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会何以拒绝“双赢”（论文文献综述）
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1]（2021）在《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着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马文飞[3]（2021）在《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文中认为全球气候法治由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推导而来,既包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又涵盖全球气候治理达到法治目标的愿景,是法治的全球化、全球气候治理的法治化。作为法律手段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硬法规则下参与度欠缺,软法规制后执行力匮乏,软硬兼济规则落实困难等全球气候法律治理的规则弊端;作为法治标尺的全球气候法治面临着其目标实现任重道远的现实困境。全球气候法治包括国际气候良法和全球气候善治两个方面,既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在设定上符合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也要求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语意清晰、体系完整、现实可行。立法过程要公开透明、民主高效、科学严谨,同时也要保障有诚实善意的守法、严格有效的执法、公正便捷的司法。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一方面,在现行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下,许多国家拒绝履行减排承诺,不愿调整能源结构,气候内顾倾向严重,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流于表面;和谐共进的价值追求在资金、技术、救济等方面难以落实,与“国际气候良法”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气候门”事件导致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形成的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排放差距报告2020》表明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家承诺（国家自主贡献）远没有达到满足全球温度限制所需的减排目标,可见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遵守远未达到普遍而善意的程度;《巴黎协定》中执行和遵约机制尚不够完善,达到“全球气候善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法治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追求的目标和过程,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和法治标尺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的冲突,直接原因是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主要原因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但全球气候法治并非不能实现,从宏观角度上考量,实现国际法治需要从观念的指引和行为的塑造两个层次进行努力,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也同样如此。在全球气候法治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新型国家利益观的实践,以上种种使得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重新确立成为可能。此外,就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而言,《巴黎协定》具备完善和善意遵守的可能。一方面,《巴黎协定》具备完善的空间,完善相比取而代之更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国际实践也证明《巴黎协定》有不断完善的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的监督还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的要求,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还是中国领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促进,都促使善意遵守《巴黎协定》成为可能。全球气候法治作为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远景目标,在现实的国际法律秩序状况下,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广泛的参与主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多元互动和共同努力。国家作为撬动法治的“阿基米德点”,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观念和行为作为基础和保证。在观念上引导国家建立正确的利益观念,将人本主义、和谐共进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并入、深入国家观念,并使之成为国家利益的考量因素,指引国家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树立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国家正确认识气候议题的战略地位,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组织引导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形成科学的认识,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达成共识,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国家形成人本主义的国家气候利益观;需要非政府组织在公众层面“自下而上”地对全球共同气候利益（气候共同体）达成基本共识;需要企业通过自身行动影响国家政策选择和偏好,需要个人运用自身影响帮助国家正确认识和界定国家气候利益,从而促进国家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在规范和塑造国家行为上要逐步完善气候制度,并保证国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这就需要国家自主、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并增强国内气候政策支持;需要国际组织在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修改、完善、实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促进公正司法的实现;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进行建议草拟监督和评价,督促国家妥善遵守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只有这样全球气候法治才有可能从理想转化为现实。虽然全球气候法治依然“路漫漫而修远”,应对全球化的气候危机还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但国际社会走向法治的方向仍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国际法学者都将以此为目标和方向“上下而求索”。因此,以集腋成裘、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地向全球气候法治迈进,是所有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必然选择。
王越[4]（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韩青松[5]（2021）在《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文中指出国际武术联合会是武术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实体,在武术入奥以及武术国际普及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何评价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政策实践,对于厘清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作用与价值、拓宽对武术国际化发展的考察视野大有裨益。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多为国家层面武术对外推广普及“应当如何”的宏观策略研究,忽视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对于武术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二是现实发展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对中国武术协会的发展依赖。从组织政策话语的视角对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进行评估与情境化诠释,既是组织决策精准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亦有助于明确政策问题的由来与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进而,为国际武术联合会改善组织治理、提升决策水平提供政策知识,为推动武术在国际受众的“入脑入心”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本研究从To C（Theories of Change）政策评估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出发,以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为研究对象,在为期一年的海外田野调查中深入欧洲武术传播的日常教学、学术交流与武术竞赛场景,确立“移情理解”的田野基础;选取8位国际武术联合会高级官员及28位国际级武术裁判、海外国家级武术官员、武术教练及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取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对组织政策和中国武术的认知与态度。进而使用QSR 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相关政策文本与口述文本进行观点提取、符码赋予和主题汇总。在此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回应对组织政策假设进行整体评估。进而,从组织愿景出发,结合具体语境诠释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以及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从而明确国际武术联合会近三十年的政策话语实践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在不同情境下说的效果如何。研究发现,组织政策话语中的逻辑假设呈现出政策问题如何被认知、被表述、被解决的方式和过程。基于To 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结果显示: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实践实现了在组织规模、组织架构、赛事体系、国际权威认证等方面的突破。但存在组织代表性缺失和社交媒体运营重心偏离的“执行失利”,与推行竞技武术套路技术改革的“理论失利”。同时,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运作中对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与社会情境的忽视,造成赛事参与者主体身份转换的艰难,以及利益诉求难以满足下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弱者抵抗。研究还发现,话语规则限定着政策话语实践能否言之有效。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项目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描绘出奥运项目的理想形象,具化在《奥运项目评估标准》之中,表现出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关注。在此语境中,国际武术联合会围绕武术入奥的政策变迁以及所提交的入奥报告并未很好契合国际奥委会话语规则,存在武术国际大众基础薄弱、陈述报告策略偏离、流行性不足等问题。应从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调整好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等方面主动适应规则。研究还发现,语言符号通过话语表征进行形象建构与意义生产。西方文化语境中官方术语Wushu面临不被认可或不为所知的话语困顿。在西方受众看来,“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的Kung Fu相比“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的Wushu更能代表“中国武术”。究其原因,Kung Fu与西方文化前理解“Chinese martial arts”的意义契合而实现惯习迁移,确立了话语权威性。而国际武术联合会在为Wushu“正名”及“团结”Kung Fu的政策话语实践中,并未就“何为Wushu”有着准确定位而产生自相矛盾,阻碍着西方受众对于Wushu术语的接纳与认知。基于研究的理论实践,提出体育组织内部的权力竞争与不同主体对体育项目的认知差异,影响着政策效果及政策评估结果。而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政策知识共创,能够缓和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竞争与认知差异,形成破解政策问题的政策共识。聚焦组织的发展实践,国际武术联合会应从“找准符号定位、坚定话语主导、团结多元主体、增强媒介运作”建构起官方术语Wushu的知识体系,发挥Wushu正本清源、符号引领的话语职责;通过“主动政策学习、开展对话协商、建立评估制度”实现“善治”的理念转变,以回应政策质疑,提升治理绩效水平。
刘月[6]（2020）在《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文中研究说明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代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在中原的帝位,建立明朝。公元1644年,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身亡,清世祖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这一时期除了明政权,在中国的北方有蒙古族为中心的政权,在东北有女真族各部。明朝与蒙古族政权、女真各部相始终,直至17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整合女真各部,建立独立政权“大金”,并征服了蒙古各汗王,这三部势力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作为承接中国大一统政权元朝与开启中国大一统政权清朝的中间点,明朝与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思想研究尤为重要。明朝作为一个汉族政权,在“中国”认同方面有自身的特点,除了认为自己是中国外,还承认少数民族是“中国”。与明朝并存的蒙古族政权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后裔,也认同明政权是“中国”。女真各部的“中国”认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期认同明政府的管辖,自认是明政权的一部分,后期努尔哈赤建立独立政权“大金”,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金朝的接续者。本文以1368年-1644年的明政权、蒙古族政权、女真族各部为研究对象,除绪论、结语外分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对三者的“中国”认同进行分析论证:第一部分对明朝的“中国”认同进行研究,按照明朝“中国”认同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划分四个主要阶段,详细分析明朝在不同阶段的“中国”认同。明太祖所认为的“中国”,既包括汉人、汉文化、中原、明政权,还包括明朝统治范围所达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重要的是具有承认辽朝、金朝、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蒙古族北元是元朝的继续的历史认同。明成祖的“中国”认同思想即继承了乃父又有所改变,他同样认为“中国”指明政权、中原、儒家文化,认为元朝在中国正统王朝“天命”传承系统内,北元是元朝的接续。明成祖更加强调“华夷一家”的思想,大力招降和任用蒙古、女真降官,认为他们同属“中国”。“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国”认同的第一个转变节点,“土木之变”前保持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给蒙古、女真降明官兵比汉族官兵更高的待遇。“土木之变”以后,对“中国”的认识变得狭隘,指称明朝、中原、汉族王朝。嘉靖时期是明朝“中国”认同转变的另一节点,出现了将元世祖撤历代帝王庙祭祀与私修史书《宋史质》中将元朝剔除正统的王朝的事件。明世宗将元世祖祭祀撤出历代帝王庙是由于蒙古各部抄掠明边,矛盾激化下舆论的要求,还出于明世宗的迷信思想,认为元世祖祭祀影响明蒙战争胜负。这一时期明统治者不再对反元的言论进行压制。虽有一部分人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但明官方没有废除洪武年间官修《元史》的正统地位,仍有一部分学者认同元朝的正统地位。第二部分是1368年-1644年蒙古的“中国”认同,按照自我认同和对明朝的认同划分为三节。首先,蒙古自认是中国正统王朝元朝的继承者。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以后并没有放弃推翻明朝,恢复大元的愿望,维持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在舆论上宣传朱元璋窃取元朝政权,明政权的非法性。脱古思帖木儿以后,虽然北元无法推翻明朝统治,但仍以中国王朝元朝的后裔自居,北元大酋俺答汗等,在与明朝的交往中自称“大元”,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教二道”思想,重新构建“大元”。其次,北元重视传国玺,认为传国玺是正统王朝的象征,得穿过玺者得中国正统统治者地位,北元内部各种势力对传国玺展开争夺。也先得到传国玺后,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自认是中国元朝后裔,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正统政权。最后,在北元认识到无力推翻明朝以后,也承认明朝是中国王朝,藏传佛教影响下,北元构建“五色四夷”指代“大元”,明朝也包括在内,北元与明朝相互对立,又统一于“五色四夷”。第三部分是1368年-1644年女真的“中国”认同,具体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努尔哈赤建立的“大金”政权的。首先,建州女真各部归附明朝,认同中国明朝政权,成为明朝政治体的一部分,是女真对明朝的政治认同。胡里改部女真归附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卫。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降明朝,明朝设置建州左卫,设卫后协助明朝捉拿叛明的女真首领杨木答兀。斡朵里部首领把尔逊归降明朝后,保卫明朝疆土,阻止了朝鲜王朝的北进。其次,海西女真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归附明朝,成为明朝的一部分,并协助明朝处理女真事务。明末,海西女真首领王台忠于明朝,抓捕叛明的建州右卫首领王杲,体现出了海西女真对中国王朝明朝的政治认同。最后,明朝后期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政权,以中国王朝金朝的后裔自居。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归降皇太极,献元“制诰之宝”,皇太极称此印为“元传国玺”,试图通过传承中国正统王朝的标志,为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寻求理论根据。
曲晓燕[7]（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表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冯雨晴[8]（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余辉[9]（2020）在《光绪朝（1875—1908）中朝人参贸易探论》文中提出清光绪朝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清朝与朝鲜王朝的传统朝贡关系已经动摇,双方在西方的压力下都在谋求变革,但是清政府仍然谋求其在朝鲜宗主国的地位,力求控制朝鲜这个清朝为数不多的藩属国。传统上清与朝鲜的传统贸易方式为朝贡贸易,但至光绪朝部分朝鲜人为了高丽参的暴利,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直接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引起了清政府与朝鲜的交涉,间接促进双方修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贸易类型趋向自由发展。本文即是对清光绪时期朝鲜商人直接进入内地贩卖人参情况的研究。
任慈[10]（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二、韩国会何以拒绝“双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会何以拒绝“双赢”（论文提纲范文）
（1）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既有研究与不足 |
| (一)宏观层面的体系结构视角 |
| (二)中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视角 |
| (三)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因素视角 |
| (四)融合—折中的综合因素视角 |
|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战略选择 |
| (一)现有的战略行为分类 |
| (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冲形态 |
| 1.“追美制华型” |
| 2.“左右为难型” |
| 3.“左右摇摆型” |
| 4.“左右逢源型” |
|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
| 四、案例分析 |
| (一)强同盟关系、高威胁认知与日本的“追美制华” |
| (二)强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韩国的“左右为难” |
| (三)弱同盟关系、由高到低的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左右摇摆” |
| 1.弱同盟关系、高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亲美反华”(2010～2016) |
| 2.弱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菲律宾的“亲中疏美”(2016年至今) |
| (1)疏离美国，与美国保持距离，减少对其的过度依赖。 |
| (2)亲近中国，改善中菲关系，包容接纳中国。 |
| (四)弱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泰国的“左右逢源” |
| 1.泰美同盟逐渐弱化，呈“松散”状态 |
| 2.中泰利益契合度大，对华威胁认知弱 |
| 3.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左右逢源” |
| 五、结 论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背景 |
| (二)全球气候法治的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相关问题研究 |
| (二)国际法治相关问题研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提出 |
| 一、由全球治理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二、由国际法治推导出的全球气候法治 |
| 三、全球气候法治的内涵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律手段的现实问题 |
| (一)全球气候法律治理规则梳理 |
| (二)《京都议定书》:硬法规制下参与度欠缺 |
| (三)《哥本哈根协议》:软法规制下执行力匮乏 |
| (四)《巴黎协定》:软硬兼济规制落实面临挑战 |
| 二、全球气候法治作为法治标尺的现实问题 |
| (一)作为全球气候法治标准的良法与善治 |
| (二)国际气候良法在实质与形式上的问题 |
| (三)全球气候善治在立法、守法、司法、执法中的问题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气候法治现实问题的成因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 |
| (一)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不同决定了国家立场不同 |
| (二)国家短期气候利益需求冲突导致了气候协议的缺陷 |
| 二、缺乏正确国家气候利益观念的引导 |
| (一)短视的“本国优先”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需时间淬炼 |
| 三、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局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减排意愿 |
| (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减排力度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气候法治可行性分析 |
| 一、国家气候利益观念重新确立的可能性 |
| (一)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推进形成一致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进确立和谐共进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推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气候利益观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新型国家利益观 |
| 二、完善并善意遵守相关气候制度的可能性 |
| (一)完善《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二)善意遵守《巴黎协定》的可能性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法治的实现路径 |
| 一、树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一)国家层面推动确立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国际组织层面促进形成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层面传播和倡导人本主义国家气候利益观 |
| 二、完善气候制度有效保障运行 |
| (一)国家全面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设计运作辅以国内政策支持 |
| (二)国际组织促进国际气候法律规则的订立实施和公正司法的实现 |
| (三)非政府组织、企业与个人对国际气候法律规则建议草拟监督评价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相关研究缺失 |
| 1.1.2 政策话语研究对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治理的现实价值 |
| 1.2 学界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 |
| 1.2.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概况 |
| 1.2.2 历史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回顾与反思 |
| 1.2.3 文化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4 传播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1 话语分析相关理论 |
| 1.4.2 政策话语分析 |
| 1.4.3 政策评估 |
| 1.5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结构 |
| 2 理想与现实:基于ToC的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 |
| 2.1 基于To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实施路径 |
| 2.2 理论与现实: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理论评估 |
| 2.2.1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分析性逻辑模型的解读 |
| 2.2.2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变化理论的评估 |
| 2.3 争议与反思: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
| 2.3.1 执行失利与理论失利: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失利的类型划分 |
| 2.3.2 身份重构与利益竞争:利益相关者政策回应的解读与反思 |
| 2.4 小结 |
| 3 反思与适应: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 |
| 3.1 知彼之规则:国际奥委会奥运项目管理的政策话语建构 |
| 3.1.1 奥运项目管理与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 |
| 3.1.2 《奥运项目评估标准》的文本话语解读 |
| 3.1.3 项目评估中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聚集 |
| 3.2 知己之不足:国际武术联合会入奥实践的政策话语反思 |
| 3.2.1 流行性不足:国际奥委会官方表述中对武术运动的情感基调 |
| 3.2.2 精英话语主导:入奥指向下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变迁 |
| 3.2.3 陈述策略偏离:奥运语境下武术入奥报告的文本剖析 |
| 3.3 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规则适应 |
| 3.3.1 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 |
| 3.3.2 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 |
| 3.3.3 调整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 |
| 3.3.4 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 |
| 3.4 小结 |
| 4 符号与表征:西方文化语境下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 |
| 4.1 语言符号:“中国武术”的表征与现实 |
| 4.1.1 是Kung Fu还是Wushu:被忽视的语言符号 |
| 4.1.2 语言符号:表征之下的意义生产与循环 |
| 4.2 形象为何:他者认知中语言符号间的意象差异 |
| 4.2.1 能指/所指:语言符号分析的基础与起点 |
| 4.2.2 Kung Fu的符号意象: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 |
| 4.2.3 Wushu的符号意象: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 |
| 4.2.4 符号意象分野下的认同落差 |
| 4.3 缘何如此:西方文化语境中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 |
| 4.3.1 惯习迁移:Kung Fu话语权威性的确立 |
| 4.3.2 定位不明:Wushu言说实践的名实不一 |
| 4.4 小结 |
| 5 探索与实践:政策研究的理论思考与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1 体育组织政策话语研究的理论思考 |
| 5.1.1 组织权力竞争与项目认知差异:影响体育组织政策评估结果的独特要素 |
| 5.1.2 政策知识共创:政策知识生产的多元主体协作 |
| 5.2 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2.1 符号生产:组织权力机制下武术知识体系的建构 |
| 5.2.2 理念转变:善治理念下组织政策的制定与评估 |
| 5.3 小结 |
| 6 结论、局限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6.2.1 研究资料搜集的困难与不足 |
| 6.2.2 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 |
| 6.3 研究展望 |
| 6.3.1 拓展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活动的分析与评估范围 |
| 6.3.2 基于政策问题的不同认知尝试更多政策研究方法 |
| 6.3.3 进一步探索定量与定性深度融合的政策研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国际武术联合会官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专家证人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学习经历及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1.3.2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3.3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明朝的“中国”认同 |
| 2.1 奠定基调:明太祖的“中国”认同 |
| 2.1.1 继承传统“中国”认同思想 |
| 2.1.2 明朝政权统治下的疆域是“中国” |
| 2.1.3 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以及北元是元朝的后裔 |
| 2.1.4 承认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正统王朝 |
| 2.2 华夷一家:明成祖的“中国”认同 |
| 2.2.1 明成祖对“中国”一词的理解 |
| 2.2.2 元朝与宋、明一样是共同承受“天命”的正统王朝 |
| 2.2.3 北元是丧失“天命”的元朝后裔 |
| 2.2.4 “华夷一家”与多民族“中国” |
| 2.3 “土木之变”与“中国”认同的转变 |
| 2.3.1 宣德时期至土木堡之变前“中国”的涵义 |
| 2.3.2 宣德至正统明朝对蒙古、女真归降官军的优越政策 |
| 2.3.3 “土木之变”后明朝“中国”认同与变化 |
| 2.4 嘉靖时期取消元世祖祭祀与私修史书去元正统地位 |
| 2.4.1 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与撤出历代帝王庙 |
| 2.4.2 明人对元世祖祭祀裁撤的讨论 |
| 2.4.3 明世宗撤出元世祖祭祀的原因 |
| 2.4.4 明代私修史书对元正统性认识变化与《宋史质》的编纂 |
| 2.4.5 一部分明人仍认同元朝是正统王朝 |
| 第3章 蒙古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3.1 以中国正统王朝“元朝”后裔自居 |
| 3.1.1 元顺帝退出大都至鬼力赤时期:北元为恢复“大元一统”做出努力 |
| 3.1.2 俺答汗与博迪阿拉克汗自称“大元” |
| 3.1.3 “政教二道”立国与恢复“大元” |
| 3.2 元传国玺在北元内部的传承与对中国正统政权的争夺 |
| 3.2.1 元传国玺的由来与所蕴含的正统政权含义 |
| 3.2.2 元传国玺在蒙古地区的传承 |
| 3.2.3 本雅失里至也先:传国玺的争夺 |
| 3.3 “五色四夷”:北元与明朝是同为“中国”的两个对等政权 |
| 3.3.1 “五色四夷”的国家观 |
| 3.3.2 北元承认与明朝同属“中国” |
| 第4章 女真的“中国”认同(1368-1644) |
| 4.1 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1.1 阿哈出到李满住:建州卫设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2 猛哥帖木儿归明:建州左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1.3 把儿逊与浪孛儿罕:毛怜卫建卫前后的“中国”认同 |
| 4.2 海西女真的“中国”认同 |
| 4.2.1 明朝初期海西女真的大规模归附明朝 |
| 4.2.2 海西女真的积极内附 |
| 4.2.3 海西女真服从明朝的指示 |
| 4.2.4 海西都督王王台对明朝的认同 |
| 4.3 17世纪初女真自认中国政权金朝后裔与自称“大金” |
| 4.3.1 天聪九年以前自称诸申 |
| 4.3.2 自称中国正统王朝“大金” |
| 4.4 “制诰之宝”与皇太极对“中国正统”形象的塑造 |
| 4.4.1 元国玺“制诰之宝”到“历代传国玺”的流变 |
| 4.4.2 “制诰之宝”首先归于博硕克图汗之说的原因与内涵 |
| 4.4.3 获“制诰之宝”后与朝鲜关系的改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8）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 四、朔方军兵源 |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韩国会何以拒绝“双赢”（论文参考文献）
- [1]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J]. 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 当代亚太, 2021(04)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全球气候法治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D]. 马文飞. 吉林大学, 2021(01)
- [4]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5]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D]. 韩青松.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6]明朝以及蒙古、女真的“中国”认同研究（1368-1644）[D]. 刘月. 吉林大学, 2020(03)
- [7]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8]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9]光绪朝（1875—1908）中朝人参贸易探论[J]. 余辉.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20(02)
- [10]“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