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论文文献综述）
李合,唐俊杰,王光尧[1]（2021）在《从釉的配方角度论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宋代官窑瓷器中“高钾低钙”类瓷器的烧制年代》文中认为为了科学探讨故宫博物院院藏"高钾低钙"类传世宋代官窑器物的烧制年代,本文采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谱仪（EDXRF）对院藏传世宋代官窑器物和杭州老虎洞窑南宋及元代地层出土的青瓷标本的釉层成分进行了无损测试。结果表明:故宫博物院院藏"高钾低钙"类传世宋代官窑瓷器与老虎洞元代地层出土青瓷标本的釉料成分更为接近,而与老虎洞窑南宋地层出土官窑青瓷标本相差甚远。根据瓷釉成分的判别分析结果以及从瓷釉技术发展史角度考察,本文推测这些"高钾低钙"类一直被认为是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的烧制年代可能为元代早期,属于南宋官窑瓷器向元末烧制的典型传世哥窑瓷器转变过程中的过渡产品。
郑建明[2]（2021）在《21世纪以来黑胎青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中提出黑胎青瓷特指主要是南宋时期生产、与宫廷用瓷有着紧密联系的高质量、高档次青瓷器,其窑口主要涉及越窑、龙泉窑与南宋官窑,器物类型除日用瓷器外,陈设用瓷与礼仪用瓷占相当的比例,尤其是仿青铜的礼仪类黑胎青瓷器,产品质量高、造型端庄沉稳、装饰质朴无华,不仅代表了南宋时期青瓷烧造的最高水平,同时亦将中国传统制瓷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牟宝蕾[3]（2020）在《哥哥洞窑浅议》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叙述了哥哥洞窑窑名的由来、产品特征,探讨了元末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烧制技术缺失的原因,并认为此技术缺失后发生变易的产品成了哥窑瓷器的源头。
何琼华[4]（2020）在《南宋临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文中指出临安城遗址是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临安（现浙江杭州）后,在北宋州治旧址上修建的南宋都城城址,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性质是遗址类（但未公布临安城遗址的文物构成）。“十一五”期间临安城遗址被列入中国一百处重要大遗址名录。临安城遗址位于杭州主城区的核心区域,地处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和居住聚集区,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此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伊始即提出了“保老城,建新城”,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空间发展战略,为老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了条件。目前,南宋临安城遗址的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日前已经基本完成,打造杭州“金名片”——南宋临安城大遗址公园将成为下阶段杭州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采用调查法、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和系统科学法,从大遗址的保护出发,对国内外大遗址的理念发展、规划管理和保护模式、典型案例等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对南宋临安城遗址现状的分析,总结当前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而提出适合临安城遗址保护利用的总体框架和具体措施建议。同时提出对城市保护与建设规划体系的梳理与衔接、体验式展示利用、综合功能的实施引导与复合型管理体系的建立等建议,希望对其它大遗址的相关建设能有一些启示意义。
施佩[5]（2019）在《五代耀州窑、北宋汝窑及南宋官窑青瓷釉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青瓷是中国瓷器的发端,从原始瓷器到成熟瓷器的出现,即以青瓷为代表。在中国古青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南北方瓷窑有越窑、耀州窑、汝窑、官窑和龙泉窑等。五代耀州窑青瓷,白胎光亮透影,黑胎青丽温润,堪称历代耀州窑青瓷之精品。北宋汝窑青瓷,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南宋官窑青瓷,粉青为上,胎黑者多,有蟹爪纹,紫口铁足等特点,具有南方青瓷温润肥厚的特殊美感。各地青瓷虽均以矿物原料本身含有的铁元素为主要着色剂,但色调与质感千差万别,地域特色明显。探索其成瓷工艺与技术和呈色机理与艺术外观的科学本质,不仅是文物科学价值挖掘、特征鉴别的需要,而且对于当今传统陶瓷行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鉴于此,本课题拟通过对五代耀州窑青瓷的研究,并与北宋汝窑、南宋官窑青瓷釉的化学组成中核心元素和特征元素、微纳结构、工艺与技术条件进行类比分析,阐明不同时期、不同窑口青瓷共性的关键科学问题与色彩异化、地域特色形成的本质原因。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所示:（1）五代耀州窑青瓷釉的呈色由铁元素产生的化学色和分相结构呈色共同作用,使其呈现美丽动人的天青色。而且,密布的分相结构对自然光的散射作用产生乳浊效果,增添了瓷釉温润、柔和之美。白胎中低含量的Fe2O3和铁钛固溶体,大大减少了对入射光的吸收,而且较少的晶界和气孔也减弱了对入射光的散射,故白胎青瓷具有较好的透光性。然而,白胎中Fe2O3的含量亦高于1.0 wt%,这使其透光性仅存在于强光照射之下,并非显而易见。（2）在北宋汝窑青瓷釉中,大量的气泡和钙长石晶体赋予汝瓷特殊的光泽度和乳浊度。其次,非晶区密集的分相液滴具有近程有序性,因其尺寸太小（31-46 nm）,形成的结构色微弱,但可以通过散射形成蛋白石效果,增添了汝瓷独有的美感。同时,磷元素促进了分相液滴的普遍形成,并加剧了铁元素的偏聚,从而加深了化学色,使汝瓷釉呈现偏青蓝的特色。此外,汝瓷釉中含有Si-OH键,这是由于窑址处的土壤偏中性至碱性,在长时间的埋藏过程中,土壤中的水分及其本身对釉面的腐蚀致使Si-OH键的生成。（3）南宋官窑青瓷釉的表面存在大量的气泡聚集体,分布在石英晶体的周围。这是由于制釉原料熔化过程中,石英颗粒附近的过饱和熔体析出气体,而不断产生新的气泡,随之扩散到已存在的气泡中,产生了该结构。而且,南宋官窑青瓷釉具有较高的SiO2/Al2O3摩尔比（8.760-11.451 mol%）,故其中发生了液-液分相现象。由于分相液滴的密度高且尺寸仅有21-30nm,形成的结构色微弱,所以釉色主要由铁离子产生的化学色决定。此外,分相液滴、气泡、钙长石析晶等的存在可以提高釉面的玉质感,进一步修饰官窑青瓷釉的呈色。（4）五代耀州窑、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青瓷釉的对比分析表明,五代耀州窑青瓷釉含有最高的K2O和CaO含量,有利于青蓝发色和釉层中气泡的长大与排出,故釉色青中带蓝且釉面透明度和光泽度高。北宋汝窑青瓷釉含有最高的Fe2O3和P2O5含量。P2O5促进汝瓷釉的分相,导致铁元素的偏聚,加深汝瓷釉的青蓝色调。同时,釉层中密集的气泡、析晶和分相结构不仅提高了釉面的乳浊度,并形成了蛋白石效果。南宋官窑青瓷釉的基础釉组成与汝窑青瓷釉相近,显微结构也相似。但由于其SiO2含量高,促使釉料在非均相成核阶段气泡聚集体的形成,进一步提高了乳浊度,并有利于釉面玉质感的形成。此外,烧成温度、埋藏土壤pH值以及制釉原料中铁元素存在状态的差异,也会影响青瓷釉的外观,同时也是地域特色形成的原因。（5）以Ca3（PO4）2代替釉灰作为分相促进剂,研究其对Fe2O3着色釉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将Ca3（PO4）2加入到Fe2O3着色釉中,引入了高活性的Ca2+和P5+。因Ca2+的离子势较大（Z/r=1.89）,其吸引O2-的能力强于Si4+,故釉熔体分离成富钙相和富硅相。高温下两相的黏度差异导致了石英和玻璃相的不均匀分布,进而影响了铁元素的分布,釉面形成了圆形花纹。由于P5+对Fe-O键具有强烈地反极化作用,从而提高了 Fe2+与Fe3+-O-Fe2+的含量,加深了釉面的绿蓝色调。此外,P5+促进了瓷釉中蠕虫状分相结构的生成,分相结构不仅通过Bragg散射形成了非晶结构色,而且影响了铁元素的分布与化学状态,从而影响了化学色,结构色与化学色的耦合作用进一步加深了釉面的蓝色调。
段鸿莺,丁银忠,韩倩,吕成龙,雷勇,史宁昌[6]（2018）在《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哥窑、明清仿哥瓷器及相关窑址瓷片的关联研究》文中指出由于哥窑不见宋人记载,亦未获得确切的窑址信息,因此传世哥窑的产地和年代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也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利用便携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哥窑、明清仿哥釉器物釉进行无损测试分析,积累了传世哥窑的相关分析数据,总结了传世哥窑及明清仿哥釉器物釉的元素组成特征,对传世哥窑器的类群关系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地相关窑址瓷片釉的元素分析结果,对传世哥窑的产地进行了初步判别。
田梓榆[7]（2018）在《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用香历史悠久,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性格和情感精神的体现,作为传达中国香文化物质文明重要载体的香具,依香而生,香与器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并行演进,是一笔亟待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发扬的珍贵财富。它们历经了数千多年朝代更迭的演变,是中国千年物质文化的凝结,从中可以窥见不同时代使用香具背后的社会生活、经济情况、制作工艺、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的历史变迁。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开始焚烧芳香类植物,室内焚香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用香目的以清洁、抑菌、驱虫等功能性为主。两汉时期,熏香风气由贵族阶层向普通平民逐渐衍生,出现了炉身较浅、熏燃草本植物的豆式炉。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中土与西域国家之间发生了贸易往来,外域的树脂类香料开始进入中国。相应地,香具的形制也在发生变化,能够在炉身内堆起香灰,放上树脂类的香料并以炭火熏燃的博山炉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佛教元素逐渐出现在的香具的制作上。隋唐时期,因外域文化的浸染融合和佛教的愈加兴盛,作为礼佛的重要活动的焚香,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供佛时使用异域风格的香具也随佛教在中国流行开来。因其开放、包容、富足的社会背景,香具的制作也极尽奢华、富丽,尤其流行富于异域风格的金属香具。宋代的崇文氛围使富有学问和教养的文人们成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审美引领风尚,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形成了符合文人美学趣味的宋代香具体系。北宋金石考古学兴起后,商周青铜器被文人们首先作为香具使用。由于宋代制瓷业的发达,南宋时,更是流行使用以瓷质仿青铜器造型的香具。随着商品经济的兴旺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用香的群体也由文人阶层扩大到寻常的巷陌百姓,市民情趣香具的大量出现是宋代香具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明清的香事活动继承了宋元以来市井香的繁盛,仍旧以世俗间情调为主,精神层面的追求变得模糊,焚香深入民间,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本文选取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出土并具有香文化演进变化重要历史节点的代表性香具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和其他相关图像,并通过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模拟并制作所讨论的典型香具的模型,设计各类科学实验,并对实验室数据进行分析,理论联系实践,从而得到对选取的典型香具制作成因、使用方法、使用原理更加科学、直观和理性的判断。找到隐藏在这些香具下的文化内涵、时代气息以及中国香文化发展史的脉络,为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提供更多的切入点和窗口。
蒋艺[8]（2018）在《“故宫博物院哥窑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提出2017年11月14至15日,由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协办的"哥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正式代表50人、列席代表30人,分别来自中国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天津、江苏、江西、河南、台湾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大会共收到论文24篇,有21位代表作了学术发言。
秦大树,郭三娟[9]（2017）在《宋元名瓷哥窑的探索、研究与新发现》文中研究指明哥窑的研究限于其品类的多样和发掘成果的模糊性,一直没能取得比较明朗的成果,本文从古代文献记载、当前学者的主要研究以及主要考古发现入手,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哥窑的研究状况。从古往今来称为哥窑的器物来讲,又可分为传世哥窑、龙泉黑胎青瓷哥窑和仿官窑而成的哥窑;关于龙泉哥窑和传世哥窑,目前学界各有看法,尚未有统一定论;哥窑的烧造地点,目前仍然未脱离龙泉说和杭州说的范畴;其烧造年代,学者也是观点各异。老虎洞窑元代层和小梅镇瓦窑路窑的发现为哥窑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使研究日益接近确认哥窑的目标,但这些还不是寻找哥窑的唯一方向。要廓清哥窑的完整面貌,取得研究新突破,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赵超[10]（2016）在《我国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的不断提升,从国家层面已经开始重视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信息的延续和传承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因此,对于我国具有丰厚历史价值内涵的瓷窑遗址而言,需要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在满足文物安全和科学保护的前提下,采取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将瓷窑遗址所蕴含的价值正确阐释和展示给公众。自我国确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以来,共计61处瓷窑遗址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本文旨在这61处瓷窑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中的其他古代手工业遗址作为次要研究对象,借助现场调查、资料分析、数据统计、文献研究、案例对比等研究方法,发现当前我国瓷窑遗址在展示利用当中存在的普遍问题,通过系统的研究瓷窑遗址及其遗存的构成,较为全面地梳理出瓷窑遗址展示利用过程当中与瓷窑遗址价值有关的展示利用对象;通过研究现有瓷窑遗址以及与瓷窑遗址相关的其他类型遗址的展示利用模式,结合瓷窑遗址自身特点,依据瓷窑遗址所存在的不同环境,归纳和总结出较为适合每种环境状态下的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模式;通过总结博物馆展示方法、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方法以及其他类型文化遗产展示过程当中对于展示利用的技术评估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结合瓷窑遗址的特点,梳理出适合与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方法;最后通过分析两处瓷窑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实际案例,来讨论瓷窑遗址展示利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和如何解决展示利用的相关问题。
二、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论文提纲范文）
（3）哥哥洞窑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窑名的由来 |
| 二、考古发现 |
| 三、产品变易 |
| 四、小 结 |
（4）南宋临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2 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 大遗址及相关概念 |
| 2.2 国内外大遗址保护理念发展 |
| 2.3 国内外大遗址保护的规划管理 |
| 2.4 国内外大遗址保护模式 |
| 2.5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3 南宋临安城遗址现状分析 |
| 3.1 遗址环境 |
| 3.2 遗址现状分析 |
| 3.3 临安城遗址建设进程 |
| 3.4 存在问题与原因 |
| 4 临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 |
| 4.1 总体框架 |
| 4.2 保护利用措施 |
| 4.3 主要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
| 4.4 其他思路与建议 |
| 5 结语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5）五代耀州窑、北宋汝窑及南宋官窑青瓷釉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青瓷的发展历程 |
| 1.3 南北方青瓷的组成特点 |
| 1.3.1 胎的组成特点 |
| 1.3.2 釉的组成特点 |
| 1.4 南北方青瓷的显微结构特点 |
| 1.4.1 胎的显微结构特点 |
| 1.4.2 釉的显微结构特点 |
| 1.5 南北方青瓷的工艺特点 |
| 1.6 青瓷釉的呈色 |
| 1.6.1 化学色 |
| 1.6.2 结构色 |
| 1.7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创新点 |
| 2 实验 |
| 2.1 主要实验设备 |
| 2.2 样品测试与表征 |
| 2.2.1 化学组成分析 |
| 2.2.2 光学性能分析 |
| 2.2.3 物相分析 |
| 2.2.4 分子结构分析 |
| 2.2.5 显微结构分析 |
| 2.2.6 价态分析 |
| 2.2.7 样品的制备与表征流程 |
| 3 五代耀州窑青瓷的研究 |
| 3.1 引言 |
| 3.2 实验 |
| 3.2.1 样品介绍 |
| 3.2.2 样品表征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五代耀州窑青瓷釉的组成特点及釉色 |
| 3.3.2 瓷釉的烧成温度与物相分析 |
| 3.3.3 五代耀州窑青瓷釉的呈色机理分析 |
| 3.3.4 五代耀州窑青瓷胎的组成特点 |
| 3.3.5 微观结构对瓷胎透光性的影响 |
| 3.3.6 Fe、Ti元素对胎色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北宋汝窑青瓷釉的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实验 |
| 4.2.1 样品介绍 |
| 4.2.2 样品表征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化学组成与表观性能的关系 |
| 4.3.2 微观结构对表观性能的影响 |
| 4.3.3 呈色机理的分析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5 南宋官窑青瓷釉的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实验 |
| 5.2.1 样品介绍 |
| 5.2.2 样品表征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南宋官窑青瓷釉的组成特点 |
| 5.3.2 铁离子的化学态与釉色的关系 |
| 5.3.3 化学组成对釉面结构的影响 |
| 5.3.4 分相结构与瓷釉外观的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五代耀州窑、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青瓷釉的比较研究 |
| 6.1 引言 |
| 6.2 实验 |
| 6.2.1 样品介绍 |
| 6.2.2 样品表征 |
| 6.3 结果与讨论 |
| 6.3.1 不同时期、不同窑口青瓷釉的呈色及组成特点 |
| 6.3.2 化学组成对青瓷釉结构及烧成温度的影响 |
| 6.3.3 制釉原料与釉色的关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陶瓷釉中结构色与化学色的耦合机制研究 |
| 7.1 引言 |
| 7.2 实验 |
| 7.2.1 原料 |
| 7.2.2 样品制备 |
| 7.2.3 样品表征 |
| 7.3 结果与讨论 |
| 7.3.1 Ca_3(PO_4)_2的引入对釉面外观和物相的影响 |
| 7.3.2 Ca_3(PO_4)_2样品中釉面花纹的形成原因 |
| 7.3.3 Ca_3(PO_4)_2的引入对铁离子化学态的影响 |
| 7.3.4 分相结构与结构色的关系 |
| 7.3.5 分相结构对化学色的影响 |
| 7.3.6 结构色与化学色的耦合机制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和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专利 |
（7）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原因和意义 |
| 四、资料选取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贵族生活的衍生——汉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博山炉——以满城汉墓出土器物为例 |
| 一、博山炉基础模型的形成 |
| 二、满城汉墓出土的博山炉 |
| 三、博山炉定名考释 |
| 四、博山炉的产生背景 |
| 五、博山炉的使用 |
| 六、博山炉的燃熏实验(图 1-15) |
| 第三节 豆式熏炉 |
| 一、豆式熏炉的起源和用途 |
| 二、博山炉形成前、后出土豆式熏炉形制的变化和原因 |
| 三、从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彩绘豆式熏炉及燃烧残余物看豆式熏炉的燃熏方法 |
| 四、模拟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质豆式熏炉(433)燃熏实验 |
| 五、豆式熏炉的使用和功能 |
| 六、熏笼与豆式熏炉的搭配组合 |
| 七、前博山炉时期的铜质豆式熏炉 |
| 八、后博山炉时期豆式熏炉的演变 |
| 第四节 过渡期的四连体熏炉 |
| 一、南越王墓出土四连体熏炉概况 |
| 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带来域外树脂类香料 |
| 三、树脂类香料促使本土香具发生变革 |
| 四、博山炉在空间中使用的局限性 |
| 五、四连体熏炉的出土情况 |
| 六、以南越王墓出土铜质熏炉为参照划分过渡时期出土熏炉发展的两个方向 |
| 第二章 佛教西来的影响——唐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钓香炉”意象——贴佛像炉、鼎式炉、提环香炉 |
| 一、贴佛像炉 |
| 二、鼎式炉 |
| 三、提环香炉 |
| 第三节 柄香炉 |
| 一、柄香炉释名 |
| 二、早期的柄香炉 |
| 三、域外的柄香炉 |
| 四、佛教中的执香炉行香礼仪 |
| 五、狮子镇柄香炉 |
| 六、其他材质的柄香炉——不成功的发明 |
| 七、柄香炉与香宝子 |
| 第四节 束腰炉与高足炉 |
| 一、束腰炉 |
| 二、高足炉的图像和实物 |
| 第五节 香囊 |
| 一、香囊的定义 |
| 二、香囊的构造原理 |
| 三、香囊名实关系的确立 |
| 四、存世的13件唐代香囊 |
| 五、香囊的使用方式 |
| 六、名物的转换与错位 |
| 七、香囊焚香实验 |
| 第三章 诗意化的文人情调——宋代香具 |
| 第一节 背景 |
| 一、宋代文化和审美基调的制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
| 二、浓厚的人文气息——市民阶层出现 |
| 三、金石考古学引发复古情结 |
| 四、禅宗思想和理学对宋代香具的影响 |
| 五、中国香具发展的新高度 |
| 第二节 卍字炉 |
| 一、由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出土卍字石香炉引起 |
| 二、卍字符号考释 |
| 三、卍字炉——北宋文人的香炉形制 |
| 四、卍字炉归类和使用方式——篆香炉和香篆 |
| 五、卍字炉香篆熏燃实验 |
| 附:关于卍字炉用途的思考 |
| 第三节 南宋仿古体系香炉 |
| 一、南宋仿古体系香炉产生背景综述 |
| 二、南宋仿古体系香炉 |
| 三、隔火熏香与仿古型香炉的使用 |
| 四、宋式陶瓷香炉焚香适用性实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宋元名瓷哥窑的探索、研究与新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哥窑的记载与传说 |
| 二、哥窑的探索与研究 |
| 1. 关于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 |
| 2. 哥窑窑址之所在 |
| 3. 哥窑的时代 |
| 三、哥窑瓷的基本特征及考古新进展 |
| 1. 传世哥窑瓷 |
| 2. 仿官窑器 |
| 3. 黑胎龙泉瓷器 |
（10）我国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家政策环境 |
| 1.1.2 遗产多样保护 |
| 1.1.3 窑址文化价值 |
| 1.1.4 实践项目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相关概念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5.1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现状 |
| 1.5.2 关于展示利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研究 |
| 1.6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的研究框架 |
| 1.8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现状研究 |
| 2.1 我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发展描述 |
| 2.1.1 古代陶瓷发展概述 |
| 2.1.2 古代瓷窑遗址的分类依据 |
| 2.1.3 古代窑炉的发展时序 |
| 2.2 国内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现状 |
| 2.2.1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数据统计 |
| 2.2.2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程度现状 |
| 2.3 现阶段我国瓷窑遗址展示面临的问题 |
| 2.3.1 本体展示内容方面的问题 |
| 2.3.2 周边环境展示方面的问题 |
| 2.3.3 其他展示利用方面的问题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案例研究 |
| 3.1 国内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案例研究 |
| 3.1.1 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产业园区相结合 |
| 3.1.2 瓷窑遗址考古发掘与公众参体验 |
| 3.1.3 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瓷窑遗址 |
| 3.1.4 复杂空间分布的瓷窑遗址 |
| 3.2 国外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案例研究 |
| 3.2.1 陶瓷生产工场与博物馆相结合 |
| 3.2.2 瓷窑遗址与城市文化背景相关联 |
| 3.2.3 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陈列空间 |
| 3.3 其他手工业遗址展示利用案例研究 |
| 3.3.1 具有产业延续性的传统手工作坊 |
| 3.3.2 非产业延续性手工业遗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体系研究 |
| 4.1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内容研究 |
| 4.1.1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研究的基础 |
| 4.1.2 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内容 |
| 4.1.3 可以移动文物的展示利用内容 |
| 4.1.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内容 |
| 4.2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模式研究 |
| 4.2.1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模式研究概述 |
| 4.2.2 位于城镇区域的瓷窑遗址 |
| 4.2.3 位于非城镇区域的瓷窑遗址 |
| 4.2.4 位于村落人居环境区域的瓷窑遗址 |
| 4.3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方法研究 |
| 4.3.1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的阐释阐述 |
| 4.3.2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的技术手段 |
| 4.3.3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的空间设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瓷窑遗址展示利用的项目实践 |
| 5.1 城镇区域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实践 |
| 5.1.1 钧台钧窑遗址的概况 |
| 5.1.2 钧台钧窑遗址的展示利用方案 |
| 5.2 非城镇区域瓷窑遗址展示利用实践 |
| 5.2.1 神垕钧窑遗址的概况 |
| 5.2.2 神垕钧窑遗址的展示利用方案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3 研究不足 |
| 6.4 研究展望 |
| 图表目录 |
| 1. 表格目录 |
| 2. 图片目录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1. 学术专着 |
| 2. 学位论文 |
| 3. 期刊论文 |
| 4. 会议论文 |
| 5. 外文文献 |
| 6. 相关网站 |
| 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1. 学术研究成果情况 |
| 2. 在读期间获奖情况 |
| 3. 主要参与项目情况 |
| 致谢 |
四、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釉的配方角度论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宋代官窑瓷器中“高钾低钙”类瓷器的烧制年代[J]. 李合,唐俊杰,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12)
- [2]21世纪以来黑胎青瓷窑址考古新进展[J]. 郑建明. 文物天地, 2021(03)
- [3]哥哥洞窑浅议[J]. 牟宝蕾. 东方博物, 2020(04)
- [4]南宋临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D]. 何琼华. 浙江大学, 2020(01)
- [5]五代耀州窑、北宋汝窑及南宋官窑青瓷釉的比较研究[D]. 施佩. 陕西科技大学, 2019(01)
- [6]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哥窑、明清仿哥瓷器及相关窑址瓷片的关联研究[J]. 段鸿莺,丁银忠,韩倩,吕成龙,雷勇,史宁昌.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06)
- [7]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D]. 田梓榆. 中国美术学院, 2018(12)
- [8]“故宫博物院哥窑学术研讨会”综述[J]. 蒋艺.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02)
- [9]宋元名瓷哥窑的探索、研究与新发现[J]. 秦大树,郭三娟. 博物院, 2017(01)
- [10]我国瓷窑遗址的展示利用研究[D]. 赵超. 北京建筑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