时国内外学者翻译的各种英译本,也体现了英语世界对于二人的重视,为下文分析陶谢代表诗歌的英译文本以及汉语国际教学的应用埋下伏笔。第五章,以田园诗的代表作《归园田居》（其一）以及山水诗的代表《登池上楼》多个英译版本进行对比,以期选择出最能够体现诗歌韵味的英译本,为汉语国际教育诗歌教学提供帮助,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把握诗歌内涵。

许可^[3]（2021）在《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给中国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范式,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独具意义。本文以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接受特征为基础,对唐代陶渊明的接受做整体性分析,研究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绪论、正文、结语和补论。绪论主要讲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对研究现状的分类、对该选题进行研究的意义。正文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讲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文坛背景、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和这个时代内最显着的接受或批评现象。正文第一章讲述了初唐诗坛延续了六朝时期的绮靡文风,大部分初唐文人是把陶渊明作为一位高蹈的隐士来接受的,很少有批评的声音。王绩是深入认识并全面接受陶渊明的第一人,但在同一个家门之内的王通却批评了陶渊明,还和王绩发生了龃龉,这是出世与入世观念的碰撞,是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争论的延续,体现了正统思想对其他思想的排斥。正文第二章讲述了盛唐时期,佛道思想的传播、庄园经济的繁荣、庶族文学的兴起和宦游风气的盛行促使了山水田园诗派的繁荣,这也是盛唐诗人接受陶渊明诗文的基础。盛唐诗人依旧借陶渊明抒发高蹈的志趣,偶有批评之声,这一时期主要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继承了陶诗风格,而在批评陶渊明的言论中,王维的批评是最为犀利的,李白的批评是情有可原的,杜甫对陶渊明的批评则是可以预见的。正文第三章讲述了中唐时期,因为安史之乱,文人的气格跌入了谷底,转而寻求内心的自适,在中唐文人的口中,经常是以陶谢并举,陶诗地位上升,其中所蕴含的自适情趣也开始被广大的中唐文人认可和接受,其中以韦应物和白居易最为突出。韦应物学陶,最本质的特点还是在于对其人格的仿效,白居易则开创了身在官场心在自然的人生范式,这种思想是对陶渊明人格的新变。正文第四章讲述了晚唐时期,党争、宦官干政、藩镇割据、战争不断,农变频发,在这样的时代下,文人如何自处便成了一个问题,他们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信心,开始全面接受陶渊明的一切。于是这一时期,陶渊明诗歌的审美内涵已经基本固定,而他的文化形象也已经基本定型。结语主要为文章作了总结。补论主要介绍了用陶和效陶的区别,用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陶渊明的接受,不能认为只要诗文中涉及陶诗、陶事,该诗文的作者就一定学习了陶渊明的诗文体式和风格,就一定对陶渊明有所接受,效陶才是真正意义上对陶渊明的接受。

郄山^[4]（2020）在《陶渊明诗歌中的不平之鸣》文中提出“不平之鸣”是诗人有感于现实中个人境遇的不理想、国家与社会局势的黑暗混乱而在诗歌作品中流露、抒发的感情,在陶渊明诗歌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长久以来,其悠然恬静的风格为人们津津乐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陶诗中不平之鸣的发生。实际上,作为一个生活在乱世背景下,又有丰富经历的人,旷达只是陶渊明的一部分,其诗歌中表达的不平之鸣,如志不获骋的郁闷、仕隐间的痛苦挣扎、生活贫苦的牢骚等,同样值得人们的关注。这不仅可以避免在认知陶渊明形象上的“凌迟”,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陶渊明诗歌的风格。引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于本文中的不平之鸣作出定义,并阐述陶诗不平之鸣的选题缘起与重要意义。第二个部分对陶诗不平之鸣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然后提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推进。论文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陶诗不平之鸣的内涵。身处晋宋易代之际,杀伐惨烈,政治斗争昏暗,陶渊明怀有经世报国之志而投身仕途之中,然而现实没有给他能够安心于政坛,干出一番大事的机会,他本身的高洁品性与刚直性格难以接受黑暗的世俗,百般无奈下只好归隐。然而归隐也不全是快乐的,躬耕生活的贫困、老大无成的郁闷、人生无常的悲伤等等都或显或隐地流露出。本章将从五个方面分析陶诗不平之鸣的内涵。第二章探究陶诗不平之鸣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不乏不平之鸣,在陶诗中主要有三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对照、反问与用典。对照表现为官场与田园,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这两对矛盾,诗人在对立的情绪中透露出了自己的不平;反问和用典在陶诗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寄托了诸多不平的情绪。第三章对陶诗不平之鸣的疏淡化进行探索。除了少量表达是豪放的,更多时候,陶诗中的不平之鸣不是凸显的,鲜有锋芒毕露和剑拔弩张的感觉。本章针对这样的特点,从内蕴性和外在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挖掘陶诗不平之鸣偏于含蓄风格的原因。总而言之,不平之鸣是陶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涉及到了官场、躬耕、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包含了挣扎、郁闷、痛苦等多种情绪,而它的展现风格是相对含蓄的,进而形成内外对立又统一的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特点对于我们认识陶诗“平淡”的风格有深刻意义。

王千平^[5]（2020）在《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履靖（1542-1625）是晚明着名的山人隐士。嘉靖四十年（1561）放弃科举后,他隐居在浙江嘉兴鸳鸯湖畔的白苎村,直至去世。周履靖善书法,喜交游,一生着述颇丰,在隆万年间名声亦广。通过对主要目录学着作及方志文献的挖掘,可知周履靖创作的唱和诗词集有二十余种,现今可看到的有《古今宫闺诗》《狂夫酒语》《青莲觞咏》《五柳赓歌》《毛公坛倡和诗》《千片雪》《鸳湖倡和稿》《香山酒颂》《唐宋元明酒词》《群仙降乩语》凡十种。周履靖创作的追和诗词集有《古今宫闺诗》《狂夫酒语》《青莲觞咏》《五柳赓歌》《毛公坛倡和诗》《千片雪》《鸳湖倡和稿》《香山酒颂》《唐宋元明酒词》九种,在整个文学史中无出其右者。周履靖热衷追和的行为背后,一方面深受明代文学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晚明山人热衷以诗文进行社交、标榜自我的体现。同时,追和隐士前贤是周履靖表达隐逸心性、塑造隐士形象的需要,也是他在诗学宗尚的指引下自觉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周履靖的追和作品多为亦步亦趋之作,追求形与意的高度契合,但他善于将原作的典故、句型等要素进行变换,同时自我痕迹的融入以及比喻手法的使用,使得和作在模拟承袭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别出心裁的意味。周履靖在和作中亦尝试通过代言体的运用,来达到惟妙惟肖的追和效果。但周履靖没有将自己完全视为古人的附庸,他在追和作品中也时常表现自己不慕富贵、热衷山林、耽于诗酒的隐逸品格。周履靖的和作与原作相比主要体现在气度的狭小以及缺乏社会现实的支撑,但亦有一些融情于物、形神兼备的佳作。《群仙降乩语》是由周履靖举行的两场扶乩活动引发唱和而形成的一部诗集,其中对乩仙下凡降诗的描写为此集增添了灵异玄幻色彩。从晚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此集反映出明代道教的世俗化倾向以及人们对凭借文学造诣可成仙这一成仙标准的想象,也反映出晚明时期文人逃避现实、以文相娱的心态。从诗集内容来看,此集无论从具体文本形成,还是文本的传播,抑或是文本的主题内容都显示出周履靖试图以此集来扬名的功利心态。周履靖创作的唱和诗词集首先为后世读者展现了一幅完整的隐逸生活图景,也体现出与周履靖的其他作品互通融合的特点;其次对于被和者来说,周履靖的追和行为也是他们在后世被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最后通过这些唱和作品可以得见晚明文学以及晚明士人风气之一角。

张欢欢^[6]（2020）在《古直《重定陶渊明诗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直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全面笺注陶诗的第一位学者,在陶渊明享年和诗歌的笺注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古直对《重定陶渊明诗笺》一书做过三次修订,1926年出版的《陶靖节诗笺》书后《校勘记》一则。通过分析古直为陶诗所作的《校勘记》,《重定陶渊明诗笺》的文本主要依据吴骞拜经楼重刻汤文清本与陶澍本。在对史书记载和前人观点怀疑的基础上,古直参考了清末吴汝纶“五十一岁说”与梁启超“五十六说”,作《陶靖节年谱》,提出了“五十二岁说”。在汤汉和陶澍的基础上,古直注释陶渊明《述酒》等诗,提出了一些新解,比如解“西岭”为“昆仑”,也存在明显缺陷,如对异文“四灵”“卜年”的认定,论据皆不充足,对于诗意的理解也有些牵强和迂曲。古直笺注陶诗的主要方法是以史证诗,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挖掘陶渊明的“忠愤”思想,笺注与年谱相结合,将抽象的诗义具体化。此外,古直注陶还注重典故以及词语出处,以陶注陶,以时风注陶,以庄子释陶。古直的笺注对后世丁福保、王叔岷、袁行霈、龚斌等注本影响较大,是陶渊明研究者不可以忽视的注本。诗歌创作背景、作品本身和诗歌接受三个因素造成了陶诗注释的多样性。陶诗不专言晋宋,反映了文人的理想境界,使得诗歌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陶诗成为了经典作品。注释陶诗,应该以多种方法,从多角度进行探讨。

马金水^[7]（2020）在《宋代“崇陶抑谢”现象及其诗学分析》文中指出陶渊明、谢灵运之诗名,在中国诗歌史中熠熠相照、争辉千年。观其接受历程,颉颃当中还存易位,而宋代正是变之关捩。宋代“崇陶抑谢”现象缘起有二:一为宋前陶、谢接受范型未存轩轾之争,但张力运动中已蓄分庭之势。二为陶诗更宜宋型文化之孳茂,迫使谢灵运降至次要位置。其实,宋代“崇陶抑谢”现象亦可从两个维度进行批评解读:于诗风而言,谢灵运修睦“辞巧”与“才性”,而陶渊明融通“辞达”与“平淡”,互映“自然”而致谢落陶起。就品格来看,谢灵运调和“豪气”与“赏心”,陶渊明则统一“隐德”与“猛志”,各彰“自适”而使谢微陶尊。显然,陶渊明其人其诗更为适应宋代社会文化,体现了“世情变文”的诗学规律。另外,陶谢地位之骈移还昭示着诗学史上文质观念之同幅共振,又与中国文化讲求的两仪相利之哲学内在相通。当然,“张力骈移”是一个持久的争执运动,接受焦点会在并称对象之间来回移动。陶、谢诗歌接受历经宋代之衡短论长,将再度进入了一个赓续、回复、易位的骈移周期。

王倩^[8]（2019）在《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陶渊明经历代文人的阐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对于该符号意义的定型与扩充,元初南方士人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元初南方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异族统治的耻辱、华夏文明的危机、社会地位的沦丧、生存处境的窘迫,于耻事二姓、严辨夷夏的儒家精神与忠义守节的遗民情怀的影响下交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群体,而陶渊明也成为这一群体不约而同推崇与效法的对象。他们以前人、时人对《陶渊明集》的整理、抄写、校订、刊刻本,与陶诗选集、苏轼《和陶诗》以及前贤评陶文献为媒介,认识、理解陶渊明,从而对其人其诗进行评价与接受,这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集》的注释、文学创作上的接受（如拟陶诗、和陶诗、题陶画诗、同题集咏以及创作上的“偷语”“偷意”“偷势”）、理性的解读、人格与诗论上的借鉴。而和陶诗作为陶渊明接受的特殊方式,亦受元初南方士人追捧,以至于和陶文人层出不穷。元初南方学陶文人数量众多,和陶、学陶形式多样,全面深刻,掀起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又一高潮,慕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元初南方普泛化的精神取向。元初南方士人从小受理学熏染,普遍重视主观修养的提升,因而强调学陶应先从其人品入手。文人们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性、时代性精神,且陶渊明人格内涵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以至于对陶渊明人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很多共性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任真自得的闲适心境”“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上。这样一来对陶渊明其人的推崇便成为了元初南方士人的一种风气,因此陶渊明真正参与士人时代精神建构。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经历遭际、文化思想等存在差异,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与接受也有出入,因此个性特征不容忽视。如方回将渊明躬耕归隐、固穷守节品质同躲避朝廷内乱的意图相连,对前贤关于陶渊明忠义精神、桃源理想的讨论进行更正,此外在评价“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时提出“自形役自身”“心即境”的创见,并由此反思自身失节行径与宽慰沉重内心。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人品的目的在于欲借渊明品质正社会风气并构建时代精神标准与典范人格,欲借渊明忠义精神强化对故国社稷的忠诚、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扞卫。可是,他们于动乱时局、思想渊源、社会风气、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形成了与陶渊明人格相左的现实人格,即“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谋身求名的重利思想”“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这制约他们真正获得渊明思想精髓。因此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程度并不高。元初南方士人因仰慕陶渊明人格,进而好其诗歌,自然接受其审美思想。因所面临的诗坛现状与文学使命趋同,加之往来酬唱互动,元初南方士人的美学趣味相契合,从而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平淡自然”“风韵之美”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从诗学思想与和陶诗等诗歌创作中加以吸收。他们对陶渊明诗品的普遍推崇,使得“平淡有味”诗品成为元初南方的审美风尚,这意味着陶渊明真正参与了南方士人诗学的建构。此外,个性解读亦不容忽视,如刘将孙从诗歌发展史与晋人风度的角度解读渊明自然诗品、将渊明冲寂诗风归结为“养气”、借《停云》诗阐发陶诗好比兴寄托而言近旨远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提出“天趣说”“清气说”。这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价值。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诗品的直接意图在于个人诗歌审美理想与创作的更正与完善,但根本目的在于看清元初诗坛弊病后欲为其寻找突破口,即:起五言古诗之衰,纠律诗现时之弊。这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进一步证实与巩固了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然而,由于未学得陶渊明精神胸腑以及元初诗坛弊病的复杂性,元初南方士人非仅守陶诗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从而形成与陶渊明诗品相左的诗学思想,如诗史精神、崇尚雅正、讲求诗法,这必然对阻碍对陶诗的接受。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踵武前贤,承旧出新,继往开来,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总结性,即继承元前接受成果,从而贯通陶渊明接受史。其次,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具有突破性,从受众而言,慕陶、学陶已成为一种文学风气;从接受方式而言,除致力于和陶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外,还开创了具有时代性的习陶方式,如同题集咏与题陶画诗;从接受内容而言,对于前代士人轻视或忽略的陶渊明人品与诗品亦作有充分阐释与效法,从而真正实现陶渊明接受的全面性;同时元初南方士人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真正落实到心灵、行为与诗论、创作上,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从而从实践上真正发挥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证实与巩固了陶渊明的典型地位。此外,元初南方士人熔铸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人格对陶渊明进行重构,将其忠义气节延伸至对民族气节与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坚守,从而进一步将陶诗的地位与价值推向更高境界。最后,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影响性,对于元中后期、明清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切入点、接受重点、观点形成、接受意图与人格精神与诗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蒙金含^[9]（2018）在《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文中指出陶渊明是一位特殊而伟大的诗人,他在历史上有着多重身份——胸怀理想的士人、固穷守节的隐者、琴书自娱的诗人;在生活中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承载着家庭复兴的希望;穷困潦倒时受到妻子埋怨,面对孩子又深感愧疚自责。后人把陶渊明看成一位鄙弃功名、恬淡自然的高士,却往往忽视了他在生活中的凡人角色和真实处境,甚至屏蔽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身心交瘁的病人。陶渊明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又患脚疾、店疾,这些身体疾患严重影响他正常的生活节奏,他甚至一度因病“不复为文”。晋宋易代之际本身就是一个疯狂、血腥、病态的时代,陶渊明在这样的时代里,忧惧时局,嗟叹贫穷,忍受孤独,悲悼亲情,从现代心身医学的角度看,这些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虽然贴有多重身份标签,但陶渊明的本质是怀才不遇的“士”,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看,政治上充满挫败感的陶渊明对个人的价值目标进行了转移,从复兴家业、兼济天下转向固穷守节,躬身田园,“逃禄归耕”就是这种价值转移的实现路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似乎做得很成功,他当时就成了着名的隐士,心理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和补偿;死后又成了伟大的诗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身后之名。但是,隐居只是陶渊明理想破灭的权宜之举,田园是其身心无处安放时的无奈归属。隐士或诗人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在现实中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他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位士人的“猛志”,面对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他更是无法做到内心波澜不惊!陶渊明的一生对现实充满了幽怨,但鱼骇鸟惊的政治环境让他不敢怨天尤人,哪怕是一声清脆的呐喊!重压之下他只能发出“人生实难”的无声叹息!这种幽怨而压抑的负面生存体验,是陶渊明致死的痼疾。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一位身心俱痛的病人,他在阅读和创作中寄托情感,缓释痛苦、愉悦身心,心理得到平衡,人格保持稳定,从而实现了从疾病到健康的自我超越。他的自疗实践不但完美契合文学治病的艺术原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如何调适身心的健康遗产。

赵艳艳^[10]（2018）在《陶渊明体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效陶是中国诗歌史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诗学现象,严羽《沧浪诗话》提出了“陶体”的概念,但并未做出具体的解释。所谓“陶渊明体”,当以五古为主要的诗歌体式,文体省净,结体散直,善用对偶、顶针、叠字等修辞艺术,惯于在诗歌中表现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又经常涉及饮酒与生命主题,并最终呈现出平淡自然的基本风格。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能自成一体,与其深厚的诗学渊源和思想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先秦乃至汉晋的作家作品都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继承诗学传统的基础上,陶渊明体也以其独特的造诣为诗歌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首先体现在后世效“陶体”诗的普遍存在,再则陶渊明将田园题材带入到诗歌的表现领域,为田园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主要的艺术门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陶诗“平淡自然”的美学价值在两宋得到了深入地抉发,对宋诗及宋代“平淡诗美观”的多元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陶谢诗歌的文化价值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陶渊明诗歌中的不平之鸣（论文提纲范文）

（5）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古直《重定陶渊明诗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崇陶抑谢”现象及其诗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陶渊明体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接受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统编本中学语文教材陶渊明作品教学研究[D]. 张立.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陶谢诗歌的文化价值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D]. 唐国胜. 山西大学, 2021
• [3]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D]. 许可. 伊犁师范大学, 2021
• [4]陶渊明诗歌中的不平之鸣[D]. 郄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5]周履靖唱和诗词集研究[D]. 王千平. 上海大学, 2020(03)
• [6]古直《重定陶渊明诗笺》研究[D]. 张欢欢. 山西大学, 2020(01)
• [7]宋代“崇陶抑谢”现象及其诗学分析[D]. 马金水.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D]. 王倩. 西南大学, 2019(06)
• [9]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D]. 蒙金含. 厦门大学, 2018(12)
• [10]陶渊明体诗学研究[D]. 赵艳艳.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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