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思路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李程[1]（2021）在《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背景:肌肉衰减症是老年健康领域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肌肉衰减症增加老年人衰弱、跌倒、骨折与失能风险,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死亡风险上升,严重威胁老年健康。研究发现,肌肉衰减症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膳食营养是可调节因素之一。然而,近十年来,肌肉衰减症的诊断标准不断更新,不同版本间存在较大差异,尚不统一;肌肉量的测量方法也较为复杂,存在应用局限;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肌肉衰减症相关的大型营养流行病学研究。近年来,虽有部分研究提示,禽畜肉、蔬菜、水果等多种食物可能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有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可能通过多种通路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但目前相关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观点认为,与单一食物或营养素相比,膳食模式与老年人肌肉健康的关系更为密切。然而目前有关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的研究较少,缺乏从膳食模式角度防治肌肉衰减症的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目的:1.了解掌握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现状,分析影响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的相关因素。2.探究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低肌肉量的关系。3.构建我国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为开展老年人低肌肉量、肌肉衰减症筛查和研究提供新的应用工具。4筛选影响我国老年人肌肉衰减症不同生理代谢路径的生物标志物,分析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的关系;为防治老年人肌肉衰减症提供膳食营养领域的科学证据和实践方法。方法:1.利用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2015）中14719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食物频率法膳食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分析评价我国老年人在不同膳食模式下的食物摄入特征和膳食多样性。应用决策树模型,从社会经济、食物消费、营养健康宣教等角度,探究影响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的主要因素。2.利用我国老年人营养改善策略与应用（2018）研究中861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从广东、江苏、内蒙等典型区域,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老年人膳食模式。应用亚洲肌肉衰减症工作组（Asian working group for sarcopenia,AWGS）和欧洲老年人肌肉衰减症工作组（European working group on sarcopenia in older people,EWGSOP）推荐的肌肉衰减症诊断标准（AWGS2014、AWGS2019、EWGSOP2）进行肌肉衰减症的判别,并应用logistic回归和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三地区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的关系。比较不同肌肉状态和膳食模式下老年人膳食营养素摄入差异。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回归模型,分析宏量营养素供能比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的剂量-反应关系。3.利用我国老年人营养改善策略与应用（2018）研究数据,采用老年人常规体格测量指标和生化检测指标构建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 Hosmer-Lememshow 拟合优度检验（H-L检验）进行模型评价。应用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分析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2015）调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预测低肌肉量的总体分布状况和不同亚组间差异,探究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预测低肌肉量的关系。4.基于我国老年人营养改善策略与应用（2018）研究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决策树模型、RCS回归模型等方法,筛选、评价我国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应用一般线性模型,分析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潜在生物标志物的关系。结果:1.分析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2015）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膳食调查数据发现,我国老年男性和女性膳食模式整体相似,主要存在三种膳食模式,即以米类、猪肉、蔬菜、水产品、动物油等为主要特征食物的“传统膳食”模式;以杂粮、豆类、菌藻、蔬菜、水果、奶类、蛋类、零食类等为主要特征食物的“多样化膳食”模式和以禽畜肉、动物内脏、水产品、蛋类等为主要特征食物的“动物性食物”模式。“多样化膳食”模式膳食多样性评分较高,整体结构更为均衡。应用决策树模型分析发现,城乡、地域、文化水平、食物消费支出、营养健康宣教等是影响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的重要因素。农村地区、食物消费支出较高、不知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未接受过营养健康宣教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传统膳食”模式;城市地区、文化水平较高、知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接受过营养健康宣教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多样化膳食”模式;城市地区、食物消费支出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动物性食物”模式。2.在广东、江苏、内蒙等典型地区调查发现,三地区老年人中主要存在“传统膳食”模式、“多样化膳食”模式和“动物性食物”模式。将人群按各类膳食模式因子得分由低到高划分为Q1～Q4组;比较后发现,“多样化膳食”模式Q1组人群肌肉衰减症患病率最高（23.7%）,Q4组人群肌肉衰减症患病率最低（8.4%）;其他两类膳食模式的Q1～Q4组肌肉衰减症患病率无显着变化。应用logistic回归,以各类膳食模式的Q1组人群做参照,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后发现,“多样化膳食”模式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显着负相关（OR=0.33,95%CI=0.14～0.77,P趋势<0.01）,而“传统膳食”模式和“动物性食物”模式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无显着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多样化膳食”模式与老年人低握力型肌肉衰减症显着负相关（OR=0.22,95%CI=0.07～0.74,P趋势<0.05）。与其他两类膳食模式相比,“多样化膳食”模式的Q4组人群,碳水化合物供能比高,脂肪供能比低,分别为53.4%E和31.2%E（P<0.05）;蛋白质供能比为16.4%E,显着高于“传统膳食”模式（P<0.05）,但与“动物性食物”模式的Q4人群无显着差异（P>0.05）。应用RCS回归分析发现,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与肌肉衰减症无显着相关,蛋白质供能比与肌肉衰减症整体呈负相关,肌肉衰减症的发病风险随蛋白质供能比的升高而呈下降趋势;脂肪供能比<30%E与肌肉衰减症呈负相关,较高的脂肪供能比（30～50%E）与肌肉衰减症呈正相关。3.应用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等老年人常规的健康指标,可构建老年男性和女性的低肌肉量预测模型。老年男性低肌肉量预测模型为logit（P）=2.67+0.13*年龄（岁）-0.55*BMI（kg/m2）+0.09*FBG（mmol/L）;老年女性低肌肉量预测模型为logit（P）=5.31+0.07*年龄（岁）-0.56*BMI（kg/m2）+0.35*TC（mmol/L）。应用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价模型区分度,男性预测模型AUC=0.86（95%CI=0.83～0.89）,模型整体正确率为80.8%;女性预测模型AUC=0.87（95%CI=0.84～0.90）,模型整体正确率为80.4%。H-L检验P值均大于0.05。ROC曲线和H-L检验证明老年男性和女性的低肌肉量预测模型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应用列线图技术,可绘制可视化的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有助于老年人低肌肉量和肌肉衰减症的快速筛查。应用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分析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2015）调查数据发现,“传统膳食”模式与老年人预测低肌肉量呈显着正相关（OR=1.54,95%CI=1.34～1.76,P趋势<0.01）;“多样化膳食”模式与老年人预测低肌肉量呈显着负相关（OR=0.58,95%CI=0.50～0.67,P趋势<0.01）;“动物性食物”模式与老年人预测低肌肉量呈显着负相关（OR=0.79,95%CI=0.69～0.91,P趋势<0.01）。4.从营养代谢、肝肾功能、炎症反应等多角度进行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的筛选。结果发现,以AWGS2014作为老年人肌肉衰减症诊断标准,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部分反映老年人营养代谢和肝肾功能的指标,如血清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间接胆红素（Indirectbilirubin,IBIL）和尿酸（Uric acid,UA）与肌肉衰减症显着负相关（OR<1,P<0.01）;血清总蛋白（Totalprotein,TP）、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和胱抑素 C（Cystatin C,Cys-C）与肌肉衰减症显着正相关（OR>1,P<0.05）;而各类炎症因子与肌肉衰减症无显着相关。在AWGS2019和EWGSOP2诊断标准下,IBIL与肌肉衰减症均显着负相关（AWGS2019:OR=0.55,95%CI=0.42～0.71,P<0.01;EWGSOP2:OR=0.67,95%CI=0.48～0.92,P<0.05）;GGT 与肌肉衰减症均显着正相关（AWGS2019:OR=1.42,95%CI=1.14～1.77,P<0.01;EWGSOP2:OR=1.25,95%CI=1.06～1.49,P<0.01）;UA与肌肉衰减症均呈显着负相关（AWGS2019:OR=0.72,95%CI=0.57～0.90,P<0.01;EWGSOP2:OR=0.48,95%CI=0.35～0.66,P<0.01）。决策树模型发现,与 UA 相比,IBIL和GGT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关系更为密切,可能是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进一步应用RCS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较低的IBIL水平或较高的GGT水平,均与肌肉衰减症呈显着正相关。分析膳食模式与IBIL、GGT的关系发现,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IBIL水平随“多样化膳食”模式因子得分的上升而显着上升（P趋势<0.01）,与其他膳食模式则无显着相关。GGT水平随“传统膳食”模式和“多样化膳食”模式因子得分的上升而显着下降（P趋势<0.05）;随“动物性食物”模式因子得分的上升而显着上升（P趋势<0.05）。结论:1.我国老年男性与女性膳食模式整体相近,主要存在“传统膳食”模式、“多样化膳食”模式和“动物性食物”模式。其中,“多样化膳食”模式膳食多样性较高,整体结构相对均衡。加强营养健康宣教,可能使我国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多样化膳食”模式。2.“多样化膳食”模式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呈显着负相关,“传统膳食”模式和“动物性食物”模式与肌肉衰减症无显着相关。蛋白质供能比与肌肉衰减症整体呈负相关,脂肪供能比<30%E与肌肉衰减症呈负相关,较高的脂肪供能比（30～50%E）则与肌肉衰减症呈正相关。在坚持“多样化膳食”模式的基础上,保持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合理控制脂肪摄入,可能有助于预防和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症。3.应用老年人常规健康指标,可构建稳定、高效的低肌肉量预测模型。本研究首次将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应用于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2015）调查数据,探讨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多样化膳食”模式与老年人预测低肌肉量呈显着负相关。进一步提示,以杂粮、豆类、菌藻、水果、蔬菜、奶类等为主要特征食物的“多样化膳食”模式,可能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的发病风险。4.从营养代谢、肝肾功能和炎症反应等多角度筛选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发现,IBIL和GGT与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的关系较为密切,是老年人肌肉衰减症潜在的生物标志物。IBIL与肌肉衰减症呈显着负相关,GGT与肌肉衰减症呈显着正相关;IBIL较低或GGT较高,可能增加肌肉衰减症的发病风险。“多样化膳食”模式与IBIL呈显着正相关,与GGT呈显着负相关,可能有利于老年人肌肉健康。
曹志强[2]（2021）在《广西重点地区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和二代传播风险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艾滋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我国积极实施扩大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政策,把ART作为降低死亡和减少新发感染的重要措施之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易发生突变与重组,呈现高度的基因异质性。目前,我国主要流行株基因型以CRF01＿AE、CRF07＿BC和CRF08＿BC为主,广泛流行于各个地区。研究表明,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的疾病进展存在差异,但目前将死亡作为评价感染者不同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结局的研究较少,感染者不同病毒基因型接受ART 12个月后的病毒抑制研究也较少。基本再生数（reproductive number,Ro）是指某人群中平均一个感染者在整个传染期内所传播的二代感染者人数,是衡量人群传染病传播的流行病学指标。随着分子流行病学的发展,基于基因序列的贝叶斯遗传系统进化理论结合传播动力学原理,利用基因序列进化的规律可计算Ro值,这为分析HIV的传播提供了新方法。临床试验以及观察性研究表明,ART可降低单阳夫妻间的HIV二代传播。但在社区水平上,除艾滋病预防试验网络项目（HIV Prevention Trials Network,HPTN）071在临床人群试验研究中发现全员检测和多种预防措施结合ART可降低HIV二代传播外,在社区人群水平评估治疗减少HIV二代传播的观察性研究少有报道。近几年来,利用感染者HIV序列遗传进化的亲缘性而建立的分子传播网络,为模拟社区人群的HIV传播网络来评估二代传播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广西）地处我国西南地区,近几年来在全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报告数和死亡数中排名前三,钦州是广西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本研究在该地区开展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和二代传播风险调查研究,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人群相关暴露因素与结局的关系,为进一步降低艾滋病死亡和二代传播提供科学数据。研究目的第一部分:分析广西钦州2014-2020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首次CD4计数和抗病毒治疗前死亡、治疗后死亡和退出治疗及12个月病毒载量（viral load,VL）抑制（VL<50 copies/mL）情况。第二部分:分析广西钦州2014-2020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和分子传播簇的二代传播R0。第三部分:分析广西钦州2014-2020年新报告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减少二代传播风险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第一部分: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广西钦州2014年1月-2020年6月新报告的HIV感染者（年龄≥18岁）。社会人口学、抗病毒治疗及随访数据来自广西钦州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民族、职业、传播途径、艾滋病诊断日期、抗病毒治疗号、抗病毒治疗开始日期、用药方案、CD4检测日期、CD4计数、VL检测日期、VL、随访状态及时间等。实验室检测数据为HIV pol基因序列,通过收集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WB）实验剩余血样,进行核酸提取、巢式PCR扩增、一代测序和序列拼接整理,采用近似最大似然法构建Fasttree系统进化树,根据序列同参考株的聚类结果判别其基因型。研究的起始时间为2014年1月,终止时间为2020年6月。治疗前或未治疗队列的结局为死亡,随访开始时间为研究对象的新发现报告时间,新发现报告后每3个月随访一次。治疗队列的结局包括死亡和退出治疗（停药+失访）,随访开始时间为研究对象的开始治疗时间,接受治疗后0.5个月、1个月、2个月、3个月依次进行随访,随后每3个月随访一次。根据HIV亚型亚簇种类,分为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 2和CRF01＿AE Other Clusters）、CRF07＿BC、CRF08＿BC和其他基因型组。治疗前疾病进展指标为首次CD4计数和死亡,治疗后疾病进展指标为死亡、退出治疗和治疗12个月的病毒抑制。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感染者不同HIV亚型亚簇首次CD4计数的差异;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Cox模型）比较感染者不同HIV亚型亚簇的死亡和退出治疗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感染者不同HIV亚型亚簇治疗12个月的病毒抑制的差异。模型调整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传播途径、首次CD4计数、新发现报告到首次CD4检测间隔时间、治疗前CD4计数、HIV发现报告年份。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SAS 9.4软件。第二部分: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研究对象及其社会人口学数据等同第一部分。实验室数据包括研究对象病毒pol区基因型、pol区序列、采血日期、分子传播簇（基于病毒基因序列进化亲缘关系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表示社区人群的HIV传播网络,选取分子网络中大于10的序列簇）和2018-2020年新近感染检测（限制性抗原亲和力实验室检测方法）。采用生灭（birth-death,BD）模型计算研究人群不同HIV亚型亚簇和分子传播簇的R0及95%置信区间（Bayesian Credible Interval,BCI）。BD模型基于贝叶斯遗传系统进化理论并结合经典的传播动力学原理,利用基因序列计算R0值,表示为HIV感染人群的R0值。该模型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算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构建研究对象序列进化的最大可信（Maximum clade credibility,MCC）树,用进化树的分化节点表示二代传播,计算获得二代传播率分布作为分子,更新有效传播时间和抽样比例的先验分布作为分母,两者相除获得R0后验分布。Ro的计算采用BEAST 2.6.0软件。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HIV感染人群分子传播簇Ro与分子传播簇增长率（chain growth rate,CGR）的相关性。CGR=从开始计算年到当年的入网数/从开始年到上一年的入网数-1。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HIV感染人群分子传播簇R0与分子传播簇新近感染人数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SAS 9.4软件。第三部分:采用纵向调查研究来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研究对象及其社会人口学数据和实验室数据同前两部分。在分子网络中按照成簇数较多的情况确定基因距离阈值。分别按截止时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12月31日的HIV感染者构建本底分子传播网络,按抗病毒治疗状况将本底HIV感染者分为未治疗、在治和退出治疗三组,按VL的大小进一步将在治组分为在治且VL<50 copies/mL、在治且 VL 50-999 copies/mL、在治且 VL≥1000 copies/mL 和在治且VL缺失四个亚组。用本底HIV感染者与新报告者的分子网络连接线代表HIV二代传播,分别观察本底HIV感染者不同分组与2017、2018、2019、2020年新报告感染者在分子传播网络中新连接情况。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本底HIV感染者不同分组与每年新报告者的分子传播网络连接情况,进一步通过纵向调查研究,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GEE）模型,分析本底 2016-2019 年 HIV 感染者不同分组与2017-2020年每年新报告者重复测量分子传播网络连接情况。采用调整比值比（adjust odds ratio,AOR）衡量不同分组二代传播风险,调整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职业、传播途径、报告年份、亚型、首次CD4计数、亲和力。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采用SAS 9.4 软件。研究结果第一部分:广西钦州2014-2020年新报告HIV感染者6335人,本研究按照研究对象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共纳入4270人,纳入比例67.4%。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2、CRF07＿BC、CRF08＿BC 和其他亚型感染者分别为2350人（55.0%）、474人（11.1%）、1687人（39.5%）、395人（9.3%）、1275人（29.9%）、250人（5.9%）。CRF01＿AE、CRF01 AE Cluster 1、CRF01 AE Cluster 2、CRF07 BC、CRF08＿BC和其他亚型感染者的首次CD4计数分别为119、141、118、264、209和209（个/微升）。CRF0I＿AE亚型亚簇感染者的首次CD4计数均低于CRF07＿BC、CRF08＿BC 和其他亚型（均 P<0.05）。未治疗队列4270人,死亡645人,随访2590.6人年,总病死率为24.9/100人年。其中,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 2、CRF07＿BC、CRF08＿BC和其他亚型感染者的病死率分别为35.5、34.6、39.4、16.5、15.5和14.4（/100人年）。多因素Cox模型结果显示,CRF01＿AE亚型感染者的病死率均高于CRF07＿BC（AHR=0.53,95%CI:0.38-0.75）、CRF08＿BC（AHR==0.62,95%CI:0.50-0.75）和其他亚型（AHR=0.57,95%CI:0.37-0.89）。治疗队列3131人,死亡224人,退出治疗309人,随访8214.9人年,总病死率为2.7/100人年,总退出治疗率为3.8/100人年。其中,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 2、CRF07 BC、CRF08＿BC和其他亚型感染者的病死率分别为2.9、2.9、3.0、1.5、2.9年和2.2（/100人年）,退出治疗率分别为3.3、3.0、3.2、3.7、4.8和3.7（/100人年）。多因素Cox模型结果显示,主要HIV基因型感染者之间的病死率没有统计学差异,CRF08＿BC亚型感染者的退出治疗率高于CRF01＿AE（AHR=1.31,95%CI:1.01-1.71）。治疗12个月且有病毒载量记录2066人,VL<50 copies/mL 1785人,病毒抑制率为86.4%。其中,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 2、CRF07＿BC、CRF08＿BC和其他亚型感染者治疗12个月的病毒抑制率分别为84.1%、83.9%、84.0%、90.7%、90.0%、和 87.4%。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CRF01＿AE亚型感染者的病毒抑制率低于CRF07＿BC（AOR=1.77,95%CI:1.02-3.08）和CRF08 BC（AOR=1.80,95%CI:1.27-2.56）。第二部分:广西钦州 2014-2020 年新发现报告 CRF01＿AE、CRF01＿AE Cluster 1、CRF01＿AE Cluster 2、CRF07＿BC和CRF08＿BC亚型亚簇感染人群的R0分别为1.48、1.48、1.48、1.65和1.63。CRF07＿BC和CRF08＿BC亚型感染人群的 Ro均比CRF01＿AE亚型亚簇高（P<0.05）。2018-2020年,新发现报告HIV感染人群主要分子传播簇的R0与CGR呈正相关（P<0.05）,与新近感染人数呈正相关（P<0.05）。第三部分:分子传播网络选择0.50%的基因阈值,该阈值下成簇数较多。广西钦州截止2016、2017、2018和2019年本底HIV感染者人数分别为2176、2771、3378和4069人,与2017、2018、2019和2020年新报告者连接情况:本底未治疗组的连接率分别为17.2%、17.7%、15.7%和9.1%,本底治疗组的连接率分别为13.5%、14.2%、12.1%和7.1%,本底退出治疗组的连接率分别为14.5%、10.7%、12.2%、6.8%。2017-2020年四次调查均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本底治疗组HIV感染者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均低于未治疗组（P<0.05）,本底退出治疗组HIV感染者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均与未治疗组没有统计学差异。广西钦州本底重复调查人次数合计12394。GEE模型统计分析情况:本底治疗组HIV感染者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低于未治疗组（AOR=0.68,95%CI:0.56-0.83）,治疗减少了 32%的二代传播;本底退出治疗组的HIV感染者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与未治疗组没有统计学差异。进一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本底HIV感染者在治且VL<50 copies/mL组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低于未治疗组（AOR=0.64,95%CI:0.51-0.79）,在治且 VL<50 copies/mL 减少了 36%的二代传播;本底HIV感染者在治3年及以上（排除无效连接）且VL<50 copies/mL组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低于未治疗组（AOR=0.29,95%CI:0.22-0.38）,在治3年及以上且VL<50 copies/mL减少了71%的二代传播;本底HIV感染者在治且病毒载量缺失组与新报告者的连接率与未治疗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多因素GEE模型分析结果中,HIV二代传播风险关联性因素包括:HIV感染者30～49岁（AOR=1.56,95%CI:1.05-2.31）、50～69 岁（AOR=4.36,95%CI:2.97-6.40）和≥70 岁（AOR=6.18,95%CI:4.02-9.49）,男性（AOR=1.70,95%CI:1.37-2.11）,壮族等少数民族（AOR=1.41,95%CI:1.08-1.84）,离退人员（AOR=1.64,95%CI:1.01-2.66）,异性传播途径（AOR=L87,95%CI:1.26-2.76）,CRF07＿BC（AOR=1.69,95%CI:1.25-2.28）、CRF08＿BC（AOR=1.61,95%CI:1.32-1.95）和其他亚型（AOR=3.42,95%CI:2.38-4.92）,首次 CD4计数 200～349 个/微升（AOR=1.55,95%CI:1.22-1.95）、≥350 个/微升（AOR=1.55,95%CI:1.23-1.97）和缺失（AOR=1.27,95%CI:1.00-1.61）。未见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亲和力检测结果情况与HIV而代传播风险关联性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1、广西钦州2014-2020年的主要流行株为CRF01＿AE、CRF07＿BC和CRF08＿BC,CRF01＿AE亚型主要由CRF01 AE Cluster 1和CRF01＿AE Cluster 2两种亚簇构成。CRF01＿AE亚型感染者比CRF07＿BC、CRF08＿BC和其他亚型的首次CD4计数低且抗病毒治疗前病死率高。抗病毒治疗后CRF01＿AE、CRF07＿BC、CRF08＿BC和其他亚型感染者之间的病死率没有统计学差异,CRF08＿BC亚型感染者比CRF01＿AE退出治疗率高,CRF01＿AE亚型感染者比CRF07＿BC和CRF08＿BC治疗12个月的病毒抑制率低。2、广西钦州2014-2020年CRF07＿BC和CRF08＿BC亚型感染人群的R0高于CRF01＿AE,CRF07＿BC和CRF08＿BC亚型感染人群的二代传播风险大。CRF01＿AE Cluster 1和CRF01＿AE Cluster 2亚簇感染人群的R0没有统计学差异。HIV感染人群分子传播簇的R0与分子传播簇的CGR正相关,与分子传播簇的新近感染人数正相关。3、与未治疗相比,在治减少了 32%的HIV二代传播风险,在治且VL<50 copies/mL减少了36%的二代传播风险,在治3年及以上且VL<50 copies/mL减少也71%的二代传播风险。退出治疗、治疗且病毒载量缺失的HIV感染者二代传播风险与未治疗者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HIV感染者高年龄组、男性、壮族等少数民族、离退人员、异性传播途径、非CRF01＿AE和高首次CD4计数组,均为二代传播风险的关联因素。
夏章[3]（2021）在《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目前有关小组活动长期效果评价的研究较为少见,小组活动长期效果尚不明确。对已有研究检索发现,多数研究报告了临床指标,对糖尿病预后不良事件报告较少,故本次研究将分两部分开展,通过系统综述来评估自我管理对患者临床指标的长期影响,通过随访研究来评估自我管理对患者预后不良事件的长期影响,以补充系统综述分析结果的不足。研究目的1.研究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血压、体重控制、生存质量、心血管病事件、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死亡事件的长期影响。分析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相关影响因素。2.研究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的影响。分析干预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和死亡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3.探讨自我管理小组活动改进方法和干预重点。研究方法1.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检索建库至2020年7月28日发表的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随机对照试验和群随机对照试验。文献筛选与研究质量评价过程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开展。使用Cochrane Q检验和不一致指数检验评估异质性,若纳入研究异质性小或异质性大但异质性来源可识别,则选用均数差值（mean difference,MD）作为效应指标,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计算总体效应值,并进行Meta回归与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分析;若纳入研究异质性大且来源无法识别,则只进行描述性分析。参照证据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系统评估证据质量。使用Revman5.3、Microsoft Excel 2019 绘图,使用 Stata16.0、GRADE Profiler 3.6 分析数据。2.采用现场调查和信息系统匹配的方法,对北京市房山区2014年7月-11月参与自我管理小组活动试验的500名研究对象进行随访。通过现场调查收集患者人口学信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信息,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确认患者存活情况,通过北京市死因监测系统收集患者死亡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小组活动与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的关系。以自我管理患者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使用SAS9.4软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系统综述共纳入25项研究5 071名随访患者。2项研究为低风险,1 1项研究为风险不确定,12项研究为高风险。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化血红蛋白[MD=-0.39%（95%CI:-0.56,-0.21）]、舒张压[MD=-1.32 mmHg（95%CI:-2.44,-0.21）]、收缩压[MD=-1.92 mmHg（95%CI:-3.47,-0.37）]的长期效果有统计学差异（均P<0.05）,研究开展后12个月降低效果最显着,其中糖化血红蛋白可能受发表偏倚影响,舒张压和收缩压结果不够稳健。小组活动对患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体质指数、体重的长期效果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其中体质指数结果不够稳健且可能受发表偏倚影响。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生存质量、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心血管病事件、死亡事件无法进行Meta分析。除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体重证据质量等级为中外,其他指标证据质量等级为低或极低。医生/护士/专家开展小组活动[MD=-0.53%（95%CI:-0.79,-0.27）]、小组活动持续开展[MD=-0.87%（95%CI:-0.79,-0.27）]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利因素。家属/好友参与、小组患者数≤1 0人、患者年龄<60岁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的可能有利因素。2.现场调查随访362人,随访率为72.40%,信息系统匹配483人,随访率为96.60%。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协变量后,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发生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对自我管理患者而言,自我效能得分≥80分是防止糖尿病肾病[OR=0.06（95%CI:0.01,0.59）]、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OR=0.06（95%CI:0.01,0.55）]发生的保护因素;生活在城镇[OR=0.24（95%CI:0.07,0.89）]是防止并发症发生的保护因素。相比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收入在 1000-3000 元[OR=0.28（95%CI:0.08,0.98）]是防止高血脂发生的保护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3000元[OR=0.36（95%CI:0.14,0.88）]、≥3000 元[OR=0.15（95%CI:0.03,0.70）]、入组前自报发生某些合并症[OR=0.20（95%CI:0.07,0.52）]是防止其他合并症发生的保护因素。居住地为城镇[OR=0.16（95%CI:0.04,0.55）]是防止入组后死亡发生的保护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与自我效能得分、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入组前合并症自报情况、居住地与糖尿病病程存在相加效应交互作用。研究结论1.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一定的长期效果,对血压降低可能有长期效果,对血脂、体重控制、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死亡未见影响,对患者生存质量、自我管理依从性、就诊次数的长期影响尚无法定论。2.医生/护士/专家开展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持续开展是糖化血红蛋白降低有利因素,自我效能高是防止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保护因素,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是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的危险因素。3.建议自我管理小组活动由医生/护士/专家来组织开展,以患者自我效能提高为核心目标,同时建立小组活动持续开展机制,以期实现自我管理效果长期维持。4.建议把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作为今后糖尿病干预重点人群。
刘杨[4]（2021）在《基于区域大数据平台的脑卒中发病的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利用宜昌市和宁波市的区域大数据平台中脑卒中发病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计算脑卒中发病水平,分析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与脑卒中发病之间的关系,为脑卒中的预防控制、支持性环境的良好建设和区域大数据平台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性思路和可行性建议。方法:基于文献和现场调研,确定研究因素,选择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居住点距离医疗机构的直线距离、居住点距离公园的直线距离、居住点距离公共交通站点的直线距离作为脑卒中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指标。制定区域大数据平台数据抽取标准,建立地方数据仓库。确定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收集并整理2017年～2019年宜昌城区（西陵区、点军区、伍家岗区、猇亭区）和宁波市北仑区的脑卒中发病及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将文本地址信息转换为经纬度数据,利用Arc GIS软件计算最近直线距离。采用回归预测法进行缺失填补。按照年龄、性别,以1:1的匹配比例,匹配对照组。计算脑卒中发病水平,并根据空模型结果选择条件logistic回归,以脑卒中首次发病为因变量,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为自变量,高血压、糖尿病、职业情况、受教育水平、民族、婚姻状况作为协变量,并考虑交互效应,分析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同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绘制剂量-反应关系图。结果:2017年～2019年年均标化发病率为118.78/10万,其中标化发病率最高区县是猇亭区（233.01/10万）,最低为西陵区（88.02/10万）。脑卒中发病率均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P<0.05）,男性标化发病率均高于女性。2017年宜昌城区发病率远低于2018年和2019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签约组的发病风险是未签约组的0.926倍（P=0.107）,而≥65岁研究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组发病风险是未签约组的0.688倍（P<0.05）,基于北仑的家庭医生签约组发病风险是未签约组的0.499倍（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距离医疗机构直线距离为1,000～2,000米和≥2,000米组的发病风险是<1,000米组的1.069倍和1.146倍,在统计学上无意义,但剂量-反应关系显示,脑卒中发病风险随着医疗机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距离公园直线距离为1,000～2,000米和≥2,000米组的发病风险是<1,000 米组的 0.242 倍（P<0.05,95%CI=0.122～0.480）和 0.303 倍（P<0.05,95%CI=0.170～0.541）。但基于宜昌城区数据,脑卒中发病风险随着公园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距离公共交通站点直线距离为1,000～2,000米和≥2,000米组的发病风险是<1,000 米组的 1.821 倍（P<0.05,95%CI=1.092～3.038）和 4.126倍（P<0.05,95%CI=3.067～5.550）,剂量-反应关系显示,脑卒中发病风险随着公共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结论:家庭医生签约可降低脑卒中发病风险,尤其是≥65岁人群;当居住点距离医疗机构、公园、公共交通站点越远,脑卒中的发病风险越高,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支持性环境。建设良好的支持性环境需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签约服务内容;强化社区医疗服务质量,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便利的医疗服务;科学规划公园服务半径,最大化绿色效益;增强公共交通重视程度,促进公共交通的可持续性、便捷性服务,推进居住点至公共交通站点距离<1000米的站点建设。区域大数据平台的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内容,提高数据质量;促进平台数据的科研使用;推进平台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互联互通;基于平台开发创新高效的慢病管理措施。
张姣姣[5]（2021）在《中国创伤性脊髓损伤住院患者疾病负担及转归分析》文中指出背景创伤性脊髓损伤（Traumatic Spinal Cord Injury,TSCI）是由伤害性事件导致的急性神经损伤类疾病,具有突发性、高致残性、治疗费用高昂、康复时间长和转归效果差等特点,不仅会给个体的身心带来严重伤害,而且会对整个家庭、社区及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TSCI是一种可预防的伤害性疾病,而制定预防性策略需要有效的疾病特征数据支撑。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TSCI流行规模和救治成本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创伤登记系统实时获取TSCI患者的流行特征资料,而中国尚未开展全人群范围的TSCI流行病学调查,同时从中国伤害性疾病的救治体系和救治模式来看,TSCI发病后易于流向三级医院住院病案系统,因此通过开展基于三级医院病案系统的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等相关研究,可初步了解TSCI对我国人群的危害程度及特点,为制定TSCI防治策略提供依据。目的基于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和西安市红会医院TSCI住院患者费用调查,描述我国TSCI住院患者的流行特征,分析影响TSCI住院患者费用和转归效果的因素,初步了解TSCI给我国人群健康带来的疾病负担。方法首先,通过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分析我国TSCI住院患者的流行特征。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摘录2018年1月1日-12月31日入院的TSCI住院患者人口统计学、损伤及救治特征等信息,经数据清洗后共纳入4404名调查对象。利用复杂抽样加权和脊髓损伤相关床位占比估算全国三级医院的TSCI住院患者数,同时描述住院患者的特征分布。其次,通过西安市红会医院的TSCI住院患者费用调查,分析TSCI住院费用情况。本次调查从西安市红会医院病案系统中摘录2019年8月1日-2020年7月31日入院的TSCI住院患者数据,共382名。利用上述数据,描述不同TSCI疾病特征的住院费用分布,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住院患者费用的因素。最后,利用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中的出入院ASIA损伤分级变化描述TSCI住院患者神经功能转归现状,并采用两水平logistic随机截距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医院间影响住院患者神经功能转归的因素。结果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三级医院TSCI住院患者约为72907例,住院患者发生率为52.35/100万。在4404例TSCI住院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中,平均年龄为51.6岁,≥60岁患者比例为32.4%;男女比例为3:1,且0～9岁的男女比例最低（2:5）,30～39岁最高（4:1）;农民和工人的比例最高（56.2%）。在损伤病因中,高处坠落为首要损伤病因（30.1%）,常见于男性和青壮年人群;跌倒为次要病因（28.2%）,常见于女性、儿童和老年人群。在损伤水平与程度中,颈脊髓损伤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不完全脊髓损伤占86.0%,与颈脊髓损伤相比,胸脊髓损伤的平均年龄较低,完全性脊髓损伤比例高（48.4%）。在入院ASIA损伤分级中,D级脊髓损伤所占比例最大,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入院ASIA损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A级至C级脊髓损伤的比例均高于女性,<10岁组中B级脊髓损伤比例最高,其它年龄组均为D级脊髓损伤比例最高,且入院A级和B级脊髓损伤患者的主要损伤病因为高处坠落,C级和D级损伤患者为跌倒。在救治特征分布中,中位住院时间为14天,受伤后2小时内入院的比例为7.5%,受伤当天手术的比例为1.9%,接受手术和康复治疗的比例分别为71.8%和37.4%。基于西安市红会医院TSCI住院费用调查数据得出,382例TSCI患者的总费用为3908万元,人均住院费用为102305.2元,中位住院费用为76569.4元,次均住院费用为43959.5元。在TSCI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住院时间对住院费用的影响最大,随后依次为手术等级、合并损伤、损伤病因、康复治疗和入院ASIA损伤分级。基于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得出,4404例TSCI住院患者的神经功能好转比例为27.3%。在出院ASIA损伤分级分布中,D级脊髓损伤的所占比例最高,其后依次为C级、A级、E级和B级,不同年龄组中均为D级脊髓损伤的比例最高,且随年龄增长呈波动升高趋势。在TSCI转归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不同医院的脊髓神经功能转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组内相关系数（ICC）为24.2%;在患者层面,年龄、损伤水平及程度、伴随骨折或脱位与脊髓神经转归效果呈负相关,而受伤至手术时间、康复治疗和手术干预方式与其呈正相关。结论基于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调查和西安市红会医院TSCI住院患者费用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估算的我国2018年三级医院TSCI住院患者约72907例,在缺乏全人群范围的TSCI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情况下,该数据对于阐述我国TSCI疾病负担现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2）TSCI患者住院费用（中位住院费用为76569.4元）高于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提示我国TSCI患者直接经济负担较重。多因素分析显示,住院费用受住院时间、手术等级、入院ASIA、合并损伤、损伤病因和康复治疗等因素影响。（3）TSCI住院患者转归效果差,提示患者出院后将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长期的疾病负担。多因素分析显示,转归效果受年龄、损伤水平与程度、伴随骨折或脱位、受伤至手术时间、手术和康复治疗等因素影响。（4）TSCI住院患者主要特征:TSCI常见于中老年,男性农民工是高危人群。高处坠落为TSCI住院患者首要病因。不同性别和年龄的TSCI病因分布不同,高处坠落和交通事故多发于男性青壮年,而跌落多发于女性、儿童和老年人群。TSCI住院患者多为颈段损伤,完全性损伤比例较低。男性、青壮年的损伤程度重。
单翔翔[6]（2021）在《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应用卫生策略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为促进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方法:①文献研究。查询文献资料了解中国和老挝两国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防治措施、资金投入、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现状。②系统分析法。将中国和老挝的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都看作是一个系统,对涉及到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和老挝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③比较研究法。比较中老两国消除血吸虫策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宏观环境等,明确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④STEEPLE分析法。分析中老两国社会/人口、技术、经济、环境/自然、政治、法律、道德等宏观环境对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有效实施的影响。⑤关键人物访谈法。通过访谈官员和专家,了解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等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结果:中老两国宏观环境的差异。在与血吸虫病传播相关的生活行为上,中国和老挝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居民在水田劳作也是感染血吸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老挝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湄公血吸虫中间螺宿主的分布特点所决定;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医疗卫生业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深化医改的新引擎;老挝经济总量远低于中国,产业结构也不如中国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中国。中国建立了近乎全人群覆盖的庞大医疗保障体系,老挝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老挝血吸虫病流行于湄公河流域的局部地区,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单一,消除策略上具有统一性。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地理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消除策略上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中老两国在卫生立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中国在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相对更加完善,法律环境为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宗教信仰对于老挝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观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是季节性的,流行时间为3-5月,我国湖区血吸虫感染在4-6月和10-11月出现两个高峰;湄公血吸虫中间宿主开放拟钉螺只有在湄公河及其部分支流的浅水地区才有发现,在湖泊、水库、沟渠、灌溉渠、鱼塘和稻田中都没有发现过。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是两栖动物,与开放拟钉螺有着不同的栖息地,如沟渠、排水沟、稻田、湿地、湖岸和人工池塘的边缘;在老挝,儿童青少年有更大的暴露和感染风险。在典型的中国湖区,大多数感染发生在18至49岁的男性中,大多数人感染血吸虫是由职业驱动的。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老挝的消除策略中没有提到针对螺的控制,我国实施的农业、林业和环境改造工程等尚不适用于老挝。湄公血吸虫的动物宿主目前确认的仅有犬和猪,而猪因进入湄公河水域可能性低,感染并不常见。鉴于中老两国血吸虫动物宿主的差异,我国实施的人畜化疗、封洲禁牧、家畜圈养、以机代牛等措施不适用于老挝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针对动物宿主的控制策略上,中老两国有很大差异。老挝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主要是群体化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干预（Community-Led 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CL-SWASH）、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这些领域,中老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老挝经过多轮MDA的实施,血吸虫病患病率迅速降低,单独应用Kato-Katz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老挝血吸虫病防治经费主要来源于WH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本国政府财政投入非常有限。整体上,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固定和单一。我国经费来源结构上相对多样化。结论: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社区防病意识薄弱和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实用型新技术的研发及现场应用有待推广;政府资金投入有限;水利工程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病媒控制困难等。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钉螺控制困难;动物传染源控制困难;生产和生活行为难以控制等。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包括: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一是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基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老两国在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主要应着眼于MDA、健康教育和CL-SWASH等,具体包括绘制风险地图、提高化疗覆盖率、优化诊断工具、强化监测和应对等。同时实用型新技术（包括检测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现场应用与推广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王振兴[7]（2021）在《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从1953年全国各级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到1997年我国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从2001年中国疾控中心的设立,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2017年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到遇上2019年的新冠疫情,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机构上经历了从卫生防疫站到疾控中心的转变,职能上实现了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剥离,以及疾病预防控制技术服务集中整合的转变。自2009年医改以来,“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突出。虽有大量资金进入,医疗机构分得主要部分,而卫生应急领域和疾控机构则仍然举步维艰。直至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才再次敲响疾控的警钟,也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疾控中心的重要性。目前,疫情防控进入了常态化阶段,我国在这次抗疫中表现出色,但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疾控中心在这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短板、弱项,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疾控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本文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出发,将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概述—疾控中心管理体制现状—存在问题分析—对策建议探索”的逻辑框架下,分析基层疾控中心属地管理体制存在主体碎片化、职责碎片化、机制碎片化、制度碎片化等问题。针对问题,以提升基层疾控中心疾控能力为导向,提出将基层疾控中心属地管理体制改为垂直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具体分为机构设置、职责配置、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四个方面进行,包括实行垂直管理、优化职责配置、完善协调机制、健全管理制度等对策建议。深入推进疾控体系改革,解决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碎片化”问题,对于加快提升基层疾控中心疾控效能,以及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黄馨[8]（2020）在《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旗下的微信公众号,面向公众发布健康信息,这是疾控中心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就目前来看,其并未完全适应新兴媒介技术对传播主体的要求。本文基于角色理论,以中国疾控动态每月发布的“TOP20榜单”的文章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其多重的媒介角色及角色缺失。研究发现,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主要采用健康科普框架、风险提示框架、政策资讯框架和互动沟通框架4种框架类型来进行健康信息的创作,承担着健康素养培育者、危机疫情提醒者、政府声音传递者和线上活动组织者4类媒介角色,其中健康素养培育者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究这类微信号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角色,选取了禽流感、疫苗事件和艾滋病三类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最后,本文结合研究发现,总结出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在角色承担的过程中,存在着危机疫情提醒滞后、深度互动能力不足等局限,并提出了依托大数据预判风险、精准获取用户画像等改进意见,以期进一步完善其媒介角色、更加有效地开展健康信息的传播。
陈宵[9]（2020）在《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蘑菇中毒死亡率和病死率均居食物中毒的首位[1]。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显示,2004-2014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报告蘑菇中毒病例3701例,死亡786例,病死率高达21.24%[1]。在蘑菇中毒中,约90%的死亡是由含鹅膏毒肽类毒素的蘑菇引起的[2]。鹅膏毒肽类毒素按照氨基酸组成和结构分为鹅膏毒肽（Amatoxins）、鬼笔毒肽（phallotoxins）和毒伞素（Virotoxins）三类,其中最主要的致死毒素是鹅膏毒肽[3]。但目前,关于鹅膏毒肽的研究尚不充分,针对该类毒素中毒治疗的争议大。分析原因,可能主要在于:（1）鹅膏毒肽在多个属的蘑菇中均有发现,而每个属的蘑菇又含有除鹅膏毒肽外的其它毒素,这些毒素间复杂的联合作用带来了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上的困难;（2）毒理学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不充分,导致效应靶点选择不明确,非特异性地盲目寻找治疗药物难以起到针对性的治疗效果;（3）缺少源于中毒机制和路径的用于早期诊断的效应生物标志物,临床上通常无法开展快速的鹅膏毒肽中毒诊断。临床常用的肝损伤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Cereal third transamin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红细胞血清总胆红素（Totalbilirubin,TBIL）等,但这些指标缺乏特异性,且多在病程的中晚期表现异常,对早期干预意义有限。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工作:（1）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根据文献对鹅膏毒肽中毒的治疗措施进行分类,对鹅膏毒肽中毒患者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和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基于横断面研究的系统文献综述和定量分析可全面揭示鹅膏毒肽中毒治疗的现状和问题并为鹅膏毒肽中毒后现有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证据支持;（2）构建鹅膏毒肽中毒的动物和细胞模型,探讨凋亡（特别是早期凋亡）在鹅膏毒肽诱导的肝损伤中的作用,并研究相关的上下游关键蛋白的变化,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鹅膏毒肽的体内毒作用链条;（3）应用代谢组学技术,对鹅膏毒肽中毒小鼠的肝脏全代谢谱进行系统分析,筛选并分析不同中毒周期机体的不同表观变化,找出差异代谢物以及相关的富集通路,为临床提供可能的鹅膏毒肽中毒效应标志物,以期做到早诊断早干预、降低含鹅膏毒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死亡率。第一部分基于Meta分析的不同治疗方案对鹅膏毒肽中毒的定量疗效评估目的:对鹅膏毒肽中毒患者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及其效果进行评估。方法:检索PubMed、Embase、OVID、万方和中国知网（CNKI）,收集整理数据,并对文献进行综述,根据文献对鹅膏毒肽中毒的治疗措施进行分类。同时,根据数据异质性情况,分别采取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同步进行偏倚评估和敏感性分析。结果:本研究共检索到文献2659篇,最终纳入Meta分析的文献70篇。模型结果显示,鹅膏毒肽中毒治疗后的总病死率为16.9%,其中亚组α-鹅膏毒肽中毒总病死率为26.3%。在单独一种治疗方式下,鹅膏毒肽中毒治疗后总病死率为21.4%,其中单独支持治疗的病死率（38.4%）明显高于单独药物治疗（8.3%）和单独解毒治疗（14%）;在两种治疗方式组合使用后,总病死率为16.8%,其中亚组分析提示支持治疗+药物治疗后的病死率为15.6%,解毒治疗+药物治疗的病死率为16.2%;当解毒治疗、支持治疗和药物治疗联合使用后的总病死率较低,为15.1%。从地理因素看,亚洲患者中毒治疗后的病死率（28.4%）要高于欧洲（12.5%）和北美洲（16.9%）。结论:鹅膏毒肽中毒病死率高,治疗效果不佳,且各大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药物、解毒和支持治疗联合应用治疗效果最好。第二部分ROS/p53介导的线粒体凋亡途径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早期事件目的:α-鹅膏毒肽被认为是鹅膏毒肽最主要组分,本部分主要探讨凋亡在α-鹅膏毒肽诱导的肝损伤中的作用以及上游激活信号。方法:BALB/c小鼠被随机分为3个剂量组（0、0.23和0.35 mg/kg）,每组6只。首先通过TdT介导的dUTP缺口末端标记（TUNEL）法观察α-鹅膏毒肽中毒小鼠在不同时间段（4、8、12、24、48和72h）的整体死亡和损伤情况。然后评估小鼠肝组织中氧化酶和抗氧化酶,包括过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活性以及参与凋亡的相关蛋白质的表达情况（细胞色素C,Caspase 8,Caspase 9和Caspase 3）。体外模型中,在不同时间点（6、12、24和36h）,用梯度浓度（0、2和5μM）的α-鹅膏毒肽对L-02细胞进行染毒。分别通过相差显微镜、细胞增殖/毒性试剂盒（CCK-8）和FITC膜联蛋白V+7-AAD凋亡检测试剂盒观察和检测染毒的L-02细胞的死亡和凋亡情况;并用免疫印迹分析（Western Blotting,WB）检测p53蛋白和线粒体凋亡途径下游相关蛋白（细胞色素C、Bax、Bcl-2、Cleaved-Caspase 9和Cleaved-Caspase 3）的表达水平;接着通过检测细胞间总活性氧（Intercellular tot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以及线粒体活性氧（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mtROS）水平,分析氧化损伤与α-鹅膏毒肽所致肝细胞凋亡的关系;最后,使用标准抗氧化剂N-乙酰-L-半胱氨酸（NAC）从侧面验证活性氧在α-鹅膏毒肽诱导的L-02细胞毒性中的作用。结果:1.α-鹅膏毒肽对小鼠肝组织和L-02细胞均造成损伤染毒小鼠出现明显的中毒表现,并且大部分在中毒72h以后死亡;另外,随着α-鹅膏毒肽染毒浓度的增加和（或）处理时间的延长,肝细胞（L-02细胞）的生长受到明显的抑制,显微镜下肝细胞生长密度显着下降,并最终死亡。0.23 mg/kg和0.35 mg/kg是理想的动物模型浓度,2 μM和5 μM是理想的细胞模型浓度。2.α-鹅膏毒肽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诱导肝细胞凋亡α-鹅膏毒肽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导致肝脏损伤,并且α-鹅膏毒肽诱导的细胞凋亡主要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发生。α-鹅膏毒肽染毒后小鼠肝脏组织（TUNEL染色）以及L-02细胞（FITC膜联蛋白V+7-AAD凋亡检测试剂盒）凋亡细胞数量增多,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着（P<0.05）。线粒体凋亡通路蛋白水平也发生改变,包括细胞色素C、Caspase-9、激活态的Caspase-3以及促凋亡蛋白的表达（如phosph-p53和Bax）的显着增加（P<0.05）,和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减少（P<0.05）。3.氧化应激可能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细胞凋亡的早期生物学事件随着α-鹅膏毒肽染毒时间的延长（4,8,12,24,48和72h）,ROS、SOD和CAT的活性逐渐降低,氧化应激产物特别是MDA的活性显着升高,各时间点染毒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着性（P<0.05）。染毒细胞总ROS以及mt-ROS显着增加,提示氧化损伤在中毒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添加ROS抑制剂后中毒指标（细胞存活率、细胞凋亡情况以及线粒体凋亡途径相关蛋白水平的改变）的逆转也证实了这一结论。结论:α-鹅膏毒肽可触发细胞的凋亡过程,包括改变p53和Bax、Bcl-2的蛋白表达水平,从而激活线粒体凋亡途径相关Caspase级联反应。ROS作为一种上游信号分子,参与α-鹅膏毒肽诱导的细胞凋亡。第三部分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能量失衡是导致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主要原因目的:在第二部分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染毒后肝脏组织出现广泛的中央小叶坏死区,且肝细胞炎性浸润情况严重。对肝细胞死亡机制的探索中,研究又发现细胞坏死在染毒后期占据主要原因,提示凋亡的研究不足以作为主因解释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与探索。作为人体内最为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肝脏损伤会引起全身性的代谢变化。因此研究肝脏的损伤机制时,不能仅关注肝细胞本身,要了解体内各种代谢产物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故本部分研究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对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进行全代谢谱分析,寻找差异代谢物及其所在富集通路的同时,从点到面探索可能的损伤途径及损伤的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趋势,并通过分子生物学试验加以验证,从而补充完善所涉及的路径,构建调控网路。方法:本部分研究分别从体内动物和体外细胞两个研究层面入手,筛选并验证了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乃至肝衰竭的可能作用通路。1.在通过肝脏生化酶指标和细胞存活率等指标确定构建的细胞和动物模型成功后,首先用免疫组化法和免疫印迹法观察了肝损伤过程中的炎症浸润标志蛋白（包括NF-κB p65,磷酸化NF-κB p65,IKBα和磷酸化IKBα等蛋白）的表达并用坏死相关试剂盒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了细胞的坏死情况。2.建立以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gas chromatography-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GC-TOF/MS）技术为基础的α-鹅膏毒肽中毒小鼠肝脏代谢组学研究模型,分析α-鹅膏毒肽对肝脏代谢谱的影响,结合单因素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并比对专业标准品数据库,筛选和鉴定出差异代谢产物,最后通过通路富集找出目标代谢通路。然后根据GC-TOF/MS结果提供的相关线索,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差异代谢通路进行验证和深入研究。结果:1.肝细胞坏死和继发反应是α-鹅膏毒肽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与前一部分试验结果相似,染毒小鼠出现明显中毒表现,染毒细胞出现明显存活率降低表现。同时,根据流式细胞仪分析结果,α-鹅膏毒肽染毒后,细胞主要处于坏死或凋亡晚期。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的细胞坏死率从24h开始显着增加（P<0.05）。免疫组织化学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肝细胞NF-κB阳性染色明显增加（P<0.05）,表明细胞核中活化的NF-κB的显着增多,且该趋势具有时间依赖性。同样地,在免疫印迹试验中,与对照组相比,α-鹅膏毒肽染毒组的NF-κB和下游蛋白IκB-α的磷酸化水平随时间显着升高（P<0.05）。2.α-鹅膏毒肽对肝组织代谢谱的影响2.1 总体情况分析对所有分组进行总体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tion analysis,PLS-DA）模型,研究发现早期小鼠肝脏小分子代谢物的变化主要集中在α-鹅膏毒肽染毒后8h到12h,而在染毒48h之后,小鼠肝脏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变化。2.2 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潜在效应生物标志物及其相关网络分析1)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模型的肝脏全代谢谱分析结果显示,在8h、12h和48h时染毒组与对照组的代谢产物存在显着差异。2)在α-鹅膏毒肽染毒后8h-12h期间,小鼠肝脏发生了第一阶段的变化。代谢途径富集分析（MPEA）显示淀粉和蔗糖代谢、泛酸和辅酶a生物合成以及精氨酸生物合成三个途径上的代谢产物发生了显着变化。筛选出D-葡萄糖、D-麦芽糖、葡萄糖6-磷酸酯、异麦芽糖、海藻糖、α-酮戊二酸、鸟氨酸、β-丙氨酸、泛酸、L-天冬氨酸、L-半胱氨酸、富马酸和N-乙酰谷氨酸为参与该途径的高度显着化合物,与对照组相比,染毒组13种代谢物的含量均发生显着变化（P<0.05）。然后观察了小鼠在暴露于α-鹅膏毒肽48h后的新变化。除了前面提到的淀粉和蔗糖代谢以及精氨酸生物合成外,柠檬酸循环（TCA循环）和半乳糖代谢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同样,在这两个途径中筛选了新出现的高丰度代谢物,包括柠檬酸、异柠檬酸、α-酮戊二酸、丙酮酸和D-半乳糖等（与对照组相比,P<0.05）。3.线粒体功能障碍是α-鹅膏毒肽引起肝细胞坏死的重要原因代谢组学的结果和对细胞死亡机制的探索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α-鹅膏毒肽引起肝细胞损伤和肝衰竭的主要原因。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涉及的途径包括:抑制呼吸链导致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耗竭,线粒体氧化应激增加、线粒体通透性转变（MPT）导致的肝细胞坏死等。因此,本部分研究检测了线粒体过渡孔的通透性（mPTP）,细胞内ATP水平,mtROS的生成,并使用 JC-1 量化了线粒体膜电位（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ψm）,从侧面反映了 mPTP的开放程度。结果显示,α-鹅膏毒肽显着降低了△ψm,同时导致mPTP通透性增加、ATP降低以及mtROS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着性（P<0.05）。而且所有结果均与时间有关,尤其是24h后变化更为明显。结论:α-鹅膏毒肽染毒小鼠肝脏代谢异常,提示淀粉和蔗糖代谢、泛酸和辅酶a生物合成、精氨酸生物合成以及柠檬酸循环（TCA循环）四个途径上的代谢产物发生了显着变化。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α-鹅膏毒肽诱导的肝脏代谢紊乱以及肝细胞坏死的主要原因。
王亚娜[10]（2020）在《沈阳城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卫生资源是以医疗卫生设施为重要载体,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合理布局对提高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健康城市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研究是吸收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指标权重法、改进两部移动搜索法以及服务区分析等Arc GIS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沈阳市城区医疗卫生资源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总结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其空间布局优化的主要对策。研究发现:现状医疗卫生资源整体上在城市商圈和公园附近呈现多核心集聚特征;省市级多分布在城市快速路附近的特征。但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现状仍存在着一些空间布局问题,例如:医疗卫生资源在空间分布不均衡;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足;部分区域缺乏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与人口居住地的分布不匹配。考虑历史发展、政府规划调控、市场以及人口需求分布、交通区位等影响空间布局的因素,并结合相关规划要求提出空间布局优化对策,包括在边缘区鼓励建设区级分院;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建设;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协调城市功能构建完整公共服务体系。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与方法。绪论中提出了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等内容。明确了医疗卫生资源的概念,理清医疗卫生资源的类型及层级,然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方法等进行综述,并总结案例对研究的借鉴之处。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首先建立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数据库,然后,从整体、分类、分级角度对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交通可达性以及服务水平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得出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空间布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确定影响沈阳城区现状的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空间布局的因素并进行分析,包括历史演变、市场需求、政府规划管控和其他相关因素等,这也是未来的空间布局优化要考虑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通过对现状沈阳城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的问题解析,考虑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对沈阳市城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提出针对性的空间布局优化对策。第五部分即第七章,主要内容包括总结和梳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包括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特征、问题以及优化对策,提出论文创新点,并且指出了研究的欠缺之处,最后对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思路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思路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对象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调查内容与质量控制 |
| 2.5 研究内容 |
| 2.6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3.2 老年人主要膳食模式提取与分析 |
| 3.3 不同膳食模式下老年人食物摄入特征和膳食多样性比较 |
| 3.4 我国老年男性膳食模式分布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我国老年女性膳食模式分布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我国三地区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关系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对象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调查内容与质量控制 |
| 2.5 研究内容 |
| 2.6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3.2 三地区老年人膳食模式提取与评价 |
| 3.3 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关系分析 |
| 3.4 宏量营养素供能比与肌肉衰减症关系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预测低肌肉量关系研究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对象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调查内容与质量控制 |
| 2.5 研究内容 |
| 2.6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3.2 老年人常规健康指标与肌肉量相关性分析 |
| 3.3 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构建与验证 |
| 3.4 老年人低肌肉量预测模型优化与应用 |
| 3.5 基于预测模型分析我国老年人膳食模式与低肌肉量关系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四部分 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筛选与分析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对象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调查内容与质量控制 |
| 2.5 研究内容 |
| 2.6 统计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初筛 |
| 3.2 基于多种统计学模型筛选老年人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 |
| 3.3 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生物标志物关系分析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创新点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老年人膳食营养与肌肉衰减症关系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2）广西重点地区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和二代传播风险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广西重点地区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实验室检测 |
| 1.5 数据收集与数据管理 |
| 1.6 样本量估算和统计分析 |
| 1.7 质量控制 |
| 1.8 伦理学事项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2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首次CD4计数比较 |
| 2.3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抗病毒治疗前死亡情况比较 |
| 2.4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抗病毒治疗后死亡和退出治疗及病毒载量情况比较 |
| 3 讨论 |
| 3.1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首次CD4计数情况 |
| 3.2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抗病毒治疗前死亡情况 |
| 3.3 研究对象不同HIV基因型抗病毒治疗后死亡和退出治疗及病毒载量情况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广西重点地区HI感染者二代传播基本再生数分析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实验室检测 |
| 1.5 数据收集与数据管理 |
| 1.6 R_0计算、样本量估算与统计分析 |
| 1.7 质量控制 |
| 1.8 伦理学事项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2 研究对象主要HIV基因型的R_0 |
| 2.3 研究对象主要HIV分子传播簇的基本情况 |
| 2.4 研究对象主要HIV分子传播簇R_0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 |
| 2.5 分子传播簇R_0与新近感染的相关性 |
| 3 讨论 |
| 3.1 研究对象主要HIV基因型的R_0 |
| 3.2 研究对象主要HIV分子传播簇的R_0 |
| 3.3 研究对象主要HIV分子传播簇R_0与增长率和新近感染的相关性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广西重点地区HIV感染者二代传播风险分子网络分析研究 |
|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实验室检测 |
| 1.5 数据收集与数据管理 |
| 1.6 样本量估算与统计分析 |
| 1.7 质量控制 |
| 1.8 伦理学事项 |
| 2 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分子传播网络基因阈值选择 |
| 2.3 抗病毒治疗减少HIV二代传播风险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4 抗病毒治疗减少HIV二代传播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
| 3 讨论 |
| 3.1 抗病毒治疗减少HIV二代传播风险情况 |
| 3.2 HIV二代传播风险的影响因素 |
| 4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研究创新性 |
|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HIV感染人群二代传播风险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已发表文章 |
| 致谢 |
（3）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目的 |
| 4 研究内容 |
| 第一部分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随访效果: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材料与方法 |
| 4.1 研究设计与相关定义 |
| 4.2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
| 4.3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
| 4.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
| 4.5 文献质量评价 |
| 4.6 统计分析 |
| 4.7 技术路线 |
| 5 研究结果 |
| 5.1 文献检索结果 |
| 5.2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
| 5.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估 |
| 5.4 自我管理干预效果评价 |
| 5.5 证据质量评价 |
| 6 讨论 |
| 6.1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关系 |
| 6.2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关系 |
| 6.3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血脂关系 |
| 6.4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血压关系 |
| 6.5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体重控制关系 |
| 6.6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生存质量关系 |
| 6.7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心血管病事件和死亡事件关系 |
| 6.8 国内外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差异比较 |
| 6.9 本研究的可靠性与局限性 |
| 7 小结 |
| 第二部分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5年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随访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内容 |
| 4 材料与方法 |
| 4.1 研究现场 |
| 4.2 研究对象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4.5 质量控制 |
| 4.6 技术路线 |
| 5 研究结果 |
| 5.1 一般情况 |
| 5.2 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发生情况 |
| 5.3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对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影响 |
| 5.4 自我管理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合并症及死亡影响因素 |
| 6 讨论 |
| 6.1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糖尿病并发症和合并症关系 |
| 6.2 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社区患者死亡关系 |
| 6.3 自我效能与糖尿病并发症关系 |
| 6.4 低收入、农村居住地与糖尿病并发症和合并症关系 |
| 6.5 农村居住地与社区患者死亡关系 |
| 6.6 随访研究结果与系统综述研究结果关系 |
| 6.7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7 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综述 国内外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4）基于区域大数据平台的脑卒中发病的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课题来源 |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对照表 |
| 1 研究背景 |
| 1.1 脑卒中影响因素研究 |
| 1.1.1 支持性环境 |
| 1.1.2 中间危险因素 |
| 1.1.3 不可改变危险因素 |
| 1.1.4 可改变危险因素 |
| 1.1.5 其他社会决定因素 |
| 1.2 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 1.2.1 国内研究方法 |
| 1.2.2 国外研究方法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资料与方法 |
| 3.1 资料来源 |
| 3.1.1 宜昌城区 |
| 3.1.2 宁波北仑 |
| 3.1.3 其他来源 |
| 3.2 前期准备和数据整理 |
| 3.2.1 平台数据抽取标准 |
| 3.2.2 研究对象纳入排除标准 |
| 3.2.3 支持性环境指标整理 |
| 3.2.4 缺失值填补 |
| 3.3 统计分析 |
| 3.3.1 模型理论基础 |
| 3.3.2 模型建立 |
| 3.3.3 分析软件 |
| 3.4 技术路线 |
| 4 研究结果 |
| 4.1 脑卒中发病水平 |
| 4.2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
| 4.3 回归分析结果 |
| 4.3.1 单因素分析结果 |
| 4.3.2 交互项分析结果 |
| 4.3.3 多因素分析结果 |
| 4.3.4 剂量-反应关系 |
| 5 讨论 |
| 5.1 影响因素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 |
| 5.1.1 家庭医生签约情况 |
| 5.1.2 居住点距离医疗机构的直线距离 |
| 5.1.3 居住点距离公园的直线距离 |
| 5.1.4 居住点距离公共交通站点的直线距离 |
| 5.1.5 其他因素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 |
| 5.2 支持性环境建设建议 |
| 5.3 区域大数据平台发展建议 |
| 6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6.1 创新性 |
| 6.2 局限性 |
| 7.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综述 健康大数据在慢性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创伤性脊髓损伤住院患者疾病负担及转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写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TSCI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 |
| 1.1.1 TSCI流行病学负担 |
| 1.1.2 TSCI经济负担 |
| 1.2 TSCI转归情况 |
| 1.3 TSCI数据现状 |
| 1.4 立题依据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3.1 研究思路 |
| 3.2 技术路线 |
| 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1 TSCI住院患者的流行特征描述 |
| 4.1.1 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调查 |
| 4.1.2 中国TSCI住院患者数的估算 |
| 4.1.3 确定分析指标与方法 |
| 4.2 TSCI住院费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TSCI住院患者费用调查 |
| 4.2.2 确定分析指标 |
| 4.2.3 统计学分析 |
| 4.3 TSCI住院转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确定分析指标 |
| 4.3.2 统计学分析 |
| 5. 研究结果 |
| 5.1 中国TSCI住院患者估算结果 |
| 5.2 TSCI住院患者特征分布 |
| 5.2.1 人口特征 |
| 5.2.2 损伤特征 |
| 5.2.3 救治特征 |
| 5.3 TSCI住院费用结果 |
| 5.3.1 基本情况 |
| 5.3.2 TSCI住院费用差异 |
| 5.3.3 TSCI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 |
| 5.4 TSCI住院转归结果 |
| 5.4.1 TSCI住院转归现状 |
| 5.4.2 TSCI住院转归的影响因素 |
| 6. 讨论 |
| 6.1 中国TSCI住院患者流行病学负担情况 |
| 6.1.1 中国TSCI住院患者数的估算 |
| 6.1.2 TSCI住院患者特征 |
| 6.2 TSCI住院患者经济负担情况 |
| 6.2.1 TSCI住院费用情况 |
| 6.2.2 TSCI住院转归情况 |
| 6.3 TSCI防治启示 |
| 7. 结论与建议 |
| 8.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创伤性脊髓损伤发病率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发表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创伤性脊髓损伤住院患者病案调查表 |
| 附录二 创伤性脊髓损伤住院患者费用调查表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6）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
| 1 血吸虫病是全球范围亟待控制和消除的重要疾病 |
| 1.1 血吸虫病概述 |
| 1.2 血吸虫病在全球的流行现状 |
| 1.3 WHO《血吸虫病2012—2020行动计划》为全球提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 |
| 2 进一步优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是当前我国与老挝同样面临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
| 2.1 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与防治策略 |
| 2.2 老挝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策略 |
| 2.3 中国与老挝卫生合作现状与展望 |
| 3 国内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研究现状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二部分 材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系统分析法 |
| 3.3 比较研究法 |
| 3.4 STEEPLE分析法 |
| 3.5 关键人物访谈法 |
| 4 指导思路 |
| 4.1 卫生政策与体系 |
| 4.2 全球卫生 |
| 5 技术路线 |
| 6 数据处理和分析 |
| 第三部分 研究结果 |
| 1 中国与老挝STEEPLE比较分析 |
| 1.1 社会人口环境 |
| 1.2 技术环境 |
| 1.3 经济环境 |
| 1.4 环境和自然 |
| 1.5 政治环境 |
| 1.6 法律环境 |
| 1.7 道德环境 |
| 1.8 宏观环境对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影响总结 |
| 2 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 |
| 2.1 时间分布差异 |
| 2.2 地区分布差异 |
| 2.3 人群分布差异 |
| 3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 |
| 3.1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略规划 |
| 3.2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措施 |
| 3.3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监测体系 |
| 3.4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经费投入 |
| 第四部分 研究结论 |
| 1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1 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2 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2 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 |
| 2.1 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 |
| 2.2 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
| 2.3 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 |
| 2.4 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 |
| 2.5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 |
| 3 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
| 3.1 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
| 3.2 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7）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1.2.1 基层疾控中心 |
| 1.2.2 管理体制 |
| 1.2.3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文献综述 |
| 1.3.2 国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5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主要内容 |
| 第2章 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的现状 |
| 2.1 发展历程 |
| 2.2 机构设置 |
| 2.3 职责配置 |
| 2.4 预警机制 |
| 2.5 人员情况 |
| 2.6 投入情况 |
| 第3章 基层疾控中心属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1 主体碎片化 |
| 3.1.1 条块分割严重 |
| 3.1.2 机构设置分散 |
| 3.2 职能碎片化 |
| 3.2.1 职责同构严重 |
| 3.2.2 权责不对等 |
| 3.3 机制碎片化 |
| 3.3.1 协调机制不健全 |
| 3.3.2 预警机制不畅 |
| 3.4 制度碎片化 |
| 3.4.1 疾控队伍不强 |
| 3.4.2 投入保障不足 |
| 第4章 基层疾控中心实行垂直管理的建议 |
| 4.1 实行垂直管理,明确主体责任 |
| 4.1.1 加强条块协同 |
| 4.1.2 优化机构设置 |
| 4.2 优化职能划分,合理配置权限 |
| 4.2.1 合理划分职能 |
| 4.2.2 赋予相应权力 |
| 4.3 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提高疾控预警能力 |
| 4.3.1 健全协调机制 |
| 4.3.2 畅通预警机制 |
| 4.4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设高效疾控体系 |
| 4.4.1 加强队伍建设 |
| 4.4.2 加大投入保障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8）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理论基础与样本选择 |
| 2.1.1 理论基础 |
| 2.1.2 样本选择 |
| 2.2 文本框架构建 |
| 2.2.1 框架构建 |
| 2.2.2 编码与信度 |
| 2.2.3 统计结果 |
| 第三章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媒介角色呈现分析 |
| 3.1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媒介角色呈现 |
| 3.1.1 健康素养培育者 |
| 3.1.2 危机疫情提醒者 |
| 3.1.3 政府声音传递者 |
| 3.1.4 线上活动组织者 |
| 3.2 典型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呈现分析 |
| 3.2.1 H7N9 禽流感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2.2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2.3 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3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角色承担局限及对策建议 |
| 4.1 角色承担局限 |
| 4.1.1 缺乏严谨的健康素养培育者 |
| 4.1.2 滞后的危机疫情提醒者 |
| 4.1.3 浅层次的线上互动者 |
| 4.1.4 不充分的谣言应对者 |
| 4.1.5 缺位的心理健康关怀者 |
| 4.2 对策建议 |
| 4.2.1 建立专业内容运营团队,强化内容审核 |
| 4.2.2 依托大数据,及时预判风险危机 |
| 4.2.3 精准获取用户画像,提升深度互动服务能力 |
| 4.2.4 密切关注舆论动向,加强舆情应对处置能力 |
| 4.2.5 丰富健康信息主题,重视心理健康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疾控机构微信文章榜单(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词表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标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部分 基于Meta分析的不同临床治疗方法对鹅膏毒肽中毒治疗效果的定量评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材料和方法 |
| 1.3 结果 |
| 1.4 讨论 |
| 1.5 小结 |
| 第二部分 ROS/p53介导的线粒体凋亡是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早期事件 |
| 2.1 研究背景 |
| 2.2 材料和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2.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线粒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能量失衡是导致α-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主要原因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材料和方法 |
| 3.3 结果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四部分 总结与展望 |
| 4.1 研究思路 |
| 4.2 研究结论 |
| 4.3 本研究创新性 |
| 4.4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4.5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代谢组学在天然产物毒性评价和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个人简历 |
（10）沈阳城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康中国目标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圈形成 |
| 1.1.2 辽宁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推动医疗卫生发展 |
| 1.1.3 沈阳市“三城联创”促进医疗卫生设施完善 |
| 1.1.4 居民医疗需求推动医疗服务市场规模扩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范围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进展 |
| 1.4.2 国内研究进展 |
| 1.4.3 总结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框架 |
| 1.7 研究重点、难点 |
| 1.7.1 研究重点 |
| 1.7.2 研究难点 |
| 2 相关理论与方法 |
| 2.1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相关理论 |
| 2.1.1 可达性理论 |
| 2.1.2 区位选择理论 |
| 2.1.3 生活圈理论 |
| 2.2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相关技术方法 |
| 2.2.1 潜能模型 |
| 2.2.2 两部移动搜索法 |
| 2.3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相关案例研究 |
| 2.3.1 南京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研究 |
| 2.3.2 北京市城六区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研究 |
| 2.3.3 广州市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研究 |
| 2.4 小结 |
| 3 医疗卫生资源数据库建立 |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1 沈阳市发展建设概况 |
| 3.1.2 研究区域概况 |
| 3.2 数据来源与收集 |
| 3.3 医疗卫生资源数据库建立 |
| 3.3.1 沈阳市道路网数据库 |
| 3.3.2 行政区划数据库 |
| 3.3.3 医疗卫生资源属性数据库 |
| 3.3.4 居住小区和人口数据库 |
| 3.4 小结 |
| 4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特征与问题 |
| 4.1 研究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概况 |
| 4.1.1 不同类型概况 |
| 4.1.2 不同层级概况 |
| 4.2 整体空间布局特征 |
| 4.2.1 集聚呈“两主三次多片区核心” |
| 4.2.2 省市级多分布在城市快速路附近 |
| 4.3 不同类型分布特征 |
| 4.3.1 医院集聚呈多核心且服务水平差异大,可达性呈圈层式降低 |
| 4.3.2 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服务范围较小 |
| 4.3.3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多分布在老城区,边缘区分布较少 |
| 4.4 不同层级分布特征 |
| 4.4.1 省级多集聚和平区且服务水平差异较大 |
| 4.4.2 市级服务水平较高且边缘区服务范围较小 |
| 4.4.3 区级服务水平差异不大但服务范围区域差异大 |
| 4.4.4 街道级分散城市边缘且靠近交通要道 |
| 4.4.5 社区级服务水平较低且服务范围较小 |
| 4.5 空间布局问题 |
| 4.5.1 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间差异较大 |
| 4.5.2 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数量配置不足 |
| 4.5.3 边缘区缺乏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
| 4.5.4 与居住小区分布不匹配且服务区域有限 |
| 4.6 小结 |
| 5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历史演变 |
| 5.1.1 省级创立时间较早且大都为上世纪遗存 |
| 5.1.2 市级发展历程较长且大都为新建设 |
| 5.1.3 区级创立时间较紧凑且本世纪较多 |
| 5.1.4 社区级多为本世纪新建设 |
| 5.1.5 小结 |
| 5.2 城市规划调控 |
| 5.2.1 城市发展建设 |
| 5.2.2 城市规划空间布局 |
| 5.3 市场需求 |
| 5.3.1 居住小区人口分布 |
| 5.3.2 居住小区人口密度 |
| 5.4 其他因素 |
| 5.4.1 交通区位 |
| 5.4.2 经济发展 |
| 5.4.3 自然环境 |
| 5.5 小结 |
| 6 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优化对策 |
| 6.1 在边缘区鼓励建设区级的分院 |
| 6.1.1 整体空间结构 |
| 6.1.2 空间布局均等化布局 |
| 6.2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建设 |
| 6.2.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空间布局优化 |
| 6.2.2 社区卫生服务站空间布局优化 |
| 6.2.3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治理能力 |
| 6.3 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 |
| 6.3.1 完善边缘区疾病预防和专科疾病防治所 |
| 6.3.2 完善各区的健康教育所 |
| 6.3.3 完善卫生监督所和妇幼保健所 |
| 6.4 协调城市其他功能,构建完整服务设施体系 |
| 6.4.1 协调与人口居住地分布关系 |
| 6.4.2 与其他配套设施建设相匹配 |
| 6.4.3 完善周边交通网络体系 |
| 6.4.4 优化周边自然环境 |
| 6.5 推动“双向转诊+智慧医疗”发展 |
| 6.5.1 推行“双向转诊”政策 |
| 6.5.2 推动“智慧医疗”发展建设 |
| 6.6 小结 |
| 7 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沈阳城区医疗卫生资源数据 |
| 附录B 调查问卷 |
| 附录C 调研图片 |
| 作者简介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思路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老年人膳食模式与肌肉衰减症关系研究[D]. 李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2]广西重点地区HIV感染者不同艾滋病病毒基因型疾病进展和二代传播风险调查研究[D]. 曹志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3]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长期效果研究[D]. 夏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4]基于区域大数据平台的脑卒中发病的支持性环境影响因素研究[D]. 刘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5]中国创伤性脊髓损伤住院患者疾病负担及转归分析[D]. 张姣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6]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D]. 单翔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
- [7]基层疾控中心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王振兴.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8]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D]. 黄馨. 广西大学, 2020(07)
- [9]鹅膏毒肽所致肝损伤的代谢组学研究以及毒理学作用机制验证[D]. 陈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
- [10]沈阳城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布局研究[D]. 王亚娜. 沈阳建筑大学, 2020(05)
标签：肌肉损伤论文;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论文; 饮食健康论文; 均衡膳食论文; 膳食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