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创造知识讲座

一、发明创造知识讲谈（论文文献综述）

卫懿嘉^[1]（2020）在《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牛郎织女传说从奴隶时期的星象神话发展到现如今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始终保持时代性和鲜活性。它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神灵和社会形态的思考和认知,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牛郎织女传说不仅在我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对日本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在大陆纺织集团和日本文化使者的影响下,不断进行东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牛郎织女传说。国内关于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成果相对贫乏,主要集中在日本七夕风俗、七夕和歌和羽衣仙女传说等相关文学领域,对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本体性研究关注不够。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日牛郎织女传说为研究对象,在比较文化的视域下,分析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探究受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由此看出日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表现及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启示。在此思路下,论文主要从三个章节来展开论述:开篇是绪论。从选题缘由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内容这三个方面对论题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明确论文的问题意识与写作思路。第一章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传播概况。首先从历时性角度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探究时代演变与民间传说间的关系,挖掘牛郎织女传说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资源。接着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传播路径进行介绍。牛郎织女传说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播到日本:一种是大陆纺织集团的牛郎织女口头传播,使织女形象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另一种是日本文化使者的牛郎织女主动传播,使日本民众能够直观准确地感知牛郎织女传说的魅力。通过对传播路径的分析,得出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从无意识的口头传播上升到有意识的主动交流,体现出日本对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视与吸收。第二章是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比较分析。主要从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相通性和变异性两方面展开论述。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不断向中国学习优秀文化,文化上具有共通性,主要表现在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祓禊信仰和神灵崇拜等方面,体现出中日两国思维与认知的共性。在牛郎织女的日本传播中,日本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在本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宗教信仰、文化审美等影响下,进行文化过滤和文化选择,在牛郎身份转变、牛郎升天情节、银河形成方式和渡河相会内容等方面发生受容现象,以此契合日本民众的精神需求,体现了异民族文化相融合和相抗衡的发展状态。第三章探究牛郎织女日本受容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日本的民族特色,从日本多神教的文化语境、日本文化使者的阶级表达、日本古典美学的脱政治化和日本海洋性的地缘文化这四个维度,来探究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现象,深入挖掘日本牛郎织女传说所承载的日本文化资源,以及日本面对跨文化交流时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发展规律。结语是通过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分析,得出日本在面对异域文化传播时,始终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样态,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内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发展规律启发了我国在跨文化交流中,一直坚持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融合各国的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通过以上三章的论述对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过程与受容内容进行深刻的阐释,总结出日本在跨文化交流中能够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异域文化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过滤,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这一文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使我国在跨文化交流中始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不断融合异域文化的优秀基因,促进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研究进一步呈现了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这对于增进中日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中日文化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王净华^[2]（2020）在《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文中提出坂口安吾（1906-1955）是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出生于日本海沿岸的雪国——新泻,就读于东洋大学印度哲学伦理专业。1931年凭借《风博士》《黑谷村》等小说一跃成为文坛新秀,而后出版了《吹雪物语》《珍珠》《白痴》《盛开的樱花林下》等系列文学作品,并撰写出版了以《日本文化之我见》《文学的故乡》《堕落论》等为代表的文学评论,1955年因脑溢血去世。坂口安吾的文学生涯起步于1931年,正是日本所谓“十五年战争”（1931-1945）的肇始之年;其文学生涯的结束,则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第十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战争语境之中,坂口安吾开始了以时代为背景的个性书写,以文学为手段的人生探索。可以说,坂口安吾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国家、社会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坂口安吾的文学始终保持着以“叛逆”“颓废”为标志的独特风格。独具个性的“叛逆”风格体现为蔑视权威、反传统道德、反社会秩序、反对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事物;始终持有的“颓废”情绪则直接而深刻地再现了“战争语境”之中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思索所构筑起来的精神气质,由此也成就了富有个性的坂口安吾文学。通过细致阅读《坂口安吾全集》,本论文提炼出坂口安吾小说的四大主题,即“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这四大主题既统一在十五年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战争语境”之中,还涵盖了绝大多数坂口的文学作品,更贯穿了坂口安吾的整个文学生涯。围绕这四大主题,本论文将“战争”作为坂口小说创作的宏大背景,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辅以文化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以及叙事学等方法展开坂口安吾小说的探讨研究。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以小说《吹雪物语》为中心,探讨“故乡丧失”主题。“故乡”不仅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界共同关注的一大主题,亦是坂口安吾一贯关注的文学主题之一。坂口安吾的不少作品皆涉及到这一主题,亦潜在地构筑了独特的故乡意象。该小说以日本开拓殖民地新航线的中转站、坂口安吾的故乡——新泻为对象,直接揭示了坂口安吾灵魂深处的故乡丧失意识。这一意识既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下的新泻印象上,也体现在缺乏归宿感的新泻人孤寂绝望的情绪之中。这一意识不是“日本回归”性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意识,而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人情世故的变幻、新故乡的发现而呈现出来的、作为日本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体现了日本人自我存在的危机与不安。这一意识横亘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历史、故乡与都市、自我与他者之间,带有了坂口安吾式的独特的颓废意识。第二部分以小说《珍珠》为中心,探讨“历史审视”主题。历史叙事是坂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珍珠港事件作为世界战争史的历史大事件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文学界甚至出现了“十二月八日文学”,标志着日本文坛陷入到一个疯狂的状态。与之不同,坂口安吾采取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展现对媒体报道的怀疑与审视,直接反映出“历史审视”主题下独特的时代认识。坂口以其敏锐的思考力、怀疑与解构的历史认识态度、个体的生活者的书写立场尝试摆脱历史叙述与时代语境的禁锢,始终将自我维持在一个“审视者”的主体性地位,将“历史审视”的文学主题、同时也将文学书写的权力真正地还原到个体的自我之中。第三部分以小说《白痴》为中心,探讨“生命认知”主题。首先,本论提示了东京大空袭这一战争背景,揭示出主人公所处的战争语境下的小巷世界就是一个“众愚”的社会,刻画了所谓“白痴”的多样化的存在样态。接下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阐述主人公伊泽面临伦理困境所做的伦理选择,探究战争是如何一步步将人推向绝境,同时也呼唤人性回归的问题。最后,则是站在白痴女形象的重塑、战争与生命认知、肉体与生命认知等多重视角,阐述坂口安吾的现代性批判与生命认知的关系。所谓“生命认知”,不仅是针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认知,同时也是针对生命意识究竟是什么的一大认知,更是针对隐藏在这样的生命意识背后的历史、国家、体制等意识形态的深层思考。第四部分以《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中心,探讨“文化思考”主题。纵观日本历史,“樱花”与神话、宗教、文学、文化、国家、政治串联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符号。就《盛开的樱花林下》这部小说而言,涉及到日本文化象征物的“樱花”,日本文化精神的代表“武士道”,以及日本人的思维观念、行动样态、审美意识,因此可以将该小说视为针对日本文化意识的思考。小说之中,“樱花”意象呈现为“恐怖、不安、虚无与死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樱花意象,由此推导出坂口安吾围绕文化展开思索的根本意图既不是为了颠覆现实之后回归传统,也不在于重新塑造所谓新的“传统”,而是在于打破日本传统,尤其是战争语境中被大力宣扬的所谓“日本精神”,站在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危机,突出绝对的主体性意识,寻求真正的个体解放。最后是结论部分。通过考察坂口安吾的代表小说呈现的主题,探究各个小说主题与战争语境、国家社会、文学发展以及个人体验的内在同一性,将坂口安吾小说主题归纳为“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不言而喻,重点不在于“故乡”“历史”“生命”“文化”,而在于“丧失”“审视”“认知”“思考”所体现的叛逆性思维,即作为否定的丧失,作为怀疑的审视,作为确认的认知,作为批判的思考。换言之,在坂口安吾的独特的小说主题下,一切皆不是从属于战争语境或者战争体制下的“日本精神”的存在,皆不是肯定式的、建构式的架构,而是带有了否定性的、解构性的内涵,是一种叛逆的、颓废式的反面书写。正因为如此,这四大主题呈现了坂口文学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也能够更为准确地概括坂口文学的深刻内涵。《吹雪物语》展现的颓废意识,《珍珠》对军神九柱的去英雄化,《白痴》中“白痴”的隐喻与象征,《盛开的樱花林下》中樱花的叛逆意象,均再现了坂口安吾针对所谓“日本性”“日本精神”的颠覆。坂口安吾自始至终坚持的,就是一种怀疑精神,一种自我的独立性,就是始终把坚持主体性的自我视为人生道路的根本目标、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

赵振红^[3]（2020）在《论“创造的教育”》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建设创新性国家,创新、创造成为影响国家民族发展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紧跟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创新性人才。这对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变革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践行“创造的教育”精神,培养适应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具有创造活力、创造精神,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亟需理论上探索与实践上的回应。“创造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丰富的现实内涵。在历史的镜像中,中西先哲基于人的创造性与超越性的深刻认识,提出过丰厚的创造的教育思想,把培养人的创造性作为教育的本质使命和永恒追求。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的教育”思想具有其鲜明的文化性格,即国际性与本土立场的结合,民族性与社会关怀相统一。在现代语境中,“创造的教育”以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核心指向,崇尚开放性思维,关注个体的自由个性作为创造的基础与目标。创造的教育是活的教育,体现着理念、过程、方法上的创新,意味着对个体生命潜能的激发尊重,即能够正视鲜活的生命现实,成就积极而灵动的个体价值生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创造的教育”的人学立场及目标,主体赋值与人的自我超越是“创造的教育”的价值逻辑。“创造的教育”深植于人学思想,其立场和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人学视域下,教育不仅具有“属人”性,也是“为人”的,教育中呼唤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是教育的对象,人更应成为教育目的本身,在教育中要把人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创造的教育始于“尊重”,尊重人的尊严、价值诉求与个体差异性,是为了使人成为主体自由的人。创造的教育含有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建构意味,要为人的可能生活奠基,积极引领个体进行精神家园的建构,因而“创造的教育”必须要实现人的主体赋值基础上的意义建构。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是每个人的内在诉求,当代教育要反省人的培养过程中对创造性背离甚至扼杀的现实,反思变革教育以重新缔造教育的创造性。教育失去了创造性,就意味着教育失去了对甄别批判反思的追求,从而也意味着教育育人价值的失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追求的空置,以及人的思想自由理想王国的幻灭,就会导致教育的平庸之“恶”。培养人的创造性的前提是提升教育的创造性。要缔造创造性的教育,要树立“创造”的观念,在教育中遵循人的主动性、可塑性、自由性和完整性原则;在宏观层面努力扩大教育的“独立性”,在中观层面做到教育资源整合与整体优化,微观层面探索“创造的课堂”的空间,通过各方协同努力,积极构建创造性的教育。

宁立志,郭玉新^[4]（2020）在《专利权权利客体例外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专利法所不予保护的客体可称之为专利权例外客体。专利权权利客体例外制度由例外客体范围及其排除规则与适用机制共同构成。我国专利权例外客体在形式上呈现"1+N"形式,内容上可分为发明创造的例外客体和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两种类型。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新,我国专利客体例外制度存在着制度逻辑性欠缺、例外客体排除规则不明确、适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从规范建构、法律解释与适用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方新圆^[5]（2019）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初期,中国通史编纂一度陷入沉寂,近10年来,中国通史编纂又呈现出了振兴的趋势,不仅国内出现了以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为代表的优秀中国通史着作,海外也推出中国通史力作,例如引进到国内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等等。因此,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进行一番总结,可谓恰逢其时,得天独厚。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学术史的方法,以代表性的中国通史着作为中心,以史学编纂话题为线索,全面探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的主要内容、特征,回顾和总结21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情况,梳理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的优劣得失,为将来的中国通史编纂提供理论参考。从“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入手,侧重讨论中国通史编纂的史料问题。在分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中国通史观的基础上,该着作具有重视史料的批判、重视世界史的角度、重视学术成果的吸收等三个特征。从《哈佛中国史》入手,侧重讨论中国通史编纂的叙事话题。在讨论欧美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的基础上,该着作具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政治与文化互为表里、创造性的语言诠释的特征。从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入手,重点讨论中国通史的功用问题,在讨论该着作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态度,该着作具有注重构建文化自信、注重时代导向、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特征。

陈玲玲^[6]（2016）在《日本的儿童传记——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文中研究表明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儿童传记呈现出显明的时代特征:传主选择"脱亚入欧",聚焦西洋与东洋的英雄豪杰;在不遗余力地吸纳西方近世文明的同时坚守大和民族的尚武精神;儿童传记的作者多是一流的专家学者,追求西方的科学理性。这一阶段的儿童传记具有日本文化"菊花与刀"的特点:即把极端矛盾的相反特征结合在一道。

韩静^[7]（2014）在《大江健三郎的晚年风格：重写》文中认为本论文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探讨大江《空翻》（1999）以后小说的创作风格：重写。在大江的晚年作品及在各地的演讲中，反复提到“重写”这个单词。所谓重写，就是将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彻底破坏，再构筑成全新的内容。本文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并不等同于解构主义，虽然解构主义这个方法常被后现代主义所用。大江解构了自身，又重新构筑。本论文针对大江晚年的数部小说作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重写的动机、重写的对象、重写的诗学手段、重写的目的，详实、系统地论述“重写”这个大江晚年的创作风格。第一章“重写的动机”分为四部分：罗兰·巴特的影响、老境和崩溃、寻找历史的真相、锤炼与解构。作为促成大江形成“解构-重写”的巨大动机，罗兰·巴特的影响是外因，晚年思想上的崩溃则是自身的内因。另外对历史真相的追究、对锤炼和解构的执着，也是其性格和内心深层次的动机。第二章重写的对象，从自身的作品、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展开。其中，第一部分对自身作品的重写，尤其是大江文学主题的解构和变迁予以了重点论述。这些主题的变化主要包括四点：即中心-边缘结构的演变、从圆满型结尾到悲剧型结束、教育主题的凸显、暴力与破坏主题的提出。第二部分则从作品与历史、作品与现实两个方面展开。第三章指出了大江晚年重写的诗学方法，将其分为四部分展开：狂欢化、文体的综合、“道化”的理论、互文性。第一节“狂欢化”这一部分又分为如下几点展开：反中心反传统、人物的对话、共时性、两极对立和解构。第二节“文体的综合——戏剧、电影方法的导入”论述大江通过这些艺术方法导入小说的形式，达到了新的文体的综合，进行了广义上的“重写”。第三节“‘道化’的理论”，论述了大江受到山口昌男trickster理论的影响，以及其小说中游戏的装置。第四节“互文性”，从和大江自己作品的互文性、和他人作品的互文和戏仿两方面论述。第四章论述了大江重写的目的，即明确方向性；这个方向性就是与灵魂的对话。自《空翻》开始，大江便开始关注灵魂和精神的建设。《愁容童子》中，主人公古义人带着儿子光，和罗兹一起回到故乡的目的就是带着方向性，去探求人在步入老境时所面临的生死的问题。而大江晚年与灵魂的对话，则通过以下三节展开：灵魂和宗教、女性和灵魂、生死观。第一节从大江“没有信仰的祈祷”和“民俗宗教”两方面讨论灵魂和宗教的问题；第二节“女性和灵魂”论述了大江笔下的两类和灵魂相关的女性形象；第三节则分四点探讨了大江的生死观，包括其“向死而生”的态度，“死亡和再生”的主题，友人之死的影响，殉死的主题。最后一章补充介绍对其反对的声音，客观全面地进行论证。论文最后得出结论：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大江的晚年风格——重写，并从重写的动机、对象、诗学手段、目的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角度看，大江晚年“重写”所表达的文化拒斥和文化批判构成了其晚年风格——解构和重建。受到萨义德的影响，老年作家重读、破坏自己的作品、破坏历史和神话，重新写成具有方向性的东西。将阅读活动转化为创造活动，从重新阅读到重新书写，这就是大江的创作方法。大江对于各种理论的接受和运用，在让其文体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评价，甚至有人认为大江像追星族一般。不过大江的晚年文学，对于困境中的日本文学具有创新意义。除了其文学造诣之外，其社会影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江晚年的作品，是和灵魂的对话。晚年的大江是在继承其前期写作风格的基础上，又采用跨文体的策略，通过破坏和重写，来达到人生终点的升华。

武青艳^[8]（2012）在《日本创造技法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化解读》文中研究表明方法问题历来为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所重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方法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分析出许多影响因素,但其中日本创造技法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日本创造技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未从哲学方法论意义上对日本创造技法进行系统研究,因此笔者选择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科技创造方法论的理论研究,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创新方法研究及推广工作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第一,对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并对创造、创造力、知识、方法、地方性知识、地方性方法、地方性文化、方法论、科学创造方法论、创造技法、日本创造技法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对日本创造技法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分析了日本创造技法得以产生的深厚的国际和国内基础背景条件。认为国际上以美国、前苏联为主的国家积累的大量创造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为日本创造技法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而日本国内在战后实施国家复兴战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科学技术发展,重视人才教育,积极与国际接轨进行创造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等,为日本创造技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理论与实践基础和人才保证等。第三,对日本创造技法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进行分析,指出日本创造技法的独特发展道路,即走出了一条引进、吸收、改良与自主开发相结合的创造技法发展道路,并相应地形成三个发展阶段,概略地阐述了每一阶段日本创造技法的主要内容。而且对日本创造技法进行了分类,概括为改良性创造技法和原创性创造技法两大类。第四,运用地方性知识和社会文化学的理论,剖析了日本创造技法的地域性特征,其特征主要是集成性和改良性特征、现场性和操作性特征、精细性和简约性特征等,并指出这些地域性特征是一种地方知识和地方性方法的体现。第五,从社会文化学角度解读日本创造技法地域特征的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改良创新,使之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构成要素；注重实践经验,强调现场优先；日本人富于细腻而精致的岛国民族性格,蕴含禅宗思想等简约思维。第六,探讨了日本创造技法的方法论贡献及日本创造技法的价值性,揭示了日本创造技法的方法论局限性,并指出日本创造技法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及其局限性对我国创造技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启示。第七,从哲学高度对日本创造技法进行方法论反思,认为日本创造技法生长于日本文化土壤之中,增添了日本技术强国的色彩,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思维特征等,具有独特性。揭示了日本创造技法的创造方法论意蕴,即：地方性方法构成地方性知识的主体；创造技法体现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融合性；“自下而上”的方法需要“自上而下”的方法的补充和指导；方法的掌握应“由技至道”。并尝试着提出本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走向。

肖书文^[9]（2011）在《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文中指出本课题试图从分析王希杰和佐藤信夫的修辞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体系结构、论述方法和创新之处入手,展示中日两国的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家是如何各自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同时又是如何从西方修辞学中借鉴异种文化的视角和方法的,以及他们的修辞学体系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中日当代修辞思想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何在。本文将在一个引言之后,分四章来阐述。在“引言”中,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及意义、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作了一个大致的交代。对中日修辞学一百年来的概况作一个大致的回顾。第一章是“王希杰修辞理论述评”。王希杰的修辞学继承了从陈望道以来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本精神,把修辞看作人们相互交际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或“手段”。陈望道区分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记述的境界和表现的境界”,王希杰也强调修辞研究要注意“零度的形式和偏离的形式”、“显性同义和潜性同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西方修辞学自古希腊以来所确立的认识和审美（“雄辩术”和“诗艺”）双重功能的区分。王希杰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特别强调修辞的应用效果,他把修辞学定义为“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语言科学”。其次是他的修辞的“四个世界”说,即“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其中“语言世界”涵盖了所有其他三个世界。最后是他的体系方法,即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并试图以中国古代《周易》为榜样,用一套相互关联的动态范畴体系按照层次结构来概括全部修辞现象。第二章是“佐藤信夫修辞理论述评”。佐藤信夫的修辞学理论力图立足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具有认识论色彩的修辞本体论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的理论观点是通过不断批判他的前辈而建立起来的,他既反对单纯用说服术或雄辩术来解释修辞学,也反对把修辞学仅仅解释为“美辞学”,而是提出了一个“第三视点”,即修辞学的最本质的第三功能,这就是立足于“修辞感觉”来进行“认识造型”的发现和创造功能。他认为这一功能比修辞的说服功能和审美艺术功能更本源,是后两种功能的根。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对各种修辞格的解释,解决了在日本修辞学界长期困惑的一系列难题,形成了自己一贯的逻辑系统。由此他突破了西方修辞学二重论的基本模式,走出了一条日本人自己的修辞学道路。第三章“王希杰与佐藤信夫修辞学比较”,在上述基础上对他们的修辞学观点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比较。一、逻辑起点的比较。王氏修辞学的逻辑起点是“表达效果”,即对语言表达“好不好,,的评价。这从实质上表现了中国传统修辞思想的精髓如“修辞立其诚”。佐藤修辞学的逻辑起点则是“修辞感觉”。相比之下,两人都同样超出了西方修辞学的主客二分模式,但王氏的超出是立足于应用原则,佐藤则是立足于感觉原则。概括说来,我们可以把两者的修辞学原则分别表述为“修辞立其诚”和“修辞立其感”,而不同于西方修辞学的“修辞立其真”。二、体系结构的比较。王氏修辞学体系被归结为一个“三一”结构,即三组概念和一个原则。第一组概念是“四个世界”构成修辞学研究的总体视域；第二组是“零度和偏离”,讨论修辞如何从没有任何修辞的零度表达偏离开来而形成不同修辞的方位、角度、程度和种类；第三组是“显性和潜性”,讨论如何从显性修辞中挖掘和发现潜性修辞,把握新的修辞格如何从潜性到显性的转换生成规律,从而体现了修辞活动的动态生成本质；最后是“得体性”作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贯穿所有三组概念。相反,佐藤修辞学体系则不是这样的建筑式的结构,而是一种线性逻辑结构,有一种修辞精神贯穿于各种修辞格中作为其灵魂,这就是修辞“感觉”。在佐藤看来,所有不同的辞格都是对感觉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上的逼近,他抓住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修辞格来突显感觉的创造性构造作用,更具有语言哲学的意味。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有意识地体现了修辞学体系的开放性,不同的是王氏修辞学的开放性是一种归纳式的开放性,尽可能追求完备和巨细无遗,佐藤修辞学的开放性则是具有一种逻辑线索的开放性,因而不求经验的完备,只求原则的逻辑一贯。三、方法的比较。王氏修辞学在方法论上虽然兼收并蓄,纳入了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方法,但运用这些方法却没有固定的法则,而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随时采用某种方法,总体上则是归属于周易辩证法。佐藤修辞学则更多地受到西方辩证法以及现代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最后,本课题还将对这两种修辞学各自的特点进行价值评价和权衡,揭示它们各自的长短得失。第四章“中日当代修辞理论的一般倾向比较”,还将对中国和日本现代、当代修辞思想的全貌进行一番扫描,力求反映他们两位的修辞学并不完全是特例和个案,而是有广泛的时代思潮作背景,即使与他们不同甚至相反的修辞思想也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中国当代修辞学的总体倾向是“出走和回归”,日本现当代修辞学的总体倾向则是“拿来和超越”,双方都有一种努力向高层次的修辞哲学提升的趋势,但以佐藤信夫为代表的日本当代修辞学家先走一步,建立起了带有日本民族特色并能够包容西方修辞学的修辞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值得中国修辞学借鉴。最后的结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哲学设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规划,即在中国传统“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包容西方的“修辞立其真”和日本的“修辞立其感”于自身之内的普遍修辞哲学。

于海岩^[10]（2003）在《建设出版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总的发展趋势己由战略管理转向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管理。“企业文化”热潮的兴起，是管理思想和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反思和飞跃。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成优秀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优秀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优秀文化。自从“泰罗制”提出后，美国企业一直沿用泰罗科学管理的方式，以讲效率、重科学着称，但忽视人的精神力量，忽视员工共同价值观和信念的培养。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研究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得出一致的结论：日本企业的“软性管理”优于美国企业的“硬性管理”。之后世界各国便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国的出版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由原来的事业单位发展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再到真正的出版企业。在这一系列的改制过程中，引进企业文化是出版企业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本文首先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出版企业引进企业文化的必要性，将企业文化视为企业员工所共有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以协调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引导企业向正确的目标前进，并指出了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其次着重论述了层次划分，着重从出版理念、出版精神、出版价值观和出版战略四方面论述了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建设，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还论述了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出版集团的跨文化管理和出版企业文化的传播。出版集团是出版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形式，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出版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更加困难，处理不好企业文化的冲突，出版集团将无法正常运行。企业文化的传播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出版企业是一个社会群体，必须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企业文化在企业范围内的传播，可以使企业所有员工共享企业的共同目标、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并最终将企业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自身行为表现出来,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竞争力。在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传播，可以使有关机构、群体、个人更好地了解本企业，而各种宣传、公关活动，都能更有力地塑造和传播企业形象，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然性。第二章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层次划分，并着重从企业文化的精神层方面论述有关出版企业的文化建设的问题。第三章分析出版企业建设的相关问题：出版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出版企业文化的传播。

二、发明创造知识讲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明创造知识讲谈（论文提纲范文）

（1）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论文提纲范文）

（2）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创造的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4）专利权权利客体例外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江健三郎的晚年风格：重写（论文提纲范文）

（8）日本创造技法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化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建设出版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四、发明创造知识讲谈（论文参考文献）

• [1]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D]. 卫懿嘉. 山西大学, 2020(12)
• [2]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D]. 王净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论“创造的教育”[D]. 赵振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专利权权利客体例外制度研究[J]. 宁立志,郭玉新.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通史编纂研究[D]. 方新圆. 郑州大学, 2019(08)
• [6]日本的儿童传记——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J]. 陈玲玲. 现代传记研究, 2016(02)
• [7]大江健三郎的晚年风格：重写[D]. 韩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8]日本创造技法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化解读[D]. 武青艳. 东北大学, 2012(07)
• [9]中日当代修辞学比较研究 ——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为例[D]. 肖书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9)
• [10]建设出版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D]. 于海岩. 北京印刷学院,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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