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力发展需要研究的十个问题？ （英语）

一、我国电力发展中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康俊莲^[1]（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焦轲^[2]（2020）在《论海洋暖化对国际法的挑战 ——基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文中指出海洋暖化是当今影响海洋环境的主要挑战之一,其产生原因是作为地球“调温器”的海洋吸收了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并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的海表及海体变暖的现象。虽然目前学界对海洋暖化的研究还不多,但海洋暖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危害却早已显现。如何应对海洋暖化的问题,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也渐渐引起各国各界的关注。海洋暖化作为一个跨领域的环境威胁,其远不止海洋环境治理那么简单,还涉及到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各方各面。为此,本文旨在分析现有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在不同的治理体制中整理出能够用来解决海洋暖化问题的制度与方法。全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这一部分中包括选题意义与背景、文献综述、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海洋暖化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概述。笔者在这一部分对海洋暖化的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结合海洋暖化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为后文阐述作出必要铺垫。第三部分,海洋暖化的制度性挑战。在第三部分中,笔者主要探讨四种国际环境法律制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制度、大气污染制度、海洋污染防治制度和生物多样性制度。笔者列出与各项制度相关的数份国际法律文件作为参考来源,整理出这四项制度中有关海洋暖化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指出了相关制度的缺陷。需要阐明的是,尽管本文主要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探讨海洋暖化,但是海洋暖化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不可能只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其他三种制度同样重要,这是笔者设置该部分的初衷所在。第四部分,海洋暖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这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其又分为三小部分:现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制评析、海洋暖化背景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局限性、海洋暖化和“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 BBNJ）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提到由于国际环境法本身的碎片化,其实施在国际社会上面临诸多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首先具备整合性的治理理念。此外,探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不可避免地要研究BBNJ的进展,笔者也就新执行协定的内容提出了自已的见解。第五部分,海洋暖化的国际法应对及给我国的启示。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分为两个小板块:第一板块为海洋暖化的国际法应对,具体包括树立整合治理的理念、善于运用减缓与适应措施、注重差别对待和国际合作;第二板块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部分,结论。

黄佳楠^[3]（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党、政党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当时的政党是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的工具,政党理论绝少有反映社会底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更绝少有为社会底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正确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并成为人民群众斗争武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的基础上,适应工人运动的需要,提出了工人阶级的建党任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党理论,实现了政党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产生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和世界其他地区政党领域的巨大变革,震撼了整个世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时至今日,尽管人类社会已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价值仍然巨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为《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所言“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做一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论文从六个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第一章,绪论。本章包括三个小结,第一节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第二节梳理了国内外对此选题的研究不足之处和有待完善之处;第三节列举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本章包括三个小节,第一节解析了政党和政党理论的概念;第二节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近代以来阶级斗争的展开与政党政治的现实;第三节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思想渊源,即近代以前非社会主义的政党思想萌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政党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政党思想。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本章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认识的时间脉络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雏形时期（1840-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形成时期（1845-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发展时期（1849-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完善时期（1875-1895年）。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主要内容。本章包括五个小节,第一节解析了政党的本质,即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性产物、政党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任务;第二节列举了政党的纲领,即理论纲领与实践纲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最近目的与最终目标;第三节论述了政党的功能,即表达和整合民众利益、民众动员和政治化、培育和遴选政治精英、掌握或影响国家政权、监督与完善政治运作;第四节梳理了政党策略原则,即保障阶级利益为首要、提升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独立自主地处理政党关系;第五节阐明了政党的消亡,即政党消亡的条件与途径。第五章,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理论特质与时代意蕴。本章包括四个小节,第一节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基本特征,即科学性、先进性、革命性、实践性。第二节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逻辑结构,即逻辑起点是政党的本质论、逻辑线路是政党纲领-功能-策略原则论、逻辑终点是政党消亡论;第三节解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理论价值,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石、实现了政党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提供了政党建设的科学思想指南;第四节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实践成效,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政权、第二国际。第六章,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当代价值。本章包括四个小节。第一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深化政党本质属性的认识、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始终放在首位;第二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即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变革。第三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即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第四节,提供政党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矢志不渝坚定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处理各种党际关系、促进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密切和强化。

徐文秀^[4]（2019）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提高教师质量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高度,“新教师教育改革”趋势正在形成。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在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和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基础上,正在着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部文件提出,“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教育部,2014）。为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很多师范大学正在建立“大学——政府——学校”协同创新培养教师的模式,加强教育实践在教师培养中的作用。但如何改革传统师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建立与新模式相适应的课程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现代教师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并改革高等教育机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立了基于实践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情况,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研究对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英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理念是怎样的?第二,英国教师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即:该课程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第三,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因素有哪些?第四,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研究者利用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学的机会,以世界教育领域排名第一位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中学英语PGCE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简称PGCE课程）为个案,通过课堂观察、访谈、调查问卷和课堂录像观察与文本分析等方法,对该学院PGCE课程教学组织和实施进行考察,获得关于英国PGCE课程实施的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建设提供参照和建议。首先,英国PGCE课程是在大学和实习学校两种不同情境下开展的教师教育课程。大学的PGCE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主导环节。通过对大学课程教学研究发现,英国PGCE课程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批判反思能力为目标取向,以主题单元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以两个目标为线索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包括:学科教学技能与学科理解、一般教学技能与学会教学的方法、课程政策与教学、学生知识与教育价值观、自我知识与职业认同等。教学活动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学生观察体验活动、实践反思活动和理论反思活动。以培养教学能力为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观察体验、实践反思两个层次的教学活动;以培养批判反思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阅读观察、个人经验反思和理论反思三个层次的教学活动。对PGCE课程实施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该课程丰富和发展了“反思”的内涵,既包括实践活动反思（元认知）,也包括理论反思,同时也包括对个人经验史的反思。其次,通过对英国PGCE课程大学与实习学校两种情境下的教师培养活动研究发现,教师培养活动流程包括集体教学活动（如大学的学科讲座）、小组研讨活动（导师组讨论和小组研讨）、教学实践和个人反思活动（任务与作业）。对这个培养流程进一步分析发现,英国PGCE课程教师培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和社会互动的教师学习与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教师培养模式。它以动态发展的“语境主义知识观”和“情境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学生在实践和教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导师（大学和学校）是促进学生在专业共同体情境下学习和发展的技能示范者、教学活动指导者和反思促进者。研究还发现,英国教师教育课程严格遵照国家《教师标准》（2011版）和《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和支持建议》（2016版）要求,紧紧围绕中小学校《国家课程标准》内容和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同时鲜明地体现和坚持大学的学科教育思想和专业教育特色,是大学专业性与国家管理体系的协商统一。本研究还对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伦敦大学学院所有PGCE课程都被教育标准局评价为“优秀”,该评价结果涵盖教师培养质量、课程教学质量和领导与管理三个方面。对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PGCE课程教学效果很满意,认为自己能够自信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经常对教学活动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思。学生们认为教学实践对发展教学能力很重要,大学导师对发展教学能力最有帮助,学校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也有帮助,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对大学与实习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情况满意度一般。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发现,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学校教师流动率很高,导致大学与实习学校合作关系缺乏稳定性。国家管理评价机制使培养机构和学生过度关注教学行为,导致课程教学受到限制,抑制教学能力自主发展。另外,PGCE课程的学制时间较短,与学生本科教育关联性不强,也是影响PGCE课程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发展的因素之一。最后,研究提出了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师培养的启示和建议。首先,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计要紧密围绕中小学教育教学需求,为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课程内容和创新教学活动,建立成果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引领示范作用,加强教师教育团队合作,凝练学科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和创新教学活动,提升“体验观察—实践—反思”培养模式的连贯性和累积效应。同时,加强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大学导师与实习学校导师们的有效沟通,基于对基础教育实践研究基础上,创新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活动,提高教师培养质量。鼓励各大学结合地区需求和自身专长,提炼和创建多样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不同层次和具有多样化专长的教师。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张舜禹^[6]（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王梓霖^[7]（2019）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史考察（19世纪40年代-20世纪末） ——教师培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1847年,在赖尔森的主导下安大略省建立了第一所师范学校。1979年,安大略省的最后一所教师学院进入大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安大略省的教师教育从低水平的中学后教育发展成综合型大学中多层次的高等教育。回顾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进程,在教师培养方面呈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它们既大致还原了不同时期教师教育的面貌,又反映着大学化进程中教师教育重点的转变。对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史进行考察,关注教师教育机构在入学标准、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的变化,借鉴其经验,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师范学校改革也有一定的益处。据此,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各个时期教师教育机构发生的重大事件为转折点,将1847年到1979年间安大略省的教师教育分为:教师教育起步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教师教育大学化的雏形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以及教师教育大学化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三个阶段。其次,分别对三个阶段阶段内教师教育的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并从教师培养的入学标准、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着眼,回顾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发展实况、分析不同阶段大学与教师教育机构的关系。教师教育起步阶段的教师培训机构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以及不断变迁的中学教师培训组织;教师教育大学化雏形期的教师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逐渐介入的教师学院和安大略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大学化时期,大学开始掌握教师教育的管理权,培养教师的责任由各综合大学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承担,不同阶段的教师培训机构对教师的培养各有不同。最后,结合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史进程,我国的教师教育可以从其培养方面得出以下启示:与时俱进,保证招生选拔的基准线;关注需要,确立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联系实际,不断优化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张若竹^[8]（2019）在《面向三元主体的广州老旧社区改造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存量规划时代到来,旧城改造成为了重要的城市命题。而老旧社区危破建筑持续增加,居住条件恶化,脏乱差问题严重,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当下全国各地纷纷展开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类的项目,广州较早启动三旧改造、城市更新工作,对老旧社区改造更是率先进行了改造探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本研究结合有机更新理论、公众选择理论、城市政体理论等,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及综合分析法,研究通过分析目前老旧社区现状、老旧社区改造现状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政府、市场、居民三元主体的界定、相互关系、合作方式、需求诉求和利益博弈,运用“策略提出+实证研究”的方式,提出三元主体共同缔造的具体细化策略并进行实践验证。本文正文第一部分是现状研究,剖析了国内外尤其是广州的老旧社区改造历程,梳理我国法律法规和各地老旧社区政策,选取广州代表性的社区进行进行现状调研,据研究结果对老旧社区的特征进行总结。第二部分是问题研究,总结出老旧社区改造中的三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广州老旧社区改造政府管控不足、市场难以介入、居民参与受阻的困境,分析三元主体诉求需求和内外部利益博弈。最后两部分是策略研究,第三部分把治理层面与技术层面相结合提出三元主体共同缔造的策略,从政府引领、公众参与、激活市场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总结,提供了改造理念、原则和规划方法的指引。第四部分对“共同缔造”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在政府引领方面,探索多元参与的工作坊模式,在公共参与方面,依据居民意愿确定改造内容,在激活市场方面,量化分析微改造局部拆建项目中市场资金的介入,以验证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政府、居民、市场三元主体在社区改造中发挥的力量是不均等的,但可以通过互动沟通进行协作和博弈,政府引领方向,注重居民参与,活化市场机制,最终建立基于整体利益的共同缔造关系,实现共赢。笔者以广州为例探索改造策略,以期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大城市,探索中国特色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之路。

包伟杰^[9]（2018）在《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金融、对外贸易等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市场的“神经”。而中国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不断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诚意,这将对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9.3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2.24万亿美元,中美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便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投资就业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而中国经济发展则暴露出了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宏观政策调控失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 80%,中国经济的发展则过度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扩大的情况下,短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巨大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而投资过热的结构性难题,由此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大、企业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目标带来阻碍,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反思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形成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产业结构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一方面其直接反应出了构成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其又间接反应出了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基础,进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为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演化趋势,其较为直观的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从初级到高级、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的路径。总的来说,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一国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从而才能使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探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特征、驱动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内容涵盖了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产业结构的划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理论和研究综述。为论文的写作找到强有力的理论及文献支撑。第二部分则主要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这是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出发点。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的演进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等。第三部分主要进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通过理论分析,研究需求因素、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构建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研究驱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第四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路径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将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各自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美国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初期工业化开始阶段至今,中国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从1952年至今。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情况。在对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入三次产业各产业的内部,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三次产业中包含的相关产业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第一、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分时段比较。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之前章节对于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将产业结构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而言是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第六部分基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相应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各驱动因素与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灰色关联度;构建VAR模型（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结构形态由最初的“一二三”最终演进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伴随着行业革命的不断推动,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分化,产业结构内部得以持续优化。不过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特征还是有所差异,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况且两国的产业发展也正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正日益深刻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而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双方之间不仅直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还面临着旧有的经济制约因素和新的工业革命挑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贸易开放、交流合作、互惠互利会是大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中美需要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寻求三次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努力促成行业的变革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

孙伟^[10]（2018）在《高校本科全英语课程评价 ——以上海四所“双一流”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英语作为国际通用学术语言的角色日益显现。为吸引留学生和外籍教师、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高校的国际声誉,非英语国家高校大量开设英语教学课程和项目,业已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国际现象。国际学界通常将此类课程称为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EMI）courses,国内称全英语课程,即在教学材料、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均使用英语的非语言类课程,而英语通常是教师和（或）学生的外语。然而,高校对全英语课程的理解程度远不及其开设课程的速度。高校过多关注课程的宏观政策目标而忽视了具体教学目标。教师和学生的语言能力不足引发越来越多学者对全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质疑。但已有研究仍大多从应用语言学视角探讨高校的语言政策、教师和学生对全英语课程的态度及其教学体验等,缺少教育学视角的课程评价,尤其是学习结果评价。本文首先从政策文本分析、授课教师调查和理论研究三个角度论证得出全英语课程的目标维度,即学科认知、学术英语和跨文化能力。据此对上海四所“双一流”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61份。调查发现,全英语课程的整体学习结果欠佳,影响学习结果的主要因素有学生的英语程度、已有知识、学习动机、努力程度,以及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班级有无留学生。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还提出一些提高教学质量的政策措施。

二、我国电力发展中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电力发展中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海洋暖化对国际法的挑战 ——基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史考察（19世纪40年代-20世纪末） ——教师培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面向三元主体的广州老旧社区改造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高校本科全英语课程评价 ——以上海四所“双一流”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电力发展中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论海洋暖化对国际法的挑战 ——基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D]. 焦轲. 山东大学, 2020(02)
• [3]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黄佳楠.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4]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D]. 徐文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
• [7]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史考察（19世纪40年代-20世纪末） ——教师培养的视角[D]. 王梓霖.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8]面向三元主体的广州老旧社区改造策略研究[D]. 张若竹. 广东工业大学, 2019(02)
• [9]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D]. 包伟杰. 云南大学, 2018(04)
• [10]高校本科全英语课程评价 ——以上海四所“双一流”大学为例[D]. 孙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标签：食品安全监管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海洋污染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