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龙”介入局势尚不明朗(论文文献综述)
田飞龙[1](2021)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准备与心理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两岸"冷对抗"相互叠加之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岛内遭到"台独"势力污名化,但始终不能否定其极具重要的宪制价值和实践意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进一步澄清来源、法理与实践取向的必要性及空间。两岸共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和环境远比香港实践复杂,存在不可回避的困难和挑战,既有"台独"势力阻挠,也有外部势力干涉。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只是制度原理和权利义务的澄清和配置,更是相关心理建设的推进和开展。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框架,加快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准备与心理建设,为和平统一创造最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袁博[2](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韩蓉[4](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高然,刘兵兵[5](2020)在《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初探》文中提出前仇池国为两晋十六国时期氐族杨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当南北冲要之地,物产丰富,又逢乱世,前仇池国能得以崛起、建国、发展,并延续国祚近八十年。而在发展过程中,前仇池国介入各个政权在西北地区的争夺,进而影响西北政局;南北各政权也多借重前仇池国的地缘、人力等优势来打击敌对力量,形成了双方互相利用、推动西北局势发展的局面。最终随着割据制衡形势的变化,前仇池国无力独撑西北,为崛起的前秦所灭。
孙灿[6](2018)在《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也得到显着提升。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日益呈现出在“南海地区秩序安全议题”上选边站队的霸权护持和在“南海岛礁主权安全议题”上选择中立“不持立场”的特征,这契合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两种常见的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通过对相关美国外交战略研究文献的回溯可以发现,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强制是通过威慑、胁迫和强制企图等基本方式运作的,以意愿强加、施压惩罚对手、安抚盟友、保持强权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克制是通过慎用武力、管控约束、协同合作为基本运作方式,并以扞卫核心或关键利益、维持战略稳定及缔造安全秩序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的组合构成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对冲战略。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有着各自的驱动因素。中国东亚海上力量崛起的“威胁”感知和美国对于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声望和信誉的重视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强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沃勒斯坦式”霸权思维的迷恋,也植根于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崇拜;南海本身并非美国核心或关键国家利益的事实以及美国没有为有关声索国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冲突“买单”的义务和承诺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克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伯克式”审慎思维的运作,也植根于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价值的某种思量。上述驱动因素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和有关声索国的认知,又是美国与它们进行战略互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被贴上“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的标签。具体而言,这种“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包含了美国对中国是否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的战略互动认知以及美国认为自己是会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还是会被“牵连”的战略互动认知。对美国南海外交中的对华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进行概念化和类型化的讨论后可以发现,战略强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强制,其中低度战略强制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威慑这一指标组合,而高度战略强制则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胁迫、有强制企图的威慑和有强制企图的胁迫三种指标组合;战略克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克制和高度战略克制,其中低度战略克制包括了慎用武力这一选择指标,而高度战略克制则包括了管控约束和协同合作两个选择指标。这样,在“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和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战略之间建立一种连贯的因果解释机制的假设推理便得以可能。通过引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四个实践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后可发现,“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冲突”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越南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中国南沙岛礁建设(2013-2016)”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回顾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实践后可以发现,其助力和落实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同时也降低了中美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诱发了中美在南海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展望特朗普政府的南海外交政策,其将在基本延续奥巴马时期美国南海对华对冲逻辑的基础上存有变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经济制裁、强化“印太地区”盟友以及运用“议题联系”策略等方式上变革现有的美国南海对华外交。未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外交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是否“改变现状”的认知以及美国对其与有关声索国关系的认知。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长印[8](2018)在《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文中研究表明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生活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靺鞨”及汉等民族。期间,中央(中原)政权出于卫边考虑、东北民族因为发展需要,双方间以及东北民族内部间发生了诸多战争,史料对其多有记载。本文以历史文献学为基础,相关中外史料为依据,将史学考证、文献校勘及考古相结合,辅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归纳与演绎、边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史地等角度对汉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展开客观研究,期望通过具体战争事件体现汉晋东北战争概貌和以详尽史料探求本地区军事价值发展趋势。本文开篇为导论,以其对此次研究的依据、方法、相关概念进行介绍,综述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的研究现状,通过原因与意义等章节阐明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价值所在。主体部分,将汉晋时期东北战争划为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五章进行研究:第一章西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刘邦平臧定卢、武帝攻匈灭卫、新莽与高句丽之冲突、高句丽大武神王北征夫余。第二章东汉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东汉初刘秀定渔阳、东汉三定乐浪、祭肜镇辽东、曹操北击三郡乌桓、尉那岩城之围、建光元年汉丽之战、耿临等三征高句丽。第三章曹魏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田豫阻轲比能侵东部素利之战、魏明帝三征辽东、毋丘俭征高句丽。第四章西晋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慕容廆扰乱东北、段部鲜卑参战中原、高句丽“西进南拓”之过程。第五章东晋时期史料所记之东北战争,主要包括:棘城之战、慕容仁之乱、慕容皝平段却赵、慕容皝征高句丽、慕容皝并灭宇文、慕容垂定幽平二州、后燕为北魏所迫退保平州、高句丽与后燕争夺辽东、高句丽与百济之系列战。其中,每章第一节为背景简介,二至四节从战前关系、战前局势、军力对比、交战原因、战争过程、战后措施和战后局势等角度对东北主要战争事件进行研究。文尾为结语。目前,学界对东北古代战争进行系统研究者较少,《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往来纷繁,其性质很难统一而论,相对而言由中央政权发起的战争多具有正义性——主要目的是卫边,东北民族发起的战争多是非正义的——主要目的是并土掠民以自实,但高句丽和鲜卑助汉魏定边等战则又具正义性,三郡乌桓助袁抗曹、公孙氏兵联孙吴、段部参战中原、慕容氏建立前后两燕之系列战又具有争霸性质。这一时期,东北的军事价值呈曲线式上升,战争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一线,其中南线之中南军事价值在东晋时方与西南并重,二者对南线军事地位的提升起主导作用,东南军事价值虽至东晋末时有所提升但终不能与前二者相较,辽东于东汉时正式成为各方控制东北的战略节点。在东北民族的推动下,东北各县郡境盈缩不定,边疆内地化影响呈扩大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力争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熟练的运用基础理论和知识去解决问题,以期做到思路层次清晰、分析正确、概括全面、史料取舍恰当、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论证严密和对历史发生过程描述准确。在坚实的文献查阅和积累的基础上,在保证基本概念清楚、基本理论扎实和学术质量高的前提下,本文得出了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论。当然,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因欲兼具历史普及功能而致每章第一节偏重知识介绍,其并未对汉晋东北小规模战争进行全面梳理、对异议问题缺乏考证、文献学和史学结合仍欠妥当、考古资料和国外文献仍需补强,如果能够在史实考证上更有心得的话,该论文会显得更为丰厚一些。
王名峰[9](2018)在《唐代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围绕唐代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的诸种认识问题,通过调查与研究,进行考证、辨析,解读唐代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的脉络、特质、文化内蕴与成因。论文主体分七个部分:第一章,对乾陵石刻模式进行概述并较为详细地对乾陵石刻的空间布局以及石刻的面貌进行介绍。第二章,对唐代初期追封祖陵石刻年代考证。唐初追尊永康陵、兴宁陵,作为陵来说这二陵是唐代最早称陵的墓葬,因其二陵前均有石刻建制,关于这些石刻的年代问题是值得考证的。如果不判定出此二陵石刻的年代,唐代帝陵特别是乾陵石刻模式的来源问题是难以理清的。第三章,梳理唐乾陵式神道石刻组合来源的脉络。这章以陵墓时间为顺序,系统对唐初献陵、昭陵石刻的形成、石刻的种类及特殊性作出系统的论证,对下文考证影响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的主线做出铺垫。第四章,根据乾陵石刻模式与唐初的献、昭二陵进行石刻的比对,对乾陵石刻模式在唐初献、昭二陵中的继承性和开创性的石刻进行提炼,同时基于宏观视阈从汉代以来的墓葬石刻传统中找到乾陵石刻形成的儒家礼制依据,并提出乾陵石刻是以献祭礼仪为中心的反映天国观的石刻组合模式。第五章,考证唐乾陵石刻模式中的石刻。这章主要考证构成献祭礼仪的“天国”象征石刻系统,即以石柱、有翼兽、翁仲、石狮构成的天国象征模式;以蕃酋像为中心,鸟形浮雕石屏为先导,石马及控马者为献祭象征石刻的组成模式。第六章,辨析从乾陵“二石碑”的性质到南、北门石刻的关系。这章从乾陵“二石碑”出发,对“无字碑”的归属展开讨论,同时结合唐代皇后祔葬制度,提出陵墓北门石刻在乾陵石刻模式中为皇后的礼制石刻建制。第七章,对乾陵石刻模式的变革与定型及对后世帝陵的影响情况作出简明的分析与判断。同时,探究唐代初期帝陵石刻形成的原因。这章通过对中古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着重指出礼制带来唐代帝陵石刻的变化,以及天可汗制度如何促成了唐代初期帝陵石刻的形成。最后,将本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作总结。
刘兵兵[10](2018)在《仇池诸政权与两晋南北朝西部政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仇池杨氏政权自西晋末到南北朝末年延续近三百年,历前仇池、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五国,几与魏晋南北朝相始终。由于其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影响范围,仇池杨氏政权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部政局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杨氏仇池政权自汉末初露头角,两晋时期兴盛、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末年才消亡。西晋末年的政治动荡直至灭亡,都为杨氏政权的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前仇池国也一度强盛。至淝水之战前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前仇池政权在被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征伐和借重的两端摇摆,最终为前秦灭国。淝水之战后,杨氏后人趁着北方混乱的局面重新建立仇池国政权,史称后仇池国。随着后秦的强大以及东晋的发展,后仇池国凭借着中间地带的优势一直游离于两国之间,杨氏政权也发展到其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北魏兴起、刘宋代晋,以及随之而来的刘宋大举北伐,让后仇池国灭亡。南北朝时期为杨氏政权逐渐消亡时期,杨氏政权在各个方面的实力都大大下降。武都国是由刘宋重新扶持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杨氏政权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民族影响力,在与北魏的抗争中占据优势。在北魏与刘宋的南北对峙中,武都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北魏与刘宋的战和情况也影响了武都国的发展。武兴国、阴平国时期,杨氏领袖凭借着中间地带的优势,以及南北抗争的紧张局势,反复地归顺和背叛二者。但随着南北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在大一统的时代趋势下,武兴国与阴平国也最终消亡。总之,仇池诸政权影响西北政局的特点主要是:1.影响既是区域性的,也是全局性的,但始终存在。2.施加于外的影响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3.施加于外的影响受到外部格局发展的影响,二者互相制约。4.影响的表现方式以外交为核心。而仇池仇池诸政权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影响西北政局的特点,其原因则在于:1.仇池自身复杂的内部状况。2.两晋南北朝复杂的外在环境。
二、“飞龙”介入局势尚不明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飞龙”介入局势尚不明朗(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论文概况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综述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五) 创新与不足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一、“缠”与“放”之间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二、群体特征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结语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一、生平与易着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二、六艺与易教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余论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构想 |
第一章 承与变:清末民初小说图像发展态势 |
第一节 题材类型分类:两期发展脉络 |
第二节 绘制对象分类:多样性的图像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叙事效果 |
第一节 外部:图像样式干预叙事效果的实现 |
第二节 内部:图像主体影响叙事效果的达成 |
第三章 刊印新着小说图像的书局 |
第一节 书局出版新着小说图像的总格局 |
第二节 重要书局对新着小说图像的推介 |
第四章 印刷技术与画师群体的助力 |
第一节 印刷技术发展引领的图像嬗变 |
第二节 画师技术革新引领的图像发展 |
第五章 社会百相:从小说图像看清末民初的历史新貌 |
第一节 “外国人”与异域建筑:从小说图像看异域想象 |
第二节 从“飞机”到“潜艇”:从小说图像看科幻想象 |
第三节 “女学生”与新式学堂:从小说图像看教育情状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清末民初新着单行本小说中不同类型图像的题名情况 |
二、清末民初单行本(附图)新着小说编年叙录 |
后记 |
(5)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一、两晋、前赵时期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 |
(一)前仇池国在两晋之际的崛起 |
(二)前仇池国在东晋、前赵时期的发展 |
二、东晋、后赵前秦时期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 |
(一)前仇池国在后赵、东晋对峙中发展 |
(二)北方统一过程中的前仇池国 |
余 论 |
(6)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一、经验困惑、理论借鉴与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学界对美国政府南海外交政策研究的回溯 |
一、学界对冷战前和冷战时期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的研究 |
二、学界对冷战后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的研究 |
三、学界对美国南海外交政策研究的特点与拓展空间 |
第三节 研究方案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篇章结构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强制学理溯源 |
第一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强制的学理研究进展 |
第二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强制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映射 |
一、美国战略强制外交与“沃勒斯坦式”霸权思维 |
二、美国战略强制外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
第二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克制学理溯源 |
第一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克制的学理研究进展 |
第二节 美国外交中战略克制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映射 |
一、美国战略克制外交与“伯克式”审慎思维 |
二、美国战略克制外交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
第三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因变量选取: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的对冲逻辑 |
第二节 自变量选取:对冲逻辑的战略考量 |
一、美国战略强制的考量 |
二、美国战略克制的考量 |
三、美国对冲逻辑的考量:“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 |
第三节 影响机制构建:解释对冲逻辑 |
第四章 案例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实践 |
第一节 A_1型对冲的案例:黄岩岛对峙事件 |
一、菲律宾政府如何行事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四、分析与检验 |
第二节 A_2型对冲的案例:“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冲突 |
一、越南政府如何行事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四、分析与检验 |
第三节 A_3型对冲的案例: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 |
一、菲律宾政府如何行事 |
二、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四、分析与检验 |
第四节 A_4型对冲的案例:中国南沙岛礁建设(2013-2016) |
一、中国政府如何行事 |
二、有关声索国政府如何反应 |
三、美国政府如何介入 |
四、分析与检验 |
第五章 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的评析 |
第一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得”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失”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南海外交对冲逻辑之“变”与“不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已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的范畴 |
1.3 概念的界定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1.3.5 权力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1.6 论文的框架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2.1.5 小结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2.2.5 小结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3 小结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3.1.3 小结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3.2.5 小结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3.4.1 岛洲型聚落 |
3.4.2 沙洲型聚落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3.4.4 小结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3.5.3 小结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4.4.6 小结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6.3.1 城郭型墟市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6.3.4 小结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7.5 本章小结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8.4.1 工业化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9.3.1 理论总结 |
9.3.2 余论 |
附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志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三、族谱、碑刻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六、外文文献 |
七、其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原因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依据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相关概念之界定 |
第一章 西汉史料所见之东北战争 |
第一节 西汉起止时间、东北二至、各相关民族及政权 |
一、西汉、新莽、更始政起止时间及兵制 |
二、西汉时期东北之西、南二界 |
三、西汉时期东北主要民族、封国、地方政权及大时局 |
第二节 刘邦两定燕国 |
一、刘邦亲定燕王臧荼之乱 |
二、樊哙与周勃平定卢燕之乱 |
第三节 汉武帝两定东北 |
一、武帝北击匈奴左贤王部 |
二、武帝征定卫氏朝鲜 |
第四节 西汉末年高句丽在东北东南部之系列战 |
一、新莽与高句丽之冲突 |
二、高句丽大武神王北征扶余 |
小结 |
第二章 东汉史料所见之东北战争 |
第一节 东汉起止时间、东北二至、各相关民族及政权 |
一、东汉起止时间及兵制 |
二、东汉时期东北之西、南二界 |
三、东汉时期东北主要民族、封国、地方政权及大时局 |
第二节 东汉三定东北 |
一、定渔阳彭宠之战 |
二、三定乐浪 |
三、祭肜镇辽东 |
第三节 曹操北击三郡乌桓 |
一、曹氏与乌桓战前关系 |
二、战前形势 |
三、曹操征三郡乌桓的原因 |
四、战前准备、交战过程及战后措施 |
五、战后形势 |
第四节 东汉与高句丽之系列战斗 |
一、尉那岩城之围 |
二、建光元年之战 |
三、耿临、公孙度、公孙康三征高句丽之战 |
小结 |
第三章 曹魏史料所见之东北战争 |
第一节 曹魏起止时间、东北二至、各相关民族及政权 |
一、曹魏起止时间及其兵制 |
二、曹魏时期东北西、南二界 |
三、曹魏时期东北主要民族、地方政权及大时局 |
第二节 田豫阻轲比能侵东部素利之战 |
一、双方关系及战前形势 |
二、交战原因、战争过程及战后措施 |
三、后期形势 |
第三节 魏明帝三征辽东 |
一、双方关系、战前形势、交战原因及战前准备 |
二、战争过程 |
三、战后措施及形势 |
第四节 毋丘俭征高句丽 |
一、战前关系、形势及交战原因 |
二、毋丘俭征高句丽战争过程详考 |
三、战后措施及形势 |
小结 |
第四章 西晋史料所见之东北战争 |
第一节 西晋时期东北主要边郡、民族及地方政权 |
一、西晋起止时间 |
二、西晋时期东北之西、南二界 |
三、西晋时期东北主要民族、封国、地方政权及大时局 |
第二节 慕容廆扰动东北 |
一、战前关系及形势 |
二、慕容廆发动战争的原因、过程及战后措施 |
三、后期形势 |
第三节 段部鲜卑参战中原 |
一、双方关系、前期形势及参战原因 |
二、段部参战过程 |
三、后期形势 |
第四节 高句丽“西进南拓”之过程 |
一、战前关系及形势 |
二、高句丽侵边过程 |
三、后期形势 |
小结 |
第五章 东晋史料所见之东北战争 |
第一节 东晋时期东北主要边郡、民族及地方政权 |
一、东晋起止时间及兵制 |
二、东晋时期东北之西、南界 |
三、东晋时期东北主要民族、封国、地方政权及大时局 |
四、燕、赵、秦、北魏等之十六国兵制 |
第二节 前燕兴亡之系列战争 |
一、棘城之战 |
二、慕容仁之内争 |
三、慕容皝平段却赵 |
四、慕容皝征高句丽 |
五、慕容皝并灭宇文 |
第三节 后燕兴亡之系列战争 |
一、慕容垂定幽平二州 |
二、后燕为北魏所迫退保平州 |
三、高句丽与后燕争夺辽东 |
第四节 高句丽与百济之系列战 |
一、战前双方关系、半岛形势及高句丽南拓原因 |
二、高句丽与百济乐浪相战之过程 |
三、后期形势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附图一 |
附图二 |
附三 主要战事年表 |
(9)唐代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一)选题的研究目的 |
(二)选题的研究意义 |
二、关于乾陵石刻的踏察与研究成果综述 |
(一)以踏察为主的研究工作及成果 |
(二)乾陵石刻理论研究成果 |
三、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 |
四、文章的结构 |
五、文章的研究方法 |
六、文章的写作方法 |
七、文章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唐代乾陵石刻模式 |
第一节 从乾陵石刻的布局看乾陵石刻模式 |
第二节 唐代乾陵石刻模式的石刻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在乾陵石刻模式的背景下对唐代祖陵石刻年代考证 |
第一节 从顺陵石刻的年代对祖陵石刻年代推断的启示 |
第二节 唐代祖陵石刻的年代问题 |
一、唐代祖陵石刻年代的辨析 |
二、永康、兴宁二陵的石刻造型考证 |
三、唐代祖陵石刻的年代推断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唐代乾陵石刻模式来源的脉络梳理 |
第一节 献陵石刻考证 |
一、献陵的概况及石刻年代推断 |
二、献陵神道石刻的时代特征 |
第二节 昭陵石刻渊源考证 |
一、昭陵的营建时间及石刻形成 |
二、昭陵六骏 |
三、昭陵蕃君长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唐代乾陵石刻模式的内涵 |
第一节 从乾陵石刻的布局上看乾陵石刻模式的形成 |
一、乾陵石刻的沿袭 |
二、乾陵石刻的创新 |
第二节 从丧葬礼仪看乾陵石刻模式中所反映的意义 |
一、传统儒家陵墓石刻礼仪制度在乾陵石刻中的反映 |
二、乾陵石刻模式中“献祭”功能溯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唐代乾陵石刻模式中的石刻考证 |
第一节 乾陵石刻模式中的“天国”象征石刻组成考证 |
一、乾陵石刻的“天国”仪式化源于恭陵石刻中“天国”的雏形 |
二、乾陵石刻模式中构成“天国”象征石刻的解读 |
第二节 乾陵石刻模式中“献祭礼仪”石刻组合考证 |
一、“蕃酋像” |
二、乾陵“石马与控马者”考 |
三、鸟形浮雕石屏的象征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乾陵“二石碑”的性质到乾陵石刻模式南北门石刻关系辨析 |
第一节 乾陵“二石碑”归属考证 |
一、关于帝陵立“碑”的辨识 |
二、关于对“述圣纪”的认识 |
三、则天合葬乾陵与皇后祔葬制度考证 |
四、从恭陵、乾陵、定陵碑的位置变化看帝陵石碑的摆放变化 |
五、乾陵二刻石的意义 |
第二节 北门石刻推断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乾陵石刻模式的变革与影响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乾陵石刻模式的变革 |
第二节 乾陵石刻模式对后世帝陵的影响 |
第三节 礼制带来唐代帝陵石刻的变化 |
第四节 天可汗制度与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的时代背景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文献 |
二、考古调查报告 |
三、学术论文及专着 |
四、译着 |
插图说明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仇池诸政权与两晋南北朝西部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仇池诸政权简况 |
一、仇池地理环境 |
二、仇池诸政权兴亡简况 |
第二章 前后仇池国与淝水之战前后的西部政局 |
一、前仇池国与淝水之战前西部政局 |
(一)与两晋、前赵时期的西部政局 |
(二)与东晋、后赵前秦时期的西部政局 |
二、后仇池国与淝水之战后的西部政局 |
(一)与东晋、三秦时期的西部政局 |
(二)与刘宋、北魏对峙初期的西部政局 |
第三章 武都、武兴、阴平国与南北朝对峙中的西部政局 |
一、武都国与刘宋、北魏对峙中的西部政局 |
(一)武都复国与宋魏西北战略 |
(二)刘宋利用武都谋取关陇 |
(三)武都国内乱与刘宋、北魏间的摇摆 |
二、武兴、阴平国与北魏、南齐、南梁间的西部政局 |
(一)武兴国权重的增长 |
(二)武兴国过度膨胀引发恶果 |
(三)武兴、阴平国的复起 |
(四)北魏分裂后的局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一 仇池诸政权世系表 |
附表二 仇池诸政权大事年表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四、“飞龙”介入局势尚不明朗(论文参考文献)
- [1]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准备与心理建设[J]. 田飞龙. 现代台湾研究, 2021(05)
- [2]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初探[J]. 高然,刘兵兵.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 [6]战略强制与战略克制: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D]. 孙灿. 南京大学, 2018(02)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两汉魏晋史料所见东北战争[D]. 王长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9]唐代乾陵石刻模式形成研究[D]. 王名峰. 西安美术学院, 2018(01)
- [10]仇池诸政权与两晋南北朝西部政局[D]. 刘兵兵. 西华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