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民间宗教

一、试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论文文献综述）

仝朝晖^[1]（2021）在《源远宫与全真教的文化渊源》文中研究说明源远宫是明清时期陕西鄠县一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民间秘密宗教场所。"王重阳收徒郝大通"等彩画内容是其具体表现。源远宫古建彩画展示了民间宗教文化的包容性,它带有浓重的全真教文化印记,这和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北方一带的影响有关。明世宗崇信道教的史实,为今天解开源远宫建造之谜带来启发。研究对于源远宫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考。

翟淑平^[2]（2021）在《藏文明的民间视角:基于中国藏学中的民间宗教及其研究》文中提出藏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而连续的文明体,其宇宙本体观所包含的智慧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启发。藏族民间宗教作为其相对稳定的内核,是理解藏文明的关键视角。从藏学史的发展脉络看,藏族民间宗教的历程展现了众多学者对藏族民间宗教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研究内容、方法等的多元理解,呈现为理解民间宗教的两种视角与四种路径,即"进化论""二元论"视角与"本土说""外来说""孤立论""关系论"路径,这是理解藏族民间宗教基本特征的关键。若进一步拓展藏族民间宗教的研究思路,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必不可少,从具体和多元的研究层次上对民间宗教加以具象化的研究,更能够把握藏文明所蕴藏的丰厚思想。

周峪竹^[3]（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王子涵^[4]（2021）在《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国汉学家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是二战后英国汉学转型期的代表人物,曾先后在剑桥、牛津大学任教,并从1994年起担任牛津大学东方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所长,为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还曾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家协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等职务,是欧洲现代汉学界的佼佼者。杜德桥致力于汉学研究五十余年,共出版专着11部,发表学术论文23篇,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即立足于其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部学术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整理其研究内容和观点,分析研究方法及特色,以期全面了解其学术价值及贡献。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总结三个部分。绪论作为全文的领起,首先对英国汉学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情况进行了整体论述,以突出杜德桥及其研究的历史地位;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对杜德桥本人的生平及学术经历进行了梳理,试图厘清其汉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二章从本文研究的核心——“小说”一词出发,尝试对其中西含义进行清楚辨析,并通过具体的观点和例证,说明杜德桥对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认识。第三章主要论述杜德桥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具体研究,包括借鉴西方莎士比亚学研究方法的“百科全书式”的《李娃传》研究、运用经典叙事学方法分析作品结构的《柳毅传》研究以及对边缘作品《广异记》进行的文献、历史、宗教、文化等多角度关照的研究。第四章则对杜德桥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进行探析,包括其对《西游记》的考据研究以及社会学角度切入的《醒世姻缘传》研究。总结部分将对全文内容进行简单回顾,尝试对杜德桥的古代小说研究特色进行系统评述,发掘其研究的独特价值,思考其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张欣^[5]（2020）在《《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瓶梅词话》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描写了诸多的文化内容,宗教活动是其中之一。《金瓶梅词话》描写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佛教活动与道教活动。佛教活动主要有宣卷、经忏法事、进香及布施等,道教活动主要有斋醮类活动、方术类活动、道教医药类活动等。《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宗教人士包括了三教九流,他们积极参与了市民生活。宗教活动书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首先,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及环境之中,会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状况。《金瓶梅词话》描写了详细繁多的宗教活动,这与晚明时期宗教世俗化的状况息息相关。同时《金瓶梅词话》在描写宗教活动时,描写出市民混杂的儒释道思想,市民在举办活动时也是佛道相杂,这些体现了晚明时三教合一的历史现实。其次,作为一部写实的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宗教活动如宣卷等,历史中记载甚少,《金瓶梅词话》记录了完整的宝卷内容,可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宗教是民俗宗教,宗教活动书写具有民俗学的价值,反映了晚明宗教活动的具体内容。宗教活动中市民及僧人道士等人的表现,体现了晚明好货好色的社会思潮,具有社会价值。最后,《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活动书写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一直贯彻在小说中的色空观念通过宗教活动能够更好地表达;宗教活动书写也强化了小说中的教化观念。宗教活动书写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首先,宗教活动书写能够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宗教活动时必然会涉及活动中的人物,《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人士在宗教活动中或贪财或好色,市民在宗教活动中不忌性爱,这些都消解了宗教活动的神圣性;世俗生活中的潘金莲或风流或丑恶,算命时却表现了自己对未来的绝望,展现了人物的多面性。其次,宗教活动书写能够推进情节,择日、宣卷等都能将情节推进到金莲死亡、官哥儿死亡及孝哥出家的结局。再次,宗教活动描写使《金瓶梅词话》的结构更严谨。经忏法事的描写从武大郎始,经由《金刚科》、官哥儿、李瓶儿,至西门庆终,经忏法事的举办由简单到繁盛再到简单,展现了西门庆家族从发迹到繁盛到衰落的过程。再次,最后反讽的修辞方法在宗教活动书写中的运用,看到作者对宗教世俗化的嘲讽态度。最后,宗教活动书写具有重要的叙事意义。宗教活动书写拓展了《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空间,世情小说通常集中在家庭空间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会空间,宗教活动内容的加入给小说加入了神秘的幽冥空间以及神圣的信仰空间。宗教活动书写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手法。零度叙事的使用表现出作者冷眼旁观的写作态度;宣卷及相面等宗教活动的描写体现了预叙的功能;同时宗教活动写出了人物之间的差异,不同人物写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宗教活动书写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密度,作者通过对宗教活动或详或略的描写体现了对叙事时间的把握从而控制叙事节奏。宗教活动书写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意味,作者通过对宗教中人表里不一的行为描写,体现了作者的态度,具有反讽的作用。

陈妹^[6]（2020）在《多民族杂居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研究 ——以黔东北滑石社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传统民族文化在不断地发生变迁,民间信仰作为多元民族文化中的一元,也在面临着各种因素的冲击。目前学界对多民族杂居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较少,尚需资料进行补充。黔东北滑石社区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民族成分构成多样,民间信仰文化底蕴深厚。在多民族杂居区,日常交往便是文化互动交往的过程。滑石社区的民间信仰正是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信仰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音和关帝信仰、傩信仰等内容。文章以参与观察、个别访问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为主,综合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对滑石社区的民间信仰内容以及“文革”以来的变迁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分析滑石社区的四种民间信仰类型,并总结民间信仰变迁的特点和原因。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绪论部分、正文部分和结论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特色、研究重点和难点、相关概念界定和田野调查工作。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其中第一章介绍了滑石社区的基本概况,包括人口、自然地理、历史沿革、风俗习惯等内容,并分析了滑石社区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第二章介绍了滑石社区的民间信仰图景,详细介绍了四类信仰场所的划分情况,以及三类神职人员的职能、性质、产生的条件和途径等,并分析了滑石社区民间信仰多元共生的维度和基础。第三章主要从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口述传说以及仪式实践中分析了自然崇拜的内容,并从祭祀仪式、空间、对象、人对自然崇拜的心理和行为等方面探讨了自然崇拜的变迁情况。第四章围绕新华山庙的祭祀活动,详细阐述了观音和关帝两种神灵信仰中的显灵传说、神灵主司职能、信众群体及其祭祀行为、祭祀仪式等内容,并展现了两类神灵信仰在祭祀仪式、祭祀模式中的变迁情况。第五章介绍了祖先崇拜的内容及其变迁,首先从整体上展现了家先信仰的内容,并以个案研究呈现了宗族祖先祭祀活动与意义,再对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的联系以及当地人对鬼、祖先的情感差异进行描述,最后从祖先祭祀的时空转换、外部环境变化对祭祀活动的影响论述了祖先崇拜的变迁情况。第六章介绍了傩信仰的内容及其变迁,首先概述了社区傩堂戏的主要内容,并以还愿仪式为案例展现了傩仪式的行进过程与含义,再梳理傩戏表演从“文革”以来的大致发展脉络,最后分析了傩仪式和傩戏表演的变迁情况。第七章在前四章对滑石社区四种民间信仰内容及变迁表现、动因的分析基础上,总结了民间信仰变迁的特点和原因。总结部分简要回顾民间信仰变迁的特点和原因,并进一步阐释当地民间信仰呈现出的“地域一致性”、“民族差异性”和“多元共生”等特点。通过研究发现,滑石社区民间信仰变迁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信仰内容上,呈现出或复兴,或简化,或消失的状态,而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当地民间信仰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态势,最明显的就是在同一个信仰场所中各路神灵的共处;二是在信仰群体上,逐渐向多民族多主体自主信仰、跨越社区界限合作的方向发展,以及信仰主体年龄层的失重和情感态度的逐渐分化;三是在信仰特性上,娱乐性与世俗性逐渐增强,而神圣性和神秘性逐渐弱化。民间信仰变迁的原因主要与个体心理需求的不断变化、国家宗教政策调整、经济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发展、多民族互动交往、民间信仰是否契合时代精神或者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等内容相关。

许东^[7]（2020）在《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文中认为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石埭人周太谷于江西庐山传道,创立太谷学派。周太谷晚年由庐山北上扬州,收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为徒,委以“还道于北”和“传道于南”的重任。张、李二人不辱太谷遗命,分任南北,开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实现了学派的长足发展。同治五年（1866）,黄崖山事件爆发,黄崖北宗遭遇灭顶之灾,龙川南宗生存环境恶化,太谷学派在李光炘的支撑下艰难维系。太谷学派晚期,黄葆年、刘鹗、蒋文田、毛庆蕃等人共创归群草堂,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太谷学派各代学人着述等身,思想庞杂。在道统传承上,周太谷自诩远承“羲、文、周、孔”儒家四圣,近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其思想以《周易》《论语》为中心和源泉,采取以易解儒的方式,建构了太谷圣功之学的理论体系。周太谷所构建的圣功之学未脱离宋明儒学的范畴,特别是在孝道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鲜明彰显了周太谷民间儒家学者的特质。在太谷后学中,对于周太谷思想继承最多、阐发最力、拓展最深的当属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尚易尊孔、罕言佛道”相比,张、李二人更主张“以儒为宗、融通佛道”,强调以先秦儒家为底色,对程朱、陆王以及佛道等各派各家之说进行批判继承,形成了融合各家而又不同于各家的太谷圣功之学。在太谷学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早、中、晚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周太谷在早期创派传道过程中,其个人兴趣爱好以及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思想内容和学说体系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倾向,而太谷学派作为新兴的民间社团,在初创阶段为吸引信众而采取重术好玄的传道方式,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倾向。周太谷晚年扬州传道,从收徒规模、传道内容、传道方式等方面,纠正了早期传道过程中的宗教化倾向,致力于太谷学派由教派特质向学派特质的转变,确保了学派的长久安全发展。张积中作为继承太谷道统的学派领袖,身负周太谷“还道于北”的遗命,聚徒山东黄崖山,创建黄崖北宗,渐兴渐旺达十年之久。张积中以中下层民间儒者的身份,奉行“教养合一”的学派理念,在民间开展了一场以自我为主导、极富使命感的社会救赎,在这场轰轰烈烈以悲剧收场的社会实践中,张积中挖掘儒学固有的宗教性,吸收佛道二教特别是道教“为方便法门,利其深入人心,易于领会”的特点,对教理、教义、教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吸收、改良和创新,建构起了以天地先贤为主要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以心息相依和九还七返为特色的宗教经验,以入门拜师和祈祷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行为,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宗教组织,在现实中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一种非典型性宗教,但因为宗教化实践的不彻底和清政府的扼杀,导致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尝试最终走向失败。李光炘作为太谷学派龙川南宗的开创者,身负周太谷“传道于南”的遗命,龙川南宗在发展路向上秉承了太谷学派宗教化、民间化互相杂糅的特质,但由于外部条件、个人性格、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黄崖北宗走儒学宗教化的发展路向不同,龙川南宗更多地表现出了儒学民间化的倾向,致力于塑造民间儒家学派的形象,最终保全了太谷学派的发展命脉,奠定了太谷学派后期发展的性质与基调,是太谷学派发展历史中的关键环节。在太谷学派晚期,归群草堂作为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产物,其在儒学民间化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世俗化、独立化、学理化的改造与重塑,彻底摆脱了太谷学派“异端反叛”的帽子,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创了太谷学派发展的新局面。综上而言,太谷学派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中下层民间儒者积极践行“教养天下”的使命责任,其在传扬过程中以学术为体、以宗教为用,社团发展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儒家学派的特性,而宗教化是学派在传扬过程中适应传播需求的理论和功能借鉴。太谷学派可以看成是“教派与学派结合”、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的综合体。以史为鉴,儒学未来发展应挖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坚持“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原则,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批判儒学,站在儒学的视角审视、批判当代社会,完成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甄跃达^[8]（2020）在《傅山道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一位学术大师。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其遗民和启蒙思想家身份,而对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识不足。该文论证傅山道学概念的成立,以此解读其思想在明末清初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深化明清之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明末清初精英士人的思想,呈现出在自由思考中走向现实主义的总体倾向;而“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的世界”,呈现出更强的世俗化特征。傅山的家乡山西,地理区域性突出,多民族聚居,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时代和地域的这些思想文化特征,通过世代的累积和个人的经历,塑造了傅山偏好道家道教的思想倾向。即使他的被后世视为遗民行为的反清活动,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为指导的。探讨傅山的道学思想,首先需要分别探讨其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然后分析二者能否统合为道学思想。在道家思想部分,傅山突出了“道”的本体地位。为阐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他以“精”作为“道”和“气”之间的概念:道中有精,气由精生,经验世界由气生成。在这种认识下,傅山指出人对经验世界存在原生是非和衍生是非两种经验认知;个人回归于道的总体规划是“性修反德”,但此过程中也要打破经验认知,回归“真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双重建构,也使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事功思想兼具入世和出世的双重特征。当然,在构建其道学思想过程中,他对老庄之学和黄老道之学的思想都有吸收。傅山确实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对道教、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认识都处于时人的前列。傅山师从郭静中,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弟子。《道藏精华》中的丹亭真人传道密书和《玄机口诀》,在内丹思想上与《傅山全书》所见傅山的内丹思想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傅山纂录两部道书的可能性较大,但支持这种认识的文献证据尚不够充足。傅山的道教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全真教特征,“性命兼修,修性为先”。他会通道教内丹学、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思想,是对道教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道学”概念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学思想是傅山思想的核心,由此形成了他以“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觉”兼具信仰和学术理性双重特征。它可以被视为北方士人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下,突破了宋明理学学术体系的一项学术成就。傅山在道学思想的基础上诠释和吸收先秦儒、墨、名等家的思想,并大力批判宋明诸子的理学思想。傅山的道学思想借鉴佛教思想之处实多,但在宇宙论问题上始终站在道家思想的立场上。道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实际蕴含了道的应用和表达问题。傅山的医学思想以人体“水火互藏”说为基础,因此重视人的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健康。由于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在思考“道”与“术”的关系时,注重具体的“世”的背景。傅山不仅对人的表达问题有深刻思考,而且对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形式规律也有自己的探索。他在文学和书法上追求“自然”境界,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道学特征。

邱兴洁^[9]（2020）在《川东青云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官”所代表的统治者与“民”所代表的被统治者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属于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在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尤其在话语权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民众由于缺乏话语权力而很少能在整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占据权力优势地位的社会上层精英则长期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力,常以“教化”的高姿态俯视普通民众。尽管处于权力上的弱势地位,普通民众依然创造出了适用自身的各类文化,这些文化常被冠以民间的前缀,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民间虽是普通民众的主场,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统治者在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间”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造就了民间社会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并行,且相互影响的真实境况。在民间流行的诸多文化中,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宗教与官方的关系出发,可以将“民间”中的宗教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型。一类以正统佛、道教为代表,它们受到官方的承认乃至保护;另一类则是为官方忽略、排斥乃至镇压的各类宗教,包括各种“淫祀”、民间信仰、民间教派在内。在具体的民间社会中,这两大类型的宗教虽然存在差异,但并非总是界限分明,互不交涉。实际上,在民间中,两大类型的宗教常常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民间宗教生态。民间复杂的宗教生态环境,给诞生于其中的宗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云派正是其中一例。青云派在道光年间由四川省绥定府人氏蒋成寿创建,是一个主要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地方性民间教派。蒋成寿本为白莲教信徒,却在经历了川东“白莲教之乱”后,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川东社会各阶层对道德伦理重建的普遍要求,转向了对传统道德伦理尤其是“孝”的宣扬。最终,蒋成寿在糅合“白莲教”、道教、佛教、儒教等多种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传统,即青云派。青云派自诞生之初,“道德”和“灵验”就成为两个关键因素,在庙产、僧团组织、教派活动、典籍编纂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由于蒋成寿“灵验”的预言暑,一批民众成为了蒋成寿最初的信徒。这批信徒为蒋成寿提供了土地、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了最初的庙产。庙产的获得,为蒋成寿开宗立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无“灵验”的预言,也就没有后来的青云派。蒋成寿在取得庙产后,开始组建僧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宣扬其自创的“孝善”佛法,青云派在蒋成寿手中日渐成型。青云派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孝善”教义,赢得了当地大量民众的信奉,并在社会中得到了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群体的认可。社会的广泛认可为青云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至建国前,青云派拥有庙宇70余座,势力范围遍及川东、重庆地区,成为川东地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教派。正是借助“道德”这一因素,青云派得以不断壮大。青云派的僧侣还试图建立自身的宗教权威,编纂了大量经卷。这些经卷为深入了解青云派提供了可能。留存的经文展现了青云派独特的宗教世界观,记载了诸多宗教仪式,保留了不少涉及青云派历史的传说神话。在青云派的诸多经典中,《青云仙梯》是颇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由青云派多位僧人耗时多年而成,可谓青云派的镇派经典。《青云仙梯》辑录了数百篇经文,包含了经、忏、咒、谕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神圣文本。该经典表明青云派受到了龙女寺“庚子阐教”的深刻影响,曾长期从事“扶乩”这一宗教活动,并通过扶乩制造神圣经典。《青云仙梯》生动体现了青云派将“灵验”与“道德”结为一体,以神道手段,在普通民众间进行儒家道德的教化。将道德神秘化或者说在神秘中嵌入道德作为内核,正是青云派最大的教派特色,也是其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青云派这一诞生于清代中晚期的教派,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民间宗教的生存模式。面对明清时期官方正统对民间宗教的严厉态度,青云派秉承“天命”传统,以神权的肯定抗衡皇权的否定态度,论证了自身教派存在的合理性。在实际教派发展过程中,青云派则妥善处理着自身和社会上层精英及下层民众的复杂关系。在一方面,青云派借助对儒家道德的认可和宣扬,与当地社会的儒家精英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面对普通民众,青云派则强调神秘的“灵”,通过科仪、扶乩等手段,建立并巩固了自身的宗教权威,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宗教需求之中。青云派延续至今,和它将自己嵌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深刻关联。

潘晓爽^[10]（2020）在《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变文是唐五代宋初在敦煌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河西宝卷是自明清以来流传在河西走廊民间的一种说唱俗文学。二者由于文体结构的相近以及同属河西文化等特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渊源颇深,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在文体结构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点。同时在行文叙述中也都具有散韵结合的特点。两者在文体结构上相似度很高。从题材内容来看,敦煌变文以佛教题材为主。河西宝卷中,也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但是从内容上看并不与佛教直接相关,而是民间宗教借以宣扬自身教义而使用的。因而这些被学者称为佛教宝卷的文本,实则应是民间宗教宝卷。河西宝卷中最主要的是世俗类题材,题材的范围较敦煌变文而言,要广泛得多。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中都有“因果报应”、“地狱苦厄”等思想,但敦煌变文以佛教为支撑,河西宝卷宣扬的却是民间宗教思想以及世俗的伦理道德。另外如“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等民间宗教思想也是敦煌变文所没有的。河西宝卷中更有大量弘扬世俗家庭伦理的卷子。敦煌变文的演出者和作者主要是僧侣,演出场地也以佛门寺院为主。河西宗教类宝卷的作者及演出者主要应是民间宗教的神职人员及信徒,演出场地也多在民间宗教的道场或信徒的家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民间艺人是河西世俗类宝卷最主要的作者及演出者,社区、家庭应是此类宣卷活动最主要的场所。敦煌变文主要是为了佛教信仰服务的,而河西宗教类宝卷则是为各种民间宗教服务,这是两者在宗教作用上最大的不同。劝善与娱乐作用是两者都具备的,只是敦煌变文更多借助宗教——基本都是佛教——的形式,河西宝卷的形式则更丰富多彩,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继承关系。

二、试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论文提纲范文）

（1）源远宫与全真教的文化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3）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多民族杂居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研究 ——以黔东北滑石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傅山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川东青云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论文参考文献）

• [1]源远宫与全真教的文化渊源[J]. 仝朝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藏文明的民间视角:基于中国藏学中的民间宗教及其研究[J]. 翟淑平.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2021(01)
• [3]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D]. 王子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D]. 张欣.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0)
• [6]多民族杂居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研究 ——以黔东北滑石社区为例[D]. 陈妹. 西南大学, 2020(01)
• [7]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D]. 许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傅山道学思想研究[D]. 甄跃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川东青云派研究[D]. 邱兴洁.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10]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比较研究[D]. 潘晓爽.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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