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反响——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一、冲击和反响——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王枭^[2]（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江婷^[3]（2021）在《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学校办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吴汝纶德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备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时期。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走上救亡与启蒙、变革与革命的道路。处于清末时期的吴汝纶,让教育成为武器,通过学术的力量实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这一迫切心情,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现状,改变国民素质,以求达到兴国强国的目的。吴汝纶的一生都与教育息息相关,是晚清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晚清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制度化教育的开拓者”,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吴汝纶的德育思想在不断的教育实践和持续的学习中逐渐丰富和成熟,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汝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普国人而尽教之”“智开然后知德教”的目的以及培养出以“爱国心为主者”的现代人才,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所提出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智开然后知德教”、“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无体育则弱”等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也产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系统梳理、专题研究其德育思想的着作、论文较为欠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鉴于以上情况,尝试选取吴汝纶德育思想这一视角,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养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详细介绍了吴汝纶先生的生平及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深入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也是吴汝纶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现代理论的产物,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萌发、形成、发展和成熟四阶段。其次,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及德育方法。归纳来看,吴汝纶的德育思想主要有“男儿当志在四方”、“德行第一”与“学为立身”相结合的德育目的,以“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智开然后知德教”的大德育观,“普国人而尽教之”、“勉成国器”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官和社会等方面的德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培养现代人才的有益尝试等视角高度评价吴汝纶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完整呈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成才与成人的兼顾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全面论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在目标上、内容上、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并分析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其转化路径进行探索。

张好^[4]（2021）在《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发端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是前半个世纪关于文化问题各种论争的逻辑延伸,也是清末民初新旧杂糅的时局以及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激烈斗争的产物。《新青年》与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系密切。一开始《新青年》就是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同人作为论战的重要一方,围绕着东西文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充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围绕着东西文化的特性、差异、优劣等问题,《新青年》同人在分析、概括中西文化不同特性之后,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巨大,是“古今之别”,西方文化且优于中国文化;其次,在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上,《新青年》同人坚持“破旧立新”,反对“调和论”;最后,论战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一时代命题,此时《新青年》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扛起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五四时期这场论战背景下,《新青年》围绕东西文化问题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思想主张,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它激起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文化关系,激励新一代青年自觉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任,它带来的思想革新不仅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出了方向,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同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新青年》同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过激批评的立场,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较为辩证的分析,等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新青年》的视角回溯和研究这场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认识到目前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客观认识、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勇于对内自我革新、善于向外借鉴吸收,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吴小炜^[5]（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张雪飞^[6]（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路明^[7]（2021）在《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晚清社会积贫积弱,文化和教育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堪为灾难。挽救危亡的根本集中到教育变革之上。学制作为教育变革的对象首当其冲。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学制也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变量的建设过程。作为本文研究高等艺术教育的原点,围绕学制的建立、更迭、废止、重塑、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着重探讨其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艺术教育的引导和影响。本文研究以近代由国家主导设计的《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2年）四部学制为基本脉络（见附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开端,至1949新中国成立作为本文陈述和讨论的基本时间逻辑。可以说,在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制度化建设上经历了学习泰西、师法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复杂多变的时局也是促成每一次抉择和转换的历史背书。本文考察的高等艺术教育指涉三大场域,其一是晚清尚未有学制建立时的实业学堂教育,通过对各类实业学堂相关图绘课程的考察,初步建立起高等艺术教育的最初面貌,其中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为考察中心;其二,依据晚清陆续推出的两个学制,在学制指导下的相关制度规约中梳理出以两江师范学堂为考察中心的早期图画手工教育;其三是民初学制的建立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艺术教育的完善,以上海美专、北京美专和杭州艺专为考察中心,兼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师范艺术教育。四部学制确立了从军工学堂的“图绘”到高等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再到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考察在这个视阈中的高等艺术教育的自我生长与不息变动,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反思,为当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石磊^[8]（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汪颖奇^[9]（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战红岩^[10]（2021）在《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变革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承袭了我国传统美育的精神内涵,同时又受到西方美育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一方面广泛地汲取西方美育观念和美育思潮,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构筑起自己的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育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在掌握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观念、理论史线索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下移到现代的美育制度、美育实践上来。1919年夏,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颇具规模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深感艺术教育不应只通过学校进行,更应该通过社会途径和力量传扬美育和培养美育人才,他们希望利用社团组织的形式把各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切磋交流,共同推进艺术教育。1919年11月,以吴梦非为首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联合爱国女学的教员们,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即为集美育观念和理论译介、研究和传播,美育制度建设推动,美育实践开展等为一身的着名团体——“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建立、发展并不断壮大的,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所做的美育实践与探索,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现代美育史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达成以下目标:首先,考察“中华美育会”团体成立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图景,完成“中华美育会”的历史叙事;其次,探析“中华美育会”团体是怎样聚焦“美育”问题并展开活动,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理论研究和搭建交流平台的,探究“中华美育会”团体共同的志趣追求;再次,阐述“中华美育会”在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互动关系;最后,简要总结“中华美育会”在现代美育观念传播和理论建构史上的历史经验和收获,为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意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阐述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本章首先梳理了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对中西交融渗透的新美育观念、西方美育思潮的启蒙性、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发现与传承进行分析。其次,对学制变革和美育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审美取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由此发现艺术教育作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突出醒目的新星,国家从制度层面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伴随着上述外部条件的成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美育会”顺势而生。通过对“中华美育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考察,挖掘凝练其宗旨、观念及社会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归纳出美育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流布,不仅展现为观念史的事件,还深度楔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践中,对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产生深远之影响。第二章,立足“中华美育会”本体进行研究,分别从深度、广度、空间拓展、精神内核等不同维度,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问题。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的具体化和理论建构的体系化进行研究,以期从深度、广度上探究其对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其次,系统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杂志,力求从空间维度对其美育理论和知识的拓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中华美育会”的精神内核,即:民众化思潮、实用主义和艺术教育运动,以及美育救国、中西兼容和倡导美育改革的主张和追求。第三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强调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和全方面。首先,鉴于“中华美育会”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美育团体,且主要会员大都是学校的艺术教师,所以,学校成为了“中华美育会”传播先进、多元、民主的教育观念的重要平台,并以此推动了中国美育新潮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中华美育会”创新美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其“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融“德”于“艺术”的审美教育方法,以及改进审美教育效能的手段和策略,推动发展了美育课程改革,进而达到了传播和改进艺术教育的目的。第三,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和运用教材开展美育实践情况,明确他们将各自美育思想与艺术技能实践融合于教材之中的过程,并以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吴梦非与《和声学大纲》等多部音乐教材;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和专着为例,探讨他们通过传播美育观念,真正实现了将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第四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本章内容首先从宏观层面,将社会美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国民意识自觉养成、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的特殊和关键效用进行阐释。其次,从微观层面,以“中华美育会”创办的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其开展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培养优秀师资、凝聚艺术人才的原因所在:与“中华美育会”会员自身的高水平、专业性和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最后,通过考察“中华美育会”演讲、艺术展、参加或创办艺术社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彰显了“中华美育会”会员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实践,践行以美育人、提升民族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第五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华美育会”退场的原因、启示,对其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对“中华美育会”美育思想传播、美育实践探索的努力和贡献做出历史性评价。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的落幕退场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探究,总结了在社会动荡与时局不稳的背景下,“中华美育会”自身组织与管理困境、运行经费紧张、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等原因和问题。其次,通过梳理凝练“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和运行机制的内涵,探究“中华美育会”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结语部分,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美育实践化、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与反思,总结出我国现代美育不断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路径,应发挥好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涵育人文情怀、塑造国民信仰、养成美好品格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整体以“中华美育会”的诞生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华美育会”的成立过程、理论主张、美育实践、运行概况、解散反思、历史启示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对其机关刊物《美育》杂志上发表的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等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在研究现代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冲击和反响——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冲击和反响——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冲击和反响——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D]. 江婷. 西安科技大学, 2021(01)
• [4]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D]. 张好. 浙江大学, 2021(01)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6]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7]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D]. 路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8]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9]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10]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战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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