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处长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万筠[2]（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梅士伟[3]（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李梦楠[4]（2020）在《中西部地方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研究 ——以河南大学生物学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称为“双一流”建设。学科作为大学的基本元素,其发展程度能够折射出大学的办学水平。因此,研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利于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生力军。“双一流”建设对地方高校来说,是一次新的发展契机,所以,关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对提高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与水平大有裨益。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数据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中西部地方高校中首批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进行统计与分析,发现在中西部众多地方高校中,仅有18所地方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有30个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由此可见入选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中西部地方高校数量寥若星辰。此外,本研究主要分析了我国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和特征,此外,还涉及到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河南大学生物学科的入选原因、取得的成绩,以及其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中西部地方高校的启示与参考价值等方面,意在使其他中西部地方高校在参考河南大学生物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为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针对“双一流”高校布局不协调的现状,分析中西部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遇到的困境,如学科定位不明确,优势特色不明显;学科队伍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经费投入不足,学科建设后劲乏力;高校研究生招生能力弱,博士生指标少;学科评价受困等方面,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高校三个层面提出思考,以期能让更多中西部地方高校有机会进入“世界一流学科”乃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强对中西部地方高校的政策倾斜以及资源补助;建立人才管理机制,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学科评价机制。在地方政府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引导地方高校服务导向定位学科发展;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地方高校办学;提供制度保障,合理引导人才流动。在地方高校层面:明确学科定位,突出学科优势特色;引育并举,创新人次引进机制,提高学科队伍水平;拓宽经费筹集渠道,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梁靖愉[5]（2020）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及防治对策研究 ——基于30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政府征收大量农村集体土地,通过改变农业用地的用途和性质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供给。然而,随着土地价值不断攀升和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持续推进,土地征收中的腐败问题尤为突出,不仅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还不断吞噬国家资产,给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造成严重破坏。本文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及防治对策为研究主题,结合制度反腐败理论和新公共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06份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受贿犯罪的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阅读,笔者对每一份有效样本的信息进行编码。本文首先对相应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2007年—2015年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受贿犯罪高发时期,受贿罪犯多为男性,犯罪年龄集中在31—50岁,多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其中编外人员尤其是村中国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严重程度更高。受贿罪犯人均受贿金额高,潜伏期长。接着从受贿罪犯身份特征、经济社会因素两方面探索其对受贿犯罪严重程度的影响,从受贿罪犯身份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严重程度越高;潜伏期越长,受贿犯罪严重程度越高;编外人员相较于编内人员,受贿犯罪严重程度更高。基层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是征地领域受贿犯罪的“主力军”。结合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现状,通过对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运行逻辑的梳理及306份裁判文书内容的深入分析,从制度因素、权力体系因素、文化因素、罪犯个体因素等维度揭示造成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为了有效遏制土地征收腐败,本文借鉴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结合公共治理理论,从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完善土地征收体系、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分区域精准施策、推动大数据反腐、健全保障激励体制、加强廉政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公众参与廉政建设等方面提出防治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受贿犯罪的政策建议。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杨朔镔[7]（2019）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现代大学生成演进的历史产物,也是现代大学的制度之基和活力之源。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臻善治理,关乎大学组织系统“学术生态力”的有效激发,关乎大学学术特质的永恒坚守,关乎现代大学制度的持续繁荣。自清末民初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草创以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最为特出的内容和最为显在的表征,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探索。无论是外在形式上还是内在功能上,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都为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乃至大学实力的整体崛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学科交融方兴未艾、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速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以组织生态学的视野和生态的思维审视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系列问题。一方面,大学办学利益相关者过高的期待与过多的要求被叠加于其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内部各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能力,也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出现结构碎片化与功能失耦,“以学术为志业”“以基层办大学”的主体性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重外力轻内生、重局部轻整体、重眼前轻长远的体制机制障碍,往往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性被行政化的科层管控遮蔽,从而偏离学术本位。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环境,如何切实消除生态“痼疾”,构建动态、多样、共生的生态化治理体系,以激活“学术生态力”,促进学术本位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系统隐喻,借鉴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框架,结合系统科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访谈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内容分析法,以激发“学术生态力”为旨归,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的历时性视角和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三个层次的共时性视角,重点探讨了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种群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及其与种群之间的关系、群落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识和归因分析,尝试建构生态化的治理体系。本文在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中西方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其生成演进的历时性生态逻辑是:从适应到超越的动态演替、分化与综合交替演进、从“求真”到“求力”的制度伦理变迁;共时性生态逻辑是:功能的多元共存、结构的松散联合、行为的分工协作,并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进行生态化治理的前提基础。本文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认为,基于自组织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应具有自组织的样态;基于生态位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种群生态系统应具有“共栖”或“互利”的应然样态;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应具有共生共荣的样态。以之为参照,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组织使命缺失、对外开放不够、学术圈子“割裂”学术权力结构、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组织形态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空巢组织”“近缘组织”“山头组织”的出现,使组织种群生态系统因生态位重叠滋生了干扰性、排斥性和利用性竞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则存在学术传承中的“专业融合”不足、学术创新中的“单位身份”束缚、学术应用中的市场“转换机制”缺失等边界固化问题。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认为,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等问题,致使组织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于生态位理论分析认为,对组织生存发展的定位不清,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存在生态位过度重叠和过度宽泛的问题;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分析认为,因“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组织群落外部合作过于功利化,造成组织群落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问题。上述原因最终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失效、失衡,使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偏离“学术本位”,脱离学术逻辑,遮蔽学术权力,使其难以在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中发挥有效支撑作用。对此,本文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尝试提出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以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为切入点,秉持目的性、过程性、整体性的生态化治理思维,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与此同时,应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价制度,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为建构生态化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保障。
周丽[8]（2019）在《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伴随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公众对高绩效公共服务需求的增生,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的开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需要在新问题、新视角和新材料的驱动下给予新的探究。本文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通过构建一个契合中国情境的政社关系解释框架,在分析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和行动建构之基础上,探索促成政社共治的制度化之路。本文基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共治制度化的研究主题,在充分比较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制度”与“行动”双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尝试在本文提出的“嵌套式制度结构”中讨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这一讨论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以及治理实践勃兴所构成的情境为背景,论述了共治及其制度生成的可能性,本质上是讨论当前政社关系所面临的宏观制度环境。作为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在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和行动者黏合方式五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此系统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和变迁特征,并获知宪法、法律和政策影响政社关系趋于共治的机理,并且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揭示和呈现共治的行动建构过程,探索其中的“螺旋式”结构是如何逐步被制度化的,目的是探究微观机制对政社关系的影响,以此说明促进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是共治制度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作为一项研究的理论概括和对策分析,本文围绕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的问题意识,从“基于正当性的机制”这一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微观运作机制、“嵌套式制度结构中”中的法治、政策和机制的黏合等角度,做出了对政社共治关系制度化一般逻辑的回答。论文的研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比较分析、“编码分析”、叙事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下,执政党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政策是政社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制度因素和驱动力量。2.政社关系制度化的重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制度化重心演变过程是为:主体合法性→行动规范→主体间关系→关系运行方式。这四种制度化重心分别对应改革开放40年政社关系的四个阶段,即:“控制-依附”阶段（1978-1991）、“管制-剥离”阶段（1992-2001）、“调控-协同”阶段（2002-2011）与“平等-共治”阶段（2012--）。在这四个阶段中,规则制定、监督激励、独立性、价值目标、行动者黏合方式等制度要素呈现出不同组合。此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现象不容忽视,如何克服“制度惯性”是政社关系变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3.制度环境、资源占有、行动者目标、行动策略、行动者地位等行动要素的差异性展现了政社关系建构过程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连续性。一是从价值角度看,关系构建行动的制度化本质上是重塑公共性的过程。二是从结构角度看,行动者地位是动态的,其演变反映了制度设计者的改革意图;达成政社共治的关键是通过调整资源占有结构,实现各主体的分工优化和权力平衡。三是从方式角度看,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策略性,这是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空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行为的表现。4.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类政社关系互动共治中,呈现出“螺旋式”行动建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治理场域中多元行动者的独特行动逻辑:在初设与规范阶段,制度是行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在优化阶段,信任与道德成为促成共治的关键因素。两套行动逻辑运行方式不同、逻辑重心相异,但却是连续统一相互配合的。5.嵌套性制度建构的水平,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绩效,促进共治制度嵌套性的发展成为实质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的共治逻辑,就是制度的嵌套性建构,“基于正当性”的机制可以解释政社关系制度化的复杂逻辑。本文正是以此为视角,初步揭示了“嵌套性制度下如何达成共治”的问题:在法治层面彰显公民基本权利,回应社会治理变革;在政策层面以人民为导向,优化政策决策,改进政策执行;在机制层面强化纵向权力分配和横向政策扩散机制,完善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和“跨界合作”机制等。
李震[9]（2019）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环境动荡加剧,组织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呈现出迪伊·哈克所揭示的“混序”的特征,即世界具有不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预测性,促使组织的兴衰更替在加速。即使处于领先地位的组织,如果不能有效整合组织内外资源并进行持续的革新,也有可能失去领先优势,甚至走向衰落和消亡。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曾列出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十大根本威胁,除了核战争和全球性流行疾病,组织管理和领导的质量排在第三位。可见,组织管理不善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应对愈加复杂的环境,需要更加注重组织整体性、协调性和一致性,需要系统地提高组织整合内外部资源和支持力量的质量。实践证明,无论是在组织的运行、制度的建构、技术的创新,还是人才的吸引和潜能激发,领导力都是最活跃的因素,发挥着巨大的催化剂作用。“个体—领导者”的领导力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中心范式。在领导科学的理论谱系中,无论是特质理论、行为理论还是情境理论、变革理论都是围绕着领导者作用的有效发挥而展开研究与实践的。但是,愈加复杂的环境、爆炸式增长的知识、飞跃发展的技术以及愈加强大的组织成员等严峻的挑战,使越来越多地组织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过去的以个体为核心的领导力发展是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形成和增强以组织为核心的领导力,从而形成一种应对复杂挑战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方法。理论界对组织的假设,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从机械论向有机论转变,即从强调规则、程序与分体到重视弹性、融合与整体。领导科学的研究需要适应时代要求,逐步实现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强调个人领导力到关注组织领导力,从而实现不断把研究重点从个体（特质、能力、素质）转移到团队（行为、关系、情景）再到组织（体制、机制、文化）的范式转变。这是一个组织随着实践需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创新求变、破茧成蝶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世界公认。可以说,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困难,取得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高素质的队伍和执行的文化等组织因素。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既是对过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织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保障,提高组织领导力就成为提高党的领导力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以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增强了党的组织性和领导力。组织领导力,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关键要素,同时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力的重要途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突出的实践意义。党的组织领导力的研究,通过研究领导力在组织目标确立、组织体系完善、组织文化建设、组织纪律执行、组织学习发展等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总结其规律,有助于丰富党的组织建设理论,更好地指导组织建设实践,有助于促进组织和领导者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将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制度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遵照“作用方式—存在问题—提升途径”的内在逻辑开展研究。在史实梳理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把历史研究、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涵盖“势”“道”“术”的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和重点突出的研究框架。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在背景分析、文献综述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的概念阐释、评价标准、理论基础进行归纳。第二、三、四、五、六章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研究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构成因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析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在对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五大要素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五力互动”模型,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七章结语,对本文的论点进行强调,同时对组织领导力未来发展的的精神内核——组织特质进行展望。
高乐[10]（2019）在《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实务界（在理论界的建议下）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政社关系厘清及社区组织体系优化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让居委会充分履行其自治职能,反而是让居委会陷入了“要么继续行政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这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实现以及社区治理乃至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居委会摆脱去行政化改革中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为能对这个问题予以有效的剖析,本文选择了“权力”作为分析视角。第一章首先基于对权力动态运作过程的考察赋予了“权力”一个操作性定义,并由此析出权力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力资源、权力意图与权力指向,进而用它们构建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工具,本文第二章对居委会当前的权力运作格局进行了剖析。本章指出,现有去行政化改革试图通过事务分割及组织分设的方式来恢复居委会的自主管理权力,并让之在独立的领域得到充分的运作。然而,由于居委会的权力运作在资源基础、运作指向与主体意图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自主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运作,进而陷入“两难困境”。第三章试图跳出现有改革所带来的自主管理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对立格局,从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维度寻求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居委会这两种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形成的非二元对立式的双向制衡关系,以及在这种新权力格局之下居委会的这两种权力为何能得到有效运作展开论证。第四章则通过对其资源基础、主体意图以及运作指向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之考察,对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在当下我国的可实现性予以了证实。第五章具体分析了两个典型案例: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问政”实践以及深圳南山区所推行的居委会“枢纽化”相关实践,由此设计出了一套推动和保障居委会权力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结语和展望部分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概括,并就本文所研究问题在宏观层面所涉及的两个问题作了简单的引申。
二、2004年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处长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处长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立意和议题选择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研究政策相关概念的梳理辨析 |
| 三、国外政策变迁理论的回顾述评 |
| 四、国内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进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分解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的分解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结构和篇章布局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关于政策变迁的三个解释视角 |
| 一、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 |
| 二、对理性选择的关注: 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 |
| 三、对子系统的关注: 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 |
| 四、解释视角的不足和启示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 一个解释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形式 |
| 三、注意力转移的驱动因素 |
| 四、分析框架的具体说明 |
|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历程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 |
| 一、城市生活垃圾界定及属性 |
| 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理念及原则 |
| 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职能与体系构成 |
| 第二节 间断均衡期划分的判断标准 |
| 一、政策范式理论 |
| 二、判断标准的说明 |
| 第三节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内容分析 |
| 一、阶段历程的划分 |
| 二、扎根理论的选择依据 |
| 三、具体操作步骤 |
| 第四节 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发展历程 |
| 一、1986—2003年: 末端被动管理的均衡期 |
| 二、2004—2009年: 鼓励市场参与的均衡期 |
| 三、2010—2016年: 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 |
| 四、2017—至今: 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惯性: 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与政策运行过程 |
| 一、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过程: 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政策运行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的阻力及成本分析 |
| 一、中央政策制定: 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 |
| 二、地方偏好执行: 路径依赖提升决策交易成本 |
| 三、社会反馈互动: 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 |
| 第三节 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塑造、延续与调整 |
| 一、第一个均衡期: 初步构建、塑造成型 |
| 二、第二个均衡期: 方向延续、阻力对抗 |
| 三、新均衡期实现: 成本支付、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注意力转移: 基于间断发生场域的因果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间断发生场域和影响因素模型 |
| 一、政策间断的发生场域 |
| 二、影响因素模型和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
| 一、fsQCA的选择依据 |
| 二、具体运算过程 |
| 三、真值运算结果讨论 |
| 第三节 间断发生的模式提炼和因果机制分析 |
| 一、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模式 |
| 二、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模式 |
| 三、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模式 |
| 四、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变迁: 理论阐释、实践对策与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的理论启示 |
| 一、对政策变迁形态的认知拓展 |
| 二、制度惯性维持均衡式变迁 |
| 三、注意力转移助推间断发生 |
| 第二节 均衡性与顶层设计: 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 |
| 一、层级治理迈向法理分权 |
| 二、转向协商共识的公共决策 |
| 三、完善创新扩散的试点机制 |
| 第三节 间断性与过程优化: 冲突应对和消解策略 |
| 一、冲突应对: 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嵌入式治理 |
| 二、消解冲突: 多元利益诉求的制度化吸纳 |
|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
| 一、源头主动防治,兼顾前瞻性与协调性 |
| 二、鼓励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
| 三、践行“三化”原则,构建配套政策体系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理论贡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西部地方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研究 ——以河南大学生物学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双一流”建设奠定基础 |
| 2.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
| 3.中西部在我国“双一流”建设中处于短板位置 |
| 4.河南大学生物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理论分析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中西部 |
| 2.地方高校 |
| 3.世界一流学科 |
| 4.学科建设 |
|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 |
| (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特征 |
| 二、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困境分析 |
| (一)我国“世界一流学科”战略演变历程 |
| 1.“双一流”战略的历史溯源 |
| 2.“双一流”战略实施的现实考量 |
| (二)中西部地方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现状分析 |
| 1.中西部地方高校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布情况 |
| 2.中西部地方高校中“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分布情况 |
| 3.中西部地方高校中入选的“世界一流学科”分布情况 |
| (三)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困境 |
| 1.学科定位不明确、优势特色不明显 |
| 2.学科队伍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 |
| 3.经费投入不足,学科建设后劲乏力 |
| 4.高校研究生招生能力弱,博士生指标少 |
| 5.学科评价中面临以评价为导向的困境 |
| 三、首批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河南大学生物学科的案例分析 |
| (一)河南大学生物学学科发展概述 |
| 1.在“逆境”求生的学科孕育过程 |
| 2.在追求“卓越”中的成绩斐然 |
| (二)河南大学生物学科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原因分析 |
| 1.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其外部保障 |
| 2.河南大学自身不懈努力是重要的内部动力 |
| 3.生物学科在第三方评价中学科声誉良好 |
| 4.生物学科优势特色突出,服务地域发展 |
| (三)河南大学生物学学科“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效 |
| 1.ESI学科排名有所提升 |
| 2.高层次人才显着增加 |
| 3.科学研究成果显着 |
| 4.社会服务能力和效果不断提升 |
| 5.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
| (四)河南大学生物学科建设对其他中西部地方高校的启示 |
| 1.立足河南省情,坚持学科特色化发展 |
| 2.注重人才引育,强化学科队伍建设 |
| 3.加强协同创新,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
| 4.落实学科服务功能,促进区域发展 |
| 5.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 四、中西部地方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 |
| (一)中央政府层面 |
| 1.加强对中西部地方高校政策倾斜,资源补助 |
| 2.建立人才管理机制、引导有序、合理地流动 |
| 3.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学科评价机制 |
| (二)地方政府层面 |
| 1.政府强化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于地方发展 |
|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地方高校办学 |
| 3.提供制度保障,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
| (三)地方高校层面 |
| 1.明确学科定位、突出建设学科的优势特色 |
| 2.引育并举,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提高学科队伍水平 |
| 3.拓宽经费筹集渠道,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
| 五、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及防治对策研究 ——基于30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土地征收 |
| (二)受贿犯罪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反腐败理论 |
| (二)公共治理理论 |
| 二、研究设计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假设 |
| (一)市场化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二)城镇化水平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三)人均GDP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四)潜伏期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五)用工类别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六)受教育程度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二、数据来源 |
| (一)裁判文书收集 |
| (二)因变量: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三)自变量:经济发展变量及受贿罪犯群体特征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现状 |
| 一、受贿犯罪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受贿罪犯的群体特征 |
| (二)受贿犯罪案件的相关信息统计 |
| 二、经济发展因素、受贿罪犯群体特征与受贿犯罪严重程度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高发原因分析 |
|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高发的制度因素 |
| (一)反腐败机构设计存在瑕疵 |
| (二)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缺口 |
|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缺口 |
|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高发的权力体系因素 |
| (一)村集体组织自治机制异化 |
| (二)行政系统内部的有效监督机制欠缺 |
| (三)对基层工作人员保障激励机制不足 |
|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高发的文化因素 |
| (一)“官本位”思想严重 |
| (二)乡村“熟人社会”加剧受贿犯罪 |
| 四、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高发的受贿罪犯个人因素 |
| (一)受贿罪犯法治思维的缺失 |
| (二)受贿罪犯抱有侥幸心理 |
| 第六章 中国香港防治土地征收腐败的经验与启示 |
| 一、香港的土地征收制度 |
| 二、反腐措施:香港模式 |
| (一)机构建设 |
| (二)制度建设 |
| (三)公众参与 |
| 三、香港防治土地征收腐败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确保机构独立以及相互制衡 |
| (二)加强大众参与以及社会监督 |
| (三)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
| 第七章 防治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的政策建议 |
| 一、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促村集体自治组织发展 |
| (一)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
| (二)加强村民自治的制度规范与配套机制 |
| 二、完善土地征收体系建设,加强制度反腐威慑力量 |
| (一)建立健全土地征收管理体系 |
| (二)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
| 三、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和大数据反腐 |
| (一)制定防治土地征收领域受贿犯罪工作重点 |
| (二)树立大数据思维,将权力装进数据的笼子里 |
| 四、建立健全保障激励机制,加强廉政教育培训力度 |
| (一)完善征地工作人员保障激励机制 |
| (二)加强廉政教育培训 |
| 五、多元联动共谋互利合作,携手公众共建廉政文化 |
| (一)加强社会公众的反腐败意识 |
| (二)将非政府部门纳入到反腐败体系中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三、未来研究展望 |
| 附录: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梳理 |
| 一、党内法规制度 |
| 二、国家层面法律法规 |
| 三、地方层面制定的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 |
| (三)个体生态系统、种群生态系统与群落生态系统 |
| (四)生态化治理 |
| 四、研究前提、方法与总体框架 |
| (一)研究假设与视角 |
| (二)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及生态逻辑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一)国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成演进的生态逻辑 |
| (一)历时性生态逻辑 |
| (二)共时性生态逻辑 |
| 第二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应然样态 |
| 一、自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 |
| (一)具有“双重目的性”的组织使命导向 |
| (二)具有开放性的系统结构 |
| (三)能够自我催化循环的系统功能 |
| (四)非平衡、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行为 |
| 二、“共栖”或“互利”的种群生态系统 |
| (一)多样稳定的种群“共栖”结构 |
| (二)开放互补的种群“互利”行为 |
| 三、共生共荣的群落生态系统 |
| (一)差异化基础上整体统一的组织结构 |
| (二)中心性与边缘性相互转化的组织功能 |
| (三)与内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依赖的组织行为 |
| 第三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使命缺失 |
| (二)组织对外开放不够 |
| (三)圈子文化“割裂”学术权力结构 |
| (四)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 |
| 二、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结构的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 |
| (二)生态位重叠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异化 |
| 三、群落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的组织群落边界分析 |
| (二)边界的固化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功能失调 |
| 第四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组织个体生态系统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 (一)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 |
| (二)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 |
| (三)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 |
| (四)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二、组织种群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
| (一)定位不清导致组织“共栖”或“互利”受阻 |
| (二)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 |
| 三、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 |
| (一)“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 |
| (二)与组织群落外部的合作过于功利化 |
| 第五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目的指向与切入点 |
| (一)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 |
| (二)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 |
| 二、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方式 |
| (一)彰显稳定持续的目的性思维 |
| (二)关注阶段演进的过程性思维 |
| (三)立足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思维 |
| 三、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
| (一)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 |
| (二)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 |
| (三)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 |
| (四)D大学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案例分析 |
| 四、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条件保障 |
| (一)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 |
| (二)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估制度 |
| (三)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在学期间主持科研课题情况 |
（8）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 |
| 二、关于组织与环境的中观研究 |
| 三、关于行动及其策略的微观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知识观 |
| 二、研究策略 |
| 三、基于信度与效度考量的资料收集与分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政社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制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
| 二、行动视角下的“组织合作”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中的“分析性概念” |
| 一、嵌套式制度结构 |
| 二、行动与行动者 |
| 三、“共治”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治生成的可能性:三个事实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国家权力的释放 |
|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 |
| 三、政社关系的调适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时代”的来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 二、服务指向的治理体系再造 |
| 第三节 治理领域的理论勃兴 |
| 一、西方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当代治理理论的中国话语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走向共治: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如何分析制度?——从要素到过程 |
| 一、制度的特征与要素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过程 |
| 一、阶段一:控制-依附(1978-1991) |
| 二、阶段二:管制-剥离(1992-2001) |
| 三、阶段三:调控-协同(2002-2011) |
| 四、阶段四:平等-共治(2012--) |
| 第三节 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特征 |
| 一、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不同阶段制度重心迁移 |
| 三、党的政策是主导和先行力量 |
| 四、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治的行动建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购买行动的分析要素 |
| 第二节 购买行动的建构过程 |
| 一、初设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二、规范阶段的行动特征 |
| 三、优化阶段的行动特征 |
| 四、行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螺旋式”行动建构:购买行动模式建构的特征和逻辑 |
|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 |
| 二、“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呈现 |
| 三、“螺旋式”行动建构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如何达成共治:共治的制度化之路 |
| 第一节 共治制度化的“隐形之手” |
| 一、制度化及其机制 |
| 二、基于正当性的制度化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性扩张的法治建设路径 |
| 一、彰显公民基本权利 |
| 二、回应社会治理变革 |
| 第三节 人民导向的政策改进路径 |
| 一、优化政策决策 |
| 二、改进政策执行 |
| 第四节 多维视角的机制优化路径 |
| 一、理顺纵向府际间权力分配机制 |
| 二、强化横向府际的政策扩散机制 |
| 三、健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机制 |
| 四、完善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三节 进一步的讨论 |
| 一、政社互动中的公共性再生产 |
| 二、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型 |
| 三、行政学研究中的制度与行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针对民政部门的访谈提纲 |
| 附录C: 针对社会组织的访谈提纲 |
| 附录D: 正式访谈目录 |
| 附录E: 访谈文本(部分) (另附支撑材料) |
| 附录F: 本文的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图 |
| 附录G: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9）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设计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理论依据 |
| 一、组织理论 |
| 二、领导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组织建设理论 |
| 四、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 |
| 第六节 发展历程 |
| 一、历史分期及特征 |
| 二、经验综述:组织、环境与人的紧密互动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引领力 |
| 第一节 组织引领力的作用方式 |
| 一、使命:组织目标的确立 |
| 二、愿景:组织目标的认同 |
| 三、信仰:组织目标的坚守 |
| 第二节 注重环境分析,确立正确组织目标 |
| 一、领导环境及其作用 |
| 二、环境分析方法 |
| 三、环境因应逻辑 |
| 第三节 以组织目标为引领,提高思想工作成效 |
| 一、重视思想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 |
| 二、组织要善于建构价值和意义 |
| 三、要注意采取说服的方法 |
| 第四节 以组织目标为检验,坚定信仰 |
| 一、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在与群众互动中坚定信仰 |
| 二、明晰路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坚定信仰 |
| 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理论创新中坚定信仰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执行力 |
| 第一节 组织执行力的作用方式 |
| 一、组织结构的确立与调适 |
| 二、组织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
| 三、组织成员的选拔与培养 |
| 第二节 创新组织设置形式,发挥基层组织功能 |
| 一、组织设置依据 |
| 二、创新组织设置形式 |
| 三、将支部打造为基本执行单元 |
| 第三节 依托组织体系,打造创造性执行机制 |
| 一、调研机制:了解真实情况 |
| 二、试点机制:积累初步经验 |
| 三、决策机制:达成行动共识 |
| 四、用人机制:确定执行人选 |
| 五、行动机制:目标衡量一切 |
| 六、督查机制:总结经验教训 |
| 第四节 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领导团队整体合力 |
|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 |
| 二、发挥领导团队整体合力 |
| 第五节 建设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干部队伍 |
| 一、明确角色定位 |
| 二、提高授权水平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凝聚力 |
| 第一节 组织凝聚力的作用方式 |
| 一、仪式感召 |
| 二、榜样示范 |
| 三、宣传引导 |
| 四、理论创造 |
| 第二节 冷静应对挑战,打造开放信任负责的组织文化 |
| 一、组织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二、建设开放信任负责的组织文化 |
| 第三节 建立正向激励体系,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
| 一、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因素分析 |
| 二、营造宽松容错的组织氛围 |
| 三、倡导“三个留人”的组织措施 |
| 四、领导者要善于自我激励 |
| 第四节 注重环境塑造,建设良好政治生态 |
| 一、塑造组织环境 |
| 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约束力 |
| 第一节 组织约束力的作用方式 |
| 一、明晰纪律要求 |
| 二、加强纪律教育 |
| 三、严格纪律执行 |
| 四、培养遵纪自觉 |
| 第二节 以政治纪律为统领,加强组织纪律建设 |
| 第三节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培养组织规矩意识 |
| 一、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
| 二、培养组织规矩意识 |
| 第四节 加强历史传统教育,传承优良组织作风 |
| 一、明晰历史定位 |
| 二、学习工作方法 |
| 三、增强精神动力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学习力 |
| 第一节 组织学习力的作用方式 |
| 一、问题意识 |
| 二、反思能力 |
| 三、纠错方法 |
| 四、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坚持问题导向,严肃组织生活 |
| 第三节 坚持整体提升,改进整党整风 |
| 一、整党整风及其作用 |
| 二、整党整风的历程 |
| 三、提升整体效果 |
| 第四节 突出政治教育,加强干部培训 |
| 一、加强宏观管理 |
| 二、突出政治教育 |
| 三、推动方式创新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基础:五大要素 |
| 第二节 组织领导力的作用模式:五力互动 |
| 第三节 组织领导力的精神内核:组织特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访谈信息汇总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10）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权力的界定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权力的操作性定义 |
| 第二节 权力的三个关键要素 |
| 一、权力资源 |
| 二、权力意图 |
| 三、权力指向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状况的分析框架 |
| 一、对权力资源的考察 |
| 二、对权力意图的考察 |
| 三、对权力指向的考察 |
| 四、三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当前居委会面临的“两难困境”与权力困局 |
| 第一节 “两难困境”的出现与表现 |
| 一、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实践 |
| 二、“两难困境”的表现及其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及其负面影响 |
| 一、当前居委会在权力资源方面所遭遇的主要问题 |
| 二、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居委会两种权力指向状况之殊异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之客体的模糊与错位 |
| 二、缺失的城市社区自主公共空间 |
| 三、依旧倾向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权力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之错位 |
| 一、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错位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
| 二、居委会权力意图错位问题的持续存在及强化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 |
| 第一节 居委会的三种法定权力 |
| 一、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共同的资源基础与权力意图 |
| 二、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各自的法定权力指向 |
| 第二节 对居委会权力指向的扩展与优化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运作指向划定中的逻辑缺陷 |
| 二、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指向之有效性 |
| 第三节 以居民共同意志为基础的集体理性之达成 |
| 一、居民的共同意志的充分聚集 |
| 二、多方权力的合作共赢 |
| 第四节 更全面且更健康的居委会权力资源基础 |
| 一、重获正当性资源的关键要素:居民参与的效能感 |
| 二、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之于居民参与效能感的积极意义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可行性 |
| 第一节 权力资源基础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来自政府与历史的丰富资源 |
| 二、社会内部公益力量的存在与被挖掘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权力主体意图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政府代理人”与“居民带头人”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促成居委会“居民的带头人”得以恢复的意图和努力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指向维度的可行性 |
| 一、当前城市基层的居民非制度化参与及其成因 |
| 二、扩展与升级居委会制度化参与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制度化参与”的另一种解读:可行的“利益的组织化”方式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居委会权力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与居委会参与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城市社区中基层社会协商与基层政府协商之发展概况 |
| 二、典型个案:麦子店街道的“问政”实践之概况 |
| 三、麦子店“问政”实践之于居委会参与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已有的社区协调议事机构机制及其效果评析 |
| 二、典型案例:深圳市南山区的居委会“枢纽化”改革实践之概况 |
| 三、南山区的改革实践之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居委会权力的整体实现路径设计 |
| 一、居委会权力运作的资源获取与保障机制 |
| 二、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意图实现与保障机制 |
| 三、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指向构建与保障机制 |
| 本章结语 |
|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一 已有社区治理相关地方改革资料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2004年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处长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3]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西部地方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研究 ——以河南大学生物学科为例[D]. 李梦楠. 河南大学, 2020(02)
- [5]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受贿犯罪及防治对策研究 ——基于30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D]. 梁靖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D]. 杨朔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共治逻辑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D]. 周丽. 南京大学, 2019(01)
- [9]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D]. 李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D]. 高乐.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