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酸雨——地球生命史上最惨烈大灭绝的元凶（论文文献综述）
刘娜[1]（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周效宇[2]（2019）在《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文中认为技术决定论不仅是技术哲学中一种关于技术以何种方式影响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认为技术可以直接影响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思潮。在生态文明理论中,技术决定论通常有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继续沿用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决定论的思路,认为单纯靠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且不需要对技术发展施予太多干预;后者认为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即便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无法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文明立场看似截然相反,但其本质都是将技术视为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原因,而忽略了其他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两者都把科学技术视作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的决定性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不同的生态文明理论:修补论与超越论。修补论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延续,只需要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加上生态这一维度就可以了,技术发展仍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超越论认为,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彻底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故要放弃对技术的依赖。这两种生态文明理论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从而不利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本文立足于对技术决定论的全面考察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应构建技术有限论（一种新技术论）来真正满足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技术有限论是指不仅技术应用和实现的场景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同时,技术发展不能代替道德、法治发展;不能代替人类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人工自然不能取缔天然自然。技术有限论的提出对于回答“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发展?”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指导作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生态文明视域下技术决定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探究技术的内涵及其发展,阐明技术决定论可按照对技术正负二重价值不同侧重,划分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形态,并指出两种技术决定论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谈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介绍技术悲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其认为科学技术直接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的负面作用。第三,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谈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介绍技术乐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其认为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问题的补救手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的正面作用。第四,指出技术有限论是对技术决定论的超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避免进入技术决定论的认识误区,破除技术与人性、技术与环境的二元对立,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技术有限这一观点正确发挥技术的作用。第五,阐明了技术有限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上弥补生态价值缺失和实践上正确定位科技技术作用的重要意义。
江宇婧[3]（2018）在《从能源发展看人与技术关系》文中认为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的发展能源也衍生出了许多类别,这也体现了人类的技术水平,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人类以木材为主要能源的薪柴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原始统一的。对薪柴能源的获取方式是较为直接的,不依赖于技术;人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技术并没有产生依赖;薪柴能源的社会经济功能有限,对能源与技术的利用上也是出于人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到了以煤炭和石油为主要能源的时代时,人与技术关系也产生了巨变,这时人与技术是异化关系。煤炭和石油的开发过程依赖与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技术人类也无法利用石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技术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伴随着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与工业化的发展,人类过分依赖技术也带来了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解决能源危机,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再生能源在生活生产的利用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人类也即将步入再生能源时代,这时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得到调和,人与技术的关系更加相互依赖,这就体现了人与技术的相互建构,这种建构使人与技术间的对立关系弱化,更加体现了人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从核心能源的发展历程上看,每一次能源的开发和发展体现了人与技术关系的变化,每一种能源的利用和发展也体现了不同的人与技术关系。因此,人与技术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历史性和多元性的系统体系。
张诗行[4]（2018）在《水鸟栖息地保护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同时,对于生产资料需求的大幅增长和对经济利益的渴求使人类开始无限制地占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其中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被破坏,物种灭绝速度达到史上最高。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类意识到错误并开始反思,从国际间签订多项保护栖息地条约,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及生态文明登上历史舞台,水鸟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性和意义逐渐清晰,相关理论和科学研究发展迅速。我国于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将湿地作为法律保护和调整对象,各地方湿地保护条例中也具有对水鸟栖息地的保护的条款,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首次提出要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保护。水鸟栖息地保护逐渐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内容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水鸟栖息地法律保护方面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开展的相关研究和研究方法及内容。水鸟栖息地概述部分旨在明确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内涵外延,包括水鸟栖息地本身的概念、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水鸟栖息地保护的理论支撑和现状等。之后有针对性的对我国在保护水鸟栖息地中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简要说明,缺少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和现有自然资源法立法理念以及立法模式的陈旧是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类,即林业基层行政队伍建设和人员素质、各部门和基层政府的权责的厘清、和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方面,水鸟栖息地保护司法程序和司法监督的缺失以及不完善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借鉴部分主要为对国外水鸟栖息地保护情况和一些有关于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国际条约作出介绍,从中截取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借鉴。完善措施部分旨在为我国水鸟栖息地保护法律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在立法方面尽快出台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同时更新立法理念和模式,执法方面,通过有的放矢的“接地气”式培训林业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明确各部门及乡镇政府职责,完善保护区的土地权属制度,提高政府普法质量并积极开展水鸟栖息地保护公众参与。在司法方面,健全司法程序,增加司法救济途径以及扩宽司法监督维度是保证水鸟栖息地保护最后一道防线的必然选择。期望本文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有助于水鸟栖息地法律保护的完善,为促进湿地保护法出台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发挥一些作用。
雷丽丹[5]（2017）在《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及其对海洋C-N循环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二叠纪-三叠纪（P-Tr）之交发生了显生宙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生物集群绝灭事件。海洋缺氧、硫化的扩大可能是该事件的重要驱动机制,但对该时期海洋缺氧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控制因素的认识还有待深入研究。碳氮是生命体的重要组成元素,其同位素组成(δ13C、δ15N)在地质体中的变化是对环境变化和生命活动的直接响应,因而是联系水体环境与生物演化的重要纽带。已有研究表明P-Tr之交的生物绝灭事件伴随着全球碳氮同位素显着负偏。但对不同沉积环境的研究表明碳氮同位素强烈负偏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性,这可能与水体氧化还原状态有关,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铁组分-微量元素指标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古海洋局部或全球尺度水体氧化还原状态重建的高效手段。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华南P-Tr之交不同沉积相剖面—凉风垭（碳酸盐台地相）、甘溪（斜坡过渡相）、朝天（深水盆地相）剖面开展了Fe-S-C-微量元素综合研究,并与上寺、峡口剖面进行区域对比,以期对该P-Tr关键期海洋的氧化还原状态的空间结构和时间演化进行精确重建,进一步探讨该时期水体化学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甘溪、天桥剖面以及联合已发表的朝天、上寺、渡口、太平剖面数据开展了C-N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研究,以期探讨这一关键期水体氧化还原状态与海洋C-N循环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该时期环境与生物的协同演化机制的理解。本文获得的主要结论包括:1、Fe-S-C-微量元素水体化学重建结果表明:（1）华南P-Tr之交海洋化学存在高度空间差异性,即中层水体缺氧硫化与表层和深部水体氧化-次氧化动态共存。（2）长兴期早期硫化水体逐步向深水区扩张,中期深水区硫化环境逐步转变为铁化环境,末期缺氧海水扩张至浅水相,在早三叠世缺氧-氧化水体转向深水扩张。（3）华南不同沉积相剖面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δ34Spy)与水体氧化还原时空波动相对应:在氧化水体中偏重,低硫酸盐浓度铁化水体中偏轻,相对硫酸盐浓度高的硫化水体中偏重。华南P-Tr时期δ34Spy较大空间差异性表明该时期海洋硫酸盐含量较低。2、P-Tr之交不同时期控制海洋化学波动的因素明显不同:（1）长兴期早期深层缺氧硫化水体主要受控于上升流发育导致的高生产力。（2）长兴期末期-早三叠世深层硫化水体向铁化水体转变则受控于陆源风化作用加强导致的高活性铁通量的增加和海洋中硫酸盐在前期硫化消耗后的降低。（3）长兴期末期-早三叠世深水剖面间歇性的硫化水体主要受控于低海洋硫酸盐背景下,间歇性火山作用加强导致进入海洋的硫酸盐通量脉冲式的增加。3、碳酸盐碳同位素(δ13Ccarb)和有机氮同位素(δ15N)区域对比研究表明:华南二叠世末期δ13Ccarb和δ15N在空间上呈现高度差异性。在吴家坪-长兴阶界线（WCB）附近,深水相剖面比浅水相剖面更加富集12C和14N,具有明显的同位素空间梯度（碳同位素梯度可达7.1‰,氮同位素梯度可达4.9‰）。长兴期中期碳-氮同位素梯度逐渐降低恢复到现代海洋的梯度,并在长兴期末期消失。WCB时期巨大的碳氮同位素梯度表明该时期扬子地区海洋缺氧分层严重,这与该时期的海洋氧最小带（OMZ）扩张到扬子北缘的深水剖面有关,而随后碳氮同位素梯度逐渐恢复正常水平可能与OMZ向深水区迁移有关;长兴期末期碳氮同位素梯度降低,趋于均一化,与该时期OMZ进一步扩张至透光带导致深水浅水均广泛缺氧相对应;早三叠世生物大绝灭后碳氮同位素梯度有所回升,与OMZ下移相对应。4、甘溪剖面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总有机碳与碳氮同位素记录的对比研究表明水体氧化还原状态、生产力及火山活动均对P-Tr之交华南古海洋碳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显着的控制作用:（1）从WCB-PTB在该剖面成功识别出缺氧硫化-次氧化两种氧化还原状态对碳氮循环的直接控制。其中,在阶段G1、G3、G5中,水体缺氧硫化导致海水中反硝化作用加强,硝酸盐相对匮乏（高C/N）,从而形成高δ15N、低δ13Corg组成特征。在阶段G2、G4、G6中,水体缺氧程度降低,反硝化作用减弱,水体中硝酸盐较充足（低C/N）,从而形成低δ15N、高δ13Corg组成特征。PTB和WCB界线附近符合缺氧硫化和硝酸盐匮乏模式的特征。（2）甘溪剖面δ13Ccarb长时间尺度变化趋势主要受控于海洋初级生产力的变化,但在WCB快速负偏则可能与该时期缺氧分层严重导致深层水体有机质厌氧氧化作用加强有关,在PTB的快速负偏则可能与该时期火山喷发释放大量的CO2到大气中有关。（3）地质历史时期C/N和δ15N统计特征表明在硝酸盐匮乏的海洋中,反硝化速率和固氮速率存在高度的全球时空差异性。当反硝化速率大于生物固氮速率时,C/N和δ15N表现为正相关;当生物固氮速率大于反硝化速率时,C/N和δ15N表现为负相关;当生物固氮速率与反硝化速率接近时,C/N和δ15N则无相关性。5、综合本研究中所获得的古海洋化学、碳氮硫同位素数据,结合研究剖面已发表的古生物化石记录,我们发现:长兴期早期深水剖面的硫化水体中化石种类和丰度均稀少,且以缺氧环境形态居多,表明海洋生物对环境变化的直接生态相应。硫化水体与仍存在化石记录的矛盾可能与该时期短暂的氧化-次氧化水体渗透到沉积物或由于OMZ上下波动硫化水体并未全部渗透到沉积物有关。随后长兴期中期OMZ带收缩,盆地相朝天剖面具有丰富的化石记录再次应证了我们所建立的海洋化学时空结构动态共存的真实性。生物大绝灭期间,OMZ进一步扩张到浅层水体,海洋广泛缺氧、硝酸盐匮乏与绝大多数生物彻底消失相对应,表明该时期海洋缺氧环境对生物绝灭起着重要作用。生物主绝灭后,水体氧化还原条件逐步好转,为相应的残存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但整体恢复确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表明生物延迟复苏可能与除缺氧外的其他因素有关。以上对比分析表明二叠-三叠纪之交海洋中生物空间分布和演化主要受控于这一时期古海洋化学的时空波动。
杨宇[6]（2017）在《英语长句的汉译策略—《终局：地球的临界点》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此次翻译实践以安东尼·D·巴诺斯基与伊丽莎白·A·哈德利合着的社会调查报告——《终局:地球的临界点》为翻译实践参考文本。该书描述并分析了当前各种全球性问题,语言生动、客观。作者在书中运用大量长句,体现了严密的表达逻辑与专业的研究态度。由于英语长句结构复杂、信息集中,给笔者汉译过程带来较大挑战,因此,英语长句的汉译为本报告的研究重点。英语长句的结构层次复杂、含有较多后置修饰、连接形式丰富。基于以上特点,英语长句可大致分为三类:并列类、插入成分关系类以及环环相扣类。许多翻译理论家致力于研究长句的翻译并提出相应策略。基于长句的翻译策略研究,本文拟采取"顺译法"、"变序法"与"分译法"三种翻译策略分析案例。在英语长句汉译策略的研究过程中,该报告分析了英、汉句式差异、英语长句的特点、类别、分析方法等,以期对英语长句汉译的未来研究发展贡献力量。
沈红亮[7]（2015）在《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启动力量和运行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以镇江这个商埠城市为例,从微观角度剖析传统中国社会从帝国结构向分权结构转型的前期过程。近代史上,镇江是一个各种政治元素齐备的典型城市。有八旗军队驻防,代表着传统的征服者群体；有外国租界,代表着刚侵入的西方势力；传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繁荣的运河城市,较早成为通商口岸,有日益壮大的城市上流阶层,有新式军队驻扎,也有极度贫困的失业大军。还有,镇江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严重兵灾,打开国门后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外国人群体,清末新政中的重大举措,反清革命中声势浩大的斗争——镇江几乎是近代前期中国社会的缩微版。同时,镇江相对独立地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转型周期。通过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完成了一场温和的革命。镇江的革命过程和结束方式也几乎是辛亥年中国革命的缩微版。本文以镇江的地方资料为主,复原近代前期镇江社会转型的过程,探寻传统政治架构在近代前期日趋瓦解和重构的机制。近代前夜,帝国结构下一元化权力框架是一种十分稳定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脆弱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中的镇江战役,呈现出一个一触即溃的脆弱社会和牢不可破的政治制度组合。偶然的外力冲击,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在超强暴力整合下的碎片化的国家——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的一元化的权力,为了便于控制和管理,便具有了对农业活动的偏爱,并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洁癖。战争中,处处都可见对非农业因素的打压和对新事物的仇视。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百态,是本文提供的一个历史参照物。在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展示了传统社会中朝代更替的模式。两个相互对峙的武装集团致力于建立相同性质的政权,并给民众带来地狱般的灾难。双方共享着同一种制度结构。大量史实证明,他们是同质的。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民众,也以相同的方式运作战争机器。稳定的帝国结构是以消灭非农业社会因素和消灭一切个性为代价的,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社会停滞不前。这个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粗陋统治模式,具有自我修复的机制,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把一切传统的帝制结构下无力整合的社会资源无情地消灭掉。全社会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回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历史因此呈现出周期性的朝代更替——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另一个重要特征。双方争夺结果孰胜孰败,取决于双方政权的运作效率的高低。如同历史上历次王朝更替一样,无论太平天国战争的胜败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场景,是传统中国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收官之作。在对比之下,我们可以衡量出,辛亥年清王朝灭亡时,镇江社会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轨迹有多远。镇江租界设立之后,外来势力犹如一个楔子打入镇江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博弈结果。一元化社会中畸强畸弱的博弈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官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削弱,民众逐渐获得较多的经济自由权利。个体自由的日积月累、异质人群的长期存在、华洋杂处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博弈结果逐渐向有利于生产性群体发展。由于经济自由的增加,内外贸易都走向繁荣,社会的整体性也显着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借用涂尔干的概念来说,镇江社会开始从机械团结的模式向有机团结的模式转变。社会经济因之快速繁荣,近代社会的各种观念也因之发育。官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逐渐力不从心。民众的国家认同、种族认同、群体认同开始偏离官府的束缚。官府也不得不面对民众的认同危机。外国势力的介入,轻微地调整了中国社会的博弈格局,最终积累成为对一元化体制的严峻挑战。然而,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程。由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特质、民众观念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转变,转型进程显得困难重重。在清末应对危机进行改革之际,镇江社会同样处于危机之中。持续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产生了垄断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危机推动了改革,而改革使得旧的权力架构进一步松动。几项改革措施的后果,都是在挖旧体制的墙角：新式教育推广使新的社会思潮更易传播；编练新军使得镇江旗人更加边缘化；各种经济、政治机构设立,使得城市上流阶层拥有了发挥政治影响的平台。总之,改革既削弱了朝廷的力量,暴露了旧体制的弊端,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并激起全社会起而改变现状的激情。努力垄断权力却又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征服者群体,成为镇江社会的众矢之的。意识形态如同脱缰野马,围绕着主流种族、主流群体的利益迅速塑造成型。以人民为本位、以民权为目标、以反满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被广泛地接受。随着危机的加深,镇江府境及周边地区,逐渐呈现出一个失控的状态。府城及周围的丹阳、句容、金坛等县农村,民众反反复复地以暴力方式向官府的权威挑战,而官府的应对却越来越乏力。镇江府城的驻军系统也分崩离析。最后,以最具实力的新军为核心,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迫使旧的统治群体交出权力。在多元社会环境下的镇江,形成了一个在谈判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权。新政权所遵循的组建原则也起到了激励效果,使得镇军在收复南京战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此后更大的范围内组建新政权时,镇军将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较为一元化的权力环境中屡屡受挫。
芮志淸[8]（2015）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物质幸福及其限度》文中认为物质幸福是幸福的一种,亦即物质生活幸福,是人的物质性需要、欲望、目的,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实现的幸福,其最高表现是生活富裕和躯体健康。相对于精神幸福和人际幸福来说,物质幸福属于最低幸福,但物质幸福又是人们追求人际幸福、精神幸福的起点,没有必要的物质幸福做基础,其它幸福也无从谈起。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活幸福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追求幸福生活,物质生活条件是基本保证。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远离自然物质条件而纯粹由主观生成的东西,幸福快乐的感受是建立在所需求的对象获得满足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说,幸福的程度和指数会伴随着物质条件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提升。然而,人类追求物质幸福的进程又是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的,因为人是在环境中生存的,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类追求和获得物质幸福都离不开环境,没有好的环境,人类的幸福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前,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的人将物质幸福定位于家有余粮,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中国人越来越多的用开放的眼光和多国比较的视野来观察当代中国的变化,越来越富裕的中国进入了追求物质消费的阶段,各种畸形的消费观念诸如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奢侈主义、物化和虚假需求等异化的物质幸福观开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生存的环境。由于过度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满足于肉体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而导致了物质幸福的异化,从而引起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快速产生。生态危机的出现虽然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人性危机是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如何处理人类面对的环境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能与自然实现和谐相处,从而真正实现生活的幸福成了人们的一大心愿,人们开始呼唤生态文明,企盼人向自然的生成,力争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达成和谐统一。在强烈呼吁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保护环境、向污染宣战已经成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人类必须立刻付之行动的重要工作。所以,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在生态文明允许的限度内去追求物质需要,即物质幸福的追求要以生态平衡为尺度、物质幸福的实现要以物质变换为路径、物质幸福的享受要以环境友好为前提,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环境公正原则、适度性原则,做到富有人性地对待自然世界,最终使追求物质幸福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与生态文明的要求相协调,切不可用破坏环境、毁灭家园的方式去换取我们的一己私利,最终自食其果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郭苏琳[9]（2013）在《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与保护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历史事件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承载了在史学家或公众眼中被界定为符合历史发展主流方向，积极的、正面的、荣耀的历史事件，同时还承载着那些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消极的、甚至耻辱的负面历史事件。实际上，建筑只是事件的载体，真正富有历史意义、带有可评判性色彩的是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事件，而非建筑物本身。战争类建筑遗产所承载的历史事件正是所谓的负面事件。虽然战场上存在正义的战争，然而只要有人类的牺牲，就是消极事件，值得警示。由于人类对于民族荣耀性的追求，导致承载正面事件的遗产备受关注，而承载负面事件的战争类遗产却难以得到人们一致的认可，这正是源于人们习惯于将对负面事件的情绪转嫁到建筑遗产之上。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对这类建筑遗产价值的接受，就意味着对那些黑暗的历史事件的政治认同，甚至意味着对那段不光彩的过去的缅怀。正是因为人们对战争类建筑遗产认识的不足，导致这类遗产曾经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窘迫的困境之中。基于建筑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该类建筑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甚至流失。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事实上，这些具有负面性、屈辱性的事件依附在建筑遗产上，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逐步转化成为警示性事件，进而赋予建筑遗产以警示性价值。本文对该类遗产的警示性价值研究，正是要深化人们对于该类遗产所包含的警示性价值的认识，并指出这一警示性价值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所发挥的正面历史作用。本文结合交叉研究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信息总结法全面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在对哲学价值和建筑价值体系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战争类建筑遗产为切入点，从建筑遗产的事件性出发，通过对现有该类建筑遗产的分类、比对和分析，探究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与柏林等地区的警示性建筑遗产在国际范围内所获得的不同待遇，其目的在于总结当前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针对具有警示性价值的遗产保护工作上的不足。进而，提出对于具有警示性价值的建筑遗产的保护标准及保护模式。希望借此研究，可以明确战争类建筑遗产警示性价值的内涵和意义，摆正具有警示性价值的建筑遗产的历史位置，为它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平台，同时为我国此类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以及实践依据。
罗根明[10]（2012）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地质过程和C-N-S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文中认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大约252百万年前）发生了显生宙以来最大的生物集群灭绝事件。对这次危机中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将为探讨当代人类-其他生物-环境之间的协同演化提供借鉴意义。后生动物由于可以以实体形式保存为化石,而且形态和结构特征明显,研究较为方便,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理解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生物大灭绝的过程和原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微生物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环节,是联系环境与其它生物的桥梁。然而,微生物存在保存和结构特征等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占据海洋生态系统很大部分、同时也是海洋初级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微生物关注得很少。微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微生物功能群方面。微生物功能群是探讨地质历史时期微生物地质过程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基于我国华南地区6条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剖面,利用类脂物分子技术和稳定同位素技术分析了后生动物危机期间微生物功能群的组成和演化特征以及与微生物代谢活动密切相关的C-N-S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特征。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当时古海洋化学的组成特征及其对微生物功能群和海洋后生动物大灭绝的影响。最后,分析了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危机的时间关系及其对生物大灭绝原因的启示。基于碳同位素资料,提出了在二叠纪末期海洋后生动物大灭绝期间,海洋初级生产力出现升高,即自养微生物功能群繁盛。同时生物标志化合物资料也表明蓝细菌、厌氧微生物和其他的自养微生物功能群丰度明显增高。氮、硫同位素资料进一步表明固氮蓝细菌等好氧细菌以及氨的厌氧氧化细菌和H2S的厌氧氧化细菌等厌氧细菌是当时海洋的主要自养微生物功能群。而反硝化细菌、硫酸盐还原细菌和产甲烷古菌是其他厌氧微生物功能群的主要类型。碳同位素资料同时表明,这时期自养微生物功能群内部组合变化比较频繁,这与硫同位素组成的频繁变化相类似,说明当时的海洋环境非常不稳定。伴随着后生动物的大灭绝和许多微生物功能群的繁盛,与生物代谢密切相关的C-N-S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也出现了特征性的变化。在碳循环方面,二叠纪-三叠纪之交δ13Ccarb的负偏主要发生在生物主灭绝前（>3‰）。由于初级生产力的提高,主灭绝之后的δ13Ccard负偏幅度并不是很大（<2%o）。而且紧接着生物大灭绝之后,δ13Ccarb并没有明显变化,在部分剖面还表现出一个小幅度的正偏。由此,本文明确提出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δ13Ccarb的负异常主要不是由二叠纪末期海洋生物大灭绝所引起的。碳同位素的特征表明,碳循环的异常明显早于（约0.5Ma）二叠纪末期海洋后生动物的主灭绝,且可能表现出阶梯状的幕式变化。这种幕式的δ13Ccarb负偏可能主要是由二叠纪末期幕式的火山活动及其所引起陆地生态系统的危机所导致的。与碳循环异常不太一致,氮循环异常与后生生物的大灭绝有很好的一致性,表现为有机氮同位素δ15Norg在主灭绝界线处出现一个很大的负偏。这说明海洋生态系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生动物灭绝之后,δ15Norg在0‰左右波动。根据这一现象,提出了当时海洋生物可利用氮主要来自生物固氮作用,而其他的生物可利用氮非常缺乏。后者主要是由于海洋缺氧事件加强,导致大量的生物可利用氮通过反硝化微生物功能群和氨的厌氧氧化微生物功能群转换成生物不可利用的N2。基于氮循环异常,创新性地提出了N20可能是二叠纪-三叠纪之交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可能对当时全球变暖事件起了重要作用。该成果已经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Geology》上。硫循环在二叠纪-三叠纪重大转折期经历了数次大幅度的波动。在主灭绝界线处,δ34SCAS经历了一个逐渐正偏的过程,从下伏生物碎屑灰岩一直持续到微生物岩下部,说明当时海洋缺氧程度逐渐加强,可能对二叠纪末期海洋后生动物灭绝有很大的贡献。δ34SCAS资料表明最严重的缺氧事件可能发生在海洋动物主灭绝之后,发生过数次H2S释放到海水表层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海洋生物的灭绝程度。快速大幅度的δ34SCAS波动表明二叠纪-三叠纪之交海水硫酸盐浓度非常低,这与微生物功能群资料以及有机地球化学资料的结果相一致。根据碳-硫循环模型的定量分析结果,创新性地提出了当时海水硫酸盐浓度不会超过现在海水的15%,甚至可能低至现代海水的3%左右。这与前人所认为的海水高硫酸盐浓度观点不一样。并进一步提出海水硫酸盐浓度的降低可能导致了产甲烷代谢和甲烷好氧氧化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的繁盛,也可能导致了CH4释放进入大气通量的显着增加,加剧全球变暖程度。该成果已经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上。碳-硫同位素资料和有机地球化学资料都表明,二叠纪末期陆地生态系统的危机可能要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危机。这表明,二叠纪末期环境的恶化可能首先发生在陆地上,其次才是海洋。酸雨、紫外线辐射增强以及大气升温事件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而说明火山作用是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的促发机制。火山活动早于海洋后生动物大灭绝也进一步得到了有机地球化学资料的支持。晕苯／菲的比值表明,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出现了两幕高温热事件,可能与这时期的火山活动有关。第一幕起始于生物碎屑灰岩,明显早于二叠纪末期海洋生物的灭绝,却与陆地生态系统危机相一致。
二、酸雨——地球生命史上最惨烈大灭绝的元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酸雨——地球生命史上最惨烈大灭绝的元凶（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概念厘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概要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总论 |
|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 |
|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和任务 |
| 第二节 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羊皮纸上的重写 |
| 一、劳伦斯·布伊尔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二、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三、对五次浪潮的总结评述:回顾与反思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思想探析 |
| 一、环境公正理论的历史渊源 |
| 二、环境公正运动的原则 |
| 三、多元化公正概念与实现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与生态整体 |
| 一、环境公正解构二元对立 |
| 二、环境公正连接“自我”与“他者” |
| 三、环境公正建构生态整体主义 |
| 第二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亨利·戴维·梭罗的环境公正先声 |
| 二、蕾切尔·卡森的环境公正忧思 |
| 三、巴里·康芒纳的环境公正诉求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T.V.里德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宣言 |
| 二、从蛮荒之野、田园之境到城市自然 |
| 三、环境公正与毒性话语的交汇 |
| 四、环境公正为弱势群体发声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蓬勃发展 |
| 一、后殖民主义视野与环境公正的交集 |
| 二、从“地方”视野到“星球”视野的拓展 |
| 三、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持续深化 |
| 一、环境公正与暴力形式 |
| 二、能动性与跨身体性 |
|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五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前沿问题 |
| 一、情感的环境公正力量 |
| 二、共情的环境公正倾向 |
| 第三章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灾难肆虐:《布娃娃瘟疫》之物质流转 |
| 一、物质渗透与跨身体性 |
| 二、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暴政迫害:《死者年鉴》之生态他者 |
| 一、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 |
| 二、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气候危机:《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 |
| 一、“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 |
| 二、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 |
| 三、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生存困境:《食肉之年》之多元贱斥 |
| 一、霸权挟裹与食品公正 |
| 二、“肉是信息”与毒性身体 |
| 三、全球贸易与多元贱斥 |
| 第四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参与 |
| 二、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一、全球视野:人类世时代背景 |
| 二、在地立场:生态文明的呼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 |
| 一、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之探析 |
| 二、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之呈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与生命共同体思想之契合 |
| 四、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话语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技术决定论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技术决定论的内涵 |
| 第二节 技术决定论的两种形式 |
| 一、技术乐观主义 |
| 二、技术悲观主义 |
| 第三节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过程 |
| 一、技术决定论的滥觞 |
| 二、技术决定论的兴起 |
| 三、技术决定论的衰落 |
| 四、技术决定论的回潮 |
| 第四节 文明发展中的技术决定论 |
| 一、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 |
| 二、生态文明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 |
| 第二章 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
| 第一节 技术悲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 |
| 一、“增长的极限”预言与“杰文斯悖论” |
| 二、全球变暖恐慌与极端环保主义 |
| 三、“科技万能论”批判 |
| 第二节 技术悲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科学技术是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惟一根源 |
| 二、科学技术无法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
|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化 |
| 第三节 技术悲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缺陷 |
| 一、在现实中缺乏行动力和可行性 |
| 二、片面强调技术的负面效应而忽视其他因素 |
| 三、低估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
| 第三章 技术乐观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
| 第一节 技术乐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 |
| 一、乐观的偏见与“摩尔定律” |
| 二、浅层生态运动的技术乐观主义 |
| 三、来自经济学界的技术乐观主义 |
| 第二节 技术乐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科学技术是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惟一手段 |
| 二、科技本身不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
| 三、“绿色律令”:设计符合生态价值的技术 |
| 第三节 技术乐观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缺陷 |
| 一、技术乐观主义的内在逻辑漏洞 |
| 二、技术乐观主义对代际道德的忽视 |
| 三、高估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构建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技术有限论 |
| 第一节 技术有限论的理论渊源 |
| 一、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工作 |
|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
| 三、国内学者有关科技限度的观点 |
| 第二节 生态文明理论应走出技术决定论的认识误区 |
| 一、走出技术与人性的二元对立 |
| 二、消除技术与环境的单一因果谬误 |
| 三、克服技术决定论中的化约论认识方法 |
| 四、警惕从技术决定论倒向社会决定论 |
| 五、避免只重视“量”而忽视“质” |
| 六、防范只重视人的消费活动满足忽视生产活动满足 |
| 七、告别“从摇篮到坟墓”的生产消费方式 |
| 八、警惕技术霸权,提倡技术民主 |
| 第三节 构建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有限论 |
| 一、科学技术认识和研究自然的能力有限 |
| 二、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有限 |
| 三、人类技术化生存的范围有限 |
| 第五章 技术有限论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理论价值:有助于弥补科技的生态道德缺失 |
| 一、超越技术生存,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
| 二、超越技术道德,重建反分工精神 |
| 三、克服技术后果与人类行为非对称性,重建二者的对称性 |
| 第二节 实践价值:重估科技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位置 |
| 一、对技术保持理性乐观,警惕“科技万能论” |
| 二、对技术保持适度忧虑,避免过度恐慌 |
| 三、防范科技滥用,确立责任机制 |
| 四、技术时代居安思危,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从能源发展看人与技术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能源发展现状 |
| 1.2.2 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论 |
| 1.2.3 能源与技术的关系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 |
| 2 能源及其发展历程 |
| 2.1 能源及其分类 |
| 2.2 能源的发展历程 |
| 3 薪柴时代:人与技术的原始统一 |
| 3.1 薪柴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
| 3.2 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 |
| 3.3 能源应用的生活化 |
| 4 煤炭与石油时代:人与技术的异化关系 |
| 4.1 煤炭与石油的开发和利用 |
| 4.2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
| 4.3 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 |
| 5 可再生能源时代:人与技术相互建构 |
| 5.1 可再生能源的优势 |
| 5.2 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应用领域 |
| 5.3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义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水鸟栖息地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2 水鸟栖息地概述 |
| 2.1 水鸟栖息地的定义和特征 |
| 2.2 水鸟栖息地保护的理论支撑 |
| 2.2.1 环境伦理意识的觉醒 |
| 2.2.2 “以人为本”的现代生态实践理性哲学 |
| 2.3 人类活动对水鸟栖息地产生的影响 |
| 2.4 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必要性 |
| 2.4.1 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
| 2.4.2 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 |
| 2.4.3 有利于我国践行国际公约 |
| 2.5 我国水鸟栖息地保护现状 |
| 2.5.1 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历史发展和已取得的成绩 |
| 2.5.2 水鸟栖息地保护工作的现实困境 |
| 2.6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水鸟栖息地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1 水鸟栖息地保护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1.1 缺少一部专门的湿地保护法 |
| 3.1.2 自然资源法现有立法理念不先进 |
| 3.1.3 自然资源法现有立法模式落后 |
| 3.2 水鸟栖息地保护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林业基层行政执法队伍水平有待提升 |
| 3.2.2 水鸟栖息地多头管理导致权责不明 |
| 3.2.3 基层政府忽视应有的栖息地保护义务 |
| 3.2.4 林业部门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
| 3.2.5 水鸟栖息地保护普法效果不佳 |
| 3.3 水鸟栖息地保护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3.1 水鸟栖息地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 |
| 3.3.2 水鸟栖息地保护司法救济途径狭窄 |
| 3.4 本章小结 |
| 4 国际上水鸟栖息地保护的经验和启示 |
| 4.1 与水鸟栖息地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 |
| 4.1.1 《拉姆萨尔公约》 |
| 4.1.2 《生物多样性公约》 |
| 4.1.3 《波恩公约》 |
| 4.2 国外水鸟栖息地保护经验 |
| 4.2.1 美国 |
| 4.2.2 日本 |
| 4.2.3 澳大利亚 |
| 4.3 国外水鸟栖息地保护经验的启示 |
| 4.3.1 树立栖息地保护优先的理念 |
| 4.3.2 保护区及林政系统管理体制比较完善 |
| 4.3.3 重视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公众参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完善我国水鸟栖息地保护的法律措施 |
| 5.1 完善水鸟栖息地保护立法方面的建议 |
| 5.1.1 出台专门的湿地保护法 |
| 5.1.2 更新自然资源法立法理念 |
| 5.1.3 环境法立法模式亟待转变 |
| 5.1.4 完善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 |
| 5.2 完善水鸟栖息地保护执法方面的建议 |
| 5.2.1 提高执法业务培训质量 |
| 5.2.2 明确执法机构间权责关系 |
| 5.2.3 详细规定基层政府的职责和义务 |
| 5.2.4 健全水鸟栖息地保护奖惩机制 |
| 5.2.5 提高水鸟栖息地保护普法宣传力度 |
| 5.3 完善水鸟栖息地保护司法方面的建议 |
| 5.3.1 明确水鸟栖息地保护的司法程序 |
| 5.3.2 多渠道开展水鸟栖息地保护司法监督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及其对海洋C-N循环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生物绝灭研究概述 |
| 1.2.2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研究进展 |
| 1.2.3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碳同位素研究进展 |
| 1.2.4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氮同位素研究进展 |
| 1.3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及研究内容 |
| 1.4 完成工作量统计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地质背景概况 |
| 2.1 华南板块古地理介绍 |
| 2.2 研究剖面概述 |
| 2.2.1 重庆凉风垭剖面 |
| 2.2.2 鄂西甘溪剖面 |
| 2.2.3 鄂西天桥剖面 |
| 2.2.4 广元朝天剖面 |
| 2.2.5 其他对比剖面 |
| 第三章 样品、分析方法与指标介绍 |
| 3.1 样品采集和粗碎 |
| 3.2 样品前处理和上机测试 |
| 3.2.1 基础海洋化学数据的测定 |
| 3.2.2 铁组分和 δ~(34)S_(py)的测定 |
| 3.2.3 总铁(Fe_T)和总铝(Al)含量的测定 |
| 3.2.4 无机碳、氧同位素(δ~(13)C_(carb), δ~(18)O_(carb))的测定 |
| 3.2.5 有机碳、氮同位素（δ~(13)C_(org)和 δ~(15)N）的测定 |
| 3.2.6 微量元素的测定 |
| 3.3 关键指标原理介绍 |
| 3.3.1 铁组分 |
| 3.3.2 氧化还原敏感性元素 |
| 3.3.3 碳同位素 |
| 3.3.4 氮同位素 |
| 3.3.5 Fe-S-C-N-微量元素系统方法的综合运用 |
| 第四章 华南二叠-三叠纪之交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重建及控制机制 |
| 4.1 绪论 |
| 4.2 台地相凉风垭剖面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重建 |
| 4.2.1 凉风垭剖面Fe-S-C数据特征 |
| 4.2.2 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 |
| 4.3 斜坡相甘溪剖面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重建 |
| 4.3.1 数据处理 |
| 4.3.2 甘溪剖面Fe-S-C-Mo数据特征 |
| 4.3.3 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 |
| 4.4 深水盆地相朝天剖面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重建 |
| 4.4.1 朝天剖面Fe-S-C-微量元素数据特征 |
| 4.4.2 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 |
| 4.5 综合：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化学时空波动 |
| 4.5.1 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化学时空差异性 |
| 4.5.2 氧化还原状态空间波动的硫同位素(δ~(34)S_(py))证据 |
| 4.6 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化学时空波动的控制机制 |
| 4.6.1 高生产力、低Fe_(HR)通量和高硫酸盐含量对阶段G1和G3持续硫化水体的控制 |
| 4.6.2 低硫酸盐、充足的FeHR对阶段G4-G6铁化水体的控制 |
| 4.6.3 硫酸盐可得性对阶段G5-G6水体氧化还原状态波动的控制 |
| 4.6.4 区域环境对氧化还原波动的控制以及机制探讨 |
| 4.7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碳氮循环时空特征及控制机制 |
| 5.1 绪论 |
| 5.2 甘溪剖面碳氮同位素波动 |
| 5.2.1 数据评价 |
| 5.2.2 甘溪剖面碳氮同位素特征 |
| 5.3 天桥剖面碳氧同位素波动 |
| 5.4 综合：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碳氮同位素时空波动 |
| 5.4.1 无机碳同位素(δ~(13)C_(carb))时空分布特征 |
| 5.4.2 有机碳同位素(δ~(13)C_(org))时空分布特征 |
| 5.4.3 氮同位素(δ~(15)N)时空分布特征 |
| 5.4.4 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碳氮同位素梯度协同变化特征 |
| 5.4.5 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碳-氮同位素梯度的意义 |
| 5.5 二叠世末期古海洋碳-氮循环的控制机制 |
| 5.5.1 水体氧化还原状态对有机碳同位素、氮循环的直接控制-以甘溪剖面为例 |
| 5.5.2 二叠世末期生产力与碳循环的关系 |
| 5.5.3 WCB和PTB海洋化学对碳循环影响的对比研究 |
| 5.6 地质历史时期C/N原子比与氮同位素特征及意义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华南古海洋氧化还原波动对二叠-三叠纪之交生物大绝灭的启示 |
| 6.1 前言 |
| 6.2 氧化还原化学波动与生物分布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下一步工作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下一步工作设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英语长句的汉译策略—《终局：地球的临界点》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翻译任务 |
| 1.1 翻译实践文本简介 |
| 1.2 选材依据 |
| 2. 翻译过程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 |
| 2.3 译后审校 |
| 3. 翻译实践难点——英语长句 |
| 3.1 英、汉句式差异 |
| 3.2 英语长句的特点与分类 |
| 3.3 英语长句的分析方法 |
| 3.4 英语长句汉译策略研究 |
| 4. 英语长句汉译案例分析 |
| 4.1 顺译法 |
| 4.2 变序法 |
| 4.3 分译法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翻译实践原文与译文 |
（7）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研究现状与研究的意义 |
| 引子：近代前夜镇江民众生存状态 |
| 第一章 中世纪的遗产——一个强权统治下的破裂社会 |
| 第一节 镇江战役的过程 |
| 第二节 统治集团内部合作状况 |
| 第三节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社会秩序的脆弱状态 |
| 第五节 镇江战役的结局评估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中国社会之性质 |
| 第二章 生死搏斗——太平天国时期镇江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新主人的到来 |
| 第二节 战争期间城市居民的生活 |
| 第三节 持续的血腥争夺 |
| 第四节 刀锋下的生存逻辑 |
| 第五节 战火即将熄灭 |
| 第六节 旧主人的守卫 |
| 第七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体制自我恢复之模式 |
| 第三章 第三种力量——租界设立对镇江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租界的设立 |
| 第二节 租界对传统权力体系的调整 |
| 第三节 开埠后的社会新格局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的障碍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意识在形成中 |
| 第四章 新社会的胚胎——改革时代的权力结构与利益结构 |
| 第一节 镇江新式教育及其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编练新军与旗人边缘化 |
| 第三节 鼓励工商业的措施与绅商精英势力壮大 |
| 第四节 皇族的象征在陨落中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意识在形成中 |
| 第五章 旧体制的末路——专制环境下的社会困境 |
| 第一节 王朝末期的政治特征 |
| 第二节 赋税制度是一大公害：制造贫困与不公 |
| 第三节 官场是一大公害：可以摧毁市场 |
| 第四节 垄断是一大公害：恶化市场环境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权利意识在形成中 |
| 第六章 象征性的暴力——一场被谈判代替了的革命 |
| 第一节 风暴来临 |
| 第二节 镇江府境及其周围区域瓦解状态 |
| 第三节 镇江府城驻军系统的瓦解状态 |
| 第四节 各种力量向新中心集结 |
| 第五节 新的地方政权诞生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西方势力在社会冲突中的缓冲作用 |
| 第七章 政权重构——新意识形态下的实力拚图 |
| 第一节 新政权的组建原则 |
| 第二节 革命中的意外血腥 |
| 第三节 新政权势力向江北延伸 |
| 第四节 海军起义使新政权更加强固 |
| 第五节 夺取南京助产新的中央政权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政治的强大惯性 |
| 本文的基本结论 |
| 参考文献 |
（8）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物质幸福及其限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的内容及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幸福与物质幸福的一般概述 |
| 第—节 幸福与物质幸福的概念界定 |
| 一、幸福 |
| 二、物质幸福 |
| 三、物质幸福是伦理学关注的对象 |
| 第二节 追求物质幸福的意义 |
| 一、追求物质幸福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动力 |
| 二、追求物质幸福是人的权利 |
| 三、物质幸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
| 第三节 不同视野中的物质幸福 |
| 一、德性主义至善的物质幸福 |
| 二、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物质幸福 |
| 三、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物质幸福 |
| 第三章 物质幸福的异化与生态危机 |
| 第一节 物质幸福异化的表现形式 |
| 一、物质幸福演化为消费主义 |
| 二、物质幸福堕落为物质主义 |
| 三、物质幸福演变为奢侈主义 |
| 四、物质幸福延伸为物化与虚假需求 |
| 第二节 物质幸福的异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 一、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
| 二、部分珍稀物种更为稀缺 |
| 三、环境质量急剧恶化 |
| 第四章 物质幸福的合理限度与生态文明 |
| 第—节 生态文明的伦理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环境公正原则 |
| 三、适度性原则 |
| 第二节 物质幸福与生态文明的统一 |
| 一、物质幸福的追求要以生态平衡为尺度 |
| 二、物质幸福的实现要以物质变换为路径 |
| 三、物质幸福的享受要以环境友好为前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与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观点的建立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相关概念阐述 |
| 1.4 课题研究与文献综述 |
| 1.4.1 建筑遗产价值的相关研究 |
| 1.4.2 战争类遗产警示性价值的具体研究 |
| 1.4.3 警示性价值的遗产保护研究 |
| 第2章 战争类建筑遗产的价值研究 |
| 2.1 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阐释 |
| 2.1.1 价值的涵义及特性 |
| 2.1.2 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 |
| 2.1.3 建筑遗产的价值属性 |
| 2.2 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类别 |
| 2.2.1 欧美国家建筑遗产价值类别 |
| 2.2.2 我国建筑遗产价值的判定 |
| 2.2.3 建筑遗产价值的缺失 |
| 2.3 战争类建筑遗产与警示性价值的提出 |
| 2.3.1 战争类建筑遗产的概念阐释 |
| 2.3.2 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认知 |
| 2.3.3 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意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体现 |
| 3.1 反人类事件下遗产的惨绝人寰性体现 |
| 3.1.1 事件的属性 |
| 3.1.2 遗产的实例 |
| 3.1.3 遗产的价值表现 |
| 3.2 毁灭事件下遗产的怵目惊心性体现 |
| 3.2.1 事件的属性 |
| 3.2.2 遗产的实例 |
| 3.2.3 遗产的价值表现 |
| 3.3 伪政权事件下遗产的民族屈辱性体现 |
| 3.3.1 事件的属性 |
| 3.3.2 遗产的实例 |
| 3.3.3 遗产的价值表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警示性价值的建筑遗产保护 |
| 4.1 保护现状的综述 |
| 4.1.1 保护理由的含混性 |
| 4.1.2 保护理念的曲折性 |
| 4.1.3 保护措施的复杂性 |
| 4.2 保护标准的确立 |
| 4.2.1 强调遗产的原真性 |
| 4.2.2 注重遗产的物证性 |
| 4.2.3 突出遗产的事件性 |
| 4.2.4 保留遗产的艺术性 |
| 4.3 保护模式的选择 |
| 4.3.1 化无形为有形的“可视”模式 |
| 4.3.2 化活态为静态的“凝固”模式 |
| 4.3.3 化区域为场域的“情感”模式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10）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地质过程和C-N-S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 |
| 1.2.1 生物危机的研究进展 |
| 1.2.2 沉积危机的研究进展 |
| 1.2.3 环境危机的研究进展 |
| 1.2.4 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 选题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海洋动物危机期间类脂物分子记录的微生物功能群 |
| §2.1 地质背景概况 |
| §2.3 实验样品和实验方法 |
| §2.4 实验结果 |
| 2.4.1 饱和烃分布特征 |
| 2.4.2 芳烃的组成特征 |
| §2.5 讨论 |
| 2.5.1 成熟度和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原生性分析 |
| 2.5.2 LCMMAs的鉴定、分布和同位素组成特征 |
| 2.5.3 动物危机时的微生物演化特征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碳循环异常和碳代谢微生物功能群 |
| §3.1 碳循环异常及其与生物大灭绝之间的关系 |
| 3.1.1 碳同位素组成和碳循环模型 |
| 3.1.2 地质背景概况 |
| 3.1.3 实验样品和方法 |
| 3.1.4 实验结果 |
| 3.1.5 讨论 |
| 3.1.6 本节小结 |
| §3.2 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及碳代谢微生物功能群演化特征 |
| 3.2.1 碳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的特点、分布和起源 |
| 3.2.2 碳同位素分馏及其影响因素 |
| 3.2.3 实验样品和实验方法 |
| 3.2.4 实验结果 |
| 3.2.5 讨论 |
| 3.2.6 本节小结 |
| 第四章 氮循环和氮代谢微生物功能群演化特征 |
| §4.1 氮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的分布、特征及演化 |
| §4.2 氮循环及氮同位素 |
| §4.3 地质背景概况 |
| §4.4 实验样品和实验方法 |
| §4.5 实验结果 |
| §4.6 讨论 |
| 4.6.1 氮循环异常 |
| 4.6.2 氮同位素变化及氮循环异常的驱动机制 |
| 4.6.3 氮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特征 |
| 4.6.4 氮循环异常的环境效应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硫循环和硫代谢微生物功能群及古海洋化学演化特征 |
| §5.1 硫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的特点、分布及起源 |
| §5.2 硫循环和硫代谢微生物功能群演化特征 |
| 5.2.1 硫同位素组成、硫同位素分馏及硫循环 |
| 5.2.2 实验样品和方法 |
| 5.2.3 实验结果 |
| 5.2.4 讨论 |
| §5.3 古海水化学组成和硫代谢微生物功能群特征 |
| 5.3.1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低浓度硫酸盐海水 |
| 5.3.2 低浓度硫酸盐的微生物功能群依据 |
| 5.3.3 低浓度硫酸盐的有机地球化学记录 |
| 5.3.4 低海水硫酸盐浓度的机制探讨 |
| 5.3.5 低硫酸盐浓度的环境效应和生物效应 |
| 5.3.6 低海水硫酸盐浓度下的典型微生物功能群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陆地与海洋生物大灭绝的同时性问题及可能的灭绝原因 |
| §6.1 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的可能原因综述 |
| 6.1.1 外星体撞击 |
| 6.1.2 大规模的火山活动 |
| 6.1.3 海洋大范围的缺氧事件 |
| 6.1.4 海洋的翻转事件 |
| 6.1.5 甲烷的释放 |
| 6.1.6 海平面变化 |
| 6.1.7 其他事件或者多事件的综合 |
| §6.2 慈利剖面海洋生物灭绝的层位 |
| §6.3 生物地球化学记录的陆地生态系统危机 |
| 6.3.1 有机地球化学记录 |
| 6.3.2 δ~(34)S_(CAS)和δ~(13)C_(carb)的相互关系 |
| §6.4 陆地危机早于海洋危机的原因 |
| §6.5 对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原因的启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下一步工作设想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下一步工作设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四、酸雨——地球生命史上最惨烈大灭绝的元凶（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2]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有限论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D]. 周效宇.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3]从能源发展看人与技术关系[D]. 江宇婧. 东北财经大学, 2018(06)
- [4]水鸟栖息地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 张诗行. 东北林业大学, 2018(02)
- [5]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波动及其对海洋C-N循环的影响[D]. 雷丽丹. 中国地质大学, 2017(01)
- [6]英语长句的汉译策略—《终局：地球的临界点》的翻译实践报告[D]. 杨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8)
- [7]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D]. 沈红亮. 南京大学, 2015(03)
- [8]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物质幸福及其限度[D]. 芮志淸.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 [9]战争类建筑遗产的警示性价值与保护研究[D]. 郭苏琳.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03)
- [10]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地质过程和C-N-S生物地球化学循环[D]. 罗根明. 中国地质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