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时代有效处理人民群众矛盾的途径

一、探索有效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孙亦馨^[1]（2021）在《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文简称《正处》）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明确地、系统性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种复杂矛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根据形势的发展对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索,用加快经济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改进思想教育、提高网络治理能力等方式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累了丰富经验。十八大以来,社会环境、政治形势、主要矛盾、外部条件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征,人民内部矛盾的内涵及其处理方法也具有了新的特点。通过分析反映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关联性和聚合性增强、经济利益矛盾依然突出、民生矛盾呈上升趋势、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凸显、网上网下相互作用使矛盾处理难度加大、新闻传媒对矛盾的影响扩大等特点。究其原因,除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总根源外,还有国家治理存在短板的客观原因和社会心理冲突的主观原因。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还要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发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降低因矛盾激化而出现恶性事件的频率,凝聚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大合力。正确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也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为了降低人民内部矛盾带来的消极影响,党和政府要积极探索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化解矛盾根源,畅通民意表达机制缓和对立情绪,构建事前防控机制遏制矛盾萌芽,落实思想教育机制摸清思想动态,优化矛盾应对机制防止矛盾激化。

董鹏林^[2]（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张玉玲^[3]（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隋从容^[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田天亮^[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指出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刘雯炀^[6]（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董聪慧^[7]（2020）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奋斗目标,“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将人民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及其人民观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步探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辗转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人民观,即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新时代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科学阐述,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全人类利益的思考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结合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起步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深化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对人民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和时代变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指引社会前进的直接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无疑是思想先驱,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性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观。毛泽东人民观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主题,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奋斗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基调,经过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形成了以邓小平人民观、江泽民人民观和胡锦涛人民观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观立足以民为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奋斗目标。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中,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念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人民观;江泽民将人民利益思想纳入改革开放具体过程中,形成了江泽民“三个代表”人民观;胡锦涛将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和满足落实到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阶段,形成了胡锦涛“以人为本”人民观。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光辉起点上,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进程向前推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观。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予以拓展和深化,注重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获得和满足,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根本遵循,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人民观包含民为邦本的主体观,精准扶贫的民生观,知民情、解民意的爱民观等丰富的内容,将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目标纳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人民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崭新成果,进一步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奋斗理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现实,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思想予以拓展和深化,准确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确立了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观立足人民现实保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实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根本。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百年实践成果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引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更得益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人民精神的伟大。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各时期的理论成果,为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是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继续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向着“强起来”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成就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是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而伟大的历史选择。

左腾飞^[8]（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禹辉映^[9]（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王轲^[10]（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提出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探索有效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有效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索有效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研究[D]. 孙亦馨. 齐鲁工业大学, 2021
• [2]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研究[D]. 董聪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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