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议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学科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马越[1]（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提出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李姣[2]（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杨蕴希[3]（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认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滕希望[4]（2020）在《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多文化类别都是在交流、碰撞中实现融合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即是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其以多种形式存在、发展,呈现拳种繁多、地域分布广泛的特征,与中华文明同源同步,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武术拳种呈现出地域特征的同时,也与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融合。为了探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源与形成,推进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并选择兼具地方民俗特色和武术特征的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进行研究。海阳大秧歌是典型的武术与民俗活动融合的文化样式,但已有研究侧重其舞蹈、娱乐、表演功能及其在族群交往中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忽略了对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学术探寻,而这种文化溯源,可提供武术文化的形成历史和学术依据。海阳大秧歌既属于民俗同时也具有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其中“斗秧歌”是其武术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斗秧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主要动因就是武术技术的融入。研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对于揭示武术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价值、武术文化起源和多元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学术价值。本文是以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及仪式展演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报告。本研究从仪式展演入手,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以及身体动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而言,主要从海阳大秧歌中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历史、拳坊在其中的作用、斗秧歌仪式三个方面对其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问题进行探究,以寻求武术融入民俗文化活动的原因与价值,并由此提出文化人类学解释,为武术文化形成提供学理依据。本文通过深度调研海阳大秧歌中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证实海阳大秧歌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具体表现为武舞融合与巫术的交融样态,其本质上是具有巫术祭祀功能的武舞。从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两个维度发现,海阳大秧歌的巫术祭祀仪式由祭祖与祭海仪式组成,武舞融合则包括对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融合两部分。其中,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象征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即推广礼乐以教化百姓、民间演武以保境安民。其一方面源于国家层面的“祀”与“戎”向下的强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民间地方对“祀”与“戎”的主动模仿,形成双向互动过程。因此,武舞融合是武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巫术交融的重要形式,也是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延至当代仍是武术的活态文化样式。拳坊是海阳地区特有的地域武术文化景观,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海阳地域武术拳种如螳螂拳等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具有行业兼商业双重属性。以流传于海阳乡间的俗语“不喝两冬油,不能唱秧歌”为线索,研究发现,拳坊是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是武术文化转换的结果,从融合机制来看,是一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拳坊具有一定的权力表征,带有权力的隐喻。根据“权力——知识”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权力——武术知识”的框架来解释师徒关系中的权力内容。拳坊的权力隐喻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卖帝王家:向国家权力的主动依附;二是游离于庙堂与江湖:民间权力的在野;三是侠以武犯禁:压迫与反抗权力的隐喻。拳坊的权力隐喻也映射进海阳大秧歌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角色赋予的权力、制胜对方的权力、权力的复利效应。对海阳大秧歌中的民俗武术活动“斗秧歌”仪式进行考察,通过对“斗秧歌”的过程及民俗语境的分析。认为:海阳大秧歌吸收了古代军事武术中的兵法谋略与民间武术如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技术动作,族群生存斗争与比武较技是“斗秧歌”吸收武术元素的重要动因,其逻辑形式表现为礼法约束下由“文斗”到“武斗”的递进。“文斗”体现兵法谋略智慧,武术是“武斗”的主要支撑力量。“斗秧歌”受到礼法约束,以强化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并施思想。剖析其民俗语境发现,“斗秧歌”是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同时也是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斗秧歌表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特征:即由斗秧歌必动武到不动武的变化;偶发的冲突仅限于集体情绪的宣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避免了肢体的暴力对抗。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对当代武术传承的启示:第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民俗文化活动展演的现场直接展示武术文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在仪式性节日庆典中,民间武术不断呈现于观众面前,强化了武术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象。这种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互动的关系,推动了二者彼此的交相辉映。第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基点。文化生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海阳大秧歌就是在多重文化要素作用下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以武术基本功为表演秧歌前提的规定,强调了武术与海阳大秧歌的密切关系。海阳乡土社会是二者融合的土壤,也是武术孕育的土壤和文化生境。第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是武术文化的显着特点,诸多传统文化事象从武术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养分,造就其艺术风格。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也是武术与多元文化共生及融合的典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揭示武术的多元价值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了解民间武术在乡土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可为地域武术及村落武术研究等提供借鉴,并丰富武术文化理论体系。总之,深挖武术的民俗文化根源,将民俗武术活动展演作为弘扬武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武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丽娅[5]（2020）在《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对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的时间序列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对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回顾和反思,在对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的具体情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阐述了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的影响和启示。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第一,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及起始时间。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主要受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国情、教育学发展的需要以及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凸显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并提出1981年为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的起始时间。第二,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历程及特征。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的传播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呈现出了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这一传播历程既基于中国的历史背景,又与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成长逻辑密切相关。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大致经历了初步引进、全面传播和学科建设三个历史阶段,在不同阶段中的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媒介均呈现出不同特征。第三,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具体传播。以美国为主的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和以德国为主的哲学取向的教育人类学作为西方教育人类学的两大流派在中国的传播。第四,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催化了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建设;推进了民族教育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教育理论的研究内容;为中国教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指出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第五,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启示。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正确处理中国教育人类学和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关系;以批判和反思态度来面对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大力关注教育的差异性;努力开展教育人类学家及其作品的系统研究。
崔艳英[6]（2020）在《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
于菁竹[7]（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提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谭厚锋[8]（2019）在《侗族大歌研究八百年史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之一。侗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侗乡被誉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自古以来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在众多的侗族民歌中,要数世世代代以口传心授为传承方式的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一人领唱众人和声的民间合唱音乐——嘎老,即侗族大歌最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是在中国境内被发现的第一个多声部民歌品种。彻底否定了西方音乐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民间没有多声部合唱歌曲的偏见。1986年侗族大歌唱响法国巴黎着名的国立夏乐宫剧院。1994年侗族大歌荣登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可见,侗族大歌不仅仅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中也有其应有的位置。多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致力于侗族大歌研究。从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对侗族民间音乐活动的描述算起,至今已有800余年的研究历史。在中国知网篇名为"侗族大歌""嘎老""侗族民间合唱"数百篇文章和已公开出版的10余部侗族大歌着作则为素材,分别从侗族大歌研究的开创期、形成期、恢复期、发展期和繁荣期等五个阶段的研究进行概述。这些研究分别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音乐学、历史学、音乐理论、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旅游开发等视角展开,推动了对侗族大歌研究的深入。这些研究提升了侗族大歌在国内外的影响,预示了侗族大歌研究的未来走向。
谭晓霞[9]（2019）在《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文中认为“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是2006年5月由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本文聚焦云南省文山州的壮族和彝族传承铜鼓舞的实践活动,对三个国家级传承人所生活的广南县那洒镇贵马村（壮族村）、富宁县板仑乡龙中村（彝族村）以及麻栗坡县董干镇城寨村（彝族村）等三个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人类学考察,呈现这一传统文化事项在社会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由单一的自然传承向多元的社会传承、学校传承过渡,深入分析以政府主导的保护传承机制实施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问题,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逻辑与创新机制。铜鼓舞是中国最古老的舞种之一,长期流传于中国西南彝族、苗族、壮族、瑶族、水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而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主要流传于广南县、麻栗坡县、富宁县的壮族侬支系与沙支系以及彝族黑倮、白倮、花倮、高裤脚倮、白汉彝、白花彝等支系,是节日民俗仪式或是丧葬祭祀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铜鼓舞是以击打铜鼓而舞为特征的中国民间舞蹈。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铜鼓就已经出现在青铜器所雕铸的乐舞场面之中。铜鼓舞即是在铜鼓从炊具——礼器——乐器的社会生命演变过程中的衍生物,是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形式。铜鼓舞传达了人与铜鼓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祭祀礼仪中兼为法器和礼器的铜鼓逐渐演化成为祭祀礼仪之后舞之蹈之的伴奏乐器,铜鼓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铜鼓舞主要流传于文山壮族、彝族的许多村寨中。随着文化生态的变化,铜鼓舞的巫术祭祀含义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功能的不断强化。许多地方的铜鼓舞趋于消失。为了使铜鼓舞能够以活形态得以保护与传承,铜鼓舞与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与大多数传统文化事项一样,铜鼓舞之所以能够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方面反应了其本身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却也恰恰反应了其生存的文化生态是令人担忧的。与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本文选取的三个田野点当下都面临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所带来的村寨空间不断被打破,无论是村民不断外出,还是外来者不断进入,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村寨社会的变化使维护铜鼓舞神圣性的集体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村寨的铜鼓舞都因集体意识的减弱而逐渐式微。2006年开始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就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并使之能够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贵马村（壮族侬支系）的村民们从申遗之前就已经主动参与到了“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在铜鼓舞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将传统的壮族舞蹈“拢阿曰”和“拢阿拉”进行挪用和拼接而形成了新形态的铜鼓舞。铜鼓舞成为了春节期间表演的自娱性舞蹈以及纪念侬智高的“七月节”期间盛大的祭祀舞蹈。这种传统的“发明”之所以有生命力,是与村民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并不断实践有关的。最终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既定的”传统而得以传承。龙中村的彝族（高裤脚倮支系）铜鼓舞则是在诸如“荞年节”、“跳宫节”、“进新房”等节日仪式中通过鼓乐歌舞的集体狂欢达到人神两界沟通的一种重要舞蹈形式。因为修建高速公路以及建设村小学而侵占了过去跳铜鼓舞的神圣的文化空间——“宫坪”;神圣的祭祀仪式由于没有熟悉经文及仪式规程的麽公主持而难以举行;此外,由于出任“宫头”必须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付出,而这些付出又很难有回报等原因,使村民不愿意出任“宫头”。加之该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去,使得“跳宫节”难以恢复。政府的资金扶持以及对仪式主持人的引导和培养是恢复节日仪式活动建构良性文化生态的外源性动力。城寨村的彝族（白倮支系）铜鼓舞是具有神圣性的祭祀舞蹈,村民在诸如求雨或丧葬祭祀等神圣的集体仪式中通过集体参与的铜鼓舞而获得凝聚感。但是,如果作为文化持有者的集体意识在不断消失,那么,来自村落之外的政府主导的外源式的保护发展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铜鼓及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社集体所维持的,而当社区的集体由于村民不断外出打工、远离村落而逐渐松散之时,要使以集体意识为依托的铜鼓舞能够像从前一样延续是不现实的。如果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寨集体意识保证的,那么,重构集体意识则是村寨中的铜鼓舞能够传承最为重要的元素。当地政府除了保证大量资金扶持等诸多措施的实施以外,在保护过程中与村民共同构建了新的集体,从而使新的集体意识得以培养,进而使铜鼓舞的神圣性得以重新建立,最终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能够可持续传承。综上所述,当传统和现代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激发文化持有者的内在动力。积极吸纳文化意义上的新成员进行集体意识的重构或是通过节日仪式中文化象征符号神圣性的恢复来建构和谐的社会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无论是在实施之初的无以借鉴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逐步调适,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值得肯定的是,那些原本存留在民间、乡间不为人所知的传统文化事项因为各级非遗代表作的申报和命名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信从而自发地参与到保护和传承自己文化的工作中去。政府文化部门、学者、艺术家、文化资源开发者等外源性力量的积极参与,从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一起形成内外合力才可能让铜鼓舞在当下日益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持续留存并得以良性发展。
江水辉[10]（2019）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少数民族女生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在女童班这种为促进教育公平的办学模式下取得的教育成就与特点,希望能透过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女童的成长历程,把握女童班办学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及其局限性。论文的正文部分主要从“瑶壮女生班”的创办、管理、师资配备,“瑶壮女生班”女生的学习生活、后续升学、就业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第一章是对教育人类学相关理论背景,以及对国内尤其是广西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文献综梳理和综述。第二章主要呈现广西上思县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包括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族构成与民俗文化,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教育、民族教育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女童教育的状况。第三章进入对广西上思县改善女童教育尝试的分析,采取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的方式了解“瑶壮女生”班的情况。第四章,围绕“瑶壮女生班”齐整划一式、鞭策式、家长式三个特点呈现女童的生活学习处境。第五章,以“瑶壮女生班”女生学业成就,升学就业等为考察视角,对女童的毕业去向的追踪和分析。第六章,就“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与经验进行学理评价,认为该女童班教育模式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下的一种临时的地方选择策略,并从社会性别视角,瑶壮女生自我认同、民族认同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最后反思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已持续十多年的办学实践,极大改善了上思县少数民族女童,尤其瑶族女童相对滞后的教育面貌,促进了该民族县学校教育的发展。但这种女童班办学救助机制实属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下的一种地方选择策略,事实上是一种短期的地方应对机制和无奈之举,待条件成熟,这种单一民族的全女生班想必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种女生班教育模式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将瑶壮女生置于一种社会性别失真的学习成长环境“密闭空间”里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同时,由于环境的转换,进入多民族的生活环境中的“瑶壮女生班”,对她们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强化影响。
二、浅议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学科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议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学科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 1.1.2 研究范围 |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3.3 小结 |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 2.2.1 陈列展览 |
| 2.2.2 科学研究 |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 2.3.3 新媒体传播 |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 2.4.1 数字化利用 |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 4.1.1 广度问题 |
| 4.1.2 深度问题 |
| 4.1.3 频率问题 |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 6.1.2 技术系统 |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 7.2.1 技术背景 |
| 7.2.2 模块设计 |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 7.3.1 研究背景 |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 7.3.3 损失函数 |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框架与拟创新点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概念阐释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融合的立论依据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体系的知识价值 |
| 二、地方课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课程属性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融合的整体相关性 |
|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概念解析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本质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特征 |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释义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概念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模式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价值 |
|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人类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自我”与“他者”表述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自我”与“他者”整合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二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社会认同意识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社会分层结构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三节 文化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同化”“多元”博弈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多元文化教育影响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四节 教育学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一、基于教育生态理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二、基于教育民族理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 |
| 第三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设计与实施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一、研究“田野”的代表性 |
| 二、研究“现象”的合理性 |
| 三、研究“行为”的持续性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使用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经验总结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具体过程 |
| 一、研究筹备阶段 |
| 二、行动计划阶段 |
| 三、实地调查阶段 |
| 四、总结反思阶段 |
| 第四节 研究伦理的澄清 |
| 一、研究资料真实有效 |
| 二、研究对象知情合作 |
| 三、研究行为合规合理 |
| 第四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保障条件 |
| 一、政策条件 |
| 二、环境保障 |
| 第二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资源概况 |
| 一、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
| 二、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省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
| 第三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培养目标 |
| 第四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开发主体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
| 二、学校少数民族专职教师 |
| 三、流域内的相关社会人员 |
| 第五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主要内容 |
| 一、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 |
| 二、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教材的开发使用 |
| 第六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的评价途径 |
| 第五章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效评析 |
| 第一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成效 |
| 一、拓宽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渠道 |
| 二、促进了教师角色研究性转变 |
| 三、打造了整体性实践示范案例 |
| 四、搭建了地方及学校联动平台 |
| 第二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困境 |
| 一、条件性资源保障力度不够 |
| 二、课程培养目标结构性缺失 |
| 三、内容原生文化空间的蜕变 |
| 四、主体参与及投入效能低下 |
| 五、实践评价体系的反馈不足 |
| 第三节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践困境的归因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精神情感价值剥落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文化空间生态失衡 |
|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目标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依据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分析 |
| 第二节 内容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多样优选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选择原则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内容的选择方式 |
| 第三节 主体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主体的多重效能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中“教师”主体的构成及效能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学生主体身份的获得及方式 |
| 第四节 实施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实施的生态取向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生态实施的途径 |
| 第五节 评价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基本特征 |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评价的优化策略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以国家文化战略为导向,探讨与分析非遗文化课程开发的应然可能 |
| 二、以地方实践经验为依据,反思与探索地方非遗文化课程的实践路径 |
| 三、以多重理论视角为指导,构建与完善非遗文化地方课程的优化策略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研究思路如何深化 |
| 二、研究过程如何系统 |
| 三、研究结论如何全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三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海阳大秧歌研究 |
| (二)民俗武术研究 |
| (三)人类学与武术文化研究 |
| (四)文化融合研究 |
| 四、研究对象、方法与说明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民族志报告与田野调查说明 |
| 五、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海阳大秧歌的文化生境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的历史人文背景 |
| 一、海阳的历史文化追溯 |
| 二、海阳的传统文化习俗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的自然地理背景 |
| 一、海阳市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田野调查村落的背景 |
| 第三节 海阳大秧歌的武舞文化土壤 |
| 一、祭祀乐舞 |
| 二、民间武术 |
| 小结 |
| 第二章 海阳大秧歌的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 |
| 第一节 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田野调查记录 |
| 一、没有秧歌不叫年 |
| 二、春节邂逅大秧歌 |
| 三、逗秧歌展演 |
| 四、海阳大秧歌的身体动作分析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
| 一、武舞与巫术交融: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仪式与武舞融合的文化解读 |
| 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民间下移:海阳大秧歌巫术祭祀与武舞融合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拳坊: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一节 拳坊的地域武术文化阐释 |
| 一、拳坊的历史变迁 |
| 二、拳坊是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化空间 |
| 第二节 拳坊的权力隐喻及其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一、权力理论分析 |
| 二、权力——知识结构中的武术 |
| 三、拳坊的权力隐喻 |
| 四、拳坊的权力隐喻在海阳大秧歌中的映射 |
| 小结 |
| 第四章 斗秧歌:武术仪式展演的民俗舞台 |
| 第一节 从文斗到武斗:礼法约束下斗秧歌的逻辑阐释 |
| 一、斗秧歌之文斗:兵法谋虑运用的民间舞台 |
| 二、斗秧歌之武斗:礼法制约下的克制性交手 |
| 第二节 海阳大秧歌地方性知识:斗秧歌的民俗语境解读 |
| 一、族群生存抗争的仪式手段 |
| 二、护卫生存环境的民间演习 |
| 三、展示个人魅力的艺术舞台 |
| 四、地域武术传播的民俗载体 |
| 第三节 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变迁中的斗秧歌叙事 |
| 一、斗秧歌必动武:关于斗秧歌的历史记忆 |
| 二、斗秧歌不动武: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趋向 |
| 三、集体情绪宣泄:斗秧歌中的限制性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海阳大秧歌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对民间武术发展启示 |
| 一、民俗活动是武术展演的平台,是武术民间与社会传播的路径 |
| 二、乡土社会是武术孕育的文化生境,是武术文化保护的切入点 |
| 三、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 致谢 |
（5）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1.2.1 西方教育人类学发展 |
| 1.2.2 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 |
| 1.2.3 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的比较 |
| 1.2.4 西方教育人类学与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比较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法 |
| 1.4.2 历史法 |
| 第二章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我国传播的背景及起始时间 |
| 2.1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
| 2.1.1 传播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过程中的重要现象 |
| 2.1.2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是教育学在中国发展的需要 |
| 2.1.3 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成为直接推动力 |
| 2.2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起始时间 |
| 第三章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历程及特征 |
| 3.1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1981—1987年) |
| 3.1.1 传播的概况 |
| 3.1.2 传播的途径 |
| 3.1.3 传播的特征 |
| 3.2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1988—1998年) |
| 3.2.1 传播的概况 |
| 3.2.2 传播的途径 |
| 3.2.3 传播的特征 |
| 3.3 以建设中国教育人类学为目的的传播阶段(1999年至今) |
| 3.3.1 传播的概况 |
| 3.3.2 传播的途径 |
| 3.3.3 传播的特征 |
| 第四章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具体传播 |
| 4.1 以德国为主的哲学取向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
| 4.1.1 传播的概况 |
| 4.1.2 传播的内容 |
| 4.2 以美国为主的文化取向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
| 4.2.1 传播的概况 |
| 4.2.2 传播的内容 |
| 第五章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5.1 促进了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建设 |
| 5.2 推进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
| 5.3 丰富了中国教育理论的研究内容 |
| 5.4 提供了中国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持续发展方向 |
| 5.5 明确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
| 第六章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启示 |
| 6.1 正确处理中国教育人类学与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关系 |
| 6.2 在借鉴西方教育人类学基础上展开创新 |
| 6.3 关注教育主体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
| 6.4 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家及其作品的系统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传播的大事记 |
| 附录二 国人传播的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着作目录 |
| 附录三 国人传播的西方教育人类学的论文目录 |
| 附录四 国人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着作目录 |
| 附录五 国人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心智表征的思想渊源 |
| 1.1 心智表征研究的术语形成和哲学背景 |
| 1.2 心智表征的方法论 |
| 1.3 心智表征研究的问题和进路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理性主义:乔姆斯基的内在论基础 |
| 2.1 语言创造性: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 |
| 2.2 深层表征形式与表层表征形式 |
| 2.3 杜·马赛斯的构式-语法理论 |
| 2.4 普遍语法——语言刻画与解读 |
| 2.5 语言习得机制与语言能力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心智计算论: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 |
| 3.1 方法论自然主义: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方法论 |
| 3.2 内在论:心智理论的范式 |
| 3.3 意向性:自然主义研究的天敌? |
| 3.4 计算与内容:心智表征的实质 |
| 3.5 自然主义能否最终解释意向性问题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心智表征需要意向性理论吗 |
| 4.1 乔姆斯基对思维计算表证承诺了什么 |
| 4.2 思维计算表征理论存在什么问题 |
| 4.3 表征是不是具有意向性 |
| 4.4 意向性问题是术语概念问题所致? |
| 4.5 乔姆斯基需要意向性吗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心智还原论:心智表征的终极方案? |
| 5.1 心身问题:心智哲学的永恒话题 |
| 5.2 牛顿革命的理解:物理主义批判的原石 |
| 5.3 心智模块论: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交融 |
| 5.4 两大主题反对物理主义的一致性 |
| 5.5 心智与意识的同一性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心智模块论:语言是心智的一个模块? |
| 6.1 心智模块论——语言本能的结果? |
| 6.2 语言天才还是智障 |
| 6.3 模块论能不能解释心智表征问题 |
| 6.4 复杂系统论:模块理论的替代方法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乔姆斯基范式:视域与局限 |
| 7.1 方法论自然主义:科学研究是否行得通 |
| 7.2 常识概念问题是不是方法论二元论问题 |
| 7.3 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存在何种问题 |
| 7.4 方法论自然主义可否用于意向性研究 |
| 7.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I 乔姆斯基生平及其贡献 |
| 附录II 乔姆斯基着作与文章 |
| 附录III 诺姆·乔姆斯基研究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9）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舞蹈人类学的研究 |
| (二) 关于铜鼓舞的研究 |
| (三)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
| 三、主要理论视角 |
| (一) 文化生态 |
| (二) 集体意识 |
| (三) 集体记忆 |
| 四、田野点概述 |
| (一) 贵马村(壮族侬支系) |
| (二) 龙中村(彝族高裤脚倮支系) |
| (三) 城寨村(彝族白倮支系) |
| 五、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六、核心论点 |
| 第一章 铜鼓舞的起源、特点和类型 |
| 第一节 铜鼓的分布及渊源 |
| 一、铜鼓的分布 |
| 二、铜鼓的渊源 |
| 第二节 铜鼓舞概说 |
| 第三节 铜鼓舞的类型及特点 |
| 第四节 非遗传承点铜鼓舞的类型及特点 |
| 一、贵马村的铜鼓及壮族铜鼓舞 |
| 二、龙中村、城寨村的铜鼓及彝族铜鼓舞 |
| 三、壮族铜鼓舞和彝族铜鼓舞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铜鼓舞的创造性恢复及影响 |
| 第一节 寻找铜鼓舞艺人 |
| 第二节 铜鼓舞“扩融”及其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铜鼓舞发展与村寨和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生态恢复的困境及可能性 |
| 第一节 文化空间的缺失 |
| 第二节 仪式主持者的断代 |
| 第三节 寻找外源性动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构集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路径 |
| 第一节 铜鼓舞的神圣性 |
| 第二节 旧铜鼓的重现与新铜鼓的意义建构 |
| 第三节 传统文化的调适与集体意识的重构 |
|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铜鼓舞传承者的主体性 |
| 第一节 传承人与铜鼓舞 |
| 第二节 作为集体文化事象的铜鼓舞 |
| 第三节 作为主体性塑造的铜鼓舞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回顾 |
| 一、教育人类学文献综述 |
| 二、国内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广西上思县的基本状况及其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民族构成与民俗文化 |
| 一、上思县民族构成 |
| 二、上思县少数民族文化习俗 |
| 第三节 广西上思县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
| 一、民国以前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 二、民国时期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思县学校教育 |
| 第四节 民族教育发展状况 |
| 一、广西上思县学校教育整体现状 |
| 二、上思县女童教育基本现状 |
| 第三章 广西上思县改善女童教育的尝试 |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的创办 |
| 第二节“瑶壮女生班”的现状 |
| 一、“瑶壮女生班”的家庭背景 |
| 二、“瑶壮女生班”的学习生活状况 |
| 三、“瑶壮女生班”的管理运行 |
| 四、“瑶壮女生班”的师资配备情况 |
| 第四章 教育公平促进下的“瑶壮女生班” |
| 第一节 家长式的女生班 |
| 第二节 齐整划一的女生班 |
| 第三节 鞭策式的女生班 |
| 第四节 教育公平促进下所塑造的女学子 |
| 第五章“瑶壮女生班”的学业成就检验 |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的后续升学情况 |
| 第二节 融入就业市场的“瑶壮女生” |
| 第三节“瑶壮女生班”优秀毕业生的反馈情况 |
|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
| 第一节“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优势与经验评价 |
| 第二节 从社会性别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反思 |
| 第三节 从自我认同与民族认同视角对“瑶壮女生班”教育模式的反思 |
| 第四节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四、浅议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学科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2]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D]. 李姣. 西北大学, 2021(11)
- [3]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研究 ——基于海阳大秧歌仪式展演的文化人类学考察[D]. 滕希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5]西方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D]. 马丽娅. 山西大学, 2020(01)
- [6]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D]. 崔艳英. 山西大学, 2020(12)
- [7]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D]. 于菁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侗族大歌研究八百年史述[J]. 谭厚锋.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 [9]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D]. 谭晓霞. 云南大学, 2019(12)
- [10]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 ——以广西上思县“瑶壮女生班”为例[D]. 江水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19(02)
标签：李约瑟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贵州蜡染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