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稿约(论文文献综述)
付慧明[1](2021)在《“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诗自上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已历经四十多年。几十年来,新诗走过风雨、历过风霜,已经成为历史中的珍贵原料。而80年代繁茂的诗歌景象也使得诗歌研究星罗棋布。新诗诞生至今,关于它的研究角度与方向已不断延展、加宽,囊括了诗歌理论、诗歌思潮、诗人作品、艺术特征、史料挖掘、回忆访谈等诸多方面。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诗歌刊物研究作为较新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值得探索的。“编者按”作为刊物的组成部分,代表着编辑思想在诗歌刊物中的展现。以“编者按”为起点探究新诗的生成,在史学意义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目前关于刊物与80年代新诗关系的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以“编者按”为视角切入,探究新诗生成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写作的重点是“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的关系。本文力求在廓清“编者按”所指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梳理“编者按”的类型划分,综述“编者按”在80年代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刊发简况。同时,以史料为依据,勾勒“编者按”的选编原则与80年代新诗生成具体过程的互动。最终归向“编者按”对新诗生成的规训与推动作用。本文采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在“编者按”的视角下探究其对新诗生成的干预过程与重要影响。正文主要通过三个章节来梳理“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的关系。第一章是“编者按”的界定及其在80年代新诗中的概况。本章论述了“编者按”的定义与具体类别划分,并分别对其进行阐释。随后,将“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连接起来,论述“编者按”在80年代新诗中的概况。如80年代“编者按”所依赖的编辑团队、不同类型刊物“编者按”的不同特征、80年代刊物“编者按”的整体刊发简况等,为第二章的论述奠定基础。第二章是“编者按”的指向与80年代新诗的生成。本章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论述“编者按”的声音与朦胧诗的生成,从“编者按”指向的美学原则与选编更迭两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另一方面论述“编者按”的指向与第三代诗的生成,从“编者按”展示的编选原则与选编姿态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以期探究“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过程的互动。第三章是“编者按”对80年代新诗生成的意义。本章从“编者按”对80年代新诗生成的规训与推动两个方面展开,分别论述“编者按”对80年代新诗生成的塑造、引导作用和推进、革新作用。总的来说,本文相对于刊物研究是将研究的视角进行收缩,以“编者按”为脉络探寻80年代新诗生成的轨迹,以期能为新诗研究贡献一些力量。
贺重阳[2](2020)在《陈敬容诗歌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陈敬容常常作为“九叶”诗人之一进入文学史叙述版图。其创作风格被一再论述,但其诗歌翻译却较少被纳入考察视野。事实上,陈敬容的诗歌翻译不仅包含了极具价值的翻译经验,还是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透视译者主体性与主流话语间的微妙互动。本文绪论部分简述陈敬容的生平经历,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问题、方法与意义。主体部分共三章内容。第一章以陈敬容1940年代、“十七年”、1980年代三个阶段的诗歌翻译实践为考察对象,基于史料的爬梳,挖掘其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不同时期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并概述其翻译理念。第二章立足于对陈敬容译诗文本的分析,深入探究陈敬容诗歌翻译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忧郁情调的传达、内在节奏的把握与时代话语的印记。第三章聚焦陈敬容诗歌翻译与创作间的互动关系,将其创作的两类诗歌——都市诗、写物诗与其翻译的波德莱尔和里尔克诗歌作对比,考察他们在处理相似主题时的同与异,以透析陈敬容诗歌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结语部分阐明本文的主要结论,展现陈敬容诗歌翻译的价值与影响。本文通过对陈敬容诗歌翻译实践的整体性考察,期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陈敬容诗歌翻译的重新审视。
赵秀存[3](2019)在《《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文中提出地域文化发展在抗战影响下有着显着特征,其中最能体现特定历史文化发展的莫非是那些展示社会发展动态、反映人民情感变化并独具鲜明地域特征的期刊、报刊以及杂志,它们凭借其自身的及时性、战斗性、地域性真实地记载着战时文化发展的历史风貌,对这些期刊、杂志、报刊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化现象有着指导性作用。扎根西北、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西北日报》文艺副刊《绿洲》,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里笔者将《绿洲》文艺副刊作为个案研究,就要兼顾其整体运行态势和时代环境,即就是既要从宏观上了解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又要从中观层把握它的运行机制和编辑艺术,同时还要对它刊载的创作文本做微观层面的客观分析。此论文的篇章构思主要围绕这三点展开。此论文共有五章。第一、二两章是笔者在对《绿洲》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它的整体发展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主要是对《绿洲》文本的整体创作特征和其发展阶段以及它产生的外部运行机制(栏目设置、版本设计和编辑策略)作了深入分析。第三、四、五章作为本文的写作重点,与第一章形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第三章立足《绿洲》刊载的具体文本分析了它作为呈现战时西北文化动态和紧扣时代文艺创作道路的“专号”,同时还分析了“专号”产生的时代缘由和社会文学价值。第四章着重从《绿洲》的内部入手对其创作的文本以不同文体,小说(微型)、诗歌、散文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分析,将重点放置于那些印刷清晰的文本解读,挖掘这些文本在战时西北文化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和历史意义,并对其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了客观判断,第三章与第四章构成了点与面的关系,第五章则将影响《绿洲》整体文艺创作方向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以及西北文坛创作现状的文艺批评作了系统性探讨,这对审视西北文艺创作者的文化心态和审美体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的结束语说明了地域性期刊、报纸等史料的潜藏价值和《绿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对战时西北地域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贡献。
田华[4](2017)在《南社的文学转型研究 ——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1916-1923)为研究样本》文中研究指明南社是晚清近代最大的古代文学社团,是旧文学的重要堡垒。南社的衰落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旧文学的衰落与转型。1916年创办的《民国日报》与南社关系密切,不但由南社人一手创办,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南社人,而且在办报思想与编辑方针上和南社一脉相承。作为南社的重要堡垒,新文化运动的同行者,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在1924年转型成国民党机关报之前的《民国日报》,在南社的新旧文学转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唐宋诗之争、文学政治化弊端凸显、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南社自1917年始进入社事活动减少,社员兴致不高的衰落期。这种衰落体现在《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既表现为旧文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缺乏创新的动力,也表现为旧文学被逐渐改造,还表现为旧文学份额的逐渐缩减乃至被新文学所取代。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南社社员由传统文人逐渐向职业作家转型,文学作品亦随之转型,白话文学大幅增长,外国文学作品大行其道,新的文学观念通过《民国日报》等报纸文艺副刊广为传播。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也因为大众传媒的推动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南社到新南社,从旧文人到新文人,从旧文学到新文学,南社的文学转型既是一个相对缓慢、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南社文人矛盾、纠结、妥协与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作为南社文人转型的主阵地,在看似不偏不倚地为各类文学观点提供传播渠道,为新旧文学作品、文言与白话的较量提供场所的做法中,彰显了自己的态度。而南社文人在转型过程中,不但很好地继承了南社文学的精神传统,而且大量借鉴与使用了传统文学的体裁与艺术手法。虽则新南社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新文学团体,但从南社到新南社,南社确实进行了文学转型。这种转型不但完整地呈现了传统旧文人、文学团体向现代意义上的文人、文学社团的转型过程,而且因为其示范作用,对于传统文体的改良与创新,新文学观念的建构与广为传播,白话文的宣传与推广,“媒介——文学”生产模式的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巫洪亮[5](2017)在《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文中研究说明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朱彩梅[6](2014)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三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李润霞,薛媛元[7](2012)在《2010年新诗纪事》文中提出说明:1.《2010年新诗纪事》是关于诗歌史实的年度编年大事记,所记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内发生的有关诗歌活动、诗歌现象、诗歌创作、诗歌会议、诗歌评奖、诗刊发布等与诗歌有关的史事,地域主要以中国大陆为主,也涵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部分诗歌史
韦泱[8](2011)在《“诗联”·《人民诗歌》及其他》文中研究指明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在建国前后两年左右时间中,曾存有一个诗歌团体,它的全称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简称"诗联")。为了不致这一文学社团湮没在时间深处,经搜集相关资料,请教了硕果仅存的当年参与者,试图还原这一历史,理出
佘爱春[9](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表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巫洪亮[10](2011)在《“十七年”诗歌研究》文中提出“十七年诗歌”不仅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研究不可或缺的“发力点”。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一特定对象的学理化研究依然十分薄弱。本文力图从“诗学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争鸣”、“诗歌经典”和“主体整形”五个方面问题入手,切入“十七年诗歌”生成与发展的具体现实,深入探察当代诗人为实现“新的人民诗歌”对既往已存的中外诗歌传统实施审美超越的诗歌理想,所采取的系统而复杂的文化策略,以及在具体诗歌实验中这一理想展开的可能与限度。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歌历史的演进进程里,“十七年诗歌”置身于“文化—政治”相互胶着与叠合的历史场域中,她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新中国”文化重构与文学(诗歌)重塑的历史重任,就以全新的姿态和独特的特性面向不断展开的未来。为了构筑一种能够彰显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理想的诗歌范式,建构和确立与传统诗歌相异的诗学体系和诗歌形态,展示“新的人民诗歌”的新气象和超越传统的新魄力,当代诗坛的主持者及诗人们始终围绕着诗歌资源、诗歌生产、诗歌传播与阅读、诗歌批评等关乎当代诗歌超越式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问题,进行紧张而严肃地探索和大胆地实验。就实现情形而言,“新的人民诗歌”的资源选择与重构不仅是确保当代诗歌“质的规定性”的重要方略,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试验的力量和源泉;诗歌生产方式不仅受当代政治文化运动的深层影响,同时还与当代诗歌阅读和传播方式紧密关联;诗歌争鸣不仅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实施“祛魅”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理想诗歌范式的一种重要方式;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不仅重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新秩序,同时也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打造了一批当代诗歌经典;主体“整形”不仅使创作主体在多维的压力下主动或被迫转变诗歌理念和诗歌实践,同时也极大地考验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心理承压能力。由于“新的人民诗歌”在一种异常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和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诗歌超越的梦想,因而不论是诗学资源的选择与重构,还是诗歌争鸣机制的建立,不论是诗歌经典秩序的重建,还是创作主体的“整形”,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也将遭遇许多难以“逆料”的问题。
二、《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稿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稿约(论文提纲范文)
(1)“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
第一章 “编者按”的界定及其在80 年代新诗中的概况 |
一、 “编者按”的定义与类别 |
(一) “编者按”的定义 |
(二) “编者按”的类别 |
二、 “编者按”在80 年代新诗生成中的概况 |
(一)80 年代编者与“编者按”的刊发 |
(二)80 年代刊物“编者按”刊发概况 |
第二章 “编者按”的指向与80 年代新诗的生成 |
一、 “编者按”的声音与朦胧诗的生成 |
(一) “编者按”蕴含的美学原则及对诗人的选择 |
(二) “编者按”呈现的选编更迭及朦胧诗的境况 |
二、 “编者按”的指向与第三代诗的生成 |
(一) “编者按”显现的编选原则与诗人的出场 |
(二) “编者按”的选编姿态与第三代诗的走向 |
第三章 “编者按”对80 年代新诗生成的意义 |
一、 “编者按”对新诗生成的规训 |
(一) “编者按”对新诗的塑造——内容的规训 |
(二) “编者按”对新诗的引领——意义的规训 |
二、 “编者按”对新诗生成的推动 |
(一) “编者按”对诗人发展的推动 |
(二) “编者按”对集体声音的展示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2)陈敬容诗歌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
第二节 作为诗人与译者的陈敬容 |
第三节 研究问题、方法与意义 |
第一章 陈敬容诗歌翻译的实践与理念 |
第一节 翻译缘起:从读者到译者 |
第二节 翻译实践:三个阶段的译诗 |
第三节 翻译理念:注重诗学功用 |
第二章 陈敬容诗歌翻译的特点 |
第一节 忧郁情调的传达 |
第二节 内在节奏的把握 |
第三节 时代话语的印记 |
第三章 陈敬容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 |
第一节 波德莱尔与陈敬容的都市诗 |
第二节 里尔克与陈敬容的写物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陈敬容发表于报刊上的诗作 |
附录二 陈敬容发表于报刊上的译诗 |
后记 |
(3)《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绿洲》出版状况 |
第一节 《绿洲》的刊办 |
第二节 《绿洲》的发展阶段 |
第二章 《绿洲》运行模式 |
第一节 《绿洲》的栏目设置 |
第二节 《绿洲》的编辑艺术 |
第三章 《绿洲》专号研究 |
第一节 诗歌专号 |
第二节 鲁迅专号 |
第三节 从军专号 |
第四章 《绿洲》文学创作 |
第一节 小说创作 |
第二节 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散文创作 |
第五章 《绿洲》文艺批评 |
第一节 对文艺发展方向的引导 |
第二节 对创作现状的批评 |
第三节 批评形成的多元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南社的文学转型研究 ——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1916-1923)为研究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0.1.1 南社的文学转型具有典型意义 |
0.1.2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集中反映了南社的文学转型 |
0.1.3 选题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0.2.1 有关南社的研究 |
0.2.2 有关《民国日报》的研究 |
0.2.3 有关文学转型的研究 |
0.2.4 有关近代传媒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
0.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
0.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之处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主要研究方法 |
0.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1章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与南社 |
1.1 社的革命与文学 |
1.1.1 南社成员积极参与反清斗争 |
1.1.2 南社为革命而生 |
1.2 南社的革命与《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
1.2.1 办报是南社人救国的重要举措 |
1.2.2 《民国日报》由南社人创办 |
1.2.3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的办报思想和编辑方针与南社一脉相承 |
1.3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在南社文学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 |
1.3.1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是南社的重要堡垒 |
1.3.2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同行 |
1.3.3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是“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 |
第2章 南社与旧文学的衰落 |
2.1 旧文学最后重要团体南社的解体 |
2.1.1 南社解体的过程 |
2.1.2 南社解体的必然性 |
2.1.3 南社解体的象征意义 |
2.2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中旧文学的式微 |
2.2.1 旧文学份额缩减 |
2.2.2 旧文学被改造 |
2.3 旧文学衰落的必然性 |
2.3.1 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导致文学内容的变化 |
2.3.2 近代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学语言丰富了文学体裁 |
2.3.3 翻译文章挤占了传统文学空间 |
2.3.4 旧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边缘化 |
2.3.5 旧文学已经缺乏创新动力 |
第3章 南社向新文学的转型 |
3.1 现代作家出现 |
3.1.1 传统文人向职业文人转型 |
3.1.2 稿酬制度的建立刺激了职业文人的创作欲望 |
3.1.3 公共舆论的形成扩大了作家的影响力 |
3.2 文学作品转型 |
3.2.1 白话文学逐渐普及 |
3.2.2 外国文学作品广泛传播 |
3.3 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逐渐形成 |
3.3.1 面向读者进行写作 |
3.3.2 订单式写作成为流行 |
3.3.3 新的传播媒介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
3.4 培养了读者群体 |
3.4.1 读者群体的构成 |
3.4.2 互动栏目的设置 |
第4章 南社新旧文学转型的阵痛 |
4.1 南社文人对新旧文学转型的矛盾态度 |
4.1.1 理论上的矛盾 |
4.1.2 行动上的矛盾 |
4.1.3 理论主张与实际行动上的矛盾 |
4.2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新旧文学杂糅 |
4.2.1 新旧文学作品共存 |
4.2.2 文言与白话杂糅 |
第5章 南社转型对传统文学的继承 |
5.1 继承南社文学精神传统 |
5.1.1 坚持抗争的革命精神 |
5.1.2 关注时事的批判精神 |
5.1.3 面向大众的布衣文学精神 |
5.2 继承传统文学的体裁与艺术手法 |
5.2.1 传统文学体裁焕发新的生机 |
5.2.2 传统艺术手法被广泛运用 |
5.3 继承古代白话文学传统 |
5.3.1 白话文学传统源远流长 |
5.3.2 清朝高度重视白话文的运用与推广 |
5.3.3 晚清近代对白话文传统的继承与改造 |
第6章 南社新旧文学转型的意义 |
6.1 南社文坛领袖与舆论中心的号召作用凸显 |
6.1.1 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 |
6.1.2 文学改革舆论引导的利器 |
6.2 南社转型促进了新文学文体与文学观念的建构 |
6.2.1 促进新的文学观念的建构 |
6.2.2 推动文学文体的流变与发展 |
6.3 南社转型推广了白话文 |
6.3.1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6.3.2 大力宣传与推广 |
6.4 南社转型推进了“媒介——文学”生产模式的形成 |
6.4.1 文人为报纸副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写作的现象日益常见 |
6.4.2 报纸文艺副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决定着文学生产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南社大事记(1909-1923) |
附录二: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名称一览表(1916-1923) |
附录三: 《民国日报》从业人员和作者中的南社社友加入同盟会及政府任职情况一览表 |
附录四: 《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俄国文学作品一览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课题、公开发表的论文 |
(5)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一、情诗与情书:郭小川诗文的互文性解读 |
1. 就爱情叙事而言,情诗和情书文本存在隐蔽的互文关系 |
2. 在文本的价值指向上,郭小川的情诗与情书亦构成一个有趣的互文体系 |
3. 郭小川在情诗和情书中建构了两种别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自我形象 |
4. 情诗与情书在文体样式上相互指涉 |
二、“副文本”———“当代诗歌”研究再出发的可能与向度 |
1.“当代诗歌”副文本的价值重估 |
2.“当代”诗集“序跋”的研究 |
3.“当代”诗集、诗作、诗刊和诗报广告研究 |
4.“当代”诗刊、诗报的发刊词、编后记、稿约和编者按研究 |
5.“当代诗歌”副文本之图像、引语、题辞的研究 |
6.“当代诗歌”副文本之私人日记、书信和诗讯研究 |
7. 以“当代诗歌”副文本为中心重绘诗歌地图 |
(6)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界定 |
二 地域文学及云南汉语新诗研究综述 |
三 本文的突破及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发展概观 |
第一节 云南文学发展及当代诗歌概况 |
第二节 艺术突围:中国80年代新诗潮中的云南诗歌 |
第三节 多元并存:九十年代诗歌状态 |
第四节 深入探索:21世纪初新诗创作态势 |
第二章 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 |
第一节 云南地域文化与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 |
第二节 “民族特色”的诗意表达 |
第三节 “地域特色”的诗意表达 |
第三章 云南汉语诗歌的“当代性” |
第一节 诗歌的“当代性” |
第二节 语言自觉及诗艺探索 |
第三节 云南汉语诗歌的“当代性” |
第四章 在“本土性”中生发“当代性”的诗人创作论 |
第一节 于坚:激活现代汉语表达世界的能力 |
第二节 雷平阳:基于故土的质朴之真与失真 |
第三节 海男:对云南的个性书写及抒情的节制 |
第四节 李森:当代汉语诗歌书写的可能性 |
第五章 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审视 |
第一节 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 |
第二节 写作的自发与自觉 |
第三节 诗意与诗艺 |
结语 |
附录一:诗人访谈(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艾泥等) |
附录二:云南诗歌纪要(1976.1—2013.12)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主要参考文献 |
(10)“十七年”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目录 |
绪论 |
一、“十七年”诗歌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意义 |
二、深化“十七年”诗歌研究的方法及思路 |
第一章 "十七年"诗歌的诗学资源 |
第一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的多维指涉 |
第二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的系统构成与复杂生成 |
第三节 "十七年"诗学资源选择与重构的问题与意义——以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为例 |
第二章 "十七年"诗歌生产现象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运动"与当代诗歌生产 |
第二节 诗歌传播与当代诗歌生产 |
第三节 "工农兵"的"审美趣味"与当代诗歌生产 |
第三章 "十七年"诗歌"争鸣"现象 |
第一节 时代语境规约中的"诗歌争鸣" |
第二节 "诗歌争鸣"与传统"祛魅" |
第三节 "诗歌争鸣"与诗歌范式建构 |
第四节 "诗歌争鸣"机制的形成与诗歌范式的确立——以《星星》"诗歌事件"为例 |
第四章 "十七年"诗歌经典的"解构"与"建构" |
第一节 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
第二节 艰难的建构:当代诗歌经典的打造 |
第三节 "新经典"成长中的文化"摩擦"与"压力" |
第五章 "十七年"诗人的主体"整形" |
第一节 穆旦:主体"整形"与别样"抗争" |
第二节 艾青:想象的"他者"与"主体"建构 |
第三节 郭小川:多维焦虑与"主体"重塑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稿约(论文参考文献)
- [1]“编者按”与80年代新诗生成研究[D]. 付慧明.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陈敬容诗歌翻译研究[D]. 贺重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3]《西北日报·绿洲》研究(1942-1949)[D]. 赵秀存.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4]南社的文学转型研究 ——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1916-1923)为研究样本[D]. 田华. 湘潭大学, 2017(12)
- [5]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J]. 巫洪亮. 北京社会科学, 2017(02)
- [6]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11)
- [7]2010年新诗纪事[J]. 李润霞,薛媛元.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2(01)
- [8]“诗联”·《人民诗歌》及其他[J]. 韦泱. 新文学史料, 2011(04)
- [9]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
- [10]“十七年”诗歌研究[D]. 巫洪亮.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