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大夫经商”现象

一、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曾育荣,柯桂林^[1]（2022）在《从“四民分业”到“四民不分”——唐宋时期的职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文中提出在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复苏和不断繁荣的进程中,伴随工商入仕禁令、中古自耕农超经济强制等职业壁垒的动摇和破除,科举向社会各阶层的逐步开放,受求取功名与获取财富的双重目标的激励,以农、工、商追逐仕进与农转向工、商为显着特征的职业流动,以及士、农、工、商的各业兼营,促成了官僚、地主、商人的三位一体化和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职业之间转换互通、对流兼容的渐趋频繁并日臻常态化,使得汉晋以降职业领域中的封闭僵化状态被开放灵活的格局取而代之,"四民分业"完成了向"四民不分"的转变。而不断加剧的职业流动,又缔造出官僚队伍以"寒人为中坚"、职业分工由"四民"衍化为"六民"、职业层级差别淡化的新型职业结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因此而呈现出开放化、平民化、平等化的色彩,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基本样式得以在此基础上定型。

周于睫^[2]（2021）在《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元时期福建水利建设成就斐然。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及多山的自然条件造成福建易涝易旱的灾害特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福建地区形成家族意识与宗教意识浓厚的特殊人文环境。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潴蓄、抗涝并重的水利建设特色,探究出以合作、制约并存的地方发展路线。福建近海多山,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集中降水与多山的地形导致旱涝灾害频发,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使当地水利建设得到推进。宋代福建水利建设在继承前代水利的基础上以开创为主,元代以传承修复为主。不断细化与完善的水利建设程序规定,使福建水利建设与管理逐渐系统化、规范化。受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影响,内陆多小型水利,数量多但规模小,沿海多为系统的大型水利。宋元时期福建官方与民间积极参与水利建设,且下四州民间参与度高于上四州,但总体而言主导者仍是官方。官方通过参与地方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自身权威,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地方大族与个人通过参与水利建设与管理,保障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声望与地方话语权。寺观以其强大的号召力,推动地方水利发展,也在此过程中获得精神与道义的满足。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与管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福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水利建设促使各阶层团结,在建设过程中,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并为之付出,加强了民众对地方的归属感。在地方水利发展过程中,福建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同时,创造出与水利相关的水神,原有自然神也向人格神转变,丰富宗教信仰内涵,构建出当地信仰体系。最后水利建设促使个人社会责任感增强、实现自身价值。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建设发展出以潴蓄、排洪并重的建设模式,摸索出合作、制约兼有的管理方式,推动地方社会发展。

薛繁洪^[3]（2020）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文中提出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成为引领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一种显着的社会现象,文人饮茶成风,究其缘由,与江南经济富庶、文人仕途失意以及休闲思潮的兴盛等因素密切相关。茶是江南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诸如读书、社交、文艺、旅游等,皆离不开茶。茶不仅是他们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还是文艺增趣的辅助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江南文人推动了茶艺的革新,在评鉴名茶、品水之论、茶具变化以及茶艺理论上均有创新性见解,从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领茶韵和悟茶道六个方面对品茶艺术进行鉴赏和领悟。他们不仅极力追求品茶过程艺术化、雅致化,还营造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他们通常在茶寮书斋、园林庭院、寺院道观品茗,或泛舟湖上,在林下泉畔、野外亭轩品茗,注重茶人的身份素养和精神风貌,讲究独啜、对饮和聚饮,并营造琴棋书画、焚香插花的饮茶艺境。在继承历代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江南文人注重饮茶养生,表现在与茶相关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和环境养生。首先,他们认识到饮茶可以去病保体,不仅自制养生茶,还在茶艺规范中践行养生理念;其次,遵循先秦儒道养生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人心性和道德情操达到养生的目的;再次,注重饮茶地点、气候、物象等选择,以此裨益身心。由于茶性平和冲淡、苦寒醒脑、纯真自然,与文人淡泊仕途、自省静虑和贵真求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此外,饮茶生活还蕴含着他们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闲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尘拔俗的隐逸情怀以及静心自虑的禅悦心态。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高兰兰^[4]（2020）在《宋朝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大致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宋朝以后三个阶段,内容分为救荒与济贫两大部分。宋朝以前的社会保障多为有限的救荒,而济贫方面只临时性地对无告穷民有一定的照顾,裹足不前。到了宋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仓储备荒体系,灾荒救助措施较前代更为积极主动,更重要的进步是,在济贫方面,除了提升对原来的穷民的照顾之外,还扩大到了一般的贫困人群,即建立了救荒与济贫这两个平衡的体系。而宋朝社会保障的经费来源,救荒和济贫在两宋的历史上是不同的,尽管后期有合流的趋势,但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经费来源。宋朝救荒主要是常平仓义仓等备荒仓储,常平仓早期（嘉佑二年以前）经费来源于三司调拨、留取上供、内藏拨款等中央财政拨款。义仓经费来源于民户随二税按比例缴纳的谷物,本来属于正税之外的附加税,后来逐渐演变为常赋。而济贫的经费则来源于户绝财产,属于地方财政。综上所述,宋朝社会保障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的重要转型期,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济贫这一新生事物,宋朝济贫事业的经费来源最主要就是户绝财产。因此,本文将从对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关系入手,既可以厘清宋朝济贫事业的经费来源与支出,也能够认识两宋济贫事业变化的原因,并且深入分析户绝财产对宋朝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济贫事业的影响,认识宋朝社会保障的局限性与不足。从制度层面与文化认知两方面对宋朝社会保障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转型期这一定位有清晰的认知。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研究现状及文本目标,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的界定三部分。学界对于宋朝社会保障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业师张文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本文帮助很大,本文“社会保障”、“户绝财产”等相关概念的界定来源于这些研究成果。同时,绪论部分也结合研究现状对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予以梳理。第一章简要介绍唐宋变革社会背景,宋朝社会保障的转型以及宋朝户绝财产与宋朝社会保障经费的关联三个问题。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唐以后,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均田制崩溃,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贫困人群随之出现。笔者将贫困人群分为三类: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其他人群。由此,宋朝社会保障在继承前朝救荒的基础上,出现了济贫这一新生事物。宋朝的救荒经费多来自于中央财政拨款,济贫则来自于地方财政,户绝财产正是宋朝济贫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第二章主要讨论宋朝户绝财产的法律规定及其法律实施问题,分三个阶段论述。第一节为北宋前期户绝财产的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以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为界,为户绝财产法律规定的形成阶段,法律实践则首次将户绝财产统筹起来,以济贫民。第二节为北宋后期户绝财产的法律规定与实践,法律规定为户绝财产法律的完成时期,法律实践有扩大化的趋向,用于救荒与济贫。第三节为南宋时期户绝财产的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基本继承了北宋后期。法律规定没有大的变化,法律实践不似北宋时与常平司的紧密。第四节总结宋朝户绝财产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它们二者之间有一定背离,即法律规定趋向合理,而政府为了增加可支配收入,对户绝财产的认定有扩大化的倾向。第三章对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专题研究。分户绝财产运用于弱势群体保障（养老与慈幼）、户绝财产运用于贫困人口保障（贫困者救助与贫病者救助）和户绝财产运用于其他人群保障（助学养士、贫宦保障、归正人救助）三个专题分述,对户绝财产参与的生活补贴救助与院内收养的济贫机构有全面地了解。第四章为余论。分宋朝户绝财产的属性与特点、户绝财产对宋朝社会保障的体系的影响、户绝财产用于宋朝社会保障的文化逻辑三部分。户绝财产的属性与特点对宋朝社会保障体系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宋朝社会保障分为救荒与济贫两大体系,宋朝户绝财产对救荒的影响为其隐性的一面,对济贫的影响为其显性的一面。这是从宋朝社会保障的经费出发,建立在制度层面的结论。从文化层面,即宋人对于户绝财产用于社会保障的文化认知也能佐证这一事实。是以,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修梦琦^[5]（2020）在《行旅文化视野下唐代荆楚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荆楚地区位于长江中游战略要地,有着丰富的行旅资源,游人流连于此。从唐代的地理文献中对山水形胜和人文景观的记载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主要的自然与人文行旅景观集中在,襄、荆、鄂为中心的夏路、次路驿纵向旅游线和以归、峡、蕲、黄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航线横向旅游线,古楚文化遗址,三国文化遗址、江汉文化景观、三峡自然景观、佛教禅宗文化景观点缀其中,多姿多彩的楚风楚俗与稻饭羹鱼的饮食特色是构成人口聚集的吸引力,也是荆楚地区文化在唐代繁荣的重要体现。地形地势的区位优势和唐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迅速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得此地人口流动增大,进而促成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亭台楼阁的修建、驿馆设备的完善、水陆交通网络的完备、寺院数量的增多和旅游功能的开发为行旅者汇聚于此提供了客观条件,是荆楚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必备因素。荆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有唐一代经历了逐渐上升的过程,在“扬一益二”的长江航运经济带中间位置的带动作用下,带动着荆楚地区的转运商贸的活跃,以襄、荆、鄂、州为代表的长江航道上重要节点,成为来往公私商船的必经之地。本地丰富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为吸引商人来此交易提供了内在动力,区域内便捷的水陆交通连接了长安、洛阳、楚州、扬州、广州、益州等重要的对外贸易路线节点,荆楚地区已发展成为西北内陆丝绸之路和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的的出发点,国内外商旅的聚集是唐代荆楚地区经济强势的重要表现。以荆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活动引得众多信徒僧侣汇集于此,形成了僧侣云集的场景。均州武当山与衡州南岳衡山则集合了风景独绝的自然环境与佛道教文化传统,在浓厚的宗教文化积淀下,成为唐代南方宗教发展的中心区域。科举制下干谒活动的盛行使得文人士子纷纷奔走远游,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幕府逐渐成为吸引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干谒远游还是入幕远游,在去向选择上集中于荆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荆州、襄州为中心的荆楚地区在全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李圆圆^[6]（2020）在《宋代下层士人治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下层士人作为宋代士人阶层队伍中的重要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选取宋代的大量下层士人为出发点,通过探讨下层士人在科举失败或放弃科举后所选择的各种治生途径,并详细考察其在基层社会作为商人、教师、书会先生、讼师等进行的活动,以期进一步说明下层士人的活动对社会道德教化和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下层士人的治生途径及对基层社会的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就必须要证明宋代大量下层士人群体的存在。宋代由于“崇文抑武”政策的实行、科举制度的改革及教育的发展,士人数量迅速增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部分数字资料及关于科举状况的描述性资料进行梳理,虽难以像今天的统计学一样得出其确切数值,但可大概分析出不同地区科举参加的人数及及第率,得出在宋代士人科举及第的艰难状况。这就造成进入官僚阶层的士人数量极少,下层士人群体的庞大,为之后更加深入探讨下层士人治生途径的研究奠定基础。宋代下层士人虽在基层社会活动,但其本身也具有对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因此其活动对基层文化的建设也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结合宋代不同的社会状况和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出路。一是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不断提升。因此存在一部分下层士人投身于文化市场之中,以书会先生、说书人、“卖诗”“鬻文”的身份谋求生存。二是宋代教育迅速发展,官学、私学迅速兴起,文化作为士人最重要的依靠,投身教育是一份既可谋生又有尊严的出路,因此大量下层士人选择成为教育者,对推动教育水平、范围的提升和文化传播起到一定作用。三是由于“抑商”观念的改变,有一部分下层士人投身于商业之中,秉承着“言商仍向儒”的传统理念从事商业活动,对提升商人队伍的素质和基层文化建设不可或缺。此外,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地域特点也会影响士人的出路选择,他们在选择治生途径方面有一定的社会性。以宋代的科举大省江西为例,结合江西重文、好讼、信鬼神的独特社会环境,分析士人所从事的讼师、占卜师、塾师工作,并详细阐述在活动之中对下层士人本身和江西社会和谐稳定、素质提升的推动作用。

陈瑜^[7]（2019）在《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文中研究指明“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唐代商业题材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唐诗史料为文本支撑,围绕商业——商人——士人——诗歌这一主线,系统分析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商业与诗歌间的深层关联,综合呈现多元立体的文学生态,重新定位其在唐代诗歌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缘起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再从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两方面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考论了关涉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肯定的基础上,亦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论析;最后根据研究目的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考察范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考察了唐代商业与诗歌的内在联系,对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轨迹予以了动态呈现。本章辐射商业中商业店铺和商业市场两个核心要素,择取最具时代新变和商业特色的代表性内容,以唐诗作品为切入点开展镜像分析,一是以“酒肆”一隅管窥唐代的商业店铺全貌,审视与探讨了诗歌的气质风貌与诗歌意象;二是以“坊市”“夜市”“草市”“花市”为例,对唐代商业市场的发展轨迹予以剖析,并深入挖掘诗中展现的时代特色与社会风尚。通过点面结合地论述,将商业题材诗歌的研究从经济考略纵深到人文视野。第三章聚焦于反映唐代国际商贸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商胡”主题,从诗歌入手考述“商胡”的族属来源及来华路线,探寻“商胡”在华的行动轨迹与聚居之地,展现了唐朝国际贸易兴盛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共融的景象。本章还着重对唐诗中的“商胡”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阐述,唐代诗人以局部侧写和全景素描的方式诗意渲染了“商胡”的诡谲体貌,新颖艺术的书写模式有助于唐诗题材、内容和技巧的拓展;对“商胡”重利轻身的冒险精神、慧眼识宝的超凡能力、重义好德的美好品德的多角度观照丰富了“商胡”的立体形象;对乡国梦遥的愁闷“商胡”的形象刻画则以思乡为契合点,通过“同化”体验的建构寻求彼此情感上的“同”以弥补胡汉间文化上的“异”,表现了唐人进步的民族观。唐诗中的“商胡”形象书写蕴含对异质文明的诗意呈现、审美体验、文化反思和历史回溯,视角独特,意蕴丰赡。第四章对唐诗中的“士”“商”关系予以重点阐发,通过深入剖析士商关系的嬗变轨迹和心态成因,论述士人阶层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与情感。综观整个唐代社会,“士”对“商”的非难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根源有四:一是义利观下的“士志于道”与“逐利惟是”的价值取向差异;二是士人视角下的“贾雄农伤”的政治忧思;三是封建伦理家庭观标准下的情感批判;四是官商勾连背景下士不如商的激愤。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涨和身迹相合的心路发展,“士”与“商”的联系日渐加强,二者关系有所缓和与松动,“士”能对“商”的生活处境做出复杂多面的反映,“士”关注到“商”漂泊无俦的凄苦之旅、风险莫测的关梁之危与惨痛难避的人祸之难,在诗歌中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仕宦类商贾”的感叹中又抒发出对“商”豪情快意和自得其乐的羡慕与赞扬。第五章着眼于商业发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第一节总结了商业发展对诗歌艺术风貌的影响,一是创作突破得益于关注重点的变换与文风倾向的转变;二是创作群体中妓女与商人成为新兴创作力量;三是创作体式的选择深受歌诗传唱审美导向的影响;四是创作风格趋向于通俗化与生活化。第二节以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为例探讨经济现象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作为潮流观察员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唐诗中出现的花卉种植新变,深入剖析了唐代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的时人心态,将这些新兴现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富了唐代诗歌的表现内容。第三节以“瑟瑟”的色彩转喻为例探讨外来商品对唐诗语汇的影响。“瑟瑟”是波斯、南诏和西域诸国官方进贡与贸易交流的珍稀商品,随着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逐渐被文人纳入到诗歌语汇之中。唐代诗人自白居易而降,有意识地将“瑟瑟”进行色彩转喻,用以代替“碧”所涵盖的青、绿、蓝等不同层次的颜色,将其转喻为江水碧色、茶末鲜色、衣饰丽色、松竹青色等色相,为诗歌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层次和新鲜个性的艺术境界,更创造性地将其与“猩猩红”对比,形成一对特定的意象组合,固化为诗歌中色彩对仗的修辞格式。唐代外来商品凭借诗人敏锐的审美体验、大胆新奇的意象转喻和生动夸张的艺术表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接受广泛。

张凯^[8]（2019）在《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0至13世纪是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发展的兴盛期。一方面,罗汉思想持续丰富,传播空间不断扩大,信仰圣地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罗汉画家及画评出现,造像数量增加,图像类型增多,艺术水平达到顶峰。将罗汉图像与信仰视为整体给予分析,对于研究东亚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罗汉信仰文本生成并型塑图像,即从佛教典籍、民间故事和士人诗文三个层面,确立罗汉图像创作理念,丰富表现内容,拓展禅意维度。与此同时,华严与禅宗思想的流布赋予了罗汉图像创作语境。而文本在东亚各国接受中的不同解读,又引发罗汉图像在技法、风格、组合上更为复杂地变化。其次,罗汉图像对信仰产生助推与制约,即从场景配置、物质载体、图像运用三个层面影响信仰。一方面,十六、十八、五百罗汉在场景空间中与佛菩萨图像的不同配置,既是对信仰文本的观照,也反映了文本在具体解读中地延伸和融合。另一方面,图像在塑绘材质上的丰富性增强了信仰的亲和力,比例尺寸特征体现出信仰中的秩序感。特别是图像载体由壁面向纸面的转化,在丰富图像创作手法,促进传播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信众观看方式的变化,从而促使信仰发生降格,推动罗汉信仰的民间化与世俗化。再次,罗汉图像与信仰作为整体在东亚地区互动地和多层次地进行传播,体现在传播者与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空间三个层面。一方面,其传播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信仰主体的共同作用。僧侣既是受众也是传递者,特别是来往于陕北、巴蜀、湘赣、江南的行脚僧、以及往返于中日的巡礼僧和禅宗高僧成为传播的主要力量。而宋代士人凭借特殊地位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商人则作为传播中的新鲜血液,不仅在巴蜀、荆湖、淮浙等地“纵价收市”,而且借助中日间外冷内热的贸易往来输送图像至日本,催生出了明州罗汉画家群体。另一方面,罗汉图像与信仰的传播媒介除了依托文本外,还有真迹手工摹本、画样粉本、模印拓本等多种形式。而这些传播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佛教艺术交流空间从中印向东亚,从西域向东海的整体转向,呈现出交流高规格,传播环流化,手段多样化等特征。10至13世纪罗汉图像与信仰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是镶嵌在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地,折射出各地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意识自觉。既体现文化圈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以及东亚社会所共有的权力观和功用观,也体现了文化涵化过程中,彼此在价值、审美选择上的适应与认同。不过,在整体融合的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不同地区自身文化无意识的展现和对身份建构的诉求,促使他们不断推进罗汉图像的民族化和本土化,使得东亚地区的罗汉图像及其信仰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多元的方向发展。

马盟雨^[9]（2019）在《宁波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营造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初衷源于反思当代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逾越“传统”与“现代”的鸿沟,在城市建设当中树立“文化自信”的切实途径。另一方面,宁波是典型的港口城市,拥有完整的港口发育史。其在平洋型地貌的城市发展中也颇具特色。在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海洋经济等战略的推进下,城市港口作为水陆中转的交通枢纽在国家发展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尝试立足传统,提出“城市山水系统”概念。聚焦于宁波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甬江流域”。在此区域视野下,重点关注古代背景下的清时宁波建设情况。并通过基础研究、文化研究、营造研究以及价值与反思四个版块,全面阐述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建设的“营造思想”,回应主题。第一,基础研究,即本文前三章内容。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整理、舆图分析以及相关图纸的复原等研究方法,立足系统论思想,建构出组成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的三大子体系:“山水本底体系”、“山水建构体系”以及“山水意象体系”,并揭示其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还原历史中甬江地区的地貌形态、水利格局、聚落分布及其发展概况。梳理城市山水系统建设脉络以及发展动因。第二,文化研究,为本文第四章内容。立足基础研究,揭示城市山水系统建设的“营造传统”。提出系统建设中“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以及营造实践的理论原则。其次,通过上述“营造传统”,结合城市山水系统的“构成要素”,二者经纬交错,实现营造文化的理论转译。推得城市山水系统营造过程中“象位”、“量度”、“场域”、“焦点”、“共感”五个方面的建设思想。第三,营造研究,即本文第五章内容。重点论述城市山水系统的“营造思想”,回应标题。全面且深入探讨“象位”、“量度”、“场域”、“焦点”、“共感”五大方略在宁波甬江地区的具体实践。第四,价值与反思,即本文第六、七章的内容。通过前文研究,总结宁波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建设的启示,并提出在当今城市发展过程中值得借鉴的方面。综上得出本文结论,即宁波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的营造特点:第一,“趋中”与“去中”的辩证发展;第二,“多元”与“开放”的文化精神;第三,“水城”与“港城”的双重属性;第四,“纡害”与“归利”的营城之道;第五,“政治”与“经济”的明确取向;第六,“自由化”与“范型化”的建设理念。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研究视角创新:立足系统论,通过山水要素与人居建设互动的文化转译,归纳区域视野下城市山水系统的具体形态及其实践思想。第二,研究内容创新:综合政治、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跨学科领域成果,完善宁波甬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的基础理论,填补研究空白。

马平平^[10]（2019）在《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海洋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与之相应,文学世界中的海洋意象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中英小说中都不乏书写海洋的佳作,较之于英国小说的长篇宏制,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的文本形态,比如它的笔记体性、碎片体性、寓言体性、志怪体性,等等。文本形式虽有差异,但是中英有关海洋书写的小说都蕴含了丰富的海洋意象,反映了海洋在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文化内涵、深层意蕴以及海洋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中英小说及其海洋创作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并不同步,中国小说及其海洋创作是在明清阶段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而英国小说在文艺复兴至17世纪仍处于发端阶段,其海洋书写也并不繁盛,小说及海洋创作的巅峰发展时期要晚至处于近代的18、19世纪。明清涉及海洋主题的小说既有诸如《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后文简称《西洋记》）、《天妃娘妈传》《八仙出处东游记》（后文简称《东游记》）、《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林兰香》《台湾外志》《希夷梦》《海游记》《镜花缘》等长篇小说,又有诸如《剪灯新话》《情史》《喻世明言》《型世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连城璧》《觚剩续编》《聊斋志异》《子不语》《续子不语》《谐铎》《耳食录》《挑灯新录》《夜雨秋灯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短篇小说。明清时期航海事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极大地促进了海洋叙事文学的发展,因此上述小说尤其是多部长篇小说虽然在明清时期三教归一的文化背景下,神魔斗法气息很浓,但是却蕴含浓郁的海洋气息和丰富的海洋意象。英国18、19世纪也涌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海洋书写佳作,比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蓝登传》（The Adveodntures of Rerick Random）、《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 Lovers）、《珊瑚岛》（The CoralIsland）、《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吉姆爷》（Lord Jim）等。本文聚焦中国明清阶段和英国18、19世纪即中英海洋创作繁盛时期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在界定海洋意象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中国和英国小说中的海洋意象,并对它们进行功能上的分类。明清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以海神想象、海岛仙话想象、岛人想象、海上航行、航海事业、海洋财富、海权和海防意识以及海外诸国想象等为主。通过梳理可见,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文明传统带来的遥望海洋的视角深深地影响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从明代到清代,随着人们的海上活动更加活跃,参与海洋文学创作的人群迅速增加,小说中的海洋想象经历了发展变化:从居于海中的各路海神和仙人描写到海上的各类精怪野人描写,从海岛风物的仙话描写到更加世俗化的描写,从海神拥有的奇珍异宝描写到海洋蕴藏的珍宝描写,等等。但是这些海洋想象仍是将神、魔和海洋相结合,以“变异海洋”为主。当然,随着清代尤其是清晚期人们对外部世界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小说中的海上风暴、海岛居民、海洋经济以及海防事业发展等都有了更加“身行”性（即参与性和现实性）的发展趋向。英国18、19世纪小说中的海洋意象也主要以海上航行、航海事业发展、海洋贸易、海洋经济、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海盗形象以及海外国度等为主。在古希腊海洋文明、海洋岛国环境和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国家海洋力量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无论是航海动机、航行中所遭遇各种危险、航海的专业技能,还是荒岛求生、海洋贸易、海洋捕鲸等,都更以崇力、求真、求知、开拓、探索为特征。海岛生存、海军形象、水手形象及海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英国不同时代的精神要求。海洋力量崛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对海洋的探索、开拓及征服;建立海上霸权、控制海上贸易时期,英国人的海岛生存、海岛探险体现了由“斗海”向“亲海”的变化;19世纪末,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遭遇危机、逐渐丧失贸易垄断地位,英国航海活动缺少了本该有的激情和活力,也缺失了目的和方向。英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社会现实的变化与发展体现了英国人追求文明和秩序的阶段性差异。本着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立场和原则,本文试图从海神想象、海洋获利方式、海上航行、海上力量生存伦理以及海外异国想象等方面比较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探寻不同文化中的海洋意象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方式上的异同,并综合中西哲学、文化、历史等多维视角,解释中西海洋意象异同的成因,实现由浅层次异同比较到深层次文化探源的跃进。论文通过对比显示,中西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对立观点造成了中英小说海洋意象的呈现差异。以向内聚敛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来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种“重道轻器”思想决定了中国小说中的海洋想象不以探究自然、战胜自然为最终目的,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主流强调入世观念,大多数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关注社会人生,但是当理想受挫,转而独善其身的时候,海洋往往成为中国文人寻求解脱的心灵寄托。所以在传统中国文人的作品中,海洋寄托着很多审美想象,成为中国文人寄怀抒情的载体,而不是探究如何通过掌握“真知”来探索海洋、战胜海洋。文人与海洋,充满天人合一的精神意蕴;而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从根源上就埋下了“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聚敛相反,西方文化的发展以扬弃为特征,融入了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强调融合更新、向外超越,突出对人性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认为理智能力是人类心灵的根本特征。这种文化有对功利的向往,同时也有对现实的批判。因之,英国小说中海洋意象的呈现更加突出人和海洋的对立,强调人如何通过掌握科学知识来探索海洋、征服海洋,以实现开拓疆土、侵略扩张、发财致富的梦想。中国的海神尤其是四海龙王和妈祖在履行维护海上安全的职责时有一定的海权意识,但他们并不好战、不好侵略,亦没有霸权意识,而海神波塞冬则虚荣好战、睚眦必报,体现了侵略者扩张和掠夺的野心。中国小说中的海洋贸易具有机遇性、偶然性、异化性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而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参与航海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海洋经济和海洋贸易活动也充满现实性、目的性、掠夺性和殖民性。中国小说中海岛的神秘、超脱意境和仙话的海洋、航海描写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实践找到了最佳的现实渠道;而英国小说更加善于真实地描写海上航行和海上冒险,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主人公们努力去了解并驾驭自然,不断与自然抗争。中国小说中,海外诸国被看作中华帝国陆疆的延伸,表达了“以夏变夷”、秉承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小说作者们的海外诸国遐想不会超出封建道德准则的范围;而在英国小说中,主人公对海外国家的了解是通过他们不断探知、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和反省来实现的。在象征国家海洋力量的军舰上,个体生命价值观亦分别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中国小说中,为了应对海上妖怪的威胁,个体须服从整理利益的价值观决定了遭遇危机之时,个体只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保全船队安全;而西方近代伦理学虽注重整体中的个人本位,但海上生活的艰辛、战争的残酷以及对外贸易利益和战争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海洋和内陆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在英国小说中,个体的身体和生命只能遭到无情的伤害和轻视。本文打破以往相关研究局部、零碎和孤立的局面,从宏观到微观对中英小说中的海洋意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研究,探究海洋发展是如何以文人心态意绪为中介向艺术思维渗透,海洋意象又如何同哲学、宗教、民俗等文学的相关领域发生联系,从而更准确地认识中英小说海洋精神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海洋意象研究既可加强我们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中英海洋文明发展历程的了解,又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中的海洋具有独特的诗学和文化价值。中国既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文学大国,海洋的影响与海洋精神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文学之中。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结合中国和英国海洋题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审美资源,可为我国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构建提供话语和审美资源。

二、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2）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朝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行旅文化视野下唐代荆楚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下层士人治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8）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宁波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营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四民分业”到“四民不分”——唐宋时期的职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J]. 曾育荣,柯桂林. 思想战线, 2022(01)
• [2]宋元时期福建地区水利与社会研究[D]. 周于睫. 河北大学, 2021(02)
• [3]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D]. 薛繁洪. 青岛大学, 2020(02)
• [4]宋朝户绝财产与社会保障关系研究[D]. 高兰兰. 西南大学, 2020(01)
• [5]行旅文化视野下唐代荆楚地区研究[D]. 修梦琦.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宋代下层士人治生研究[D]. 李圆圆.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D]. 陈瑜. 吉林大学, 2019(02)
• [8]10至13世纪东亚地区罗汉图像与信仰研究[D]. 张凯. 东南大学, 2019(01)
• [9]宁波甬江地区城市山水系统营造思想研究[D]. 马盟雨.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10]明清小说与英国近代小说海洋意象比较研究[D]. 马平平. 扬州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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