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肥胖不容忽视（论文文献综述）
孟子言[1]（2021）在《儿童室内空气相PAEs污染、暴露与健康危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s,PAEs）作为增塑剂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制造中,由于其理化性质的特殊性,PAEs不仅成为了当代新型室内环境污染物,同时作为一种环境激素类物质,可通过不同暴露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对于儿童人群而言,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暴露问题不可避免,且长期暴露会给儿童带来健康隐患。因此,了解儿童所处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污染特征及暴露水平,探究PAEs暴露与儿童健康问题的关联性十分必要。本研究采用被动采样法,对济南两所小学的60名四年级儿童所系家庭（共60户）与教室（共8间）环境进行空气相PAEs采样。通过家长填写调查问卷收集儿童所处家庭居住环境及成员基本信息、PAEs潜在释放源及污染浓度影响因素信息,以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室内环境因素与污染浓度水平的影响关系。通过健康体检对儿童的体重指数、血压、肺功能及呼出气一氧化氮等健康指标进行收集。依照实测浓度及暴露参数计算儿童空气相PAEs暴露水平,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将PAEs暴露水平与儿童健康指标进行关联。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主被动校准实验,得出本研究采用的聚氨酯泡沫（Polyurethane Foam,PUF）的被动采样速率范围是0.4-1.53 m3/d,被动采样器形式与采样环境风速差异可能对PUF的被动采样速率大小产生影响。（2）所检测72个空气相PAEs样本中,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 BP）、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n BP）、邻苯二甲酸（2-甲氧基）乙酯（DMEP）、邻苯二甲酸二丁氧基乙酯（DBE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与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 OP）检出率均高于90%,邻苯二甲酸丁卞酯（BBz P）检出率为36.11%,其余污染物检出率均低于30%。儿童所处家庭环境∑9PAEs中值浓度为1704.61 ng/m3,教室环境∑9PAEs中值浓度为1498.45 ng/m3,Di BP与Dn BP and DEHP三种污染物为儿童所处室内环境主要的空气相PAEs污染物。（3）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儿童所系家庭环境DMP、DMEP与DBEP中值浓度显着高于教室环境（P<0.05）;所处不同城区家庭中DMP、Di BP与Dn OP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4）家庭环境中DMP、Dn BP与DEHP来源于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与涂料,DEP与Di BP来源于化妆品与护肤品,DMEP与DBEP来源于建筑材料,BBz P来源于塑料及钢制窗框材料;教室环境中BBz P与DBEP来源于建筑墙体材质和水泥材料,DEP和Di BP来源于儿童护肤品,Dn BP与DMEP来自源纤维塑料制品,DEHP来源于教学用品电线电缆。（5）家庭所在城区、住房面积、楼层、与主干道距离、家长受教育程度、室内温度、室内PM2.5浓度、客厅开窗时长、室内供暖方式、墙面装修材质与使用燃香、艾灸、空气清新剂、杀虫剂类颗粒物释放源等环境因素为室内空气相PAEs浓度的风险因素。（6）本研究60名儿童所处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个人总暴露范围为10.18-555.47ng/（kg·day）,其中Di BP与Dn BP的个人暴露水平较高。分子量相对较小的DMP、DEP、Di BP、Dn BP、DMEP与BBz P,皮肤接触为主要的暴露途径,而对于分子量相对较大的DBEP、DEHP与Dn OP,呼吸吸入为主要的暴露途径。以儿童个人DEHP暴露量为基础计算DEHP致癌风险,结果显示儿童在家庭内、教室内以及总环境中的致癌风险范围分别为1.92×10-7-1.88×10-5、2.62×10-7-1.29×10-5与5.31×10-7-2.06×10-5,致癌风险均超过限值,表明儿童具有潜在致癌风险。（7）蒙特卡洛模拟计算所得人群总暴露与稳态法计算所得个人总暴露相比,人群总暴露均值小于个人总暴露,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但应用不同计算方法所得总暴露水平占比趋势大致相同,两种计算方法均可反映儿童真实的空气相PAEs暴露情况。（8）排除对儿童疾病成因影响的混杂因素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气相DMP、DEHP与Dn OP高暴露水平下儿童超重的概率是低暴露水平的5.13、6.51与7.26倍（P<0.05）;BBz P与DEHP高暴露水平下引发儿童呼吸气道炎症的概率是低暴露水平的2.91与1.68倍（P<0.05）。空气相PAEs暴露可能导致儿童肥胖,并引发儿童呼吸气道炎症。研究表明,儿童所处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污染水平较严重,且潜在污染源较多,构成成分相对复杂。家庭与教室环境中空气相PAEs暴露问题会对儿童产生致癌风险,同时会增加儿童患肥胖、呼吸道炎症疾病的概率。通过减少以塑化剂为添加成分的日常生活用品使用,增加家庭室内开窗通风换气频率,远离交通主干道,适度降低室温等方法可有效降低家庭中空气相PAEs污染。同时,有效控制儿童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污染水平可帮助学龄儿童改善基本健康状况。
饶青茂[2]（2021）在《框架效应调节健康促进信息接受度与传播度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健康促进信息（Health-promoting messages）是指强调受众执行了健康行为后会获得的积极结果,或者采取了不健康行为后会获得消极结果的一类传递健康资讯的信息。其使用与提升大众的健康知识水平、态度和行为都密切相连。健康促进信息的传播依赖于传播媒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信息的传播范式从原来所依赖的传统媒体逐渐转向新媒体;其受众从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变为“受传合一”的用户。在传统媒体传播范式中,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接受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在新媒体传播范式中,健康促进信息如何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广泛传播扩散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无论是在传统媒体中还是在新媒体中,健康促进信息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健康促进信息因其包含规范、客观和严格书写的医学语句而有别于与一般信息,同时中国居民的整体健康信息素养较偏低,因此健康促进信息复杂的内容属性不仅降低了受众的接受程度,也阻碍了人们在新媒体中互动的意愿。“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作为传播学领域中经典的刺激策略,在提高受众接受度和信息传播度的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在健康促进信息的传播中,使用合适的框架可能有助于受众更好地接受健康信息以及帮助健康促进信息广泛传播。目的:本文旨在探究框架效应能否在传统媒体传播范式下提高信息的接受度,以及其是否能在新媒体传播范式下提升信息的传播度。同时,梳理目标特征因素、信息场景因素、信息表达因素对框架效应作用于健康信息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与专家小组讨论,依据迫切性选择了儿童肥胖主题、按照常见性选择了吸烟主题和依据关注度选择了肿瘤主题。并以信息框架为主要变量,以目标特征、信息内容、信息表达三个因素为调节变量,评估框架效应对健康促进信息接受度与传播度的影响。在传统媒体传播范式下,本研究使用文献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框架效应对信息接受度的调节。其中,问卷调查法采用方便抽样对8个幼儿园的592名带养人进行了调查。在新媒体传播范式下,本研究则使用爬虫和文本内容分析法来探讨框架效应对信息传播度的调节。问卷调查在正式开展前进行了预实验用于验证问卷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内容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1.在儿童肥胖健康信息接受度的调查中,大多数带养人表示,获得性框架信息在饮食习惯、身体活动和睡眠因素三个方面具有最高的可接受性。但是,超过半数的带养人（50.1%）在饮食行为中表示,损失性信息具有最高的可接受性。在吸烟健康信息文献研究中,Schneider等人指出获得性框架信息优于损失性框架信息,后续诸多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该结论的普遍性。在肿瘤健康信息文献研究中,Sataia等人明确指出,获得性框架能够显着提升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接受度。2.在框架效应二元Logistic模型中,目标特征因素（性别、教育背景）、信息场景因素（具体主题）和信息表达因素（使用否定词和时间差异表达）三个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饮食习惯主题相比,睡眠因素主题下的带养人更愿意接受获得性框架信息。信息与短期表达相结合时,使带养人更愿意接受获得性框架信息。女性、低学历、饮食行为主题以及信息中包含否定词汇都会使带养人更愿意接受损失性框架信息。3.在健康信息传播度的研究中,儿童肥胖、吸烟和肿瘤三个健康主题中使用获得性框架信息能显着提高健康促进信息的传播度（P<0.05）。4.本研究分析了三个不同的健康信息主题,暂未发现信息特征和信息使用场景对信息传播度的影响。对于儿童肥胖健康促进信息,信息表达因素（是否使用数字精确描述）对传播度的影响显着。使用数字精确描述的信息具有更高的传播程度（P<0.05）。在关于吸烟的信息中,两种信息表达因素（是否使用数字精确描述、是否添加视频）对信息传播度均有影响。使用数字精确描述的信息比非数字模糊描述的信息具有更高的传播度（P<0.05）。添加相应视频的信息比没有添加视频的信息具有更高的传播度（P<0.05）。对于肿瘤的健康促进信息,信息表达因素（是否使用数字精确描述）对传播度有显着的影响。使用数字精确描述的信息具有更高的传播程度（P<0.05）。结论:本研究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范式的差异,分析了框架效应对信息接受度和传播度影响,并探究了目标特征、信息场景和信息表达因素对框架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健康促进信息中使用获得性框架能最大程度地提高信息的接受度和传播度。在儿童肥胖、吸烟和肿瘤这三个健康主题下,获得性框架都是最优的选择。目标特征因素（尤其是性别和知识水平）对框架信息接受度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信息场景因素对框架信息接受度表现出有限的影响,仅在饮食行为场景中损失性框架信息显示出更高的接受度。信息表达因素对框架信息接受度和传播度都表现出显着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在获得性框架中使用短期结果表达并且不使用否定词能使信息会取得最高的接受度。同时,本研究认为使用数字精确描述能显着提高健康促进信息的传播度。虽然在信息中添加视频仅与吸烟有关的主题中提升了信息传播度,但我们仍然认为,在制作健康促进信息时应尽可能添加适当的图片和视频。
蔡正杰[3]（2021）在《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重庆地区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背景: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已成为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饮食能量过多摄入和身体活动能量消耗过少是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学龄前儿童饮食摄入和身体活动自主性弱但可塑性强,父母对学龄前儿童的饮食摄入和身体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了解重庆地区学龄前儿童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及其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于2020年9月开展线上调查。由重庆市教育相关部门将电子问卷链接通过学校卫生工作群逐级传达到各个幼儿园班级群,邀请学龄前儿童家长填写,最终纳入17342份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有效问卷。结合大量文献和专家意见后设计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儿童和家长的基本特征、儿童饮食和身体活动情况以及家长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共92个问题。知识条目答对1题计1分,答错或不知道计0分,满分为14分,得分越高,表明知识掌握得越好;态度条目以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总得分为9-45,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好;行为包括饮食和运动两方面的带养行为,以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饮食方面包含责任喂养、进餐内容限制、进餐行为限制、鼓励健康饮食、逼迫进食、监督喂养、情绪调节七个维度,运动方面包括鼓励儿童身体活动和阻碍儿童身体活动两个维度,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这种带养行为。单因素分析中,分类变量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连续型变量均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两组间的比较,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三组间的比较。多因素分析中,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学龄前儿童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所有的统计学分析在STATA 15.0中进行。结果:1.学龄前儿童和父母的基本特征学龄前儿童:年龄为2-6岁,男孩占50.98%,31.10%儿童为独生子女,64.77%儿童与父母两人同住,48.63%儿童与两位及以上祖辈同住,19.06%的儿童超重肥胖。父母:母亲为81.72%,父母年龄在30-40岁占比最多（54.56%）,82.8%的调查者与孩子住在一起,学历以初中、高中或中专为主（62.80%）,24.01%的父母超重肥胖,父母对儿童体重评价与其BMI分类一致以及低估和高估的分别占54.95%、25.90%和19.14%。22.23%的父母经常或总是担忧儿童变胖,以及有27.30%的父母经常或总是担忧儿童吃不饱。2.学龄前儿童饮食摄入和身体活动情况过去7天分别有22.98%、23.62%和23.49%的儿童食用蔬菜、水果和牛奶少于4天,有19.32%的儿童食用甜食超过3天。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有37.86%和28.96%的儿童身体活动累计时间未达到180分钟及以上;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有25.63%和10.29%的儿童户外活动累计时间未达到120分钟及以上。3.父母对儿童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父母的知识平均得分为10.34,及格率为84.00%,掌握率为30.12%。父母的态度平均得分为33.29,其中只有35.28%的父母非常赞同或赞同自身有足够多的营养知识将孩子带养得健康,以及36.86%的父母非常赞同或赞同自身有足够多的经验将孩子带养得健康;另外,分别有72.98%、76.84%的父母非常赞同或赞同他们在孩子的日常饮食中和身体锻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的喂养行为各维度平均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责任喂养（3.96±0.61）、进餐行为限制（3.92±0.65）、监督喂养（3.82±0.91）、鼓励健康饮食（3.31±0.73）、进餐内容限制（3.10±0.97）、逼迫进食（2.61±0.72）、情绪调节（2.21±0.83）。父母鼓励儿童身体活动和阻碍儿童身体活动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3.18±0.75和2.38±0.66。4.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调整了儿童性别、年龄、独生子女情况、视屏时间情况、与儿童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带养人情况、儿童与父母同住情况、儿童与祖辈同住情况、儿童的饮食摄入情况、平时和周末的身体活动和户外活动情况、父母年龄、父母文化教育程度、父母超重肥胖情况、父母对儿童体重和饮食担忧之后,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得分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呈负相关（OR=0.95,95%CI[0.92～0.97]）;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态度得分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呈负相关（OR=0.98,95%CI[0.97～0.99]）;父母对孩子进餐内容限制得分越高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呈正相关（OR=1.07,95%CI[1.01～1.13]）;父母对孩子逼迫喂养得分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呈负相关（OR=0.89,95%CI[0.83～0.96]）;父母对孩子监督喂养维度得分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呈负相关（OR=0.94,95%CI[0.89～0.99]）;父母阻碍儿童身体活动维度得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呈正相关（OR=1.10,95%CI[1.02～1.19]）。结论:重庆市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现况严峻,存在膳食摄入不合理和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水平掌握率低;大多数父母对儿童饮食和运动负有责任感但少数认为自身有足够多的带养知识和实践。责任喂养是父母最倾向采取的喂养方式,而情绪调节的喂养方式是最不倾向采取的;父母采取鼓励儿童身体活动的倾向性高于阻碍儿童身体活动。另外,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可能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有影响。在后疫情时代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的大背景下,本研究能够为儿童保健有关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学龄前儿童父母开展超重肥胖预防和控制的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楼淑萍[4]（2020）在《6～14岁儿童睡眠时间与肥胖的关联分析 ——基于禁忌搜索算法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6～14岁儿童肥胖的流行现状,探讨睡眠时长、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与肥胖的关联,为制定防控儿童肥胖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6年9–11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茂名市10所中小学校的6～14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用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采集信息,并根据2018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临界值,定义肥胖组与非肥胖组;参考2017年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推荐的儿童每日睡眠量,确定睡眠时长分组;运用Chimerge-χ2方法对其余无明确分组标准的连续型资料进行离散化处理。采用频数、构成比/率、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生活方式信息,运用χ2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组间儿童肥胖率的差异,再用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OR值及其95%CI,并结合先验知识,筛选纳入贝叶斯网络模型的结点解释变量,最终利用基于贝叶斯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以肥胖影响因素为结点、影响关系为路径、影响概率为路径参数的网络模型,用禁忌搜索算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计算网络各结点的条件概率,定性、定量分析睡眠时间及相关生活方式因素与疾病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结果（1）本研究横断面调查共纳入5179名6～14岁儿童,其中男生2899人,女生2280人。肥胖检出率为14.0%,睡眠时长少于9h的儿童占29.7%,就寝时间晚于23:00的占11.6%,起床时间早于6:05的占27.3%,高能量饮食模式的占20.2%,课余时间视屏时长超过2h的占43.7%,户外运动时长不足45min的占27.3%。（2）儿童肥胖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分布情况:随着年龄增大,儿童肥胖检出率逐渐下降,趋势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274.986,P<0.001);男童肥胖率高于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340,P<0.001）;家庭月收入高的儿童肥胖率高于低收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15,P=0.040）。（3）研究对象睡眠时间分布特征:睡眠时长、就寝时间、起床时间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分别为9.00h（8.50～10.00）、22:00（22:00～23:00）、6:40（6:00～7:00）,仅起床时间存在性别差异,表现为女生普遍比男生的起床时间早（Z=3.454,P<0.001）,尤其是9、10岁女童较男童早起30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12岁年龄组中,男童较女童就寝时间晚30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男童自11岁起,睡眠时长普遍减少15～30分钟;女童自9岁起,睡眠时长普遍减少30～60分钟。（4）儿童睡眠时间与肥胖的关系:控制性别、年龄、父母肥胖、家庭月收入、母乳喂养、睡前1小时进食习惯、高能量饮食模式、课余时间视屏时长和户外运动时长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就寝时间晚（>23:00,OR=2.033,95%CI=1.556～2.656）、起床时间早（<6:05,OR=1.615,95%CI=1.289～2.023）、睡眠时间短（<9h,OR=1.276,95%CI=1.003～1.624）均与儿童肥胖率上升有关,另外,起床时间晚（>6:55,OR=0.508,95%CI=0.398～0.649）、睡眠时间长（>9h,OR=0.540,95%CI=0.346～0.842）、就寝时间早（<22:30,OR=0.670,95%CI=0.529～0.848）可能是儿童肥胖的保护因素。（5）贝叶斯网络模型结果:网络结构由13个结点和21条有向边组成,模型的BIC评分、准确度、AUC面积分别为-46237.42、84.4%、0.79;年龄、睡眠时长、视屏时长、睡前1小时喝牛奶、睡前1小时吃零食与儿童肥胖有直接关联,另外,性别、家庭月收入、就寝时间、起床时间、课余时间户外运动时长、高能量饮食模式、睡前1小时吃主食与儿童肥胖间接相关,而就寝时间与高能量饮食模式间存在概率依赖关系,睡眠时长与运动时长也存在概率依赖关系。（6）贝叶斯推理:根据已知父节点状态推断未知子结点的概率大小,完成儿童肥胖风险评估。单变量调节过程发现,所有影响因素中,睡眠时长变量状态变化对儿童肥胖率的条件概率影响最大。多变量贝叶斯推理过程发现,控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基本特征对儿童肥胖的影响后,对于睡眠时长>11h的儿童,患肥胖的可能性从14.3%降为4.5%,若睡眠时长保持在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每日推荐睡眠量9～11h内,患肥胖的概率变为10.4%;若只维持健康饮食习惯,患肥胖的概率为7.0%;若只维持健康文体活动习惯,患肥胖的概率为8.7%;若同时保持推荐睡眠量、健康饮食习惯、健康课外文体活动习惯时,患肥胖的概率为1.7%。结论茂名市6～14岁儿童肥胖率处于较高水平,睡眠时间与儿童肥胖有直接和间接关联,可通过影响饮食、课外文体活动,与患肥胖风险形成间接的依赖关系。
金海玉[5]（2020）在《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文中提出目的:调查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体格发育状况,分析该地区婴幼儿当前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并为改善当地婴幼儿营养状况和进一步提高生长发育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选择《吉林省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管理系统中的延边地区3个城市和2个贫困县,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抽取该地区6～23月龄婴幼儿1598名,并对其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收集全部研究对象的月龄、性别、民族及居住地,用智能体检仪现场准确测量婴幼儿身长和体重,采用统一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实施过程进行严格质量控制。通过与中国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HO）儿童生长发育标准和2015年中国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结果比较,了解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体格发育水平;采用Anthro 3.2.2软件计算不同月龄的年龄别身长（Z-scores oflength/height for age,HAZ）、年龄别体重（Z-scores ofweight for age,WAZ）、身长别体重（Z-scores ofweight for length/height,WHZ）,并根据WHO推荐的标准判定生长迟缓、低体重、消瘦、超重和肥胖。现场采集婴幼儿指尖末梢血,用Hemocue Hb301型血红蛋白便携式分析仪快速检测其血红蛋白含量。结果:1.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身长和体重水平存在性别、民族、月龄差异,其中各月龄组男婴幼儿平均身长和体重均高于女婴幼儿,汉族婴幼儿的平均体重高于朝鲜族婴幼儿,平均身长和体重均随着月龄的增长而增加,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延边地区各月龄组男、女婴幼儿平均身长和体重均高于中国（除15月龄身长）和WHO（除21月龄身长）参考标准,且HAZ、WAZ（除了 21～23月龄组）和WHZ均值均为正值;汉族婴幼儿WAZ值高于朝鲜族,城市WAZ和WHZ值均高于贫困县,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延边城市地区15～、18～、21～23月龄组男婴和各月龄组女婴（除6～月龄组）平均身长均低于2015年中国九市城区同月龄别平均身长,且15～、21～23月龄组男婴和8～、10～、15～、21～23月龄组女婴平均体重均低于2015年中国九市城区同月龄别平均体重;本地区贫困县各月龄组男、女婴幼儿（除15～、21～23月龄组）平均身长均高于2015年中国九市郊区同月龄别平均身长,且21～23月龄组男婴和8～、10～、15～、21～23月龄组女婴平均体重均低于2015年中国九市郊区同月龄别平均体重。4.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总的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消瘦率、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2%、1.7%、1.8%、5.3%和1.5%,且面临着营养缺乏（6.7%）和超重肥胖（6.8%）双重负担。不同月龄组的营养状况有所不同,生长迟缓高发月龄在21～23月龄组（7.3%）、低体重高发月龄在15～月龄组（4.1%）、消瘦高发月龄在15～月龄组（3.3%）、超重和肥胖高发月龄均在6～月龄组（8.7%和2.4%）,且高月龄组的营养缺乏患病危险较高,而低月龄组的超重肥胖问题却很严重。延边地区6～23月龄朝鲜族和汉族婴幼儿生长迟缓率分别为7.0%和3.0%,男、女婴幼儿肥胖率分别为2.1%和0.9%,城市和贫困县婴幼儿超重率分别为6.1%和3.8%,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贫血患病率为17.9%,12～月龄组以下贫血患病率为24.2%,12～月龄组患病率高达25.6%,而其后月龄组贫血患病率为11.5%,且不同月龄组贫血患病率差异显着（P<0.05）。6.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生长迟缓相关因素包括性别、民族和月龄,且男婴幼儿生长迟缓患病危险高于女婴幼儿（OR=3.722,95%CI:1.891～7.325）,朝鲜族婴幼儿生长迟缓患病危险高于汉族婴幼儿（OR=2.705,95%CI:0.989～7.399）,生长迟缓的患病危险随着月龄的增长而增加,其β值为0.820（OR=2.270,95%CI:1.753～2.938）;低体重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和月龄,且男婴幼儿低体重患病危险高于女婴幼儿（OR=5.488,95%CI:2.013～14.957）,低体重的患病危险随着月龄增长而增加,其β值为0.568（OR=1.765,95%CI:1.518～2.052）;消瘦相关因素是性别,且男婴幼儿消瘦患病危险高于女婴幼儿（OR=13.199,95%CI:2.722～64.002）;超重及肥胖相关因素包括性别和地区,且男婴幼儿超重及肥胖患病危险高于女婴幼儿（OR=1.426,95%CI:0.961～2.117）,城市婴幼儿超重及肥胖患病危险高于贫困县（OR=1.440,95%CI:0.933～2.223）;贫血相关因素包括月龄和生长迟缓,且贫血的患病危险随着月龄增长而降低,其β值为-0.081;（OR=0.923,95%CI:0.898～0.948）,生长迟缓婴幼儿的贫血患病危险显着增加（OR=1.834,95%CI:0.929～3.621）。结论:1.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身长和体重水平存在明显的性别、民族、月龄分布特征的差异。本地区婴幼儿WAZ和WHZ值存在明显的民族和地区分布特征的差异。2.本地区婴幼儿生长发育水平高于国家（2009年版）和WHO（2006年版）参考标准,城市≥15～月龄组男婴和各月龄组女婴的生长发育水平低于2015年中国九市城区,且贫困县女婴平均体重低于2015年中国九市郊区,应选择适宜的参考值评估本地区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态。3.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总的营养状况相对良好,但是依然存在着营养不良现象,且存在性别（肥胖）、民族（生长迟缓）和地区（超重）分布特征差异。本地区婴幼儿生长迟缓、低体重及消瘦患病水平相对较低,超重肥胖和贫血是目前本地区面临的主要营养问题。4.不同特征婴幼儿营养不良的患病危险性有所不同,应根据婴幼儿性别、民族、月龄及居住地等不同特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营养改善措施。
吴芬[6]（2020）在《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减脂效果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本研究对肥胖儿童进行运动和健康教育干预,探索不同干预方式对肥胖儿童身体成分、血脂、血糖以及身体素质的影响,了解肥胖、糖脂代谢与身体素质的关系,揭示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模式对肥胖儿童减脂的效果,为预防及控制儿童肥胖症和增强肥胖儿童体质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根据自愿为原则选取有效目标38人并分成4组,运动+健康教育组（A组）13人,运动组（B组）9人,健康教育组（C组）7人,对照组（D组）9人;根据受试者最大摄氧量及自身运动能力制定运动强度,运动干预时长1h,每周进行3次（周一、三、五）有氧运动和身体素质练习,每两周一次的健康教育干预,实验周期4个月,分别检测实验前后受试者的身体成分、血脂、血糖以及身体素质的各项指标。研究结果:（1）运动和健康教育对受试者BMI和WHR的前后变化有显着交互性,运动+健康教育干预效果更显着;与实验前相比,运动+健康教育组的BMI和WHR与运动组的BMI有极显着性差异（P<0.01）,运动+健康教育组的FAT%与运动组的FAT%和WHR有显着性差异（P<0.05）,健康教育组BMI出现显着性差异（P<0.05）;运动+健康教育组、运动组和健康教育组的BMI、FAT%以及WHR均呈下降趋势,且运动+健康教育组的下降率高于运动组和健康教育组,而对照组呈上升趋势;BMI与身体素质无相关性,FAT%和WHR与力量素质有相关性。（2）运动和健康教育对受试者血脂中TG和TC的前后变化有显着交互性;与实验前相比,运动+健康教育组与单纯运动组TG水平显着下降（P<0.05）,HDL-C水平显着上升（P<0.05）,TC和LDL-C无显着性;运动+健康教育组TC、TG的下降率高于运动组,HDL-C的上升率略低于运动组,运动组LDL-C下降率高于运动+健康教育组;健康教育组中TC和LDL-C指标出现了下降,但TG水平上升,甚至超过了对照组的上升值,HDL-C出现下降现象;TC与力量素质有显着相关性（r=0.490,P<0.05）。（3）运动和健康教育对受试者空腹血糖的前后变化未有显着性交互（P>0.05）;与实验前相比,运动+健康教育组与运动组的血糖指标有显着性差异（P<0.05）;从下降率来看,运动+健康教育组、运动组以及健康教育组都出现了下降,其中运动+健康教育组的下降率最高;血糖与柔韧素质具有显着相关性（r=0.471,P<0.05）。（4）运动和健康教育对受试者力量、速度、耐力及柔韧素质的前后变化具有良好的交互作用;与实验前相比,运动+健康教育组的柔韧、耐力、灵敏素质以及力量素质中的握力和一分钟仰卧起坐项目出现了极其显着性差异（P<0.01）,速度素质和力量素质中立定跳远项目有显着性差异（P<0.05）;运动组耐力素质有极显着性差异（P<0.01）,速度、灵敏素质以及力量素质中握力和立定跳远指标出现了显着性差异（P<0.05）。健康教育组的力量素质中握力项目出现显着差异（P<0.05）。研究结论:4个月的实验后发现身体成分、糖脂代谢与身体素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BMI对身体素质无显着相关但身体成分中FAT%和WHR与力量素质相关,TC与力量素质具有一定相关性,血糖与柔韧素质相关。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方式与运动干预方式对儿童减脂效果显着,能够有效降低血糖,改善儿童脂代谢异常,促进儿童身体健康,但运动联合健康教育的干预比运动干预或者健康教育干预的效果更佳,健康教育方式可缓慢减轻肥胖程度,但效果不如运动干预方式明显;总的来说,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对改善儿童肥胖具有更好的效果,科学有规律的运动结合健康教育知识可有效改善肥胖儿童的身体成分,改善身体形态,积极调节糖脂代谢,提高身体素质,控制疾病的发生。
杨连建[7]（2020）在《重庆市某区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父母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重庆市某区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分析父母相关因素对儿童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某区抽取8所学校（城区和郊区分别抽取2所中学和2所小学）,开展超重肥胖及其父母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调查工具为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根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586—2018）标准,进行超重肥胖的判定。使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调查问卷信息的录入。使用R3.6.3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基本情况:本研究共计调查4889名儿童少年,其中男生2523人,占51.61%,女生2366人,占48.39%;城区学生2329人,占47.64%,郊区学生2560人,占52.36%;小学生2242人,占45.86%,初中生2647人,占54.14%;年龄分布在9-14（11.57±1.65）岁。2.超重肥胖检出情况:调查的4889名儿童少年中,超重764人,检出率为15.63%（95%CI:14.61%16.65%）,肥胖460人,检出率为9.41%（95%CI:8.59%10.23%）,超重检出率明显高于肥胖（χ2=86.307,P<0.001）。男生超重检出率（16.81%（95%CI:15.36%18.26%））明显高于女生（14.37%（95%CI:12.96%15.78%））（χ2=5.491,P=0.019）;13岁组检出率最高（18.30%（95%CI:13.66%17.78%））,10岁组最低（12.39%（95%CI:10.12%14.66%））,各年龄组超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587,P=0.004）;城区学生超重检出率（16.75%（95%CI:15.24%18.26%））明显高于郊区学生（14.61%（95%CI:13.24%15.98%））（χ2=4.220,P=0.040）。男生肥胖检出率（10.94%（95%CI:9.72%12.16%））明显高于女生（7.78%（95%CI:6.67%8.86%））（χ2=14.327,P<0.001）;10岁组检出率最高（12.52%（95%CI:10.12%14.66%））,13岁组最低（7.94%（95%CI:6.41%9.47%））,各年龄组肥胖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516,P=0.013）。3.单因素分析:分析发现父亲是否超重肥胖、母亲是否超重肥胖、教养方式、与父亲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母亲饮酒习惯、父亲吸烟习惯、母亲吸烟习惯、父亲看电子屏时间以及母亲看电子屏时间对儿童少年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11个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同时将性别、年龄、学段以及城郊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父母超重肥胖是儿童少年超重和肥胖的危险因素;严厉型教养方式将增加男生肥胖的风险（OR=0.349,95%CI:0.1190.814）;母亲饮酒将增加女生超重的风险（OR=1.297,95%CI:1.0061.668）;父亲吸烟将增加女生肥胖的风险（OR=1.560,95%CI:1.0602.303）;父亲每天看电子屏时间3小时以上将增加初中生肥胖的风险（OR=1.769,95%CI:1.0263.139）;母亲经常吸烟将增加初中生超重的风险（OR=2.716,95%CI:1.3415.299）;城区儿童父亲每天看电子屏时间3小时以上将增加肥胖的风险（OR=1.624,95%CI:1.0882.460）,郊区学生与父亲关系一般将增加肥胖的风险（OR=1.907,95%CI:1.2392.881）。结论:1.重庆市某区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5.04%（95%CI:23.82%26.26%）,其中超重检出率为15.63%（95%CI:14.61%16.65%）,肥胖检出率为9.41%（95%CI:8.59%10.23%）。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城区超重检出率明显高于郊区。2.父母是否超重肥胖、采取的教养方式、烟酒习惯、亲子关系以及看电子屏时间对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有影响,父母应采取适宜的教养方式,并改善亲子关系,戒烟戒酒,缩减电子屏时间,将有助于降低子女超重肥胖的风险。
郭发健[8]（2020）在《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与肥胖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与肥胖的相关性、危险因素及口腔就医行为观念。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838名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进行口腔检查、体格检查及问卷调查,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对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调查显示:患龋率为73.15%,龋均为4.02,口腔疾病患病率为84.96%。2.对儿童肥胖状况调查显示:肥胖率为11.9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大[OR=1.812,95%CI（1.205,2.724）,P=0.004],男童[OR=0.550,95%CI（0.315,0.957）,P=0.035],出生体重超重[OR=3.573,95%CI（1.929,6.621）,P=0.000],进食肉类越频繁[OR=1.606,95%CI（1.130,2.281）,P=0.008],进食油炸食品越频繁[OR=1.978,95%CI（1.361,2.873）,P=0.000],平均每餐进食时间越短[OR=2.227,95%CI（1.292,3.838）,P=0.004],平均每天运动时间越短[OR=0.612,95%CI（0.409,0.916）,P=0.017],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越长[OR=3.248,95%CI（2.026,5.208）,P=0.000],平均每天玩手机、电脑时间越长[OR=3.523,95%CI（2.061,6.023）,P=0.000],有家族性肥胖[OR=3.714,95%CI（1.864,7.400）,P=0.000]和母亲孕前肥胖[OR=3.614,95%CI（1.690,7.729）,P=0.004]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3.对低龄儿童龋与肥胖的相关性分析显示:随着体质指数等级的增加,患龋率、龋均及患龋的严重程度降低（Z患龋=9.800,P患龋=0.020;Z龋均=8.917,P龋均=0.030;Z严重程度=13.283,P严重程度=0.004）;5岁组和男性组肥胖儿童的患龋率低于非肥胖儿童（?52=4.817,P5=0.028;?男2=6.089,P男=0.01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大[OR=1.504,95%CI（1.160,1.951）,P=0.002]、进食甜食频率越高[OR=1.637,95%CI（1.297,2.065）,P=0.000]、睡前进甜食频率越高[OR=1.492,95%CI（1.055,2.111）,P=0.024]、开始刷牙年龄越晚[OR=1.377,95%CI（1.169,1.622）,P=0.000]、刷牙频率越低[OR=0.691,95%CI（0.508,0.941）,P=0.019]是低龄儿童龋的危险因素,肥胖[OR=0.474,95%CI（0.283,0.794）,P=0.005]并非低龄儿童龋的危险因素。4.对儿童口腔就医行为观念的分析显示:回收有效问卷的677名儿童中,充填率为7.36%,窝沟封闭率为1.18%,口腔就诊率为45.49%;近12个月内,就诊的儿童以治疗为目的就诊形式最常见（50.00%）,未就诊儿童的主要原因为孩子的牙没问题（55.45%）;有就诊行为的儿童家长口腔健康认知情况和得分优于未就诊的儿童家长（P<0.05）。结论:1.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和肥胖的患病率较高,龋病与肥胖呈负相关关系。2.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和肥胖的发生与年龄和饮食习惯等多个因素有关。3.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口腔就诊率低,主动求医观念薄弱,家长口腔保健意识较差。
方姣[9]（2020）在《健康行为模式降低儿童肥胖多基因遗传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探讨长期坚持健康行为模式能否抵消童年期超重和肥胖的多基因遗传风险（polygenic risk score,PRS）,为有效控制儿童超重和肥胖,实施家庭、学校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研究依托于2016年3月（wave 1）建立的安徽省蚌埠市儿童生长与发育队列,基线共招募了蚌埠市2所小学1263名1～3年级的儿童,平均年龄为（8.01±0.85）岁,调查均遵从知情同意的原则。分别在2017年3月（wave 2）、2018年3月（wave3）和2019年3月（wave 4）开展了3次随访调查。采用父母和学生问卷调查收集基本家庭经济收入等人口统计学资料以及每日体力活动、睡眠时长、视屏时间和含糖饮料（sugar-sweetened beverages,SSBs）摄入等健康相关行为信息。每年测量儿童身高、体重,并计算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在wave 2（2017年）阶段采集1009名儿童口腔拭子进行DNA检测和基因分型,收回有效生物样本997份,检测识别出11个与BMI增加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计算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RS）,根据第25和75百分位数将PRS分为低、中等和高遗传风险。Wave 4随访结束后,最终纳入具有完整的健康相关行为信息和BMI增加相关遗传位点资料的儿童840名。根据4种健康相关行为变量在wave 1、wave 2和wave 4的二分类数据（0为不健康,1为健康）分别计算4种健康相关行为累计分,即“低视屏时间”累计分、“高体力活动”累计分、“低含糖饮料摄入”累计分和“充足睡眠”累计分;并通过4种健康行为累计分计算健康行为模式总得分。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基线和随访中4种健康相关行为得分以及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和健康行为模式总分与儿童BMI之间的关联。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程度遗传风险和健康行为模式变化轨迹与童年期超重、肥胖之间的关联。结果基线（wave 1）儿童平均BMI为（17.96±2.96）kg/m2。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基线4种健康相关行为均与BMI风险增加有关。与每周体力活动≥1 h/d不超过3天的儿童相比,坚持每周体力活动≥1 h/d超过3天的儿童BMI明显较低（β=-0.07,95%CI:-1.39,-0.02;P=0.041）。同样,SSBs摄入≥1份/周的儿童比SSBs摄入<1份/周的儿童BMI高0.12 kg/m2（β=-0.12,95%CI:-1.35,-0.39;P<0.001）。而坚持视屏时间≤2 h/d的儿童具有较低的BMI（β=-0.12,95%CI:-1.35,-0.36;P=0.001）。睡眠时长>8 h/d的儿童与睡眠时长≤8 h/d的儿童相比,BMI有显着差别（β=-0.06,95%CI:-1.19,0.04;P=0.068）。校正性别、年龄、父母BMI、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出生体重、早期喂养方式、分娩方式和孕龄等协变量后,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儿童BMI增加0.13 kg/m2（β=0.13,95%CI:0.03,0.24;P=0.014）;每增加1个单位高体力活动累计分,儿童BMI降低0.21 kg/m2（β=-0.21,95%CI:-0.38,-0.03;P=0.020）;每增加1个单位低含糖饮料摄入累计分,儿童BMI降低0.28 kg/m2（β=-0.28,95%CI:-0.47,-0.08;P=0.005）;每增加1个单位充足睡眠累计分,儿童BMI降低0.43 kg/m2（β=-0.43,95%CI:-0.69,-0.18;P=0.001）。而健康行为模式总分每增加1个单位,儿童BMI减少0.30 kg/m2（β=-0.30,95%CI:-0.39,-0.20;P<0.001）。在最后一次随访（wave 4）调查中,发现了与基线相似的结果,但充足睡眠累计分增加与儿童BMI降低的关联没有统计学显着性（β=-0.41,95%CI:-0.98,0.15;P=0.1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调整性别、年龄、基线BMI、家庭经济、父母BMI、父母教育程度、出生体重、早期喂养方式、分娩方式和孕龄后,与高多基因遗传风险的儿童相比,具有中等遗传风险（OR=0.50,95%CI:0.31,0.83;P=0.007）和较低遗传风险（OR=0.50,95%CI:0.29,0.88;P=0.017）的儿童肥胖发生风险降低。低视屏时间累计分增加与儿童超重（OR=0.74,95%CI:0.59,0.93;P=0.010）和肥胖（OR=0.79,95%CI:0.62,0.99;P=0.039）风险分别降低约26%和21%有关。高体力活动累计得分增加与儿童超重风险降低17%有关（OR=0.83,95%CI:0.71,0.98;P=0.025）。低含糖饮料摄入累计得分增加与儿童肥胖风险降低约18%有关（OR=0.82,95%CI:0.68,0.99;P=0.036）。在充足睡眠的累计得分中,未发现与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之间的显着关联（OR值分别为1.06和1.10;P>0.05）。健康行为模式总分增加也与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降低显着相关（OR值分别为0.85和0.86;P=0.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中等遗传背景的儿童中,低视屏时间累计分、低含糖饮料摄入累计分以及健康行为模式总分与肥胖风险降低有关,分别降低29%、23%和13%（OR值分别为0.71、0.77和0.87;P<0.05）。在高多基因遗传风险组的儿童中,仅高体力活动累计分增加与儿童超重风险降低47%有关（OR=0.53,95%CI:0.32,0.88;P=0.013）;低含糖饮料摄入累计分和健康行为模式总分的增加分别与儿童肥胖风险降低39%和19%有关（OR值分别为0.61和0.81,P<0.05）。结论本研究基于儿童生长发育队列的4年随访研究,探讨坚持健康行为模式与肥胖的多基因遗传风险对童年期超重、肥胖发生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坚持高体力活动以及低含糖饮料摄入能够有效地缓解中等或高多基因遗传风险引起的儿童BMI增加的可能性;其中高体力活动有助于抵消儿童超重的遗传风险,低含糖饮料摄入有助于抵消儿童肥胖的多基因风险。
王洋[10]（2020）在《大连市某区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2018年度大连市甘井子区幼儿园儿童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筛查出超重及肥胖儿童,了解当地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的发病率,掌握儿童家长对肥胖的认知程度,最终目的是分析导致大连地区儿童肥胖的因素,明确最适宜减少该地区学龄前肥胖儿童的方法,为进一步做好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的预防和纠正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方法:采取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并使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大连市某区,抽取12所托幼机构3～5岁学龄前儿童,为其分发调查问卷。通过自制的家长自填式问卷《学龄前儿童健康发育调查》收集数据,并按相关标准进行分类。问卷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市区/非市区）、儿童身高及体重、是否双胎以及父母年龄、父母体重,出生方式（顺产/剖腹产）、儿童不喜欢吃何种食物、儿童饮食运动及日常生活情况等信息。以2006年WHO颁布的《儿童体重身高标准表》作为肥胖判断标准,且排除病理性肥胖。对调查问卷统一回收后,组织进行资料汇总。采用的方式为Epi Data 3.1数据双录入,使用专用统计软件SPSS 23.0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后对调查情况组织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实施单因素分析并且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1.经分析,参与调查的749名学龄前儿童中,有男童386（51.5%）名;女童363（48.5%）名。年龄段为3～5岁,平均年龄为4岁。共检出58名肥胖儿童,肥胖检出率为7.4%。超重检出率为14.8%。男孩肥胖率为11.4%,女孩肥胖率为3.9%。3～5岁各年龄段的肥胖率分别为8.56%、7.09%、7.72%。超重人数中,有男孩63人,女孩48人,男孩的超重率为16.3%,女孩的超重率为13.2%。2.单因素分析:（1）学龄前儿童一般人口学特征:儿童肥胖与性别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儿童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父母方面因素:学龄前儿童肥胖与父母学历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父亲的职业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母亲的职业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出生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喂养方式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出生体重、出生孕周以及添加第一种辅食种类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家庭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母亲孕期营养、孕期增重、家庭月收入以及主要看护人均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孩子饮食及日常行为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不爱吃谷类及其制品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是否挑食、是否爱吃肉类和甜食,加餐种类以及是否喜欢吃洋快餐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分类资料作为协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通过二分类Logistic后退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儿童性别、父亲学历、父亲职业、不爱吃谷类食物与学龄前儿童肥胖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P<0.01,OR=3.294,95%CI[1.750,6.202]）更容易发生肥胖;父亲学历低的儿童越容易发生肥胖,父亲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的儿童发生肥胖率是父亲学历初中及以下的0.276倍（P<0.01,OR=0.276,95%CI[0.115,0.664]）;父亲职业为商业、服务人员（P=0.030,OR=0.354,95%CI[0.139,0.903]）,企业职员及工人（P<0.01,OR=0.331,95%CI[0.146,0.747]）和其他职业（P=0.026,OR=0.164,95%CI[0.033,0.802]）的儿童相比于父亲职业为公务人员的儿童发生肥胖率较低;不爱吃谷类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肥胖（P<0.01,OR=2.622,95%CI[1.332,5.160]）。结论:1.大连市甘井子区3～5岁儿童单纯肥胖症检出率高于全国综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该地区儿童健康。2.3～5岁学龄前儿童肥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同性别儿童的年龄差异:男童肥胖率明显高于女童,男童肥胖率在学龄前期逐年递增,而女童肥胖率逐年递减。母乳喂养是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的保护因素。3.学龄前儿童肥胖与父母的BMI指数及出生体重无必然联系,但与父亲学历以及父亲的职业有关联:父亲学历越低的儿童发生肥胖的可能性较高;父亲职业为公务人员的儿童比父亲为其他职业的儿童肥胖发生率高。4.儿童不喜欢吃谷类是导致儿童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
二、儿童肥胖不容忽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儿童肥胖不容忽视（论文提纲范文）
（1）儿童室内空气相PAEs污染、暴露与健康危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PAEs概述 |
| 1.2.1 PAEs的理化性质 |
| 1.2.2 PAEs的用途 |
| 1.2.3 PAEs的暴露途径与评估方法 |
| 1.2.4 PAEs的毒性 |
| 1.2.5 空气相PAEs采样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室内环境中PAEs的污染概况 |
| 1.3.2 国外空气相PAEs污染现状 |
| 1.3.3 国内空气相PAEs污染现状 |
| 1.3.4 PAEs污染所带来的人体健康危害 |
| 1.4 相关法律法规 |
| 1.5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2章 问卷调查与实验方法 |
| 2.1 问卷调查 |
| 2.1.1 调查对象 |
| 2.1.2 问卷调查方法 |
| 2.2 实验仪器与材料 |
| 2.2.1 实验试剂 |
| 2.2.2 仪器与耗材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样品采集方法 |
| 2.3.2 样品预清洗与前处理方法 |
| 2.3.3 分析方法 |
| 2.3.4 标准曲线 |
| 2.4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
| 2.4.1 仪器检出限与方法检出限 |
| 2.4.2 回收率 |
| 2.4.3 精密度 |
| 2.4.4 残余量 |
| 2.4.5 空白实验 |
| 2.5 统计分析 |
| 2.6 小结 |
| 第3章 儿童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污染特征 |
| 3.1 PAEs被动采样校准 |
| 3.1.1 被动采样速率R |
| 3.1.2 被动吸附速率影响因素 |
| 3.2 室内环境中空气相PAEs浓度水平及检出情况 |
| 3.3 室内环境中空气相PAEs污染特征 |
| 3.3.1 室内环境中空气相PAEs的浓度分布特征 |
| 3.3.2 不同室内环境之间空气相PAEs污染差异性 |
| 3.3.3 不同城区之间家庭空气相PAEs污染差异性 |
| 3.3.4 室内环境中空气相PAEs相关性分析 |
| 3.3.5 主成分分析 |
| 3.4 国内外研究浓度水平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儿童家庭空气相PAEs浓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调查问卷结果 |
| 4.1.1 家庭居住环境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
| 4.1.2 家庭空气相PAEs潜在释放源及影响因素 |
| 4.2 家庭环境参数采样结果 |
| 4.3 儿童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浓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卡方检验 |
| 4.4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儿童PAEs暴露分析与风险评估 |
| 5.1 暴露水平计算方法 |
| 5.1.1 稳态算法 |
| 5.1.2 模拟算法 |
| 5.2 气相、颗粒相PAEs浓度计算 |
| 5.3 室内环境空气相PAEs暴露水平分析 |
| 5.3.1 基于稳态算法的个人暴露水平 |
| 5.3.2 基于模拟法计算的人群暴露及与稳态法个人暴露比较 |
| 5.4 敏感度分析 |
| 5.5 致癌风险评估 |
| 5.6 小结 |
| 第6章 室内空气相PAEs暴露对儿童健康影响 |
| 6.1 儿童健康指标诊断标准 |
| 6.2 儿童健康指标调查结果 |
| 6.3 空气相暴露与儿童健康问题关联分析 |
| 6.3.1 数据处理方法 |
| 6.3.2 单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6.3.3 混杂因素分析 |
| 6.3.4 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6.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框架效应调节健康促进信息接受度与传播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1 框架效应的起源、应用与发展 |
| 3.2 健康信息传播范式 |
| 3.3 相关解释理论 |
| 3.4 影响因素 |
| 3.5 小结 |
| 4 研究设计 |
| 第1章 传统媒体传播范式下对信息接受度的研究 |
| 1 研究基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3.研究设计与实施 |
| 3.1 问卷设计 |
| 3.2 问卷调查流程 |
| 3.3 文献分析流程 |
| 4 伦理审查与质量控制 |
| 4.1 伦理审查 |
| 4.2 质量控制 |
| 5 研究结果 |
| 5.1 “儿童肥胖”主题下的问卷调查结果 |
| 5.2 “吸烟”与“肿瘤”主题下的文献分析结果 |
| 6 小结 |
| 第2章 新媒体传播范式下对信息传播度的研究 |
| 1 研究基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设计与流程 |
| 3.1 信息爬取及编码分类流程 |
| 3.2 信息传播值和度的计算 |
| 4 质量控制 |
| 5 研究结果 |
| 5.1 健康促进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息特征与传播度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5.3 词频统计展示 |
| 5.4 获得性与损失性框架信息的词云比较 |
| 6 小结 |
| 第3章 框架效应影响健康促进信息的对策研究 |
| 1 结论与对策 |
| 1.1 优化信息制作策略 |
| 1.2 细化信息传播方针 |
| 2 总结与展望 |
| 2.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2 研究的主要贡献 |
| 2.3 局限性 |
| 2.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调查问卷 |
| 2 伦理审查 |
| 3 微博平台中健康促进信息编码过程展示 |
| 文献综述 框架效应调节健康信息接受度与传播度的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3）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重庆地区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调查问卷 |
| 1.4 伦理审查 |
| 1.5 质量控制 |
|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学龄前儿童的基本特征 |
| 2.2 父母的基本特征 |
| 2.3 学龄前儿童过去7 天的饮食摄入情况 |
| 2.4 学龄前儿童的身体活动现状 |
| 2.5 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现状 |
| 2.6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得分差异 |
| 2.7 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态度现状 |
| 2.8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态度得分差异 |
| 2.9 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行为现状 |
| 2.10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行为得分差异 |
| 2.11 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
| 3 讨论 |
| 3.1 重庆市学龄前儿童饮食摄入、身体活动和超重肥胖现状 |
| 3.2 学龄前儿童父母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 |
| 3.3 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
| 3.4 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文献综述 祖辈带养对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身体活动和超重肥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6～14岁儿童睡眠时间与肥胖的关联分析 ——基于禁忌搜索算法的贝叶斯网络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全文缩写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资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抽样方法 |
| 1.3 样本量计算 |
| 1.4 调查方法 |
| 1.5 质量控制 |
| 1.6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2.2 儿童睡眠时间情况 |
| 2.3 儿童肥胖率的单因素分析 |
| 2.4 儿童肥胖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2.5 贝叶斯网络的构建 |
| 2.6 贝叶斯网络的预测推理 |
| 3 讨论 |
| 3.1 儿童肥胖流行现况 |
| 3.2 儿童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儿童肥胖影响因素评价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睡眠影响肥胖发生的相关机制及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营养低下流行现状 |
| 1.2 微量营养素缺乏流行现状 |
| 1.3 营养过剩或过度流行现状 |
| 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3 评价标准 |
| 2.4 质量控制 |
| 2.5 统计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生长发育分布特征 |
| 3.2 与其他儿童生长发育标准比较 |
| 3.3 营养状况分布特征 |
| 3.4 贫血分布特征 |
| 3.5 贫血与营养状况的关系 |
| 3.6 营养状况和贫血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生长发育状况 |
| 4.2 营养状况 |
| 4.3 小结 |
| 4.4 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性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目录 |
（6）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减脂效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名称缩写表 |
| 一、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二、文献综述 |
| 1. 相关概念解释 |
| 1.1 运动干预 |
| 1.2 健康教育 |
| 1.3 肥胖 |
| 2. 儿童肥胖的判定标准 |
| 3. 国内外儿童肥胖的现状 |
| 3.1 国外儿童肥胖的现状 |
| 3.2 国内儿童肥胖的现状 |
| 4. 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 |
| 4.1 遗传因素 |
| 4.2 环境因素 |
| 4.3 锻炼因素 |
| 4.4 营养因素 |
| 5. 儿童肥胖危害的研究 |
| 5.1 肥胖与慢性疾病 |
| 5.2 肥胖与运动能力 |
| 5.3 肥胖与生长发育 |
| 5.4 肥胖与心理健康 |
| 5.5 肥胖与智力发展 |
| 6. 肥胖的干预 |
| 6.1 运动干预与肥胖 |
| 6.2 健康教育干预与肥胖 |
| 6.3 医疗干预与肥胖 |
| 6.4 节食干预与肥胖 |
| 7. 总结 |
| 三、实验部分 |
| 1. 实验对象与方法 |
| 1.1 实验对象 |
| 1.2 实验流程 |
| 1.3 干预方案 |
| 1.3.1 运动干预处方 |
| 1.3.2 健康教育干预方案 |
| 1.4 指标检测 |
| 1.4.1 身体形态指标 |
| 1.4.2 生化指标 |
| 1.4.3 身体素质指标 |
| 1.5 统计方法 |
| 2. 实验结果 |
| 2.1 受试者实验前后身体成分变化情况 |
| 2.1.1 实验前后受试者身高、体重及BMI的变化情况 |
| 2.1.2 实验前后受试者腰围、臀围及WHR的变化情况 |
| 2.1.3 实验前后受试者体脂率的变化情况 |
| 2.2 受试者实验前后身体血脂变化情况 |
| 2.2.1 受试者实验前后TG变化情况 |
| 2.2.2 受试者实验前后TC变化情况 |
| 2.2.3 受试者实验前后HDL-C变化情况 |
| 2.2.4 受试者实验前后LDL-C变化情况 |
| 2.3 受试者实验前后空腹血糖变化情况 |
| 2.4 受试者实验前后身体素质变化情况 |
| 2.4.1 实验前后力量素质变化情况 |
| 2.4.2 实验前后速度素质变化情况 |
| 2.4.3 实验前后耐力素质变化情况 |
| 2.4.4 实验前后柔韧素质变化情况 |
| 2.4.5 实验前后灵敏素质变化情况 |
| 2.5 身体成分、血糖、血脂与身体素质相关性分析 |
| 2.5.1 身体成分与身体素质相关性分析 |
| 2.5.2 血糖与身体素质相关性分析 |
| 2.5.2 血脂与身体素质相关性分析 |
| 3. 分析与讨论 |
| 3.1 运动与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身体成分的影响 |
| 3.2 运动与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脂代谢的影响 |
| 3.3 运动与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血糖的影响 |
| 3.4 运动与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身体素质的影响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重庆市某区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父母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与肥胖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内容及方法 |
| 2.1 口腔检查 |
| 2.2 体格检查 |
| 2.3 诊断标准 |
| 2.4 问卷调查 |
| 3.质量控制 |
| 4.统计方法 |
| 5.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9）健康行为模式降低儿童肥胖多基因遗传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研究背景 |
| 1.1 全球超重和肥胖现状 |
| 1.2 肥胖的遗传学研究及其进展 |
| 1.3 肥胖的遗传与行为交互作用 |
| 2.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调查内容和评价方法 |
| 2.2.1 基本资料和问卷调查 |
| 2.2.2 体格发育测量 |
| 2.2.3 口腔拭子收集 |
| 2.2.4 DNA检测和基因分型 |
| 2.2.5 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 |
| 2.3 质量控制 |
| 2.3.1 口腔拭子收集 |
| 2.3.2 问卷调查 |
| 2.4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
| 3.结果 |
| 3.1 儿童肥胖相关SNP的基本特征 |
| 3.2 儿童队列人口统计学信息基本特征 |
| 3.3 儿童队列基线与随访期间基本特征 |
| 3.4 不同遗传背景和健康行为下的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 |
| 3.5 不同遗传风险与健康行为对儿童BMI的影响 |
| 3.6 遗传与健康行为的交互作用对儿童BMI的影响 |
| 4.讨论 |
| 4.1 本研究主要发现 |
| 4.2 遗传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
| 4.3 健康行为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
| 4.4 遗传与健康行为相互作用对肥胖的影响 |
| 4.5 潜在机制 |
| 4.6 优势与局限性 |
| 5.结论 |
| 6.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遗传风险与行为方式影响儿童肥胖的研究进展 |
| 1.遗传对肥胖的影响 |
| 2.行为对肥胖的影响 |
| 2.1 饮食行为 |
| 2.2 体力活动 |
| 3.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与遗传对儿童肥胖的交互作用 |
| 4.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10）大连市某区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二)对象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2.1 调查方法 |
| 2.2 调查工具 |
| 3.样本量计算 |
| 4.学龄前儿童肥胖的诊断标准与排除标准 |
| 5.预调查 |
| 6.质量控制 |
| 7.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8.变量赋值说明 |
| (三)结果 |
| 1.一般情况描述 |
| 1.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
| 1.2 父母情况 |
| 1.3 新生儿出生情况 |
| 1.4 家庭、生活、父母工作情况 |
| 1.5 学龄前儿童饮食运动及日常生活情况 |
| 1.6 父母健康知识行为态度 |
| 2.单因素分析 |
|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与学龄前儿童肥胖的单因素分析 |
| 2.2 父母方面因素与儿童肥胖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2.3 出生情况与儿童肥胖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2.4 家庭情况与儿童肥胖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2.5 饮食及日常行为情况与儿童肥胖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
| 2.6 多因素分析 |
| (四)讨论 |
| 1.一般情况 |
| 2.父母BMI与儿童肥胖 |
| 3.年龄、性别因素与儿童肥胖 |
| 4.孕期增重与儿童肥胖 |
| 5.出生体重与儿童肥胖 |
| 6.母乳喂养与儿童肥胖 |
| 7.饮食结构与儿童肥胖 |
| 8.父母文化程度及职业与儿童肥胖 |
| 9.预防措施 |
| (五)结论 |
| (六)建议 |
| (七)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肥胖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大连市学龄前儿童营养发育情况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四、儿童肥胖不容忽视（论文参考文献）
- [1]儿童室内空气相PAEs污染、暴露与健康危害研究[D]. 孟子言. 北京建筑大学, 2021(01)
- [2]框架效应调节健康促进信息接受度与传播度的研究[D]. 饶青茂.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3]父母的饮食和运动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对重庆地区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D]. 蔡正杰.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4]6～14岁儿童睡眠时间与肥胖的关联分析 ——基于禁忌搜索算法的贝叶斯网络模型[D]. 楼淑萍.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5]延边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D]. 金海玉. 延边大学, 2020(05)
- [6]运动联合健康教育干预对肥胖儿童减脂效果的影响[D]. 吴芬. 扬州大学, 2020(04)
- [7]重庆市某区儿童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其父母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析[D]. 杨连建. 重庆医科大学, 2020(12)
- [8]乌鲁木齐市35岁儿童龋病与肥胖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D]. 郭发健. 新疆医科大学, 2020(07)
- [9]健康行为模式降低儿童肥胖多基因遗传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D]. 方姣.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 [10]大连市某区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D]. 王洋.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