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公平竞争”精神新论

一、林语堂“费厄泼赖”精神新论（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徐文静^[2]（2020）在《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现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个人话语权,借助报刊这一现代媒体向民众宣传思想、传达情感,与权力者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即使鲁迅这样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特立独行者,也先后选择以不同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作为自己的阵地,既有《新青年》时期响应“听将令”的号召,又有《语丝》时期成为战斗集体中的“主将”。鲁迅在每个时期都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战友,加入不同的社团作为自己的阵地,这样的选择无疑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论文分三部分,尝试从鲁迅杂文发表阵地的变迁入手,梳理鲁迅及其杂文与不同时期报刊的关系,并探究现代媒体对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影响。第一部分从现代媒体的兴起、现代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两部分进行分析,探讨现代媒体兴起的原因以及现代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为后文的分析做基础工作;第二部分,首先阐述现有的鲁迅杂文分期形式,并提出以地域为划分依据的新观点,将鲁迅杂文分为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三个时期。在此分期的基础上,梳理鲁迅杂文与不同时期期刊的关系,探讨鲁迅选择不同报刊作为阵地背后的个人思想与立场的变化。第三部分,以“鲁迅将杂文当成新的文学样式进行写作”的视角切入,探讨现代媒体与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关系,包含报刊“及时性”制约下鲁迅杂文“短小性”与“历史性”的特点分析和鲁迅杂文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灵活”特点分析。

孙国梁^[3]（2019）在《克罗齐美学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表现主义美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演进,而克罗齐便是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关于艺术独立性、精神哲学、直觉即表现的美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在中西不同社会、文化、学科等背景下相互碰撞、交流、渗透的结果,在当今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我们反思过去中西交流过程中中国美学发展所带来的启迪,本论文旨在通过研究克罗齐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为当下美学的继续前行提供一种借鉴。“五四运动”之后,克罗齐美学思想逐渐涌入中国,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美学思想断断续续直接影响了国内胡梦华、滕固、林语堂、梁宗岱、邓以蛰、朱光潜等,本文从以下七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从历史事实出发,论述了克罗齐美学思想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对人的发现”和“表现主义盛行”的文化氛围,然后梳理了克罗齐美学思想在中国评介、翻译和争论的状况。第二章分析了滕固在克罗齐“直觉”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关于艺术“内经验”的主张和提倡“现代人中心生命”即文化建设。第三章首先考察了林语堂前期思想中隐藏着克氏美学的因子,之后由于时代、个人因素,林语堂接受传播克氏美学,借此批评当时文学界的不良现象,回归到传统中国的“性灵”观,建立起一种追求“活的个性”和“生活的艺术”的“融合观”。第四章先论述了梁宗岱具有深厚的中学知识体系,重视艺术传达的工具,然后叙述了梁以“意境”理解克氏“直觉”,再论述了梁弥补了克氏对艺术传达工具的片面看法。第五章论述了邓以蛰对克氏“精神哲学”的吸收,使中国本土固有的“书画理论”成为弥补克氏学说在“书画理论”方面的缺失,还论述了克氏“历史复活”观对邓“境遇观”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朱光潜在克氏美学的启发和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影响下,从以“直觉”为特征的审美活动、艺术创作论和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三方面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第七章从正反两面出发,论述了克罗齐美学思想在中国接受、转化、疏远的本质原因和这种接受状况对当下美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张淑敏^[4]（2018）在《论林语堂“语丝社”时期的散文创作》文中提出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散文家。“语丝社”时期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以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为主题,指陈传统文化弊病,抨击军阀及其附庸文人,文风犀利辛辣,批判尖锐而深刻,展现了林语堂在那个纷繁杂乱的时代里激进勇猛的一面。林语堂“语丝社”时期的散文创作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他的散文追求表现自我,提倡展示个性,呈现出丰富的文体形式和独特的文学风格。“论语”时期的小品文体现了林语堂的创作转向,但延续了“语丝社”时期的一些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尤其是对“幽默”的偏好和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守体现了这两个时期创作倾向的一致性。本文力图从林语堂“语丝社”时期散文的内容、文体、创作思想及其对后期散文创作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突出林语堂“语丝社”时期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进一步探讨林语堂独特的文化品格。本文分四章展开论述。绪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概括林语堂“语丝社”时期散文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并简略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林语堂在语丝社中的重要地位。介绍语丝社的形成、主要刊物和主要作家,并阐释林语堂在语丝社中的地位以及语丝社对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二章:林语堂“语丝社”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倾向。散文内容主要分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两大类,体现出林语堂对文化和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突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思想。第三章:林语堂“语丝社”时期散文创作的文体形式和风格。林语堂基于自觉的文体意识与语丝社同人建构了“语丝体”,并形成了自己的散文文体,他的散文不但表现出与“语丝体”相同的文体风格,还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特色。第四章:“语丝社”时期散文创作对后期散文创作的影响。“论语”时期的小品文创作相对“语丝社”时期虽然有很多“转变”,但它是“语丝社”时期散文创作的延续与发展。结语: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程桂婷,范桂真^[5]（2018）在《陈漱渝学术年谱》文中研究表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〇年,〇至九岁。陈漱渝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闰六月初二）出生于重庆歌乐山中央产院,祖籍湖南长沙。一九四三年长沙失守前随外祖母王蔼慈回长沙,途遇日本兵清乡,险些丧命。后随母王希孟流离至湖南凤凰县,投奔外祖父王时泽。一九四五年初,入凤凰沱江镇中心小学就读。一九四六年初,随外祖父一家迁回长沙,随后转入长沙北区北正街的三一小学。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十至十六岁。一九五一年初,入长沙解放中学(即雅礼

张淑敏^[6]（2018）在《论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精神》文中认为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容小觑的作家,也是语丝社的代表成员,他在语丝社时期倡导的"费厄泼赖"长期以来缺乏正确解读,实质上,林语堂所提倡的"费厄泼赖"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研究"费厄泼赖"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林语堂的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林语堂人文主义精神及情怀的天窗。

殷建东^[7]（2020）在《现代白话文建构与西语元素》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论,现代白话文不限于语体或文体,应该包括从主体到语言修辞,乃至单个的字词句式;同理,西语元素也不限于语言形式的元素,宗教精神、文化思潮、修辞方式都为中国作家吸收化用而成为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元素。由欧化而化欧达到自我建构,其最大的语言文学成就便是现代白话文的成功。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偶然事件,它有其发生的渊源与历史背景。五四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最高潮部分。从晚清到民国之初的启蒙运动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启蒙的思想内涵也不断深化,由追求“富国强兵”到“兴民权”,再到改造国民性和全面的文化更新。在这个逐步深入的启蒙过程中,“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地位越来越低下。洋务运动的意图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的主旨是改良政治体制“中西会通”,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则是要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以实现国民性的彻底改造。具体表现在文学上,便是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西化不可避免,其中以钱玄同矫枉过正提出要全盘西化、废除记载孔子学说道家学派的汉字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为着。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西学也有相当的历史。西学在五四时期一涌而入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形成对峙,必定有交融衍生,从而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空罅。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建构正是在赓续传统文化、立足中国现代语境和汲取西学叙事资源的基础上发生进行。目前我们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传统白话文到现代白话文的“文化转向”,多理论的批评,却缺少了对“白话”到“国语”、从传统白话文到“国语的文学”过程中“语言转向”这一重要环节的研究,对“语言转向”这一环节中的西学影响研究更是缺乏。本文着重论述现代白话文建构与西语元素的关系,基本框架是选择显而易见、有双语或多语背景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为典范,以传统白话文为比较对象,从欧化的角度分析现代白话文型塑过程中西语元素的介入。细大不捐,细到西式标点符号的进入与修辞,大到篇章结构的欧化布局和欧化句法的形成、再到欧化思想影响下的意识转型。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绪论部分首先厘清现代白话文建构所涉及的相关关键词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如白话,方言,官话,国语的定义与关系;如文学的两种书面语系统;又如国语的文学,白话文运动和现代白话文的界定与关系,并综述相关研究成果与所得启示。其次剖析现代白话文建构与西语元素的互融肌理。从传统文学的句读到西式标点修辞,从口语短句到欧化句式,从传统的到欧化的行文篇章布局,一直论述到西潮冲击下意识的欧化转型,并遴选出三位作家——鲁迅,老舍,林语堂——及其作品作为典范。第一章主要论述鲁迅心声与白话文小说的开端,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论述《狂人日记》的心声。文章由《狂人日记》的私语（非典型性对话）切入,引出“心声”概念,分析小说深切、特别的叙事策略;知人论世发掘鲁迅心声源流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小结提出谜思引出第二节。第二节主要讨论《狂人日记》中对西式标点符号“……”的修辞匠心运用。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结合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前后的文章及西式标点符号“……”进入五四的白话文语境,研讨“……”于《狂人日记》、于鲁迅之修辞作用,从而管窥西式标点符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第二章重点分析老舍对现代白话文建构所作的贡献。第一节从结构、内容和句式谈老舍小说的欧化现象。其中欧化的内容部分主要从西方文学特有的“灵”的文学切入,欧化的句式部分则是回到欧化白话文形成发展的历史现场、结合科学的语言学分析清晰地阐述了何为欧化句式;第二节谈老舍主动赓续以口语白话为基础的传统白话文叙事,对欧化句式作“化欧”处理;第三节则是论述老舍小说对桐城散文作法的赓续;第四节讨论老舍自觉融合古文音韵叙述资源与西语声音修辞,为现代白话文增添视觉与听觉上的美感。第三章着重描述林语堂的欧化精神与其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根,并在摸索与实践中形成“中西体用”美学思想的过程。论述的框架依林语堂所经历的几种重要期刊而定,基本按时间顺序逐步展开。如此分类只为比较清晰地分析其“中西体用”美学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及对其实践所造成的影响,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孤立看待。第一节讲述林语堂欧化精神的形成与“中西体用”美学思想的辩证关系;第二节重点讨论《语丝》时期的欧化思想与欧化文字;第三节偏重描述“大荒中孤游”时期辑译《新的文评》从而文学入门;第四节探讨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主持“小评论”专栏时期对英国“闲谈体”散文的吸纳和采用;第五节讲《论语》时期对“西方文学一派”的“幽默”的提倡;第六节分析林语堂为源于西学的“表现说”和闲谈体散文寻根于晚明公安派的“言志”、“小品文”,提出性灵说、近情说。总的说来,论文在合理遴选典范作家作品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文本细读方式分别抓住切入点进行抽绎,对各个作家作品研究成线、合而成面,以现代白话文建构理论提升成体,从西学影响角度见证并尝试填充传统白话文到现代白话文这一“文化转向”过程中的“语言转向”空罅。

蔡洞峰^[8]（2017）在《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文中指出“鲁迅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建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和建构以及“鲁迅传统”与胡风文艺思想之间有着深刻的契合与精神关联。本文以胡风与“鲁迅传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材料梳理和文本研究的方式,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探讨胡风与鲁迅的关系。绪论部分重点论述在“左翼”语境下“鲁迅传统”建构的三种模式,分别是周扬、冯雪峰、胡风对“鲁迅传统”的建构。三种模式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第一章通过材料梳理的方式和细节分析,探讨胡风生平以及思想历程,在“左联”时期以及“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经历,揭示胡风走进鲁迅的历史过程。第二章主要探讨胡风在鲁迅生前和去世后对“鲁迅精神”的阐释和扞卫,胡风阐释的“五四传统”与“鲁迅传统”以及两者之间关联与契合,着力探讨胡风建构的“鲁迅传统”与胡风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胡风在文学实践中如何进行鲁迅精神的传承。第三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胡风与鲁迅精神契合的渊源;胡风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鲁迅思想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精神界战士”契合背后的传统思想资源。这种传统在现代语境下是如何转化为胡风与鲁迅思想的精神资源并促使其思想的契合。结语部分探讨鲁迅文学的实质以及胡风对其核心精神把握,并转化为自身的思想资源,两者都将文学作为介入现实人生,通过文学实践改变现实的存在。强调文学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思想的尊严,以及胡风文学思想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陈思思^[9]（2014）在《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文中指出1930年代是林语堂小品文创作的重要时期,从“语丝”到“论语”的转变就在这个时期发生。同时也是林语堂大量创作小品文高峰期,是其小品文理论的成熟期。30年代林语堂还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在理论、创作和办刊实践三个方面为小品文的发展推波助澜。林语堂的小品文理论横跨中西文化,公安三袁、儒家孔子、道家庄子、西方的表现主义等都为其小品文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幽默、闲适、性灵既是其小品文创作的理论支撑,也是他的人生态度。文如其人,林语堂的文章任情恣性,却从未断开与现实的关联。承认林语堂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无法否认他为小品文的文体进步、创作繁荣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精明的林语堂充分利用30年代上海雅俗共存的读者群、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报刊出版制度等有利条件,一改高不可攀的精英启蒙姿态,以近情亲切的平民路线,成功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趣味,获得了市场的垂青。

李立平^[10]（2012）在《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文中指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中国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一个颇受非议的文学大家。五四时期的他受胡适影响,积极参与白话文运动。此后,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极力主张"改造国民性"和提倡"欧化"。三十年代林语堂一反五四时期的激进姿态,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并通过"语录体"的提倡主张散文文体的改革。在海外的他继续用英文创作,延续了三十年代年代的文学风格,但少了一份"幽默",多了一份文化自觉的意识。林语堂的三次转向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认同危机,这也是我们今天解开他自己都感到困惑的"一团矛盾"的最佳途径。前两次转向是因为思想、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而最后一次转向则更多的是中西文化语境的置换导致。但纵观三次转向,作为行动个体的他都是在产生危机——解决危机的范式中完成。第一章主要从"革新"与"守旧"之间来探讨林语堂何以选择"新"做为解决认同危机的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知之甚少的他,在"精英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压力下,通过寻求认同的"同一性"来解决自己的认同危机。第二章从"出世"还是"入世"入手,阐释林语堂何以在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大环境下选择退隐的内在原因。林语堂通过主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开创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并通过寻求认同的"差异性"以求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闲适"话语的建构帮助他解决了自我认同危机。第三章主要考察的是林语堂的跨语际书写。林语堂海外创作延续了三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特色,但"闲适"的格调是他一贯的追求。林语堂通过"异托邦"镜像的建构帮助他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总之,林语堂的认同危机是他"一团矛盾"的根源之所在。认同危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在解决危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最后道路的不同,林语堂走了一条与其他知识分子绝然不同的道路,是故解开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对于我们探讨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参照。

二、林语堂“费厄泼赖”精神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语堂“费厄泼赖”精神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克罗齐美学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林语堂“语丝社”时期的散文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5）陈漱渝学术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6）论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白话文建构与西语元素（论文提纲范文）

（8）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9）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论文提纲范文）

（10）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四、林语堂“费厄泼赖”精神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D]. 徐文静. 苏州大学, 2020(03)
• [3]克罗齐美学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接受研究[D]. 孙国梁. 辽宁大学, 2019(12)
• [4]论林语堂“语丝社”时期的散文创作[D]. 张淑敏.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陈漱渝学术年谱[J]. 程桂婷,范桂真. 东吴学术, 2018(03)
• [6]论林语堂的“费厄泼赖”精神[J]. 张淑敏. 青春岁月, 2018(07)
• [7]现代白话文建构与西语元素[D]. 殷建东. 扬州大学, 2020(04)
• [8]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D]. 蔡洞峰. 苏州大学, 2017(04)
• [9]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D]. 陈思思.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1)
• [10]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D]. 李立平. 南京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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