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的理论乘数与实际乘数效应研究

一、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戎,刘力菲^[1]（2021）在《制度优势、货币政策协调与财政拉动效应》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显着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显着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也为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付一婷,陈润东,刘金全^[2]（2021）在《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的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从财政溢出效应、李嘉图等价定理和货币政策反应三个层面来厘清宏观财政乘数和省级财政乘数之间的理论区别和内在联系,然后运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定量测度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最后在结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框架下检验财政资源再配置能否显着提升经济增长率。本文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存在省级财政正向溢出效应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特点,我国宏观财政乘数远高于省级财政乘数;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宏观财政乘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经济紧缩时期的宏观财政乘数更高,而经济扩张时期的财政乘数并不显着;第三,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级财政乘数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东部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四,经济紧缩省份的财政乘数明显高于经济扩张省份,将财政资源更多地向经济紧缩省份倾斜,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持续影响。上述这些结论为当前财政政策保持逆周期立场和通过财政资源空间再配置优化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董雪^[3]（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王浩楠,陈创练,郭玉清^[4]（2021）在《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文中认为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时辰^[5]（2021）在《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各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全球经济严重下滑。在这种不容乐观的环境下,各国纷纷出台积极财政政策恢复经济发展。2020年2月,我国发放3000亿“战疫”专项资金,同年6月,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此外,2021年我国以及欧美国家等地区也都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近期,美国宣布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总额预计超过3万亿美元,并且会施行增税等相关措施以支撑基建资金供给。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压力巨大,施行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至关重要。而财政乘数是财政政策的量化反应,以数值的形式直接衡量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准确的计算财政乘数不仅能更好的把握经济发展状态,而且还有利于财政政策的施行,为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为出发点,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采用1978-2019年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OLS和VAR这两类模型计算财政乘数,并对两个乘数研究结果做了比较。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宏观经济变量自相关。模型表明,宏观经济变量的发展受近期的数值影响较大,随着时期的推移,对当期影响逐渐减小。（2）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显着。在OLS回归中,政府支出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2.16,对资本形成总额的乘数为1.01。在VAR中,政府支出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1.54,对资本形成总额的乘数为0.88。表明,政府支出对于国内总产值和资本形成有正向的影响,并且对总产值的影响较大。（3）税收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在OLS回归中,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1.9,对居民消费的乘数为0.35。在VAR模型中,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2.29,对居民消费的乘数为-0.067。表明,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有正向的影响,对居民消费有反向的影响,并且税收对国内总产值的影响较大。（4）OLS和VAR乘数结果无明显差异。二者回归的结果均显示,政府支出对总产值的乘数大于对投资的乘数效应;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大于对居民消费的乘数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优化支出结构,提升综合效益。（2）减轻企业税负,优化营商环境。（3）注重新基建投资。（4）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5）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财政治理。本文得出的财政乘数的结论,以及对财政乘数研究的展望,不仅丰富了财政乘数的研究,同时也为政府税收及财政政策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撑。

张明源,薛宇择^[6]（2020）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李小胜,苏越,储德银^[7]（2020）在《债务违约风险下的财政乘数研究》文中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刺激内需、实施反周期调节的重要政策工具,对缓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助推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日益关键的作用。但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攀升、违约风险集聚,这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本文在财政极限理论下,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情况下的财政乘数进行估计,并进一步模拟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浮动汇率和有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情况下的财政乘数大于浮动汇率和无债务违约风险情况下的财政乘数,而固定汇率下的情况刚好相反。福利分析表明,无论政府是否具有债务违约风险,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损失都比固定汇率制度下更小,由于福利是基于变量方差计算而得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支出冲击会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变小。零利率下限情形下的财政乘数大于正常时期,因此,考虑零利率下限情况的财政乘数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参数的敏感性分析表明财政乘数对于违约风险较为敏感,但不受违约弹性的影响;货币政策参数的选择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脉冲响应的结果,在被动的货币政策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产生较大的乘数。本文从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角度研究了财政乘数及其影响因素,为未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汪川^[8]（2020）在《政府基建投资的财政乘数: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一个中等规模DSGE模型中引入政府基建投资的作用,并通过对中国季度宏观数据进行估计和校准,分析了不同公共资本溢出性和基建周期情况下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模拟结果显示,基建支出的政策效果取决于基建周期和公共资本的外溢性:基建投资的短期累计乘数明显低于1,而长期累计乘数在1.7倍左右;在更高的公共资本外溢性下,基建投资的乘数作用可以达到3.65。除此之外,本文还分析了零利率下限情况下基建投资的不同特征。结论显示,在常规货币政策下,长基建周期具有更大的乘数作用,而在货币政策零利率下限情况下,短周期的基建支出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利率起到带动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因此,短周期的基建投资具有更大的乘数作用。

郜锦平^[9]（2020）在《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的估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积极财政政策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扮演关键角色。政府支出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财政政策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就是政府支出乘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算中国的政府支出乘数。本文建立四个变量短期约束的SVAR,研究政府支出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估算短期政府支出乘数和长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支出可以刺激产出增加和消费的减少,但随着时间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弱。对于利率的影响会有短期正向影响,后利率会负向的偏离稳态水平。这说明SVAR模型过于依赖于数据,且缺乏结构经济模型支撑,不能全面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不是一个最佳的估算政府支出乘数的模型。本文研究政府支出乘数主要通过构建DSGE模进行研究。首先在总额税下基准DSGE模型中研究短期政府支出乘数和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在考虑到政府税收融资情况下,在基准模型下引进劳动收入有效税率、资本收入有效税率计算出短期和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在考虑债务融资下,非总额税下引进有效税率对于政府债务的敏感系数,计算得出短期和长期政府支出乘数。通过比较SVAR和三个DSGE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短期对于经济都有正向的刺激作用,随着时间,这种正向刺激影响逐渐减弱,甚至会出现负向刺激作用。政府支出对于居民消费都会产出都会产生负向刺激影响,但是在SVAR模型中,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时间会减弱,出现正向的刺激影响。对于名义利率,政府支出都会产生正向刺激影响。在比较三个DSGE模型时,总额税基准DSGE模型在引入有效税率后,政府支出乘数会大于基准模型下政府支出乘数;再引入债务融资因素的DSGE模型,政府短期支出乘数会进一步减小。政府的支出乘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大于税收乘数,进而说明财政支出是我国主要调控经济波动的主要工具。

黄志凡^[10]（2020）在《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而“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经济下行必然也会带来财政收入下行的压力,财政资源总是有限的,财政收入是受经济增长制约的,在财政支出需求日益庞大而财政支出约束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加强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就显得很有现实必要性。财政支出的效率既跟财政体制息息相关,同时也受经济大环境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投向影响。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就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如何,具体来说,如果用财政支出乘数来衡量财政支出效率,那么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有多大,体现的是凯恩斯效应还是非凯恩斯效应,各地区之间的乘数大小差别如何,哪些类型的财政支出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最显着。本文以宏观生产函数为基础测算了我国总体财政支出乘数,还分别测算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乘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测算结果显示,我国2000-2018年各年的财政支出乘数均值为1.23,而变动范围为[0.98,1.58],财政支出乘数总体上表现出的是凯恩斯效应。并以31个省在2018年的财政支出乘数为因变量,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结构对各省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目前的财政结构安排下,平均而言,各省的财政消费性支出对总体乘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投资性支出则表现出反向作用。各省的教育、科技支出对财政总体支出乘数大体上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但是只有规模上才显着,而占比上却不显着。农林水事务支出,无论在比例上还是在规模上,对支出乘数的影响都不显着。最后根据研究得到的结论,给出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分类合理设置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经济自主权和财权、加强对财政支出效率测算研究和动态评估等方面的政策启示。

二、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优势、货币政策协调与财政拉动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2）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债务违约风险下的财政乘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府基建投资的财政乘数: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的估算（论文提纲范文）

（10）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优势、货币政策协调与财政拉动效应[J]. 李戎,刘力菲. 中国工业经济, 2021(10)
• [2]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的分析[J]. 付一婷,陈润东,刘金全. 财贸经济, 2021
• [3]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4]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J]. 王浩楠,陈创练,郭玉清.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5]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D]. 时辰.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6]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J]. 张明源,薛宇择. 南方经济, 2020(12)
• [7]债务违约风险下的财政乘数研究[J]. 李小胜,苏越,储德银.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1)
• [8]政府基建投资的财政乘数: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 汪川. 财贸经济, 2020(10)
• [9]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的估算[D]. 郜锦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财政支出结构对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影响的实证研究[D]. 黄志凡. 广西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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