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陈瑾[1]（2021）在《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情景演化与节点管理》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发展,由诸多能源市场间的关联影响与关键因素相互交叉而导致的波动溢出现象日趋明显,并进一步表现为网络扩散现象,即波动溢出网络效应。若无法及时有效并全面测度和应对这类因市场间或市场外扰动所产生的波动溢出及其延续的网络扩散现象,将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是危机。尽管已有文献详细探讨了能源市场两两波动溢出效应,但立足网络视角对能源市场波动溢出进行全面测度、识别和管理的系统研究尚少。另外,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一体化性等特征,故从单一趋势对能源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片面性。鉴于此,文章将分别从整体趋势、极端趋势以及动态趋势三个视角出发,系统研究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情景演化与节点管理。尝试从多维度出发,探讨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溢出及其衍生的网络效应,进而展示不同能源市场的波动溢出现象与市场联动反应,进而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和监管相关市场。此外,为了深入了解市场风险传染机制,文章还将研究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溢出的网络动态演化,并通过实证捕获溢出关键路径和中心节点,以便开展最终的多层次节点管理研究。整体而言,全文研究有助于决策者识别风险传染、预测风险传染、降低风险传染,并进行有效风险管理。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如下:整体趋势下,文章在对不同能源市场波动溢出效应识别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波动溢出网络,对市场之间溢出效应进行系列对比,从而了解了各市场间溢出关系,识别了关键市场。上述研究更趋向于横向地比较各市场间的波动溢出,而基于所构建的波动溢出网络,进一步分析溢出网络的情景演化则倾向于纵向比较不同能源市场在各时期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也揭示了能源市场间长期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明晰整体趋势下能源市场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有效控制波动溢出效应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起重要作用。研究还发现,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网络现象在近3年来相互作用日趋明显。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石油、风能和水能市场,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是,研究还揭示了由多派系向单派系的转变现象,反映了近10年来同质化的网络演化趋势,该同质化网络演化趋势也表明能源市场间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具有重要影响的能源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可能会迅速蔓延,并对整个波动溢出网络产生影响。尽管发生概率低,能源市场间极端波动溢出则更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文章在识别和测度关键能源市场极端波动溢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各能源市场的尾部相依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用派系分析法对极端风险扩散进行了多视角研究。而考虑到2019年年底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文章还集中探讨了从2019年至2020年能源市场间的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包括能源行业在内的众多行业都一度陷入停滞状态,所以,文中着重分析了能源市场下尾部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效应更强,特别是市场繁荣期,这也反映了能源市场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效应的不对称性特征。在极端波动的溢出网络中,水能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基于此,各国都在疫情期间采取措施,维持能源市场的稳定,以防止溢出风险所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事物的存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不同的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在改变和发展的同时,易对相关联的对象产生波动影响和传导,而这类现象又具体表现为经济个体间的动态波动溢出效应。因此,文章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能源市场间固定不变的波动溢出,还需要补充研究能源市场间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动态波动溢出。鉴于此,文章立足时变Copula对9个国际能源市场间的动态波动溢出进行了识别和测度,立足所得出的动态波动溢出系数构建了动态波动溢出网络。通过动态波动溢出网络,分别基于人工识别和曼-肯德尔识别,挖掘了动态波动溢出的趋势点。基于上述趋势点,进一步在凝聚子网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能源市场近十年的波动溢出情景演化趋势。研究发现,非可再生能源的动态波动溢出在十年间相对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溢出网络效应较弱,原油、煤炭和天然气能源市场不易受其它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趋势。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和太阳能市场的动态波动溢出网络效应明显强于非可再生能源。另外,水能市场在十年间的影响力较强,而煤炭和天然气能源市场则不易受其它市场波动而发生巨大变化。可再生能源之间呈现较强波动溢出网络效应,这也表明其联系更为紧密,也容易受市场冲击引发系统性风险。根据上述不同趋势下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和情景演化分析,并结合所得结论,文章最后分别从政府、企业和个人角度提出了节点管理具体对策与其它建议。例如,政府应从宏观调控的方面推行有效的政策机制,在不同趋势下灵活抑制关键能源市场的波动溢出与网络影响,防止其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市场风险甚至是经济危机。另外,鼓励能源企业的科技创新也是实现其能源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能源企业应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适时调整能源产量和价格,并有效控制能源生产、储存和运输成本。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应关注不同趋势下能源市场的变化,灵活制定投资策略。同时关注不同派系下的能源市场,以分散投资风险。文章研究的内容具备数据、实证和结果支撑,更加具备可信性。通过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网络效应的系统研究,能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能源投资者在能源行业的相关经济管理和参与行为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张栋才[2]（2021）在《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关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实现,需要依据我国各区域内产业关联结构与区域间产业关联特征,优化区域产业关联方式,推进我国区域产业关联网络的建成。然而,大部分研究认为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的相似性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导致了我国区域间存在产业同构现象,进而严重抑制区域产业关联程度。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同构的动因、测度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现有结论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同构对区域产业关联的影响,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方法上极少考虑网络关系。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也受到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的影响。故在网络视角下,全面了解我国区域产业关联特征与区域产业同构现状,进而依据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探究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对于制定区域产业政策,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关联网络构建,形成“国内大循环”格局,推动区域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主要结论如下:1.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本文首先依据现实背景,梳理现有文献,探究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相互影响机制,明确本文研究的重点及问题,细化研究内容与目标。2.梳理并提炼理论基础。通过对产业经济学、区域产业同构理论、产业网络理论及博弈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炼出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理论。3.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测度。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选取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地区的官方投入产出表数据。其中,国家统计局每5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截止目前,2017年各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为最新数据,本文其他章节中所用到的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均以此为基础。首先,该部分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统一了不同时段各地区产业部门的统计口径;然后,在网络视角下,分析了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最后利用基于网络的波动理论测度了产业关联特征对产业总产出波动的影响程度及该波动的衰减速度。实证发现:传统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关联网络中的重要产业均较为集中,即重要产业同构度高。其中,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各地区TOP5产业,且传统四大经济区域的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基础工业与区域特色产业;受不同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特征影响,产业冲击对不同区域产业总产出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相应地,产业冲击的衰减速度差异也较大。其中,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二阶产业关联总波动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整体上,全国与传统四大经济区域产业波动的衰减速度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4.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特征测度。首先,该部分基于各地产业的省内流入流出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构建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进而探究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最后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模型测度了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要素对其影响程度。实证发现:传统四大经济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呈产业类别集中与区域集中特征。其中,从产业上看,重要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基础工业与资源禀赋相关产业,从区域上看,重要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内部;从空间特征上看,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双核”关联区域与多结构洞区域的特征;在一定临界距离下,总产出、产业生产税净额率、劳动者报酬率与营业盈余率等对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显着。5.网络视角下我国产业同构程度测算。首先,本部分梳理了我国区域产业同构关系现状,并对不同产业同构测度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基于网络视角,构建了产业同构测度指标,测度了我国产业同构程度;最后,基于网络视角下产业同构程度的测算结果,剖析了我国产业同构空间特征。实证发现:从区域产业同构的时空分布来看,虽然我国两两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程度整体上有所下降,但存在着局部区域产业同构程度较高的现象,且不同区域间与区域内的产业同构差异较大;从方法比较上来看,较传统产业同构的测度方法,网络视角下的产业同构测度方法能更好的捕捉区域间产业技术的相似性,避免高估产业同构现象的发生;从空间关联特征上来看,无论在全局视角下还是局部视角下,临界距离对两种基于网络的产业同构系数的空间关联显着性均有显着地影响。6.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研究。首先,利用关联系数探索分析了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与产业同构度的相关程度;然后,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回归模型测度了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程度;在产业消费关联的方式下,结合产业产品属性与博弈方式,从理论上厘清了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对产业同构的影响机制,并对其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相关系数来看,整体上,本地与周围地区本地的产业同构,与本地及周围地区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相关系数为负相关关系;从产业同构对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的影响上来看,在一定距离内,源地的产业同构度的增加对源地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上升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而源地周围地区的产业同构度的增加对源地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从我国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上来看,在网络视角下,在因消费产生的产业关联下,当两地区同产业产品同时具备替代性与互补性（或独立性）时,受成本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具备信息优势地区的该产业会采取价格欺诈策略（高报价格）获取更多利益,降低另一区域该产业的收益,并通过两个地区的产业价值关联网络,改变区域内产业关联度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度发生变化;当两地区同产业产品具备完全替代性时,则两地区该产业均会采取低价格策略以获取更多利益,逼迫另一地区该产业产品退出市场,并通过两个地区的产业价值关联网络,从而改变区域内产业关联度与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度发生变化。进一步地,当产业在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时,则对产业同构影响越大。基于上述结论,主要有以下政策启示:（1）有效地将信息化、智能化与各产业（特别是传统工业与资源禀赋型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替代产业,增强区域内产业关联,同时增强区域内产业竞争力,降低由经济冲击通过产业关联网络带来的产业波动程度;（2）合理制定人才与产业税收等政策,加强交通基础建设,促进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从而通过产业空间关联网络提高区域间产业关联度;（3）各地区应依据自身的产业优势及其与周围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特征,降低区域间产业同构程度,构建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机制,从而有效促进我国区域间产业网络的建立;（4）国家层面应建立区域产业税收与价格等方面的协调机制,降低由过度竞争通过区域产业关联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同构的负面影响程度。与目前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统一不同时期全国30个地区的产业统计口径,从时间、产业维数及产业关联强度上,确保产业关联结构特征对产业波动与波动衰减速度的影响程度具有更强可比性;（2）目前学者主要集中于探究产业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与总量对省际流量的影响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网络视角,利用基于OD的空间交互模型继续测度了源地、目的地及其周围地区的生产净税额率、劳动报酬率及产业利润率等结构因素对源地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影响程度。此外,还测度未考虑在内的其他影响要素对源地的产业供给引力比重的影响程度;（3）传统产业同构的测度指标主要考虑产值等总量占比,极少考虑产业关联结构的相似性。本文在传统产业同构指标设计思路的基础上,基于网络视角,利用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并依据其特殊数据结构（包含部分增加值为负数情形）,设计基于产业关联网络的区域产业同构化测度指标;（4）目前,关于产业同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关联的影响,很少考虑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对其量化分析更是极少。本文在网络视角下,基于产业的消费关联方式,量化分析区域产业关联（包括区域内与区域间的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陈玉婷[4]（2020）在《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基于《新兴市场大趋势》的翻译实践报告,该书属于经济类型文本,正式程度较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动词名词化结构,而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学者们对名词化结构的分类不能完全解释笔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实践中名词化结构所在的语境以及其与其它词汇的搭配,对名词化结构进行重新分类,并且探讨不同的名词化结构的翻译方法。未来二十年,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密切注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新兴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例如贫困﹑不平等﹑社会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不足。《新兴市场大趋势》一书介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该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该翻译项目的简要介绍,包括源文本和作者的介绍等。第二部分介绍了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第三部分是这篇报告的主要部分,作者讨论了不同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并举例以佐证其观点。第四部分是针对本次翻译实践得出的结论。通常,动词名词化结构可以译为动词或者名词,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动词名词化结构应该译为动词、何种情况下该译为名词。分析发现,当动词名词化结构用作术语或与实义动词搭配时,通常译成名词或名词短语;当动词名词化结构被用在“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中或者与乏词义动词搭配时,动词名词化结构通常被翻译成目标语言中的动词。“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通常可译为主谓结构或者动宾结构,具体取决于动词名词化词语与名词/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
李波[5]（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孙天宇[6]（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卓家兴[7]（2020）在《中外原油期货价格与我国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原油既是重要的能源,又是宝贵的化工原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但是我国在全球原油定价上没有话语权,原油价格的波动严重危害着我国经济安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石油价格的安全,使原油产业链上的企业得到健康发展,推动国内石油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争夺国际原油定价权,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本文以国外成熟原油期货市场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我国上海原油期货价格和我国大庆原油现货价格为研究样本,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析、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建模分析外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及上海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与国内大庆原油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考察我国原油期货市场的运行情况。结果显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与我国大庆原油现货价格存在协整关系,且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对大庆原油现货价格有单向引导作用;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与国内大庆原油现货价格也存在协整关系,大庆原油现货价格单向引导上海原油期货价格。通过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原油期货市场运行效率相比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较低,主要存在缺少交易主体,市场缺乏规范性等问题。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我国原油期货市场,提升我国原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的原油战略以及在原油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金珈印[8]（2020）在《基于聚类分析的中国能耗强度决定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经济増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经济高速増长体现出“高耗能”的特征,资源红利日益消退,能源供给紧张与环境污染双重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能源使用量保持在50亿吨标准煤以下。面对能源资源的巨大消耗、能源供应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本文实证研究能耗强度的决定因素及其节能效应,对实现“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和在国际气候大会上做出的减排承诺建言献策。使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出能耗决定模型,即能耗强度的变化由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解释,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并分解全要素生产率,使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30个省级区域按照能耗强度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划分,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能源相对价格对总能耗强度及煤炭、石油、电力单一能耗强度的影响,即总体和分地区影响。由能耗强度的测度结果显示,我国能耗强度较高地区多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及自然资源大省,而较低地区多是生产力较发达的东部或沿海地区,由能源相对价格的测度结果显示,我国能源相对价格偏高,其各省均值和各年均值都大于1,而单一能源的相对价格中,从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相对价格、煤炭相对价格、电力相对价格,由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测度结果可知,研究样本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规模效率指数较低,其总体均值小于1,根据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省级区域间具有较为明显的集聚效应,Ⅰ类地区除部分省级市呈现分散状外,大体集中于我国的北部地区,Ⅱ类地区位于南方地区,与传统研究中的东中西部地域划分存在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方程总体拟合度较好,价格调控在总体和三类地区中多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与传统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其节能效应不容小觑,应重点突出,即能源价格结构改革作为节能减排的关键手段。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对总能耗强度和单一能源消耗强度的节能效应在各类地区之间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呈现显着负向调节作用,节能效果突出,可作为节能减排的第一推动力和重要推手。部分地区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作用路径相反,究其原因为我国技术进步速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低,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最终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技术进步作为技能第一推动力,效率提升作为重要推手,价格调控作为关键手段,为节能减排实践提供参考。
郭书剑[9]（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刘振华[10]（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原油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材料,其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的相互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一直是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重要课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由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蔓延,国际油价和股票市场出现多轮暴涨暴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增加。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有序发展而频繁出台财政、货币和监管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主体的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由此可见,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孤立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是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股票市场将持续面临国际油价冲击风险。而且,中国经济运行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以及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政策干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原油与股票市场研究体系,构建了“原油价格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股票市场”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市场和行业板块两个维度出发,首先将国际油价冲击分解为原油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然后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SV）模型、波动溢出指数方法、滚动窗口分析技术、混频数据抽样动态条件相关系数（DCC-MIDAS）模型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揭示了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渠道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机制、路径和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和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区制关联,从而理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等角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总结如下:（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首先,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是原油总需求冲击,而原油供给冲击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国际油价冲击影响股市收益提供了渠道作用。原油特定需求冲击会显着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对股市收益起到抑制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又会对全球原油产量、实际原油价格和股市收益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原油总需求冲击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终抬高股市收益。再次,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在经济动荡时期,股市收益对原油价格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更加敏感。（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溢出指数分析显示,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10%-40%范围内变化,其中结构性油价冲击在波动信息传递当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经济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波动溢出指数明显升高,在2008年11月高达36%。溢出网络分析表明,原油供给冲击是系统内波动信息溢出的净接收方,而原油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处于波动溢出的净输出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都是原油需求冲击波动溢出的净接收方。此外,原油总需求冲击和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均会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对股市波动产生溢出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油价冲击传递至股票市场提供了渠道作用。从行业差异来看,与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溢出关系较为紧密的是能源业、工业、公共事业和金融业股市,溢出关系较低的是信息技术业、电信服务业、医疗保健业和消费者常用品业股市。（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具有均值回归特征,其短期成分围绕长期趋势变动。在经济繁荣和经济复苏时期,长期动态相关性保持在低位徘徊,而在经济衰退（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长期动态相关性急剧上升且呈高位震荡态势。区制关联分析表明,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加强两市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而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小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十分微弱。行业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能源业、金融业、工业、材料业和公共事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程度较高,而对原油与消费者常用品业和医疗保健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作用程度相对较小。（4）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又要把握经济政策实施时机,实现适时适度宏观调控,还要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油价冲击,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市场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变化,动态调整投资策略,同时把握油价冲击的行业影响效应,构造差异化投资组合。金融监管者应当重视市场联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向关注市场间风险传递的“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转变,并且适度发挥监管职能,尽力避免直接政策干预,提高风险监测和管控能力,实现金融稳定和效率均衡。该论文有图40幅,表24个,参考文献369篇。
二、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情景演化与节点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波动溢出现实背景 |
| 1.1.2 国际能源市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研究趋势分析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市场波动溢出的相关研究 |
| 2.1.2 尾部风险的识别与测度 |
| 2.1.3 能源市场风险与波动溢出概述 |
| 2.1.4 网络分析方法与情景演化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整体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与情景演化 |
| 3.1 概念界定和理论解释 |
| 3.1.1 研究对象与基本概念界定 |
| 3.1.2 能源市场波动与波动溢出分析 |
| 3.1.3 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性与演化性分析 |
| 3.2 整体趋势下市场波动溢出网络效应的一般测度方法 |
| 3.2.1 市场波动建模及其溢出测度 |
| 3.2.2 整体趋势下波动溢出网络效应测度模型及其性质 |
| 3.2.3 基于溢出网络的情景演化分析 |
| 3.3 实证背景及数据选取 |
| 3.3.1 整体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现象分析 |
| 3.3.2 样本选取与基本数据分析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波动溢出测度与溢出网络构建 |
| 3.4.2 溢出网络分析和关键市场识别 |
| 3.4.3 整体趋势下的波动溢出网络效应分析 |
| 3.4.4 立足情景演化的波动溢出网络效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极端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与情景演化 |
| 4.1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4.1.1 相关概念界定 |
| 4.1.2 极端趋势下波动溢出特征及其网络现象分析 |
| 4.2 极端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测度与网络效应分析 |
| 4.2.1 极端趋势分析模型与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
| 4.2.2 基于藤Copula模型的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构建与情景演化 |
| 4.3 实证背景及数据选取 |
| 4.3.1 极端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现象分析 |
| 4.3.2 样本选取与基本数据分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尾部分析 |
| 4.4.2 尾部分析下的极端波动溢出网络效应 |
| 4.4.3 新冠冲击与国际能源市场极端波动溢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动态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与情景演化 |
| 5.1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5.1.1 相关概念界定 |
| 5.1.2 动态趋势下波动溢出的系列特征分析 |
| 5.2 动态趋势下能源市场波动溢出测度与网络效应分析 |
| 5.2.1 时变Copula模型及其动态波动溢出测度与分析 |
| 5.2.2 动态波动溢出网络构建与网络分析 |
| 5.2.3 趋势点识别下波动溢出网络的演化分析 |
| 5.3 实证背景及数据选取 |
| 5.3.1 国际能源市场的动态变化格局和网络溢出效应 |
| 5.3.2 样本选取与基本数据分析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态溢出测度 |
| 5.4.2 国际能源市场动态波动溢出网络分析 |
| 5.4.3 人工趋势点识别及其波动溢出的情景演化分析 |
| 5.4.4 曼-肯德尔法趋势点识别及其波动溢出的情景演化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测度与演化分析的能源市场节点管理 |
| 6.1 整体趋势下能源市场的节点管理 |
| 6.2 极端趋势下能源市场的节点管理 |
| 6.3 动态趋势下能源市场的节点管理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2）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区域产业关联研究 |
| 二、产业同构研究 |
| 三、区域间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模型 |
| 第一节 产业关联理论与模型 |
| 一.产业关联理论 |
| 二、产业关联模型 |
| 第二节 产业关联网络理论与模型 |
| 一、产业中心度模型与影响力指数 |
| 二、凝聚子群 |
| 三、结构洞 |
| 第三节 区域产业同构化理论与模型 |
| 一、区域产业同构化动因 |
| 二、区域产业同构化测度模型 |
| 第四节 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理论 |
| 一、传统区域间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分析 |
| 二、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分析 |
| 三、网络视角下区域间产业消费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分析 |
| 第三章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测度 |
| 第一节 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特征测度 |
| 一、产业范围的调整 |
| 二、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特征测度模型 |
| 三、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网络特征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的测度 |
| 一、网络视角下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模型 |
| 二、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衰减速度的测度 |
| 一、网络视角下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衰减速度的测度模型 |
| 二、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内产业关联波动衰减速度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特征测度 |
| 第一节 我国传统经济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测度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我国传统经济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子群特征分析 |
| 一、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子群结构特征分析 |
| 二、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洞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我国区域间产业供给引力网络中重要产业分析 |
| 二、影响因素分析 |
| 三、模型建立 |
| 四、我国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网络视角下我国产业同构程度测算 |
| 第一节 我国区域产业同构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区域产业同构化的历程研究 |
| 二、传统视角下我国产业同构程度的测算 |
| 第二节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产业同构化测度 |
| 一、区域产业价值关联网络基本模型 |
| 二、基于网络的区域产业同构测度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网络的我国区域产业同构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视角下我国区域产业同构的空间关联特征测度 |
| 一、区域间产业空间关联分析模型 |
| 二、我国区域间产业同构空间关联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网络视角下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与产业同构的相关分析 |
| 一、网络视角下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空间关联分析 |
| 二、网络视角下产业关联度与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相关程度测算 |
| 第二节 网络视角下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关联的影响分析 |
| 一、模型建立 |
| 二、网络视角下产业同构对区域间产业关联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分析 |
| 一、模型构建 |
| 二、网络视角下区域产业关联对产业同构的影响模拟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1.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writer |
| 1.3 Reasons for selecting the source text |
| 2.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s |
| 2.1.1 Schedule |
| 2.1.2 Parallel texts |
| 2.1.3 Translation Principle |
| 2.2 While-translation |
| 2.3 Post-translation |
| 3.CASE ANALYSIS |
| 3.1 An Overview of Nominalization |
| 3.1.1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Nominalization |
| 3.1.2 Classific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 Transl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1 Terminology |
| 3.2.2 Non-terminology |
| 4.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CES |
| Appendix A |
| Appendix B |
| Appendix C |
| Appendix D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6）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既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一)“安全”和“安全化”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国家”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三)“安全组群”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的阐释 |
| (一)理论内涵阐释 |
| (二)内核结构变量 |
| (三)类型划分及标准 |
| (四)演进与变革前景 |
| 第二章 北极地区关键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安全议程 |
| (二)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政治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二、经济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经济安全议程 |
| (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经济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三、军事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军事安全议程 |
| (二)军事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军事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四、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环境安全议程 |
| (二)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环境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第三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动力及安全态势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提出与内涵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边界的构想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极性分析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地区化动力 |
| (一)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 |
| (二)北极合作机制建设及完善 |
| (三)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安全态势的多层次研判 |
| (一)国内与地区层次 |
| (二)超地区层次 |
| (三)全球层次 |
| 第四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发展前景和挑战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分析 |
| (一)近期前景 |
| (二)中期前景 |
| (三)远期前景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层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现实层面:英国“脱欧”与欧盟“极性”的再确认 |
| (三)实践层面: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中国战略抉择 |
|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 |
| (一)开发并利用北极航道的通道利益 |
| (二)依法且合理开发北极的资源利益 |
| (三)保护北极生态与气候的环境利益 |
| (四)不断探索与认知北极的科研利益 |
| (五)北极治理与国际参与的责任利益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对中国的潜在风险 |
| (一)对中国北极身份的“安全化”塑造 |
| (二)对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可能性威胁 |
| (三)对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实性挑战 |
| 三、中国的北极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抉择 |
| (一)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的战略定位 |
| (二)务实推进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三)长效推动建设新型北极伙伴关系网络 |
| (四)进一步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外原油期货价格与我国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市场有效性和价格发现方面的研究 |
| 1.2.2 期现价格关系研究 |
| 1.2.3 国内外原油期现货价格关系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原油期现货市场发展状况 |
| 2.1 原油的战略价值及价格波动 |
| 2.1.1 原油商品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
| 2.1.2 影响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 |
| 2.2 我国原油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 2.2.1 我国原油现货市场 |
| 2.2.2 我国原油期货市场 |
| 2.2.3 我国原油定价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
| 2.3 国外原油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发展状况 |
| 2.3.1 国际原油市场的供求与贸易 |
| 2.3.2 国际主要的原油期货市场 |
| 2.3.3 国际原油定价体系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期货与现货价格关系的理论基础 |
| 3.1 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及相关理论 |
| 3.1.1 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概述 |
| 3.1.2 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相关理论 |
| 3.2 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及相关理论 |
| 3.2.1 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概述 |
| 3.2.2 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相关理论 |
| 3.3 原油价格的构成理论 |
| 3.3.1 原油现货价格构成理论 |
| 3.3.2 原油期货价格构成理论 |
| 第4章 国内外原油期货价格与我国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
| 4.1 实证模型与方法 |
| 4.1.1 ADF平稳性检验 |
| 4.1.2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1.3 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模型 |
| 4.1.4 Johansen协整检验 |
| 4.1.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1.6 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4.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与大庆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结果 |
| 4.3.1 变量的初始描述性分析 |
| 4.3.2 ADF平稳性检验 |
| 4.3.3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3.4 脉冲响应及方差分析 |
| 4.3.5 Johansen协整检验 |
| 4.3.6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3.7 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4.4 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与大庆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的实证结果 |
| 4.4.1 变量的初始描述性分析 |
| 4.4.2 ADF平稳性检验 |
| 4.4.3 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4.4 脉冲响应及方差分析 |
| 4.4.5 Johansen协整检验 |
| 4.4.6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4.7 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4.5 实证结论 |
| 4.6 实证结论分析 |
| 4.6.1 制约我国原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因素 |
| 4.6.2 原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发挥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5章 完善我国原油期货市场提升价格发现功能 |
| 5.1 加快制定与推行《期货法》以及原油期货交易条例 |
| 5.2 完善我国原油市场化机制 |
| 5.3 适当调低原油期货市场的准入门槛 |
| 5.4 优化我国原油期货市场的交易制度 |
| 5.5 提高市场透明度,规范市场行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基于聚类分析的中国能耗强度决定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能耗强度研究综述 |
| 2.1.1 能耗强度因素分解 |
| 2.1.2 基于C-D生产函数的能耗决定模型 |
| 2.2 能耗强度决定及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 |
| 2.2.2 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 |
| 2.2.3 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 |
| 2.2.4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2.3 聚类分析应用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模型构建 |
| 3.1 基于C-D生产函数的能耗强度分解 |
| 3.2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Maimquist指数分解 |
| 3.3 聚类分析模型设定 |
| 3.4 能耗强度决定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能耗强度及决定因素测度 |
| 4.1.1 能耗强度指标选取及测度 |
| 4.1.2 能源相对价格指标选取及测度 |
| 4.1.3 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 |
| 4.2 省级区域聚类分析 |
| 4.2.1 因子分析降维 |
| 4.2.2 聚类分析结果 |
| 4.3 能耗强度决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
| 4.3.1 总能耗强度实证分析 |
| 4.3.2 单一能耗强度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省级区域聚类分析结论 |
| 5.1.2 能耗强度决定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1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原油价格影响股票市场的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 |
| 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原油与股票市场关系中的作用机理 |
| 2.4 分析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3.3 TVP-SVAR-SV模型构建 |
| 3.4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综合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5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6 稳健性检验 |
| 3.7 本章小结 |
| 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波动溢出指数模型构建 |
| 4.3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综合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5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动态相关性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DCC-MIDAS模型构建 |
| 5.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综合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行业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政策建议 |
| 6.1 政策制定者层面 |
| 6.2 市场投资者层面 |
| 6.3 金融监管者层面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能源市场波动溢出的网络效应测度、情景演化与节点管理[D]. 陈瑾.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网络视角下中国区域产业关联与产业同构关系的统计研究[D]. 张栋才. 浙江工商大学, 2021(11)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陈玉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6]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外原油期货价格与我国原油现货价格关系研究[D]. 卓家兴.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8]基于聚类分析的中国能耗强度决定实证研究[D]. 金珈印.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9]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D]. 刘振华.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4)