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当小说”——《游铭录》随笔

一、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彤彤^[1]（2021）在《《林兰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诗化特征》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形态是在史传的写人叙事及诗歌的抒情言志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受诗歌的影响,古代小说表现出诗化的艺术特征。“诗化特征”是指小说不再简单满足于单纯的叙述客观事件,具有了强烈的表现意味和浓郁的情绪色彩。不但在外在形式上引入诗词,更重要的是汲取了诗词的创作技法,从而表现出辞赋化的语言、强烈的抒情性以及小说中意境的构建。本文以《林兰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诗化特征”为切入点,结合唐传奇、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等具有明显诗化特征的作品进行梳理、分析,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诗化在不同作品中的具体表现,重点阐释《林兰香》的诗化艺术特征。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林兰香》之前小说诗化特征的流变。在《林兰香》之前,小说诗化特征大体经历了三次演进过程,不同阶段诗化特征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唐代传奇小说的诗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备众体的小说形式和骈俪隽永的语言风格上。元明传奇小说更多的表现为诗词对小说文体变化的影响上。而才子佳人小说的诗化特征内涵则更为丰富,以“诗”传情和突显人物的“诗才”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第二章,《林兰香》中回目、诗词的叙事功能。《林兰香》的诗化首先表现外在形式上,即体现在小说回目以及大量诗词歌赋的穿插上,回目及诗词对于小说文本具有一定的叙事意义。《林兰香》中的诗词有一百余首,包括诗词曲赋等多种样式,在小说中引入诗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叙事表现力和感染力。诗词对小说的叙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林兰香》中诗词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词在推动情节发展、组织篇章结构以及增强小说的悲剧意蕴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谈论诗词,由此透露出作者的诗学思想,也增添了作品的文人化及诗化倾向。第三章,《林兰香》诗化特征的审美表现。审美表现是诗化艺术的内涵,《林兰香》是一部个性独特的世情小说,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林兰香》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运用诗意化的语言,让小说充满诗之味;塑造诗性品质的人物,使小说富有诗之情;对诗歌创作技法的吸收,为小说营造诗之境。作者综合运用意象叙事、意境创设等多维创作技法,共同构筑起《林兰香》的诗化叙事空间。第四章,《林兰香》诗化特征的文学意义。《林兰香》的诗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文学、文化和美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诗化特征增强了读者的美感体验,在小说的叙事中增添的抒情因子,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林兰香》的诗化艺术深刻影响了《红楼梦》等小说,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孙亚飞^[2]（2019）在《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可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艺术等影响深远。南北朝时期,佛教尤其兴盛,一度掀起了宣佛的热潮。佛教徒出于宣传教理的需要翻译了大量佛经,佛经的流传影响了小说的创作。这为当时文人整理宣佛故事创造了条件。本论文选取刘义庆《幽明录》和《宣验记》两书中的佛教故事进行研究,分析其类型、艺术特色、价值等相关问题。绪论部分,对刘义庆其人、《幽明录》《宣验记》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第一章梳理编撰者刘义庆的生平经历及着述,分析刘义庆的思想。除此之外,笔者将以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为基础,结合佛教的传播,分析《幽明录》《宣验记》二书的成书背景以及历代着录进行梳理。第二章分析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笔者将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按主题分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灵验显身和佛道相争四类,对故事内容做出详细分析。通过对内容的分析,可知这些宣佛故事并不是纯粹地宣扬佛教教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及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结合的产物,反映最广大民众的普遍信仰。第三章对刘义庆志怪小说中佛教故事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这些佛教故事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独特的叙事模式、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和奇幻的时空想象。叙事模式是从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语言风格呈现诙谐明快和平直浅易的风格。除此之外,奇幻的时空想象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第四章对刘义庆志怪小说中佛教故事的价值进行论述。这些佛教故事涉及到晋宋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展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记录和保存了当时的民间习俗,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除此之外,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是在儒佛道相争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中儒、道和佛争锋与交融的痕迹以及佛教仪式的再现,使得这些佛教故事具有了宗教学方面的价值。最后,这些佛教故事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独特的叙事模式和奇幻的时空想象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借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张传东^[3]（2019）在《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文人化特征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幽明录》是六朝志怪小说集中文人化特征最为明显的一部作品。从该书作品来源的角度分析,一是其编者在择录旧小说时多以其他志怪小说集为对象且进行再加工以增强小说意味;二是编者非常重视选择文人有意创作的新型小说,包括继承性创作和突破性创作;三是编者重视志怪小说的审美性而不受宗教思想束缚。从《幽明录》成书的角度看,编者可能不仅是作品的择录者,还是小说的创作者。

黄珊怡^[4]（2019）在《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中研究指明绪论以一场有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合理性的对话作为“导火索”。我们发现,引起热烈讨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未出现在对话者所引用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正文中。不仅如此,在对话者的表述中,“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被变形为不同的形式,还被赋予不同的阐释。“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问题成为本研究最初的困惑,由此派生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内涵以及产生诸多变形的原因等等思考。立足解决问题,构建全篇,提出希冀达成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呈现“谁”在引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分门别类的文献综述是反映问题所必要的举证环节。研究者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引用存在各式各样的变形和各自不同的诠释,但是众多“读法”的共同指向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彰显了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史开端的“飞跃”地位。第二章需要解决的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问题,并尝试靠近“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核心内涵。“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非从《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的正文中来,而是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目录篇目下的第一条细目出现,鲜有研究者留意到这一点。鲁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不能简单对应于《中国小说史略》正文中的某一句或者某一段话,它意味着:在六朝简短志怪与唐传奇代表作的比较视野中,唐人开始能动地创作出我们今天所谓的小说,开始流露出对叙述故事的文学审美自觉。唐传奇作品就是这一论断的最大支撑。第三章将变形现象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产生现场相比较,最大的发现是:变形并非直接来源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它们多是研究者直接选取《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的“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一句,经删节后,再自行选择“主语”,得出的结果。在探求变形产生的深层原因时,我们发现:许多研究者将唐传奇视为我们眼中的短篇小说。将这样的对位带入研究者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阐释中,会出现错位认识。中国的“小说”存在单一能指对应多重所指的情况。我们与唐人存在认识差异,我们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容易导致我们观念先行而“想当然”地解释过去。唐传奇恰好扮演了“公元元年”的角色,连通前后的小说史,满足了我们合理阐释中国小说历史的理想。总而言之,关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变形现象、核心内涵以及探究变形背后的原因,最终聚焦于“我们”,反思我们的研究,反思我们如何解释我们小说的来路。

张传东^[5]（2018）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集中考察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收集与创作蓬勃发展,很多文人、教徒都投入到志怪小说集的编着活动中来,大量口头志怪故事和依附于子史着作的书面志怪故事因为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而走向集中和独立,具有了志怪小说的性质。因此,志怪小说集的成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集成书的主观条件是人们要具有较为成熟的小说自觉意识和志怪专题意识,客观条件是要有相当数量志怪故事的产生和存在。本论文即从成书的主体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发展、小说集编着者的身份、编着目的、小说集的命名特征和内容编排的体例特征;从成书的客体角度分析志怪小说集的作品来源、志怪小说的创作等情况。为方便研究,本论文分上编和下编展开论述。上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综论。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背景、编着者与集内小说作者、作品来源、命名与体例等几个方面对小说集的成书情况作综合性论述。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背景研究。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自觉意识特别是志怪小说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到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并自觉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带来的好奇尚异思潮,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审美特性。其次,时人的志怪专题意识不断增强,子书、说体文本、志怪书等对志怪故事的集录方式既增强了人们的志怪专题意识也为编着志怪小说集提供了经验。第三,文人聚谈之风、文人对传说的积极接受与主动传讲以及志怪小说集的多渠道传播,也是促进志怪小说集成书的动力。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研究。志怪小说集的编着者从身份上看主要有文人、道教徒和佛教徒三类,以文人居多。他们继承了传统“稗官”及“小说家”搜集“街谈巷议”“合丛残小语”的传统,成为志怪小说集编着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人编着者具备更多接触志怪故事的有利条件,如多出身社会底层、有阅览大量官私典籍的机会、有地记编撰的经历等。文人和宗教徒编着小说集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为了追求一种审美体验,而后者主要为了弘扬宗教教义。小说集内故事的作者也有道教徒、佛教徒、宫廷艺人、民间艺人及文人等身份区别,宗教徒创作小说意在“发明神道”,文人的小说创作则比较自由,有为施污蔑而作者、有为娱乐而作者、有为“神道设教”而作者。小说集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身份关系上有三种情况:对于从图书典籍中转录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只是一个编者,和小说作者没有关系;对于那些编着者参与了加工、整理和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兼有作者身份;对于编着者自己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着者就是作者。编着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思想关系上也有三种情况:佛教徒编着者一般和作者思想是一致的;道教徒编着者和作者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文人编着者与作者的思想则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作品来源研究。根据对小说集序跋及小说集内作品的分析,结合小说集编着者对新、旧故事材料的选择视角,小说集的作品来源约有六大类:各类图书典籍,如史书、道教神仙之书、志怪小说集、地记及其他的子书、谶纬之书等;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指不改变原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只是细节增减的故事,可分为“精简型”改编和“增饰型”改编两类,数量上以后者居多;“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即借鉴、仿效其他故事的情节模式新创作的故事;“镕旧铸新”型故事,即将多个志怪故事情节单元融汇而成的新作;“独立性创新”类故事,即自铸新辞、无复依傍,完全新型的故事。从编着者的视角看前三类属于“旧作”,后三类属于“新创”。其中,第三种至第六种作品来源中的故事虽然难以确定具体作者,但它们的生成都和小说集编着者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点和体例特征研究。志怪小说集命名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传”“记”“志”为名,体现出志怪小说集对史书的借重和利用;以“怪”“齐谐”“异”“神”“幽明”“仙”等入名,凸显了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出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增强以及编着者好奇尚异的审美追求;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等入名,体现了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成书特征;以“应”“验”“祥”等入名,体现了“释氏辅教之书”的宣教特征。在小说集的体例方面,编着者主要采用“笔记体”形制写定具体作品,这受传统“小说”观念和“短书”观念的影响较大;小说集内作品的编排主要包括主题分类、物群文类和时代分类三种方式;小说作品的叙述体例主要有“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和“辅教体”四种,叙述体例的选择和小说表达的重心有关。下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个案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列异传》是首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志怪小说集的集大成者,《幽明录》是文人化特征最明显的小说集。因此本文将这三部典型的志怪小说集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它们在成书中的具体问题。第一章,《列异传》成书研究。关于《列异传》的编着者,隋、初唐、盛唐的史志目录都认为是曹丕,而《旧唐书》着录为张华。张华已编着过《博物志》没有必要续作《列异传》。今本《列异传》中确实记载了发生于曹丕之后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起讫时间为魏至西晋。所以此书应是曹丕编着而西晋的无名氏续编。《列异传》的成书时间当在曹丕成为魏太子之前,因为他入主东宫后便奉儒黜道、禁绝淫祀,而书中有大量宣扬神道、表现淫祀的故事。曹丕编着此书一是出于对志怪故事的喜爱,一是出于对立言以不朽的追求。通过对该书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图书典籍、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完全创新”类故事等是其成书的主要作品来源。《列异传》作为魏晋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其命名、故事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方式等对后世小说集的成书影响很大:其命名体现了小说集成书的集录性质和内容的传奇性质;在作品选择范围方面偏重历史异闻、兼收旧作和新闻、题材广泛;在故事材料处理方面,对源故事往往是略其议论、说理而只留其志怪故事的部分。第二章,干宝小说思想与《搜神记》成书关系研究。首先,“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行为主体是《搜神记》中某些故事的作者而不是干宝,所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搜神记》的编着主旨。而干宝的阴阳学术思想是另外形式的“发明神道”,也影响了他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其次,干宝具有“游心寓目”的小说思想,使得《搜神记》中收录了大量与“神道”无关的故事以及其他游戏娱乐的故事。另外,干宝宣称自己以史家“实录”精神收集故事材料,但这只是他为自己搜集传闻异辞、进行志怪小说创作寻找的借口,也是提高《搜神记》地位的手段。第三章,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幽明录》中的志怪故事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内容上不是单纯描写怪异而是借怪异反映普遍的人情与人性;语言上多运用诗词歌谣等韵语,文笔简练生动。这种特征的形成与编着者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有关:一、选择其他志怪小说集中的故事并加以文学化改编;二、选择传说故事时更关注内容丰富、文学色彩浓郁的版本;三、侧重选择文人创作的志怪故事,如借志怪故事表达人情人性的“继承性创新”类故事,语言典雅意境优美的“完全创新”类故事等;四、不受宗教制约,选择表现儒释道各家思想的生动有趣的志怪故事。

李玉栓,李思语^[6]（2018）在《魏晋南北朝“始有意为小说”刍论》文中研究指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唐代"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学界一直承袭其说。若细细究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作品已经与唐传奇颇为类似,初现"有意为小说"之端倪,如《搜神记》《幽明录》《拾遗记》中的部分作品,无论在创作动机、内容虚实、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可以说明魏晋南北朝小说已经出现了"有意"的痕迹,鲁迅先生的说法值得再商榷。

张瑞杰^[7]（2017）在《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研究》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条目甚多,故事情节曲折而又完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能在汲取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为鬼小说的发展加入新元素,从而为后来的鬼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可研究的素材。在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中,魏晋南北朝鬼小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前人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为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对这一时期鬼小说的研究仍有待补充。因此,本文将魏晋南北朝鬼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进行理论分析和文本研读。本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首先论述研究目的,然后对论文中的一些概念加以界定,以确定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围,最后是文献综述。第一章依照故事情节将魏晋南北朝鬼小说划分为“人鬼相恋型”,“人鬼相报型”,“人鬼相斗相助型”,“人鬼和平共处型”四种。第二章由人鬼沟通的方式对鬼小说中的人鬼关系作进一步地探讨,而人和鬼之间的沟通,亦象征着在乱世之中,人们期待疲于奔波的生命能够另辟蹊径得到洗涤净化,以此更进一步得到生命重新开始的机会。第三章是对魏晋南北朝鬼小说时空结构的总结和归纳,围绕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阐述。时间结构方面,鬼小说中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现实世界时间和阴间鬼域时间的综合使用构成了时间结构的二元性。空间结构方面,现实世界空间和阴间鬼域空间构成了空间结构的二元性,两个空间还出现了混同化现象,同时,鬼小说时空的深层结构中还蕴含着圆形结构。第四章是对魏晋南北朝鬼小说时代蕴含的分析,在创作鬼小说时,作者把自己的期望寄寓其中,鬼小说中的种种可以看作是现实世界的缩影,现实世界中,生命的结束带来了遗憾和不平,人们便透过鬼小说创作加以纾解。

陈虹岩^[8]（2017）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南朝宋,又称刘宋,指从公元420年刘氏代晋、至公元479年萧齐建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区别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南朝宋为“刘宋”。本文以刘宋文人及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刘宋文学进行宏观考量与微观探查,主要探讨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刘宋文人的文学交游,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格,文学观念及影响等问题。具体言之:第一章主要讨论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本文第一次对刘宋皇族生活及其对刘宋文学繁荣的重要作用,予以具体的探讨。刘宋皇族以文士身份为荣,其习文尚文既是对文学的爱好,也是欲跻身风雅的姿态。宴游从驾,推动应制文学的创作;招聚文士,文义赏会,催生同题诗文的产生;设立文学部,因文才而选擢官员,使文才成为华族延誉、素族进入仕路的阶梯,促进社会评价体系中以文为尚尺度的形成。第二章主要探讨家门氏族与刘宋文人地理的分布。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作者里贯地理文学的分布进行研究,指出家门氏族对刘宋文学地理分布的重要影响。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邪临沂王氏、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从区域内作品数量来看,仅仅依靠家门氏族的文化普及还不够,更多依靠的则是在家门文化普及基础上子弟对文义的爱好与禀赋。主要以“三谢”、鲍照、何承天、颜延之等文士为典型,论述其在陈郡、东海、琅邪成为作品数量大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予以整体关注。刘宋时期文学交游以赠答诗、连句诗、书、记、铭、诔等文体,最为常见,几种文体之中,又以赠答诗遗存最多。研究中关注文学交游背景的描述,比如颜延之、谢灵运的文学往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谢灵运、谢惠连的游处,与谢灵运的人生走向有所联络;谢灵运、范泰的交流,基于二人对佛理的钻研;鲍照与惠休的唱和,缘于同侪知音的关系。论述中还关注那些易于为人所忽略却又对文学交游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尽量客观地剖析研究对象。比如文字往来的款密、双方称谓的变化、双方交游时间的存续,这些都可以投射出文人之间的交往程度,尤其,研究中还紧密联系历史地理予以考证,探究地理位置对作品创作、文学交游的影响。这些,常常是作品创作及文学交游发生、完成的决定因素。这,亦是本章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刘宋文学的价值体现于其对前代的嬗变,后世的沾溉。首先,对山水娱情与刘宋山水文学的新境界予以阐发,指出山水是文人朝隐嘉遁的乐游所在,模山范水的天然境界是刘宋文学的新境界。其次,阐述趣尚唯美与刘宋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包括文辞华丽之美、声律和谐之美及文体创获之美。再次,阐述笃好风雅与《世说新语》的创作。第五章主要论述刘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影响。阐释了刘宋文人在理论言说与创作实践中体现出的文体意识、尚古思想及后世对刘宋文学成就的宗尚与嬗变。要之,刘宋文学是南朝文学的滥觞,前承晋世,颇多发轫,后启梁陈唐宋,亦多沾溉。通观刘宋文学的发展,首先与皇族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次与魏晋南北朝家门氏族、门阀士族之间又有着血脉亲缘。刘宋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群体性特征,这表现于文学地理分布,亦关乎家门氏族的影响;文学的集团化,诸如皇族、僧侣、家门氏族等等皆有表现;文人生活上,药、酒、佛,都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着影响。刘宋文人有一些同题作品,连句诗,三月三诗,七夕诗,冬至诗,景阳楼诗,蒜山诗,过张良庙诗,华林园赋,北伐诗,等等,都有从驾同游或者文义赏会的痕迹,体现了刘宋文学创作上的群体性。刘宋时期文学的创作与审美皆有着嬗变,主要体现在山水文学、唯美追求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刘宋时期文学对唯美的追求及其形式主义与刘宋时期的豪奢之风密不可分。小说创作中,亦体现出对风雅的笃好。《世说新语》以对文人才学、容止、文学、风度等等的白描与记录,投射出对昔日文人风貌的追慕;《光世音记》等,主要辑录的是佛家故事,是刘宋文人重视佛理时尚的表现,亦是对当下文人风采的某种投射。刘宋文论,并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篇章,所能窥之者只能求索于零散分布的文学作品,这是遗憾之处。

陈虹岩^[9]（2016）在《刘宋文学研究评述》文中认为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宋芸^[10]（2013）在《《幽明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小说的起步晚于诗歌和散文，从小说的萌芽到成熟也就更晚了。然，小说的发展虽曲折、艰难，被读者接受和喜爱的时间也较长，但是，它仍从粗陈梗概的残丛小语发展到了今天的形式多样、别具一格。从其反映内容和文学价值等方面来看，已不逊色于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歌和散文。古代小说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对我们今天的学者及读者而言，极具价值。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与《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说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也因其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提起刘义庆，世人也许只知《世说新语》而不知《幽明录》。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研究，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笔记小说上，对《幽明录》一书研究甚少。学者们在着作中对其内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探讨它的文学价值了。我们也只能研究志怪类小说的论文中看到它的影子。鉴于此，本论文拟把刘义庆《幽明录》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幽明录》一书的基本情况，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正文部分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节讨论刘义庆其人和《幽明录》其书。了解他的身世及其思想，着述极其特点。第二章节主要是《幽明录》思想内容研究。了解本书产生的时代与社会思潮，把握作品题材内容和对当时社会风俗的反映。第三章节是《幽明录》艺术研究。主要讨论《幽明录》的“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方面。并通过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特征的比较，得出《幽明录》部分作品具有志人特点这一结论。结语部分小结《幽明录》一书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二、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论文提纲范文）

（1）《林兰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诗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2）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文人化特征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4）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魏晋南北朝“始有意为小说”刍论（论文提纲范文）

（7）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刘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刘宋文学研究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10）《幽明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林兰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诗化特征[D]. 刘彤彤.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刘义庆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研究[D]. 孙亚飞.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3]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文人化特征的形成[J]. 张传东. 理论月刊, 2019(04)
• [4]谁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D]. 黄珊怡. 西南大学, 2019(01)
• [5]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研究[D]. 张传东. 山东大学, 2018(12)
• [6]魏晋南北朝“始有意为小说”刍论[J]. 李玉栓,李思语.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7]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研究[D]. 张瑞杰. 江南大学, 2017(02)
• [8]刘宋文学研究[D]. 陈虹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
• [9]刘宋文学研究评述[J]. 陈虹岩. 北方论丛, 2016(02)
• [10]《幽明录》研究[D]. 宋芸. 四川师范大学, 2013(06)

标签：小说论文;  幽明录论文;  刘义庆论文;  中国小说史略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