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再贴现业务 发挥主导性货币政策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闫博[1]（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张男[2]（2020）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都是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随着利率全面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的影响方式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稳定的金融体系与完善的政策调控框架相比,我国本世纪初期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优化升级仅处于初级阶段,各个市场间存在相互分割的状况,货币市场化利率浮动空间严重受限,金融自由化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可能,种种原因令该时期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具有潜在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一具体政策框架下,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的潜在阶段性特征角度出发,探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关键政策的演进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析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渠道与调控模式,同时够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针对资产负债表渠道,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以及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渠道,深入探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导速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情况,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这对新常态时期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极大程度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累积的可能性,以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6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先详细介绍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并提出存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需求,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本章中依据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特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多层次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政策传导机制、传导范围与传导效果,为后文中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本章同时对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这一具体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进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与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实证研究阶段,本章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利用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在明显上升,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并且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冲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往往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在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在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解研究。本部分创新性的将不同层面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具体政策结构与经济形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已实行与未实行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在具体经济背景下对不同渠道传导机制的影响。第三章将从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渠道这一角度出发,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结合研究结果和与现有文献的对比分析,本章对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第四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在调控“困境”出发,利用包含有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的DSGE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指标量化,进而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对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当模型系统中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时,紧缩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得到相应的强化,并延长了相关变量对经济系统稳态的回归时间且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模型框架中同时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变化时,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模型中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程度并提高变量恢复稳态的速度,换言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提高紧缩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五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利率市场“双轨制”这一利率生成模式展开,利用DSGE模型对我国的双轨制利率生成模式、利率管制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存款保险金制度等利率市场化进程政策与操作进行研究,重点探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一方面削弱了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常规性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显着的提高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释放市场潜能。逐步取消管制利率,让“双轨制”利率生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生成机制,是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的实证研究是对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在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各渠道的传导机制以及方针效果后,最后本文将针对存款利率上限打开以后,中央银行迟迟没有推进市场轨和计划轨的双轨合并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利率的渐进市场化与完全市场化后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对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出相应的预测与展望。在宏观传导方面,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优化利率传导机制,然而若是立即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均衡利率水平的提升很可能降低经济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这说明尽管完全市场化不会改变利率宏观传导的有效性,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利率的微观传导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实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然而若是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会迅速放大,造成利率的微观传导失灵。
龙俊鹏[3]（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王冰冰[4]（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郝飞飞[5]（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提出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杨斌[7]（2019）在《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出现中国特有的货币现象。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和“资产荒”,而中小企业较难申请到贷款,通过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又很高,金融市场“量宽价高”问题突出,反映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货币内生属性增强,数量型调控难度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难以兼得,有必要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框架,实现价格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实际经济活动,利率则外生地由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决定,早已“预言”了利率走廊调控的必然性。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利率由两大资本家阶级分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论述对利率走廊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可以综合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有助于让金融回归本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银行从最早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变到当前间接货币总量调控,还初步尝试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由于当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缺乏对价格的有效调控,无法平抑市场利率波动,利率走廊的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受到挑战,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微观货币创造机制,发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货币的内生属性和利率的外生属性都有增强的趋势,数量调控难度加大,价格调控可能性提高。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发展史的路径差异表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稳态增长逼近,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克服数量型调控框架固有缺陷,实现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发达国家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建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具有基准性的政策目标利率,合理设定的走廊宽度,能与价格型调控相配合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具有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准备金制度。在人民银行推动下,持续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初步具备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基础条件,但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完全建立也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扭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梗阻”,对利率走廊调控建设构成挑战。为完善我国价格型调控框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通胀目标制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能够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有利于形成和引导公众预期,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首要的是要实行通胀目标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具有市场性、基础性和主导性,利率走廊调控要以SHIBOR作为基准利率,以有效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利率走廊宽度通过改变机会成本改变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因此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控成本、央行容忍度和外生冲击类型。在我国转轨经济特征背景下,人民银行具有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利率走廊还需要余额准备金制度相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一要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强化SHIBOR的基准性;完善合格担保品框架,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改变准备金制度的期间平均考核方式,实行自愿准备金制度。二要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三要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还应提高分析预测能力应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
吕建[8]（2019）在《供给侧改革下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及其有效性问题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方案,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也不可避免地复杂化。因此,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对信贷渠道开展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力,为供给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实现中长期内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和谋求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从中国经济发展和货币操作历程来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机构特征决定了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基础性地位。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面临的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产生了新的调控诉求。面对经济放缓,中国传统的宏观调控主要在需求侧,但长期过度使用带来了生产要素的错配、投资回报递减、产能过剩等副作用。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进,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新机制,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但是,当前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还存在不少问题,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发生背离,未能发挥货币政策在供给侧改革中的调控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取决于货币政策是否能提供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环境。因此,探讨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对于解决目前国内供求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本文试图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及其结构效应进行较为全面和细致的研究。本文共有7个部分构成,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同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一章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及其效应的理论分析,系统梳理并总结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和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理论,并从传导环节、金融市场发展和传导主体行为三个方面剖析了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的影响因素,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而言,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入手,重点梳理了基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摩擦等信贷传导渠道理论,为第三章探讨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有效性提供理论分析框架;从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入手,剖析了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和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后文探究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调整中的有效性分析提供研究框架。第二章为供给侧改革及其对信贷渠道的影响。回顾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历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效应和区域效应以及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并总结了每一历史阶段货币政策操作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机理。同时,回顾了我国经济发展历程,阐述了我国政府当局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和意义,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特征和供给侧改革目标,进一步剖析供给侧改革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并描述了供给侧改革下信贷渠道的调整。第三章对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产生的新变化,重点描述了中国近几年采用较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实施效果。利用1998-2017年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月同比增长率（CR）作为信贷渠道的代理变量,以广义货币量（M2）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建立了VAR模型并进一步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两个阶段分析货币与信贷、信贷与产出以及通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对信贷渠道第一阶段货币政策至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效果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信贷渠道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至GDP/CPI（商业银行到实体经济产出）传导检验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有效性。第四章对信贷渠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的产能过剩行业和非产能过剩行业的角度入手,利用产能过剩相关理论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动因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结构,发现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失灵。然后,基于2001-2017年2663家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层面数据,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CR）来反映我国信贷传导渠道,依次使用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比例、金融负债比例、信贷资源配置考察企业融资结构,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我国信贷渠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效性。进一步聚焦于产能过剩行业,实证检验了信贷渠道对此行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的增加降低了产能过剩行业中企业的杠杆率和金融负债率,即信贷渠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效的降低了产能过剩行业的杠杆率,但在信贷宽松年份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贷款还是会有增加。第五章对信贷渠道在区域经济调整中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区域性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将我国划分成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区域;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开放度、产业多样化、金融一体化等方面来分析各区域差异性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检验信贷渠道在传导过程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即货币政策传导实施效果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从而考察信贷渠道在区域经济调整中的有效性。检验信贷渠道是否存在区域效应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面板模型固定效应分析,作为空间计量模型回归比较的基准。其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分析,包括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再次,分区域进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检验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信贷传导渠道的区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信贷渠道在全国范围和各经济区域内的空间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在四大经济区域内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略有不同,主要依赖于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资源禀赋状况。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梳理概括的基础上,提炼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对供给侧改革下未来我国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改革发展进行了相应的几点思考;就差别化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蓝宇航[9]（2019）在《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有效的实施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产生作用。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信贷渠道处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主导地位,在传导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大环境下,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的宏观及微观主体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分析各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作用,探究信贷传导效应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本文首先以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理论作为基础,阐述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现状和特点。其次,以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为基础,从信贷渠道传导过程中的三方主体,即央行、商业银行、企业为节点,分别揭示了央行到商业银行阶段、商业银行到实体经济阶段的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并从货币政策变动、银行业务变动、直接融资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影响因素。再次,以影响因素为基础选取货币供应量增量、人民币贷款增量、信托贷款增量、委托贷款增量、企业债券发行增量、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增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量为评价传导效应的八个指标,使用VAR方法为模型,以2013-2018年月度数据为区间,在两阶段基础上从全部商业银行的传导效应角度和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的分类传导效应比较分析角度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央行到商业银行阶段及商业银行到实体经济阶段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第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变动、银行业务变化、直接融资水平对信贷供给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而在商业银行主导信贷传导最终效应的第二阶段,银行信贷对社会投资、消费水平均有负向效应,存在时滞性,且作用时间短,持续作用并不明显。最后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主体提出完善信贷渠道传导的对策建议。
周胜强[10]（2013）在《我国信贷政策研究 ——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文中认为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应对危机、走出困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矛盾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能否尽快促进和实现结构的调整升级,成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关于金融促进结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以资本市场促进结构调整的间接调控的“道路”。而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迫切、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并没有把促进结构调整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通过制定实施信贷政策,对银行信贷投放进行了引导和干预,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但是在理论研究上,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中央银行教科书中没有关于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阐述,而国内的研究没有摆脱货币政策框架下研究结构调整问题的理论束缚,对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的内涵、作用、机制、目标、工具等关键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尝试研究建立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信贷政策的再实践提出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建议。论文第2、3章,介绍了有关理论基础及其与信贷政策的关系,并从实践层面,对一些国家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分析了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第4、第5章系统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条件下的信贷政策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于信贷政策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信贷政策、其作用、政策制定主体、传导机制、政策目标、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以及政策工具及使用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从五个方面建立了信贷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很少涉及的。首先,从货币政策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信贷政策相矛盾的角度出发,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独立于货币政策”的观点,并重新对信贷政策进行了定义；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争议,探讨了信贷政策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的作用是调整银行投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缺失和促进银行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政策制定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等观点。其次,从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信贷市场运行机制入手,以信贷配给理论为基础,运用模型分析了信贷政策影响银行信贷投放、信贷投放影响产业结构的信贷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对三个命题的证明,说明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成本、收入与风险来引导银行的信贷投放。第三,根据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有关理论,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包括促进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推动支柱产业优化升级、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限制特定行业发展等四个方面,并建立了衡量信贷政策目标实现的标准。第四,进一步分析了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关系,探讨了制定信贷政策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和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第五,在研究分析了信贷政策工具及其种类,总结提出了信贷政策工具使用的原则,对各个工具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进行了分析归纳,并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工具在信贷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从第6章开始转入到对我国实践的分析。第6章回顾、分析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和问题。第7章对信贷政策在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市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建立了三个含有虚拟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运用HP滤波法,分别对信贷政策与信贷结构、信贷政策与地区贷款总量、信贷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表明,我国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存在的积极影响。第8章基于论文所建立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信贷政策的制度安排,制定实施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信贷政策、提高信贷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信贷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论文研究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不仅是对现有学术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而且这些观点及其论述共同形成了信贷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这更是现有研究所没有涉及到的,从而为我国制定实施信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所提出的部分政策建议也就具有了参考的价值。
二、发展再贴现业务 发挥主导性货币政策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再贴现业务 发挥主导性货币政策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回顾 |
| 1.3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1.4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关研究综述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不同时期下我国利率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 |
| 2.1 利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回顾 |
| 2.3 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分析 |
| 2.4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 |
| 3.1 货币政策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回顾 |
| 3.3 广义信用视角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分解 |
| 3.5 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利率市场化、资产负债表衰退与紧缩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4.1 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紧缩型政策的经济后果 |
| 4.2 基于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DSGE模型构建 |
| 4.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和参数估计 |
| 4.4 紧缩型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分析 |
| 4.5 基于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效果评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利率双轨制下利率市场化进程、存款保险制度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
| 5.1 我国货币政策“双轨制”框架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5.2 双轨制泰勒规则模型的构建 |
| 5.3 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5.4 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1 利率市场改革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变的逻辑分析 |
| 6.2 理论模型 |
| 6.3 数据选取、参数校准与参数估计 |
| 6.4 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 4.1.1 家庭部门 |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 5.1 SV-TVP-VAR模型 |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率走廊调控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二、数量型调控框架与价格型调控框架 |
| 三、利率走廊调控 |
| 第二节 西方利率走廊调控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早期价格型调控下的真实票据理论与银行贴现率理论 |
| 二、数量型调控下的货币数量论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
| 三、现代价格型调控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指导意义 |
| 一、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对利率走廊作用机制的分析 |
| 三、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 |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与转型 |
| 第一节 早期货币政策实践:信贷规模控制 |
|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产生 |
| 二、信贷规模控制 |
| 三、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当前货币政策实践:间接数量调控 |
| 一、1998 年至今的间接货币总量调控 |
| 二、为应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间接数量调控的特点 |
| 第三节 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 |
| 一、数量调控的局限性——转型必要性分析 |
| 二、数量调控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转型必然性分析 |
| 三、数量调控下利率决定的外生性——价格调控的可能性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 |
| 第一节 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施利率走廊调控奠定基础条件 |
|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
|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 三、利率传导机制日益顺畅 |
| 第二节 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向有利于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变 |
| 一、央行流动性调节与预期管理能力提高 |
| 二、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
| 三、建立健全合格担保品框架 |
| 第三节 实施利率走廊调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一、构建面向价格型调控的框架还不完善 |
| 二、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 三、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转型构成挑战 |
| 第四章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对比分析 |
| 一、英国与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路径 |
| 二、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基于Poole模型的分析 |
| 三、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框架选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现代价格型调控模式:利率走廊调控 |
| 一、欧洲中央银行 |
| 二、加拿大银行 |
| 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 第三节 国际利率走廊调控经验借鉴 |
| 一、合理设定准备金制度 |
| 二、创设常备借贷与存款便利工具 |
| 三、协调公开市场操作 |
| 四、具备市场性、基准性和可控性的目标利率 |
| 第五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实施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
| 一、建立通胀目标制 |
| 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
| 第二节 基准利率与政策目标利率的选择 |
| 一、选择SHIBOR作为基准政策利率 |
| 二、以常备借贷便利为上限,合理确定利率走廊宽度 |
| 第三节 实行余额准备金制度 |
| 一、准备金制度的争议 |
| 二、模型建立 |
| 三、参数校准 |
| 四、模型分析 |
| 五、结论 |
| 第六章 构建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 |
| 一、增强SHIBOR的基准性 |
| 二、降低常备借贷便利准入门槛,提升商业银行的融资可得性 |
| 三、余额准备金制度下是期间平均还是自愿准备? |
| 第二节 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 |
| 一、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 |
| 二、提升央行独立性的具体对策 |
| 三、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 第三节 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 |
| 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
| 二、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 |
| 三、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问题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供给侧改革下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分析 |
| (二)关于信贷渠道在我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 |
| (三)信贷渠道下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与银行贷款渠道 |
| (四)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中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及其效应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 |
| 一、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理论 |
| 二、信贷渠道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一、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的内涵 |
| 二、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对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效应的阐释 |
| 三、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对货币政策区域结构效应的探讨 |
| 四、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对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的新视角剖析 |
| 第三节 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传导环节因素 |
| 二、金融市场发展因素 |
| 三、传导主体行为因素 |
|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及其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历程及信贷渠道的重要性 |
|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历程 |
|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 |
| 三、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及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 |
| 第三章 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供给侧改革下信贷渠道调整的现实描述 |
| 一、供给侧改革对货币政策的新要求 |
| 二、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效果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实证研究 |
| 一、VAR模型原理 |
| 二、实证方法 |
| 三、实证结果 |
| 四、信贷规模——传递机制还是政策工具？ |
| 第四章 信贷渠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有效性分析——以产能过剩行业为例 |
| 第一节 产能过剩及产能过剩行业融资结构分析 |
| 一、产能过剩概念及内涵 |
| 二、产能过剩与其他概念的异同 |
| 三、产能过剩的成因 |
| 四、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 |
| 五、信贷渠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 |
| 六、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信贷渠道对产能过剩行业融资结构影响的检验 |
| 一、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数据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信贷渠道在区域经济调整中的有效性分析——以区域效应为例 |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现状描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 |
| 三、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及其区域效应现状 |
| 第二节 模型设计与数据处理 |
| 一、空间相关性的判断 |
| 二、空间计量模型 |
|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四、数据基本处理 |
| 第三节 信贷传导渠道区域效应的检验 |
|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
| 一、基于总量视角来看 |
| 二、基于结构视角来看 |
| 政策建议 |
| 一、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
| 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完善落后地区信贷渠道 |
| 三、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信贷结构 |
| 四、进一步拓宽与疏通银行信贷资金渠道 |
| 五、修复理直银行信贷资金渠道,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
| 六、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促商业银行信贷渠道转型 |
| 七、振兴实体经济,为银行信贷资金提供更多投资渠道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 |
| 1.3 论文的思路与框架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理论基础及现状分析 |
| 2.1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相关概念 |
| 2.2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相关理论 |
| 2.2.1 信贷配给理论 |
| 2.2.2 信贷可得性理论 |
| 2.3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现状及特点分析 |
| 2.3.1 货币政策选择及目标的更新变化情况 |
| 2.3.2 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增加 |
| 2.3.3 商业银行业务多样化 |
| 2.3.4 信贷在社会融资地位变化 |
| 2.3.5 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 |
| 2.3.6 资金运用结构多元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基础 |
| 3.1.1 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
| 3.1.2 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的主导性 |
| 3.1.3 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的调节 |
| 3.2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3.2.1 央行到商业银行阶段 |
| 3.2.2 商业银行到实体经济阶段 |
| 3.3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货币政策变动对信贷渠道传导的影响 |
| 3.3.2 商业银行业务多样化对信贷渠道传导的影响 |
| 3.3.3 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对信贷渠道传导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实证分析 |
| 4.1 指标变量选取 |
| 4.2 模型方法及数据样本区间选择 |
| 4.3 整体银行的实证过程 |
| 4.3.1 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阶段的实证过程 |
| 4.3.2 商业银行影响实体经济阶段的实证过程 |
| 4.4 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分类情况下的对比实证过程 |
| 4.4.1 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阶段的实证过程 |
| 4.4.2 商业银行影响实体经济阶段的实证过程 |
| 4.5 实证结果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完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对策建议 |
| 5.1 中央银行角度 |
| 5.1.1 重视信贷渠道疏通 |
| 5.1.2 合理选择及调整中介目标 |
| 5.1.3 灵活使用政策工具 |
| 5.1.4 提高央行货币政策信贷决策的科学性 |
| 5.2 商业银行角度 |
| 5.2.1 适应经济周期和政策协调 |
| 5.2.2 重视表外业务的发展和监管 |
| 5.2.3 完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
| 5.2.4 扶持中小企业持续发展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信贷政策研究 ——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信贷政策定义的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对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综述 |
| 1.2.3 对信贷政策研究文献的评述 |
| 1.3 概念界定和前提假设 |
| 1.3.1 信贷政策与信贷投放、信贷结构 |
| 1.3.2 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 |
| 1.3.3 产业与产业政策 |
| 1.3.4 前提假设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 |
| 2.1 关于政府干预经济金融的理论 |
| 2.1.1 金融约束论 |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 2.1.3 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 |
| 2.2 关于结构主义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理论 |
| 2.2.1 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关于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理论 |
| 2.2.3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关于不完全条件下信贷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论 |
| 2.3.1 信贷配给理论 |
| 2.3.2 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信贷配给的研究 |
| 2.4 关于银行信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 |
| 2.4.1 金融中介功能的理论 |
| 2.4.2 金融发展理论与加尔比斯两部门模型 |
| 2.4.3 银行信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与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外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与启示 |
| 3.1 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实践 |
| 3.1.1 美国的实践 |
| 3.1.2 德国的实践 |
| 3.1.3 英国、法国、加拿大的实践 |
| 3.2 日本、韩国的实践 |
| 3.2.1 日本的实践 |
| 3.2.2 韩国的实践 |
| 3.3 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实践 |
| 3.3.1 印度的实践 |
| 3.3.2 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
| 3.4 国外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与启示 |
| 3.4.1 政府参与型的信贷政策模式 |
| 3.4.2 政府干预型的信贷政策模式 |
| 3.4.3 国外经验的启示, |
| 第4章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体系 |
| 4.1 独立于货币政策的信贷政策定义、作用及其主体 |
| 4.1.1 对信贷政策的重新定义 |
| 4.1.2 信贷政策存在必要性 |
| 4.1.3 信贷政策的作用 |
| 4.1.4 制定信贷政策的主体 |
| 4.2 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信贷政策传导机制 |
| 4.2.1 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 |
| 4.2.2 信贷政策影响信贷投放的模型分析 |
| 4.2.3 信贷投放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型分析 |
| 4.3 信贷政策的目标及其衡量标准 |
| 4.3.1 信贷政策的具体目标 |
| 4.3.2 信贷政策目标实现的衡量标准 |
| 4.4 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关系 |
| 4.4.1 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
| 4.4.2 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
| 4.4.3 政策间的协调配合 |
| 4.5 信贷政策的制定原则与发挥作用的环境 |
| 4.5.1 制定信贷政策应遵循的原则 |
| 4.5.2 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 |
| 第5章 信贷政策传导中的政策工具 |
| 5.1 信贷政策工具及其使用原则 |
| 5.1.1 信贷政策工具的定义和分类 |
| 5.1.2 信贷政策工具选择与使用的原则 |
| 5.2 信贷政策工具及其特点 |
| 5.2.1 价格型信贷政策工具 |
| 5.2.2 数量型信贷政策工具 |
| 5.2.3 混合型信贷政策工具 |
| 5.2.4 引导型信贷政策工具 |
| 5.3 信贷政策工具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分析 |
| 5.3.1 模型的基本设定 |
| 5.3.2 价格型工具对信贷投放的影响 |
| 5.3.3 数量型工具对信贷投放的影响 |
| 5.3.4 其它类型工具对信贷投放的影响 |
| 第6章 我国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及其问题 |
| 6.1 我国信贷政策实践的历史回顾 |
| 6.1.1 1949年—1983年 |
| 6.1.2 1984年—1997年 |
| 6.1.3 1998年至今 |
| 6.2 当前我国信贷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6.2.1 信贷政策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
| 6.2.2 信贷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
| 6.2.3 信贷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第7章 我国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 7.1.1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 7.1.2 研究数据 |
| 7.2 信贷政策对信贷增长影响的统计分析 |
| 7.2.1 房地产信贷政策对信贷增长的影响 |
| 7.2.2 农业信贷政策对信贷增长的影响 |
| 7.2.3 制造业信贷政策对信贷增长的影响 |
| 7.3 我国信贷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信贷政策对信贷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2 信贷政策对地区总贷款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3 信贷结构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系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4 实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
| 第8章 完善我国信贷政策的建议 |
| 8.1 完善信贷政策的顶层制度安排 |
| 8.1.1 明确信贷政策在经济金融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
| 8.1.2 明确信贷政策制定的主体 |
| 8.1.3 建立信贷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 |
| 8.1.4 健全与信贷政策相适应的金融统计制度 |
| 8.2 制定和实施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信贷政策 |
| 8.2.1 明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目标 |
| 8.2.2 推进薄弱环节信贷政策法制化建设 |
| 8.2.3 制定技术改造贷款管理办法 |
| 8.3 提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执行力 |
| 8.3.1 综合运用多种信贷政策工具 |
| 8.3.2 健全完善信贷政策效果的评估和风险提示制度 |
| 8.3.3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
| 8.3.4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发展再贴现业务 发挥主导性货币政策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张男. 吉林大学, 2020(03)
- [3]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5]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D]. 杨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供给侧改革下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应研究[D]. 吕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研究[D]. 蓝宇航.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05)
- [10]我国信贷政策研究 ——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D]. 周胜强. 天津财经大学, 2013(07)
标签：利率市场化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央行论文; 基准利率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