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研究》第三届编辑委员会（论文文献综述）
崔斌[1]（2021）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灰渣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环境卫生发展历程是城市现代化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集中体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灰渣（煤炭燃烧后产生的固体垃圾）治理与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城市防疫事业、市容观瞻、空间利用等方面有着密切关联,灰渣治理在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利用太原市档案馆及山西省档案馆关于灰渣治理的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及口述资料等相关材料,以灰渣治理为主线,勾勒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环境卫生、居民公共卫生意识及灰渣治理的历史风貌,并借此论述民国时期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发展的成效、不足及原因。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灰渣治理工作的环境背景,包括城市区划、街道、气候及地形地质,并着重讨论了环境背景对灰渣治理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城市生活中的灰渣,包括其来源、危害及用处,强调灰渣治理工作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主要叙述了1912年后太原灰渣治理的开展及完善时期,该阶段的灰渣治理工作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整体呈良性发展趋势,该阶段的新生活运动及《太原十年建设计划案》将民国时期的灰渣治理推向高潮。第四部分主要叙述了1937年至1949年灰渣治理工作的变化及表现、治理工作的不足、日伪政府及国民政府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并对其进行评价。太原市地处黄土高原,煤炭资源丰富,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多以煤炭为燃料,因而产生大量的灰渣。灰渣既可作为铺路材料开展城市建设又具有污染环境、防碍水道、影响市容等不利一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灰渣治理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政府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而有所转变。在政府主导下,灰渣治理向着专业化、制度化方向转型,但近代卫生资源的缺乏及经济基础的薄弱仍是灰渣治理的最大阻碍。太原城市灰渣治理在民国时期经历由盛至衰的过程,政府在治理中通过颁布法规、布告及街长劝说等形式动员群众参与灰渣清运,同时组织清运力量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本文拟从灰渣治理工作的建设、完善及困境等发展历程着手,通过对不同时段的灰渣治理工作进行研究,以此反映民国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成效、不足及影响因素,进而为现代城市灰渣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邢功伟[3]（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张政[5]（2020）在《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文中认为公共卫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其相关事宜也逐渐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应对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事业。近代以来,现代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我国由上而下逐渐建立,这一过程中,作为华北重镇的山西也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而其省会太原,作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卫生建设成绩较之省内其他地区更为显着。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行政从最初的包含于警政到后期逐渐与警政分离,其间虽然多有反复,但卫生行政独立的趋势已然较为明显。在山西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中,防疫是其重点。山西省政府在1918年晋北防疫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组织相对完备的防疫体系。疫后,山西政府在将中医引入防疫工作中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常预防接种工作,结合中西医双方的力量推进山西防疫工作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有效的防疫处置措施。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和防疫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山西政府的重视,在省会太原尤为明显。围绕与太原市环境、饮食卫生相关的各个问题,山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良,同时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进步。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能力欠缺,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公众痼习难改等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效果颇为有限。尽管如此,近代太原公共卫生建设促进了太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变革,为之后的公共卫生建设奠定了基础,依旧有其价值。妇婴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山西也得到了发展。山西省政府大力推行了反缠足运动,并通过推广新式接产方式、改造旧式产婆等方法,加强了对妇婴安全的保障。虽然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但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并开启了太原乃至山西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体现了山西政府对女性身体卫生的关怀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努力。总的来说,近代山西省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官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在看似完善的外表下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纰漏。而其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又多是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山西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全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缩影。
高雪[6]（2020）在《1937-1945年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问题述论》文中认为传统中国,妇女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不注意自身及婴孩卫生,导致妇婴患病率、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妇婴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其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中心,探讨其妇婴卫生工作的推进。针对妇婴卫生存在的各种问题,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和调整一系列法律法规,设立妇救会、儿童保育会、学校、医院等相关机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妇婴卫生体系。基于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如利用冬学运动、反迷信宣传、座谈会等形式,发动妇女走出家门,提升其文化水平;利用医院、保育会等组织开展疾病的预防与救治工作;对接产婆进行改造,培养新式接生员。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工作的开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生育观念,新法接生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使得妇婴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边区开展妇婴卫生工作亦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接生员水平参差不齐、各地发展不平衡等。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工作的开展样态,是根据地妇婴卫生工作的一个缩影,从中呈现出战时妇婴工作的曲折与复杂。
罗红廷[7]（2020）在《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卫生”,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等多重意蕴,成为近代中国摆脱落后、贫弱的重要工具,由此引发了“卫生救国”思潮的广泛传播。在“卫生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真正导致国人病弱的原因并非是个人卫生的不讲求,而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推行,故自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在国内被大力推广,成为城市市政和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重庆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国际地位都得以空前提高,然而此时重庆的城市卫生状况却与其陪都的城市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此前虽经过战前重庆城市卫生治理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但城市内部的清洁状况依然堪忧,市民的卫生观念也十分缺乏,从而使得市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城市的宜居程度都大打折扣。基于此,国民政府及社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当局改进陪都重庆的城市公共卫生,并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强健市民身体、促进陪都城市发展以及为抗战服务等目的。为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开展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够完成国民政府有关陪都卫生的行政命令起见,战时重庆市政当局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这些卫生运动不仅开展频繁,而且种类多样,几乎涉及了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在运动开展的具体过程中,首先通过清洁运动、疫病防治运动的实施,进一步充实了战时重庆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环卫系统,实现了对重庆市政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其次,凭借疫病防治运动、夏令卫生运动以及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充分带动了市民对公共卫生运动参与,让市民在亲身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我的公共卫生意识,改造自身的不良卫生习惯,从而促进对市民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培养,改变其过去“只讲私而不顾公”的落后卫生认知;此外,鉴于重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对建设战时中国首都城市形象的重要意义,战时重庆市政府推动实施了灭鼠运动、清洁运动以及规矩运动,通过此三大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极大缓解了市内的鼠患以及由鼠患带来的居住问题,也改造了战时重庆的市容市貌以及市民的陈规陋习,推动了清洁整肃的首都形象得以形成。透过战时重庆市政当局对陪都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实施虽是基于对城市卫生问题的改良,但其最终的实施效果却达到了促进城市市政完善、市民观念进步以及城市形象良好等多个方面。而就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言,无论是市政的完善还是市民观念的进步,抑或是城市面貌的良性发展,都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都市的必由之路。由此,根据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对重庆城市发展的促进,我们可以说:城市公共卫生进步的意义不仅停留于卫生本身,实则也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升。所以,卫生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促进意义是应当,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卢耀勤[8]（2020）在《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新疆地区企业的现状调查,乌鲁木齐企业职工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获得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的分布与职业卫生现状,研究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建立职业病预测模型,开发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及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最终提出乌鲁木齐职业卫生工作对策,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参考。方法:（1）采用普查方法,对新疆地区企业现状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乌鲁木齐地区的企业分布与职业卫生现状;（2）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涉及重点职业病职业人群,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使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对目标人群进行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调查;（3）利用倾向性评分、多因素分析及关联规则大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及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4）利用大数据挖掘算法,建立、筛选、验证职业病预测模型;（5）结合GIS地理信息技术,开发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利用大数据挖掘算法,开发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6）通过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卫生现状了解,对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健康检查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分析,结合乌鲁木齐重点职业病报告、职业病人工伤保险情况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数据分析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提出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防控工作对策。结果:（1）对全疆12902个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疆14地级行政区与1个直辖县级市;（2）对乌鲁木齐的3619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乌鲁木齐七区一县;（3）对乌鲁木齐厂矿企业的34457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高血压检出率15.32%;血常规中异常率最高的为血红蛋白,异常率为25.99%;尿常规中异常率最高的为尿蛋白,异常率为8.93%;肝功能谷丙转氨酶异常率为17.04%;接触矽尘作业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33.82%;接触煤（矽尘）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13.06%;接触石棉尘工人肺功能异常率为6.30%;接触化学性有害因素苯工人中性粒细胞异常率为2.85%;接触噪声的工人听力异常率为4.86%;接触布鲁菌属工人布鲁氏菌阳性率为20.30%;（4）共计发放问卷7500份,回收问卷7315份,回收率为97.5%,对问卷有效性进行排查后,最终确认有效问卷7118份,有效率为97.3%;（5）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发生率为44.21%,不同职业紧张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石棉尘、苯、噪声、性别、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龄、每周工作天、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有统计学意义（P<0.05）;（6）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倦怠发生率为86.53%,不同职业倦怠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噪声、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职称、工作班、月收入、每周工作天、职业紧张、精神心理健康有统计学意义（P<0.05）;（7）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为37.08%。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不同精神心理健康问题人群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石棉尘、苯、婚姻、文化程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作班、年龄、工龄、月收入、每周工作天、每天工作小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有统计学意义（P<0.05）;（8）在对职业紧张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16,最小置信度0.65,挖掘出14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每天工作>7小时、有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容易产生职业紧张,有1388条,置信度为65.3%,提升度为1.477;在对职业倦怠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29,最小置信度0.95挖掘出10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职业紧张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有2749条,置信度为90.7%,提升度为1.049;在对精神心理进行关联规则挖掘时,按照最小支持度0.2,最小置信度0.43挖掘出10条规则,最强的规则为未婚,签订了劳动合同、有职业倦怠的容易产生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有1957条,置信度为43.1%,提升度为1.162。（9）结合灰色模型与机器学习模型算法,建立了五个混合算法模型进行职业病预测,混合模型的结果为:GM-KNN（MAPE:26.89%,RMSE:9155.53）,GM-SVM（kernel=linear,MAPE:29.16%,RMSE:8587.02）,GM-SVM（kernel=polynomial,MAPE:4.45%,RMSE:1573.30）,GM-SVM（kernel=radial,MAPE:14.10%,RMSE:4693.51）,GM-SVM（kernel=sigmoid,MAPE:10.79%,RMSE:3422.28）,GM-RF（MAPE:6.99%,RMSE:2090.13）,GM-GBM（MAPE:8.45%,RMSE:2661.27）,GM-ANN（MAPE:3.49%,RMSE:1076.60）。通过对模型的预测效果与精度进行验证后得出,GM-ANN模型的预测效果最佳,实现了模型MAPE和RMSE最低。（10）2019年报告确诊职业病病人26例,主要以为接触粉尘、噪声和布鲁氏菌为主。患者以男性居多,占76.92%;（11）成功开发了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与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并获得了国家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结论:（1）新疆企业行业类型主要以B采矿业、C制造业为主,劳动者总人数的2.5%患有职业病,劳动者总人数的32.9%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的7.7%人群患有职业病;乌鲁木齐是新疆企业数、劳动者总人数、职业病累计人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总人数最多的地区;（2）乌鲁木齐企业主要以B采矿业、C制造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F批发和零售业、T国际组织为主,劳动者总人数的2.8%患有职业病,劳动者总人数的26.1%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的10.6%人群患有职业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与米东区是乌鲁木齐企业数、劳动者总人数、职业病累计人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总人数最多的区域;（3）对乌鲁木齐地区企业34457人进行了健康体检,一般健康检查中发现,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高血压、血常规及尿常规异常检出者多集中在6069岁年龄段男性;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乌鲁木齐地区厂矿企业主要涉及的职业危害因素为煤（矽）尘、矽尘、石棉尘、苯、噪声;行业不同易感人群和职业危害因素也不同,制造业、采矿业等应加强对煤（矽）尘、矽尘、石棉尘、苯职业危害因素防护,建筑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应分别加强对噪声与布鲁氏菌病的防护;（4）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石棉尘、苯、噪声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职业紧张的风险,男性、文化程度越高、昼夜轮班、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与职业紧张成正相关;（5）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和噪声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倦怠的风险,文化程度低、未签订劳动合同、低职称、轮班工作、低收入、高劳动强度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职业倦怠,职业紧张、精神心理健康与职业倦怠成正相关;（6）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矽尘、石棉尘、苯会增加厂矿企业职工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学历、低职称、轮班、高工龄、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的厂矿企业职工较易发生精神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与精神心理健康成正相关;（7）倾向性评分与关联规则可以作为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精神心理健康状况分析研究的一种有效研究方法,通过对比验证,倾向性评分可用于消除问卷调查类研究中存在的偏倚,关联规则可以有效挖掘出研究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8）GM-ANN模型的预测效果最佳,可用于职业病的预测研究;（9）乌鲁木齐职业病患病率高于新疆平均水平,职业病主要以职业性尘肺和传染病为主;乌鲁木齐职业病网络直报情况良好,但还有改进的空间,但职业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及时率较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0）职业卫生信息可视化平台实现了职业卫生调查数据实时、动态、可交互式可视化功能,职业病在线预测平台实现了在线职业病建模预测功能,平台可以辅助职业卫生管理与决策工作。（11）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工作对策建议有第一,统筹整合管理机构,架设顶层设计框架;第二,建立联防联控网络,落实管理体系建设;第三,完善规章制度标准,健全工作法制体系;第四,创新工作思路思维,尝试学科交叉融合;第五,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优化专业技能队伍;第六,引入前沿科学技术,助力职业卫生防控。
刘秀红[9]（2019）在《民国时期工人的疾病与社会保障问题（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工人所患疾病与其职业身份有关。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工作环境不良、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足都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感染疾病。疾病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工人群体呼吁实行相关立法并通过罢工表达疾病社会保障需求。北京政府时期开始出台有关疾病保障的法律条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明确了企业的疾病保障责任:对于特殊的行业,企业负担工人一切疾病的医药费及病假工资、病故抚恤等费用,对于普通工矿企业,则只负责和职务有关疾病的保障。立法体现了政府对劳工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重考虑。实践中,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效益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选择对工人疾病提供何种保障。此时期工人疾病保障受益群体面较窄,待遇水平差别较大,但它是疾病保障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实践。
江帆[10]（2019）在《民国时期成都公共卫生研究 ——以生活垃圾的处理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公共卫生是指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命健康的公共事业,他通常由政府组织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以预防疾病,保障公众健康为目的。城市的现代公共卫生研究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研究阶段。最初的公共卫生研究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一块,后来随着各学科的不断交叉与研究的深入,公共卫生的研究视野被逐渐扩大并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但目前学界对此的关注尚有不足。城市垃圾堆积,以至于无人清扫或清扫不当,不仅会占用土地,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同时还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合理的城市垃圾治理需包含完整与合理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劳动分工、人员培养及奖惩制度、经费来源、各种垃圾处理设备等,因此其治理水平与城市的近代化程度直接挂钩。因此民国时期成都相关部门的垃圾处理问题也多从这些方面展开。不仅要充分调查当时当地的街道及人口情况,还要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清洁法律法规。可这四五十年间,成都市的卫生管理工作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卫生管理机构几经更改,三十年代设立的成都市公共卫生事务所也一度废存。在抗战爆发后,在巨大的人口增长与城市管理压力之下,成都市的公共卫生工作才最终由四川省卫生处、成都市政府和成都市公共卫生事务所共同管理。他们除了进一步完善之前卫生规章制度,还采取了各种实际办法来加强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如进行公共卫生宣传、落实工作人员的奖惩、组织市民清扫、设立垃圾桶和垃圾场、制定合理的垃圾处理方案等。这些措施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成都市的卫生状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巨大的后方支援与保障。可政府的政策很少涉及到清洁工的利益,他们生活窘迫,地位低下,不仅感受不到人格的保护,也没有任何福利可享。清扫垃圾对于清洁工而言,更多的只是一份糊口的生计,并没有任何现代公共卫生的意识和责任。因此他们时常滋生出消极和反抗的情绪,与政府部门“斗智斗勇”,这给当时的垃圾处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总的来说,公共卫生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化更高层次的表现,体现了一个地区文明的进步。民国时期成都的垃圾处理工作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从整体上来看,成都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其成果也为之后城市公共卫生的进一步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卫生研究》第三届编辑委员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研究》第三届编辑委员会（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灰渣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诠释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民国太原灰渣问题形成的环境背景 |
| 第一节 太原城市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太原城市职能分区 |
| 第三节 太原的气候 |
| 第四节 太原的地形地貌 |
| 第二章 城市生活中的灰渣 |
| 第一节 灰渣的来源 |
| 第二节 灰渣的危害 |
| 第三节 灰渣的作用 |
| 第三章 灰渣治理的开启(1912-1937) |
| 第一节 清运机制的建立及完善 |
| 一、清运机制的建立 |
| 二、清运机制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生活运动与太原十年建设计划 |
| 一、新生活运动下的灰渣治理 |
| 二、十年建设计划案中的灰渣治理 |
| 第四章 灰渣治理的困境(1937-1949) |
| 第一节 日伪政府灰渣治理能力的削弱(1937-1945) |
| 一、日伪政府主导下的灰渣治理 |
| 二、日伪时期灰渣治理的困境及原因 |
| 三、日伪政府的补救措施及成效 |
| 第二节 马车公会与国民政府合作下的灰渣治理(1945-1949) |
| 一、马车公会与国民政府合作下的治理工作 |
| 二、治理工作中的问题 |
| 三、国民政府的补救措施及成效 |
| 第三节 集体动员下的大清扫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近代公共卫生研究 |
| (二)城市公共卫生研究 |
| (三)近代疫病问题研究 |
| (四)山西公共卫生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与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二、山西的卫生行政与警政 |
| 小结 |
| 第二章 卫生与防疫 |
| 一、晋北鼠疫与山西防疫体制的建立 |
| (一)省防疫总局的设置 |
| (二)预防工作的施行 |
| (三)临时救治机构的设立 |
| 二、中医与防疫 |
| (一)近代中医在山西的发展 |
| (二)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工作 |
| (三)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宣传 |
| 三、日常防疫工作 |
| (一)常规接种 |
| (二)防疫宣传与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卫生与城市生活 |
| 一、街道的清理 |
| (一)街道卫生状况 |
| (二)政府对清道问题的介入 |
| (三)污水问题的处理 |
| (四)实施效果 |
| 二、公共厕所的改良 |
| (一)政府对粪厕问题的管理 |
| (二)政府管理成效 |
| 三、饮水卫生的改进 |
| (一)近代太原饮水状况 |
| (二)饮水问题的改善 |
| 四、食品卫生的监管 |
| (一)太原饮食卫生状况 |
| (二)卫生部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 |
| (三)成效和局限 |
| 五、居民旧习的规范 |
| (一)停柩问题 |
| (二)弃死婴问题 |
| (三)吸烟问题 |
| (四)养犬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卫生与城市空间 |
| 一、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一)旧式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二)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 |
| (三)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 |
| 二、服务行业的整顿 |
| (一)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 |
| (二)成果与评价 |
| 三、医疗空间的变化 |
| (一)医院的发展 |
| (二)医疗监管的进步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生与女性身体 |
| 一、卫生对女性身体的解放 |
| (一)清末民初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民国中期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卫生对女性身体的保护 |
| (一)对产婆行业的规范 |
| (二)新式接生方法的推行 |
| (三)旧式产婆的改造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卫生行政的办理内容 |
| 二、公共卫生建设的不足及原因 |
| 三、山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总体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1937-1945年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公共卫生的研究 |
| 1.2.2 妇婴卫生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概况及成因 |
| 2.1 晋察冀边区概况 |
| 2.2 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概况 |
| 2.2.1 妇女卫生状况 |
| 2.2.2 婴幼儿卫生状况 |
| 2.3 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状况成因分析 |
| 2.3.1 经济落后 |
| 2.3.2 妇女知识程度有限、卫生观念落后 |
| 2.3.3 迷信思想根深蒂固 |
| 2.3.4 接生方法落后 |
| 2.3.5 战争因素 |
| 第三章 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体系的建立 |
| 3.1 政策法令的颁布与实施 |
| 3.1.1 中共中央政策法令的颁布 |
| 3.1.2 晋察冀边区政策法令的颁布 |
| 3.2 边区妇救会的工作 |
| 3.2.1 妇救会的建立 |
| 3.2.2 儿童保育会的建立 |
| 3.3 边区医院、卫生学校的建立 |
| 3.3.1 边区医院的建立 |
| 3.3.2 卫生学校的建立 |
| 第四章 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工作的开展 |
| 4.1 从愚昧落后到崇尚科学 |
| 4.1.1 开办、参加冬学 |
| 4.1.2 边区政府、民众的反迷信宣传 |
| 4.1.3 新法接生的宣传 |
| 4.1.4 参加座谈会,相互学习 |
| 4.2 从预防到治疗 |
| 4.2.1 边区政府发动民众,积极预防 |
| 4.2.2 组建医疗队 |
| 4.2.3 儿童保育会的保教工作 |
| 4.3 从旧式接产到新法接生 |
| 4.3.1 改造产婆 |
| 4.3.2 开办妇婴卫生训练班 |
| 4.3.3 召开座谈会 |
| 第五章 晋察冀边区开展妇婴卫生工作的成效及不足 |
| 5.1 边区开展妇婴卫生工作的成效 |
| 5.1.1 文化水平提高 |
| 5.1.2 群众观念有所转变 |
| 5.1.3 妇婴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
| 5.2 边区开展妇婴卫生工作的不足 |
| 5.2.1 接生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
| 5.2.2 地区差异较显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卫生公共化”: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一、战前重庆公共卫生的概况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动因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与措施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措施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概况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织机构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类型与内容 |
| 三、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力求完善”:公共卫生运动与战时重庆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一、清洁运动的推行 |
| 二、清洁运动与清洁设施问题的解决 |
| 三、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第二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一、疫病防治运动的推行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粪污处理系统的优化 |
| 三、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乎卫生”: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培养 |
| 第一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市民疫病观念的改变 |
| 一、疫病防治运动与落后疫病观念的摈弃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科学疫病观念的养成 |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培养 |
| 一、夏令卫生运动的推行 |
| 二、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陋习的改造 |
| 三、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养成 |
| 第三节 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卫生观念的形成 |
| 一、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 |
| 二、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落后卫生观念的革除 |
| 三、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俾壮观瞻”: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灭鼠运动与重庆居住环境的改造 |
| 一、灭鼠运动的推行 |
| 二、灭鼠运动与重庆鼠患问题的缓解 |
| 三、灭鼠运动与重庆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二节 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环境的整洁 |
| 一、清洁运动与重庆城市清洁问题的解决 |
| 二、清洁运动与重庆市容的改善 |
| 第三节 规矩运动与陪都公共秩序的整顿 |
| 一、规矩运动的推行 |
| 二、规矩运动与重庆城市秩序的整改 |
| 三、规矩运动与陪都城市秩序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新疆地区厂矿企业职业卫生现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内容与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工职业健康状况调查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内容与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基于数据挖掘的职业病预测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内容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四部分 乌鲁木齐地区职业卫生工作对策研究 |
|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内容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个人简历 |
| 导师评阅表 |
（10）民国时期成都公共卫生研究 ——以生活垃圾的处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研究缘起 |
| 研究意义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概念的界定 |
| 卫生与公共卫生 |
| 城市与垃圾 |
| 1 民国时期成都市民、街区、卫生概况 |
| 1.1 民国时期成都城市街区与人口 |
| 1.1.1 近代城市街区 |
| 1.1.2 城市人口 |
| 1.2 近代城市卫生状况 |
| 1.2.1 外国人眼中的成都卫生 |
| 1.2.2 本地人眼中的成都卫生 |
| 1.3 市民卫生习惯与认知 |
| 1.4 城市垃圾堆积的影响与危害 |
| 2 民国时期成都市卫生管理机构之变迁 |
| 2.1 清末至1921 年以前的卫生管理 |
| 2.2 1921年至1930 年的卫生管理机构 |
| 2.2.1 市政建设筹备 |
| 2.2.2 成都市政公所 |
| 2.2.3 成都市政府 |
| 2.3 1930年至1949 年的卫生管理机构 |
| 2.3.1 初设成都市公共卫生事务所 |
| 2.3.2 四川省会公安局卫生科 |
| 2.3.3 成都市政府卫生科和四川省卫生处 |
| 2.3.4 再设成都市公共卫生事务所 |
| 3 民国时期成都城市清洁法规及办法 |
| 3.1 城市公共卫生情况及清洁区划分 |
| 3.2 清洁夫、渣夫及清洁队规则 |
| 3.3 市民污水及粪秽处理办法 |
| 3.4 市民街道淋洒及渣滓清理办法 |
| 4 民国时期成都公共卫生宣传 |
| 4.1 发放布告 |
| 4.2 登报警示 |
| 4.3 进行演讲 |
| 4.4 制作漫画、创建阅览室 |
| 4.5 媒体推广 |
| 5 民国时期成都市基层清洁人员及其工作 |
| 5.1 人员来源与数量 |
| 5.1.1 来源 |
| 5.1.2 数量 |
| 5.2 工作状况与经费 |
| 5.2.1 工作状况 |
| 5.2.2 生活条件 |
| 5.2.3 工资福利 |
| 5.2.4 经费 |
| 5.3 垃圾收集与清运 |
| 5.3.1 市民清扫 |
| 5.3.2 清洁夫清运 |
| 5.3.3 设置垃圾桶 |
| 5.4 垃圾堆放与处理 |
| 5.4.1 堆放 |
| 5.4.2 处理 |
| 6 民国时期成都市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成效、问题与启示 |
| 6.1 市民、清洁夫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葛 |
| 6.1.1 市民与警察局 |
| 6.1.2 清洁夫敲诈与私逃 |
| 6.1.3 罢工与怠工 |
| 6.2 同时期主要大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 |
| 6.3 公共卫生管理的成效和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卫生研究》第三届编辑委员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灰渣治理研究[D]. 崔斌. 山西大学, 2021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3]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D]. 张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1937-1945年晋察冀边区妇婴卫生问题述论[D]. 高雪. 河北大学, 2020(08)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D]. 罗红廷. 西南大学, 2020(01)
- [8]乌鲁木齐厂矿企业职业卫生与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D]. 卢耀勤. 新疆医科大学, 2020(07)
- [9]民国时期工人的疾病与社会保障问题（1912—1937）[J]. 刘秀红. 兰州学刊, 2019(07)
- [10]民国时期成都公共卫生研究 ——以生活垃圾的处理为中心[D]. 江帆.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