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我国现阶段农化服务的基本任务与体系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胡如梅[2]（2020）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探索建立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制度规范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向城乡等值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够让渡权利,改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地方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府征收入市、直接就地入市、指标交易入市三种基本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途径,但是正式的改革试点之前,只有个别一些地方主动突破城乡土地要素流转的规则限制,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参与一级市场供地,大多数地方仍然以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为主。在中央层面直接领导开展入市改革试点后,地方间的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另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在早期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地方又呈现出上收土地开发权、由政府统筹入市的特征。基于这些实践观察,本文尝试探究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呈现出空间差异和时间演化特征?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是否优化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结果?既然征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优势,为什么其中一些会主动放弃一级市场上供地的垄断地位?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对中央政府强化改革压力,地方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回应差异,这又意味着什么?“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的分析框架,将地方的土地治理表现置于宏观激励结构和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具体的地方情境中进行考察,帮助我们厘清体制因素和地方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影响。对不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路径的比较分析显示,相比较传统的政府征收入市模式,允许符合规划条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在当前阶段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对较小,但是农民集体分享到的收益比例相对较高,达到60%以上。土地指标交易模式提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同时缩小了因区位因素造成的农村内部的土地权益实现差距。此外,在不考虑产权差异的情况下,同一宗地块是通过政府征收入市还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实施入市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后者的收益分配格局更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对广东省南海区近30年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引资环境和农民集体的博弈能力等地方局限条件的s差异和变化,带来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诉求和利益主体间土地权益分配的矛盾,弱化了原有土地政策的优势,引致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差异和变化。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是导致具备资本涌现优势和征地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在早期主动下放土地开发权的主要原因。当土地利用强度达到城市规划的限制,“大量引资”逐渐转为“优质选资”,土地区位和规模的优化调整有赖于原产权主体间达成集体行动,为降低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已经形成,基于市场协商的政府主导模式成为这一阶段政策工具的新选择。进一步地,基于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面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市场化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差异性源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差异。“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直接表征地方“以地生财”需求的代理变量,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比例呈现负向关系,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着,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政府垄断和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直接的土地出让收益,更重要的是方便以地抵押融资,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另外,文章选取能够表征地方其他税收收入成长状况的“预算内财政自给率”指标来间接反映地方对降低“以地生财”依赖的可能性,回归结果显示该指标对地方开展“农地入市”改革有显着促进作用,表现在财政自给率更高的地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和供应比例相对更大。该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国家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也并非完全服从上级,其施政行为还受地方发展偏好和具体情境的影响。研究总体上揭示了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治理框架下,横向间的地方竞争、纵向制约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包括引资环境、农民集体政策博弈能力在内的地方情境条件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治理行为。面对来自高层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来自农民集体的征地压力,财政自给率更高、对土地财政依赖更低的地方更倾向于切实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激励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最后,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本文或有以下贡献。一是关注政府这一特殊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对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同于在传统土地资源经济学框架内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效应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这个关键主体入手,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组织方式视为特定激励结构和制度环境下的工具选择结果,并综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析这种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二是现有文献已经清楚地介绍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引起的土地配置效率和权益分配变化等,但对地方政府主动向农民集体下放土地开发权,并在面对相同的“允许入市”的政策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土地入市的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没有太多研究。本文结合地方改革经验,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三是关注到本轮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地方政府的回应差异,并由此引发对“以地谋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丁潇颖[3]（2020）在《中国社区农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进程造成了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作为应对上述问题的策略之一,社区农园在我国诸多城市中大量涌现并快速发展。然而,这些农园的作用却差异显着——部分农园成为了促进居民互动、保障食品安全、改善社区环境的关键媒介;部分农园却因用地权属、规划布局、组织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矛盾与公众质疑。而既有研究缺少针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分析、理论性指导和综合性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农园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社区农园进行全面探索,深入分析造成社区农园效益差异的成因,提出社区农园发展策略变得十分必要。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GIS空间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SPSS数据分析等方法,从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策略构建三方面对中国社区农园展开研究。（1）在理论研究方面,梳理了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思想,总结了社区农园实践的发展趋势,并从政策环境、设计模式、参与机制、效益、社会资本和社区农园等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解析。（2）在现状分析方面,探究了中国社区农园的空间分布特征,深入分析了社区农园的现状设计模式和参与机制,并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析了社区农园的效益与问题,认为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显着而问题多集中在政策法规、规划设计、社会参与、管理制度、运营方式等方面。基于对问题成因的分析,提出应强化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认知,构建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以此指导中国社区农园建设。（3）在策略构建方面,借助社会资本理论,阐明了社区农园能够建立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社会作用,并进一步筛选得到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之后,基于不同要素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程度,制定了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在设计策略层面上,剖析了典型社区农园案例,构建了分优先级的选址策略和农园尺度下的空间设计策略,并结合实践对设计策略进行验证;在参与机制层面上,提出了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健全管理监督制度和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等途径和方法,论述了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并对社区农园的支持性政策体系进行探讨。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两方面,形成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认知,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进行解析和定位,进一步建立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对于突破社区农园发展障碍,科学指导社区农园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农园正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张光辉[4]（2019）在《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存在,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二元对比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和我们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1）。由于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工农间与城乡间的巨大二元反差,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88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2）,但这些转移人口只是基本完成了职业上的非农化转变,却没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长期候鸟式往返于乡城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引发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说,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以低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劳动力转移方式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虽然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作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但也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职业转变和市民身份转变作为同一过程,受此影响,国外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国学者虽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涵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策等方面。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尝试以二元经济转型为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农民工市民化如何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大方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并把农民工市民化看作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概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重点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释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城镇化转型,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工农协调和城乡融合。第二,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运用历史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镇化、半城镇化的路径特点;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从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现状;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结论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54.9%。第三,分析了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不利于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是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还影响了城镇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利于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使其难以彻底退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规模不仅没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扩大,反而由于农地非农化等因素持续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待遇低,使他们成为城镇中的边缘群体,导致了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把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第四,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四个症结性难题。形成上述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也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体制。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的基础上,本文还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结论是户籍制度变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五,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症结性难题及其制度性成因,从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与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深化户籍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财产性收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王通[5]（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韩欣宇[7]（2018）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正经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城乡社会经济面临剧烈的发展转型。特别是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乡村在城乡关系重塑中要素单向性外流,导致地域要素组织与功能结构演进出现诸多变动。乡村住区的发展与空间重构既是客观现实又是未来趋势,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增强本土理论的知识贡献和规划技术的实施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论文研究了城乡关系变迁与乡村住区发展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阶段特征,借助理论透视厘清城乡关系驱动下乡村住区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城乡要素重组对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演进的作用机理。进而重点研究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要素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功能结构调整的影响,提出解决现阶段乡村住区发展困境的整体思路。其次,根据城乡关系重塑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建构了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明确空间重构的理论取向,研究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组织实施的内容、要素和层次。第三,结合空间重构的组织框架,论文建构了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基于乡村住区发展的复杂性和重构的差异性归纳住区空间重构的类型及特征,进而研究乡村住区空间重构模式,从建设过程、动力机制和影响意义等方面总结创新发展经验,最后提出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和支撑策略。论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城乡关系重塑是一种影响乡村发展的最具渗透力的驱动因素,主要通过影响要素组织方式和功能结构调整推动住区空间重构;2)城乡统筹阶段,城乡要素流动和配置的方式显着变化,导致乡村住区出现人口流失加剧、土地利用低效、发展资本不足和地域特色丧失等问题,应通过重塑乡村的地位与价值、优化地域资源利用方式和推进地方性空间生产等思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转变;3)乡村住区空间重构是乡村发展的正向演进过程,应利用人为的空间干预与调控手段,优化系统的要素配置、空间演进和功能拓展,从而实现乡村自主发展能力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4)在乡镇地域尺度下应用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基于发展度和重构度识别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类型,发现不同类型住区呈圈层布局结构且重构需求差异显着;5)新时期乡村住区应采取“内外联动”的重构路径,通过提升存量供给水平、优化城乡产业分工和加强公众参与程度等方法,发挥空间规划的引导作用;采取加速资源整合、壮大集体经济和鼓励村社自治等手段,提升乡村自主发展能力。
付文凤[8]（2018）在《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日益增大,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建设用地规模日益逼近资源环境承载的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效推进。而我国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巨大、挖潜乏力,城镇建设用地供不应求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并存,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供需错位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是破解其供需矛盾的重要路径。因此,2005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随后以试点先行的形式逐步推广实施,实现在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数量不减少的同时保障城镇发展用地需求。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自上而下实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以政府为主导、主体间收益分配失衡,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受损,极易引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是增减挂钩中迫切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剖析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梳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机理,分析增减挂钩利益主体成本-效益变化,识别利益主体所作贡献与承担的风险,探讨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机理。其次,从建新区农地征收出让和拆旧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两实践环节分析当前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现状,并结合实证评价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探讨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总结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存在的问题。然后,遵循贡献与收益对等、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建立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模型,定量测度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在利益主体之间共享的比例。最后,基于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评价结果的问题导向和贡献-风险视角下共享比例测度结果的目标导向,结合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制约因素和典型经验分析,以权利重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和利益调整提高收益共享结果公平为治理方向,构建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是指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在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包括共享客体、共享主体、共享标准等内容,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质是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权向城镇的转移,拆旧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建新区农地征收出让等实践环节中地价变化形成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区位变换与用途转变增值、供求变化增值、投资增值等是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的主要原因。政府主导是我国最主要的增减挂钩模式,政府、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是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的核心利益主体,增减挂钩实践引致政府、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等核心利益主体的土地权利及成本-效益变化,各利益主体在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中均作出贡献,包括资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本贡献、管理贡献或土地贡献,同时利益主体相应承担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效应、生活成本上升、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风险。贡献分配理论、风险补偿理论及合作博弈论等为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综合考量主体贡献及风险修正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策略具有较强的适用性。（2）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有待提高,农民（集体）土地收益偏低,农户满意度不高、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受损,收益共享过程欠公平等是当前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存在的主要问题。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比较明显,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均价不断上升,多数地区建新区征地补偿和拆旧区成本投入占土地出让收入比例相对偏低,土地出让纯收益主要归政府获得。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农民（集体）的产权实施能力不足,地位弱势,政府的产权实施能力更强,缺乏制衡。同时,政府与市场失灵中,农村土地市场价格难以实现,通过土地的征用垄断和供地垄断,政府获得了本该由农民分享的土地增值收益。从收益共享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两个维度构建包括知情权、决策权、货币补偿、新房安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非农就业等指标的农户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性评价指标体系,江苏省苏州、扬州、连云港等地711份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共享水平总模糊指数苏州（0.4804）>扬州（0.4656）>连云港（0.2422）。其中,扬州市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过程公平评价最高（隶属度为0.5658）,苏州市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结果公平评价最高（隶属度为0.5084）,连云港项目区农户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水平整体处于较差状态（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评价的隶属度均低于0.3）。此外,农户对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的总体满意度偏低,仅21.0%（其中苏州（约31%）>扬州（约25%）>连云港（约7%））的受访农户满意,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和政策认知显着影响。（3）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比例测度结果具有较强合理性。运用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梳理不同联盟收益变化衡量各利益主体的贡献程度,通过直接支出法、替代法等测算利益主体各类风险价值评估风险系数,综合考量主体贡献和风险定量测度利益主体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江苏省5个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中,拆旧区农民（集体）所作贡献最大,建新区农民（集体）承担的风险最高。研究区拆旧区农民（集体）、建新区农民（集体）及政府应共享的增值收益比例分别在35%～50%、25%～40%及15%～30%之间。因为拆旧区农民（集体）以失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地上房屋等为代价生成增减挂钩指标,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具有较大的居住、畜禽养殖、出租经营等收益价值,因此拆旧区农民（集体）应该分享较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建新区农民（集体）以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等为代价使增减挂钩指标得以落地,农用地具有农业产出收益及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社会价值,因此建新区农民（集体）应分享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主导者和管理者,开展增减挂钩项目应以获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房地产相关税收等长期收益为主,让渡更多的直接经济收益。与现有收益分配格局相比较,新的增值收益分配方案能有效改善利益主体之间的土地收益格局,提高农民（集体）的土地财产性收入,使农民（集体）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符合“使用增减挂钩指标的土地增值收益要及时全部返还农村”的政策导向,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方案可为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提供方法支撑和标准参考,为农户补偿标准制定提供参考,有效指导政府和农民（集体）利益谈判。（4）应从治理结构优化、补偿机制改进、宏观制度完善等方面构建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首先,单一治理结构难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应选择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通过政府主导,完善增减挂钩中制度和规则产品的供给;通过强化市场机制辅助,提高收益分配（补偿）标准的市场化程度,并提高公共事物处理效率;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和平台等措施加强社会参与,扩大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集体）的收益地位和议价能力,并形成社会监督。其次,通过建立农村土地市场化价格机制,实施货币补偿、工作安置、社会保障提高等多元补偿形式,保障补偿程序执行公开公正等措施改进补偿机制,促进实现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格局。此外,宏观制度完善包括:①通过明确产权主体、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的物权属性、加快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②通过适当选择整理区域,合理控制增减挂钩规模,合理规划安置区选址和配套建设等强化增减挂钩的规划管控引导;③通过实施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进入土地市场自由流转、建立城乡土地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措施完善土地市场机制;④通过强调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指标进行政绩考核制度改革;⑤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分成、增加地方政府土地相关税种设置改革财政分配制度;⑥通过强化政策宣传、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设立电话、网络、新闻等多种渠道推进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邵子南[9]（2018）在《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其合理配置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的“特征—成因—效率提升”为研究主线,结合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数据,描述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数量特征,计算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然后从政府失灵角度探讨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并构建指标配置策略偏好假说,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土地发展权视角分析市场机制引入对提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效率的可行性,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土地资源管理等提出政策建议。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方面,通过资源—消耗势计算可以发现,江苏省各地级市资源势普遍较小,即面临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的风险,这表明各地级市建设用地配置数量过于超前。（2）从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来看,并没有发现行政等级与指标配额成正比的现象。理论上,为减少与市级政府之间摩擦,省级政府理应避免年度间配置数量出现较大变动（尤其是指标配额大幅减少）,从而促使配置行为被处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市级政府支持与接受,但事实情况却是各地级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额在年度之间变动较大。省级政府在辖区城市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面似乎显得并无明显规律,配置行为显得尤为“随意”。此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额与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的协调性也有待进一步改善。（3）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测度方面,研究表明指标空间配置效率依然有提升空间。理论上,计划管理者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计算出各地区最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数量。但现实中,由于计划管理者信息有限、自身局限性等难题,追求最佳配置规模临界点并非易事,配置扭曲似乎不可避免。（4）我国土地计划管理体制是造成指标分配利用低效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在财政分权制度、对上负责的政绩考核激励、复杂的府际关系等作用下。通过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实证分析发现,指标配额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即基于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增长绩效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在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和增长驱动目标约束下,省级政府将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城市,似乎是“明智之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较高的原因所在。耕地变量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耕地资源禀赋较多的城市会配置多的指标,反之则较少;这说明同样作为“地方政府”的省级、市级政府在耕地保护策略与行动上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指标配置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市级政府倾向于配置更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的策略不同。人口变量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5）市场机制下的土地资源配置,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有偿交易与转移（TDR）。基于土地发展权转移原理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基本达到了政策设计初衷,即改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地方政府用地计划短缺造成的经济发展瓶颈。然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却面临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安置过渡期长,安置方式单一化,群众参与程度低,部分整理复垦耕地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面临着异地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堪忧,市场化交易平台不完善,政策持续性堪忧等问题。本文研究发现,TDR之所以成功的一些关键要素在我国土地发展权转移政策移植中出现遗漏。而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官员晋升体制、补充耕地管理制度、补充耕地市场交易机制等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土地发展权交易范围将不利于耕地资源保护。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最后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倾向、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挂钩指标交易和财政体制改革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望晓东[10]（2018）在《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而农地非农化是当前建设用地来源的主要途径,提高稀缺的农地资源向非农转化的效率是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需要详细回答三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农地非农化效率”、“广东及省内各地级市的农地非农化状况如何、效率水平是怎样的”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本文正是受这三个层次问题的驱动,开展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广东作为研究区域、以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为研究主题,在相关理论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向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基于非期望产出,测度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趋势,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机制、方向与大小,从而为改善广东农地非农化绩效、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启示。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党和国家政策重点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土地资源管理领域面临着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耕地资源存量迅速减少、土地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的态势,阐述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并进一步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然后,界定农地非农化、效率、农地非农化效率、非期望产出等核心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分析农地非农化效率具有间接性、增量性、滞后性等特征。并在文献梳理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研究主题所依据的经典理论,包括生产要素理论、土地集约利用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等,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接着,基于广东省及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对广东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发展速度、用途结构及发展特点、变化历程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全省农地非农化的引致需求压力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得出:广东农地非农化与二三产业发展有相互推动关系,且存在1阶的滞后效应,但城市化水平与农地非农化活动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资源速减威胁粮食安全等方面分析农地非农化的外在压力及其表现。然后,通过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非径向DEA测度方法、考虑非期望产出,以统计数据为基础,以农地非农化数量、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为投入项,以农地非农化引起的二三产业GDP增量、CO2排放量为产出项,测度广东省21个地级市农地非农化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反映效率动态变化的Malmquist指数,研究得出:珠三角仍然是效率相对较高的区域,除深圳、广州两个效率值最高的市之外,珠三角其他市差异较大,佛山、东莞、中山的效率值较高,而其他市则相对较低;非珠三角地区的效率值普遍较低。在纳入非期望产出之后,各地级市效率值都有所下降,粤东、粤西的效率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珠三角各市的效率值下降幅度不大。珠三角和粤西部分市的农地非农化投入冗余较多,而粤北和粤东部分市的效率损失主要原因在于产出不足。从效率动态变化来看,大部分市不同年份的效率水平存在着上下波动趋势,而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清远等市的效率值大体上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在测度效率之后,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受限Tobit模型,以农地非农化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一系列投入类因素、产出类因素、环境因素、制度因素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农地非农化效率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人口密度、土地比较收益、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制度变化等因素有一定相关关系,而与人均GDP、人口城市化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显着。除了人均耕地面积之外,其他因素均为正相关关系。最后是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研究得出,地区间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差异较大、非期望产出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较大、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导致部分地区的效率值较低、城市化水平提高并不一定提升效率值、土地制度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较为显着。并提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实施全流程的效率考核、建立科学的建设用地准入机制、建立农地保护的全面补偿机制、完善土地市场出让制度等政策建议。
二、试论我国现阶段农化服务的基本任务与体系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我国现阶段农化服务的基本任务与体系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全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4.1 全文结构 |
| 1.4.2 各章节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评述与展望 |
| 2.1 文献划分的视角:四个层次 |
| 2.2 四个层次的文献综述 |
| 2.2.1 第四层次:资源利用 |
| 2.2.2 第三层次:政策工具的多样性、选择逻辑和影响因素 |
| 2.2.3 第二层次: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变迁 |
| 2.2.4 第一层次: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特征和影响 |
| 2.3 综述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3 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引言 |
| 3.2 建国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2.1 阶段一(1949-1953):建国初期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 |
| 3.2.2 阶段二(1953-197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 |
| 3.2.3 阶段三(1978-199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 |
| 3.2.4 阶段四(1998-2008):严格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
| 3.2.5 阶段五(2008-2014):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探索集体土地流转 |
| 3.2.6 阶段六(2014-2019):中央政府强力要求地方开展改革 |
| 3.2.7 小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演变的历史特征和内在逻辑 |
| 3.3 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分析框架的总体概览 |
| 3.3.1 制度环境 |
| 3.3.2 政策工具 |
| 3.3.3 资源利用 |
| 3.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绩效差异:政策工具的影响 |
| 3.4.1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生产效率 |
| 3.4.2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过程效率 |
| 3.4.3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收益分配 |
| 3.5 土地政策工具选择差异:制度环境和地方情境的共同影响 |
| 3.5.1 激励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 |
| 3.5.2 土地政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与政策工具选择的相互影响 |
| 3.5.3 地方情境对土地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 |
| 3.6 本章结论 |
| 4 政策工具的选择效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比较 |
| 4.1 引言 |
| 4.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工具介绍 |
| 4.2.1 政府征收入市: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
| 4.2.2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发展权在村集体层面的直接兑现 |
| 4.2.3 土地指标交易政策: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的构想 |
| 4.2.4 小结 |
| 4.3 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测算思路 |
| 4.3.1 土地增值收益的内涵 |
| 4.3.2 土地增值收益的测算思路 |
| 4.4 三种入市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具体核算:以义乌改革实践为例 |
| 4.4.1 义乌市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2 义乌市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3 义乌市土地指标交易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5 对比分析结果 |
| 4.6 本章结论 |
| 5 地方政府主动下放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权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研究方法的介绍 |
| 5.4 广东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案例介绍 |
| 5.4.1 农村社区工业化、园区化(1993-2007):村集体自行组织入市 |
| 5.4.2 存量盘活的初步尝试(2007-2013):鼓励产权主体自行改造 |
| 5.4.3 公有资本介入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整合(2013-至今):地方政府向农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 |
| 5.5 利益主体辨析和案例实证分析 |
| 5.5.1 主要的利益主体 |
| 5.5.2 下放集体土地开发权:保障建设用地供应效率的地方选择 |
| 5.5.3 向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提高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过程效率 |
| 5.5.4 优化农民集体在土地整备中的利益分配:农民事实产权的建立 |
| 5.6 本章结论 |
| 6 地方政府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回应差异和原因探析 |
| 6.1 引言 |
| 6.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背景和特征 |
| 6.3 理论分析:“以地生财”与地方政府改革回应差异 |
| 6.4 案例定性比较:Z省Y市和F省J市 |
| 6.5 定量分析 |
| 6.5.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5.2 数据来源 |
| 6.5.3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6.6 本章结论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3）中国社区农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源起:高速城镇化引发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 |
| 1.1.2 契机:社区农园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
| 1.1.3 困境:社区农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
| 1.1.4 小结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社区 |
| 1.3.2 社区农园 |
| 1.3.3 社区农园与份地农园 |
| 1.3.4 社区农园与社区农业 |
| 1.4 研究问题、内容和框架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社区农园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综述 |
| 2.1 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理论回顾 |
| 2.1.1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蕴含农业生产的城市规划构想 |
| 2.1.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建社区农业的思想 |
| 2.1.3 二十一世纪初期:与农业共生的城市规划理论 |
| 2.1.4 当代农业与社区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2 社区农园相关实践探索脉络分析 |
| 2.2.1 社区农园的实践渊源 |
| 2.2.2 英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3 美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4 中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3 关于社区农园政策环境的分析 |
| 2.3.1 国外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3.2 国内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4 关于社区农园设计模式的研究 |
| 2.4.1 社区农园的区位特征 |
| 2.4.2 社区农园的空间设计特征 |
| 2.4.3 社区农园的种植模式 |
| 2.5 关于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的研究 |
| 2.5.1 社区农园的参与动机 |
| 2.5.2 社区农园的组织模式 |
| 2.5.3 社区农园的管理模式 |
| 2.5.4 社区农园的运营模式 |
| 2.6 关于社区农园效益的研究 |
| 2.6.1 社区农园的经济效益 |
| 2.6.2 社区农园的社会效益 |
| 2.6.3 社区农园的生态效益 |
| 2.6.4 社区农园的健康效益 |
| 2.7 关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研究 |
| 2.7.1 社会资本与促进社区农园成员间社会融合 |
| 2.7.2 社会资本与提高社区农园成员的资源调动能力 |
| 2.7.3 社会资本与增强社区农园成员的政治权利 |
| 2.8 社区农园研究现状分析 |
| 2.9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社区农园现状调查分析 |
| 3.1 基于GIS的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研究 |
| 3.1.1 GIS分析思路和方法概述 |
| 3.1.2 中国社区农园整体空间分布特征 |
| 3.1.3 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 |
| 3.2 基于调研的中国社区农园专项特征解析 |
| 3.2.1 调研目的、方法和内容概述 |
| 3.2.2 问卷结果统计与案例概况 |
| 3.2.3 社区农园设计模式分析 |
| 3.2.4 社区农园参与机制分析 |
| 3.2.5 社区农园效益分析 |
| 3.2.6 社区农园问题诊断 |
| 3.2.7 问题的解决思路:明确社区农园社会价值,构建社区农园的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指导农园建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
| 4.1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关联性 |
| 4.1.1 社会资本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
| 4.1.2 社区农园语境下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分类 |
| 4.1.3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理论对接 |
| 4.2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解析 |
| 4.2.1 社会资本在社区农园中的培育 |
| 4.2.2 社区农园社会资本的功能 |
| 4.2.3 理论框架——社区农园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机制分析 |
| 4.3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分析 |
| 4.3.1 已有关于社区农园社会资本及其影响要素的研究 |
| 4.3.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3.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研究 |
| 5.1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案例分析 |
| 5.1.1 北京育园 |
| 5.1.2 上海创智农园 |
| 5.1.3 深圳馨月园 |
| 5.1.4 上海梅园 |
| 5.2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选址策略 |
| 5.2.1 优先利用街道或社区中心闲置地 |
| 5.2.2 开放社区公共服务单位附属场地 |
| 5.2.3 融入社区公园 |
| 5.2.4 活化社区消极空间 |
| 5.3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空间设计策略 |
| 5.3.1 建立开放性社区农园,实现人人共享目标 |
| 5.3.2 “因地制宜”地构建公共交往空间 |
| 5.3.3 营造规整有序的种植形式 |
| 5.3.4 配置适当比例的观赏性景观 |
| 5.3.5 增设必要的基础设施,采用复合式设计 |
| 5.3.6 构建服务于不同群体的种植园区 |
| 5.3.7 不同空间载体下社区农园设计手法分析 |
| 5.4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实践应用 |
| 5.4.1 点——天津万盈家园社区食物花园项目 |
| 5.4.2 线——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生产性步道设计方案 |
| 5.4.3 面——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有农化设计方案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研究 |
| 6.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 |
| 6.1.1 分阶段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方式解析 |
| 6.1.2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中参与主体的权责分析 |
| 6.1.3 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途径 |
| 6.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 |
| 6.2.1 设立社区农园行政管理部门和社区农园协会,完善监管结构 |
| 6.2.2 设置有效公开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
| 6.2.3 分类型社区农园管理建议 |
| 6.2.4 设置完善的监督机制 |
| 6.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拓展农园社会资本宽度 |
| 6.3.1 开展文化类活动 |
| 6.3.2 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 |
| 6.3.3 开展商业类活动 |
| 6.3.4 开展综合类活动 |
| 6.4 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
| 6.4.1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
| 6.4.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
| 6.4.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的有效性分析——以商业类活动对社会网络形成的影响为例 |
| 6.5 政策建议:建立支持社区农园的政策体系,保障社会资本培育 |
| 6.5.1 国家层面 |
| 6.5.2 地方层面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和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拓展——绿色生产性社区视角下的社区农园 |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附录 F |
| 附录 G |
| 附录 H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 |
| 2.1.2 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 |
| 2.1.3 关于国际移民融入的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
| 2.2.2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 |
| 2.2.3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4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研究 |
| 2.2.5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研究 |
| 2.2.6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
| 2.2.7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思路与对策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 |
| 3.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与特点 |
| 3.1.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3.1.2 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 |
| 3.2 二元经济转型及其基本涵义 |
| 3.2.1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核心内容 |
| 3.2.2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 3.3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
| 3.3.1 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 |
| 3.3.2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
| 3.3.3 通过扩大内需为工农两大部门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 |
| 3.3.4 通过城镇化转型促进工农协调与城乡融合 |
| 第4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现状 |
| 4.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特点 |
| 4.1.1 农村工业发展与劳动力的非城镇化转移 |
| 4.1.2 非均衡制度变迁与劳动力半城镇化转移 |
| 4.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 |
| 4.2.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考察 |
| 4.2.2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分析 |
| 4.3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分析 |
| 4.3.1 农民工经济融入情况分析 |
| 4.3.2 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分析 |
| 4.4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
| 4.4.1 当前几种主要测量方法的梳理和评价 |
| 4.4.2 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的逻辑步骤 |
| 4.4.3 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 |
| 第5章 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
| 5.1 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5.2 导致城镇化滞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 |
| 5.3 制约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
| 5.4 形成城镇边缘群体导致城镇内部二元分化 |
| 5.5 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 |
| 第6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 |
| 6.1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
| 6.1.1 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 |
| 6.1.2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 |
| 6.1.3 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 |
| 6.1.4 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 |
| 6.2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 |
| 6.2.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 |
| 6.2.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
| 6.2.3 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 |
| 6.2.4 财政体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6.3 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计量检验 |
| 6.3.1 研究设计与理论模型 |
| 6.3.2 变量构造与数据搜集 |
| 6.3.3 回归分析过程 |
| 6.3.4 研究发现与结论 |
| 第7章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
| 7.1 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间与区域间的资源合理配置 |
| 7.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差别 |
| 7.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
| 7.4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 |
| 7.5 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系统发展转型的时代背景 |
| 1.1.2 乡村发展与规划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议题 |
| 1.1.3 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借助空间规划落实国家乡村发展相关政策 |
| 1.2.2 理论意义:城乡规划学科理论建设与完善的重要补充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畴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与典型实践 |
| 2.1 国内相关研究与典型实践 |
| 2.1.1 针对乡村住区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 |
| 2.1.2 新时期国内乡村住区建设典型实践 |
| 2.1.3 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评述 |
| 2.2 国外相关研究与典型实践 |
| 2.2.1 针对乡村住区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 |
| 2.2.2 发达国家乡村住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
| 2.2.3 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践评述 |
| 2.3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城乡关系变迁下乡村住区发展演变及规律 |
| 3.1 自然均衡阶段(1949 年以前):住区建设的历史基点 |
| 3.1.1 早期均衡城乡关系 |
| 3.1.2 住区系统基本形成 |
| 3.1.3 住区单元稳步生长 |
| 3.1.4 住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 二元隔离阶段（1949~1978 年）：国家总体性支配住区发展 |
| 3.2.1 二元结构下乡村封闭的发展环境 |
| 3.2.2 社会经济功能变迁分化住区格局 |
| 3.2.3 住区单元建设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3.3 城乡联系恢复（1978~2002 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影响 |
| 3.3.1 城乡关系调整改变乡村发展环境 |
| 3.3.2 居住改善的需求推进住区建设 |
| 3.3.3 乡村工业化延续分散格局 |
| 3.3.4 乡村城镇化促进均衡集中 |
| 3.3.5 园区建设与土地供应紧张 |
| 3.3.6 村镇规划的介入与引导 |
| 3.4 城乡关系变迁下乡村住区的演变规律与机制 |
| 3.4.1 城乡相互作用决定住区发展趋向 |
| 3.4.2 要素重组驱动地域空间功能变迁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问题与调整 |
| 4.1 城乡关系进入反哺与统筹阶段 |
| 4.1.1 加强要素供给,改善发展条件 |
| 4.1.2 推进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
| 4.1.3 创新经营体制,破除制度壁垒 |
| 4.2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限制因素 |
| 4.2.1 乡村劳动力流动加剧 |
| 4.2.2 农业基础地位降低 |
| 4.2.3 自主发展资本不足 |
| 4.2.4 自然生态本底恶化 |
| 4.3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高流动性社会冲击生活基础 |
| 4.3.2 土地利用方式限制生产发展 |
| 4.3.3 外部冲击促成地域生境变迁 |
| 4.4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调整思路 |
| 4.4.1 重塑乡村的地位与价值 |
| 4.4.2 优化地域资源配置水平 |
| 4.4.3 强化“地方性空间”生产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理论的提出 |
| 5.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取向 |
| 5.1.1 国外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相关理论 |
| 5.1.2 国内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指导思想 |
| 5.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 |
| 5.2.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概念 |
| 5.2.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特征 |
| 5.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运行机制 |
| 5.3.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模型 |
| 5.3.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目标规则 |
| 5.3.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
| 5.4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组织实施 |
| 5.4.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层次 |
| 5.4.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内容 |
| 5.4.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要素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类型划分方法及特征识别 |
| 6.1 基于“发展—重构”的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建构 |
| 6.1.1 评价分析流程与方法选择 |
| 6.1.2 研究对象及相关资料来源 |
| 6.1.3 乡村住区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及评测 |
| 6.1.4 乡村住区重构水平评价方法及评测 |
| 6.1.5 乡村住区“发展—重构”综合评价结果 |
| 6.2 基于“发展—重构”的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特征分析 |
| 6.2.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分布特征 |
| 6.2.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类型的识别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创新模式与实现路径 |
| 7.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创新模式 |
| 7.1.1 基于生活空间优化城乡聚居格局 |
| 7.1.2 基于生产空间激发产业经济活力 |
| 7.1.3 基于生态空间盘活山水田园资源 |
| 7.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 |
| 7.2.1 外部拉力:空间规划的引导路径 |
| 7.2.2 内部推力:自主发展的实施路径 |
| 7.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支撑策略 |
| 7.3.1 人:解除福利捆绑,培育职业农民 |
| 7.3.2 村: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3.3 产:挖掘存量土地的综合效益 |
| 7.3.4 景:人文自然开发与保护并举 |
| 7.4 本章小节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归纳与理论演绎 |
| 1.3.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3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研究 |
| 2.1.1 增减挂钩政策形成机制 |
| 2.1.2 增减挂钩实施模式 |
| 2.1.3 增减挂钩影响因素 |
| 2.1.4 增减挂钩效益评价 |
| 2.2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
| 2.2.1 土地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
| 2.2.2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策略 |
| 2.2.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农村建设用地 |
| 3.1.2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
| 3.1.3 土地发展权 |
| 3.1.4 成本和收益 |
| 3.1.5 贡献与风险 |
| 3.1.6 治理机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贡献分配理论 |
| 3.2.2 合作博弈论 |
| 3.2.3 风险补偿理论 |
| 3.2.4 利益均衡论 |
| 3.2.5 土地产权理论 |
| 3.2.6 地租和地价理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机理分析 |
| 4.1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 |
| 4.1.1 收益共享目标 |
| 4.1.2 收益共享特征 |
| 4.1.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内涵确定 |
| 4.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
| 4.2.1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路径 |
| 4.2.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形成原因 |
| 4.3 增减挂钩利益主体贡献-风险识别 |
| 4.3.1 增减挂钩利益相关者分析 |
| 4.3.2 核心利益主体贡献-风险识别 |
| 4.4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逻辑 |
| 4.4.1 贡献与风险分析在收益分配中的适用性 |
| 4.4.2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思路 |
| 4.4.3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思路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评价 |
| 5.1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1.1 建新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1.2 拆旧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 |
| 5.2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水平评价 |
| 5.2.1 收益共享现状总体判断 |
| 5.2.2 农户收益共享水平测度 |
| 5.3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5.3.2 收益共享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4 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现状存在的问题 |
| 5.4.1 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受损,收益共享过程欠公平 |
| 5.4.2 农民(集体)土地收益偏低,农户满意度不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比例测度 |
| 6.1 收益共享原则 |
| 6.1.1 贡献与收益对等 |
| 6.1.2 风险与收益对等 |
| 6.2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模型 |
| 6.2.1 基于贡献的增值收益分配测算 |
| 6.2.2 兼顾风险的增值收益分配修正 |
| 6.3 基于贡献-风险的增值收益共享实证检验 |
| 6.3.1 研究区增值收益分配现状格局 |
| 6.3.2 基于贡献的增值收益分配结果 |
| 6.3.3 兼顾风险修正的增值收益分配结果 |
| 6.3.4 基于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结果与现状格局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 |
| 7.1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制约因素 |
| 7.1.1 制度环境不完善 |
| 7.1.2 利益主体非合作博弈 |
| 7.2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典型地区实践经验 |
| 7.2.1 征地补偿安置的改革探索 |
| 7.2.2 宅基地置换的创新举措 |
| 7.2.3 实践经验总结 |
| 7.3 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治理机制构建 |
| 7.3.1 优化治理结构,保障收益共享过程公平 |
| 7.3.2 改进补偿机制,促进“贡献-风险”的收益共享格局 |
| 7.3.3 完善宏观制度,规范和引导利益主体行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及课题参与情况 |
| 致谢 |
（9）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土地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2.2 土地资源配置与效率测度 |
| 2.3 土地资源错配与测度 |
| 2.4 建设用地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3.1 土地效率的内涵 |
| 3.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
| 3.2.1 建设用地 |
| 3.2.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
| 3.2.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 |
| 3.3 逻辑思路与分析框架 |
| 第4章 江苏省城市建设用地分布与利用特征 |
| 4.1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特征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结果与分析 |
| 4.1.3 结论 |
| 4.2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
| 4.2.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 |
| 4.2.2 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2.3 城市土地反弹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2.4 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 |
| 5.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划配置结果 |
| 5.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测度 |
| 5.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与人口、产业、经济、耕地协调性评价 |
| 5.3.1 “两两”协调性 |
| 5.3.2 综合协调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分析 |
| 6.1 自上而下土地计划管理体制 |
| 6.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成因理论分析 |
| 6.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实证分析 |
| 6.3.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的策略偏好 |
| 6.3.2 计量模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效率提升研究 |
| 7.1 国外土地发展权运行机制 |
| 7.1.1 发展权转移理论基础 |
| 7.1.2 发展权转移运行机制 |
| 7.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行性 |
| 7.2.1 理论基础 |
| 7.2.2 可行性分析 |
| 7.3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
| 7.3.1 政策背景 |
| 7.3.2 具体操作 |
| 7.3.3 成效与问题 |
| 7.4 耕地异地占补平衡 |
| 7.4.1 政策背景 |
| 7.4.2 具体操作 |
| 7.4.3 成效与问题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和建议 |
| 8.2.1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
| 8.2.2 补充耕地指标交易 |
| 8.2.3 挂钩指标转移 |
| 8.2.4 财政体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本研究结构、内容及可能创新点 |
| 1.3.1 研究结构与内容 |
| 1.3.2 研究可能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的研究进展 |
| 2.1.2 农地非农化的技术效率的研究进展 |
| 2.1.3 农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的研究进展 |
| 2.1.4 相关研究的总结和评述 |
| 2.2 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理论基础 |
| 2.2.1 生产要素理论 |
| 2.2.2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2.3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
| 3 相关概念界定与分析线索梳理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农地非农化及相关概念界定 |
| 3.1.2 效率及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概念界定 |
| 3.1.3 非期望产出的概念界定 |
| 3.2 分析线索梳理 |
| 3.2.1 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线索 |
| 3.2.2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线索 |
| 3.3 小结 |
| 4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压力分析 |
| 4.1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现状 |
| 4.1.2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特征分析 |
| 4.1.3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的变化历程 |
| 4.1.4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 |
| 4.2 广东省农地非农化面临的压力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城市化等引致需求对农地非农化的压力分析 |
| 4.2.2 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对效率提升的压力分析 |
| 4.2.3 耕地资源速减与粮食安全对效率提升的压力分析 |
| 4.3 小结 |
| 5 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实证测度 |
| 5.1 投入产出项的设定 |
| 5.2 基本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构造方向性距离函数 |
| 5.2.2 非径向DEA线性规划法 |
| 5.2.3 效率损失分解方法 |
| 5.2.4 Malmquist指数计算与分解方法 |
| 5.3 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
| 5.3.1 研究思路 |
| 5.3.2 研究假设与测算模型 |
| 5.4 效率测度指标计算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4.1 一般指标的数据来源 |
| 5.4.2 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测算 |
| 5.4.3 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的测算过程 |
| 5.4.4 CO2排放量的测算过程 |
| 5.5 未纳入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算及效率损失分析 |
| 5.5.1 未纳入非期望产出的农地非农化效率测算及分析 |
| 5.5.2 农地非农化数量投入冗余分析 |
| 5.5.3 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投入冗余分析 |
| 5.6 基于非期望产出和SBM模型的效率测算及效率损失分析 |
| 5.6.1 纳入非期望产出时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值分析 |
| 5.6.2 农地非农化数量投入冗余分析 |
| 5.6.3 农地生态价值投入冗余分析 |
| 5.6.4 农地非农化的产出不足分析 |
| 5.7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测算及分析 |
| 5.8 小结 |
| 6 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6.1.1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投入因素分析 |
| 6.1.2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产出因素分析 |
| 6.1.3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环境因素分析 |
| 6.1.4 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制度因素分析 |
| 6.2 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2.1 实证分析基本思路、变量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2 基本模型构建 |
| 6.2.3 数据来源说明 |
| 6.2.4 计量经济检验 |
| 6.2.5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1 地区之间农地非农化效率差异较大 |
| 7.1.2 非期望产出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较大 |
| 7.1.3 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导致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较低 |
| 7.1.4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农地非农化效率提升 |
| 7.1.5 土地制度因素对农地非农化效率有显着影响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在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农地非农化管控措施 |
| 7.2.2 从全流程角度强化对农地非农化管理的效率考核 |
| 7.2.3 健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准入机制 |
| 7.2.4 建立农地保护的全面补偿机制 |
| 7.2.5 完善土地出让市场相关制度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
| 附录B 第五章计量经济分析部分的统计检验结果和回归结果 |
四、试论我国现阶段农化服务的基本任务与体系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胡如梅. 浙江大学, 2020(04)
- [3]中国社区农园研究[D]. 丁潇颖. 天津大学, 2020(01)
- [4]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张光辉. 辽宁大学, 2019(12)
- [5]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D]. 韩欣宇. 天津大学, 2018
- [8]基于主体贡献-风险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值收益共享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付文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9]江苏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空间配置特征、成因与效率提升研究[D]. 邵子南. 南京农业大学, 2018
- [10]广东农地非农化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望晓东.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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