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论文文献综述）
李杨[1]（2020）在《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央苏区与青天白日旗迥异的政权性质、实力的寡重之别,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时刻考量“革命”问题,反革命罪因之成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刑罪。从反革命罪的立法看,1931年12月的第六号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以及1934年4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成为中央苏区惩治反革命的主要法规。从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看,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主要表现出了四个突出特点:在定罪上从重行为到以言获罪;在审判中是司法、行政与革命手段的综合运用;量刑上的区别考量;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缺失与上诉期限的自由裁量。反革命罪的立法与司法,映射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多维面向:鲜明的阶级性、服务于革命战争、政令与法律的交融、多惩罚少权利保护、蕴涵“左”的因素。反革命罪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身份累积的一笔治理国家刑事诉讼的经验,对此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哲[2]（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张然[3]（2020）在《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初探政权建设的开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国家事务治理实践,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初始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构建了坚实有力的廉政监督体系,保证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以马克思权力制约监督思想为理论基础,结合红色革命根据地具体实际构建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法律监督制度,完善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监督制度的开端。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引证、史与论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思想溯源、组织机构、法律制度、实施过程四个层面,梳理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法律监督四种监督制度的运行模式及主要职能,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廉政建设的一般性规律。通过研究党在早期构建廉政监督体系新道路过程中所进行的创新与努力,给新时代党和政府监督体系建设以启迪。全文主体内容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从思想、组织、制度层面分析产生贪腐的社会背景,说明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归纳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发展阶段,即初期动员,深入实施,掀起高潮三个阶段。第三部分细化梳理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职能,将廉政监督体系划分为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会计监督、审计监督、财政监督）、社会监督（发动工农群众、社会团体、新闻舆论）、法律监督四方面,多方合力作用下反腐倡廉运动实现了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文化、树立党和政府威望、巩固革命根据地等成效。第四部分总结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黄秀[4]（2019）在《历史军事地理视阈下广昌战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昌战役即广昌保卫战,发生于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第五次“围剿”计划的第三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抵御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一次决定性战斗。作为原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历史悠久、山林资源丰富、水路交通便利,其军事地理地位重要而又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国共双方将广昌的得失作为第五次反“围剿”胜败的关键。通过梳理分析广昌行政区划、地理环境及其军事地理条件,可以认识到广昌在其优越的自然地理和军事位置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缘何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热点区域。本文拟将广昌战役放置于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视角下,以甘竹战斗,饶家堡、长生桥战役及广昌城附近的战役作为重点战场来分析,进一步阐述地形、气候、交通、人口及当地资源等因素对广昌战役整个战斗过程中的派兵情况、战略部署、战术选择、行军过程、军队编制等方面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历史军事地理角度,为拓宽广昌战役的解读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邹庆瑶[5]（2019）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研究（1931-1934）》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中央局）成立于1931年1月15日,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全国苏维埃区域内最高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因为处于革命战争时期,各苏区与中央苏区之间联系不便,其最终管辖范围也由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改为具体指导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粤赣省委以及赣东北这五个省委苏区。论文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为依据,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内部构成、职权范围以及领导的重要活动进行研究论述。首先,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内部构成,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内设机构和被领导机构进行了阐释,然后通过研究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苏维埃政权、中共苏区中央局与所辖省委、支部的三对关系,重点分析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职权范围。一方面,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的代表机构,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另一方面,苏区中央局又根据中央苏区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发挥领导作用。其次对处在反围剿时期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领导苏维埃政府、群团组织、中革军委等系统开展的活动进行了阐述。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领导着政府、军民、群众团体开展土地运动、肃反运动、群众运动和多次反围剿战争,根据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很多正确的指导理论和适时的作战战略。为临时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央苏区提供坚实基础,为巩固红色政权和发展苏维埃政权作出卓越的贡献。
李伏清,胡瑶[6]（2017）在《毛泽东与查田运动研究:以《红藏》之《红旗周报》和苏区版《斗争》为中心》文中认为一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多达428卷的宏篇巨制《红藏（1915—1949进步期刊总汇）》③由湘潭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这项恢宏的出版工程,收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和在中国共产党影响、组织下创办的151种红色期刊,影印、汇编成428卷凡3亿字的大型原始期刊资料集,其中包括《红旗周报》和苏区版《斗争》。
周一平,雷春梅,杨媚,王鑫[7]（2017）在《《红藏》中毛泽东着作目录》文中认为凡例一、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影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报刊151种,基本上都是1949年10月以前出版的。本目录是将《红藏》中151种报刊中刊登的毛泽东论着、电报、书信、诗词、题字、语录、讲话及毛泽东签署的文件等,辑录而成。凡是毛泽东署名的文献,
周成莉[8]（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韩伟[9]（2018）在《中央苏区出版业研究》文中提出中央苏区出版业是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创办的革命文化事业,主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初创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宣传出版政策,成立了遍及党、政、军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了众多的书报刊,印刷和发行工作开始起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以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出版格局。初创时期的出版业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建立完善的出版制度和体系,但为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苏区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和发展的繁荣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全面领导苏区出版业,颁布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出版政策和方针,建立了统一的出版管理制度和专职性的编审、印刷、发行机构,出版业向着组织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书报刊出版物在数量和结构类型上均发生了变化,涌现了发行量最大的“红色”报刊——《红色中华》,以及《斗争》、《青年实话》和《红星》。图书出版的种数激增,是初创时期的7倍,且出现了大量的经济类和医学类的图书。中央苏区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印刷企业制度,同时还依靠苏区的公路网络和邮政网络,建立遍及各地的发行网络,以此为基础采取了完善的发行手段和策略。出版中心也由原来的闽西地区转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地区。中央苏区出版业形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独立领导与经营出版业的第一次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党为中心,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出版原则;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出版任务;形成了管理与出版,书报刊与编印发于一体的组织体系。中央苏区出版物在党的革命事业中扮演者多重角色,发挥着多重职能。首先,作为党领导下的苏区出版业,书报刊承担着传播革命理论和构筑革命意识形态的角色,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发挥着政治传播的媒介功能。就其影响而言,中央苏区出版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苏区民众的文化—行为模式,同时也形塑着苏区社会崭新的知识—文化结构和文化地理空间。其次,苏区出版物在巩固革命根据地,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中发挥着革命动员的功能。特别是苏区报刊在扩大红军、保卫苏区的报道中承担着说服、动员的角色。苏区出版物成为了影响群众的革命行为和政治活动的媒介物。最后,中央苏区出版物作为革命文化发展的载体,有力推动了中央苏区科教文卫的发展与繁荣,在提高苏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普及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凯[10]（2016）在《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就遭到了国民党政府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财政经济面临极大困难。为了缓解财政经济压力、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济动员。通过这些动员,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且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在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央苏区经济动员问题开展专题研究,除了绪论及结语外,论文主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是对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背景分析。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苏区面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双重压力,急需集中苏区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支持革命战争并进行苏区经济建设,这是开展经济动员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是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政策内容及其实施。中央苏区政府为了打破争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且行之有效的动员活动,本文该部分着重介绍了这些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动员活动。第三部分是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评价与启示。苏区开展的经济动员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为苏区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但是在整个动员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对于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态度要采用两分法。根据研究结果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经济动员问题,从正反两方面吸取中央苏区经济动员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二、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恩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2.1 法律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 |
| 2.2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
| 2.3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 |
| 3.1 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 |
| 3.2 中央苏区时期反革命罪立法的动因分析 |
| 3.2.1 保卫新生政权的亟需 |
| 3.2.2 稳定新生政权的必要 |
| 3.3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立法 |
| 3.3.1 地方苏区反革命罪立法 |
| 3.3.2 从第六号训令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 |
| 4.1 定罪:从重行为到以言获罪 |
| 4.2 审判:司法、行政、革命手段的综合运用 |
| 4.3 量刑:重刑中的区别考量 |
| 4.4 反革命罪犯的权利保护:辩护的缺失与上诉期限的自由裁量 |
| 第五章 反革命罪视域下的中央苏区法制建设 |
| 5.1 鲜明的阶级性 |
| 5.2 服务于革命战争 |
| 5.3 政令与法律的交融 |
| 5.4 多惩罚制裁少权利保障 |
| 5.5 “左”的倾向蕴含其中 |
| 结束语革命与法治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 小结 |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 小结 |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小结 |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重难点 |
| 1.4.3 预期创新点 |
| 1.5 概念阐释 |
| 1.5.1 廉政建设 |
| 1.5.2 监督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背景 |
| 2.1 中央苏区社会背景 |
| 2.2 中央苏区腐败现象滋长原因 |
| 2.3 中央苏区腐败现象的危害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运作 |
| 3.1 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动员 |
| 3.2 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
| 3.3 反腐败斗争掀起高潮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 |
| 4.1 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 |
| 4.2 党内监督 |
| 4.2.1 党内监督内容 |
| 4.2.2 党内监督形式 |
| 4.3 行政监督 |
| 4.3.1 检察制度设计与实施 |
| 4.3.2 会计制度设计与实施 |
| 4.3.3 审计制度设计与实施 |
| 4.4 社会监督 |
| 4.4.1 工农群众监督 |
| 4.4.2 群团组织监督 |
| 4.4.3 舆论监督 |
| 4.5 法律监督 |
| 4.5.1 审判监督 |
| 4.5.2 检察监督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
| 5.1 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历史经验 |
| 5.1.1 加强思想教育是监督体系的前提 |
| 5.1.2 建立健全党政监督制度是基础 |
| 5.1.3 发挥社会监督是监督体系核心 |
| 5.1.4 严明法律监督是监督体系关键所在 |
| 5.2 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的现实启示 |
| 5.2.1 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
| 5.2.2 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建设 |
| 5.2.3 丰富群众监督办法 |
| 5.2.4 完善立法,加强执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历史军事地理视阈下广昌战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
| 1.2.2 第五次反“围剿”及广昌战役研究 |
| 1.2.3 历史地理角度广昌战役研究 |
| 1.3 主要资料及研究内容 |
| 第2章 广昌政区沿革与地理环境 |
| 2.1 广昌政区沿革 |
| 2.2 广昌与中央苏区关系 |
| 2.3 广昌地理环境 |
| 2.3.1 自然地理环境 |
| 2.3.2 人文地理环境 |
| 第3章 广昌军事地理及广昌战役 |
| 3.1 军事地理条件 |
| 3.1.1 陆路条件 |
| 3.1.2 水路条件 |
| 3.1.3 关隘条件 |
| 3.2 广昌战役 |
| 第4章 广昌战役国共双方攻防形势 |
| 4.1 广昌战役战前背景 |
| 4.1.1 国民党方面 |
| 4.1.2 中央苏区方面 |
| 4.1.3 共产国际方面 |
| 4.2 广昌战役攻防态势 |
| 4.2.1 甘竹战斗 |
| 4.2.2 饶家堡、长生桥战役 |
| 4.2.3 广昌城附近战斗 |
| 第5章 地理环境对广昌战役的影响 |
| 5.1 地形与气候 |
| 5.1.1 地形 |
| 5.1.2 气候 |
| 5.2 道路 |
| 5.3 人口 |
| 5.4 资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成果 |
（5）中共苏区中央局研究（1931-193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中共苏区中央局内部构成 |
| (一)领导成员 |
| 1 领导成员的变动 |
| 2 领导成员的构成 |
| (二)内设机构 |
| 1 机构设置 |
| 2 工作机制 |
| 3 人事安排 |
| (三)被领导机构 |
|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 |
| 2 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 |
|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 二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职权范围 |
| (一)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中央 |
| 1 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 |
| 2 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政策 |
| (二)苏区中央局与苏维埃政权 |
| 1 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
| 2 党政工作界限模糊 |
| (三)苏区中央局与党组织工作 |
| 1 领导所辖省委 |
| 2 指导区委、支部工作 |
| 三 中共苏区中央局重要活动 |
| (一)土地政策 |
| 1 从抽肥补瘦到富农分坏田的调整 |
| 2 查田运动的开展 |
| (二)肃反运动 |
| 1 肃反运动的扩大化 |
| 2 对肃反运动的定义与纠正 |
| (三)军事领导活动 |
| 1 作战意见整合 |
| 2 确定作战计划 |
| (四)鼓动群众运动 |
| 1 纪念活动 |
| 2 扩红运动 |
| 四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历史作用 |
| (一)领导根据地人民多次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
| (二)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整合 |
| (三)为临时中央转移提供人员、物质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8）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央苏区出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央苏区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建立前赣南、闽西落后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建立前革命报刊的出现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初创时期(1929. 1—1931. 10) |
| 第一节 初创时期党的出版方针 |
| 第二节 初创时期的出版管理机构 |
| 一、党委出版管理机构 |
| 二、苏维埃政府的出版管理机构 |
| 三、红军的出版管理机构 |
| 第三节 初创时期的报刊与图书出版 |
| 一、报刊出版的兴起 |
| 二、图书出版的兴起 |
| 三、初创时期出版物的总体特征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初创时期的印刷机构与发行工作 |
| 一、毛铭新印刷所和闽西列宁书局印刷所 |
| 二、发行工作的初建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出版业的鼎盛时期(1931.11—1934.10) |
| 第一节 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文化教育政策的调适 |
| 一、鼎盛时期的文化教育方针 |
| 二、鼎盛时期的出版任务 |
| 三、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措施 |
| 第二节 鼎盛时期的出版管理机构 |
| 一、文化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确立 |
| 二、专职性出版管理机构的出现 |
| 第三节 鼎盛时期报刊与图书的出版 |
| 一、报刊出版的繁荣 |
| 二、专业性出版机构的创建 |
| 三、图书出版数量的激增和类型的变化 |
| 四、鼎盛时期出版物的总体特征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鼎盛时期的印刷与发行工作的完善 |
| 一、专业性印刷机构的建立 |
| 二、发行机构的建立与发行工作的完善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出版业的特点 |
| 第一节 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出版原则 |
| 第二节 服务中心、服务大局的出版任务 |
| 第三节 管理与出版合一、高效统一的出版制度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出版业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革命传播的媒介:苏区出版物与革命理论、政策的宣传 |
| 一、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传播载体 |
| 二、宣传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方针和政策 |
| 第二节 革命动员的号角:苏区出版物与革命战争的推进 |
| 一、积极宣传扩红运动的讯息 |
| 二、动员民众节省粮食,支援红军 |
| 第二节 革命事业发展的载体:苏区出版物与科教文卫的勃兴 |
| 一、促进了中央苏区文化艺术的繁荣 |
| 二、加快了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三、推动了中央苏区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初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的报刊 |
| 附录二 初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的图书 |
| 附录三 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的报刊 |
| 附录四 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出版的图书 |
| 后记 |
（10）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相关概念的理论探讨 |
| 1.2.2 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央苏区某项经济"运动"的个案研究 |
| 1.2.4 关于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原因、立法、策略问题的研究 |
| 1.2.5 关于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比较研究 |
| 1.2.6 关于中央苏区商业动员的研究 |
| 1.3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关于"经济动员"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 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背景 |
| 2.1 经济动员的必要性 |
| 2.2 经济动员的可能性 |
| 3 中央苏区经济动员政策及其实施 |
| 3.1 中央苏区的农业动员 |
| 3.1.1 农业生产动员 |
| 3.1.2 查田运动 |
| 3.2 中央苏区的工业动员 |
| 3.3 中央苏区的商业动员 |
| 3.3.1 中央苏区的公营商业动员 |
| 3.3.2 合作社商业动员 |
| 3.3.3 私营商业动员 |
| 3.4 中央苏区的财政动员 |
| 3.4.1 公债发行动员 |
| 3.4.2 粮食收集突击运动 |
| 4 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评价及对思政工作的启示 |
| 4.1 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的评价 |
| 4.1.1 经济动员工作的积极作用 |
| 4.1.2 经济动员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 |
| 4.2 中央苏区经济动员对思政工作的启示 |
| 4.2.1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
| 4.2.2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D]. 李杨.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6)
- [2]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中央苏区廉政监督体系研究[D]. 张然. 天津商业大学, 2020(12)
- [4]历史军事地理视阈下广昌战役研究[D]. 黄秀.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5]中共苏区中央局研究（1931-1934）[D]. 邹庆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6]毛泽东与查田运动研究:以《红藏》之《红旗周报》和苏区版《斗争》为中心[J]. 李伏清,胡瑶. 毛泽东论坛, 2017(01)
- [7]《红藏》中毛泽东着作目录[J]. 周一平,雷春梅,杨媚,王鑫. 毛泽东论坛, 2017(01)
- [8]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 [9]中央苏区出版业研究[D]. 韩伟.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央苏区经济动员研究[D]. 张凯. 江西财经大学, 2016(06)
标签：苏维埃; 中央革命根据地; 广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