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笑话研究

一、二十世纪的笑话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许多娇^[1]（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陈思睿^[2]（2020）在《外国民间故事译介中的时代选择探析 ——基于1950-1966年《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学》译作的考察》文中提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件,它深刻影响了民间文艺学的发展。1950年—1966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本时期,人民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独立自主、人民伟大等新的时代特征对民间文艺学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初步建立。民间文学因其天然贴近人民的立场和特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有力工具,从而其学科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这一时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一方面主动继承了延安时期文艺传统,延续着二十世纪初期民间文学发展的余韵,另-方面也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下具有了新的学术自觉。在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的作品搜集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对后来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以及民间故事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对这一时期外国民间故事译介情况的研究还不够,因此本文选择1950年—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的两本权威刊物《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集刊》为窥见时代原貌和学科建设的通道,以刊物中译入的外国民文文学故事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辐射到本时期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译入。从译作呈现的译介特点出发,与同时期国内同体裁作品刊登情况进行同异比较,结合勒菲弗尔的操纵翻译理论,从译介、体裁、主题、类型四个方向来探讨民间故事译作的特点以及背后成因。本文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对象、选题原因、概念厘清与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从整体角度说明本时期新中国建设所处的时代语境,包括政治文化语境、学科建设语境、外交关系与国际环境。本时期民间文学能够得到重视,是因为它能够呼应新中国建设的文艺政策,同时也对人民具有宣传和教育作用。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民间文艺学学科在二十世纪初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民间文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提倡。这些特点和经验也很好地延续到了五六十年代。同时在政治环境的鼓励下,民间文学得以建立起主要的学术机构和发行主流民间文学刊物,机构和刊物对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具有引导作作。同时学科建设者们也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影响下对这一寸期的译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影响着民间故事的译入——初期倒向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 1960年代新中国开始与广人的第二世界国家建交外交关系。这样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对外国民间文学作品的译介产生了影响。第二部分介绍民间文学译作的译介情况以及成因。这一部分从民间文学译作的整体译介概况出发,其中重点分析故事体裁的翻译情况,发现翻译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作品较多的倾向、译介资源的缺乏、译者群固定、民间文学界对搜集整理问题的学术讨论等特点,也从中分析出译者除了受到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外,自身学术研究需要也会影响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部分是本时期民间文学译作体裁特点及其成因。首先从外国民间文学译作体裁译介情况入手,发现民间故事这一体裁在外国民间文学译作中译介的作品较多。这体现了民间故事在本时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民间故事便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各种体裁的作品不断丰富,则主要体现出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对于搜集整理问题的重视。第五部分从民间故事译作主题的角度,发现故事的主题分为反帝反殖民、团结人民、歌颂领袖英雄、歌颂美好道德品质。这背后体现了民间文学内部民间故事改编和再创作的倾向、对国民性的改造、对弱势民族国家的闭结。第六部分从故事类型的角度,讨论民间故事之下各种分类的译介情况和原因。其背后体现了人民性、斗争性的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领袖的广泛认同和崇敬,还有民间文艺学学科内部,对于新故事的探索和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发展。总之,《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学》两本刊物,作为民间文学界十分重要的主流刊物,其上译入的外国民间故事译作与国内发表的作品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根据操纵理论,从译作中也能够看出:从意识形态而言,对政治性、人民性、斗争性的强调是关键。从学科建设而言,译作体现了搜集整体的学术问题、还有新故事的兴盛以及改编再创作的倾向、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发展。从赞助人而言,译作选择的背后是刊物编者、刊物创办机构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自觉选择,体现机构和主要学者、编者的意志。机构和个体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术自觉探索。

蔡颖颖^[3]（2020）在《清末民初短篇小说中的戏谑化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戏谑作为一种从古至今的写作手法,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生长出丰富的内涵。其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用笑谑艺术形式对现实人生进行层次不同的批评与揭露。称得上是一种连接个体主客观感受,个人情感的感性与理性,个性发展中现实与内在冲突的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审美表现形式,清末民初短篇小说中的戏谑,以狂欢的姿态、含泪式的笑,展示着时代特质下的社会生活与人情冷暖。本文立足清末民初短篇小说创作中的戏谑化书写,在对戏谑内涵做出文本界定的基础之上,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时代风格,对其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进行色彩解读。尤其结合德国文艺理论家里普斯的幽默分类理论,对戏谑层次加以划分,把握清末民初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戏谑色调。同时,清末民初小说在汲取古代谐谑文学的发展方式之后,充盈自身的发展要求,吸收新的社会思想与价值,从而在作品中展示新的内容与形式。文章从社会历史、传播机制与文人性格等方面来进行考量,探索影响作品产生戏谑色彩的外在环境因素与内部心理因素。最后梳理戏谑化书写对于清末民初历史时期的文学史意义。

祝晓兵^[4]（2020）在《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文中指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幽默文学在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之下蓬勃发展,并在激烈的论争中产生了轰轰烈烈且旷日持久的影响。幽默文学在彼时文坛之中毁誉参半而热度不减。迄今为止,学界围绕倡导幽默的主要刊物、具有幽默风格的作家与作品展开了诸多研究与讨论。然而,老向这位在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幽默作家却黯然蒙尘。故而本文试图回归历史语境,利用史源学的方法对“幽默”之源流进行考证与梳理,并分析幽默文学在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同时以老向的幽默作品为切入点,探究其别具一格的幽默观与“黄土泥”式幽默风格,重点发掘其大众文学及其在抗战文艺场域中的“幽默”型塑,从而指出老向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补充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一个侧面。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绪论部分简述老向生平及重要作品,并对国内外有关老向的研究材料进行综述,而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第一章论述何为幽默的问题。首先运用史源学方法对“humour”被引入中国之后的具体定名过程进行考证,并梳理中国现代文学中“幽默”的概念及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争论与问题。最后将重点放在老向“幽默无定型”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幽默观上,结合作品对其进行具体阐述。第二章系统地探究老向的“幽默”禀赋及资源,主要分为五个方面:老向自身的幽默性情及其交游情况,独特的地理空间:北京,特殊的时代背景,丰富的民间文化以及传统文学与戏剧资源。本章探究以上多重因素是如何催生并影响了老向的幽默文学。第三章以老向平教会的大众文学实践为切入口,探讨其“黄土泥”式幽默的诞生。通过与其他幽默作家的比较指出老向难能可贵的“土气”并将之概括为“黄土泥”式幽默,且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着重分析定县平教会的经历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对老向的同情于农民的幽默底色以及幽默背后平民教育的严肃要旨进行分析。第四章阐述战争对“幽默”的冲击与淬炼。本章对老向抗战前后的幽默文学作纵向梳理,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老向将幽默作为表达抗议的武器;北平沦陷之后,老向作品中的幽默风格隐蔽,老向由“幽默作家”转向“抗战通俗文艺作家”,侧重于鼓词、小调、歌谣等抗战通俗文艺的创作;四十年代初,随着老向抗战必胜的信念愈加坚定,其作品中幽默元素有所回归,及至抗战取得胜利,其幽默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浑然一体的特征。结语对老向的幽默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尤其强调其“黄土泥”式幽默在中国现代幽默文学中独特性,肯定其在幽默文学的本土化所做的贡献。并指出老向及其幽默文学仍有的广泛的空间有待探讨。

李鑫^[5]（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韩蓉^[6]（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李倩^[7]（2020）在《苏珊·桑塔格的艺术情色学研究》文中认为艺术情色学顺应了后现代潮流,强调对于艺术的美学感知,提倡一种对于身体感性的回归,目标在于培养一种新感受力,让我们能够以更包容的眼光去欣赏不同种类的艺术形式,同样这种包容也让我们破除了性别偏见和各种二元对立的壁垒,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体验世界,构建主体。本文选择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切入,考察了艺术情色学所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具体的文化语境,初步厘清艺术情色学的概念含义。艺术情色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它与桑塔格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彼此互映,本文通过对桑塔格理论文本的分析,丰富了艺术情色学的审美内涵。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不完美之处,随着时间的流逝,艺术情色学的激进态度也存在着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艺术情色学的孕育。主要介绍了孕育艺术情色学的创作背景,从整个时代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的时期,从美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性革命对艺术情色学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从更微观的文化圈来看,艺术情色学是对旧左派的一个否定。第二章,艺术情色学中的“情色”和“艺术”。分析了情色存在的天然性,强调艺术情色学中的情色不是纯粹的性欲,而是充盈生命活力的爱欲。情色文学不同于色情写作,它同其他严肃文学一样拥有可供欣赏的文学性,因此可以进入审美空间。第三章,艺术情色学的审美内涵。其一是强调艺术自主性,要求体验艺术的本来面目,通过反对阐释、风格论、静默等达到这一目的;二是提倡一种新感受力,强调对于多元文化的感受和欣赏。第四章,反思:有质量的情色。面对后现代社会中的新改变,桑塔格进行了反思要求扞卫严肃性。同时我们在新时期面对艺术情色学中的矛盾之处时,也需要对其辩证地分析看待。

周爱勇^[8]（2020）在《“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风景书写是作家思考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重视风景书写的当属废名。废名风景叙事的核心是表达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作者对“美”怀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美”的推崇如同“朝圣”。废名推崇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人物之美、情感之美、文化之美等等美好事物,而他呈现这一切神圣之美时不可或缺、极度倚重的就是风景书写。风景叙事之于废名,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表达。惟此,论文选择从风景叙事角度对废名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除去绪论、结语共有六章。绪论主要梳理国内外风景叙事研究现状及废名小说研究中有关风景叙事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论题,概括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上篇题为“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形象问题,为第一、二、三章,分别从儿童、女性、自然三个角度深入,透视废名通过风景叙事表达“美的‘三位一体’”审美观念,即儿童的纯真之美、女性的人性之美与自然的风景之美合一的审美理想。下篇题为“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塑造问题,为第四、五、六章,探讨废名文体观、语言观、艺术观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重要观点,指出废名小说风景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意义。各章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审美理想如何通过“风景儿童化”表达。废名小说的儿童之美常与风景之美、女性之美并存,表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象。废名小说的风景儿童化叙事,通过风景陌生化、风景去道德化等,表现儿童眼中之景的“纯真新奇之美”,让人重拾自然与人性的美好。为凸显儿童眼中风景之奇特,废名小说中出现“视角越界”等违背叙事常规的现象。废名风景儿童化叙事往往给读者带去愉悦、轻松与暖意,但有些作品也会让人感到伤感、沉重与寒意,短篇代表作《桃园》便呈现出这样的“哀伤之美”。第二章题为“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如何通过“女性风景化”叙事表达其审美理想。女性风景化叙事是废名小说表达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将女性自然化、物化、诗画化和神圣化。在乡土题材小说中,废名多采用女性自然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与风景之美的融合讴歌乡土之美;在都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多采用女性物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的坍塌、风景之美在都市的隐匿,讽刺都市之恶。女性之美和风景之美的合一,是废名审美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将女性“诗画化”的风景叙事手法,营造女性与风景一体、人事与意境合一的“诗意世界”。废名还将女性之美提升到宗教高度,通过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建构由圣洁女性与纯净风景合成的“人间圣境”,作为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废名的女性风景化叙事,体现了女性崇拜思想。第三章题为“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如何表达废名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废名认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物象存在,人类的情感意识投射其上,自然世界才能被感知和生发出意义。基于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废名小说通过风景书写,体现出境由心生、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流露出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唯美倾向。为表达渴求美之永恒的“乌托邦”愿望,废名小说推崇静止时间观,在生死观上体现出歌颂死亡、以死亡来凝固留存美的极致唯美倾向。第四章题为“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废名小说文体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来表达。废名认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牠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他的小说文体观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所以与文辞密切相关的风景描写就成为他文体实验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废名被公认的小说诗化、散文化文体特征,其实是频繁使用风景比拟、风景象征、风景想象、风景典故等媒介营造意境和叙述故事的结果。大量风景书写的加入,淡化了小说情节,松散了叙事结构,冲击了传统小说讲故事方式,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界线,体现出废名的小说文体创新与自觉,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对废名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题为“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的是废名语言文字观和风景叙事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语言文字又有“言不及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困境,废名小说通过风景叙事这种极具包容度和申延性的方式进行突围。其具体描写模式体现为:意欲言说——无法言说——风景出场“立像以尽言”——人景合一“得意而忘言”。废名小说语言还呈现出文白夹杂、汉英杂陈的文字形态,这不仅是求学经历和创作个性的外在显露,也是作者表达策略的自主选择。而当这种杂陈的语言形态用于风景叙事时,则往往是作者“澄明自由”心境的率性流露。废名对文字极为苛求,不仅要精炼而且要精美,对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从篇章句段的增删到字词标点的调整,无不体现“求美增美”的追求。这种修改过程,在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第六章题为“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废名的艺术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表达。对于艺术追求的真善美,废名认为应追求情感之“真”而非事实之“真”,而“美”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和“善”的,由此他的艺术观和道德观就统一在“美”之上。面对“真而不美、美而不真”的困境,废名倡导用想象构筑艺术的“白日梦”去弥补,所以作者小说中的风景更多的是由当下风景引发的想象风景（“心景”）。这种独特的“心景”,体现出废名追求主观真实之想象之美、情感之美的艺术观。面对“善而不美、美而不善”的困境,废名借用“投身饲虎”典故,表达愿为美而献身,阐明自己“趋美从善”的审美取向和道德选择。在废名小说中,隐晦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抽象的理念、复杂的心理活动,大多借助风景书写来表现,对废名而言,几乎是无风景不小说的。废名小说的风景叙事,已成为废名独特文体的重要标识。从风景叙事这个窗口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废名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赵洋^[9]（2020）在《明代谐谑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谐谑小说发展至明代进入繁盛期,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新的突破,当前学界对明代谐谑小说的研究较为薄弱,尚未明确谐谑小说的概念,对作品的整理也较不充分。因此本文以明清公私书目中小说类或小说家类着录的作品为据,参照今人所作书目和小说提要中涉及的谐谑分类,结合谐谑小说的两个基本层次:情节内容的谐谑和表现手法的谐谑,对相关小说进行整合厘定,明确研究范围。拟在完成明代谐谑小说作品集叙录的基础上,探究其成书状况和价值取向。论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绪论主要说明了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思路,对古代谐谑小说的发展流变做了整体性回顾,在明确论文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研究意义。第一章将明代谐谑小说分为现存书目和亡佚书目两部分,并对这一时期约90种谐谑小说进行了提要说明（包括作者生平、卷数版本和主要内容）。第二章分析了明代谐谑小说的编创背景和成书状况,主要从成书类型、仿拟、评赞三个角度对编创形式进行了研究,探究典籍史料、稗史杂记和里巷琐闻等三类编创内容来源,另外还梳理了明代谐谑小说的主要题材选择,包括调笑类、讽刺类、寓言类、名人机趣、文人雅趣以及低级趣味等五种题材。第三章从文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层面探析明代谐谑小说的价值取向,从体制、语体、体貌三个层次分析其独特的文体价值,并结合作者的编创意图和读者的阅读接受进一步探究明代谐谑小说的社会功用。结语总结论文的核心内容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王舟^[10]（2020）在《宋代笑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笑话是雅俗文化碰撞交流所结出的硕果。笑话原本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在宋代受到士大夫群体的普遍喜爱。文人雅士投身于笑话创作之中,深刻改变了笑话的创作风貌,在中国笑话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学界对于宋代笑话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绪论首先对论文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笑话”是能引人发笑的故事或谈话。“宋代笑话”既包括宋人所着笑话专书,还包括《宋人轶事汇编》中的一些兼具情节性和喜剧性的谐谑故事。其次从笑话集的编纂、整体研究、断代研究、台湾地区研究分析了古代笑话课题的研究现状,最后简要介绍了宋代以前的笑话情况。第一章介绍宋代笑话集的概况及素材来源。首先结合目录学着作对十五种存世的笑话集进行简要说明,分析其版本与流传情况,并对其中的部分疑点进行了解释;其次,简要介绍了笑话集的作者及其身份,推出宋代笑话集的作者大多为文人雅士;最后力求厘清宋代笑话的素材来源,认为宋代笑话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俳优艺人的表演话语;二是对诸子及史部着作中谐谑故事的整理;三是对民间笑话的辑录;四是宋代文人的幽默轶事,其中宋代文人的幽默轶事构成了宋代笑话的主体。第二章对宋代笑话的思想内涵进行分类归纳。一方面,宋代笑话犹如宋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刻反映了宋代社会的世情百态,如民俗民风、官场腐朽、科举笑谈、人性之缺,这些内容表现出笑话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宋代笑话更是宋代文人的生活剪影,他们精通各种文字游戏,或吟诗联句、或拆字解谜,在文字技巧上争妍斗胜,谐谑取乐;幽默的天性、过人的机智使得他们能够笑对日常生活,因时随境、敏捷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留下了诸多诙谐轶事、交往趣谈、文人风流的记录;此外,《艾子杂说》中的寓言笑话以及宋代笑话常见的妒妇故事因无法归类故列入其他。第三章探究宋代笑话的幽默艺术。就文本语言来说,宋代笑话创作者精通各种语言技巧,他们根据汉语形声义紧密结合的特点,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技巧,巧妙处理语音变化、拆分整合汉字形体,错位歪曲经典释义,通过超常规的语言结构创造幽默。就读者心理而言,霍布斯的“心理荣耀说”、康德的“期待落空说”、贝恩的“自由说”、弗洛伊德的“心力节省说”可以分别解释部分宋代笑话的笑点所在,但笑的类型多种多样,读者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眼界视野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并不存在一种理论能够完美适用于所有宋代笑话。第四章分析宋代笑话的新变与价值影响。宋代笑话相比前代有很大不同,新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题材内容由世俗生活转向对文人生活和闲情雅趣的描绘;讽谏因素的减弱与娱乐属性的增强,笑话语言由通俗易懂的民间口语变为典雅蕴藉的文人雅言。士大夫的积极创作使得宋代笑话呈现出别样的风格面貌:宋代笑话的价值首先在于成为宋代雅俗文化的沟通纽带,笑话这种原本不入流的文体登上文学殿堂。名流雅士纷纷投身于笑话的搜集、编纂、创作,笑话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宋人导夫先路,才有后来明代士大夫大量雅谑专书的出现。其次,宋代笑话保存有大量的民间故事类型。这些故事类型在明清笑话中多有异文或变体,甚至在现当代仍有流传,为明清笑话提供了丰富素材的同时,也是研究民间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料。最后宋代笑话也是了解宋代文人生活和社会民情的重要窗口。

二、二十世纪的笑话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世纪的笑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外国民间故事译介中的时代选择探析 ——基于1950-1966年《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学》译作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民初短篇小说中的戏谑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苏珊·桑塔格的艺术情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谐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代笑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二十世纪的笑话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外国民间故事译介中的时代选择探析 ——基于1950-1966年《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学》译作的考察[D]. 陈思睿.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3]清末民初短篇小说中的戏谑化书写[D]. 蔡颖颖.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4]老向的“幽默”文学研究（1925-1948）[D]. 祝晓兵. 山东大学, 2020(11)
• [5]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苏珊·桑塔格的艺术情色学研究[D]. 李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 [8]“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D]. 周爱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9]明代谐谑小说研究[D]. 赵洋. 兰州大学, 2020(11)
• [10]宋代笑话研究[D]. 王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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