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边社区扶持项目与自然保护区多种经营结合模式的探讨——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郭光,查天伟,赵国斌,肖义发[1](2021)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与评估》文中研究说明基于《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 913-2017)对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9~2018年)》规划内容共计157项,综合完成率为69.43%;(2)保护区管护制度的基本健全,管护机构、管理体系的基本完善,管理人员编制总体已落实;(3)保护区项目资金投入比例达53.47%,其中:中央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80%,地方配套占总投资的20%,单位未能自筹建设经费;(4)保护区总体得分为78分,评估等级为"良"。
玄杨静和[2](2021)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文中认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是从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但农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最薄弱,是云南边境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短板”。要破解农业发展困境,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推广服务集二者于一身,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将云南边境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与农业科技成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通过农业推广服务促进农民知识、技能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其主动做出改善自身生产、经营境况的行为。在服务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本研究将云南8个边疆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将农业推广服务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历程,阐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服务体系、服务对象现状,分析服务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提升服务效益的路径,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区域间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向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迈进。
邱航[3](2021)在《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是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将对自然保护地进行重新整合优化,循序渐进打造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更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推动和保障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总体方案,围绕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建立社区共管机制的要求。社区共管,是一种社区参与保护地治理并承担部分管护职能的共同管理模式,能够切实有效地化解社区与保护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生态自然保护与社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未来,国家公园将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完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无论是对国家公园还是对整个自然保护地保护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总结与借鉴我国及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具体建议。本文首先提出了研究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对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析。接着阐述了社区共管的概念、基本理论,梳理了我国社区共管的发展并总结了相关经验。之后对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三江源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社区共管实践进行了分析,提出目前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法律保障、没有明确统一的管理体制和缺少完备的社区共管法律规范。最后,总结和借鉴了国外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完善建议主要包括:首先,应完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体系,应在正在制定的《国家公园法》中对社区共管制度作出规定,完善国家公园各地方试点立法中的社区共管的规定,建立起一套中央事权、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管理体制。其次,提出了建立社区共管法律制度应当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即严格生态利益保护原则及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原则。再次,明确了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主体及其在共管中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提出了应完善和细化社区共管的具体规则。最后,提出应继续完善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资金保障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确保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有效施行。
雷硕[4](2020)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也承载着当地原住居民的生计和发展功能,发展林下经济成为实现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最佳途径。农户是林下经济的经营主体和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但其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效、传统的生产经营行为却产生了较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激励并提升农户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行为水平,从长远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及林业多目标经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以四川省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乡村为例,遵循“行为现状→动因→效果→激励→优化”的研究范式,构建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研究框架。首先,描述农户林业经营现状,并针对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生态旅游三种典型的林下经济经营模式,识别农户生态行为现状与特征,分析存在问题和生态影响;其次,从农户的生计能力和资源要素禀赋、社会观念、保障政策等方面出发,探究影响农户生态行为的关键动因及影响机理;然后,分析农户生态行为对林下经济经营成本收益及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探究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及作用机理;最后,结合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形式的偏好与需求,提出对策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经营环节均表现出了较多的生态不友好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需要对其行为进行改进和优化;(2)农户的生态行为决策兼具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特点,受到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结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传统经营习惯及父辈经营理念传承、资金补贴、合作组织参与、技术培训等政策的推动影响;(3)农户实施生态行为直接增加了经营成本,但也间接使得经营收益增加,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一致性;然而,短期内农户对成本感知较为强烈,却尚未意识到其行为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导致生态行为水平不高;(4)生态保护政策通过直接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作为主要的主观规范压力来源、改变农户的要素禀赋和能力等,改变了农户固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而对农户生态行为决策产生激励作用,且激励效果因农户特征异质性而有所不同;(5)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补偿激励政策优化要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而农户的偏好和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提升资金补贴金额、提供专业培训、参与合作组织。综上所述,研究提出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的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效应、完善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通过聚焦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行为主体视角,提炼农户生态行为的一般规律,提出促进农户绿色生计转型的优化路径,是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邵曰派[5](2020)在《云南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及活动节律》文中研究表明监测是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的有效途径,兽类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与评价的关键指示类群,而红外相机被越来越多的用于兽类的调查与监测。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热带、亚热带的过渡区,是云南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该保护区兽类调查物种记录多年未能更新,影响了对资源现状的评价。为调查评估太阳河保护区近年来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和活动节律,以红外相机调查该保护区兽类,同时以样线法和访谈法辅助调查。2017年4月8日–2019年4月30日,以公里网格法布设红外相机,每个网格(1×1 km2)布设1台,共布设红外相机40台,布设的生境包括7种生境类型(季风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季节雨林、山地雨林),海拔在975 m1579 m之间。通过27,051个红外相机日的调查,收集兽类独立有效照片3,278张。2018年4月–2019年12月,共调查42条样线,样线的平均长度为9.025 km。2019年7月15日–2019年12月6日,走访调查了72位受访者。主要结果如下:1.兽类物种编目获得野生兽类6目15科27种。记录到2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北豚尾猴(Macaca leonina)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其中北豚尾猴为保护区新纪录。另记录到猕猴(Macaca mulatta)、豺(Cuon alpinus)、黑熊(Ursus thibetanu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大灵猫(Viverra zibetha)、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斑林狸(Prionodon pardicolor)、水鹿(Cervus equinus)、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巨松鼠(Ratufa bicolor)等10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此外,样线法调查记录到兽类17种,访谈法记录兽类26种。综合红外相机、样线法和访谈结果,目前保护区内分布的大中型兽类有30种。2.兽类多样性及分布兽类多样性指数如G–F指数为0.36,Simpson指数为0.64,Shannon-Weiner指数为1.48。相对丰富度指数分析,结果表明: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RAI=53.14)和野猪(Sus scrofa,RAI=25.81)相对丰富度最高;猕猴、水鹿、豪猪(Hystrix brachyura)等相对丰富度在1–5之间;而北豚尾猴、亚洲象、黑熊等的相对丰富度最低不到1。不同生境类型之间,平均每台相机记录物种数最高的是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7.44±1.22种);不同海拔范围内,以14001500 m海拔段平均每台相机记录物种数最高(8.31±0.84种)。在不同生境类型中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分布差异不显着(物种数:χ2=5.284,df=6,P>0.05;Shannon-Weiner指数:χ2=2.756,df=6,P>0.05),而均匀度指数差异显着(χ2=12.546,df=6,P<0.05)。不同海拔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分布差异不显着(物种数:χ2=6.431,df=6,P>0.05;独立有效照片数:χ2=9.422,df=6,P>0.05;Shannon-Weiner指数:χ2=2.348,df=6,P>0.05;Simpson指数:χ2=5.213,df=6,P>0.05;均匀度指数:χ2=11.489,df=7,P>0.05)。3.兽类的活动节律活动节律分析表明,同一目(科)内的物种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物种间活动节律呈现为中等程度的重叠,如水鹿和赤麂(重叠系数Δ=0.84,P=0.04)、水鹿和野猪(Δ=0.60,P<0.01)、赤麂和野猪(Δ=0.69,P<0.01)。通过此次调查,基本掌握了太阳河保护区大中型兽类资源现状,为后续保护区制定、实施保护计划及开展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等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结果表明,红外相机法是亚热带森林兽类调查的有效工具,但是传统的样线法和访谈法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综合运用几种调查方法有利于获得更全面的兽类种类构成。
庄乾[6](2020)在《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空缺与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然保护地是人为划定的区域,它通过法律等其他方式,使自然及其相关的生态服务得到长期保护。随着世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及自然生境的快速消失,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以自然保护区为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保护珍稀物种、生态系统、自然遗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的建立,以及因各类自然保护地长期存在的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渐成为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地方自然保护地未来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紧扣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较系统全面地综述了国内自然保护地发展的历程和相关研究成果,明确海洋自然保护地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生态环境尚未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发展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地成为迫切需求。本文以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的发展为例,在对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分析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发展历程和管理现状。结合海洋自然特征,论证分析了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的空缺状况。为了促进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的多样化发展,本文研究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厦门海岸带自然区域,将其作为海洋自然保护地的预选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研究方法,参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标准》等7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评价标准规范,构建了包括典型性等10项评价指标在内的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保护价值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调查问卷,对9处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保护价值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保护价值从大到小依次是杏林湾湿地、下潭尾湿地、火烧屿、鳌冠岸线、小嶝岛、鳄鱼屿、同安湾西侧岸线、马銮湾湿地、海沧湾岸线。运用黄金分割优选法,筛选出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预选区,并提出准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将其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延伸的重要补充。在对准自然保护地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准自然保护地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以及厦门湾跨行政区域生态廊道建设及建立相关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构建了包括准自然保护地在内的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本文对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相关研究依据,同时准自然保护地的概念也补充了自然保护地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胡旭荣[7](2020)在《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生态保护是为了防止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破坏甚至消失,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生态保护的途径之一。但是由于自然保护区多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依赖度高,而自然保护区建立以后,限制了当地农户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传统的生产方式造成重要的影响,导致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发展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农户生态保护的态度。论文以福建将乐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龙栖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根据国内外生计资本量化的相关研究,建立适合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综合数学模型,计算农户各类生计的资本值,并应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其生态保护意愿的影响。运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和生态保护成效进行耦合度分析。在此基础上,了解农户对生态保护政策认知,然后提出当地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以期达到有效缓解和消除农户在可持续生计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实现更有效和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面临问题主要体现在:当地农户生计方式主要是砍伐毛竹和外出务工,生计方式单一,且较多家庭对土地依赖程度高;其次,当地缺乏就业机会,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目前保护区内的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野生动物致害事件频发,却缺乏相应的补偿;自然保护区内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导致区内农户对外联系不便。(2)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为0.422,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农户生计的物质资本指数最高,是金融资本次之,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值均较低,人力资本值最低。当地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户为主,兼业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经商(个体经营)、生态旅游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其中,外出务工是当地农户最重要的非农业生产活动。(3)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保护的支持度较低,70.45%的农户表示不支持。通过实地调查可知,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生态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大于有利影响:其中生态保护带来的有利影响主要有发放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提供部分就业岗位、发展生态旅等;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农林用地被占、野生动物致害、资源被限制利用。(4)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农户拥有生计资本量对其生态保护意愿显着相关;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自然资本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的生态保护意愿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的生态保护意愿具有较明显的正面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户生态保护意愿的影响不明显。(5)通过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和生态保护成效进行耦合度分析,发现目前龙栖山保护区的耦合协调度值为0.4800,整体来说保护区农户生计和生态保护成效的耦合协调度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此外,保护区农户对能源替代政策满意度较高,对于保护野生动物和限制资源利用政策满意度低;对于保护区的补偿和发展政策,当地农户更愿意接受生计技能培训,不愿意进行生态移民。
王智红[8](2020)在《中国南滚河流域地栖鸟兽多样性及其活动节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南滚河流域包括勐董镇、班老乡、班洪乡三个乡镇,涉及到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沧源片区。该区域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物种自身种群小且数量少、生态环境稳定性较低的特殊性,这使保护管理尤为重要。同时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年代较为久远且未见对该区域重要物种的活动节律的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南滚河流域对鸟兽多样性及地栖鸟兽活动节律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数据采集,采用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RAI),月相对丰富度(monthly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MRAI),时间段相对丰富度(time-period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TRAI)和夜间相对丰富度(night-time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NRAI),从物种组成、相对多度、动物区系、动物年活动规律、日活动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为掌握该区域地栖鸟兽多样性及活动节律提供重要支撑数据。得到如下主要结果及结论:1.2017年2月至2019年9月,利用红外相机对中国南滚河流域进行了地栖鸟兽监测,设置60台相机共计工作27个月,共完成6873个有效相机工作日,获得影像数据122821张/段,其中拍摄到兽类的影像20849张/段,鸟类1818张/段;共获得鸟兽有效探测总数2345次,其中,鸟类有效探测次数368次,兽类1977次。2.对三年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动物物种进行整理分析,共鉴定出鸟兽14目、32科、83种,其中,鸟类8目17科51种,兽类6目15科32种。按动物地理区划,东洋界型61种、古北界型1种、广布型21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分别为亚洲象(Elephas maximus)、金钱豹(Panthera pardus)、菲氏叶猴(Presbytis phayrei)、北豚尾猴(Macaca leonina);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种,分别为猕猴(Macaca mulatta)、短尾猴(Macaca arctoides)、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水鹿(Cervus equinus)、黑熊(Ursus thibetanu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巨松鼠(Ratufa bicolor)、豺(Cuon alpinus)、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苍鹰(Accipiter gentilis)、凤头鹰(Spizaetus cirrhatus)、普通鵟(Buteo buteo)、雀鹰(Accipiter nisus)、蛇雕(Spilornis cheela)、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原鸡(Gallus gallus)、褐翅鸦鹃(Centropus sinensis)、褐渔鸮(Ketupa zeylonensis)、领角鸮(Otus bakkamoena)、冠斑犀鸟(Anthracoceros albirostris)、长尾阔嘴鸟(Psarisomus dalhousiae)。3.红外相机拍摄到的83种鸟兽中,物种有效探测数占有效探测总数百分比排序与相对多度指数排序相同,物种相对多度指数与其有效探测数存在正比关系,排在前10位的物种从大到小依次为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野猪(Sus scrofa)、水鹿、亚洲象、原鸡、鼬獾(Melogale moschata)、白鹇、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猕猴、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其中猕猴和赤腹松鼠两种兽类属于以树栖为主,偶然下地活动的物种,另外8种为地栖鸟兽。4.对8种地栖鸟兽的活动节律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1)月活动节律分析的结果表明,8种地栖鸟兽各月相对丰富度指数差异均显着。其中,白鹇、鼬獾、野猪3种物种丰富度均在春夏季出现峰值,随后下降;至冬季又出现丰富度的回升,呈现出相似的年活动节律。赤麂、水鹿及帚尾豪猪3种均在春冬两季出现较高的相对丰富度,而后下降,年活动格局相似;亚洲象、原鸡2种则均在春夏期间出现相对丰富度最大值,在冬季丰富度最小,呈现出类似的年活动规律。(2)日活动节律分析结果显示,8种地栖鸟兽各时间段相对丰富度指数差异均显着。其中,赤麂和水鹿有相似的日活动规律,清晨和上午时段活动频繁,正午活动逐渐减少,在傍晚活动又逐渐频繁起来;鼬獾和帚尾豪猪的日活动规律相似,均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在夜间有较高的活动频率;亚洲象和原鸡则呈现出类似的日活动规律,二者均在中午和下午时段频繁活动,其他时段活动明显减少;白鹇和野猪日活动规律存在一定相似性,都在上午、中午和下午有较多的活动。(3)日活动的季节性差异分析认为,8种物种中仅有鼬獾各季节时间段相对丰富度指数差异极显着,其余物种各季节时间段相对丰富度指数差异均不显着。(4)夜行性分析结果显示,水鹿、鼬獾、帚尾豪猪为夜行性;野猪、亚洲象、原鸡、白鹇为昼行性,而赤麂为昼夜行性不明显的物种,但偏向于昼行性。
张江峰[9](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姜志诚[10](2019)在《气候背景下中国野生亚洲象适宜生境的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文中提出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哺乳纲(Mammalia)、长鼻目(Proboscidea)、象科(Elephantidae)、亚洲象属(Elephas),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作为IUCN濒危物种和CITES附录I物种,在我国被列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具有极高的科研保护和文化价值。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的基础之一,是要充分了解物种的空间分布。物种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是以生态位概念及生态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依据某物种已知分布数据和各环境因子数据,分析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并对潜在生境进行预测的一种方法。通过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野外实地调查、访问调查收集的亚洲象分布与活动数据,以及2013年至2017年云南省野生动物公共责任险保险数据(亚洲象部分)得到中国野生亚洲象肇事位点,以气候数据为条件,通过3S技术平台,结合MaxEnt模型对中国野生亚洲象历史及未来适宜生境范围预测,并在相同气候条件下与Domain模型及Bioclim模型进行比较。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MaxEnt模型默认参数下的中国亚洲象历史分布追溯。对Diva-GIS的2.5m历史气候因子数据包含的23种变量进行模拟,并筛选出较优的变量。等温性、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最湿季度降水量、年均降水量、最湿月降水量、最干季度平均温度、最冷季度平均气温、昼夜温差月均值、年均最高温度、年均温度、最湿季度降水量和最干季度降水量具有突出表现,AUC数值分别为0.931、0.922、0.874、0.854、0.854、0.847、0.838、0.837、0.828、0.820、0.8739和0.811,这13个因素的AUC数值大于0.8,说明通过上述因子模拟的准确度优秀。中国野生亚洲象1968-2018年间的历史分布均值化追溯显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境,普、洱市思茅区、澜沧县、江城县、宁洱县、景谷县、墨江县,临沧市双江县、耿马县和永德县均可能有亚洲象分布。但实际调查结果为:普洱市境内墨江县无亚洲象分布;临沧市双江县、耿马县和永德县无亚洲象分布,而沧源县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亚洲象分布,这与追溯结果有明显差异。(2)在MaxEnt模型默认参数下,优化后的气候因子对中国亚洲象历史分布追溯。利用筛选出的7种历史气候因子:等温性、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最湿季度降水量、年均降水量、最湿月降水量、最干季度平均温度、最冷季度平均气温对中国亚洲象历史分布进行追溯。结果显示,沧源县是亚洲象潜在分布区之一,实际调查也证实该地区有亚洲象分布,这与追溯结果相一致。(3)在MaxEnt模型默认参数下的中国亚洲象未来分布预测。对Diva-GIS的2-5m未来气候因子数据包含的23种变量进行模拟,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等温性、最冷季度平均气温、最湿月降水量、最干季度平均温度、年均最高温度、最湿季度降水量、降水量变异系数、最干季度降水量、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和最干月降水量在23个因素当中具有突出表现,AUC数值分别为0.9121、0.9049、0.8424、0.8371、0.8368、0.8299、0.8297、0.8292、0.8280、0.8234、0.8234和0.8198。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和等温性的AUC值大于0.9,表明相关信息的准确率和可信度非常高。预测结果显示,澜沧县、墨江县及西盟县具有亚洲象的适宜生境。根据实际调查获得的2013~2018亚洲象活动轨迹显示,澜沧县的糯扎渡镇、惠民镇和酒井乡已有亚洲象活动记录,表明上述这23个气候条件变量对模型预测是有效的。(4)在MaxEnt模型默认参数下,优化气候因子后对中国亚洲象未来分布预测。利用筛选出的8种未来气候因子: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等温性、最冷季度平均气温、最湿月降水量、最干季度平均温度、年均最高温度、最湿季度降水量、降水量变异系数对中国亚洲象未来分布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优化后的8个气候因子预测能力与未优化的23种气候因子预测能力较为接近,通过与实际分布点位比较,认为优化后的气候因子效果较未优化而言更好。预测结果显示,临沧地区的临沧市、永德县、双江县、耿马县具成为亚洲象潜在分布区域的潜质;普洱市的墨江县、西盟县、孟连县和镇沅县理论上会成为亚洲象分布区,其中西盟县在历史上明确记载过亚洲象分布。(5)通过对MaxEnt模型参数进行筛选,并以BC=15000,RM=2为最低模型参数进行模拟,结果显示普洱市思茅区、宁洱县、景谷县、江城县、澜沧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有大面积非常适合亚洲象栖息的生境,而临沧市沧源县(现实分布区)、双江县仅有很小面积较为适宜,普洱市墨江县、西盟县具有很面积较为适宜生境。该预测结果与我国野生亚洲象在云南的实际分布情况基本吻合。(6)通过对历史及未来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潜在分布区进行模拟。在MaxEnt模型中,在模拟结果中除临沧市沧源县未出现和墨江县出现分布(2018年一头成年雄性个体途径墨江县及宁洱县),该模型的模拟效果及与实际分布较符合,BioClim模型及Domain模型与实际分布差异较大。结合实地调查与分析,认为亚洲象种群数量先急剧减少,然后呈现爆发增长的原因与橡胶种植和枪支管理有关。
二、周边社区扶持项目与自然保护区多种经营结合模式的探讨——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边社区扶持项目与自然保护区多种经营结合模式的探讨——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与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保护区规划基本情况 |
2.1 规划背景 |
2.2 规划目标 |
2.3 规划内容 |
3 研究方法 |
3.1 评估方法 |
3.2 评估指标与评分 |
4 结果与分析 |
4.1 总体规划各项内容完成情况 |
4.1.1 总体规划建设内容完成情况 |
4.1.2 管理机构与能力建设内容 |
4.1.3 项目资金投入、来源与构成分析 |
4.2 保护区管理整体情况评估 |
5 结论与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5.2.1 保护规划方面 |
5.2.2 保护能力建设方面 |
5.2.3 资金来源、构成方面 |
(2)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相关概念和理论视角 |
第一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及现状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 |
一、1949-1977 年:起步阶段 |
二、1978-2000 年:加速阶段 |
三、2001 年至今:转型阶段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自然环境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人口与民族环境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政策环境 |
四、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环境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对象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产业 |
二、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三、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 |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组织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容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方式 |
第二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分析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生态效益 |
一、农业面源污染减少 |
二、森林覆盖率增加 |
三、打造生态特色农产品品牌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效益 |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提高 |
二、粮经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
三、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社会效益 |
一、农业推广服务为服务对象“能力赋能” |
二、农业推广服务为农民组织化赋能 |
第三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现存问题及原因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表现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原因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表现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原因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表现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原因 |
第四章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路径 |
第一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重点 |
一、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 |
二、重视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三、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
第二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具体措施 |
一、促进云南边境地区各类农业推广服务组织的发展 |
二、搭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系统 |
三、激发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参与农业推广服务的内生动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析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
1.5 论文基本结构 |
第2章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概述 |
2.1 社区共管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 |
2.2 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理论基础 |
2.2.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3 系统论 |
2.3 我国社区共管的发展及实践经验 |
2.3.1 社区共管的发展 |
2.3.2 社区共管的实践经验 |
2.4 小结 |
第3章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制度的立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
3.1 我国国家公园中央立法中关于社区共管的立法现状 |
3.2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社区共管的地方立法现状及实践 |
3.2.1 试点的立法现状 |
3.2.2 试点的主要实践 |
3.3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3.3.1 缺乏社区共管的顶层法律设计 |
3.3.2 社区共管的地方立法不完善 |
3.3.3 社区共管的管理体制尚不明确统一 |
3.3.4 社区权利不明确清晰 |
3.3.5 其他相关制度尚不完备 |
3.4 小结 |
第4章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制度借鉴 |
4.1 国外国家国家公园社区共管 |
4.1.1 美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 |
4.1.2 日本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 |
4.1.3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 |
4.1.4 英国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 |
4.1.5 南非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 |
4.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经验借鉴 |
4.3 小结 |
第5章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
5.1 完善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体系 |
5.1.1 建立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顶层法律设计 |
5.1.2 完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管理体制 |
5.1.3 完善各试点地方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立法 |
5.2 确立社区共管的基本原则 |
5.3 明确国家公园社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 |
5.4 明确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的内容和路径 |
5.4.1 社区的共管内容 |
5.4.2 社区的共管路径 |
5.5 细化国家公园社区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
5.5.1 社区的权利 |
5.5.2 社区的环境法律义务及责任 |
5.6 完善国家公园社区共管相关法律制度 |
5.6.1 完善自然资源权属制度 |
5.6.2 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
5.6.3 健全生态补偿制度 |
5.7 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1.结论 |
2.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4)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4.1 数据资料收集方法 |
1.4.2 数据分析方法 |
1.5 研究的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 |
1.5.1 研究的基本观点 |
1.5.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户 |
2.1.2 生态行为 |
2.1.3 林下经济 |
2.2 理论基础 |
2.2.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2 森林多功能经营理论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3.1 林下经济发展研究 |
2.3.2 农户林下经济经营及生态行为研究 |
2.3.3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动因研究 |
2.3.4 农户生态行为政策激励研究 |
2.3.5 国内外研究进展总结评述 |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域选择 |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3.3 样本初步描述 |
3.3.1 农户样本描述 |
3.3.2 管理者样本描述 |
4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4.1 农户林业经营现状 |
4.1.1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比例 |
4.1.2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土地要素投入 |
4.1.3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
4.1.4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资本要素投入 |
4.2 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4.2.1 林下种植生态行为 |
4.2.2 林下养殖生态行为 |
4.2.3 生态旅游生态行为 |
4.3 农户生态不友好行为结果的影响 |
4.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4.3.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4.3.3 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分析 |
5.1 理论假设 |
5.1.1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特征 |
5.1.2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
5.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5.2.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5.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5.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6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家庭成本收益的影响分析 |
6.1 理论假设 |
6.2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6.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6.3.1 模型检验 |
6.3.2 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分析 |
7.1 研究区保护与发展政策导向与特征 |
7.2 理论假设 |
7.3 研究方法 |
7.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7.3.2 模型检验 |
7.4 结果分析 |
7.4.1 路径分析结果 |
7.4.2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
7.4.3 间接效应分析 |
7.4.4 多群组分析 |
7.5 进一步讨论 |
7.6 本章小结 |
8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分析 |
8.1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措施的感知与评价分析 |
8.1.1 研究方法 |
8.1.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8.1.3 结果分析 |
8.2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分析 |
8.2.1 理论假设 |
8.2.2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
8.2.3 模型建立 |
8.2.4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8.3 进一步讨论 |
8.4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对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1.1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及问题 |
9.1.2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及影响机理 |
9.1.3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成本收益的影响效果 |
9.1.4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 |
9.1.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 |
9.2 对策建议 |
9.2.1 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利益联结和协同机制 |
9.2.2 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社会效应 |
9.2.3 完善激励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形式与机制 |
9.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农村绿色发展有关政策文件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5)云南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及活动节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术语及符号说明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方法综述 |
1.2.1 红外相机调查综述 |
1.2.2 样线调查综述 |
1.2.3 访谈法综述 |
1.3 兽类多样性、分布、活动节律的研究 |
1.3.1 多样性调查与编目 |
1.3.2 哺乳动物的分布研究 |
1.3.3 活动节律 |
1.4 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2章 研究区域和方法 |
2.1 研究区域 |
2.1.1 自然概况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2.2 研究方法 |
2.2.1 红外相机法 |
2.2.2 样线法 |
2.2.3 访谈法 |
2.4 数据处理 |
2.4.1 多样性指数 |
2.4.2.1 香农-威纳指数 |
2.4.2.2 Simpson指数 |
2.4.2.3 兽类物种多样性的G–F指数 |
2.4.2.4 相对丰富度指数 |
2.4.2.5 其它相关指数 |
2.4.2 物种累积曲线 |
2.4.3 活动节律 |
2.4.4 统计学分析 |
2.4.5 不同生境类型划分 |
第3章 研究结果 |
3.1 红外相机监测结果 |
3.1.1 兽类物种组成及多样性 |
3.1.2 兽类物种渐进曲线 |
3.1.3 太阳河样区Ⅰ和样区Ⅱ兽类物种组成对比 |
3.1.4 不同生境类型兽类物种分布及差异 |
3.1.5 部分物种的活动节律 |
3.1.6 人为活动干扰和人兽冲突 |
3.2 样线调查结果 |
3.3 访谈结果 |
第4章 讨论 |
4.1 三种调查方法比较 |
4.2 区域兽类多样性 |
4.3 不同生境兽类多样性分布 |
4.4 兽类的活动节律 |
4.5 人为活动干扰的影响 |
第5章 保护建议 |
5.1 太阳河保护区兽类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5.2 兽类多样性保护建议 |
5.3 人为干扰活动缓解建议 |
5.4 人兽冲突缓解建议 |
第6章 结论与总结 |
6.1 结论 |
6.2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图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空缺与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自然保护地发展概况 |
2.1.1 国外自然保护地发展概况 |
2.1.2 国内自然保护地发展概况 |
2.2 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及意义 |
2.2.1 自然保护地的概念 |
2.2.2 建立自然保护地的意义 |
2.3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 |
2.3.1 自然保护地规划 |
2.3.2 自然保护地分区管理 |
2.3.3 自然保护地评价 |
2.4 自然保护地的类型 |
2.4.1 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 |
2.4.2 世界各国自然保护地类型 |
2.4.3 我国自然保护地类型 |
2.4.4 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地 |
第3章 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概况与保护空缺 |
3.1 厦门市概况 |
3.1.1 地理位置 |
3.1.2 海洋资源概况 |
3.1.3 海洋环境质量 |
3.1.4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
3.2 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发展及类型 |
3.2.1 海洋自然保护地发展历程 |
3.2.2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3.2.3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 |
3.3 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现状及问题 |
3.3.1 空间分布 |
3.3.2 主管部门 |
3.3.3 保护与利用 |
3.3.4 存在的问题 |
3.4 保护空缺分析 |
3.4.1 分析方法 |
3.4.2 分析原则 |
3.4.3 保护空缺状况 |
3.4.4 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范围 |
第4章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保护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 模糊综合评价简介 |
4.2 模糊综合评价步骤 |
4.2.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
4.2.2 确定评判集 |
4.2.3 确定评价要素权重子集 |
4.2.4 建立隶属函数 |
4.2.5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
4.2.6 确定最终得分 |
第5章 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预选区保护价值评价过程及结果 |
5.1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预选区保护价值 |
5.1.1 预选区概况 |
5.1.2 评价过程 |
5.1.3 结果分析 |
5.2 厦门海洋准自然保护地现状调查 |
5.2.1 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
5.2.2 存在的问题 |
第6章 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发展对策 |
6.1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
6.1.1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
6.1.2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
6.1.3 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
6.1.4 加强人才支撑体系建设 |
6.1.5 保护海洋生态文化 |
6.1.6 构建海上生态廊道 |
6.1.7 加强合作交流 |
6.1.8 协调保护与适度开发的矛盾 |
6.2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
6.2.1 构建保护地体系的必要性 |
6.2.2 基本原则 |
6.2.3 分类体系 |
6.2.4 保护对象 |
6.2.5 空间分布 |
第7章 论文总结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不足与展望 |
7.3.1 不足 |
7.3.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意义 |
3 研究内容 |
4 研究方法 |
5 技术路线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1.1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 |
1.1.1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生计的积极影响 |
1.1.2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生计的消极影响 |
1.2 农户生计行为对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影响 |
1.2.1 农户个人生计行为对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影响 |
1.2.2 农户参与工程建设对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影响 |
1.2.3 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结果影响的研究 |
1.3 农户生态保护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1.4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的协调发展 |
1.5 研究述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自然保护区 |
2.1.2 自然保护区农户 |
2.1.3 协调发展 |
2.1.4 可持续生计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3 外部性理论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地理位置和历史革沿 |
3.1.2 自然地理环境 |
3.1.3 社会经济状况 |
3.1.4 管理状况和功能区划 |
3.2 数据来源 |
3.2.1 政府部门相关报告及统计资料 |
3.2.2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3.2.3 问卷调查的人口统计特征 |
第四章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状况 |
4.1 生计资本 |
4.1.1 自然资本 |
4.1.2 人力资本 |
4.1.3 物质资本 |
4.1.4 金融资本 |
4.1.5 社会资本 |
4.1.6 生计资本评价 |
4.2 生计策略 |
4.3 生计结果 |
第五章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保护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5.1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
5.1.1 研究方法 |
5.1.2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农户生计的有利影响 |
5.1.3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农户生计的不利影响 |
5.2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的生态保护意愿 |
5.2.1 农户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态度 |
5.2.2 农户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的认知 |
5.3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保护意愿的影响 |
5.3.1 分析假设 |
5.3.2 假设检验 |
5.3.3 结果分析 |
5.4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 |
5.4.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5.4.2 农户生态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第六章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的评价 |
6.1 研究数据 |
6.1.1 问卷调查的数据 |
6.1.2 数据处理 |
6.2 研究方法 |
6.2.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方法 |
6.2.2 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 |
6.2.3 评价模型 |
6.2.4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 |
6.3 结果与分析 |
6.3.1 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赋值及权重 |
6.3.2 生态保护成效与农户生计的评价结果 |
6.3.3 生态保护成效与农户生计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
第七章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
7.1 农户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 |
7.1.1 问卷调查 |
7.1.2 数据处理 |
7.1.3 农户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现行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 |
7.1.4 农户对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发展政策的认知 |
7.2 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7.2.1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采取多种生态补偿方式 |
7.2.2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旅游 |
7.2.3 加强生计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
7.2.4 加强宣传和教育,鼓励农户参与生态移民 |
7.2.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户生计条件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可能创新点 |
8.3 论文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中国南滚河流域地栖鸟兽多样性及其活动节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文献综述 |
1.1 红外相机技术 |
1.1.1 相关研究 |
1.1.2 红外相机技术局限与完善 |
1.2 活动节律 |
1.2.1 哺乳动物 |
1.2.2 其他类群 |
1.2.3 节律的成因 |
1.2.4 活动节律的研究方法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2.研究区域概况 |
2.1 中国南滚河流域 |
2.2 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3.研究方法 |
3.1 野外数据采集方法 |
3.1.1 红外相机调查法 |
3.1.2 样地设置及相机布设方法 |
3.1.3 数据回收 |
3.2 数据处理 |
3.2.1 有效探测数统计 |
3.2.2 数据分析方法 |
3.2.3 数据检验及绘图 |
4.结果 |
4.1 数据回收统计 |
4.1.1 红外相机工作日 |
4.1.2 红外相机数据统计 |
4.2 物种组成 |
4.2.1 兽类相对多度 |
4.2.2 鸟类相对多度 |
4.2.3 鸟兽多度分析 |
4.2.4 动物区系 |
4.3 活动节律分析 |
4.3.1 月活动节律分析 |
4.3.2 日活动节律分析 |
4.3.3 季节性差异分析 |
4.3.4 夜行性分析 |
5.讨论与结论 |
5.1 对中国南滚河流域地栖鸟兽多样性的调查 |
5.1.1 红外相机在研究区域的应用成果 |
5.1.2 研究区域的多样性调查结果对比 |
5.2 对南滚河流域8种地栖鸟兽活动节律的比对 |
5.2.1 赤麂 |
5.2.2 野猪 |
5.2.3 水鹿 |
5.2.4 亚洲象 |
5.2.5 原鸡与白鹇 |
5.2.6 鼬獾与帚尾豪猪 |
5.3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现实背景 |
(二)选题理论研究背景 |
(三)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旅游城镇化研究 |
(二)旅游小城镇研究 |
(三)旅游城镇(市)可持续发展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
四、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第一章 旅游小城镇概念及相关理论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一、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二、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第二节 相关理论述评 |
一、新型城镇化理论 |
二、产权理论 |
三、社区参与理论 |
四、差异化理论 |
五、体验经济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 |
第一节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阶段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和现状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研究 |
一、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城镇化相关性机理分析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旅游城镇建设的助推效应 |
三、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提升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及必要性分析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域特点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成因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机遇和动力机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特殊意义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和机遇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第四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划沿革和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当代城镇主要类型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
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旅游产品层次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
二、旅游业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不足,旅游专业经营人才匮乏 |
三、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大,民族文化未得到充分彰显 |
四、旅游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社会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应急能力相对落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一、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
二、评价指标因子选取 |
第二节 重建转型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汶川县水磨镇为例 |
一、水磨镇概况 |
二、水磨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水磨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四、水磨镇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
第三节 交通枢纽和商贸服务型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松潘县川主寺镇为例 |
一、川主寺镇概况 |
二、川主寺镇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三、川主寺镇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四、川主寺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四节 自然资源依托型度假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理县古尔沟镇为例 |
一、古尔沟镇概况 |
二、古尔沟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古尔沟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四、古尔沟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五节 三种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子比较研究 |
一、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异同比较 |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三个旅游小城镇比较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产品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总体发展思路概述 |
二、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夯实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
三、保护修复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业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
四、创建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保护机制,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双赢 |
五、构建共享式社会治理机制,为旅游小城镇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文中各章节图表目录 |
附录2 :旅游小城镇居民调查问卷 |
附录3 :访谈纪要 |
附录4 :田野访谈照片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10)气候背景下中国野生亚洲象适宜生境的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文献综述 |
1.1 几个基本概念 |
1.2 亚洲象概述 |
1.2.1 亚洲象概况 |
1.2.2 亚洲象的分布与生态习性 |
1.2.3 亚洲象的数量 |
1.3 气候对物种分布的影响 |
1.4 生态模型研究现状 |
1.4.1 物种分布模型研究现状 |
1.4.2 生物气候包络模型(BIOCLIM) |
1.4.3 距离矩阵模型(DOMAIN) |
1.4.4 最大熵模型(MaxEnt) |
1.4.5 刀切法(Jackknife)测算变量的重要性 |
1.4.6 采用的模型精度评估指标 |
1.5 本研究目的及意义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技术路线 |
2.2 研究区概况 |
2.2.1 西双版纳州现有分布区概况 |
2.2.2 普洱市现有分布区概况 |
2.2.3 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沧源片区概况 |
2.3 数据来源、预处理 |
2.3.1 亚洲象分布数据收集与处理 |
2.3.2 气候数据来源与处理 |
2.4 适宜栖息地模型预测方法 |
2.4.1 模型原理 |
2.4.2 刀切法(Jackknife) |
2.4.3 模型评价指标 |
2.4.4 气候变量因子 |
2.4.5 基于模型默认设置下的亚洲象历史分布追溯 |
2.4.6 基于模型默认设置下的亚洲象未来分布预测 |
2.4.7 环境变量优化后模型在不同参数设置下的模型运算 |
2.4.8 选取可信的参数对不同时期的分布进行追溯和预测 |
3 结果与分析 |
3.1 MaxEnt模型默认设置下亚洲象历史分布追溯 |
3.1.1 1968-2018区间:23种变量因子进行模型测试运行结果评价 |
3.1.2 1968-2018区间:变量因子优化后模型运行结果评价 |
3.2 MaxEnt模型默认设置下亚洲象未来分布预测 |
3.2.1 2018-2068区间:23种变量因子进行模型测试运行结果评价 |
3.2.2 2018-2068区间:变量因子优化后模型运行结果评价 |
3.3 MaxEnt模型参数手动设置对亚洲象未来分布预测 |
3.3.1 选取较为可靠的参数 |
3.3.2 通过优化变量后的分布预测图 |
3.4 基于BioClim模型的预测结果 |
3.5 基于DOMAIN模型的预测结果 |
3.6 不同模型预测结果对比 |
4 讨论 |
4.1 模型的使用 |
4.1.1 三种预测模型的选择 |
4.1.2 数据信息的获取及处理 |
4.1.3 重分类的方法选择 |
4.1.4 23种影响因素对亚洲象的分布影响 |
4.2 影响亚洲象分布的其他因素 |
4.2.1 作用亚洲象栖息地选择的因素 |
4.2.2 西双版纳植被变化 |
4.2.3 橡胶种植变化及对气候影响 |
4.2.4 枪支管理对亚洲象活动的影响 |
4.2.5 亚洲象历史活动范围变化与未来北扩 |
5 结论 |
6 保护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科研论文、论着情况 |
四、周边社区扶持项目与自然保护区多种经营结合模式的探讨——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与评估[J]. 郭光,查天伟,赵国斌,肖义发. 绿色科技, 2021(22)
- [2]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D]. 玄杨静和.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共管法律制度研究[D]. 邱航.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D]. 雷硕.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云南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及活动节律[D]. 邵曰派. 云南师范大学, 2020
- [6]厦门海洋自然保护地空缺与发展对策研究[D]. 庄乾.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2020(01)
- [7]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研究[D]. 胡旭荣.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8]中国南滚河流域地栖鸟兽多样性及其活动节律分析[D]. 王智红. 云南大学, 2020(08)
- [9]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10]气候背景下中国野生亚洲象适宜生境的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D]. 姜志诚. 云南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