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论文文献综述）
刘滢泉[1]（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黄笑丘[2]（2020）在《WTO上诉机构审查范围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WTO作为处理国家间贸易规则事务的唯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一直以来都为推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WTO基本功能之一是解决国家间贸易争端,由此设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则承担着几乎等同于国际贸易“最高法院”的职能,可对成员方提交的上诉案件作最终裁决。2016年伊始,美国不断针对上诉机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审查事实问题、对不必要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等涉及审查范围的“体制性越权”行为多加批评,近来甚至表态称须削弱上诉机构职能以推进WTO改革。对于美国掀起的单边主义逆流,各国积极向WTO建言献策旨在维护WTO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防止世界贸易被强权控制。但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中的有关上诉机构审查范围的规定在司法实践适用中确实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本文旨在从DSU中此类规定出发,分析上诉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审或类上诉审程序,就如何推进WTO上诉机构审查范围方面的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鉴于本文成文后WTO上诉机构已经处于停摆状态,希望本文能不仅在探讨WTO上诉机构改革方向方面上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且为在ICSID等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探索设置上诉机构时能够发挥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为WTO上诉机制审查范围概述,涵盖两小节,主要介绍了WTO上诉机制以及WTO运行现状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WTO上诉机制的设立初衷、WTO法定上诉审查范围及其适用局限性、国际社会对于WTO上诉机构改革的关注与回应等。第二、三、四章则分别围绕DSU中上诉审范围条款的以下三个司法适用局限性,结合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中的有关情形以及国际社会的有关建议,就具体改革方案展开针对性建议:1)“法律审”范围限制被突破;2)缺乏重审程序致使上诉机构发展出“完成分析”方法;3)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缺少规范。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法律审’范围限制被突破”在上诉机构司法实践中的两项具体表现（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DSU第11条也为上诉方将事实问题引入上诉审程序提供了渠道）,并在比较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中的上诉审范围以及参考国际社会的有关建议后,提出了将上诉审限定在“法律审”范围内的改革建议。第三章则对缺乏重审程序致使上诉机构发展出的“完成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并比较了内国法与国际司法体系中不同的发回重审程序,参考了国际社会的有关建议后再次确认了“增设发回重审程序”这一改革方案的必要性,并讨论了上诉机构可发回重审的两种具体情形。第四章通过案例表明了上诉机构在实践中适用司法经济原则的类型,讨论了不当适用司法经济原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再结合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立法经验,比较了各国对此提出的不同意见后,建议DSB通过增订DSU具体条款、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件中发展出司法经济原则适用的必要性标准等来规范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
杜晓倩[3]（2020）在《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文中研究指明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重要而又充满争议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是WTO制度最为核心和独特的功能,其维护了WTO的权威并保证其正常有效的运转,因此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从而被主要成员方所重视。没有争端解决机制的WTO是不完整的。WTO对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其特有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支柱。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之间贸易往来日益密切,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可避免的贸易摩擦。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代主要WTO成员国的不二之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自1995年WTO成立起,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达298起,特别是近几年,伴随着两国日渐频繁的经贸往来,大大小小的贸易摩擦也接踵而至。在将中美贸易摩擦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奉行“美国优先”的思潮,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措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上诉机构陷入停摆。同时争端解决机制也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例如,“例外规定”模糊、缺乏必要的保全措施、透明度不足、裁决执行难等等。维护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依赖于完善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贸易摩擦背景下探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追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产生背景为起点,充分了解了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四大程序的具体运作过程,进一步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及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历程及目前各国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整理。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了充分的认识了解后,从第二章开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切入点,近一步分析在将中美贸易摩擦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过程中,美国屡次违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具体表现为擅自实施单边主义措施、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导致上诉机构因人员不足而陷入停摆。同时分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贸易摩擦过程中自身所暴露出来的程序及制度上的一系列缺陷。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存在一些困境,主要有:思想观念落后、法律制度不健全、人才建设不到位、主体沟通不协调等。我国在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亟需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首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前景作出科学性的展望并做出了议题设计,使改革之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其次,立足于WTO自身和中国两个立场,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对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WTO的固有缺陷一一提出完善建议,同时我国从内外两方面作出努力,对内从思想、法律、制度、人才建设、机构组织上进行完善,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贸易摩擦预防机制和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对外则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以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转为当务之急,其他改革依次展开,以期推动国际经贸关系的健康稳步运行。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视角展开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以期更好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中美贸易纠纷,并为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方向上的引导。从长远来看,在于增强我国运用WTO解决争端的积极性,重塑和完善中美经贸规则,为世界各国贸易纠纷解决提供中国样式、贡献中国智慧。从而促使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真正成为国际贸易公平的保护者和维护者。
张辉[4]（2018）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从初创到繁荣。学术成果数量巨大,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但回顾以往,仍有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这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理论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的不足、学术研究成果定位模糊、研究对象选择过于追逐热点、研究方法的僵化和单一等问题。展望未来,中国正处于一个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参与、观察和研究实践,这也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张旌[5]（2018）在《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国际贸易争端的原因有很多,解决方法也是多样的。WTO制定了一套贸易救济制度用于解决争端。WTO各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依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向争端解决机构（DSB）请求解决。在案件中,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裁决或建议大多都得到了执行,但是存在败诉方拖延执行裁决的问题,执行的效果不理想。裁决的执行情况有赖于WTO争端解决执行制度的贸易救济机制（下文简称贸易救济制度）的保障。在肯定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执行救济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故研究贸易救济制度能够为我国更好的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建议。本文以DSU谅解条文和各国提交的修改DSU方案为基础,试图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并提出改进建议。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概述,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阐述贸易救济制度的概念,论述了贸易救济制度的法律地位。第二部分介绍了贸易救济制度的特点,前两部分用具体案例论证了贸易救济制度的特点。第三部分介绍了贸易救济制度所包括的救济措施,引出该制度存在的缺陷。第二章是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缺陷,本章从四个方面探讨此制度存在的缺陷。首先,通过案例分析,论述了败诉方利用“合理期限”拖延履行;其次,贸易救济措施存在的缺陷包括有限性、非溯及性和适用固定顺序被利用拖延履行等。然后,从执行救济制度中找出产生各缺陷的原因。最后,得出执行救济制度中合理期限、救济措施、非溯及性以及次序性需要修改的结果。第三章是改革WTO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的设想,评析各成员方对WTO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介绍了中国所提出的贸易救济机制改革方案,并提出了我国参与和遵守DSU规则的建议。本章结合数据和案例详细论述了贸易救济制度的制度规定,并分析了贸易救济制度的改革方案。对上文提出的非溯及性、次序性、补偿和报复措施提出了改革建议。
喻卓[6]（2017）在《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文中研究说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四、六辑分别刊登了近年来学术辑刊中有关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论文目录,本辑继续刊登,以方便同仁检索利用。前三辑综目都是按地域来划分,连同国际组织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史料选编、学术动态和书评等专题,分九大部分,与前三辑相比,本辑综目增加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题,共分十大部分。每条书目收入论文名、作者、辑刊名、辑刊期号、起止页码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本目录是首都师范大学原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档案整理小组"集体合作的结果。原小组指导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教授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原小组成员艾亚迪、狄安略、李云霄参与了整理工作,最后由喻卓统稿。
江虹[7]（2017）在《《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社会各国存在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自拥有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由此产生。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原本局限于一国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了国际影响。各国政府为保障本国国内居民生命健康与食品安全而采取安全措施,然而这些措施逐渐异化为自由贸易壁垒。WTO框架下《SPS协定》既允许各成员国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与食品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又要求这些措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不构成对自由贸易的变相限制,这二者如何协调始终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是关于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阐述。首先概述自由贸易理论与食品安全含义的演变与基本内涵,进而阐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产生与表现。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之间存在冲突,但同时也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基于此,分析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协调的可能性。第二章是关于《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规则与实践的阐述。《SPS协定》的目的在于实现贸易自由化与食品安全、公共健康之间的平衡与协调。《SPS协定》制定了一整套规则规范各国食品安全措施的合理运用,核心规则包括第2条科学证据规则、第3条国际协调规则、第5条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则。基于此,分析（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成员国食品安全贸易争端实践总体概况与典型案例,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反映了协定协调规则的适用与实效。第三章是关于《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中的问题与原因分析。《SPS协定》协调规则自身存在模糊性,一些关键性概念与规则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科技发展带来预防原则能否在协定下适用的问题;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协调作用有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与《SPS协定》缔结时成员国的认识局限有关,同时也折射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与成员国国家主权间的冲突以及成员国间贸易利益与食品安全管制权的冲突。此外,法典标准制定中逐渐显现出的问题导致其可信度受到质疑从而限制其协调基准作用的发挥。第四章是关于促进《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对策与启示。《SPS协定》对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协调应坚持“以人为本”、食品安全优先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符合WTO宗旨、GATT1994例外条款以及《SPS协定》的基本定位与价值。协调冲突需要明确的协调规则,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解释澄清协定中的模糊规则,通过部长会议及总理事会的“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与适用条件,从而更加明确成员国的权利义务内容、化解分歧与纠纷。同时,完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法典标准的制定与监督,更加充分有效发挥国际标准的协调作用。《SPS协定》下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表明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规则、预防原则的重要性,基于此,中国既要善用例外条款、保障食品安全,又要善用协调规则,挑战绿色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促进食品安全与自由贸易更好的协调。
王鸿[8]（2015）在《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TRIPS协议例外条款不同于GATT1994和GATS例外条款,也不是TRIPS协议中所有能够产生限制知识产权专有性效力的条款。TRIPS协议例外条款包括了第13条版权例外、第17条商标权例外、第26条第2款工业设计保护例外和第30条专利权例外四个条款在内。这些例外条款能够产生限制知识产权专有性的效果,被规定了严格的适用要件。部分WTO成员在与TRIPS协议例外条款有关的WTO争端案件中提出了诸如应当直接以TRIPS协议目标和原则作为例外条款解释依据的观点;在TRIPS理事会会议中对理事会提出了解释TRIPS协议第30条的要求并且阐述了以公共健康保护为理由直接实施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意愿。这些WTO成员在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时表现出脱离例外条款适用要件解释例外条款的诉求,这与WTO争端解决机构就WTO规则解释所坚持的文义解释优先原则相冲突。这部分WTO成员在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过程中呈现出扩张解释的趋向。希望扩张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WTO成员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TRIPS协议强化保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强国的倾向性、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无期限性、无地域性和无偿性以及知识产权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仅促使发展中国家也导致发达国家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TRIPS协议例外条款。面对TRIPS协议例外条款严格的适用要件,这些因素成为部分WTO成员扩张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原因。而TRIPS协议目标多元化和例外条款适用要件的差异性、内容的限定性和语言的模糊性又是为这部分WTO成员对TRIPS协议例外条款扩张解释提供了活动空间。基于WTO成员享有的国际造法权,WTO成员扩张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趋向应当被予以重视。如果WTO成员就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超出了合理限度,将会导致例外变成原则的后果,必将损害到TRIPS协议的安定性。而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TRIPS协议成为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础性协议,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本国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的衔接改造工作并且正在积极引导着TRIPS协议的变更活动,但美国等占有知识产权优势的国家却是正在试图摆脱TRIPS协议的束缚,正在TRIPS协议之外制订对其更为有利的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准则。一旦TRIPS协议丧失安定性,发展中国家这些知识产权弱势国家只能在美国等知识产权强国搭建的平台上进行磋商,又会再次面临被动接受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准则的局面。现行的WTO法律解释规则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的基础上构建而来,但基于TRIPS协议与GATT1994的差异,以解释GATT1994为核心的WTO法律解释规则是不能够有效地解决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解释问题。面对WTO成员扩张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诉求,应当构建起专门的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规则。在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体系中,解释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统一解释。其中,利益平衡是对不同主体权益的衡量。在适用利益平衡解释TRIPS协议例外条款时,一端是知识产权主体的私益,另一端是社会公众公益的直接表现或者间接表现。不能基于利益平衡的理由再产生新的失衡。同时,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解释不仅需要忠于法律术语的字面含义,也要保证不同例外条款中的相同术语解释的一致性。在适用次序上,合法性原则先于利益平衡原则;文义解释先于目的解释,目的解释先于统一解释。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的基础上,可以根据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规则对例外条款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在对TRIPS协议四个例外条款的内容分别予以逐条解释的同时,还可以需要被解释的模糊性词语为脉络,统一对“合法权益”、“无理损害”、“正常利用”、“无理抵触/冲突”、“某些特殊情况”、“有限例外”、“第三方”、“考虑”等模糊性词语进行具体解释。此外,根据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规则,可知当前引发系列WTO争端案件的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措施是对TRIPS协议第17条的不当解释,与该条款不相一致。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着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着作权例外,《专利法》第69条规定了专利权例外,但《商标法》尚未规定商标权例外。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和人民法院判决对知识产权例外条款的解释也是表现出扩张化的态势。应当借鉴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规则,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例外立法,将例外条款的法律解释规制在合理限度之内。
刘雪红[9]（2015）在《“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文中研究表明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WTO具有明显的“规则导向”特性,但WTO加入议定书及“超WTO义务”问题却暴露出WTO加入制度中的规则空白。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探讨“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导论部分简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并提出问题,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WTO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的概念和现象表征。WTO加入议定书起源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但沿袭过程中产生了与“超WTO义务”相关的各种法律问题。“超WTO义务”是WTO新加入成员在其加入议定书中所承诺的比WTO协定要求更严格的义务,它们散见于加入议定书及加入工作组报告段落中,隐蔽而不易被察知。很多WTO新加入成员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超WTO义务”承诺,这些承诺涉及贸易、经济、金融甚至行政和司法体制等诸多领域,其中因WTO争端案件而引发关注的出口税承诺是目前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主题。《中国加入议定书》中存在着大量的“超WTO义务”,其中补贴领域的“超WTO义务”是最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第二章分析“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机制原因和政治原因。WTO的加入机制不仅区别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也不同于联合国（UN）、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加入机制。尽管国际组织的在任成员都有可能以政治因素为由阻止申请者的加入,但是除了IMF外,申请者一旦被批准加入后,新成员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成员基本相同。尽管功能主义者及多数成员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具有“低政治性”,但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存在普遍的政治性。加入WTO耗时且过程繁杂,GATT/WTO在任成员会以政治理由影响新成员的加入,此外,一些贸易大国会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加入谈判,尤其是美国非常善于利用“互不适用条款”对申请加入成员间接地施加政治影响。第三章探析“超WTO义务”所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GATT-一般例外对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的可适用性问题,深层次上涉及加入议定书在WTO体系中的地位等制度性问题。对《WTO协定》、GATT 1994、加入议定书的范围界定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将《WTO协定》界定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将GATT 1994视为与货物贸易相关的、具有动态特性的规范,将加入议定书视为双边条约,这些均系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关于“超WTO义务”条款的定性,无论运用条约的保留、修正还是连续性条约、嗣后协定等理论来进行分析,都会存在矛盾和漏洞,因此,可以考虑将其界定为是“针对每一名新成员的具体情况而对WTO普遍规则作出的特殊适用”,适用于主要成员的普遍规则却并未受到影响。WTO加入议定书具有法律拘束力,可以构成WTO法的法律渊源,但并不能自动地具有《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之下的强制执行力。加入议定书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并且加入议定书条款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正是这两点才构成加入议定书条款具有可强制执行力的基础。无论是从词源还是WTO实践看,“组成部分”都具有深刻内涵,意指有机组成一个整体；对于新加入成员的权利义务,不能单凭"WTO协定”也不能单凭“加入议定书”而定,必须要两者相结合才能确定新成员在WTO法律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章重新审视WTO义务性质及其合法性与正当性。WTO协定与WTO义务的性质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然而,它是正确解释和适用WTO条款的基本前提。WTO成员必须遵守的实体性义务主要分为“规则义务”和“市场准入义务”,它们分别来源于普遍性规则和契约性承诺,同时具有普遍性、双边性和互惠性。“超WTO义务”的规定从形式上看具有合法性,但由于其创设“无标准且无程序”,实体上也不公平,因而具有非正当性,会对WTO宪政化产生负面影响。第五章深入分析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条约的含义和适用取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现代条约解释体制仍旧是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规则及未被编纂的习惯规则组成,WTO的司法实践仍旧会坚持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解释规则为主。在运用现存的条约解释规则时,应该根据条约的类型和义务的特性对不同的解释要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需要重视一些特殊解释习惯规则及格言的作用与运用规律,比如“遇有疑义,从轻解释”（限制性解释）和善意原则。WTO加入议定书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沉默”,要辨明沉默并不等于司法不可裁。加入议定书中所存在的诸多沉默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带有“司法造法”色彩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GATT一般例外具有灵活性、紧急性、不可预见性和一般适用性,应该适用于GATT项下的全部义务,包括涉及到商业政策、货物贸易等内容的加入议定书条款。实践中,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时需要厘清两个误区,即固有权利不同于约定权利,限制性解释不等于限制性适用。条约本身会向像有机组织一样适应环境而演进发展,对条约的解释也应该根据当代的环境、条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随时间演进的条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随着嗣后行为修改条约在理论与国际司法实践的衰落,演化解释会受到更大的重视和运用,在具体运用时则需要同时根据主客观要件来进行判断。除了“事实的演化”外,还存在着“法律的演化”,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通过将外部国际法规则纳入到条约解释中也会促使演化解释的产生。WTO中的“美国——虾案”和“中国音像制品案”在对“可用竭自然资源”和“录音产品分销服务”进行解释时运用了演化解释法。此后,WTO在相关的补贴与反补贴案例中对于外部基准问题的解释,进一步体现了演化解释的变异与扩大化使用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结论部分总结全文主要观点,简要回应导论所提出的与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相关的问题,并总结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启示,进一步提炼出针对性建议。
甘翠平[10]（2014）在《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曾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成员的谷口安平指出,如同任何一国国内法律体制那样,WTO法律体制由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组成,实体法规则包含在各种多边贸易条约之中,而程序和组织规则主要包含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之中。DSU规定了磋商、仲裁、调解和斡旋以及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处理争端等几大程序,DSU一方面就磋商、专家组程序和上诉机构复审程序等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另一方面,对很多程序问题却未予以规定,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自1995年运作后不久就面临一些重要的程序争议和程序问题。但是,梳理WTO争端解决机制内个案争端解决实践,就会发现,存在几大类型的程序问题,他们在个案基础上、在争端当事方推动下,经过专家组和/或上诉机构的说理分析,逐步形成比较统一的案例法。本文旨在对WTO争端当事方在争端解决机制内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确立几大类程序实践及根源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是DSU中未予规定的问题,如公开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听证程序、适用顺序、先决异议和先决裁决等程序问题,或者DSU有规定,但是当事方却在个案专家组和/或上诉机构程序中主动突破或支持突破这些规定,如争端当事方就上诉期限、第三方和第三参与方参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程序的权利等,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案过程中提出相应程序请求,并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做出裁决,从而形成并发展相关程序判例法。这些程序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DSU中未予以明确规定而争端方推动有关程序的问题,另一类是争端方在个案解决实践中突破DSU明确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推动专家组和/或上诉机构形成相关程序案例法。针对这些程序问题,WTO成员方在多边复审谈判过程中虽然提出过修改建议,但却一直未能在多边体制内就此类问题（以及其他不是本文研究对象的问题）的修订达成一致。与政治决策相对薄弱和低效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却在个案基础上形成比较普遍的实践。本文对WTO成立至今上述几大类争端方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形成和发展有关程序实践和案例法的实践进行分类与分析,并探讨了其在WTO框架下的存在的法理、历史根源、组织和机构根源。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严格遵循DSU条款规定,一方面他们在处理DSU没有规定的很多重要程序问题方面享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对于DSU条文的严格遵守,又会使得他们在DSU予以明文规定的方面几乎没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来回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探讨的程序问题,都是WTO争端方提出共同请求或者争端一方提出程序异议或者支持某种程序请求,从而推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作出相应裁决及程序安排,从而形成相关程序案例法,因此不同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一般的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创立案例法。本文通过对WTO争端当事方在个案争端解决过程中推动形成上述几大类程序案例法的实践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竭力获取至今为止每一种程序推动实践模式下所有相关案件,并追溯到每一类程序实践中的第一例案件（尽可能包括GATT和/或WTO时期）,基于这些案件资料和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因此,案例研究法是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为了分析和阐释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成员方推动程序案例法形成的特点,以及WTO相关程序规定的现状和实践的发展趋势,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还包括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关于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是指将WTO与其前身GATT争端解决相比较、将WTO与国际法院和ICSID等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有关的程序规则和程序实践进行比较,以期在纵向和横向比较维度内比较完整和全面地分析WTO争端解决机制内争端方推动程序案例法的实践发展,并进一步对这类实践存在与发展的历史、组织和机构根源加以分析,为中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规则、更有效地参与DSU多边修订谈判以及WTO争端解决而提供学理支持。文章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为全文搭设理论框架,论述WTO争端当事方在个案争端解决过程中推动程序实践的历史根源、组织根源和机构根源。WTO的前身GATT1947从早期仅有“寥寥数款”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逐渐在争端解决实践中补充完善争端处理的程序和规定,争端解决从“外交为导向”的实务主义逐渐过渡到“以规则为导向”的准司法主义。基于诸多案例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表明,GATT1947争端解决机制在绝大多数案件中给出了令争端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尽管实际上,GATT争端解决机制从其设立之初就存在多种缺陷。由于GATT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并没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和系统的争端解决规定,因此,GATT争端解决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实践中逐步完善,而非一蹴而就。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是通过实践发现问题、以制定补充或改善文件的方式不断完成的,或者说是从实用主义不断过渡到法律主义。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可以从WTO对于GATT的继承和发展中找到历史根源。从乌拉圭回合谈判背景可以知道,对于拟将成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到底应该是如美国所主张的司法刚性,还是如欧共体所主张的灵活而具有弹性,成员方本身意见不统一,但是在美国的坚持和推动下,欧共体等妥协转而支持美国的建议,并最后促成DSU达成,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既具有显着的司法性特点,例如,强制管辖权、专家组成立的准自动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准自动通过等,但同时又兼容外交和磋商等方式解决成员方之间的争端,磋商是WTO专家组争端解决的前置程序,DSU对争端双方达成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表现出明确的偏好。第一章还论述了争端方推动程序的组织和机构根源。WTO从GATT时期的“海关和贸易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俱乐部”发展演变为一个拥有数量众多、成员背景大为不同的大型国际组织,WTO这个国际组织运作的基础是一大批背景文化异质的成员方相互合作,在决策和通过新的规则程序方面,WTO机构采取的基本方式是“协商一致”。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受到的机构制约使其一方面很难进行决策,也很难通过协定规定的方式解释规则或者更新旧的规则。截止目前成员方就DSU进行修订谈判的实践表明,两轮谈判回合之间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或者修改WTO规则,这样的现状对于执行WTO规则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器有效运转,或许会诱使WTO规则制定者即WTO成员方将一些棘手的问题留待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解决。WTO压倒性多数的成员方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这样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他们构成与发达国家成员方抗衡的另一极,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的发达国家再也不能像以前在GATT时期那样驱动多边体制向他们拟定的方向发展,WTO这样的“组织”和“机构”构成,再加上它对GATT实用主义、成员驱动和争端当事方主导文化的继承,使得争端方在个案解决过程中对于DSU未予以规定的程序问题,或者DSU明文规定的程序主动突破或支持突破,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形成相关程序案例法。第二章至第五章探讨的是WTO争端当事方在专家组程序、上诉机构程序和执行程序中推动程序发展的主要实践。其中第二章是关于执行程序过程中,原争端申诉方和被诉方对于被诉方执行DSB裁决与WTO涵盖协定的相符性发生分歧,从而产生DSU第21.5条相符性审查专家组程序和第22.6条仲裁程序之间孰先孰后以及两大条款项下时限冲突问题,即俗称的“适用顺序”问题。“欧共体香蕉案III”争端解决过程中首次暴露出“适用顺序”问题,并以“欧共体香蕉案III”特有的“妥协式解决方案”加以解决,这一模式虽然化解了DSB险些陷入的程序危机,也解决了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的个案争端,但是问题在于将DSU第21.5条和第22.6条项下两大程序合二为一的做法既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精神,在履行DSU规定的程序时限方面也存在实际困难。此后50多起案件中“适用顺序”问题都是由争端方通过达成双边程序协议加以解决。争端方达成双边程序协议解决“适用顺序”问题又可以划分成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争端双方协议,胜诉方先行提起第21.5条相符性审查专家组程序,直至第21.5条程序结束后,才能提起第22条项下中止减让报复授权程序;另外一种是争端双方协议,同时提起第21.5条及第22条程序,但双方尽快请求第22.6条仲裁人中止工作,直至第21.5条专家组作出裁决。第三章论述的是争端当事方在个案基础上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听证程序公开。被誉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之父”、WTO上诉机构创始人的Julio LacarteMuró先生,曾参与了GATT所有八轮谈判,见证了多边贸易体制在长达一个甲子岁月里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保密性”是GATT的基本法则,而这样的秘密“协商文化”正是WTO从GATT那里继承而来的衣钵,秘密协商文化的深度和重要程度,WTO至今仍无法轻易低估、也很难低估。半个世纪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程序和实践习惯不可能瞬间消失殆尽,它们往往会自我渗透于现在的实践之中,特别是当变革需要WTO成员方全体一致同意才能做出的情况下。目前虽在本质上已基本具有司法性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因起源于GATT外交体制中的“调解”,因此还依然残存着GATT遗留下来的传统、精神及做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保密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WTO从GATT继承而来的外交根基。保密性是WTO争端解决程序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DSU至少包含6个有关保密性问题的条款,DSU附录中也有两段专门涉及保密性问题。但是WTO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非政府组织等关于WTO增强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开始,WTO开始迈入“世界主义政治”（cosmopolitics）时代。2005年“欧共体持续中止减让义务案”专家组支持了争端方美国、加拿大和欧共体提出的共同请求,将专家组与争端方之间的实质性会议公开。此前,WTO成员方对于听证公开的可取性和合法性看法不一,分歧很大,几乎绝大多数认为,不修改WTO协定,听证公开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WTO专家组公开听证程序三年后,WTO上诉机构于2008年应参与方请求,也首次将上诉机构听证过程向公众公开。自2005年至2014年8月底,WTO专家组应争端方请求,听证程序公开的案件共计12起,上诉机构自2008年7月10日首次做出一项支持公开上诉机构听证程序的裁定,迄今为止,共在11起案件中公开了听证程序。专家组在援引DSU第12.1条和附录三《专家组工作程序》等相关条款,找到了公开听证的合法性基础,但上诉机构在适用DSU有关条款准许公开听证方面,面临了较大的挑战。将WTO与其前身GATT比较,可以追溯出DSU关于公开听证规定和WTO现有实践的历史根源,GATT争端解决体制的仲裁-外交根源是WTO争端解决程序长期以来不对公众开放的根本原因。WTO成员背景异质化、WTO的实用主义和成员驱动型组织文化,以及他们在程序解释和修改方面面临的机构制约,使得争端方可以而且只能在个案争端解决过程中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听证程序公开。将WTO与国际法院、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及NAFTA等国际司法仲裁机构在公开听证法律基础、实践及特点等方面比较,有利于理解WTO在公开听证立法修改和实践方面的发展趋势。第四章是关于WTO争端当事方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特别是专家组就先决异议问题或者其他具有先决性质的程序问题作出先决裁决。先决异议往往在国际裁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先决异议程序也有可能被滥用。有些先决异议请求理由合法有效,但是有些则可能主要是作为拖延战术。国际法院的Thomas Buergenthal法官曾严词批评争端方滥用这些琐碎的程序战术,拖延或扰乱法庭对案件实质及时作出裁决。在国际法领域享有盛誉的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授Shabtai Rosenne将异议分为四种:一是阻碍型异议,这类异议阻碍所有进一步行动;二是防御型异议,这类异议的目标旨在不对案件实质做出裁决从而拒绝对方的诉请;三是解释型异议,它要求暂时中止案件审理程序直至对管辖权基础做出解释、解决管辖权争议;四是悬而未决型异议,这类异议拖延案件审理程序直至出现“外部事件”（extraneous event）。在这四种异议类型中,第一种是完全性质的先决异议,而第三和第四类有时候属于先决性质,而有时候不属于。WTO争端解决中最多引争议的先决问题是关于建立专家组请求的充分性,按照上述分类,它应该属于完全性质的先决异议。针对建立专家组请求和专家组职权范围等提出先决异议已经成为WTO争端解决程序的一个“普遍特征”。就建立专家组请求和专家组职权范围提起先决异议,经常意味着,WTO争端方在争端解决程序中打响第一场防御战。他们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从GATT/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出现大量的先决异议请求得到佐证。与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和ICSID等主要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对于先决异议和先决裁决进行明确规定不同的是,WTO的主要程序规则DSU及其附件等,并未明确规定单独的程序阶段,供争端任何一方就管辖权或者诉请的可受理性等提起先决异议。在实践中,WTO争端方在诸多案件中向专家组提出先决异议,或者就其他各类程序问题提出先决裁决请求,专家组在WTO建立之初多年的实践中倾向于在最终报告中就先决问题作出裁决,近年来,专家组在几起案件中,提前就争端方关于建立专家组请求的充分性所提出的先决异议做出先决裁决,而且以单独的WTO文件形式散发给全体成员方。这样的实践积累,或许将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关于先决异议问题的新趋势。第五章探讨的是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其他实践,具体包括:个案争端方突破DSU规定的刚性要求,向DSB提出共同请求,延长DSU第16.4条项下DSB通过专家组报告的时限,即延迟DSU明确规定的60天上诉期限,DSB同意争端方共同提出的这一请求并有了比较多的相关实践;另外,争端当事一方或双方在个案争端解决过程中通过同意或反对第三方（在个别案件中还有争端一方）向专家组提出的增强第三方权利,使其更广泛地参与专家组程序的请求,从而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程序法的发展和演变等。关于DSB同意争端当事方提出的延迟上诉期限,原因在于上诉机构自运作以来面临较大的工作负担,在同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争端方会向其提出几起案件上诉,对于在结构安排和享有资源方面都存在限制的上诉机构而言具有挑战性。DSU的谈判者在规定WTO裁断的刚性时间安排时,未能预计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之规模、大小和复杂度。已经卸任的上诉机构成员、来自南非的David Unterhalter教授主张,有时候提起的上诉案件数量超过上诉机构能够承担的极限,为了解决上诉机构的工作负担,需要一些规则来确定处理上诉案件的顺序,并确定上诉机构一次审理上诉案件的数量,这样才能提高上诉机构复审程序的可预见性,对上诉机构成员和争端方都很重要。而且应该放松上诉机构审案的90天时限。关于争端当事方共同或其中一方同意第三方提出的增强第三方权利的请求,从而推动专家组授权第三方享有更加广泛地参与专家组程序的权利,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条约规定的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所享有的权利极其有限,但在实际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却往往对此予以突破。这样的程序实践在GATT那里可以找到历史基础或者说历史根源。在1972年“英国美元区配额案”中,出现首例第三方参与GATT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在该案中,专家组仅被要求考虑第三方的利益,并未提及第三方的权利问题。但是,第三方参加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已经走在法律规定的前面。而在1985年“欧共体柑橘进口关税待遇案”中,GATT专家组不仅考虑了第三方利益还涉及到第三方权利问题,这表明第三方权利在GATT体制内逐步得到重视。在“欧共体香蕉案I”中,伯利兹（Belize）是在专家组成立后才提出第三方权利请求,专家组认为:“专家组没有权力接受任何国家参加专家组程序,但是,在争端当事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有关国家的参与。”WTO上诉机构首任秘书长Debra Steger女士等早在WTO运作后不久的1998年,对第三方制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意义和作用发表看法,并注意到,在个案（“欧共体荷尔蒙案”）争端解决专家组程序中,“在争端方和专家组同意的前提下,给予第三方超出DSU明文规定的权利”,相较于DSU第10条及其附录三中严格规定的权利,某些第三方在专家组程序中被授予“更为广泛的参与权”。“欧共体香蕉案III”是专家组在争端一方支持而另一方反对的情况下授予增强第三方权利的第一次尝试。朱榄叶教授早在2002年发表的关于WTO第三方制度的文章中预测:“随着争端解决实践增多,必将从个案中总结出适用于增强第三方权利的一般原则,使这一问题有章可循。”历经近10年的争端解决实践,专家组在个案基础上,援引之前专家组的说理,逐步形成比较统一的法理。专家组在处理第三方提出的增强第三方权利请求时,一般都会首先引用DSU有关条款,主要是DSU第10条第2款和第3款、DSU附录三第6段,然后会表示,已有的争端解决实践“已经确立”专家组在授予增强第三方权利请求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但是行使该裁量权必须受到“正当程序要求”和“需要警惕不适当地模糊DSU所规定的争端当事方和第三方权利之间的界限”。多起案件专家组表示,仅仅会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会授予第三方增强的权利。“欧共体大型飞机案”专家组,在此前多起案件专家组授予第三方增强权利实践和法理基础上得出结论:专家组会基于包括至少有争端当事一方同意的原因在内而授予增强第三方权利请求。最后,基于已有的案件和法理实证资料,以及对WTO、GATT和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和裁断机构就上述程序问题有关的规定和实践相比较,本文得出结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源于其对GATT近50年争端解决规则、实践和争端解决文化的继承,WTO虽然逐渐远离GATT外交主导的争端解决模式,但是仍然仅仅是在朝着规则导向的方向演变,现有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结合了“政治灵活性”和“适当司法刚性”的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WTO是由其“组织”和“机构”两部分组成的整体,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受到的机构制约使其很难进行决策,也很难通过条约规定的方式解释规则或者更新旧的规则。WTO占主导地位的成员推动型和实用主义组织文化、其迅速有效解决成员方之间争端的目标,使其能够“在法律做出变更之前,符合正义观念的司法实践是应该被准许的。”专家组和/或上诉机构在获得争端当事双方或一方同意、在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前提下,同意授予超出DSU相关规定的程序权利,GATT/WTO体制下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这类争端解决实践活动的可取性,也佐证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质。国际法院等司法裁断机构的程序规定及其司法实践严格依据已有的条约规定,可能也给WTO争端解决朝着规则导向的司法化方向演进提供了借鉴。
二、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1）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WTO上诉机构审查范围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WTO上诉机制审查范围概述 |
| 第一节 WTO上诉机制简介 |
| 一、WTO上诉机制设立初衷 |
| 二、WTO上诉机制的创新之处 |
| 三、WTO法定上诉审查范围及其适用局限性 |
| 第二节 WTO上诉机构运行现状 |
| 一、上诉机构超负荷运转 |
| 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回应 |
| 第二章 “法律审”范围限制被突破 |
| 第一节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
| 一、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 |
| 二、以DSU第11条为据审查事实问题违反“法律审”限制 |
| 第二节 建议将WTO上诉机构审查范围严格限定为“法律审” |
| 一、修订第17条第6款,明确“法律审”具体内涵 |
| 二、限制对专家组违反“客观评估”义务进行上诉 |
| 第三章 缺乏发回重审程序 |
| 第一节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完成分析”方法 |
| 一、“完成分析”方法简介 |
| 二、“完成分析方法”之正当性分析 |
| 第二节 建议赋予上诉机构发回重审权 |
| 一、内国法与国际司法体系中的发回重审程序 |
| 二、赋予上诉机构发回重审权的必要性 |
| 三、上诉机构可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形 |
| 第四章 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缺少规范 |
| 第一节 上诉机构适用司法经济原则概况 |
| 一、上诉机构适用司法经济原则存在争议 |
| 二、实践中上诉机构适用司法经济原则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规范司法经济原则适用的具体建议 |
| 一、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对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 |
| 二、增加前提条件及前置程序,系统说明可适用的具体情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起源与发展 |
|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起源 |
| 1.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产生与特点 |
| 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
| (二)WTO现有的争端解决程序 |
| 1.磋商程序 |
| 2.专家组审理程序 |
| 3.上诉机构复审程序 |
| 4.执行程序 |
|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历程 |
| 1.多哈回合之前的改革情况 |
| 2.多哈回合的改革情况 |
| 3.新时代背景下主要成员国的改革方案 |
| 二、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及分析 |
|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 |
| 1.美国单边主义措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冲击 |
| 2.美国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选任,迫使上诉机构陷入停摆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缺陷 |
| 1.争端解决机制缺乏透明度 |
| 2.例外规定不明确 |
| 3.缺乏必要的保全措施 |
| 4.报复制度制约失衡 |
| 5.上诉复议机制缺乏权威性 |
| 6.裁决执行不到位 |
| (三)我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不足 |
| 1.未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
| 2.国内法仍存在与WTO规则的冲突 |
| 3.参与贸易争端解决的主体沟通协调不畅 |
|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
|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景展望 |
| 1.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是大势所趋 |
| 2.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
| 3.优先解决导致WTO生存危机的上诉机构问题 |
| 4.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WTO的改革 |
| (二)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建议 |
| 1.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为导向 |
| 2.加强争端解决的透明度 |
| 3.明确例外规定 |
| 4.建立必要的保全措施 |
| 5.完善贸易报复机制 |
| 6.提高上诉机构的执行效率 |
| (三)我国的策略 |
| 1.积极利用并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 |
| 2.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与中美贸易谈判相结合 |
| 3.理性看待WTO改革,做好长远安排 |
| 4.完善我国与WTO相关的国内法律规则 |
| 5.妥善推动上诉机构改革 |
| 6.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 |
| 7.建立贸易摩擦预防机制 |
| 8.加快推进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立和发展概况 |
| (一)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立 |
| (二)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蓬勃发展 |
| 1. 学科建设 |
| 2. 教学实践 |
| 3. 学术成果 |
| 4. 学术交流 |
| 5. 社会实践 |
|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发展回顾 (1) |
| (一) 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 |
| 1.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
| 2.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
| 3. 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 |
| 4.“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经贸合作 |
| (二) 国际贸易法 |
| 1. 国际贸易私法 |
| 2. 国际贸易公法 |
| (1) WTO法基本理论 |
| (2) GATT第20条问题 |
| (3) 贸易救济 |
| (4) 区域贸易安排与中国 |
| (5) 争端解决机制 |
| (三) 国际投资法 |
| 1. 投资自由化与国际投资法 |
| 2. 公共利益与国际投资法 |
| 3. 投资争议解决 |
| 4. 中国外资法的完善 |
| (四) 国际金融法 |
| 1.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法律制度 |
| 2. 人民币国际化法律问题 |
| 3.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 |
| (五) 国际税法 |
| 1. 国家税收主权 |
| 2. 国际税收合作 |
| 3. 国际税收争议解决 |
| 4. 国际税法领域其他问题 |
| 三、中国国际经济法学问题反思与展望 |
| (一) 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与趋势 |
| (二) 理论创新和国际影响力的不足 |
| (三) 学术研究成果的定位模糊 |
| (四) 研究对象选择过于追逐热点 |
| (五) 部分研究成果法学知识含量有限 |
| (六) 研究方法的僵化和单一 |
（5）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概述 |
| 一、执行机制中的贸易救济制度在WTO中的法律地位 |
| 二、WTO执行机制中的贸易救济制度的特点 |
| (一) 次序性 |
| (二) 非溯及性 |
| 三、贸易救济制度中的三种救济措施 |
| (一) 由违法方撤销其违法措施 |
| (二) 补偿措施 |
| (三) 报复措施 |
| 第二章 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缺陷 |
| 一、利用“合理期限”拖延履行 |
| (一) 有关“合理期限”的确定 |
| (二) WTO实践中凸显的“合理期限”的缺陷 |
| 二、贸易救济措施存在的缺陷 |
| (一) 贸易救济措施的有限性 |
| (二) 贸易救济措施非溯及性的缺陷 |
| (三) 贸易救济措施次序性的缺陷 |
| 第三章 改革WTO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的设想 |
| 一、改革概述 |
| 二、有关WTO贸易救济制度的修改建议 |
| (一) 对“合理期限”的改革建议 |
| (二) 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改革建议 |
| (三) 有关贸易救济措施非溯及性的修改建议 |
| (四) 有关贸易救济措施次序性的修改建议 |
| 三、中国应对WTO争端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个人简历与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7）《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要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冲突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产生 |
| 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进与基本内涵 |
| 二、食品安全含义的变迁与基本内涵 |
| 三、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缘起 |
| 第二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表现 |
| 一、自由贸易加剧食品安全问题全球化 |
| 二、异化的食品安全措施阻碍贸易自由化 |
| 第三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协调的可能性 |
| 一、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理论基础 |
| 二、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现实基础 |
| 第二章 《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规则与实践 |
| 第一节 《SPS协定》的产生与目的 |
| 一、《SPS协定》的产生 |
| 二、《SPS协定》的目的 |
| 第二节 《SPS协定》协调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核心规则 |
| 一、科学证据规则 |
| 二、国际协调规则 |
| 三、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则 |
| 第三节 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 |
| 一、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概况 |
| 二、食品安全贸易争端典型案件 |
| 三、食品安全贸易争端争议焦点 |
| 第三章 《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SPS协定》协调规则模糊 |
| 一、风险评估概念不清晰 |
| 二、风险评估审查标准不具体 |
| 三、国际协调规则不明确 |
| 第二节 科技发展带来预防原则适用的难题 |
| 一、科技发展引发预防原则的适用问题 |
| 二、成员国对适用预防原则的分歧 |
| 三、争端解决机构对适用预防原则的回避 |
| 第三节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协调作用有限 |
| 一、食品安全国际标准法律地位的变化 |
| 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约束力不强 |
| 三、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缺乏有效监督 |
| 第四节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SPS协定》缔结时成员国的认识局限 |
| 二、贸易自由化与食品安全管制主权之间的冲突 |
| 三、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消费文化的差异 |
| 四、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可信度不断受到质疑 |
| 第四章 促进《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对策与启示. |
| 第一节 明确《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理念 |
| 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
| 二、人权优于贸易的价值理念 |
| 三、WTO/SPS协定下食品安全优先的理念 |
| 第二节 通过“司法”解释澄清《SPS协定》中的模糊规则 |
| 一、“司法”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二、“司法”解释澄清国际协调规则 |
| 三、“司法”解释明确风险评估审查标准 |
| 第三节 通过“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与适用 |
| 一、“立法”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二、“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 |
| 三、“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
| 第四节 完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制定 |
| 一、国际标准的协调作用 |
| 二、完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制定程序 |
| 三、加强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的监督 |
| 第五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明确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关系 |
| 二、善用例外条款保障食品安全 |
| 三、善用协调规则挑战绿色壁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解释争议 |
| 第一节 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范畴 |
| 一、TRIPS协议例外条款范畴的广义论和狭义论 |
| 二、例外条款不等同于豁免WTO义务的全部条款 |
| 三、例外条款不等同于限制知识产权专有性的全部条款 |
| 第二节 WTO成员有关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解释诉求 |
| 一、WTO争端案例中的解释诉求 |
| 二、“公共健康保护”议题中的解释诉求 |
| 第三节 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的扩张化趋向 |
| 一、着作权例外条款的扩张解释 |
| 二、专利权例外条款的扩张解释 |
| 三、商标权例外条款的扩张解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TRIPS协议例外条款扩张解释的原因和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扩张解释的原因 |
| 一、成员方的利益驱动 |
| 二、TRIPS协议的原罪性 |
| 三、例外条款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扩张解释的空间 |
| 一、TRIPS协议目标的多元化 |
| 二、适用要件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解释的正当性分析 |
| 一、WTO成员的国际造法权 |
| 二、合理限度的解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WTO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局限性 |
| 一、WTO法律解释规则 |
| 二、WTO法律解释规则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基于TRIPS协议目标多元化考量的解释原则 |
| 一、以合法性原则调节多元化的TRIPS协议目标 |
| 二、以利益平衡原则对抗公共利益至上主义 |
| 第三节 基于纠正背离条款内容解释考量的解释方法 |
| 一、以文义解释直接纠正背离条款内容的解释 |
| 二、以目的解释间接纠正背离条款内容的解释 |
| 三、以统一解释保证相同术语解释的一致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规则的适用 |
| 第一节 TRIPS协议例外条款的应然解释 |
| 一、着作权例外条款 |
| 二、商标权例外条款 |
| 三、专利权例外条款和工业设计保护例外条款 |
| 第二节 个案验证:烟草平装措施争端案 |
| 一、争端措施与合法性争议 |
| 二、烟草平装措施的限制效力 |
| 三、烟草平装措施与TRIPS协议第17条的非一致性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法例外条款的解释 |
| 一、例外条款 |
| 二、扩张解释的趋向 |
| 第二节 基于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的启示 |
| 一、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例外立法 |
| 二、保证法律解释的合理限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结构、方法和价值 |
| 第一章 加入议定书与“超WTO义务”概述 |
| 第一节 GATT/WTO加入议定书的源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界定 |
| 一、WTO体系外的“复WTO协定”(“WTO-plus”) |
| 二、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WTO-plus”) |
| 三、判定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 |
| 第三节 “超WTO义务”条款统计分析 |
| 一、新加入成员普遍存在的“超WTO义务”条款 |
| 二、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条款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原因 |
| 第一节 机制因素 |
| 一、WTO加入机制介绍 |
| 二、纵向比较：GATT时代的加入机制 |
| 三、横向比较：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入机制的比较 |
| 第二节 WTO规则取向的政治化 |
| 一、规则取向与远离政治的设想 |
| 二、GATT/WTO中的政治化 |
| 三、被政治挟持的GATT/WTO加入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超WTO义务”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 |
| 第一节 导致WTO裁判机构内部歧见的稀土案 |
| 第二节 与加入议定书相关的重要概念界定 |
| 一、WTO协定的内涵 |
| 二、GATT 1994的范围 |
| 三、加入议定书的界定 |
| 第三节 加入议定书法律性质问题 |
| 一、加入议定书不是对WTO协定的保留 |
| 二、加入议定书不构成对WTO协定的修正 |
| 三、加入议定书不是WTO协定的“连续性条约” |
| 四、加入议定书不构成WTO协定的嗣后行为 |
| 第四节 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可强制执行性问题 |
| 一、涵盖协定与DSU的管辖范围 |
| 二、加入议定书与涵盖协定的关系 |
| 第五节 WTO加入议定书构成“WTO组成部分”问题 |
| 一、对“构成性条款”使用的实践分析 |
| 二、从词源的角度探究“Integral”的真正含义 |
| 三、所构成对象——“WTO协定”之定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重审WTO义务性质及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 |
| 第一节 WTO义务的性质 |
| 一、条约义务的分类及意义 |
| 二、WTO义务特性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
| 一、“超WTO义务”是否符合WTO法规定 |
| 二、“超WTO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 |
| 第一节 WTO的条约解释规则 |
| 一、条约解释与解释方法的重要意义 |
| 二、各主义之争与固定解释规则的诞生 |
| 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内涵 |
| 四、对WTO是否存在特殊的解释规则 |
| 五、对“超WTO义务”条款解释的重要启示 |
| 第二节 对特殊习惯解释规则的态度和运用 |
| 一、“遇有疑义,从轻解释” |
| 二、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 |
| 第三节 WTO条约中的“沉默”解释问题 |
| 一、对“沉默”的解释及其与司法造法的冲突 |
| 二、解决“沉默”问题的主要技术 |
| 三、DSB对加入议定书立法“沉默”的处理方法及评价 |
| 第四节 如何解释WTO的例外 |
| 一、重新审视WTO例外规定及其特性 |
| 二、如何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 |
| 第五节 |
| 二、条约的“内生”方法——演化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对“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的回应 |
| 二、对中国的进一步启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内容和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历史及组织机构根源 |
| 第一节 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实践的历史根源 |
| 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演变和完善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GATT1947的传承与发展 |
| 三、争端方推动程序实践的历史根源所在 |
| 第二节 WTO争端方推动程序实践的组织根源 |
| 一、WTO是其组织和机构部分组成的整体 |
| 二、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组织根源 |
| 第三节 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机构根源 |
| 一、WTO“协商一致”决策原则和规则制定程序 |
| 二、WTO的机构组成部分之一：WTO秘书处 |
| 三、两大机构组成：争端解决的高效与决策机构的低效 |
| 四、WTO成员方驱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争端当事方推动解决“适用顺序”问题 |
| 第一节 DSU“适用顺序”问题及所涉案件 |
| 一、与“适用顺序”有关的DSU第 21.5 条及第 22.6 条 |
| 二、第 21.5 条和第 22.6 条的先后顺序及时限冲突 |
| 三、涉及适用顺序问题的案件 |
| 第二节 “欧共体香蕉案III”模式及适用顺序问题的冲突与解决 |
| 一、欧共体和美国之间的历次香蕉争端 |
| 二、“欧共体香蕉案III”争端解决程序 |
| 三、“欧共体香蕉案III”裁决模式的影响及法律效果 |
| 四、解决“适用顺序”问题的“欧共体香蕉案III”模式分析 |
| 第三节 争端当事方以双边协议解决“适用顺序”问题 |
| 一、两种不同的协议模式 |
| 二、先后提起第 21.5 条和第 22.6 条程序的模式及相关案件 |
| 三、同时提起第 21.5 条和第22条程序的模式及相关案件 |
| 四、SCM协定模式解决“适用顺序”问题及相关案件 |
| 五、美国等争端当事方的推动及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争端当事方推动听证程序公开 |
| 第一节 WTO争端解决程序总体上不公开 |
| 一、WTO外部透明度问题遭受质疑 |
| 二、WTO争端解决程序的保密性传统及原因 |
| 第二节 各方助推WTO听证程序公开的努力 |
| 一、WTO官方层面的努力 |
| 二、学术界的呼吁 |
| 三、律师实务界的要求 |
| 四、WTO成员方外交官们的倡议 |
| 五、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
| 第三节 争端当事方推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听证程序公开 |
| 一、争端当事方推动专家组听证程序公开 |
| 二、争端当事方推动上诉机构听证程序公开 |
| 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听证程序公开需关注的具体问题 |
| 第四节 与国际法院和ICSID公开听证相比较 |
| 一、国际法院相关程序规定及司法实践 |
| 二、ICSID关于公开听证的程序规定和实践 |
| 三、WTO公开听证程序将来修改可能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争端当事方推动先决裁决程序 |
| 第一节 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关于先决裁决的程序规定 |
| 一、先决异议与先决裁决 |
| 二、国际法院的先决异议程序规定 |
| 三、ICSID的先决异议程序 |
| 四、WTO先决裁决 |
| 第二节 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先决裁决实践 |
| 一、GATT时期涉及先决裁决的案件 |
| 二、WTO成立后最早涉及先决裁决的争端解决实践 |
| 第三节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先决裁决案例法 |
|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先决裁决 |
| 二、涉及各类先决异议的先决裁决法理 |
| 三、针对其他重要程序事项的先决裁决 |
| 第四节 WTO先决裁决实践中的主要程序性问题 |
| 一、争端方应何时提出先决裁决请求 |
| 二、与先决异议有关的个案专家组工作程序 |
| 三、由谁做出裁决 |
| 四、何时做出裁决 |
| 五、是否需要举行听证会 |
| 六、第三方在先决裁决中的地位 |
| 七、公布先决裁决 |
| 八、先决裁决的效力及可上诉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的其他实践 |
| 第一节 争端当事方双边协议延长上诉期限 |
| 一、DSU有关条款的刚性规定 |
| 二、几个与上诉期限相关的时间 |
| 三、第一起通过协议延长上诉期限的案件 |
| 四、其他通过双边协议延长上诉期限的案件 |
| 五、争端当事方推动延长上诉期限的机构根源 |
| 第二节 推动增强第三方权利的程序请求 |
| 一、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第三方制度 |
| 二、涉及增强第三方权利请求的案件 |
| 三、增强第三方权利：突破DSU规定 |
| 四、国际法院等关于第三方参与程序的规定和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论文参考文献）
- [1]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WTO上诉机构审查范围改革研究[D]. 黄笑丘.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D]. 杜晓倩. 河南大学, 2020(02)
- [4]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四十年发展回顾与反思[J]. 张辉.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8(06)
- [5]WTO争端解决执行机制的贸易救济制度研究[D]. 张旌. 福州大学, 2018(03)
- [6]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J]. 喻卓.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17(01)
- [7]《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D]. 江虹.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8]TRIPS协议例外条款解释问题研究[D]. 王鸿. 南京大学, 2015(01)
- [9]“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D]. 刘雪红. 武汉大学, 2015(07)
- [10]WTO争端当事方推动程序研究[D]. 甘翠平. 华东政法大学, 2014(12)
标签：wto论文; 可再生能源论文; gatt论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论文; 新能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