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信贷消费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石晓鹏[2]（2021）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观念开始逐步由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向转变;而商业银行为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也在不断的创新产品模式,各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同时,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也成为各银行重点发展对象。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个人消费信贷风险以及个人消费信贷理论的基本内容,具体分析了重庆工商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现状,从中发现目前重庆工商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业务不够丰富、消费信贷业务流程不健全、内部风险管理意识不足以及有关个人消费信贷内部控制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建立等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则主要是源于工商银行产品创新投入及营销力度的不足和风险管理手段的匮乏。因此,在学习了国内外其他银行成功的经验之后,本文拟从新产品结构发展方向、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控体系、打造专业化团队完善监督机制、完善个人消费信贷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够为西南地区其他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刘晓宇[3]（2021）在《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外部冲击在国际间溢出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跨境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有关。另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和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接受国免受全球金融冲击,并减轻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呼吁各国当局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然而,目前对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协调是否存在收益还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实践也较少。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进一步深化对外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稳定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冲击的影响,同时国内的金融冲击也会跨境溢出到国外。那么,宏观审慎政策自身的溢出效应和跨境金融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从而增加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丰富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拓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集中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同时能对我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和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鉴此,本文从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视角,对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展开研究,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来源于哪些方面?第二,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具体收益有多大、中国如何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论文立足中国国情,考虑全面开放后的中国与外界的金融联系渠道与方式,从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数值模拟详细计算各种情况下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大小、并据此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创新点。第二章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跨境金融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四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的评述引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即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是分析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当地溢出效应,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构建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分析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结合跨境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际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理论和实证结果共同表明中国实施紧缩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且来源于发达国家和中国金融密切联系国的跨境信贷波动更大,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此时,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有助于减轻当地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二是分析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跨境信贷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考察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国际溢出效应负面影响的效果。首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外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具体特征。然后从中国对外金融联系和贸易联系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和房价的溢出效应,并分析这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削弱作用。结果表明,国外（特别是金融密切联系国）的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会加剧流入中国的跨境信贷波动、对中国房价和信贷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从而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此时,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可以减轻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国内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负面影响。三是实证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于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首先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网络拓扑方法,构建中国与密切联系经济体之间的“有向有权”金融网络关联图,测度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强度大小。然后基于测度结果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能否减轻金融风险跨境传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国外协调宏观审慎政策的确有助于减轻两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从而证实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第六章在证实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具体计算中国与国外进行政策协调的收益大小、分析影响协调收益的因素,然后据此提出中国参与政策协调的具体方案。数值模拟主要分为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以及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下,两国面临反向需求冲击时无政策协调必要。但是在两国强劲而同步繁荣的背景下,两国的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轻溢出国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产生的负外部性,使得两国获得总的金融稳定净收益,并且协调收益随着中国政策操作空间的减小和跨境金融溢出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第二种情况下,两国金融风险相近时进行政策协调,不仅可以控制全球投资及信贷过度、有利于各国金融稳定,还可以提高两国的投资收益和居民总福利,并且协调收益随着全球金融风险的升高和国际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但是金融风险低的国家与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会产生较大政策损失,影响国内的金融稳定。基于各种情况下协调收益的计算结果,提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明确具体的协调时机、协调对象和协调方式。本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问题,连贯地按照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协调的收益大小和协调的具体方案展开分析,为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另外,本文证实国外宏观审慎政策本身会成为冲击源头产生跨境溢出效应,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削弱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为中国增强对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情况的监测、防范国外政策变化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一定的启示。最后,研究表明可以将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部分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部分纳入到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中,从而对中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孙彤彤[4]（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应远马[5]（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认为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张德园[6]（2020）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性因素形影相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这使得本已就陷入2008金融危机泥潭而尚待恢复的世界经济一直延续低迷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也有所增加。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等外部因素势必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性时期,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仍然面临着资本市场杠杆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这些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为切入点,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按照递进式的行文逻辑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借鉴Jurado et al.（2015）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采用MS-AR模型和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状态演变特征以及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最高峰出现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次高峰出现在2015-2016年经济下行与“股灾”期间,其他的峰值较小,主要出现在政府频繁调控宏观经济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难以从低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高不确定性状态,但从高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低不确定性状态则相对比较容易,并且处于高不确定性区制的持续期仅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期的3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经济处于高不确定性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先行滞后关系,虽然在整个分布上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低分位数和中上分位数水平上。然后,采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66.946%的变化是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引起的,且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而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影响较小。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期间,尤其是在2007Q2-2010Q2期间美国、英国和法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产生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32.233%的变化是由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于2008Q1-2011Q2期间,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2007Q3-2008Q2期间尤为明显。其次,在理论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基础上,运用MH-TVC-SVAR-SV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并对比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两个典型时期的时点脉冲响应结果。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引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大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短期内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2015年“股灾”时期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明显大于2015年“股灾”时期的负向影响。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化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大致呈现出依时间递减的趋势特征,而在持续期上呈现出随期数增加而递增的趋势;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动的贡献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大,其次为经济反弹时期,最后为新常态经济下行时期。再次,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理论分析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利用C-SVAR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市场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传导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引致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而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金融市场压力上升并未增加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负向影响的持续期,而是通过快速增加其负向影响极值来增强这种负向效应。金融冲击虽然也引致经济不确定性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经济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冲击宏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即经济不确定性在放大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负面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最后,利用SE-I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不论央行采取价格型还是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扩张性货币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性,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并不明显。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和缩短负向影响的持续期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并未缩短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持续期,而是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
何松龄[7]（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认为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陈志峰[8]（2020）在《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造资本生产的日益繁荣让自然资本存量不断下降,环境资源的供给日益短缺。作为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能源,各类化石能源的供应愈发紧张,让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各类制度方案来促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效率。由于传统命令控制型制度方案在制度绩效上存在缺陷,新兴的经济激励型制度方案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青睐,用能权交易即为我国节能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激励型制度。这一制度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为基础,以产权激励为基本原理,将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层层分解下发给各用能主体形成用能权,并允许各类交易主体在交易市场自由进行用能权交易。同时,这一制度还通过权利审核管理机制、市场监管机制等机制维护着交易市场的有序和平稳运行。从总体上看,用能权交易制度以总量控制保障了能源节约制度目标的实现,依靠市场交易机制促使交易主体自主配置资源,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现出自身特有的制度优势。然而,我国当前的用能权交易实践2016年才刚刚开始,主要规则依据多为试点区域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故而用能权交易制度更多属于政策方案而非属于法律方案。加之由于尚处于实践初期,用能权交易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不足以促进能源节约和高效实现国家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双控”的目标。因此,为了弥补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现存缺陷,有必要从法律制度建构角度出发,逐步推进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就具体的建设与完善思路而言,作为产权交易型制度,用能权是整个交易制度构建与完善的权利基础,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相关设计也应以用能权的权利设置为起点。作为一项由公权力所创造的财产权利,如何厘清公利与私益的边界,为产权交易效率服务是用能权产权设置和属性选择的基本依据。而围绕用能权这一权利基础展开,用能权交易制度体系的构建也应以构建高效的交易市场、保障和稳定市场秩序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当结合当前我国实践情况和域外经验,对用能权交易构建与完善的制度路径加以探索。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白色证书交易制度的基本原理与用能权交易制度相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初始分配、交易市场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上也与用能权交易制度存在诸多近似之处,相关实践经验可资借鉴。综合文献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制度比较法等方法,引入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和绿色金融学等方面的理论加以分析,可以初步勾勒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基本路径。概括言之,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应当被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内,用能权应定位为新型财产权利,为权利人提供法定财产权利所应有的保障。用能权交易制度应构建起包含用能权初始分配与审核管理、用能权交易市场运行与监管、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等三大子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并不断完善子制度内的各类机制和规则。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理性的辨析”,本章从理论层面对用能权与用能权交易进行了解读,厘清了用能权的权利内涵,并通过分析指出了用能权交易最符合提升产权交易效率要求的制度方案。从宏观理论层面出发,用能权交易是国家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提高能源效率和变革能源资本结构、由人造资本投资转向自然资本投资的能源资本转型的制度体现。这一制度在总量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机制促进了单位能源生产效率的提升,也通过促进节能的方式间接促进了减排,实现了自然资本的恢复和增长。因此,提升能源效率与促进自然资本投资构成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主要制度导向。而从制度原理上讲,用能权交易制度属于典型的以产权激励为基本原理的经济激励型制度,这一制度通过私人产权的设置,将能源节约与能效提升效益转化成财产权利,充分调动了权利人节约能源的主观能动性。用能权是以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为基础,用能单位通过国家初始分配或者交易市场交易所取得的,以用能消费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权利。由于用能权来源于行政特许,同时又具备事实上的财产利益,其权利属性面临着财产权和规制权两种路径选择。从促进交易效率的角度来看,用能权应当满足排他性、强制性和可交易性三方面的要求。财产权路径在保障用能权的可交易性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更有利于用能权激励作用的发挥,因此财产权路径应当成为用能权权利属性的合适选择。而由于用能权在权利客体的特定化和支配性程度上要低于碳排放权、排污权以及部分自然资源权利,因此无法根据准物权理论将用能权纳入到物权体系中,只能依据其事实上的财产属性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财产权。第二章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结构的推演”,本章以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试点实践的现状分析和域外白色证书交易制度的经验总结为依据,通过分析指出了我国当前尚处试点实践阶段的用能权交易各制度环节的不足,并总结域外经验教训推演出了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整体框架。就实践情况而言,目前我国的用能权交易主要以试点实践为主,以河南、浙江等试点省份出台的交易规则作为主要的实践依据,初步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但当前的试点实践存在制度实施依据效力级别偏低、初始分配以无偿为主存在短板、交易规则尚待完善、审核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制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等问题,制度建设尚需整体推进。对于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国外的白色证书交易实践经验可以带来借鉴和启示。根据欧盟和澳大利亚在白色证书交易领域的成功经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应当力求构建起开放公平、多元主体参与、监管有力的交易市场,方能让用能权交易的效率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美国四个州白色证书交易制度效果的差强人意则为我国提供了教训:促进能源节约的制度工具不能过于复杂,多种类型的制度方案并存可能会损害用能权交易市场。总体来看,从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总结出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构建的几个关键点:首先,交易制度应当以国家统一法令作为依据,总量控制目标和交易各方权利义务均需要法律加以规制,现有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为主的规则现状应当改变;其次,财产权的设置对于市场交易意义重大,权利人所持有的财产权应当得到充分保障;第三,用能权交易市场应当充分开放,尽可能吸纳合格的自愿交易主体进入,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而确定自愿交易主体获得用能权的审核认定标准有利于自愿交易主体积极性的提高;第四,建立双支柱监管体制,由两类独立机构分别负责用能权审核管理和交易市场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效率,保证监管效果;最后,节能领域不宜设置过于复杂的制度方案组合,应当以用能权交易为中心,建立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制度组合。综合国内实践现状与域外经验,可以推演出包括规制路径和制度框架的用能权交易制度结构。就规制路径而言,我国的用能权交易制度建设应当坚持法治化路径,将来应逐渐完善用能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细节,并明确用能权的法律地位。用能权交易市场初始分配和市场交易两个交易阶段、两级交易市场的划分,以及两级市场分别对应的用能权的分配与管理和维护交易市场运行的核心任务可以作为制度框架构建的主要线索。根据这两条线索,可以整合形成用能权初始分配和审核管理制度以及用能权交易市场运行和监管制度,作为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两大主体性子制度。而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角度,作为环境治理体系一部分的用能权交易制度应当明确在环境治理制度组合中的地位,注意与其他制度的协调配合,从而构成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又一子制度: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第三章为“用能权初始分配与审核管理制度的建构”,本章聚焦于作为用能权交易一级市场的用能权初始分配环节,同时沿着“用能权的产生—分配—审核管理”的研究路径,搭建起包含能源消费总量目标设置、用能权初始分配机制和审核管理机制在内的用能权初始分配与审核管理制度的整体框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设置是用能权初始分配的前提,这一机制包括宏观层面上国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设置和微观层面上地方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分解。宏观层面上,国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设置应当立足于降低经济生产单位能源消费量,结合历史消费量或者预测消费量设置总量目标,还应通过技术手段计算节能潜力并考虑在内,一旦设置则总量目标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微观层面上,地方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层层分解应当坚持保证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既保证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机会,又对经济较为发达、能效较高的地区适当倾斜,提升社会整体能效。用能权的初始分配机制是能源消费指标由公共资源向私人财产转化的核心环节。初始分配包括无偿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方式,同时前者又包含基准法和历史法两种分配方法,后者则包含拍卖法和政府定价法两种分配方法。总体来看,无偿分配方式便于执行,方便快捷,但用能权人未付出相应代价,制度激励不足;有偿分配方式激励效应更为明显,但又面临偏高的执行成本。在当前用能权交易的初级阶段,考虑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成本与收益的统一,应当以推动用能权交易的顺利执行、使其获得普遍接受为目标。因此当前应以无偿分配方式为主,并以激励效果更佳的基准法逐步代替历史法,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高能耗的传统产业逐步引入有偿分配方式。设置用能权审核管理机制主要是基于用能权的强公权属性,为了保证其交易价值和稀缺性而设置,广义上用能权审核管理机制也属于用能权交易监管机制的范畴。用能权的审核管理机制由用能权登记注册规则,能源消费量监测、报告和核查规则,用能权违约处罚与救济规则以及自愿交易主体用能权认定规则共同组成。其中,自愿交易主体用能权认定规则是自愿交易主体获得额外用能权的认定规则,应当参考白色证书交易经验形成法定认定标准。登记注册规则旨在为用能权提供权利保障,通过公示登记系统使用能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形成稳定的交易预期。统一登记规则和建立统一的交易系统构成用能权登记注册规则的完善路径。能源消费量监测、报告和核查规则是为了保证用能权价值的稳定,保证用能权交易制度在促进节能方面的有效性,将来这一规则应当尽快法律化和规范化,从效率角度出发灵活运用各类监测方法,形成第三方核查机构准入和培育规则,同时还应实现报告标准化和建立信息披露机制。至于用能权违约处罚和救济规则,保持处罚的适度性、统一处罚标准以及丰富救济方式是建立和完善这一规则的必由之路。第四章为“用能权交易市场运行与监管制度的完善”,本章围绕市场交易机制这一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核心内容,以及为市场交易提供必要保障的市场监管机制,提出了用能权交易的市场运行和监管制度的整体制度设计。用能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是用能权交易的核心,为了提升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制度绩效,应当尽可能提升用能权交易市场的开放程度以提升交易的灵活性。具体而言,首先应当构建多元化的交易主体,为自愿主体提供更多的参与交易的机会,同时还应加强各类交易中介和服务机构的培育,降低交易成本。其次应当注意场内场外交易相结合,为中小规模的交易主体提供平台,提升交易活跃度。再次则应建立用能权的存储和拆借规则,为用能权交易市场提供更多灵活性。最后,由于用能权交易市场属于政府创造的市场,为了防止市场波动,还应建立价格上下限控制机制,实行必要干预以维持市场稳定。当用能权交易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此时为了进一步提升交易效率,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交易灵活性,另一方面则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进一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增加用能权供给量。这样的需求与发展绿色金融的国家战略相融合,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模式成为合适的制度方案。用能权金融化交易脱胎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各类绿色金融实践和能源领域的能源金融实践,特别是碳金融对用能权金融化交易起到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虽然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模式仍然还停留在政策愿景层面,但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有必要根据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潜在的产品类型和融资模式提前做好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机制的制度安排。而按照用能权金融化交易的主要产品类型,可以将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法律制度分为用能权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用能权担保信贷融资机制、用能权证券融资机制、用能权基金融资机制。在各类用能权金融化交易产品中,用能权金融衍生品交易是直接与用能权交易绑定的风险对冲和远期交易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主要应当注意防范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各类风险,并通过多种机制设计分别加以控制。用能权担保信贷融资则是交易市场的主要间接融资机制,担保信贷有质押融资和抵押融资两种形式,由于用能权一经利用即会损害自身财产价值,不符合抵押融资担保物利用不损害担保物价值的基本法理,加之股权质押融资可以为用能权质押融资模式提供实践借鉴,因此质押融资模式更为适宜,将来应当按照质押融资思路来设计用能权担保信贷融资机制。至于用能权证券和基金融资机制的构建,则可以借鉴碳金融的相关经验,资产证券化和债券发行将是用能权债券融资的主要方式,未来应从主体资格准入、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激励、第三方认证和信用评级、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着手构建相关机制;而对于用能权基金融资模式,则应注重政府引导,逐步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主体,通过财政激励和行政指导等形式促进基金融资的发展。用能权交易市场监管机制是维持用能权交易市场顺利运行的关键,也是用能权直接交易和用能权金融化交易的直接保障。关于这一机制的构建,一方面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宏观上构建起分别针对用能权审核管理和用能权交易市场监管的双支柱监管体制;另一方面由于用能权交易技术性和专业性强,市场内各类主体与主管部门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对于用能权交易的监管应当跳出常规的监管思路,合理划分各类监管机构职权,并通过法律授权方式授予第三方机构相应的监管职权,促进多元监管主体发展,形成合作监管机制。单就市场监管而言,在监管原则上应当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贯彻适度监管、公众参与和全程风险控制原则,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调动各方主体监管积极性,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监管规则的制定则应围绕对破坏市场行为的规制展开,准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打击违法行为,一方面建立市场稳定性维持规则对遭到破坏的市场秩序加以恢复,另一方面则应综合运用民事、行政责任,对破坏市场秩序者加以处罚。另外,随着用能权金融化交易的发展,监管机制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应当注意区分对用能权交易的行业监管及对用能权金融化交易市场的金融监管,明确金融监管范围;其次监管原则的内涵应当加以丰富和扩展,加入双峰监管、实时风险控制、动态资本监控等原则的内容;最后在监管规则上,应当注意对一般金融监管规则的吸收,形成主体准入与管理规则、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风险识别与提示规则、处罚规则等用能权金融化交易的专门监管规则。第五章为“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探索”,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用能权交易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其他以节能为导向的环境治理制度相互产生影响乃至冲突,本章为了解决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影响,实现制度组合的优化,对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路径进行了探讨。从环境治理体系的总体视角来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经济激励型制度,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环境规制制度。当前,基于第一代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制度执行方便优势和效率偏低劣势并存、第二代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制度效率较高优势和适用条件严格劣势并存、第三代环境规制制度尚未成熟难以独当一面的实践现状,三代环境规制制度之间已经形成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环境规制制度相互保障,第三代环境规制制度作为补充的共同治理格局。因此,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制度重心主要在于第二代环境规制制度内部。用能权交易与环境权益交易制度的协调机制以及与能源生态税收制度的协调适用机制共同构成了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主要内容。就其他代表环境权益的类似权利交易制度而言,当前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是与用能权交易冲突的主要领域。对于节能量交易,鉴于这一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制度手段与用能权交易制度均相同或相似,两项制度均以能源消费指标为客体,而用能权交易的私人财产权交易模式要比节能量交易的行政规制权交易模式效率更高,因此将来应取消节能量交易制度,将其纳入到用能权交易制度当中。相比之下,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与用能权交易制度目标截然不同,但是往往实现污染物削减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也能够实现能源节约,规制对象重叠导致了多重获益问题。为此,应当构建起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的协调机制,在避免多重获益的同时实现两项制度的并行实施。具体而言,首先在两类制度确定总量控制目标时应当注意考虑另一类制度的影响,剔除总量控制目标中相互重复的部分。其次,则应建立用能权与排污权、碳排放权相互转化的比率,使两类指标可以相互转化。最后,为了确保两类制度各自目标的实现,应当限制两类指标相互转化的比例,避免某一类制度因为交易指标大量转化出现指标供给不足,导致交易机制因此失灵。就能源税收制度而言,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在能源税收生态化背景之下,适用于能源消费环节的生态税收与用能权交易如何协调的问题。由于能源生态税收和用能权交易两者均以促进节能为主要制度目标,且两项制度均以为能源消费指标的能源利用环境与社会成本定价、促使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积极节能作为基本制度原理,这使得两者的理论基础存在同一性。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同一性导致两项制度在并行实施时出现了以双重补贴为主要表现的制度冲突,两项制度重复计算了能源利用的环境与社会成本。面对两者的制度冲突,就协调适用的条件而言,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的协调适用既有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从必要性角度来看,两项制度虽然理论基础上具有同一性,但两项制度的制度手段有着明显差异,这使得两项制度在实施时可以实现互补。用能权交易激励作用强但主要适用于能源消费量高的大企业,而能源生态税收利用强制性的税收手段,适用于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等各类主体。要在保证公平规制的同时为重点用能单位提供灵活性,用能权交易和能源生态税收的结合是必然选择。而从可行性角度来看,两项制度尽管存在制度冲突,但也在不同的对象和区域内存在各自发挥作用的空间。一方面以能源消费量为标准,只有义务主体的能源消费量达到边际节能成本增长速度低于社会边际能耗成本增长速度的水平时,这些主体才有意愿参与用能权交易;而当义务主体能源消费水平较低,边际节能成本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边际能耗成本增长速度时,此时只能适用能源生态税收制度。因此以能源消费量为标准对义务主体进行分类,可以实现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的区分适用。除此之外,两项制度对市场基础的不同要求也为区分适用提供了基础。总体来看,用能权交易和能源生态税收两项制度各具优势。用能权交易从量规制的规制原则配合将环境利益转化为私人产权的权利设置模式使其理论上具备效率优势;但用能权交易的这种效率优势只有在严格的技术要求和完善的配套机制共同作用下才能发挥。相比之下,能源生态税收技术要求和配套机制方面要求较低,其适用更具普遍性,同时依靠国家强制力更易落到实处。根据两项制度各自的优劣,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应当根据各自制度优势构建起区分对象、阶段和地区的制度选择机制,以能源消费量为标准选择对象适用,根据试点区域内的市场交易基础选择阶段和地区适用。同时两项制度的协调制度是一项综合性的制度,除了制度选择机制外,还应建立两项制度实施初期的用能权指标与能源生态税收的相互转化机制,以便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及时将能源生态税收制度转化为用能权交易制度;另外还应建立起两项制度的综合执法机制,保证两项制度相互协调,落到实处。
李超[9]（2020）在《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制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我国无论在企业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弥补这种差距,我国制药产业的未来应该走哪条发展之路,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之所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现代生物制药产业的奠基者和领跑者,是传统的制药强国,而日本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药产业,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国特色的产业环境和国家竞争力。美国、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尖端制药领域的领头地位,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规划我国制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更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医药。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作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分析制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能够体现制药产业内外表征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各国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探究关键竞争要素提供方向性指导;随后采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对各国头部制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层面产业规模和产业质量指标下的竞争因素的作用;再使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解析,分析了各国制药企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上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产业层面的作用,确定了11个制药产业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推导出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和形成逻辑,并分析了各国竞争力形成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制药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质,揭示了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从产业层面来讲,本研究从实证结果推理出各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各方面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精妙的循环。本研究注意到,某一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主动”改变或刺激来提高,如研发投入强度、员工数量、研发投入,进而启动整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因此,一般来说,在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要形成其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创新力度,扩大员工数量提升规模,从内部形成正向循环,也需要鼓励科学研究、完善金融制度和企业融资融券环境、制定合适恰当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完善产业的支撑环境。基于对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的分析,本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制药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学习日本鼓励对仿创药的研发;并且,如果能以现代医学的科学方式去解构中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推进中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中国制药产业必将在世界独树一帜。
孙夕龙[10]（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看,他们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时间比较一致,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论文第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性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第一,合作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首先,马克思中学时期已经具有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大学时期确立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理性、“理论精神”和哲学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地位,抛弃了宗教,确立了哲学实践思路,即哲学批判或“理论精神”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即用“本质”和“观念”的普遍性来消除共同体与个体（“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等）之间的矛盾。这个批判思路是“异化—回归”思路的开始。其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实践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一方面,以“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和“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为标准和根据来批判现实,发现到处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国家等共同体谋取自身特殊利益,损害“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在特殊群体与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中,受损害的都是作为被统治等级的人民的利益,于是,马克思在提出“真正的报刊”、“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国家本身的实质”等概念的同时,又相应提出了“人民报刊”、“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和“人民意识”等概念,产生了“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但是没有解决。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剖析黑格尔国家理论来研究《莱茵报》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君主制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同一性”的“具体自由”的虚假性,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此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线索,即揭露绝对精神的虚假性以及如何统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又次,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确立了“应有”“真正”的地位与“异化—回归”理论思路,揭露了包括宗教、国家在内的“普遍性”事物的虚假性,揭示了“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的缺陷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后者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明确表达为国家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运用了“异化—回归”思路,并在此思路下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问题。第二,合作之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首先,从不来梅实习时期到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早期类似,主要是肯定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自由意志统领下实现国家整体与其要素的统一,并用这些观念和思路批判现实。其次,到了英国实习时期,恩格斯发现了政党的阶级本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认识到法律是纯粹的诡辩术,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欺骗和伪善的本质特征,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异己力量问题。再次,《英国状况》时期分析了英国阶级斗争,揭露了宗教的“异己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异化—回归”思路,论述了不同民族哲学对待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不同方式,提出了诸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最后揭示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开始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合作之后的思想历程。首先,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快速蜕变。《神圣家族》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放弃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思路,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辩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理论等问题。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积极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实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遍利益和人的解放。又次,《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揭露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即拜物教,而在无产阶级理论上则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最终完善。恩格斯则侧重哲学研究,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实现、意识形态“独立性”、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逻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史等等,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论文第二部分是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详细表述。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也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认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消灭私有制和所有异己力量,无产阶级必然获得解放。而由于无产阶级背负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作为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论文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独立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第一是“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意识形态四级本质,即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普遍性形式”思想观念、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是人们按照“神”、“标准人”等等“虚假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是统治阶级“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虚伪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的统治”;从认识论层面看,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是论证虚假共同体和虚假普遍利益的普遍性意识形式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实践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基本矛盾是以共同体普遍利益来维护统治者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同共同体中其他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本末倒置”、“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和形式化等特征;通过“借用”和“模仿”等方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历史和合法化统治的思想条件;意识形态的“曲线”与经济的“红线”形成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具有“服从自身规律”的相对独立性;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和颠倒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对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和“感情上的形式”,充当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揭示它的世俗基础和本质、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被克服乃至消灭。第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等思想条件,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掩盖”到“公开”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法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由和普遍利益等方面表现出幻想、虚假和欺骗等特征;国民经济学是掩盖私有财产矛盾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伪善和谎言;资产阶级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纯粹理性”和永恒不变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神来崇拜的人就是拜物教徒。
二、法国信贷消费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国信贷消费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述和基本理论 |
| 2.1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 |
| 2.1.1 个人消费信贷定义 |
| 2.1.2 个人消费信贷特点 |
| 2.2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 |
| 2.2.1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含义 |
| 2.2.2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含义 |
| 2.2.3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特点 |
| 2.3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理论 |
| 2.3.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2 消费信贷配给理论 |
| 2.3.3 预期收入理论 |
| 2.3.4 信用脆弱理论 |
| 2.3.5 交易费用理论 |
| 第3章 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
| 3.1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规模 |
| 3.2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分类 |
| 3.2.1 住房消费类 |
| 3.2.2 汽车消费类 |
| 3.2.3 质押消费类 |
| 3.2.4 信用消费类 |
| 3.3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意识不够 |
| 3.3.2 客群固化,产品创新力度不够 |
| 3.3.3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
| 3.3.4 消费信贷管理流程存在不足 |
| 3.4 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制约因素 |
| 3.4.1 银行信贷规模制约 |
| 3.4.2 产品创新及营销力度制约 |
| 3.4.3 风险管理手段制约 |
| 3.4.4 信用法律制度制约 |
| 第4章 国内外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经验做法及启示 |
| 4.1 国内外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典型案例 |
| 4.1.1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管理模式 |
| 4.1.2 英国巴克莱银行管理模式 |
| 4.1.3 中国银行管理模式 |
| 4.2 国内外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管理经验 |
| 4.3 国内外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管理启示 |
| 4.3.1 构架科学系统的内部控制 |
| 4.3.2 根据市场环境灵活制定政策 |
| 4.3.3 吸取经验教训 |
| 第5章 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对策 |
| 5.1 创新产品结构明确发展方向 |
| 5.1.1 结合市场规律准确定位发展方向 |
| 5.1.2 大力发展差异化产品创新战略 |
| 5.2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控体系 |
| 5.2.1 优化信贷结构 |
| 5.2.2 完善贷后监管 |
| 5.3 打造专业化团队完善监督机制 |
| 5.3.1 注重技术性人才的引进和团队综合素质的培养 |
| 5.3.2 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 |
| 5.4 完善个人消费信贷保障机制 |
| 5.4.1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
| 5.4.2 优化内部管理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1.2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2.1.3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2.2 关于跨境金融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2.1 跨境金融溢出的渠道 |
| 2.2.2 跨境金融溢出规模的实证研究 |
| 2.2.3 全球金融周期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 |
| 2.3.1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国际溢出效应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
| 2.4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收益的研究 |
| 2.4.1 基于理论模型模拟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4.2 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收益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当地溢出效应 |
| 3.1 引言 |
| 3.2 当地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2.1 当地溢出效应的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 |
| 3.2.2 当地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3.3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3.3.1 当地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3.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3.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4 宏观审慎政策当地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3.4.1 当地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3.4.2 当地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3.4.3 当地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3.5 当地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国际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1 国际溢出效应的动态分析 |
| 4.2.2 国际溢出效应的特征分析 |
| 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及检验模型设定 |
| 4.3.1 国际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
| 4.3.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
| 4.4.1 国际溢出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
| 4.4.2 国际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4.4.3 国际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 国际溢出效应与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
| 4.5.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4.5.2 基准检验结果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国际溢出效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
| 5.1 引言 |
| 5.2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测度 |
| 5.2.1 测度方法及数据 |
| 5.2.2 静态测度结果 |
| 5.2.3 动态测度结果 |
| 5.3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3.1 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影响 |
| 5.3.2 检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3.3 基准检验结果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国与国外进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影响 |
| 5.4.1 检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5.4.2 实证检验结果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更换宏观审慎政策数据库的检验结果 |
| 5.5.1 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检验 |
| 5.5.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第六章 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宏观审慎政策跨境溢出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2.1 溢出国-接受国政策溢出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2.2 国外宏观审慎政策对中国信贷波动的影响 |
| 6.2.3 两国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
| 6.2.4 两国的政策协调&非协调机制 |
| 6.2.5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数值模拟 |
| 6.2.6 宏观审慎政策上限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7 跨境溢出程度对协调收益的影响 |
| 6.2.8 稳健性分析 |
| 6.2.9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3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收益 |
| 6.3.1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两国协调模型 |
| 6.3.2 两国政策协调&非协调的收益 |
| 6.3.3 两国政策协调收益的理论分析 |
| 6.3.4 两国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5 两国金融风险非对称的协调收益数值模拟 |
| 6.3.6 两国政策协调的收益总结 |
| 6.4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6.4.1 协调时机 |
| 6.4.2 协调对象 |
| 6.4.3 协调方式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
| 7.1.2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
| 7.1.3 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的方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6）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不确定性的度量 |
| 1.2.2 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分析 |
| 1.2.3 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1.2.4 金融市场在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
| 1.2.5 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 |
| 1.3 主要研究目标、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不确定性理论基础 |
| 2.1 实物期权效应 |
| 2.2 预防储蓄效应 |
| 2.3 Oi-Hartman-Abel效应 |
| 2.4 不确定性商业周期理论 |
| 2.5 不确定性金融摩擦理论 |
| 第3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原理 |
| 3.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结果分析 |
| 3.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2.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结果分析 |
| 3.3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3.3.1 基于MS-AR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状态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基于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关联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1 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基本原理 |
| 4.2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3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分析 |
| 5.1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
| 5.2 MH-TVC-SVAR-SV模型原理 |
| 5.3 基于MH-TVC-SVAR-SV模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2 模型设定与先验信息 |
| 5.3.3 脉冲响应分析 |
| 5.3.4 时变方差分解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1 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2 C-SVAR模型基本原理 |
| 6.3 基于C-SVAR模型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与变量处理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 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分析 |
| 7.1 SE-IVAR模型基本原理 |
| 7.2 基于SE-IVAR模型的货币政策作用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2.2 模型设定与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7.3 稳健性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结构与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用能权交易制度理性的辨析 |
| 第一节 用能权交易的基础理论 |
| 一、用能权交易的制度背景:能源资本转型 |
| 二、用能权交易的制度导向:能效提升与自然资本投资 |
| 三、用能权交易的制度设计思路:产权激励 |
| 第二节 用能权的基本内涵与权利属性 |
| 一、用能权的基本概念与内涵辨析 |
| 二、用能权权利属性的主要争议 |
| 三、用能权权利属性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用能权的具体定位与权利界分 |
| 一、用能权财产权属性的具体定位 |
| 二、用能权与类似权利的权利界分 |
| 第二章 用能权交易制度结构的推演 |
| 第一节 实践探析:我国用能权交易试点实践的总结 |
| 一、我国用能权交易实践规则汇总 |
| 二、我国用能权交易实践规则不足之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借鉴:国外白色证书交易的经验与教训 |
| 一、白色证书交易的基础概念与制度构成 |
| 二、白色证书交易制度实践的成败解析 |
| 三、白色证书交易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制度结构:用能权交易的法律规制与整体框架 |
| 一、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法律规制路径 |
| 二、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整体框架 |
| 第三章 用能权初始分配与审核管理制度的建构 |
| 第一节 能源消费总量目标设置的整体方案 |
| 一、宏观层面:国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设定思路 |
| 二、微观层面:地方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的分配策略 |
| 第二节 用能权初始分配机制的总体设计 |
| 一、用能权初始分配方案的利弊探析 |
| 二、我国用能权初始分配机制的制度选择 |
| 第三节 用能权审核管理机制的制度框架 |
| 一、用能权注册登记规则的整体架构 |
| 二、能源消费量MRV规则的基本结构和完善路径 |
| 三、用能权违约处罚与救济规则 |
| 四、自愿交易主体用能权认定的特殊规则 |
| 第四章 用能权交易市场运行与监管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用能权市场交易机制的法律建构 |
| 一、交易主体:多元化主体的构建 |
| 二、交易方式:场内场外相结合 |
| 三、交易商品:用能权的储存与拆借 |
| 四、交易价格:价格上下限的确定 |
| 第二节 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机制的制度结构 |
| 一、用能权金融化交易机制的制度设计 |
| 二、用能权金融衍生品交易规则 |
| 三、用能权担保信贷融资规则 |
| 四、用能权证券融资规则 |
| 五、用能权基金融资规则 |
| 第三节 用能权交易市场监管机制的框架 |
| 一、用能权交易市场监管机制的整体结构 |
| 二、用能权金融化交易背景下监管机制的调整 |
| 第五章 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探索 |
| 第一节 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的基本架构 |
| 一、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架构的分析思路 |
| 二、用能权交易规制协调制度构成的探索 |
| 第二节 用能权交易与其他环境权益交易的协调机制 |
| 一、用能权交易与节能量交易的制度取舍与整合 |
| 二、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的协调适用 |
| 第三节 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的协调适用机制 |
| 一、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的制度冲突 |
| 二、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协调适用机制的建构基础 |
| 三、用能权交易与能源生态税收协调适用机制的法律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制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 |
| 2.2.2 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 |
| 2.2.3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
| 2.2.4 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献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
| 3.1.2 美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3 日本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4 欧洲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企业发展周期视角下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制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 |
| 3.2.3 制药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制药产业特征分析 |
| 3.3.1 产业需求特征 |
| 3.3.2 产业竞争特征 |
| 3.3.3 产业技术特征 |
| 3.3.4 产业发展特征 |
| 3.3.5 产业盈利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及竞争力评价 |
| 4.1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 |
| 4.1.1 产业发展状况相关要素 |
| 4.1.2 产业支撑环境相关要素 |
| 4.2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 4.2.1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概述 |
| 4.2.2 评价指标的界定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
| 4.2.5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优势比较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药产业关键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 产业规模、产业质量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5.1.3 产业规模指标分析过程 |
| 5.1.4 产业质量指标分析过程 |
| 5.2 产业结构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比较 |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 5.2.3 制药企业单一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2.4 制药企业全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
| 6.1 产业规模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1.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1.2 关键因素分析 |
| 6.2 产业质量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2.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2.2 关键因素分析 |
| 6.3 产业结构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4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与差异分析 |
| 6.4.1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关键因素作用 |
| 6.4.2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综合分析 |
| 6.4.3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差异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
| 7.2.1 中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7.2.2 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分析 |
| 7.2.3 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2 《神圣家族》之前:“异化—回归”批判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探寻 |
| 2.1 从中学到《莱茵报》时的马克思:绝对自由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实践 |
| 2.1.1 中学时期: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 |
| 2.1.2 大学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思路的确立 |
| 2.1.3 《莱茵报》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的实践 |
| 2.2 从不来梅到服兵役时的恩格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万能” |
| 2.2.1 不来梅实习时期:自由、理性和“人民的血肉” |
| 2.2.2 柏林服兵役时期:“普遍东西的意识”和“观念万能” |
| 2.3 《德法年鉴》前后的马克思:“异化—回归”批判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 |
| 2.3.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揭露意识形态本质的两个思路 |
| 2.3.2 《论犹太人问题》前后:“普遍性”假象和国家“世俗结构”的缺陷 |
| 2.3.4 《穆勒评注》:劳动和交换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 |
| 2.3.5 《巴黎手稿》前后:“异化—回归”的完成和“普遍的人的解放” |
| 2.4 英国实习时的恩格斯:财产“统治”成为法律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2.4.1 “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国民经济学的欺骗与伪善 |
| 2.4.2 《英国状况》:“向自己本身复归”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3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3.1 “历史科学”、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3.1.1 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识形态思想的蜕变 |
| 3.1.2 《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形成 |
| 3.1.3 资产阶级的“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理性”的批判 |
| 3.1.4 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消灭 |
| 3.2 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证和新形式 |
| 3.2.1 欧洲1848年革命与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表现及条件 |
| 3.2.2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社会关系物化和资本主义拜物教 |
| 3.2.3 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时期:真正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消灭的实践证明 |
| 3.2.4 《反杜林论》:人类解放的实现和上层建筑的消灭 |
| 3.3 恩格斯后期: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
| 3.3.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伪装为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策略 |
| 3.3.2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完结” |
| 3.3.3 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史 |
| 3.3.4 晚年通信: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
| 4 “科学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 |
| 4.1 “一般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 |
| 4.2 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精神生产和历史运动 |
| 4.2.1 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 |
| 4.2.2 精神生产:意识的产生、内容和演变 |
| 4.2.3 历史运动和异己力量 |
| 4.2.4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 |
| 4.3 “历史科学”中的人类史 |
| 4.3.1 人类历史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果 |
| 4.3.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 |
| 4.3.3 分工产生阶级、国家和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异己力量 |
| 4.3.4 三种依次演进的社会关系形式 |
| 4.3.5 世界历史运动和日益扩大的异己力量 |
| 4.3.6 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解放 |
| 5 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
| 5.1 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1 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2 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黑格尔绝对观念论 |
| 5.2 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 |
| 5.3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
| 5.3.1 经济“红线”与意识形态的“曲线”和“中轴线”的关系 |
| 5.3.2 意识形态“服从自身规律” |
| 5.4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过程及原因 |
| 5.4.1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方式和主观过程 |
| 5.4.2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原因 |
| 5.5 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矛盾 |
| 5.5.1 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观念 |
| 5.5.2 意识形态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 |
| 5.5.3 意识形态是按照“虚假观念”“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 |
| 5.5.4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把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统治 |
| 5.5.5 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 |
| 5.6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5.6.1 虚假的“普遍性” |
| 5.6.2 “本末倒置” |
| 5.6.3 “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 |
| 5.6.4 “没有历史” |
| 5.6.5 形式化 |
| 5.7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消灭 |
| 5.7.1 作为思想条件参与历史创造:“借用”、“模仿”与合法性 |
| 5.7.2 “思想的统治” |
| 5.7.3 意识形态的“完结”和“消灭” |
| 5.8 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思想及其生产者“意识形态家” |
| 5.8.1 统治阶级思想的产生:服务革命和统治的理论策略 |
| 5.8.2 统治阶级思想的地位、性质和作用 |
| 5.8.3 “意识形态家”:“编造”阶级“自身的幻想” |
| 5.9 意识形态具体形式 |
| 5.9.1 法与法律: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 |
| 5.9.2 宗教:反映“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感情上的形式” |
| 5.9.3 伦理道德:“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
| 5.9.4 目的论历史观和英雄史观 |
| 5.10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 5.10.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活动及其变化 |
| 5.10.2 资产阶级价值观、法、道德和哲学 |
| 5.10.3 资产阶级经济学 |
| 5.10.4 作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法国信贷消费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D]. 石晓鹏.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中国参与宏观审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与协调收益研究[D]. 刘晓宇. 山东大学, 2021(11)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6]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德园. 吉林大学, 2020(08)
-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8]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研究[D]. 陈志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9]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D]. 李超.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10]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