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会释放乐则长寿（论文文献综述）
耿君[1]（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王思特[2]（2020）在《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文中提出中医音乐治疗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最早可追溯到巫术丛林时代,但是其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却散落在各类浩瀚的文献中,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音乐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90年代开始来自中医学界和音乐学界的学者带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探索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音乐治疗体系。但由于中西方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西方音乐治疗建立在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方法基础上,中医音乐治疗以象数模型和辨证思维为基础,其理论语言具有抽象性和不可证伪性,在当代世界音乐治疗体系中鲜有话语权。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建立既有本土化特色又能比肩现代西方医学的中医音乐治疗体系,不仅是一个医学技术和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文化问题。将中医音乐治疗的研究放入到文化人类学的语境下,以“多元”视角构建中医音乐治疗研究的三维立体空间,即历史语境空间、跨学科语境空间、跨文化语境空间,通过回望传统、关照当下、放眼世界、谋求中医音乐治疗未来发展的格局,通过对中医音乐医疗与西方音乐治疗的比较,揭示中医音乐医疗的本土化特征和独特的时代价值。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历史文献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美学分析与文化分析方法。首先,追溯巫术文化语境下音乐治疗的发展与变迁,揭示巫术音乐治疗与中医音乐治疗的关系及其当代回归。巫术音乐治疗,在其观念表达上不仅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分而未离”,也与现代医学模式“生理-心理-社会”不谋而合,巫术音乐治疗的当代回归,不仅是民间自发的养生文化现象,也折射出对当代医学困境的反思;其次,挖掘传统文化语境下中医音乐治疗的文化基因,梳理儒道文化中的音乐治疗思想、观念和实践。“阴阳”“五行”的音乐治疗观往上可追溯到上古农耕时代的自然观和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向后则影响了儒道两家音乐治疗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传统文化的基因决定了中医音乐治疗区别于现代西方音乐治疗的本土文化特征,也决定了中医音乐治疗的理论体系、思维方法、价值理念和临床运用;再次,分别展开美学向度和医学向度的理论研究,通过对音乐与医学关系的分析,建立一个不同学科之间平等对话的语境。运用普遍与个案结合的方法讨论音乐“美”的治疗价值,从美学现象分析中,归纳出音乐“美”具有“共振刺激”“平衡补泄”“反映移情”的治疗功能,以及表现为“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治疗机制。从中医方法论出发,总结中医音乐治疗的思维方式、现代医学价值及其文化内涵,中医文化、传统文化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多层次同构关系,在微观层次上表现出乐理与医理的同构,在中观层次上是文化基因的同构,在宏观层次上由人类学视角体现出“本民族”、“本土化”的健康理念和生命意识;最后,将西方音乐治疗与中医音乐治疗进行跨文化比较,在跨文化语境中审视中医音乐治疗“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及意义,正是中西方文化既有差异又有共振的现象,才使中医音乐治疗的“本土化”走向“国际化”成为可能。
邓弟蛟[3]（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指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刘慧鸿[4]（2020）在《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精神养生被认为是中医养生方法之一,并贯穿于养生始终,是养生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民在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健康需求如何实现,是一个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涉及精神调摄的多层面问题。中医药学凝聚着的深邃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对于创造性的解决如此宏大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精神养生的文献、理论、案例和策略研究,对此种实际上涉及面甚广的健康需求提出精神养生的理解和主张,探索精神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实现。方法: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或观念认知方面的事物。如有中医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缺少精神独立的系统研究。解除时代性的遮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宏大的精神需求。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传统文化、体现文化自觉,从而其根本方法就是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道学的”“观照的”方法。同时研究内容,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根本上也是传统文化和文化自觉。所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相应、相融、相生的,在传统文化的“共冶一炉”中,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面向。个体、群体就是在文化的抱持中健康成长的,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比文化自觉更能提升人民精神境界、鼓舞人心和促进个体健康的事物。“道学的”“观照的”方法的特征,首先是境界取向。境界立意高远,就能“整全”“顾及全面”。借鉴整体论、内省法、创造性诠释等已有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思想内核,都承继了传统文化。同时,论文也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由此呈现“整全的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具体步骤为,首先对精神养生与道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以精神养生、心理养生、情志养生、心性修养等为检索关键词在中英文数据库对文献检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养生的传统智慧进行阐释。借鉴于阐释得到的洞见,先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进行考察以完成理论探索,并明确理想和主张;最后通过精神养生相关的实践进行体验和考察,对如何实现理想和主张提供策略建议。成果:在文化层面,立足传统文化,以“道学”的阐释能力,展示精神养生的内在体系,阐明精神养生的“道”与“术”、“知”与“行”,使得对精神养生之本来面目有一个意会。并将道学这个研究方法与精神养生这个研究对象交融在一起,呈现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在个体层面,通过道学的观照使得个体对精神养生的面貌有一个俯瞰,心中对如何精神养生有一个总览而不失细节的心智地图,协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和急迫的生活节奏的两难中找到可行、必行、乐行的实践道路。结论:本研究开启精神养生的新的自觉,在最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主的基础上阐释精神养生,在体现精神养生所追求的“精神内守”“独立守神”的境界中观照精神养生。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一、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创造性的在养生学研究中运用整体论的、自本体诠释的方法、内省的方法等体现道学观照的方法;由分析式、还原式的研究范式,转向道学、整体论的、内省的方法;由以西诠中的解释转向自身解释,转向文化自觉的解释。论文将相关的现代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道学的观照之中,也就等于纳入了精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纳入也是一种“与新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是“超世界水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文化自觉的呈现。二、论文以问道的精神把精神养生作为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的一种本质。创造性的提出了“入道-养生-疗疾”的健康实践连续谱,鲜活的呈现了精神养生贯穿于养生始终,同时强调养生贯穿生活始终。三、论文阐释了精神养生“道”与“术”的知识体系结构,“施”与“受”的实践体系结构,“知识体系结构”与“实践体系结构”形成的真知真行结构,构成了精神养生的三重太极结构。论文清晰了精神养生知识丛林的观感,拓展实践视野,有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选择自己的健康道路。四、论文从精神养生内生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发挥精神养生社会价值的建议。
黄金龙[5]（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提出“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于涛[6]（2020）在《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重视礼乐教化和人文化成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曾告诉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周礼·保氏》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崇尚人文教化的华夏民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以诗教礼教乐教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道德化育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已模糊不清,其被误解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多有存在。近年来,尽管学界有关于诗教、礼教、乐教的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但关于“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在以《诗经》为中心的此类研究中,从文学视域研究的成果较多,而从哲学或伦理学视域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诗礼乐”三者融通教化思想的研究,尚属阙如。同时,当下社会在道德教化、人格塑造方面存在着手段单一、模式僵化、效果不佳等问题,中国古代丰富的人文教化资源尚未实现现代转化。基于此,对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不仅这有助于掘古代丰富的教化思想和伦理资源,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而且能为当今学校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的道德教化找到有效的抓手和路径。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伦理意蕴,三者之间是相须为用、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教以抒发人内心之真挚情感为化育初衷,以情感濡化为主要教育手段,以达社会大“真”为化育目的。礼教以“修己以敬”为化育初衷,以“克己复礼”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顺”为化育目的。乐教以广博易良为化育初衷,以心灵体悟、人格拔升为主要化育手段,以达社会大“和”为化育目的。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感通是诗教的伦理意蕴;基于善良性情和理性规约人性的教化模式是礼教的伦理意蕴;基于情感和理性的中和美善是乐教的伦理意蕴。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深藏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语之中。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领悟并构筑了一个以“兴于《诗》”和“立于礼”为基底、以“成于乐”为顶端的“金三角”式“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兴于《诗》”是通过对诗之“兴”和诗言志来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立于礼”是通过礼仪对言行举止的规范和约束来淬炼人的道德理性;“成于乐”是通过乐对情感和人性的陶冶来和谐人的性情,达至情与理的和谐交融。“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具有化育德性和人格型塑双重效用。以诗怡情、以礼修身、以乐通伦理是“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重要旨归,三者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了养情、修身与培育人格的重要关系。其中,君子人格的诗之型塑体现在君子有情、君子时中、文质彬彬;君子人格的礼之型塑体现在君子尚礼、君子制中、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人格的乐之型塑体现在合宜的君子情感、适度的君子行为、深远的君子感染力。通过对“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反思,有助于厘清诗与礼、礼与乐的异质互补和诗礼乐间的相融相通。“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面临的当代困境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缺乏有力抓手,人格型塑迷失目标,人文化成缺少载体;其时代价值体现在诗教是生命情感教育的有效载体,礼教是立德成人的有效路径,乐教是人格教育的有效抓手。“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对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有诸多启示和借鉴价值。通过对“诗言志”意蕴的剖析,探赜通过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深层内涵的透视,有助于构筑以诗化育情感、以礼培育理性、以乐升华德性的“诗礼乐”教化模式;通过对“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的分析,有助于检视“诗礼乐”教之间的异质互补关系有助于澄清诗教、礼教、乐教的本来面目,以走出诗教、礼教、乐教的教化实践误区。在当代社会,“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有助于型塑君子以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立德树人以助推全人教育,教化人伦以构建和谐社会。总之,《诗经》中的“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是儒家教化思想的智慧结晶,其对中国古代的人文化成和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教化模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所内蕴的蓬勃生命力,就能使其成为改善中国当代道德教育、增强社会教化能力和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李心苑[7]（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李中塬[8]（2020）在《汉晋图像中的神仙世界》文中认为神仙作为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之一,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历来对图像中的神仙世界却关注较少,对神仙图像存在的玄室也较缺乏用一个整体的视角进行考察,且这里的图像既包括壁画、画像石等二维平面艺术,更包括了玄室、祠堂、石阙等组成的丧葬建筑。本论文拟对汉晋时期玄室及其图像作为对神仙世界的模拟,结合文献探析汉晋时期人们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与描绘。第一章是有关画像在文献中的含义,一般来说有图画雕刻类、刑法类和谋划类。本文中所指主要是画像的第一类含义。另,在早期史书记载中,方仙道传教以及《太平经》等书中都有提到图像具有通神的作用。第二章讨论汉画像与祭祀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墓葬形式由原来的竖穴墓向横穴室墓的变化与画像石的兴起之间具有直接关联;其次,祭祀制度的对象由庙祭向墓祭的转变与画像石之间具有相互推动的作用;最后,魂魄观念的转变,由以往的“灵魂升天”到“灵魂归地”,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墓葬体制的“第宅化”日臻成熟,寻仙活动的高潮迭起,即便身死也要归葬山陵,企图与仙人同在一处空间等思潮不断地刺激着画像石墓以及画像的“狂欢化”。第三章汉画像不仅仅存在于玄室之内,更延申到玄室之外的墓葬建筑,如祠堂、石阙等。祠堂上的图像继承原来庙祭的传统,而随着祭祀对象的变化和体积的缩小,已不能满足原有的需求,仅是“另一个世界”的微观表达。而这种微观的象征又恰好与“洞窟”的观念如出一辙。另外,石阙的设立与“天门”的信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无非是提供亡灵一条升仙的道路。第四章选择了仙境乐土、成仙方式、神仙图像等角度,进一步探析汉晋时期图像中有关神仙世界的研究。成仙者的身份由古时的帝王、圣贤和英雄等逐渐倾向于如今的孝子、贞女、普通民众甚至是女性等;而仙境乐土从原来的不易寻得到如今的近在咫尺,通过登临天门就可以直接进入仙界,而汉画像中的仙境又常常通过六博图与神仙洞窟的相互衬托、博山炉对仙山的模拟而加以突显;在画像表现的成仙方术中以房中术的兴盛、寻找仙人代表的凤鸟并求取仙药以及以庖厨图为中心且结合乐舞、狩猎等综合组成升仙主题,对“行厨”观念起着重大的影响;而很多仙人都以“奇相”显现,这与“变形而仙”的思想密不可分;另,在汉墓之中修建一个“微观宇宙”,是亡灵进行“太阴练形”的产所,希冀能够飞升太清。此外,在仙人图像中,以四个仙人为中心,探讨其中的文化内涵:牛首人身的炎帝掌握地下鬼神、孔子见老子是为升仙、王子乔是宣传房中术修炼的前锋、雷神（黄帝）是方仙道大势宣传的代表。
金爱美（KIMAEMI）[9]（2019）在《韩国宫廷舞“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合设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韩国宫廷舞蹈《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研究,探究原本独立存在的鹤舞、莲花台舞、处容舞被合设的缘由,并试图分析其社会作用和文化功能。目前,在中国仅有10多篇研究韩国宫廷舞蹈的文章。从这些研究韩国宫廷舞蹈的现况来看,其主要的研究思路是将作品的核心意识和价值观与国家地位相结合,以确认其历史事实。而本文则拟借助符号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解读韩国宫廷舞蹈中唯一以合设形式流传下来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文本意涵和社会文化功能。经本人多年的研究发现,舞蹈符号学理论的构建和应用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即通过借鉴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建构舞蹈符号学的学术范式。因此,本人认为,符号学被用来解读舞蹈文本,应建立以符号学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方法,并使其适用于对舞蹈文本的知识领域的解读。以此为研究动机,本文采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分析法来进行舞蹈符号学的应用。众所周知,舞蹈是一种以肢体动作为主要手段,在时空中表征内心意涵的艺术形式,其表征的动作和形式可体现出多种含义。因此,舞蹈作为符号可以象征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或以舞蹈表征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就是说舞蹈的内容是以动作为主体的符号来表现的。在符号学的定义里,符号是发信人与收信人之间沟通的媒介。那么,从舞蹈符号学角度来看,舞蹈的过程则是“发信人——舞者”通过动作等形式,向“收信人——观众”传递信息的一种沟通过程。同样地,韩国宫廷舞蹈也体现了当时韩国社会的思想、精神和民族文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脉络中直接或间接地与时代文化背景建立了关系。因此,从历史语境、文化血脉与舞蹈实践的互文中,把握宫廷舞蹈中所蕴含的意义和符号体系,进而也为舞蹈符号学的阐释提供了可能性。宫廷舞蹈,如字面意思所示,是指存在于宫廷里的乐舞,从舞蹈的视角来看称其为宫廷舞蹈。宫廷舞蹈也被称为“呈才”,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概念由中国传入,其所指为依照宫廷礼乐之制,为王室歌功颂德或愉悦享乐而表演的“宴乐”,以及为祭祀宗庙等而表演的“祭礼乐”等。而狭义的宫廷舞蹈则指“宴乐”中的舞蹈。这一类宫廷舞蹈,在宫廷乐舞体系中继承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舞蹈动作典雅优美,显示出高雅脱俗的品味,受到历代、历朝宫廷王室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从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到朝鲜王朝（也称:李氏王朝,简称:李朝）时代,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经朝代更迭,终于确立并完善了宫廷舞蹈。在朝鲜王朝前期,创作、复现宫廷舞蹈的主张异常活跃,朝鲜王朝的宫廷舞蹈迎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全盛期。在此时期创作的大部分宫廷舞蹈,旨在统一治国理念,修订国家纲纪,稳定国家政治,强化封建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舞蹈主要以儒家的治国理念为基础,着重于通过舞蹈来实现国家政治功能。对《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这一代表性的宫廷舞蹈的研究具有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构成合设的鹤舞和莲花台舞、处容舞在合设之前原本为独立存在的舞蹈,各舞蹈形态拥有其各自独立的构成和内容,可单独呈现。从各舞蹈类别的性质来看,舞蹈形态出现的时期、创作意图和构成形式都相差甚远。由此可见,在性质和内容上本身并无共同点的三种舞蹈之所以能被合设,或许是因为宫廷王室为强化封建国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使其成为历史文化的艺术产物。朝鲜王朝时期的宫廷舞蹈,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以合设形式编创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是以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启用“佛教之花——莲花”而跳的“莲花台舞”、含有辟邪进庆意义的——“处容舞”、戴着十二长生之一鹤面具而跳的——“鹤舞”这三种舞蹈为主体,经过整合而编创出的内涵丰富、形式复杂的舞蹈形态。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的治国理念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当时盛行的民间信仰则有——“龙神思想”、“辟邪进庆思想”以及“佛教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形态被融合于同一个舞蹈形态之中,使各种文化观念达成了和谐,即以中国之“和”的观念,建构出趋“和”、相依的舞蹈文本结构。此舞蹈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并非是一般所认知的仅仅体现宫廷礼仪的仪式舞蹈,而是吸纳了民间信仰的治国文化行为。每年阴历十二月除夕,在年令过渡之际、行傩礼之时,宫廷中展演的合设舞蹈形态,融凝了多种思想,以完整、复合、戏剧的方式相互结构并体现,是朝鲜前期文化的集中表现。本文的选题目的是分析合设形成的原因及其功能,研究范围设定为从首次出现合设记载的朝鲜世宗时期到合设完成的成宗时期之间。主要研究方法为,通过查阅历史档案文献把握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探究实现合设的原因。进而试图借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神话模型中分析文化功能的符号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合设文本产生的各种社会缘由。综上所述,从符号学切入舞蹈研究,应把舞蹈现象理解为一种文化符号现象,进而探索潜含在舞蹈文本中的文化代码,分析其动作符号蕴含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解读朝鲜李氏王朝创制宫廷呈才的意义和功能;第二章依据文献资料分析鹤舞、莲花台舞、处容舞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思想意涵以及舞蹈形态所表达的象征意义;第三章分析朝鲜王朝时代的治国理念、政治结构等历史文化背景,进而讨论三种舞蹈被合设的原因;第四章分析合设的具体形态,深化对合设形态的认识;第五章试图展开合设形成的神话分析。以此来探讨合设所具备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贵孝”功能。长寿之鹤隐含着对国王、王室、国家健康的祝福,具有“长寿孝经”之意;舞蹈中呈现的不被五浊恶世所污染的纯净莲花形象,体现了拒绝任何不合理政治的意图的“伦理孝义”之象;处容舞具有“辟邪的意义”,体现了在厄难危境中坚守强政护国的“忠国孝道”之心。2.《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祈祝”功能。朝鲜王朝时期的宫廷乐舞歌词中,隐含着亡国、亡命的恐惧心理和矛盾心态,因此,期望通过仪式和乐舞来缓解和释放矛盾的内心情态。在我看来,《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是对“现实的祝福和长寿的祈愿”、亦是对“君王的赞美和宫廷的讴歌”、是对“冲突和解的企盼”、是对“沟通和交流的期待”,也即合设作为祈愿安详、平安、乐土的“豊饶祭仪”舞蹈发挥着重要的艺术文化功能。3.《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审美”功能。从《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其构成非常协调,为艺术性极高的歌舞乐形式。舞蹈中的音乐和节拍和谐悠扬;舞蹈结构以留白为表现手法,令人遐想。舞蹈本体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使构图呈现出均衡的样式;时间节奏缓急相间,以具有象征性的动作,和谐地表现出朝鲜王朝时期艺术的最大特点——线条、韵味及意涵相互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视觉。4.《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和谐”功能。《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中隐含了宫廷王室的治国理念、凸显了朝鲜半岛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内容,将政治主题和艺术形式相结合,整合出一种特殊的舞蹈形态,不仅具有观赏的价值,更有思辨的意义。合设突出和谐、融合、相依的文化观念,以优雅的歌、舞、戏为艺术手段,试图呈现出像中国礼乐中的“分”与“和”、“同”与“异”那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此舞蹈作为代表朝鲜前期的政治、文化的宫廷呈才之一,通过合设来达成统一民心的作用。本文所研究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是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由政治理念与艺术方式、各种宗教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成的代表一个时代的舞蹈形态象征体。此外,宫廷呈才所具备的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潜藏的政治意涵,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但如此深刻、华丽、繁杂,且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至今并未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乃至当下韩国保存的宫廷舞蹈的重要研究对象。我将《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视为一个完整的综合舞蹈形态,试图从符号学、舞蹈学、历史学等角度展开讨论,探究其内涵,并希望此舞蹈形式能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未来能有更多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陈小琴[10]（2020）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文中指出三峡民间艺术包含三峡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艺术形态。它是三峡地域民众的共同心理基础,也是三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民间艺术品类丰富,包括2个主类,10个亚类和26个小类。三峡世居民众质直敦厚、忠义尚武的民系性格形成了三峡民间艺术阳刚磊落的艺术特征和豁达浪漫的精神特质。三峡民间艺术因三峡地理生态与文化生态交汇而产生,也因两大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因各时期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尤其是随着物质技术更新、经济贸易往来、生产方式变革、宗族结构变化、社会观念更替、风俗信仰改易等因素的促动而出现系统内部的新旧交替或品类消长。对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影响力的文化生态因素首先是民间风俗,其次是三峡地域文化,再次是宗族结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地理环境等。民间风俗是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动力,它对其艺术形态的衍生及传承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简言之,文化生态是关键,它既保证三峡民间艺术的持盈守成,也促进其自律变革。近百年来,三峡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发展为三峡民间艺术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因生产生活方式、结构、空间的剧烈变革而带来传承人、品类和民艺精神的疾速流失。近年频繁的“非遗”申报及传统民艺的产业复兴,给濒临绝境的三峡民间艺术带来一些生机,却无法阻挡其衰颓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将民间艺术发展简化为对艺术本体的传承而忽略其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关联性。因此,要想传衍这一母型艺术,令其发挥民间艺术造物化人的多元功能,须立足当代实行“生态原境”传承,即“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民间艺术”四位一体的保护与传承。对三峡民间艺术的研究的案例显示,“生态原境”传承模式是当前民间艺术发展的理性道路。在此模式下,民间风俗和地域文化土壤得以培育,民间艺术重获创新发展的精神原动力;民间艺术传承主体（非遗传承人和普通民众）的培育双脉并进,民间艺术重获生产与消费的良性结构,获得主体精神的润泽与观照;民间艺术在城市和乡村新图景中扎根,其形态和功能将被激活,获得物质、媒介与技术的支持。最终使民间艺术内在与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及其自身构成的良性文化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学会释放乐则长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会释放乐则长寿（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1 研究的缘起 |
|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 “中医音乐治疗”在中医学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
| 2.2 “中医音乐治疗”在音乐学学科体系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 |
| 2.3 “中医音乐治疗”之中医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
| 2.4 “文化人类学”相关概念 |
| 3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3.1 中医学界的研究 |
| 3.2 音乐学界的研究 |
| 3.3 其它领域的研究 |
| 3.4 问题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4.1 研究目标 |
| 4.2 主要研究内容 |
| 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起源与变迁:巫术文化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舞、医、巫同源 |
| 2 巫术音乐治疗的文化功能 |
| 2.1 反抗厌胜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2.2 宗教祭祀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2.3 养生娱乐型的巫术音乐治疗 |
| 3 巫术音乐治疗的观念表达 |
| 3.1 自然观:从调和自然到调和身心的交感音乐巫术 |
| 3.2 社会观:从群体认同到跳神通灵的踏歌狂舞 |
| 3.3 生命观:从生育繁衍到祈求长生的歌唱巫术 |
| 4 巫术音乐治疗的变迁与当代回归 |
| 4.1 巫术音乐治疗与中医文化 |
| 4.2 巫术音乐治疗的当代回归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基因与传承：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观 |
| 1 “阴阳”“五行”音乐治疗观 |
| 1.1 象数思维的音乐理论 |
| 1.1.1 音乐起源思想 |
| 1.1.2 音乐实践活动 |
| 1.1.3 音乐律制 |
| 1.1.4 音乐与健康 |
| 1.2 沟通天人的古琴音律 |
| 1.2.1 器物层面的天人合一 |
| 1.2.2 演奏状态的天人合一 |
| 1.2.3 从古琴律学到五行音乐疗法 |
| 1.3 五行音乐疗法的多层思维 |
| 1.4 “阴阳”“五行”音乐治疗观评述 |
| 2 儒家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治疗观 |
| 2.1 礼乐养生观 |
| 2.2 美善相“和” |
| 2.3 仁义道德观 |
| 3 道家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治疗观 |
| 3.1 “有声之乐”的动态养生 |
| 3.1.1 游戏与自娱 |
| 3.1.2 长啸放情 |
| 3.2 “无声之乐”的静观养生 |
| 3.2.1 “大音希声”的养生内涵 |
| 3.2.2 养生之乐的“音”“心”关系 |
| 3.2.3 “平和”“淡和”之乐养生 |
| 3.3 “非礼”“求真”与超越生死的生命观 |
| 3.3.1 从“非礼”到“求真” |
| 3.3.2 超越生死的生命观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审美与健康:美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中医音乐治疗与音乐美学 |
| 1.1 音乐美学的相关概念 |
| 1.2 美学语境研究的必要性 |
| 1.3 音乐美学在中医音乐治疗中的运用 |
| 2 音乐“美”的治疗价值论 |
| 2.1 音乐“美”的治疗价值 |
| 2.2 具有治疗价值的音乐“美” |
| 2.2.1 音乐“美”的探讨 |
| 2.2.2 具有治疗价值的音乐“美”的内容 |
| 2.3 治疗音乐的价值构成与价值评价 |
| 2.3.1 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 |
| 2.3.2 价值评价与价值取向 |
| 3 音乐“美”的治疗功能与治疗机制——以阮籍的《乐论》与《酒狂》为例 |
| 3.1 阮籍的《乐论》 |
| 3.1.1 《乐论》的成书时间 |
| 3.1.2 调和儒道的理性主义 |
| 3.2 阮籍的《酒狂》 |
| 3.2.1 音乐结构的规整 |
| 3.2.2 乐思材料的统一 |
| 3.2.3 调式的统一 |
| 3.2.4 “偏离—回归”的生命现象 |
| 3.2.5 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 |
| 3.3 音乐“美”的治疗功能和治疗机制 |
| 3.3.1 “共振刺激”治疗功能 |
| 3.3.2 “平衡补泄”治疗功能 |
| 3.3.3 “反映移情”治疗功能 |
| 3.3.4 三个层面的治疗机制 |
| 4 小结 |
| 第四部分 方法与哲学:哲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医与传统音乐的关系 |
| 1.1 同根同源的文化滥觞 |
| 1.2 传统基因的文化共振 |
| 1.2.1 阴阳——消长起伏的生命现象 |
| 1.2.2 五行五音五脏——天人合—的整体观 |
| 1.2.3 中正平和——治未病思想 |
| 1.3 殊途同归的终极关怀 |
| 2 中医文化视域下的音乐养生思想 |
| 2.1 以乐养气 |
| 2.2 以乐养德 |
| 2.3 以乐养形 |
| 2.4 以乐养神 |
| 2.5 古代音乐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 |
| 3 中医音乐治疗的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 |
| 3.1 乐能乱阴阳,亦能调阴阳——负反馈控制法 |
| 3.2 乐者乐也——意象与联觉 |
| 3.3 中医方法论与艺术思维相互交融 |
| 3.4 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不谋而合 |
| 4 中医音乐治疗的现代医学价值与文化内涵 |
| 4.1 古代中医音乐治疗的现代医学价值 |
| 4.1.1 声波治疗 |
| 4.1.2 诱发“α波” |
| 4.1.3 音乐引导想象 |
| 4.1.4 对现代医学的借鉴意义 |
| 4.2 古代中医音乐治疗的文化内涵 |
| 4.2.1 微观层次——乐理与医理的同构 |
| 4.2.2 中观层次——文化基因的同构 |
| 4.2.3 宏观层次——本土化的生命意识 |
| 5 小结 |
| 第五部分 冲突与发展:文化比较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 |
| 1 西方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 |
| 1.1 起源与神话 |
| 1.2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1.3 中世纪时期(3-14世纪) |
| 1.4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14-17世纪) |
| 1.5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17-19世纪) |
| 2 中医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 |
| 2.1 起源与神话 |
| 2.2 春秋至秦汉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2.3 魏晋隋唐时期(3-10世纪) |
| 2.4 宋元明清时期(10-19世纪) |
| 3 中西音乐治疗的历史和观念比较 |
| 3.1 起源观念的比较 |
| 3.2 古希腊与春秋秦汉时期的比较(公元前5世纪—公元3世纪) |
| 3.2.1 音乐和谐观 |
| 3.2.2 调式与健康 |
| 3.3 3-19世纪的比较 |
| 3.3.1 人的觉醒 |
| 3.3.2 类同相召 |
| 3.4 19世纪以后的比较 |
| 4 中医音乐治疗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
| 4.1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内涵 |
| 4.2 中西音乐医疗文化中的通约性问题 |
| 4.2.1 可通约性 |
| 4.2.2 难以通约性 |
| 4.3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
| 4.3.1 可通约性是“国际化”的基础 |
| 4.3.2 难以通约性体现“本土化”的特色 |
| 4.3.3 信息论美学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意义 |
| 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问道的精神 |
| 1.1 道学与养生 |
| 1.1.1 问“道” |
| 1.1.2 何谓道学? |
| 1.1.3 道学与养生 |
| 1.2 道学与精神养生的交融 |
| 1.2.1 精神养生及与道学 |
| 1.2.2 “入道-养生-疗疾”健康实践的连续谱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对象、意义与论文题目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题解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精神养生的历史回望:超越时空的传统 |
| 2.1 历史回望的文献范畴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精神养生与道学的交汇 |
| 2.2.2 精神养生、道学与“西学”的交汇 |
| 2.2.3 精神养生与疗疾的交汇 |
| 2.3 精神养生的知识结构——“道、法、术” |
| 2.4 儒家与精神养生 |
| 2.4.1 儒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4.2 儒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4.3 教化与师表 |
| 2.5 道家与精神养生 |
| 2.5.1 道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5.2 道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5.3 俗世即道场、临炉指点、道侣 |
| 2.6 佛家与精神养生 |
| 2.6.1 佛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6.2 佛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6.3 迷时师度与船子投江 |
| 2.7 古代医家与精神养生 |
| 2.7.1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7.2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7.3 主体的转换——医者与患者,养生家与养生之家 |
| 2.8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反思: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与问道东方 |
| 3.1 西方文明范围中现代人的精神状况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 |
| 3.1.2 雅思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
| 3.1.3 加缪《鼠疫》 |
| 3.1.4 小结 |
| 3.2 精神养生与现代研究 |
| 3.2.1 精神境界的现代研究 |
| 3.2.2 精神养生“法术”的现代研究 |
| 3.2.3 精神养生与养生的社会人文研究 |
| 3.3 精神养生与身体——我们该如何意识我们的身体? |
| 3.3.1 立足于身体的精神养生 |
| 3.3.2 当代身体意象的分裂特征 |
| 3.3.3 当代身体实践的分裂特征 |
| 3.3.4 精神养生与身体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
| 3.3.5 精神养生视野中的清醒与睡眠 |
| 3.3.6 小结 |
| 3.4 精神养生与语言——我们该如何言说健康? |
| 3.4.1 当下健康流行语言的荒诞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 |
| 3.4.2 精神养生与诊治的语言 |
| 3.4.3 精神养生与食、药的语言 |
| 3.4.4 精神养生与疾病谱、预防医学的语言 |
| 3.5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的心性修养与人民的健康促进 |
| 3.5.1 健康面临的人性挑战 |
| 3.5.2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健康促进的理念与实践 |
| 3.5.3 生生之道与中医养生学心性修养的实践观 |
| 3.5.4 小结 |
| 3.6 以道莅天下——《黄帝内经》“独立守神”的意义发现 |
| 3.6.1 独立守神的渊源与探索路径 |
| 3.6.2 早期社会文化与“独立守神” |
| 3.6.3 “独立守神”在传统文化实践中的显现 |
| 3.6.4 “独立守神”在生物医学实践中的显现 |
| 3.6.5 “独立守神”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显现 |
| 3.6.6 小结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则精神养生案例及其启示 |
| 4.1 案例1: 何以解忧——竹林七贤作为团体形式精神养生的滥觞 |
| 4.1.1 古代社会生活中团体的存在 |
| 4.1.2 竹林之游的精神养生属性 |
| 4.1.3 古代团体养生的存在状态及价值 |
| 4.1.4 小结 |
| 4.2 案例2: 某温泉度假村调训养生课程的精神心理效果考察 |
| 4.2.1 调训课程介绍 |
| 4.2.2 课程方案举例与纪实 |
| 4.2.3 问卷调查部分 |
| 4.2.4 调训课程组织者对课程的理解 |
| 4.2.5 解读 |
| 4.2.6 小结 |
| 4.3 案例3: 某瑜伽自然疗法静修营实践 |
| 4.3.1 背景 |
| 4.3.2 内容 |
| 4.3.3 讨论 |
| 4.3.4 小结 |
| 4.4 案例4: 某院慢性病辟谷实践的总结及比较研究 |
| 4.4.1 某医院利用辟谷治疗代谢综合征的当代实践 |
| 4.4.2 古今辟谷与正念饮食干预的比较研究 |
| 4.4.3 小结 |
| 4.5 启示 |
| 第五章 前行策略: 充分发挥精神养生力量的讨论 |
| 5.1 提出策略建议的方法 |
| 5.2 个体的内求为本 |
| 5.3 个体内求与中医院校教育内求的相融、相生 |
| 5.4 全民教育——全民的内求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题目作为核心论点之一 |
| 6.2 健康实践的连续谱与精神养生的道学内涵 |
| 6.3 文化自觉的一种呈现——方法与对象的同一 |
| 6.4 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施与受、知与行的三重太极结构 |
| 6.5 理论探索总结: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及精神养生 |
| 6.6 案例启发与策略建议总结 |
| 6.7 根本的结论 |
| 结语 |
|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特点与不足之处 |
| 特点 |
| 不足之处 |
| 自反性陈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5）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6）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案设计 |
| 第一章 诗教、礼教、乐教的内涵及其伦理意蕴 |
| 第一节 诗教、礼教、乐教含义的界定 |
| 一、何为《诗》教 |
| (一)与《诗》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诗》教之内涵 |
| 二、何为礼教 |
| (一)与礼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礼教之内涵 |
| 三、何为乐教 |
| (一)与乐教相关的概念探析 |
| (二)乐教之内涵 |
| 第二节 诗教、礼教、乐教的伦理意蕴 |
| 一、诗教的伦理意蕴 |
| 二、礼教的伦理意蕴 |
| 三、乐教的伦理意蕴 |
| 第二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建构 |
| 第一节 兴于诗:培育道德情感 |
| 一、诗为何能兴 |
| 二、诗育情 |
| (一)借助文化积淀构建道德意涵 |
| (二)隐喻指代烘托道德氛围 |
| (三)运用“执中”升华道德感 |
| 三、诗言志 |
| 第二节 立于礼:淬炼道德理性 |
| 一、何为礼 |
| (一)礼节仪式 |
| (二)道德规范 |
| (三)典章制度 |
| 二、礼为何能立 |
| (一)规约性情 |
| (二)开显诚明 |
| (三)立中制节 |
| 三、礼如何立 |
| (一)修己以敬 |
| (二)非礼不成 |
| (三)为国以礼 |
| 第三节 成于乐:达至情理交融 |
| 一、何为“成” |
| 二、乐为何能“成” |
| (一)乐化的依据:乐参阴阳 |
| (二)乐化的标准:大乐必易 |
| (三)乐化的目的:和、合、同、中 |
| 三、乐如何“成” |
| (一)乐以治心 |
| (二)乐以体礼 |
| 第三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的旨归与君子人格的型塑 |
| 第一节 以诗怡情 |
| 一、学诗以立言 |
| (一)诗在古代教育的地位 |
| (二)学诗立言的基本内涵 |
| (三)学诗立言的效用:温柔敦厚 |
| 二、怡情而修身 |
| (一)“性”、“情”之意涵 |
| (二)情知利于君子慎独 |
| (三)慎独益于修身精进 |
| 三、君子人格的诗之型塑 |
| (一)君子有情 |
| (二)君子时中 |
| (三)文质彬彬 |
| 第二节 以礼治身 |
| 一、夫礼,以治人情 |
| (一)礼出于情 |
| (二)礼以制情 |
| 二、无物而不在礼 |
| (一)《斯干》之礼 |
| (二)《斯干》体现西周城建礼的全态 |
| (三)“媺宫室以安万民” |
| 三、君子人格的礼之型塑 |
| (一)君子尚礼 |
| (二)君子“制中” |
| (三)“君子义以为上” |
| 第三节 以乐通伦理 |
| 一、知乐以处世 |
| (一)“乐以箴谏” |
| (二)“乐以知军” |
| (三)乐以政通 |
| 二、乐通而性成 |
| (一)乐“淫”的意涵 |
| (二)乐“淫”的诱因 |
| (三)乐“淫”的综辨 |
| 三、君子人格的乐之型塑 |
| (一)外显威仪:适度的君子行为 |
| (二)内表庄肃:合宜的君子情感 |
| (三)传范后世:深远的君子感染力 |
| 第四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反思 |
| 一、“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 |
| (一)诗礼异质互补 |
| (二)礼乐异质互补 |
| 二、《诗》之所至,礼之所至,乐之所至 |
| (一)诗礼乐之“至”的体现 |
| (二)诗礼乐之“至”的意涵 |
| (三)诗礼乐之“至”的展开 |
| 第四章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当代困境与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社会道德教化与人格型塑的难题 |
| 一、道德教化缺乏有力抓手 |
| 二、人格型塑迷失目标 |
| 三、人文化成缺少载体 |
| 第二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时代价值 |
| 一、诗教:生命情感教育的有效载体 |
| (一)育本真之性情 |
| (二)修感恩之德行 |
| (三)成乐善之美德 |
| 二、礼教:立德成人的有效路径 |
| (一)以知耻为动力 |
| (二)以有度为标准 |
| (三)以守矩为圭臬 |
| 三、乐教:人格教育的有效抓手 |
| (一)培植情感的沃土 |
| (二)体现礼教的通约指标 |
| (三)化解等差冲突的润滑剂 |
| 第三节 “诗礼乐”融通教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型塑君子以提升公民道德素养 |
| 二、立德树人以助推全人教育 |
| 三、教化人伦以构建和谐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 |
| 三、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四、观音感应类文献的形成 |
| 第二节 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本选题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一、观音经典研究 |
| 二、观音感应信仰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信仰视域的汉译观音经典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从观音经典教义体系到汉译观音经典崇拜体系 |
| 一、古代印度观音经典教义体系的形成 |
| 二、古代汉地观音经典崇拜体系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普门品》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普门品》第一个汉译本的流行 |
| 二、《普门品》流行本的定型 |
| 第三节 《心经》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传说中的《心经》首译本 |
| 二、玄奘本《心经》的出现与特征 |
| 三、关于《心经》来源的探问 |
| 第四节 《大悲咒》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脱颖而出 |
| 二、最终定型的《大悲咒》 |
| 第二章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 |
| 第一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 |
| 一、宗教经典的神圣性结构 |
| 二、观音经典来源的神圣性 |
| 三、观音经典内容的神圣性 |
| 四、观音经典价值的神圣性 |
| 第二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化 |
| 一、观音经典受持的神化 |
| 二、观音经典传承的神化 |
| 三、观音经典安奉的神化 |
| 第三章 诸经竞秀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诸经竞秀局面的形成 |
| 二、《法华经》的受持与感应 |
| 三、《观音经》在义学高僧中地位与影响 |
| 第二节 从感应故事看《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独特魅力 |
| 一、感应事迹书写中的《观音经》与《维摩经》 |
| 二、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华严经》 |
| 三、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涅盘经》 |
| 四、与诸经论一拼高低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四章 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冉闵杀胡”时三位胡人的观音经感应 |
| 二、被慕容鲜卑抓捕后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僧人开达羌人监牢中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乞伏暮末欲屠城时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二节 南朝宋代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涪陵陷落后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二、元嘉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对夷夏冲突中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总体认识 |
| 第五章 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第一节 观音经感应信仰在政治集团中的传播 |
| 一、《观音经》与统治者的关系 |
| 二、《观音经》感应信仰在统治者当中的传播 |
| 第二节 地方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一、孙恩之乱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黄龙国守库吏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彭子乔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三节 皇权争夺战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一、荆州作逆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义嘉之难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宋末争夺皇权斗争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六章 家庭生活中的观音经典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子嗣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诵经求子信仰 |
| 二、后世观音经求子感应信仰的变化 |
| 第二节 家庭伦理建设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家宅平安诉求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二、维系家庭完整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三、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三节 愈疾延命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汉地民众对疾病与长寿的理解 |
| 二、观音经愈疾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三、观音经延寿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第七章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特征与宗教定位 |
| 第一节 佛教感应与中国传统感应的区别 |
| 一、“感应”的原始意义 |
| 二、佛教感应的基本含义 |
| 三、佛教感应与儒家感应的区别 |
| 第二节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基本定位 |
| 一、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功能定位 |
| 二、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内涵定位 |
| 参考文献 |
| 一、佛教文献 |
| 二、历史文献 |
| 三、今人着作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六、外文着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汉晋图像中的神仙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图像及其神仙世界 |
| 二、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画像的含义 |
| 第二章 汉画像与祭祀制度 |
| 第一节 墓葬形制与汉画像 |
| 第二节 祭祀对象的变化 |
| 第三节 魂魄论:灵魂升天到灵魂归地 |
| 第三章 汉画像与墓葬建筑 |
| 第一节 祠堂 |
| 第二节 祠堂与神仙洞窟 |
| 第三节 石阙 |
| 一、阙与天门 |
| 二、石阙图像之功能——升仙 |
| 第四章 汉晋图像中的神仙 |
| 第一节 成仙者何 |
| 一、圣贤与英雄 |
| 二、孝子 |
| 三、贞女 |
| 四、人人可仙 |
| 第二节 仙境乐土 |
| 一、仙境可达:仙凡之间的缩短与消失 |
| 二、登临仙境:朝金阙 |
| 第三节 仙府乾坤:洞天与仙山 |
| 一、六博与洞窟 |
| 二、博山炉与仙山 |
| 第四节 成仙方式 |
| 一、容成房中术 |
| 二、凤鸟衔丸 |
| 三、庖厨与“行厨” |
| 四、变形而仙 |
| 五、太阴炼形 |
| 第五节 汉晋仙人形象探析 |
| 一、牛首人身 |
| 二、孔子见老子 |
| 三、王子乔 |
| 四、雷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今人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韩国宫廷舞“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合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合设“鹤、莲花台、处容舞”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朝鲜李氏王朝初期的社会状况 |
| 一、高丽的没落与朝鲜王朝的开国 |
| 二、文化基础 |
| 第二节 以儒家思想来创制呈才 |
| 一、创制宫廷呈才的意义 |
| 二、呈才舞的政治功能 |
| 第三节 合设的形成 |
| 一、合设形成时期 |
| 二、文献里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 |
| 第二章 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形态结构 |
| 第一节 鹤舞 |
| 一、鹤舞的起源 |
| 二、宫廷鹤舞的结构 |
| 三、鹤舞的符号学研究 |
| 第二节 莲花台舞 |
| 一、莲花台舞形成的背景 |
| 二、莲花台舞的具体形态 |
| 四、莲花台舞中的符号学研究 |
| 第三节 处容舞 |
| 一、处容舞由来的传说 |
| 二、处容舞的变化过程 |
| 三、处容舞符号学体系 |
| 四、从处容舞得出的结论 |
| 第三章 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形成缘由 |
| 第一节 政治安定、团结民众 |
| 一、礼乐安邦之法 |
| 二、佛教思想的介入 |
| 第二节 贞熹王后的政治表现 |
| 一、初期的垂帘听政 |
| 二、政治活动 |
| 三、演戏和丰呈 |
| 四、积极的崇佛政策 |
| 第三节 成宗时代儒教政治 |
| 一、太平盛世时期 |
| 二、成宗的孝亲之道 |
| 第四章 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构成 |
| 第一节 合设程序 |
| 第二节 以《乐学轨范》为中心 |
| 一、舞蹈的形态 |
| 二、乐器的运用及音乐的形成 |
| 三、服饰与道具 |
| 第五章 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功能 |
| 第一节 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叙事功能 |
| 一、不同时期的合设 |
| 二、合设呈现的意识形态(ideologie) |
| 第二节 符号学视野下的合设 |
| 一、合设的“神话(Myth)” |
| 二、合设的文化功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依据及选题价值 |
| 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五、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范畴与特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形貌 |
| 第一节 “三峡”与“三峡民间艺术”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范畴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概念界定 |
| 三、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精神特质 |
| 一、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精神特质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风貌的形成 |
| 一、地理环境对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影响 |
| 二、民系性格与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形成 |
| 第二章 交织与共生:三峡民间艺术传衍的文化生态系统 |
| 第一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地理生态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二、三峡大坝的生态效应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要素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链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体系的关联 |
| 一、地理生态对三峡民间艺术的影响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的共生 |
| 第三章 碰撞与交融:“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形成 |
| 第一节 “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文化生态的变迁 |
| 一、从多族群并存到以汉族为主的族群结构改变 |
| 二、从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交融演进 |
| 三、从土风盛行到以汉俗为主的风俗嬗变 |
| 四、从浑朴独立向开化包容的文化性格转变 |
| 第二节 “移民填川”后主流文化对三峡民间艺术的涵化 |
| 一、三峡民间艺术表现主题的主流化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伦理观念的主流化 |
| 三、三峡民间艺术风格与精神的守成 |
| 第三节 “移民填川”后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建构 |
| 一、外来艺术在三峡的传播与接受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生态结构的拓展 |
| 三、三峡本土民间艺术对外的传播 |
| 第四章 失衡与复苏:现当代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变迁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下三峡民间艺术艺术文化生态的失衡 |
| 一、时代变迁下民间风俗的消减 |
| 二、时代变迁下传承主体的流失 |
| 三、时代变迁下传承空间的坍弛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失衡对三峡民间艺术本体的影响 |
| 一、三峡民间艺术形式的变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主题的变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功能的变迁 |
| 第三节 当下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复苏 |
| 一、当下文化大环境的复苏 |
| 二、当下文化小环境的复苏 |
| 第五章 建构与发展:文化生态视野下三峡民间艺术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衍过程的流变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技巧和工艺的演变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图像的削减与转换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播途径与受众的改变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现状的观察 |
| 一、三峡民间艺术传承人培养现状 |
| 二、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赋存状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的现有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原境”: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策略 |
| 一、三峡民间风俗的常情与常态性建设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当代传承主体的多脉延续 |
| 三、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空间的重建、修复与扶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 附表 |
四、学会释放乐则长寿（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文化人类学语境下的中医音乐治疗研究[D]. 王思特.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2)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4]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D]. 刘慧鸿.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5]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6]先秦儒家“诗礼乐”融通教化思想研究 ——以《诗经》为中心[D]. 于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汉晋图像中的神仙世界[D]. 李中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韩国宫廷舞“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的合设研究[D]. 金爱美（KIMAEMI）.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4)
- [10]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D]. 陈小琴. 东南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