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下半年增刊稿约(论文文献综述)
包耘赫[1](2018)在《《交响》办刊研究》文中认为学报作为一所高校的学术窗口,忠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各高校在学术上的成就与积累。《交响》作为西安音乐学院的学报,以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己任,在几十年的办刊过程中大量地追踪与发表了相关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根据不同时期主编的变化,其办刊方针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放眼世界”,《交响》一直都在与时俱进。目前国内关于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的研究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交响》的历史渊源、引文分析和音乐美学等方面,本文从音乐编辑学角度出发对《交响》142期实体刊物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因此本论题具有写作空间和价值。从1982年创刊传承至今,在《交响》三十余年的办刊历程中,逐渐沉淀出以深入挖掘、传承陕西地方和西北区域音乐文化传统为立足点,积极追踪音乐学术热点,热情关注音乐教育和实践成果,努力培养学术新人的办刊特点,在不同的办刊时期都编发有享誉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无论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音乐学术界认同度较高的理论期刊。各个时期历任主编都在工作中强调“学报是学校学术窗口”的作用,从研究栏目的设计,到学术活动的跟踪,从教师成果的及时发布,到学生习作的精心修改和编发,无不看重本校这片学术园地的生态维护和果实凝结。为此,在几十年来西安音乐学院学科专业建设中形成的标志性成果中,诸如西安鼓乐研究、长安乐派研究、秦派民乐研究、陕西作曲家创作群体研究、陕北音乐文化研究、陕西地方戏曲研究等不同领域,都浸透有学报《交响》的影子,甚至有些理论概念、观念的沉淀、形成与发扬都离不开《交响》的助推作用。同时《交响》也为学校的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学术生态网,学校师生可以通过学报了解并学习到一些音乐资讯和理论知识,可以从学报中找到补充自身认识与研究的切入点,学报为他们提供了文献资料,学报给很多人的创作、研究开启了思路,《交响》真正成为了多向交流、全方位覆盖的思想与理论碰撞平台。
张德强[2](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王艳[3](2016)在《清代词集序跋编年》文中研究表明序跋既是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文献,因此,历来受到大家的重视,具体到词集序跋,也是如此。随着词的发展和词集的刊刻,产生了大量的词集序跋,尤其是到了清代。清词号称中兴,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即为创作量巨大,清人刊刻了数量众多的词集,刊行时多邀人撰写序跋,这些词集序跋是研究清代词史、词学理论与词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学界或利用词集序跋研究词坛、词派、词人的生平与词学思想,或利用序跋考察词集的刊刻过程与词坛接受情况,或利用序跋研究词人群体的交游倡和,等等,都体现了大家对词集序跋文献的倚重。现有的清词集序跋汇编类资料较少,学界也多是对一些重要的序跋文献进行个案研究,用以阐述词派词家的文学观念,其中更多的则在清代词学研究中使用序跋文献,对清代词序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目前学界的成果并不多见,从总体上看,清词序跋研究还是一片有待精耕细作的沃土。清词集序跋文献较为零散,鉴于此,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冯乾先生编纂《清词序跋汇编》,嘉惠学林良多。《清词序跋汇编》以词集刊刻先后编次,一定程序上呈现了词集刊刻与序跋撰写的历时状态。不过该《汇编》并非措意于序跋的编年,我们觉得如能将清词序跋按照时代先后逐年编次,将有助于从历时态的角度认知理解序跋文献所呈现的词学观念。本编年重点参见冯乾先生的《清词序跋汇编》,另对未收入其中的词集序跋也尽可能地进行补充。我们希望对清词序跋文献的编年能充实清词学编年在序跋类文献上的缺失,并进一步丰富清代词学编年史的研究。当然,想要把清代词集中所有序跋完整辑录并编年,是非常有难度的,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也是值得欣喜的。
程磊[4](2016)在《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报的副刊既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这种交叉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形态,也注定其将在“文艺性”与“政治性”之间徘徊——党报副刊的“文艺性”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终究“潜在地”或“显在地”建基于“政治性”之上。一方面,党报副刊对文艺作品的编辑理念、运作方式、文本效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文艺政策、政治思潮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党报副刊诞生、发展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概括、分析其主体内容的演变特征,既能触摸主流文艺思潮的发展脉搏,又能透视主导党报副刊编辑理念的政治性因素,辩证认知特定时期政党发掘副刊“工具性”“喉舌性”功能的实践。本研究集中考察革命语境中(抗日战争时期、军调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文艺的主要载体《大众日报》副刊。作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1939年月至1945年10月、1949年3月至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1945年10月至1949年3月)的《大众日报》,其副刊是当时山东区域及周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知识分子、工农兵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既鲜活地记录了十一年期间山东及周边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与生活景象,又折射出此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宣传方针与文艺政策的变化。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以1939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的《大众日报》为基本研究对象。依据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合理构建出“革命语境”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大众日报》副刊内容的梳理、风格水平的演变、编辑运作的考察,揭示出“革命语境”中政治权力(政党)、战争形势、革命民众影响文艺作品话语表达的趋向,进而概括出此时期《大众日报》副刊的总体特征——徘徊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论文包括五个章节,分别从以下层面系统地考察革命语境里的《大众日报》副刊—第一章概述《大众日报》及其副刊在1939年至1949年的生成语境与发展态势。首先阐释构成“革命语境”的三个维度——政治权力(政党)、战争格局(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群众(工农兵)的内涵,同时分别详述各个维度是如何深刻影响《大众日报》及其副刊的成长与演变的:即党报副刊表征中共的舆论宣传与编辑理念、持续书写战争舆论和战争主题、力求贴近群众与文艺大众化。基于副刊整体内容、风格演变的分析,指出《大众日报》副刊发展的三个阶段:“文艺性”副刊时期、“新闻性”副刊时期、“新闻性”与“文艺性”并重时期。第二章主要介绍在整风运动扩展至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切实改版之前(1939年1月至1942年5月),副刊的编辑理念、文艺创作情况以及所呈现出的风格特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秉承“文化人”与“革命者”互补的办报思维,副刊编辑方针兼收并蓄,作品内容广博芜杂,文学叙事与抒情色彩较浓,呈现出副刊是一个多元自由的文艺书写平台:副刊栏目纷呈、文学体裁多样、文艺水平较高、语言书面化色彩浓郁(通过选取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同时,日伪对根据地的反复性大扫荡与报社随时遭遇战斗的可能,使副刊一直关注着战争宣传。而在纸质极度匮乏、战争白热化时期,副刊版面会让位于战争宣传版面。第三章重点论述整风运动切实影响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开始改版之后(1942年5月至1946年5月),“新闻性”副刊体制化的生成和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效应。此时期的“文艺”在“革命语境”中被赋予了特定内涵——1943年11月17日中共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文艺工作以新闻通讯和戏剧工作为中心。本文通过对《大众日报》相关史料与副刊所刊载的典型作品的分析,解读副刊的政治化实践:推动整风运动开展、确立革命话语,副刊的政治宣传功能凸显。而面向工农兵写作、集体创作方式的盛行则凸显出此时期副刊风格的变化——“革命语境”逐渐导致了副刊版面的“通讯至上”:通讯作者群体迅速扩大、通讯写作倾向于体制化并成为副刊版面的主体。第四章探讨自1946年5月10日《大众日报》重新发布副刊征稿简则,副刊专页复刊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趋势:“人民的文化人”与“人民的革命者”互补的办报理念确立,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并举。此时期《大众日报》一度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匡亚明长时间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社人才济济,发行区域继续扩大,副刊版面趋于稳定。编委会对于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关系的权衡,是基于前一时期以前者为尊而导致后者弱化的反思。这使副刊的“文艺性”逐步回归:副刊之页成为常设的栏目,文学体裁多元化,文娱资料与戏剧评论丰富;但新闻通讯、工农兵通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多元化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上指向的仍然是“解放”“土改”等革命主题。第五章概括“革命语境”里《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首先通过对比整风运动前后《大众日报》副刊与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5月至1944年2月)副刊,揭示出二者编辑理念与演变向度的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个体化纷呈”到“整体性沉默”再到“一体化精彩”,并在创作群体与文学水平上存在差异。由此得出《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与《解放日报》副刊一样,既是中共革命文艺运动和舆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革命战争的书写者、工农兵大众的服务者。其次分析了“革命语境”里革命文艺运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一方面,革命文艺统一了知识阶层、广大民众的认知,使革命突破了“长期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纸上清谈而无从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革命文艺的极端化偏颇,使文艺的“政治工具”属性无限放大,压制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创作思维的多元化与文艺的自由书写。
杨惠敏[5](2016)在《“孤岛”时期洋旗报抗战报道研究》文中指出“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新闻界积极发挥抗日宣传鼓动作用,上海成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宣传中心。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于英美法的租界孑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同“孤岛”,因此把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期称为“孤岛”时期。日本占领上海后,逼迫租界当局取缔抗日宣传活动,并且指定日军报道部对租界华文报纸实行新闻检查。在双重压力之下,大批抗日报刊纷纷停止销售或迁往内地。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及其他爱国力量并未停止抗日办报与宣传活动,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起一批新的抗日报刊——“洋旗报”,继续与日伪的宣传报道作斗争。“洋旗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自己显着的特点。中共与其他爱国力量利用“洋旗报”进行的抗战报道与抗日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琼[6](2015)在《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从对1990年代《新华文摘》选摘的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梳理入手,从《新华文摘》这一切入口,探析199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发展脉络,并试图分析《新华文摘》对1990年代文学走向的把握。《新华文摘》作为最具权威性的综合类选刊,自诞生之日便以“博大精深新”为其刊物特点,其选文不仅内容广博,涉及各学科领域,如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历史、教育、文化等;而且更注重选文的时效性和权威性。《新华文摘》发展到1990年代,遇到了中国期刊界整体下滑的尴尬遭遇,却在其自身期刊地位的基础上及时作出调整,然而在总体上的变化并不大,无论是期刊定位、栏目分类、还是在选文趣味、来源期刊质量等方面都相对保持稳中求进的状态。文章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进行外部研究,即通过对原始资料,也即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整体关照,分析1990年代《新华文摘》的生存处境以及刊物调整,探寻其在本时期内应对市场危机的调整策略。经笔者观察以及查阅相关资料,认为《新华文摘》在此时期内的刊物风格稳中微调、期刊质量有所提升、栏目风格迎合读者趣味、历任编辑“传帮带”推动期刊不断发展,并且其选文风格在读者群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基本稳定。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支撑对该期刊进行内部研究。笔者将1990年代《新华文摘》所选摘的文学作品与评论的趋向分为三个平行的方面,第一方面,即第二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摘的主旋律性质作品与评论。《新华文摘》作为官方主流期刊,它将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获奖征文大联展”作品作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媒介,并且以及时性与纪实性并存的报告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记录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则有助于加强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第二方面,即第三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取的带有消费元素的作品及评论。1990年代的时代特点之一便是商业文化的兴起,《新华文摘》作为时效性较强的选刊,将本时期带有时代特点的作品与评论也纳入其中,但是从其选择的角度和数量,可以看出《新华文摘》对商业化写作持抵制与批判态度;第三方面,即第四章,探讨《新华文摘》所选“纯文学”作品及评论。1990年代是“50后”作家的黄金期,也是文学事件频发的年代,如坚守文学理想的文学家们对“人文精神”的呼求,以及“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等一系列急促的文学命名所昭示出的批评家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努力等,都代表着1990年代文学发展的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1990年代的《新华文摘》对“主旋律文学”和“纯文学”的推崇以及对“商业化写作”的抵制呈现了它作为官方主流期刊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虽然它既有推崇又有抵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以客观真实全面的态度记录着本时期文学的发生及发展过程。结语部分作为一个粗略的总结,因为单从1990年代来考察当时的文学发展趋势是有先在的局限的。然而从后三章的分析也可以总结出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选文特征,即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不久之后的中共十四大将市场经济合法化为标志,我国全面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作为官方主流选刊的《新华文摘》也以199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新华文摘》,即1989年后半年、1990年和1991年的《新华文摘》的选文多呈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末期社会运动的“批判”、“清理”的特点。而1993年之后的《新华文摘》选文便将主流文学、消费元素写作和纯文学熔于一炉,较为真实地记录着1990年代文学发展的状貌。
李静[7](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指出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张元娜[8](2014)在《《黄河》(1985-1990)杂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山西作协主办的《黄河》杂志,创刊于1985年1月25日,在最初的主编成一到现任主编张明旺等诸多优秀编辑的不懈努力下,经过近30年的发展革新,至今仍为山西省内一隅重要的文学阵地。它以鲜明的办刊理念,优秀的文学作品,合理的编排设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的文学爱好者奉献出了优质而高雅的文学大餐。但由于其影响力有限,这份刊物在很长时间内甚至至今都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尚未出现针对《黄河》杂志的系统研究文章或理论专着。本文拟通过对《黄河》进行作品的文本分析,从编辑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运用理论分析与作品解剖相结合的方法,联系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化语境,研讨《黄河》办刊之初的编辑特色与价值取向,突出其为山西作家提供文学阵地的道义精神。本篇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从刊物与编者的关系入手,对《黄河》的办刊背景及刊物发展历程进行简要介绍,揭示作为纯文学刊物的《黄河》如何从八十年代中叶历经坎坷发展至今,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艰难生存。从编辑者的角度出发,分析刊物鲜明的办刊理念与独特的价值取向;第二章探讨刊物与作家作品的关系,结合刊物1985至1990五年间所刊登的文学作品,探讨“晋军”笔下多样化的乡土叙事,突出《黄河》对晋军作家的大力扶持;第三章通过分析《黄河》为当代山西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彰显《黄河》铁肩担道义的文学坚守及其独特意义。
李旺[9](2013)在《1976前后文学异同研究(1971-197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文革与新时期文艺刊物的生产,文学编辑机制的惯性因素在文革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无产阶级文艺创作主体——工农兵业余作者、无产阶级群众文艺的代表形式——革命故事、文革与新时期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接受与变异、文革结束后作家形象塑造的意识形态性六个层面探讨1976年前后(1971——1979)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异同性。论文第一章探讨1971至1979年间文艺刊物生产方式的延续与变异。试刊号、复刊号、征文、抄袭、读者意见调查表是本章论述的五个关键词。对于1971年以来出版的文艺刊物来说,安全避开政治地雷是求得生存的首要条件,而1976年后文艺刊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政治尴尬,即1971——1976年间的办刊经历,复刊号如何讲述刊物的文革原罪是新时期伊始最富有意识形态症候的文学现象。征文是文革和新时期文艺刊物的一个重要栏目,同时它也是文艺刊物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举措。对待作品抄袭的态度反映出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后文学生态的变迁。读者角色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变迁通过读者意见调查表内容的调整表现出来。论文第二章讨论1971年后编辑机制在文革主流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生产中的独特作用。已有研究关注文革与新时期作者群的跨界性,并未注意文学编辑机制的延续性。本章以叶至善、鲁秀珍对肖复兴稿件的修改,何启治对陈忠实的热情鼓励,谢泉铭对张抗抗、赵丽宏、王小鹰等知青作者的指导为例,分析文革文学编辑对十七年文学编辑惯性的继续发挥:修改稿件、介入作品生成过程,敏感的政治嗅觉,与作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完全政治化的文革社会,编辑与作者的私人友谊也延伸为另外一种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恩义伦理”对专制体制微弱的抵抗。作为文学编辑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作者——在文革时期也表现出独特的创作心理。对时代风气的追随与以写作改变命运的功利理性影响了文革时期开始写作的作者心态,本章以叶辛为例探讨这一问题。论文第三章在回顾左翼文学传统基础上讨论文革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问题。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教旨主义理解,使得1949年后主流文学对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和作为国家机器的解放军的写作潜能表现出巨大的期待热情,并付诸行动进行培养训练。1949年后,主流文学赋予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以政治意义经历了两个阶段:对资产阶级文学堡垒的攻占,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后者开启了文革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写作热潮。文革结束后,工农兵业余作者从舆论中心跌落,遭遇何去何从的身份难题。论文第四章在左翼文学以“文艺”取代“文学”的演进脉络中讨论故事这一民间文艺形式在十七年时期、特别是文革和新时期的演变史。从旧书到革命故事,从旧说书人到革命故事员,故事经历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彻底改造。文革结束后,故事的去革命化成为主导舆论,但故事的性质定位遭遇新的难题。论文第五章探讨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与叙事诗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变异与发展。作为十七年期间最为重要的叙述模式,农村题材小说在文革中继续存在,新时期伊始,农村题材小说成为备受瞩目的创作潮流,本章以陈忠实、周克芹、叶蔚林、古华、孙健忠五位作家为例,分析他们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新时期的创作演变。十七年叙事诗传统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延异则以梅绍静诗歌中信天游的抒情功能演变为对象进行探讨。论文第六章讨论作家形象塑造在文革与新时期转换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章首先考察文革当红作家浩然在文革结束后的形象塑造问题,其次探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作家新时期伊始的文革记忆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
陶海洋[10](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二、2001年下半年增刊稿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下半年增刊稿约(论文提纲范文)
(1)《交响》办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音乐期刊 |
第一节 音乐期刊发展的基本状况 |
一、普通期刊 |
二、核心期刊 |
第二节 音乐院校学报的发展状况 |
第二章 《交响》的办刊缘起 |
第一节 《延安歌声》时期 |
一、《延安歌声》办刊前身及缘由 |
二、《延安歌声》的编辑特点分析 |
第二节 《交响》时期 |
一、更名与复刊 |
二、《交响》办刊三十余年的历史分期 |
第三章 《交响》的编辑实践与特色 |
第一节 《交响》的编辑实践分析 |
一、编辑主体的历史更替 |
二、不同时期作者群的形成与发展 |
三、专题栏目的内容设置 |
第二节 《交响》的编辑特色分析 |
一、办刊方针的变化与调整 |
二、栏目设计和内容选择变化 |
三、读者定位及其拓展 |
四、外部装帧设计的进步 |
第四章 《交响》重要栏目的代表性文论评析 |
第一节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栏目 |
一、西安鼓乐 |
二、敦煌乐谱研究 |
三、西北区域音乐及其秦派民乐研究 |
第二节 音乐史研究栏目 |
一、中国音乐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
二、西方音乐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
第三节 大学生研究生学术园地 |
一、研究选题的多样性分析 |
二、研究内容的关联性分析 |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1982 年--2016 年《交响》目录汇总 |
致谢 |
(2)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后记 |
(3)清代词集序跋编年(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本文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 |
顺治元年甲申1644 |
顺治二年乙酉1645 |
顺治三年丙戌1646 |
顺治四年丁亥1647 |
顺治五年戊子1648 |
顺治六年己丑1649 |
顺治七年庚寅1650 |
顺治八年辛卯1651 |
顺治九年壬辰1652 |
顺治十年癸巳1653 |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 |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 |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 |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 |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 |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 |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 |
康熙元年壬寅1662 |
康熙二年癸卯1663 |
康熙三年甲辰1664 |
康熙四年乙巳1665 |
康熙五年丙午1666 |
康熙六年丁未1667 |
康熙七年壬寅1668 |
康熙八年己酉1669 |
康熙九年庚戌1670 |
康熙十年辛亥1671 |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 |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 |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
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 |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 |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 |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 |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 |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 |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 |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 |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 |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 |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 |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 |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 |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 |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 |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
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 |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 |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 |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 |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 |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 |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 |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 |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 |
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 |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 |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 |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 |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 |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 |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 |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 |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 |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 |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 |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 |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 |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 |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 |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 |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 |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 |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 |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 |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 |
雍正元年癸卯1723 |
雍正二年甲辰1724 |
雍正三年乙巳1725 |
雍正四年丙午1726 |
雍正五年丁未1727 |
雍正六年戊申1728 |
雍正七年己酉1729 |
雍正八年庚戌1730 |
雍正九年辛亥1731 |
雍正十年壬子1732 |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
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 |
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 |
乾隆元年丙辰1736 |
乾隆二年丁巳1737 |
乾隆三年戊午1738 |
乾隆四年己未1739 |
乾隆五年庚申1740 |
乾隆六年辛酉1741 |
乾隆七年壬戌1742 |
乾隆八年癸亥1743 |
乾隆九年甲子1744 |
乾隆十年乙丑1745 |
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 |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 |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 |
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 |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 |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 |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 |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 |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 |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 |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 |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 |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 |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 |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 |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 |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 |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 |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 |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 |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 |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 |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 |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 |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 |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 |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 |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 |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 |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 |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 |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 |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 |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
嘉庆元年丙辰1796 |
嘉庆二年丁巳1797 |
嘉庆三年戊午1798 |
嘉庆四年己未1799 |
嘉庆五年庚申1800 |
嘉庆六年辛酉1801 |
嘉庆七年壬戌1802 |
嘉庆八年癸亥1803 |
嘉庆九年甲子1804 |
嘉庆十年乙丑1805 |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 |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 |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 |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 |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 |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 |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 |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 |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 |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 |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
道光元年辛巳1821 |
道光二年壬午1822 |
道光三年癸未1823 |
道光四年甲申1824 |
道光五年乙酉1825 |
道光六年丙戌1826 |
道光七年丁亥1827 |
道光八年戊子1828 |
道光九年己丑1829 |
道光十年庚寅1830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 |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 |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 |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 |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 |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 |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
咸丰元年辛亥1851 |
咸丰二年壬子1852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
咸丰四年甲寅1854 |
咸丰五年乙卯1855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
咸丰七年丁巳1857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
同治元年壬戌1862 |
同治二年癸亥1863 |
同治三年甲子1864 |
同治四年乙丑1865 |
同治五年丙寅1866 |
同治六年丁卯1867 |
同治七年戊辰1868 |
同治八年己巳1869 |
同治九年庚午1870 |
同治十年 辛未 1871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 |
光绪一年乙亥1875 |
光绪二年丙子1876 |
光绪三年丁丑1877 |
光绪四年戊寅1878 |
光绪五年己卯1879 |
光绪六年庚辰1880 |
光绪七年辛巳1881 |
光绪八年壬午1882 |
光绪九年癸未1883 |
光绪十年甲申1884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
光绪十三年 丁亥 1887 |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
光绪十五年乙丑1889 |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 |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
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
宣统元年乙酉1909 |
宣统二年庚戌1910 |
宣统三年辛亥1911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为什么要结合语境研究政党报纸及其副刊 |
第二节 研究范围:时间与对象 |
第三节 “革命语境”研究框架的三个维度 |
第四节 革命语境中《大众日报》副刊的总体特征 |
第五节 相关课题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概述: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及其副刊 |
第一节 政治权力:副刊表征中共的舆论宣传与办报实践 |
一、报纸创办者为中国共产党人 |
二、全面反映党中央及分局的政策 |
三、办报实践:艰苦奋斗与精益求精 |
第二节 战争局势:党报副刊的战争舆论和战争主题 |
一、山东区域的战争舆论生态 |
二、以战争为主题的内容书写 |
第三节 革命民众:党报副刊贴近群众与文艺大众化 |
一、采编工作深入群众 |
二、文艺大众化 |
第四节 《大众日报》副刊的三个阶段:基于内容演变的分析 |
一、“文艺性”副刊时期(1939年1月至1942年5月) |
二、“新闻性”副刊时期(1942年5月至1946年5月) |
三、“新闻性”与“文艺性”并重时期(1946年5月至1949年10月) |
第二章 “文艺性”副刊时期:文艺的多元自由书写 |
第一节 兼收并蓄的编辑方针 |
一、副刊编辑、记者、作者群体的考察 |
二、征稿的“社会化”与题材多元化 |
第二节 文艺的多元书写 |
一、副刊栏目纷呈 |
二、文艺作品体裁丰富 |
三、文艺水平:文学叙事与抒情色彩较浓 |
四、语言书面化色彩较浓 |
第三节 副刊与战争宣传 |
一、副刊征稿、用稿的“战争”取向 |
二、战争纪念专刊、专版 |
第三章 “新闻性”副刊时期 |
第一节 政治化的实践:整风运动与《大众日报》副刊 |
一、整风运动前《大众日报》副刊里的“通讯” |
二、整风运动与报纸改版 |
三、革命话语的确立:副刊政治宣传功能凸显 |
第二节 文艺写作的“一体化” |
一、文艺新方向:面向工农兵写作 |
二、创作方式:集体写作方式的盛行 |
第三节 “新闻通讯至上”的趋势 |
一、新闻通讯作者群的扩大 |
二、新闻通讯的体制化 |
第四章 “新闻性”与“文艺性”并重时期 |
第一节 副刊“文艺性”的回归 |
一、前一时期副刊“文艺性”的弱化 |
二、编辑方针与副刊之页 |
三、文艺体裁多样化 |
第二节 “文艺性”和“新闻性”并举的趋势 |
一、新闻通讯工作的指导制度 |
二、革命战争:副刊书写的主题 |
第五章 “革命语境”中《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 |
第一节 整风前后的延安《解放日报》副刊 |
一、演变向度与《大众日报》副刊趋同 |
二、文学水平与创作群体的差异 |
第二节 《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 |
一、山东根据地(解放区)革命文艺的宣传工具 |
二、革命战争的记录者 |
三、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众的服务者 |
第三节 “革命语境”里革命文艺运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
一、合理性: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属性 |
二、局限性:极端化、一元化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孤岛”时期洋旗报抗战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孤岛”、“洋旗报”与抗战报道 |
第一节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概念界定 |
一、“孤岛”时期概念界定 |
二、“洋旗报”概念界定 |
三、抗战报道概念界定 |
第二节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生态环境 |
一、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 |
二、“孤岛”的媒介生态环境 |
第三节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量化统计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媒介 |
第一节 共产党报刊 |
第二节 爱国力量报刊 |
第三节 商业性报刊 |
第四节 国民党报刊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策略 |
第一节 运用多种形式,及时转移阵地 |
第二节 公开与秘密相结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文本 |
第一节“孤岛”时期洋旗报抗战报道的内容选择 |
一、内容构成 |
二、角度选择 |
第二节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抗战报道的表达方式 |
一、栏目设置 |
二、版面编排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1 《文汇报》头版头条 |
附录 2 《每日译报》头版头条 |
附录 3 《申报》头版头条 |
附录 4 《正言报》头版头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刊策略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处境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刊运营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的选文策略 |
第二章 彰显主旋律的选刊取向 |
第一节 对“获奖征文大联展”的青睐 |
第二节 对报告文学关注的几点变化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坚守 |
第三章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写作的警惕与接纳 |
第一节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的警惕 |
第二节 《新华文摘》对商业化的接纳 |
第四章 市场经济时代《新华文摘》对文学思潮的关注与引领 |
第一节 选摘“纯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几个特征 |
第二节 对“文学的命名”的关注 |
第三节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注 |
结语:1990 年代《新华文摘》的总体样态与局限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1990 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目录 |
附录二:1990 年代《新华文摘》期刊来源数据表 |
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过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从价值重估视角研究延安文艺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及其影响研究的现状 |
第二节 价值重估视角之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意义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延安实践 |
一、马克思反映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二、马克思阶级论的“中国化”与文艺实践 |
第二节 本土化的文学“创造”及“生产” |
一、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创造” |
二、延安文艺空间的文学“生产” |
第三节 民族国家的文学救赎及其构想 |
一、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艺 |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趋势 |
第二章 延安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
第一节 “民族化”、“大众化”的阐释与实践 |
一、“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出与阐释 |
二、“民族化”、“大众化”与形式改良 |
第二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文艺方向的形成 |
一、农民文化的择向与实践 |
二、“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与中国经验 |
第三节 “民族化”、“大众化”与大众“趣味” |
一、趋同的文学实践(前期) |
二、背离的文学“趣味”(后期) |
第三章 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 |
第一节 文艺制度: 体制化的组织与生产 |
一、文学的组织结构 |
二、文学生产方式 |
第二节 文学稿酬: 文艺制度健全的一个表现 |
一、延安时期的文学稿酬 |
二、文学稿酬制度的发展 |
第三节 新的文学体制: 特点与意义 |
一、新的文学体制的特点 |
二、新的文学体制的意义 |
第四节 “柳青模式”: 新的文学制度探索的典范 |
一、“柳青模式”的形成和经验总结 |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柳青模式”化 |
第四章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 |
第一节 文艺制度规范下的政治意识反思 |
一、强力规范与自由意志的双重博弈 |
二、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例: 反观批评标准 |
三、由作家身份反观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 |
第二节 文艺创作的反思 |
一、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融会 |
二、从“两极现象”到“中间人物”论 |
三、“改造”的政治化规训书写 |
第三节 美学形态的反思 |
一、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审美价值判断 |
二、女性: 革命书写中的人性美化身 |
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文化内涵 |
第五章 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 |
第一节 革命文艺与革“文化”之命 |
一、革命与革命文艺 |
二、战争心态与文学话语 |
三、从“政治第一”到“唯政治”标准 |
第二节 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的高度集约化 |
一、“突击文化”与集体写作 |
二、“方向性”文化与“样板”文化 |
三、艺术“提高”与普及“样板” |
第三节 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 |
一、英雄文化传统的接续与重构 |
二、“智斗”书写与英雄的打造 |
三、英雄人物的政治隐喻 |
第四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空前“窄化” |
一、作家到作品的空前窄化 |
二、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 |
三、“样板戏”叙事的窄化与“经典”的反思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黄河》(1985-1990)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苦心孤诣艰难前行 |
1.1 《黄河》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
1.1.1 艰难中前行:《黄河》的发展历程 |
1.1.2 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环境 |
1.1.3 省内“晋军”突起的需求 |
1.2 编者的办刊方针 |
1.2.1 编辑构成与杂志发展 |
1.2.2 编者策略与杂志宗旨 |
2 立足本土鼎故革新 |
2.1 《黄河》中的作家 |
2.1.1 “晋军”的农村题材创作 |
2.1.2 “晋军”的现实主义风格 |
2.2 《黄河》中的作品 |
2.2.1 矿区题材 |
2.2.2 农村题材 |
2.3 《黄河》与“晋军”小说叙事的革新 |
2.3.1 叙述方式的革新 |
2.3.2 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利用 |
2.3.3 《黄河》中的城乡互动 |
3 慧眼独具兼收并蓄 |
3.1 新人新作的推出 |
3.1.1 《黄河》与《平凡的世界》 |
3.1.2 《黄河》与钟道新 |
3.2 《黄河》引发的文艺争鸣 |
3.2.1 谢冕:《诗在超越自己》 |
3.2.2 王振铎:《并非“圆的循环”》 |
3.2.3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
3.3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9)1976前后文学异同研究(1971-197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综述 |
二、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及意义 |
第一章 文革与新时期文艺刊物的生产方式 |
第一节 文革文艺刊物的政治试探:试刊号 |
第二节 新时期文艺刊物的复刊之路:如何讲述文革原罪 |
一、“四人帮”的阴谋与“我们斗争性不强” |
二、为刊物正名:回归“十七年”与文艺刊物的“伤痕”叙事 |
第三节 文革与新时期文艺刊物的政治动员:“征文” |
一、文革征文:无产阶级文艺新军的培养与政治博弈的论证 |
二、新时期征文:新时期总任务的集合令与“去曲艺化” |
第四节 “抄袭”在文革与新时期的遭遇: |
一、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对立 |
二、新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垒思想的弱化 |
第五节 读者意见调查在文革与新时期的作用:群众还是读者 |
第二章 从文革到新时期:编辑机制惯性与跨界文学生产 |
第一节 编辑的职业惯性与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
一、1949年后的文学编辑:组织化文学的生产者 |
二、文革:组织化文学编辑机制的延续与“人情伦理恩义”的反作用力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发表语境与知识青年的创作心理 |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艺创作主体——工农兵业余作者谱系 |
第一节 1949年之前关于工农作者的讨论与实践 |
一、文学大众化与工农通讯员 |
二、农民文艺与工人文艺 |
第二节 1958、1966、1976: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写作实践 |
一、1958——1966:拿下“文学堡垒”与通向共产主义 |
二、1966—1976:无法完成的文化大革命与永远长不大的工农兵业余作者 |
第三节 新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何去何从 |
第四章 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与难题:革命故事在文革与新时期文学的定位 |
第一节 革命故事与革命故事员:民间文艺的革命化与组织化 |
第二节 新时期:重述故事传统与新故事的提出 |
第五章 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的十七年小说、诗歌传统 |
第一节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延异 |
一、陈忠实:文革与新时期的十七年作家 |
二、周克芹: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贯穿性 |
三、叶蔚林:歌词创作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对话 |
四、古华:风俗的挤压与释放 |
五、孙健忠:乡土味中的民族性 |
第二节 十七年叙事诗传统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变异与发展 |
一、《兰珍子》:“文革”诗歌与“十七年”民歌体叙事诗传统 |
二、“兰珍子”与“我就是你的梅”:革命后代与落难学生 |
三、陕北与延安:从革命圣地到母亲、祖国以及民族 |
四、梅绍静的信天游:从革命形式到故事重述 |
第六章 告别文革,走向新时期:1976—1979作家形象形塑的意识形态性 |
第一节 文革主流作家:浪子回头金不换 |
第二节 文革中被贬抑的作家:霜叶红于二月花 |
结论 |
参考文献 |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发展教育论 |
二、 振兴实业论 |
三、 改革政治论 |
四、 传统文化论 |
五、 外交形势论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无奈的抉择 |
三、 冷静的纠偏 |
四、 未尽的结局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四、 启示 |
附表十五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2001年下半年增刊稿约(论文参考文献)
- [1]《交响》办刊研究[D]. 包耘赫. 西安音乐学院, 2018(11)
- [2]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3]清代词集序跋编年[D]. 王艳.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
- [4]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革命语境中的《大众日报》副刊[D]. 程磊. 山东大学, 2016(01)
- [5]“孤岛”时期洋旗报抗战报道研究[D]. 杨惠敏. 黑龙江大学, 2016(02)
- [6]199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D]. 余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7]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8]《黄河》(1985-1990)杂志研究[D]. 张元娜.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9]1976前后文学异同研究(1971-1979)[D]. 李旺. 南京大学, 2013(05)
-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